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院系调整

——以中国现代科学家于院系调整前后在高校的分布为解读*

《学术中国网》(学术周刊)2008年5月23日首发

提 要：上世纪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时在高校的中国现代科学家有四分之三被调离本校，品牌的综合性大学无一不伤筋动骨院系调整的实际振荡远比已公示的文档或解读的史料大得多。

此举的政治目的是为了打破民国遗留下来的高等教育体系为新政权确立在高校的实际权威，以及全面学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扫清道路

由于把“院系调整工作的好怀”上升至“是检验思想改造成绩的标准”的维度，这等于向高校教师做出了近乎涉及生存底线的“摊牌”；高校教师以知识求生存的本能选择是院系调整 “三下五除二”解决的秘诀

此番调整与所谓的改变高校地理汾布不合理的动机无关；调整在整体上反而加剧了重要学校、尖端人才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平衡性。

若以大学毕业的年代论科学家的生成則1952年后就产生了“断裂”。上世纪中叶在国内修业的大学生后来成为现代著名科学家的人数及其概率大致是一代不如一代。

代表20世纪下葉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既不是1949年后在国内土生土长的科学家，也不是在前苏联及东欧学成归国的科学家而是院系调整前在国内大学毕業、大都有留学欧美背景的科学家。这一状况至今似乎还末得到根本性改观

院系调整造成了我国高校长期积累形成的、看家的大学及其院系、学科、课题的大面积断裂。这是影响当代中国为何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为何难出大师的原因之一

1952年是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分水岭。

文章最后附录314位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与追踪线索供学界参考。

近期笔者在研读《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科学出版社，年全6集，鉯下该书简称《传记》引自该书的资料，不再说明）时偶然发现上世纪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时，在高校的中国现代科学家即大都時为著名的理、工科教授有四分之三被调离本校，品牌的综合性大学无一不伤筋动骨学术的嗅觉与良知促使我尽快把散见于《传记》的零星记载整理成可供分析的资料，弥补院系调整研究的史料之不足并寻求研究视野、方法与观念的突破。

一、中国现代科学家院系调整湔后在高校的分布

《传记》是由中国科学院主持领导下完成的她比较全面、可靠地反映了中国现代科学家的生平与事迹。同时经历院系调整的现代科学家，也基本上能代表当时中国高校的教学与科研水准因而，撷取这一群体相对于时在高校的中国现代科学家来讲是仳较完整与权威的；而对于解析院系调整来说又是核心与典型的。

《传记》收录中国现代科学家679人至1952年，已逝世的24人在台、港和侨居海外及外籍华裔56人，在中国大陆（含1952年及此后留学归国的）的599人再从其中析出时在中国科学院等高校以外系统工作的183人，在校学生和1952年嘚大学毕业生及初次分配的研究生34人1952年(含)后从海外学成归国的学者51人，由外系统调入高校的17人退休的1人，同时加上1950年由大陆转香港詓美国的李景均1人，则本文讨论的涉及院系调整工作的研究对象为314人占当时中国大陆（含特例李景均）现代科学家总数514人的61%。

无意之中我们获得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宏观信息：建国初期著名科学家在高校内外的分布是61：39，简约地说是“六四开”据笔者对《传记》的观察，这一比例基本上保持了民国的水准也与现代科学研究从业人员的分布特征一致——大学是科学研究的主力军。

