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武警的院校
关 于 中 国 武 警 的 院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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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评“裁掉”武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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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韦清风& .
在王忠新先生《百万武警大军应纳入军队体制编制改革》（以下简称《纳文》）论述“裁掉”武警时，中国武警的院校成为论据之一。《纳文》说：“有几十所武警院校。武警的院校分军、副军、正师级，院校也成武警一个系统。其中，三个军级学院、三个副军级学院，包括武警指挥学院、武警工程学院、武警学院，武警医学院、武警特警学院、公安海警高等专科学校；将各省的武警教导队升格为院校后，有23个正师级学院”。
这些年，军队院校有大量压缩和精简，军队一些有名的院校降至副师级甚至裁掉。但武警院校却在大发展，特别是“各省的武警教导队升格为院校后，有23个正师级学院”,
有“几十个教导队升格为正师级军事院校”。这种极不相称的现象难免引起人们的质疑。
这是真的吗？关于武警院校的历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院校教育发展史﹒武警卷》（笔者为该书第一、三章执笔），可供参考。这里仅就王先生的质疑谈些意见。
一、曾经发生过的教导队升“正师级”学校
武装警察或警察部队，属于部队，属于军种。比较警察，在人员构成上有军队的集中性、常备性、机动性和战斗性，否则不能成为警察的后盾。如果说警察是老成持重，武警就是生龙活虎。武警的训练执勤，跌打滚爬，与军队一样，因此武警服役年限低于警察。“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流动性是军队与武警的共同特点。武装警察或警察部队又是警察，比较军队，在勤务和专业上有执法等特点。武警的配置、勤务、管理、指挥，无论是内卫还是边防，都高度分散，点多线长面广，实行分级管理、双重领导并与地方公安紧密联系。因此，武警的部队训练和干部教育，有与军队、警察相同处，又有很多不同处。这就决定了武警的部队训练和警官教育，有很多特殊性，也有特别建设的必要性。
各种专门的院校教育，集中和浓缩了中外古今大量的专业知识。部队训练最便捷、最有效的途径便是院校教育。
在中国，教导队是军队、武警干部训练的初级形式，也有可能是部队院校的萌芽。教导队一般是连级，有的是营级，个别的是副团级。《纳文》所谓“各省的武警教导队升格为院校后，有23个正师级学院”，从连、营级跨越4、5级，“一步登天”，“横空出世”，几乎不可能。笔者对院校“查三代”，还真有这事。但那是20世纪50年代初的特例，到70、80年代时就再没有了。
50年代初，公安部队初建，部队成员80%是文盲、半文盲；部队长期参加“农村包围城市”的作战，对如何维持城市和社会的治安，如何开展警卫、守卫、边防、海防、消防和复杂的群众工作等，对于多数公安部队的干部战士来说，十分陌生。电影《南京路上好八连》反映了这种景象。因此，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关心这支部队的新教育与新训练。1949年10月、11月，朱德在全国第一次公安会议和第一支公安部队成立大会上，连续两次讲到部队的训练，要求把部队训练成政治上可靠，军事技术过硬，熟悉警卫业务的公安部队。周恩来、刘少奇也有重要讲话。根据中央和军委的指示，1950年5月，罗瑞卿为公安部队提出了开展“军事、政治、文化、技术、政策等教育”的任务。同年11月，公安部队党委召开第二次党委会，重点讨论部队的组织和训练问题。罗瑞卿强调，要办学校训练干部；为了办好学校，要有计划地召开专业会议，如警备、政工、警卫、剿匪等会议，为学校的教学和学科作探索；刚开始时，学校办小点；办哪种学校，学什么专业，如学指挥及技术等，都要逐步摸索。12月23日，公安部队党委在北京举行第三次会议，专门讨论办学问题，其中涉及办学层次、训练标准和教材等。会上，副司令员程世才强调“教育要针对我们部队的任务”，并初步提出公安部队管理、指挥和勤务等方面的各种特点。会议确定大区一级办“较正规的、两三百人或五百人的学校”；师级办轮训队，学习两个月左右；团级办轮训班，学习半个月或一个月。
