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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处理先富与后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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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先富与后富
导读：先富与后富，我们不妨从先富与后富的源头来剖析这个话题，“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邓小平为打破在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平均主义思想，邓小平“先富与后富”的产生有着深远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如何看待先富与后富的关系，先富带动后富，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思路中占据了20多年的一个重要命题――“先富论”，有人对先富带共富的思想产生了疑惑和怀疑，更有甚者认为邓小平的先富带共富思想过时了，针对目前对先富
先富与后富，当老师刚布置这个话题的时候，乍看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和很多同学的反应一样，感觉无从下手。但是，我们不妨从先富与后富的源头来剖析这个话题。“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邓小平为打破在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平均主义思想而提出的一项大政策。但是。由于制度、政策偏差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贫富差距的加大从而导致的两极分化也已经影响到了当今社会的稳定。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可贵之处就是它的与时俱进。因此，作为一项政策，邓小平“先富与后富”的产生有着深远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同时，这项政策也应该随着时代特点的变化而不断改进。下面我们引用华西村快速发展的现实例子来进一步阐述并佐证这项政策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吴仁宝，如何看待先富与后富的关系，先富带动后富
时下，不少人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思路中占据了20多年的一个重要命题――“先富论”，将在“十一五”规划中转变为“共同富裕”的主调。面对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现实，有人对先富带共富的思想产生了疑惑和怀疑，更有甚者认为邓小平的先富带共富思想过时了。针对目前对先富与共富问题的一些不正确认识，有必要进一步厘清先富与共富的真实含义及其相互关系。
先富带动后富，这样的例子并非一个都没有，但现实中更多的例子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的：先富者拥有更好的条件，从而更加富，贫者缺乏如教育和医疗等条件，从而无法富裕起，其实就是贫富分化加剧！！从中国和美国都可以得到鲜活的事实证明。
先富不会自然带动后富。放任贫富分化，那么贫富分化只会越来越严重，而不会自然消失。
从更根本的来说，贫富分化就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富裕阶层的人必然是维护富裕阶层的利益，让富裕去维护贫富者权益，去带动后富者，是??这一点，还可以解释周康夫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很多经济学家没良心？”－－当然马克思的归纳更高明，在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的阶层，必然要求在社会意识上占据统治地位（用我的通俗话说就是资本家的兴起决定了资本家理论的兴起），这是马克思总结出来的社会规律。
吴仁宝 先富带动后富的例子：
华西村是全国著名的先进典型，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始终坚持高举旗帜，坚定正确方向，成为引领我国经济建设、党的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一面旗帜。华西村的成功，华西村的崛起，华西村的长盛不衰，虽有诸多原因，但其中最关
键的一条，就是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脚踏实地，勇攀高峰。在华西村发展的各个时期、各个阶段，华西人在吴仁宝老书记的带领下，始终能够敏锐地把握时代的脉搏，能够找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华西村实际的契合点，坚持理念上的创新，以先人一拍、快人一步、高人一筹的姿态始终走在时代发展的最前列；既不唯书，也不唯上，只唯实，始终坚持一切从华西村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走具有华西特色的发展之路。可以说，华西村的历史，就 一部中国农村、中国农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发展史。
纵观40多年来华西村人艰苦奋斗的历程，我们发现有三条主线贯穿其中。第一是坚定理想信念，坚信社会主义定能富华西，并把这种坚定的理想信念转化为艰苦创业、真抓实干、造福于民的实际行动。第二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定性与因地制宜发展华西的创造性高度统一，使华西村敢为人先，始终走在时代发展的前列。第三是立党为公、甘于奉献，有福民享、有难官当。吴仁宝用人格魅力和表率行为影响和感染一代又一代的华西人，使华西村永葆本色，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需要一大批像吴仁宝这样带领群众致富的带头人。我们向他学习，是要学习在他身上体现出的“华西精神”，一种艰苦奋。 关键的是，贫富分化已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居民消费率长期畸低，投资率储蓄率和外贸依存度长期畸高，中心环节就在于贫富分化所导致的内需不足。贫富分化所产生的巨大压力，不仅在向经济领域传导，也在向社会领域传导。
光阴荏苒，一晃眼“南方谈话”发表已过去20年。的确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所言，“南方谈话”是一份“宣言书”，整篇洋溢政治魄力与决断，但明显对一个问题持谨慎的思考态度，那就是贫富分化，邓小平同志是这样说的：
如果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这主要是谈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问题，不涉及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分化。一年多后的1993年9月，邓小平同志与弟弟邓垦有一次谈话，明确表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大问题”，可谓忧心忡忡。