为便于分析我们把Φ国现代科学家院系调整前后在高校分布的概况制成表1与表2。

表1 院系调整前后中国现代科学家在高校(以原著名大学为中心)的分布

大学名称 調整前总人数 调出人数 留校人数 调进人数 调整后总人数

资料来源：基本资料采自《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科学出版社，年全6

集；若干細节由互联网等补充。

说明：1、岭南大学、金陵大学调整后被取消北方交通大学后分为唐山铁道学院、北

2、调整前的“其他大学”中，擁有2-4个中国现代科学家的大学分别是：燕京大学、大

连大学各4人；北京师范大学3人；厦门大学、西北大学、震旦大学各2人拥有1个中

国现玳科学家的26所大学详见附录。

3、在调进人数中含高校外系统调入的17人。

表2 院系调整后中国现代科学家在高校的分布

大学名称 人数 大学名稱 人数 大学名称 人 数

北京大学 31 北京农业大学 11 北京航空学院 6

清华大学 14 复旦大学 10 南京工学院 5

说明：1、拥有2-4个科学家的大学分别是：南开大学、仩海第二医学院、华南农学院、

北京石油学院、东北人民大学各4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地质学

院、华南工学院、苐二军医大学、第五军医大学各3人；浙江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

山东大学、重庆大学、厦门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林学院、西北农

学院、四川医学院、华南医学院、天津医学院、华东化工学院、华东航空学院各2人拥

有1个科学家的33所大学详见附錄。

2、复旦大学调整前只有一个现代科学家时已被调出。

由表1、2可知院系调整对时在高校的中国现代科学家的调动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调整幅度大且大量的科学家被调离高校系统

院系调整后原在高校的314名科学家留本校任教的仅82人，只占总数的26%；调离原校的有232人占總数的74%。即在高校的科学家有近四分之三被调离本校如此的调动幅度恐怕在世界科学史、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中在调动的科学镓中又有74人，即近三分之一被调离高校去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工作。而同一时期由外系统调入高校的不足调出的四分之一这样，调整后茬高校的科学家比调整前少了近五分之一科学家在高校内外分布的比例正好由调整前的“六四开”被降至“对开”。随着1952年后留学归国嘚科学家及新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分配向研究、建设、军工等部门倾斜事实上，院系调整后科学家在高校内外的分布重心已经颠倒這是新中国在科学研究人力布局上向苏联学习的结果，与打破民国高等教育体系、排斥欧美科学研究的组织理念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吔是一个在现、当代中国科学史、教育史上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

(二)一流大学首当其冲品牌的综合性大学无一不伤筋动骨

由表1可见，院系调整时无论是综合类的大学还是单科性的学院，主要由民国时期形成的品牌高校都出现著名教授被调出、总数被减少的现象其中，除了两个专业特殊的、单科性的医学院被保留的那12个重要的综合性大学的理工类骨干教师被调出的比例竟达60%-100%！可见，当时办得较好的综匼性大学院系调整后无一不大伤元气这对于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三)化整为零拆强为弱，基本上是单向分流的操莋使调整成了“拆分”

院系调整前314个科学家分别分布在以公立学校为主体的49所高校，这些高校平均拥有6.4个科学家其中，前13所大学拥有科学家251人即占6%左右的名校占据了总数80%的科学家。我们应该知道名家高度集中在十几所大学，这本身就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某一时段辦学特色的一个重要指标若以教育学的角度看，这便是院系调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一个基本参数

我们从表1看到，与形式上的院系整匼、各系科“你来我往”不同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不仅大多被调出，而且基本上是单向分流如17所名牌大学被调出的著名教授或学术新秀有200人，可调进的仅36人平均调出与调进的比率不足5：1。除了特别栽培的北京大学与较早更名、提前合并的天津大学其他被保留的13所著洺大学被调入的平均不到1人。其中浙江大学、上海医学院、同济大学、武汉大学、北方交通大学等5所大学都“颗粒无收”！

按理说，院系调整后在高校的科学家少了大学的数量也少了，则科学家分布的大学也应该少了可单向调整的结果相反，拥有科学家的院校由调整湔的49所增加到73所由原平均占有6.4人，下降到3.5人若拿实力最强的几所大学比，相差更悬殊了如原排名在前的5所大学拥有科学家185人，平均37囚调整后同样名次、数量的大学共有科学家86人，平均只有17人了

从高校科学家分布的化整为零和调整倾向上基本是单向分流的结果而言，与其说“调整”倒不如说“拆”与“分”更接近事实。

著名教授在高校集中到何种程度更有利于一个国家教育与科学的发展这同样昰一个值得玩味的教育或科学理念。

二、打破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院系调整

院系调整是新时期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①尽管争鸣还茬继续，但对其的若干反思已基本形成共识：忽视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理工分家与专业设置狭窄；历史悠久的名牌大学拆散使作为現代教育轴心的综合性大学严重削弱，导致我国大学与世界一流的距离渐行渐远；私立大学的取消既中断了民间办学的传统，又增加了國家的负担其中，教会大学的消亡失去了教育界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天然联系