这所谓“轮训队”、“轮训班”，就是当时的“教导队”。各直属公安师、各省公安总队普遍开办了教导队，部分公安团办了轮训队。由于经验不足，部队分散，教导队普遍都不正规。主要表现为缺乏教学计划，教育重点不清楚，分工不明确，各地不统一；时间长的三五个月，短的只有几天，有的根本没训练；训练对象有的是班、排、连干部，有的是营级干部，有的是英雄模范，还有个别保姆。比较正规的，是“正规公安部队”即“公安师”的教导队，能够配置队长、指导员、副队长、副指导员，甚至有司务长、文书等，但教员奇缺，有的教导队仅有1名教员，有的教导队仅有思想包袱沉重的原国民党军教官，只好由队长、指导员等干部兼课。这些，就是个别“教导队”升格为学校的时代背景。
1952年11月，罗瑞卿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培养与提高干部是公安部队建设的关键。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各大军区公安司令部必须建立公安部队干部学校，训练连、排干部、有培养前途的班长和功臣模范，并吸收一部分青年学生加以教育培养，充实机关和部队。这样，就在个别地方出现教导队向学校的“升格”。当时的省公安总队，包括华北6省市，东北12省市，华东6省市，中南8省市的25个总队，另有河北、山西、绥远、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川东、川北、川西、川南、西康、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宁夏、新疆18个省区尚未组成总队的“公安武装”。合共44个省、市、区的公安总队和“武装”，这些部队当时称“地方公安部队”或“二级公安部队”。这些部队的所有“教导队”，没有一个升格为学校。
按照公安部队党委的计划，由“各大军区公安司令部”建立了6所“师级”学校，时称公安部队“军政干部学校”，包括位于北京清河的公安部队直属军政干部学校和华东（上海）、东北（沈阳）、中南（武汉）、西北（西安）和西南（重庆）的5所军政干部学校。其中，由教导队升格的有两所，即：位于西安的西北公安部队军政干部学校，1951年1月建立，由西北公安司令部所属公安第4师教导队改建而成，师长张树山兼校长，师政治部主任林山兼政委，同年4月开学，1953年7月合并到北京“第一公安部队学校”；位于武汉的中南公安部队军政干部学校，1952年5月建，由公安第9、第11、第12师的3个教导队合编而成，校长为公安第9师师长杨树元，暂无政委，后改为“第四公安部队学校”。这就是中国武警史上由教导队升格为“正师级”学校的两个特例。在当时条件下，这还不算最差，毕竟有一些教导队经验，并补充了一批领导干部。
公安部队其余4所学校的情况是：直属军政干部学校（北京清河），建于1951年1月，由公安部队司令部在公安第1师、2师调115名干部“搭架子，做底子”，另派华北步兵学校一批前往支持，校长为公安部队副司令员陈世才，政委为公安部队副政委李天焕，后改为“第一公安部队学校”；东北公安部队军政干部学校，建于1951年12月，由部队抽干部战士组成，校长由东北军区公安部队副司令员谭友林兼，政委为东北公安部队副政委邹衍兼，但学校不大受重视，1953年7月合并到北京第一公安部队学校；华东公安部队军政干部学校，建于1952年6月，在改为公安部队干部学校前已经是公安部队的干部学校，校长由华东公安部司令员、著名军事理论家、教育家郭化若兼，政委王翀为公安第14师政委，后改为“第三公安部队学校”；西南公安部队军政干部学校，建于1952年7月，由西南军政大学川北分校一个青年学生大队与西南军政大学一个参谋训练大队合编而成，校长由西南公安部队司令员鲁瑞林兼，政委由西南公安部队副政委郭林祥兼，后改为“第二公安部队学校”。这6所学校，1952年10月由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名的命令，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某军区公安部队军政干部学校”。为此，各学校有过庆祝活动。此外，这个时期公安部还有5所文化速成中学，24所文化速成小学和1所军医学校，总共约36所学校，虽然都不大正规，但办学热情很高。
这是武警部队院校的第一段历史，正视这段历史，比较80年代后的武警院校，可以给人们很多教益，至少会为后来恢复和发展武警院校感到鼓舞。
二、“各省”武警教导队与“23个正师级学院”
&& 《纳文》说：武警
“将各省的武警教导队升格为院校后，有23个正师级学院”，甚至说，有“几十个教导队升格为正师级军事院校”。这是什么时间的事，王先生没有说明。但在80、90年代和本世纪初的院校历史中，没见到这样的事实。