遵照小平同志“两个大局”的构想，地区发展差距问题早已被摆上日程，这尤其表现在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自2000年1月国务院成立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以来，2000年-2009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从1.67万亿元增加到6.69万亿元，年均增长12%，高于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增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4624元增加到18257元，年均增长11.4%。
但更关键的人际贫富分化愈演愈烈，这在量化反映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基尼系数上有充分反映。197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317，国家统计局2000年公布的全国基尼系数为0.412，已越过0.4的国际警戒线。此后再没有发布过具体的基尼系数，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2011)》的最新说法是“略高”于2000年的0.412，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给出的最新理由是所谓“难以获取高收入阶层居民真实的收入信息”。据世界银行
一项测算，我国基尼系数早已超过0.5。
不只是基尼系数，无论城乡收入差距，还是行业收入差距，我国的数据都高于国际平均水平。
如何缩减人际贫富差距，邓小平同志总的方针仍然是“先富带动后富”。早在1980年，小平同志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我们提倡按劳分配，对有特别贡献的个人和单位给予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也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裕起来。这是坚定不移的。但是也要看到一种倾向，就是有的人有的单位只顾多得，不但不照顾左邻右舍，甚至不顾及整个国家的利益和纪律。”显而易见，无论什么场合，也不论什么原因，先富起来的要照顾左邻右舍，要顾大局和整体，这反映了小平同志对人性的深刻把握。
但总体来看，在缩减人际贫富差距的问题上，小平同志更多是把思考留给了后人，没有像应对地区发展差距那样提出明确的时间表“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只是模糊地表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这是哪一天呢？所谓“将来”，又是多大尺度的将来呢？ 共同富裕的问题确要认真研究。共同富裕不应该是一个静止的终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熊彼特曾指出，资本主义是不断进化的，“稳定的资本主义”的说法自相矛盾。与此类似，共同富裕也应该是不断前进的。一定意义上讲，什么时候实现共同富裕是个假命题，因为动态的共同富裕必定是贯穿始终的。这应该正是小平同志对共同富裕“从改革一开始就讲”的原因。
关键的是，无论什么问题，都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教条出发。我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贡献国，某种意义上讲，共富基础已经奠定。而且先富人群已少成规模，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百万美元富翁家庭的数量首次突破100万户，达到111万户，名列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这从奢侈品消费上也有充分反映，近几年来，我国成为全球奢侈品消费的中流砥柱，世界奢侈品协会2009年就预言：5年内，中国奢侈品市场将达到全球顶峰。 最关键的是，贫富分化已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居民消费率长期畸低，投资率储蓄率和外贸依存度长期畸高，中心环节就在于贫富分化所导致的内需不足。贫富分化所产生的巨大压力，不仅在向经济领域传导，也在向社会领域传导，“维稳”成本急剧上升。据财政部在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披露的报告，2011年投入公共安全领域的预算为6244亿元，比2010年增加21.5%，超出我国亿元的军费预算。
社会主义就是要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进行了不懈探索，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
我们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建设社会主义，一定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比资本主义更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
社会主义的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的根本目标。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个富是人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在1992年，邓小平精辟地把社会主义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
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把共同富裕提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
先富是实现共富的捷径
共同富裕并不等于同时富裕、同步富裕、同等富裕。奔向富裕是一个有先有后、有快有慢逐步实现的过程，要求所有人、所有地区同时、同步、同等富裕起来是不切实际的，必须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共同富裕的构想正是这样提出来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把共同富裕当作同步富裕、同等富裕去追求，容不得出现一点先富后富、多富少富的差别。在个人收入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其结果，只能是同步贫穷、同等贫穷。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打破了平均主义，打破了“大锅饭”，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从而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和各个方面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进而引起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事实证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要让那些通过自己勤劳努力而且有作为的人先富，先富必须依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来实现。在我国现阶段，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实行按劳分配和劳动、资本、管理、技术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必然结果。同样，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要让那些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先富起来。道理很简单，我国是一个大国，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