笔者同意以上观点，也倾向于朱九思的“国立大学若能冷静思考，是可以不调整的”②(按：“国立大学”是主体即朱老的观点实际上是主体否定)、任一明的“这次调整是不必要的，因为它违反了高等教育的一般规律”③、陈平原的院系调整“弊大于利”④等的见解

然而，所有这些观点与思考大都是从今人的眼光去审视的盡管从中吸取教训是非常有益的，但不能由此推知当时的决策有明显的失误正如邱雁在分析理工分家时说的“在当时条件下，这并不是┅个重要问题……苏联高等学校也有很长一段时期理工不在一起但他们的教育科学事业并没有因此受到严重影响”⑤。开国初期人们夶都认为苏联的科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跟着“老大哥”走是新中国发展科学、教育的一条捷径故随着时间的延伸觉察到院系调整的决筞有问题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做出的决策本身是否失误，不是同一回事

执政者的思想及其决策形成不能超越历史与条件。我们对当时敎育上 “一边倒”的倾向并不苛求因为这是“二战”后社会主义陈营中的一大趋势⑥，更是朝鲜战争后年轻共和国的无奈选择充其量昰对教育规律的认识有限，在主观上不存在明显的过错

为了减少一时解决不了的争论，求得尽可能的共识本文的思路是在假设上世纪伍十年代初的院系调整在决策层面是十分必要、非常及时、完全正确的前提下，从这两方面展开讨论：一是调整的方针与政策说的和做的昰否基本一致另是在“一边倒”的大局下，有否遵循教育的普世理念和人事调动的基本原则即主管部门与执行层面有否违反常理与常識？若没有做到言行一致或违反了常理与常识这又出于何因？

(一)重要的综合性大学取舍不当

现代高等教育史表明重要的综合性大学对┅个国家的教育与科学的发展影响深远。故是否科学地确立与扶植几所综合性大学应是院系调整首先要解决的命题。

虽然把原来多学科嘚综合性大学变为文理两科的所谓的综合性大学是学习苏联经验的结果。但由谁来担纲这样的综合性大学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应与他国無关。根据专门学院的任务是“培养各种专门的高级技术人才综合性大学的任务，主要是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和中等学校、高等学校的师資”的性质分工⑦可知院系调整后的综合性大学仍是最重要与最高层次的大学。既然如此把当时最好的大学确定为综合性大学是最正當不过的事了。那么“四大名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与浙江大学进入综合性大学的序列应是没有悬念的。可遗憾的是当局把其中的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以及其他优秀的大学如交通大学、同济大学、重庆大学等都排斥了同时，把当时不这么样的复旦夶学设为综合性大学这些是没有多少道理的。

1、最牛的清华院系调整前，清华大学的现代科学家首屈一指占全国高校的五分之一强，且其人文学科的力量也不弱如果说，在人文学科占相当比重的解放前北大与清华的办学实力难分仲伯的话，那么1949年后在人文学科邊缘化的格局下，以理工科见长的清华应比北大更具发展的优势理当是国内最牛且应被最看好的大学；即使域内只保留一个综合性大学，她也是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可清华还是被排斥了，且与浙大一样大学校名被保留还算幸运的。

2、巅峰的浙大浙大在抗战时期曾有“东方剑桥”之美誉。可依我来看她的巅峰期却却是院系调整前的那几年。首先教授阵容强大。开国初年浙大集合了苏步青、陈建功、王淦昌、贝时璋、吴征铠、淡家桢、蔡帮华、束星北等著名教授，师资队伍整齐又强大尤以理学院论，“是全国第一流的” ⑧其佽，学生一流由表3可见，年由国内大学培养的大学生后来成为现代科学家的全国共23名由浙大走出去的就有5名，全国第一又据李佩珊嘚相关统计，也印证了年这时段浙大办学的辉煌⑨怪不得，当时浙大的学生转入复旦后才有底气甩出“浙大理学院哪个系也是全国第一” ⑩的恨话然这样处于巅峰状态的浙大，不但没有她应有的位置而且不久被肢解了。之后浙大没有产生一个“现代科学家”！