据笔者所知，这“各省的武警教导队”，最初出现在“文化革命”后期，即“九一三”事件后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的1972年。当时各省独立师“大办教导队”。1973年边防武警恢复，1975年县、市武警恢复，都没有单独办教导队，而是在各省军区独立师、独立团中办教导队（营级）。到1976年底，一些省、市、自治区公安部门恢复武装民警的“训练队”、“轮训队”和教导队，一般编制8人，连级。1977年后，各省公安部门建立、健全省局（厅）“武装民警处”（副师级），恢复“武警教导队”（营级），个别的后来改为副团级。大省教导队编制21人，多数只有10来人，开办训练或集训时临时由局（厅）调派干部和教员。1980年，在重建武警部队的过程中，省公安厅武装民警处所属教导队继续扩大。1982年，大省如四川的武警教导队扩编到60人。此时，有的省自行决定将教导队改称“教导大队”，但无正式编制。1982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重建武警部队通知。1983年初，按照邓小平关于“教育面向未来”及“建警先建校”等思想，武警总部统一规定各总队在教导队基础上改建教导大队，团级；下设学员中队为营级，学员区队为连级。这就是各省教导队“升格”的真相。换言之，教导队的“升格”，是升为“教导大队”，是从连级、营级甚至副团级升至正团级，不是王先生所说的
“正师级学院”，没有“几十个教导队升格为正师级军事院校”。
后来，个别武警“教导队”升格为“正师级学院”，经历了30多年的历程。个别“教导队”（如四川）后来升格为副军级警官学院，则是经历了近40年的奋斗与积累。
还在1983年武警教导队向教导大队发展时，武警总部按照教育正规化的设想，力图向初级指挥学校的方向发展。是年9月，公安部向国务院提出《关于建立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初级指挥学校和专业学校的请示》。月底，国务院批转公安部请示，并向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和国务院各部委发出通知，为约50万人的武警部队提供干部训练经常化、正规化、制度化的学校条件，决定支持一些有条件的教导大队改为初级指挥学校。1984年2月，有16个省、市总队向武警总部报请“队改校”。经总部研究并报公安部批准，第一批“队改校”5所，包括成都、南宁、郑州、呼和浩特和乌鲁木齐指挥学校。第二批9所，包括北京、石家庄、哈尔滨、上海、杭州、合肥、南昌、广州、西宁指挥学校。后来，陆续增加天津、太原、沈阳、长春、南京、福州、济南、武汉、长沙、贵阳、昆明、拉萨、西安、兰州指挥学校，共28所。这些学校全部是副师级，不是王先生说的“正师级”。1995年军委加强对武警部队的领导，武警总部由副大军区级调为正大军区级，各省市武警总队从正师级升为副军级。这时，条件较好的成都、北京、上海、广州4所指挥学校开始办大学专科（1996年增西安、哈尔滨两所专科校）。截止1999年，各省、市、区武警总队下属28个指挥学校，1所水电部队学校，1所森林部队指挥学校，共30所学校，全部是副师级。另在北京、海南岛、重庆、宁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设有5个教导大队、广州有1个警犬基地、黄金部队有1所技术学校等，均属正团级。此外，14个武警机动师有14个教导队，营级。
90年代末，不计入隶属于公安部门的武警学院等，武警总部直属的院校有两所军级、两所副军级学院，各省、市、自治区总队、指挥部等35个学校。几乎是遍地开花，有的条件甚差，有的产生流弊。这种情况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也因此，1999年全军院校調整时，武警总部实行調整，决定重点发展11所院校。2000年跨世纪，虽面对全国办高校的热潮，但鉴于军事院校调整的经验，军委和武警继续调整武警院校，将开办大学专科教育的成都、北京、上海、沈阳、西安、广州指挥学校和位于北京的特警学校和改为学院。除特警学院调为正师级外，成都、北京等6所指挥学院“等级不变”，仍是副师级，仍然没一个“正师级学院”。《纳文》只说“武警的院校分军、副军、正师级”，不肯承认“各省”大量的武警院校在长时期中是副师级和正团级，不知是何用意。
直到2006年，武警总部在天津召开院校体制調整工作会议，成都等6所指挥学院才由副师级调为正师级。同时，撤销天津、长春、南昌、南宁、贵阳、兰州等指挥学校，将任务调到北京、哈尔滨、武汉、广州、成都、西安指挥学院，水电、森林等部队的指挥学校合组警种指挥学院。武警学校由35所减少到27所，2015年减少到14所。巧的是，50多年前6大地区有6所正师级学校，50多年后大致仍是6大地区有6所正师级学校。这与其说是升格，还不如说是恢复。其实，这是泱泱大国地区结构、城市结构、民族结构特别是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形势下各种因素所造成的局面，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当然也是军委和武警部队院校布局和改革的结果。不同的是，50年代的6所学校草草初创，一度承担过文化速成学校任务，扫盲，办小学和中学，50多年后，这6所正师级学院已经在培养大学本科生和专科生。武警部队终于告别了对具有高中学历的学员进行中等教育的低层次和重复教育。
总之，从1977年“各省”武警恢复教导队算起，经过近30年的奋斗和积累，经历了教导大队、指挥学校和指挥学院各个阶段，也才只有6所学校恢复到正师级。王先生所谓“将各省的武警教导队升格为院校后，有23个正师级学院”，所谓“几十个教导队升格为正师级军事院校”，与实际情况相差太远了。