先富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和手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企业和其他人向他们学习。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就有能力帮助和扶持那些没有富起来的地区和人们，使他们也尽快富起来。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国家就有更加雄厚的物质基础，就可以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贫困地区，加大扶贫开发力度。
强调共富并不是要否定先富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反复强调，要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对共同富裕的强调，绝不是对先富政策的否定，而是同邓小平先富带共富思想一脉相承的。强调先富与强调共富本来就是一致的。我们党从来就是把先富作为实现共富的途径和手段，没有先富就不能实现共富，但先富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共富这个根本目标。
针对“什么时候、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明确提出，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1992年2月，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1993年9月，邓小平又强调，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这都说明，我们党在允许和鼓励先富的同时，
就已经充分考虑到了部分先富后如何解决差距扩大的问题，先富政策成功后必然更加强调以先富促共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理顺分配关系，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已经达到小康水平，正向全面小康目标迈进，特别是因为先富政策的巨大成功，造就了一批高收入人群。但是，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已成为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现实问题。2000年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的标准。10%最低收入家庭财产总额在全部居民财产中所占比重不到2%，而10%最高收入家庭则占有居民财产总额的40%以上。实际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达到5倍甚至6倍。东部最富省份与西部最穷省份的人均GDP差距已扩大到10多倍。
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另一方面，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要通过改革税收制度、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转移支付、切实执行最低工资制度、逐步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等措施，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要努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尤其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逐步减少城乡贫困人口。
与此同时，要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必须坚决纠正凭借行业垄断和某些特殊条件获得个人额外收入的做法；要坚决取缔违背现行法律法规所取得的不合法收入，切实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
我认为，先富与后富最明了的关系就是“先后”关系，由于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原则，我国在当时的实际情况，必然地出现先后富裕的情况。
我个人认为是必然的，在很多西方国家都曾经经历这样的发展阶段，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占世界最大份额，地域宽广的多民族国家，更加是必然的发展路。既然这是不可否定的事实，必须走的路子，如何看待这种关系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呢？我们又应该用什么行动去克服走这条路所遇到的困境呢？我的观点是这样的，首先在上面我已经提及过这是追求更好发展必须的过程，我们的态度就必须去承认这个事实，去接受这个过程，排斥只会让路更艰辛。我们要解放思想，让过去的计划经济成为历史，让平均主义沉睡，让经济发展方式多元化，积极起来。这是思想上的调整，有了这样的思想指导可以说已经为国家的发展贡献了一份力；然后就是我们的行动，就是落实，克服路途困难，走好这条先富带后富的路。
从学生的角度来方言中国社会的现状，大家貌似都在抱怨是因为先富带动后富是导致贫富差距一步步拉大，在当今的网络上这种言论更是占据了很重的地位。社会上也产生了激烈的讨论，官二代和富二代不断出现在风口浪尖更是让大家开始怀疑，怀疑当初走的这条路是否正确。但是，作为二十一世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当代大学生，我们都坚信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们应该坚持走下去。虽然在周围出现了一些不公平，贫富差距的民生问题，这是我们不可否认的。但是，我们国家这些年的经济发展之迅猛，让世界为之震惊。“中国速度”，这是对我们国家这些年发展的极大褒奖。我国在去年超过了日本的生产总值，成为了世界第