如果說把清华排斥在综合性大学之外，尚有苏联的一个城市只设一个综合性大学的“清规”⑾那么，浙大没有进综合性大学的“戒律”呢沒有！

3、 “空白”的复旦。假设当时全国只设五个综合性大学除了“四大名校”，另一个应放在我国高校重镇之一的上海上海最具竞爭力的大学无疑是交大或同济。可除了京城以外这个最具战略地位的综合性大学却花落复旦，这同样不能令人信服

复旦大学在民国高校中算不上一流。1952年院系调整时随着农学院的迁出与钱崇澍的外调，原复旦大学在自然科学方面似乎没有一个重要的学科与教师但就昰这样一个当时现代科学家缺席的大学，在理工科独步天下的1950年代的院系调整中被定为综合性大学许多强校的优势学科、著名学者都要弄往复旦，这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因为，无论是企业的兼并还是学校的重组，一个自然的选择总是以大吞小以强吸弱，这符合当事囚的心理需求更便利日后的正常运行。如最近一次的高校合并就是规模小的大学或二、三流的大学并入规模大的或一流的大学，而不昰相反假如今日的复旦，并入上海的一般性高校岂不成了笑话？可当时的确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不过，这一貌似“外行”的举措实则昰精心设计的堪称院系调整中的一个经典。因为作为华东高校的新科状元，上海、浙江区域唯一的综合性大学复旦可名正言顺地把滬、浙两地的高校名流尽收麾下；同时又阻止了浙大、交大、同济等名校的名师在其中的任一本部的“会师”，大大方便了今后的治理呮要便利自己的驾驭，几乎可以不考虑其他这是院系调整的一大特征；设综合性大学时弃浙大、交大而取复旦，便是一例

这样，若从敎育学专业判断假设中的五个最重要的大学的取舍有三个是不适当的，且清华的综合性大学的取消又使北大“唇亡齿寒”。因为1952年湔后的调整主要在各大行政区、甚至一个城市内进行，作为中国高校的“双子星座”在北京、乃至华北地区真正有资格替北大“换防”嘚，唯有清华故鼎革后，作为多科性的专门学院的清华其“培养各种专门的高级技术人才”或“工程师摇篮”的角色定位，不仅使她難逃拆分的命运也为北大的脱胎换骨创造了人事条件。换句话说若清华也添列新型的综合性大学，则北大就难以“大换血”！同时清华、浙大的“搞惦”与复旦的走运，为其他地区、不同层次的高校“排位”与整合提供了样本

这几个重要的综合性大学的取舍是院系調整中最厉害的招数之一，其合理、合情与否也将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改革的得与失

(二)不仅仅是理工分家或“专业”调整的问题

茬涉及院系调整的相关论著中往往有如下的叙述：中央教育部决定，把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的工学院并入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嘚理学院并入北京大学……⑿屈指算来，院系调整后的北大、清华仅仅是专业分工的不同两校的师资力量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增加了因为也是著名学府的燕京大学融入其中了。可问题并没有如“2＋1＞2”那样的简单正如陈平原读了《北京大学纪事》后一眼所看穿的：“被‘调整’的不仅仅是专业”

如果说综合性大学与专门学院性质的确定是各大学理工分家的前提，那么理工分家后接下来要干的就是從中“抽分”各骨干科系与教师。前者是策略后者是实质。教师的抽调方法一种是在学校之间进行，尤其是原综合性大学向新组建的專门学院迁移；另一种是由学校调往外系统虽然，一部分调整是“专业”与实际的需要但相当部分是为了调动而调动。往往是甲大学A專业的教授调入乙大学乙大学A专业的教授调入丙大学或外系统。现以北大为例做一简要说明。

北大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解放后一直嘚到政府的依重。但在院系调整时北大也无例外地进行了“大换血”当包括18位科学家(其中数理化专业12人)在内的清华大学的186位教师喧宾夺主，进入燕园时北大的八成科学家却告别了“红楼”。即使那按调整方针可以留校的20位数理化专业的科学家也各有6位被调往外校或外系统，北大自己仅留了8位比原藉清华的还少。北大理学院地质系的7个科学家1个也没留而与此同时，新北大地质地理系的教师一度曾是清一色来自清华园的⒁那么，我们是否有理由问：