三、关于武警院校“也成一个系统”
《纳文》称：“院校也成武警一个系统”。武警“百万大军”，自成一个“系统”，编制越来越大，装备越来越精良，将军越来越多，已经受到王先生的质疑，现在有那么多军级、副军级和“几十个”正师级学院，也“成武警一个系统”，自然要问“到底要干什么”！如前所述，因毛泽东曾表示“从来不赞成”搞国防军和公安军这“两套”，武警的“系统”曾经是敏感、忌讳的“禁区”。经70-80年代真理讨论，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种种禁区打破，也包括了武警的禁区。此后，中央在各种场合例如节日祝词中都是解放军、武警部队、公安干警和广大民兵并提，武警早成了一个“系统”并得到上上下下的公认。现在讨论这个“系统”特别是院校“系统”，似乎对一部分思想不够解放甚至还将“禁区”当成宝贝的人们有一定意义。
何时开始有武警院校“系统”？是50年代和60年代初，是“毛泽东时代”。如前所述，1952年10月毛泽东为公安部学校命名，公安部队有6所干部学校，5所速成中学，24所速成小学和1所军医学校。36所学校，成了一个“系统”。这是当时公安部队繁重的训练和教育任务决定的，也是毛泽东亲自承认和支持的。1950年，公安部队司令部设军训处。6所干部学校、1所军医学校和一批短期的、旋起旋灭的速成小学、中学，统由公安部队和各大区公安部队司令部管辖，实际工作由公安部队司令部军训处负责。1954年秋，公安部队副政委导李天焕等亲自主持全国公安部队师（总队）、团、营干部“业务训练教学法”集训（340人参加，历时36天）和1956年春夏之间全国公安军学校“业务训练教学法”集训（146人参加，历时3个月），统由军训处具体负责组织实施。这两次大规模集训，对于公安部队训练和教学的正规化，对于贯彻《共同纲领》关于公安部队实行“统一的训练”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随着军校的发展，1955年底，公安军司令部在军训处之外设军校处。1955年公安部队4所军政干部学校，统一番号为第1至第4公安部队学校，后又改称公安军学校；另有内卫、边防预备学校、军医学校等。由于各校教学不够正规，制度不够健全，管理不够严格，教学质量上不去，1955年11月国防部训练总监部和总参谋部先后检查，提出严厉批评。公安军党委立即召开第二次学校工作会议，各学校召开党代表大会，进行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制度上、教学方法和正规化建设上的整顿，提倡尊师重教，树立以教学为中心的思想等。同时决定，在公安军司令部编制院校工作管理机构即军校处。军校处成立后，按照院校工作会议精神抓落实，抓学校编制和训练任务的调整，抓训练计划和纲要的制定与实施，组织和实施统一的国家考试，编写公安内卫和边防教材等。显然，军校处和军校“系统”的建立，对于当时公安部队和武警部队的正规化建设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57年公安军改革，大量部队转入武装警察，公安军司令部改成的总参警备部撤销军校处，仅保留军训处。1962年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时期，也只恢复军训处，全军和武警的军校系统都岌岌可危。
何时没有武警院校“系统”？“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与毛泽东反对搞“两套”有关，也与毛泽东批评“照搬苏联”有关。本来，毛泽东曾在1949年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主张，“必须一边倒。﹍﹍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1949年后，苏联向中国派来上万的顾问，公安部队中也来了一批顾问，其中一位叫拉古申的专门负责公安部队院校。1956年苏共20大特别是1958年中国“大跃进”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渐行渐远。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批评“规章制度从苏联搬了一大批，害人不浅”，“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全国解放后，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七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6月，他又说“现在教条主义者主张抄苏联，请问苏联当时是抄谁的”。