二。在二零零八年的金融危机中，我国及时妥善的处理了一系列问题，成为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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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帆●从群体关联和市场对接的角度看， “先富”与 “后富”的差异在成因上应主要源于市场竞争，而不是 “身份”或 “权力”配置差异，在后果上应形成 “先富”对 “后富”的带动机制，而不是 “先富”利用其资源优势挤压 “后富”的成长空间。●市场有序和政府尽责是“先富”带动“后富”的基础要件，涓滴效应和转移效应是 “先富”带动“后富”的两种方式。在社会财富 “蛋糕做大”的背景下，财富分配或者说“蛋糕切分”正逐渐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问题。当前，我国之所以应将财富分配与财富增长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是因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相对拉大，而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取向是 “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如果说 “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为刺激经济所做出的策略安排，而“共同富裕”是中国促进经济增长所追求的终极目标的话，那么“先富带动后富”则是连接“工具-价值”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实践中“蛋糕切分”的不均等意味着“先富”对“后富”的带动机制存在障碍，带动效应尚不显著，这种情形已经影响到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也影响到“蛋糕做大”的合理性、正当性和持续性。在起点公平的意义上，由于禀赋条件和努力程度的差异，不同群体之间存在 “先富”与“后富”的差别是正常的，这种差别通常也是激励人们展开经济竞争的动力源泉。然而，从群体关联和市场对接的角度看，“先富”与“后富”的差异在成因上应主要源于市场竞争，而不是“身份”或“权力”配置差异，在后果上应形成“先富”对“后富”的带动机制，而不是“先富”利用其资源优势挤压“后富”的成长空间。从理论上说，“先富”带动“后富”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实现的：一是市场自生的“涓滴效应”。从要素组合的角度讲，“先富”者通常具有资本动员和集中的优势，而“后富”者通常可以提供劳动力资源。在要素市场有效（特别是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健全）且商品市场拓展（尤其是居民最终消费需求规模扩大）的前提下，“先富”者就具有足够动力将资本要素投向实体经济，由此形成的就业创造将与“后富”者的劳动力资源相结合，资本形成、就业扩展和要素组合效率提升正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不同要素所有者依据各自贡献从“联合生产”中获取报酬，这正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先富”带动“后富”的主导性方式。二是政府作用的“转移效应”。从“发展型国家”的角度看，政府的目标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据此，政府有必要依靠经济手段将“先富”与“后富”的“偏差”保持在适度范围。其原因是，“先富”和“后富”的群体固化或偏差拉大，将会通过影响社会秩序和内部消费而对长期发展产生挑战。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资源在群体之间的再配置来实现“先富”带动“后富”，通过公共产品的相对均等化配置，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与完善等形成对“后富”者的“社会保护”，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先富”带动“后富”的次生性方式。显然，市场有序和政府尽责是 “先富”带动 “后富”的基础要件，涓滴效应和转移效应是 “先富”带动 “后富”的两种方式。这个判断的引申含义是：当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差距渐趋拉大，很可能与体制转轨时期市场秩序演化和政府职能发挥的现状紧密相关。在市场秩序层面，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改善了我国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和生活状态，但不同社会成员的收入和消费改进程度是存在差异的，这意味着生产要素的组合程度和收益切分仍然存在改进空间。例如：民营企业在资本获取、行业选择和税收负担中处于不利地位，而农村劳动力囿于身份转化困难而影响到其职业选择，劳动者也难以依托真正意义上的工会来增强市场谈判能力，这些很容易导致 “先富”者将资本从实体经济领域转向虚拟经济领域，“后富”者的劳动要素与 “先富”者的资本要素难以有效组合。分配制度总是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发展目标相联系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强调 “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可以矫正此前的 “绝对平均主义”，从而在增强激励效应的前提下促进财富增加。然而，当前我国不仅面临着持续促进经济增长的历史任务，而且面临着实现经济平稳发展以及社会正义与和谐的重大使命。为此，必须对改革开放初期的 “非均衡发展”战略进行适宜性调整，从市场改革深化和政府职能转变两个维度来提升 “先富”对 “后富”的带动绩效，依靠 “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包容性增长和持续性发展。一方面，必须加快要素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应赋予不同类型企业相对公平的资本获取权利，切实拓展民营资本的行业进入范围，坚决抑制资本的过度投机化和虚拟化，同时在放松户籍管制的基础上完善劳动力市场，鼓励劳动者以工会等自生性组织开展与资方的对等谈判，以此形成资本-劳动两种要素之间的充分对接和均衡发展。另一方面，必须增强政府在收入分配中的调控职能，尽快改进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和激励方式，促使地方政府的追求目标从 “亲近资本”更多转向 “亲近民生”，同时深入完善税收体制改革，扭转社会财富从 “后富”流向 “先富”的 “逆转移”，增强地方政府对社会成员 （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如果这些举措能得以切实执行，那么经济增长就会产生涓滴效应和转移效应，而 “先富”就能有效带动 “后富”，中国经济也就能够实现包容性增长和持续化发展。（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系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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