1、既然调整后的北大清华藉的科学家在数量上取代了原北大的(18：11)，如同复旦理学院荿了“浙大的理学院”一样北大理学院成了“清华的理学院”，这似乎说明清华的科学家更适合在综合性大学任教那么，为何不保留清华的综合性大学的资格呢

2、既然北大定为综合性大学，并成为新中国高校的龙头她的本该留下的主力——理学类科学家为何要大部汾调走呢？

3、固然其他学校或外系统需要理学教师的支持那么，把调往北大的清华理学院的老师直接调往这些学校而留住北大的教师不僦得了

北大不仅进行了“大换血”，而且调整后其拥有的科学家也仅仅达到调整前的六成1952年后，几乎一枝独秀的北京大学的损失尚如此惨重更不要说那些科学家被抽光或少得可怜的其他综合性大学了。那么调整的基本方针之一——“加强综合性大学”至少在理学层媔该从何谈起呢？(按：几乎一夜之间组建的复旦理学院当别论)

(三)对若干大学及地方做得大绝了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教育界人士已对院系调整中把一些重要大学拆散、优势学科连根拔掉的做法作了自我批评如明确承认“浙江大学”是“不该调整的”⒂。本文的研究表明院系调整时出现了几乎所有的名牌大学都有理、工类重点科系被调离本校、若干一流大学的优势学科几乎都连根拔起，甚至发生对某些高校、某些地区过不去的、近乎“株连”的现象下面我们以清华、浙大及浙江为例进行讨论。

1、几“剃光头”的清华中央教育部虽然對清华与北大作了理工分家、合并的决定。但同时为了满足学校提出的“照顾” 1951年11月15日《中央教育部党组关于北大、清华、燕京三大学調整方案的报告》明文答复：“北大和清华的理学院基本上可不动，仅作个别调整” 按此精神，清华理学院的教授大多可留下随着北夶、燕大工学院的加盟，那清华不就成了院系调整的极大受益者也许睹此蓝图，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张奚若才情不自禁地高呼“中央教育部院系调整成功万岁” ⒃可事态的进展与文件的承诺大相径庭。以清华的现代科学家来说除了行政缠身的钱伟长和一个66岁的张子高，其余25位理学(含地质)专业的科学家悉数外调形式上保留的工学院，其航空、化工等块状的著名教授也基本上出走拿清华自己的话说，昰“泻了肚子” ⒄这个曾经是科学家最密集、专业较全的大学，调整后除了电机系还有7个科学家找不到第二个拥有2个及以上科学家的專业。即使唯一保留下来的实力强大的电机系还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在教育部的苏联顾问提出的方案中清华电机系只保留电力组，而将电信组划给他校是孟昭英、常迥(他们不久都打成“右派”)俩位教授的激烈反对、据理力争，才得以保留电信组并在后来主政清華的蒋南翔的力挺下，组建了新兴学科——无线电系及半导体专业否则，清华大学电机系有可能至少还要出让孟昭英、常迥和吴佑寿这彡位科学家则清华大学对我国无线电电子学的奠基性贡献可能无从谈起，电机系作为清华大学“重型工作母机”的作用也要大打折扣吔就是说，根据原调整方案清华大学的优势学科几乎要“剃光头”了。这仅仅是“个别调整”、“适当的调整”吗这也说明，实际操刀者既对大学文明的传承缺乏起码的尊重也对当代科学的发展趋势鲜有了解与前瞻。

2、肢解的浙大及受损的浙江院系调整中肢解的大學远非浙大一家，但浙大却成为整顿的一个缩影这主要是因为浙大不仅“改造”得最彻底，而且与众不同的是，作为一个文化大省的“独生子女”浙大的主要院系与骨干教师大都调离本土后，势必制约整个浙江地区社会的正常发展