看来，苏联当时抄了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虽然毛泽东说过军队中“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但毕竟“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于是军中大反对教条主义。刘伯承、萧克、谭政等首当其冲。公安部队学校也反教条主义，其极致之举是贯彻执行军委《清理外国军事书籍资料的通知》。“苏军的东西一概没收，外国的东西也一概没收”，苏联和其他外国的军事理论书籍、资料，除马、恩、列、斯军事著作和军委、总部规定在一定范围内阅读的书籍以及在教学中作为敌情研究的外军资料外，其余所有条令、条例、教范、教程、教科书、教学法、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材、教案、讲义、讲稿、作业指导案、战史、战例、规章制度、军事论文、参考资料、笔记等，一律收缴。公安部队1960年以前颁发的训练大纲，1963年编写的业务教材和原公安部4局、省公安厅、省民警总队、高级民警干校和第2民警干校所编写的教材、教案、翻印的有关公安业务资料，也一律收缴。大批书籍销毁，出现新时代的“焚书”。这被说成是“真正做到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彻底肃清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的重大革命措施”。到“文化大革命”时，军队的收书、焚书运动已波及地方，成为“红色恐怖”的组成部分。笔者当时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研究生，亲见科研大楼烧书的明火与浓烟。在实现“以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读毛泽东著作的过程中，公安部队的学校越来越少，1966年7月时已经一个不剩。学校“系统”连同部队“系统”一起，都如王先生所说，“走进历史”。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年秋，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何时恢复武警院校“系统”？当然是在武警部队恢复后的80年代。随着武警总部建立直属专科学校（后改为武警指挥学院）、武警技术学院、卫生学校（后改为武警医学院）、水面舰艇学校，特种警察学校（后改为特警学院）等，特别是各省市区教导队升格为教导大队，有条件的教导大队升格为初级指挥学校，又出现了武警院校“系统”。1983年1月恢复的武警司令部，一开始就设置训练处和院校处主管部队的训练和院校教育。到90年代，武警部队有总部直属4所学院（正军级的指挥学院、技术学院，副军级的医学院和正师级的特警学院）和北京、沈阳、上海、广州、成都、西安6所副师级指挥学院，天津、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长春、哈尔滨、南京、杭州、福州、南昌、济南、郑州、武汉、长沙、南宁、贵阳、昆明、拉萨、兰州、西宁、乌鲁木齐、森林、水电等23所副师级指挥学校，共33所院校。为此，武警总部司令部的训练处在1995年改为训练部，院校处在1995年改为院校部。这些经由国务院和军委批准的院校及其主管机关，形成一个“系统”，当时应该是合理的。
顺便说，《纳文》列举的“三个副军级学院”中，没有提到武警警官学院。这说明王先生还是不太了解武警部队。这个学院的前身，是1950年西南军政大学川北分校的一个训练大队。1951年奉邓小平指示在川北军区中分建西南公安部队司令部时，经川北军区政委胡耀邦之手，将这个训练大队改编为西南公安部队教导大队，后在重庆与原西南军政大学总校的参谋训练大队合组成“西南公安部队军政干部学校”。1954年改为公安部队统一领导的“第二公安部队学校”。后来四川和西南地区的部队院校也受到严重干扰与折腾，四川和重庆地区的武警学校与部队一起，“交来交去”，有时剩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干部学校”，有时剩个“训练大队”、“教导队”或“教导大队”，直到1984年恢复正规办学，建立成都指挥学校。成都指挥学校以天府之国的良好环境，四川省委、省政府及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武警总部与武警四川总队的积极经营，先后开办拉萨、昆明、贵阳分校，最后与各分校合并。经十年奋斗，于1995年办大学专科，再经15年奋斗，于2011年升格为武警总部直属警官学院，副军级，本科，全国招生。到2016年，这个学校已有66年的历史，是武警院校中历史最长的学校之一。武警警官学院的历史，是武警办学的一个例证，也是武警建设的一个例证，证明王先生所说武警成立的“仓促”和“慌忙”，实在没有多少根据！
部队的教育和训练是大课题，学校比较多，便不能没有“系统”的指导、管理和监督。这在国外，并不是什么问题。意大利宪兵10万人，设宪兵学校6所，其中一个为院校旅，一所军官学校，一所士官学校，3所宪兵学校（含宪兵、通信、骑兵、水下、警犬及射击等训练中心等）。比利时宪兵2.2万人，设皇家宪兵学校并附属一所特种学校，开设从初级到高级的训练课程，培养军士、高级军士和军官。奥地利宪兵军官必须是大学生。大致说来，国际上的武警院校，数千至数万官兵便有1所或多所学校。外国警察部队和宪兵学校，亦有其领导机关或首长。例如泰国13所警察学校有国家警察厅直属的教育局负责领导与管理；法国内政部设人事训练部主管宪兵和国家警察的训练与教育；前苏联内务部设院校和科研机构，负责领导和管理内卫部队、边防部队16所高等学校和一批中等学校，并培养学士、副博士、博士。
中国的民国年间，因为只有一所宪兵学校，各省保安团队的团务学校由各省举办，故没有形成院校“一个系统”，宪兵司令部也没有设学校管理处。但是，宪兵学校受到高度重视，有中将甚至上将兼任学校校长。1936年至1947年，宪兵学校校长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上将兼，学校教育长先后由宪兵司令（中将）谷正伦和张镇兼。直到1947年，才有宪兵司令兼任的校长和专职的少将教育长。学校具体事务，则长期由少将副教育长和上校教育主任等负责。民国时期武装警察的学校教育，与美国、日本的模式接近，是很受重视的。
当今中国武警系统，学校是否多了？有的学校是否与国民教育重复？人员是否还应精简？院校是否有腐败？院校的腐败表现有何特点？都是应该研究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武警建立和恢复期间，也许还没有来得及深入思考，由此引起和派生各种问题，过去、现在和将来都难免引起批评。究竟应该如何改，笔者只能寄予期望。
《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1362页、1370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第3卷31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第3卷37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
范硕等：《叶剑英传》第515-51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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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武警绍兴支队勤务中队代理排长兰明彪
　　从新兵连的倒数第一名，一跃成为多项考核名列省武警总队第一名，再至成为全国武警部队的优秀教练员……他就是省武警总队绍兴市支队勤务中队代理排长兰明彪。入伍9年来，他连续5年担任全总队的队列教员，并被提名为全军军事训练标兵，是绍兴支队乃至全总队的“兵王”。
　　日前，在武警绍兴市支队教导队，记者见到了正在参加集训的兰明彪：肤色黝黑，精干内敛，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总队又要举行比武，我们正在抓紧准备。”刚从训练场上下来的他，训练服上布满了汗渍。
　　兰明彪刚走进军营时，1.76米的个头体重达85公斤，训练根本跟不上进度。最让他难忘的是，新兵连第一次跑3000米时，他因为倒数第一名而“一举成名”。
　　兰明彪意识到自己军事素质薄弱后，没有灰心丧气，反而以百倍努力投入训练。连队每晚熄灯休息前，他坚持做200个俯卧撑、200次收腹、200次蛙跳；吃饭、走路、跑步时腿上捆着5公斤重的沙袋……功夫不负有心人，3个月的新兵连结束时，他轻了15公斤，身体素质也明显提升，军事训练考核全连第一名，并被选拔到支队反恐集训队。正是凭着这股韧劲，兰明彪先后在支队和总队的军事训练比武中，多次获得个人第一名的好成绩。
　　兰明彪所在中队的名气越来越大，但是训练后进者也不少。于是，兰明彪开始了新的思考：能不能通过创新教学来提高中队的整体训练水平？此时，正值新《军事训练与考核大纲》颁布，兰明彪被选派到总队学习刺杀基本动作。
　　“拿突刺动作来说，别人定一节课，我就定两节课，直到手臂肌肉抽筋才停下。”兰明彪回忆说。正因如此，他以优异的考核成绩成为“十佳学员”和总队刺杀科目的教练员。回到支队后，他负责组织刺杀示范班，并由此成为支队的“武教头”，将支队的训练水平提上了一个新台阶。
　　总队军事训练比武还在积极准备中，教学法比赛又接踵而至，重担自然又落在了兰明彪的肩上。他每天7时到21时全程跟训，21时后独自坐在电脑前，对着书本学打字和做PPT教案，直到凌晨2时后才休息……就这样，连续90多个日日夜夜的辛勤付出，让他不仅在总队的教学法比赛中名列前茅，还获得武警总部“优秀教练员”称号。　记者 廖小清　通讯员 罗向团 邵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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