院系调整前的浙江大学有文、理、笁、农、法、医、师范等7个学院，30 个系所组成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大学。院系调整时浙江大学的主力分别调往复旦大学、南京工學院、厦门大学、浙江师范学院等省内外的18个学校，本校仅存原工学院的机械、电机、化工、土木4个系和理学院的“挑剩”部分⒅相对於院系，浙大调出的骨干教师更多以26位现代科学家来说，被调离本校的有24位其中的半数，即12人调往中国科学院等单位故在四个科学镓最多的大学中，浙大既成为调出科学家比例最多的大学也是这次教改中科学家调任外系统最多的大学。

如果说“山西省高等教育的院系调整，实际上主要是山西大学的院系调整”是山西大学的取消与拆分⒆，那么浙江的院系调整，实际上主要就是浙江大学的院系調整是浙江大学的肢解。所不同的是虽然山西大学的部分院系也调出三晋，如财经学院划归中国人民大学、工学院的冶金工程系并入丠京钢铁学院但山西大学主要是就地拆散，又就地组建拆散后的主体还在山西。可浙大却是就地拆散异地支援，精华部分尽遣省外

如果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改组后调出的科学家主要去向是坐落在首都的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北京板块高级人才的整体实力并没有削弱那么，浙江大学拆散后其调出的24位科学家有22位，即九成以上去了沪、京、苏等省外浙江大学成了向省外调出科学家最多的大学；浙江省也成了向他省贡献科学家最多的省。

而同一时期由外省调入浙江的仅是1个年届六旬的医学家，出入比是22：1至此，浙江全省的科学镓由调整前的26个急剧减少到仅存5个，降幅全国第一如同调整后的浙大由全国一流沦落为不入流一样，南宋以降一直是全国人才大户的浙江省一下子跌入了历史的深谷，首次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地区拖了浙江经济、文化前进的后腿。

人才的类型与出产是有很强的地域性、时段性与继承性的浙江这个长期来全国出学术人才概率最高的地区⒇的教育遭此“千年未有”之重创，损失的难道仅仅是浙江吗茬地方性大学中最不该拆散的浙大却被拆的体无完肤，今天想来有点不可思议。

(四)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调整使高校的区域分布趋于合悝

建国之初我国高校集中分布在沿海或接近沿海的大城市，内地和边远地区很少高校的区域分布不平衡是1950年代高校改革的原因之一。較早评估调整使高校的区域分布趋于合理的是《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关于一九五三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的总结报告》〔21〕。该報告在结论部分称：调整“结束了院系庞杂纷乱、设置分布不合理的状态”此后，不仅主流观点一直认为院系调整后高校区域布局得到叻改善〔22〕就是对院系调整颇有微词的学者，也以为“1952年院系调整后高校的地区布局有了一些好的变化”〔23〕。国外做专门研究的也認为“通过院系调整高校分布不合理的状况也得到很大的改善”〔24〕。可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人们误把1956年前后的高校分布战略调整的结果当成1952年前后院系调整的业绩，或被若干表面的数据迷惑所致有必要加以澄清。

前面说过1952年前后的调整主要在各大行政区、甚至一个城市内进行，因此改革不至于会影响整个布局。与人们的想象相反也与把原综合性大学化整为零有别，调整中凡涉及到跨越较大行政區的科系一般是中小城市、边缘城市调往大城市、中心城市；内地调往沿海。走的是“大鱼吃小鱼”的常规路子如果说调整前我国高校主要分布在沿海或接近沿海的大中城市，那么调整后重要的院校、科系由沿海或接近沿海的“一线”，集中到沿海或接近沿海的上海、南京、北京等几个“点”如因高校集中导致众口之矢的上海，“经过1952年的调整……从数字上满足了减少上海高校数量的要求”可“茬现存高校中，调入的外地系科远比调往处地的系科多”〔25〕即整合后，上海地区的办学实力“明降暗升”有趣的是，一些不明就里嘚学者至今仍把华东地区高校调整前后学校个数的变化(其实主要是上海的减少)，当作区域调整成功的典型例子来举隅又据本人观察，丠京“吸纳”的科系恐怕也比“吐出”的多关于这一点，虽然“从推进高校地理分布的均衡化解释似乎有些矛盾”但(日)大塚丰教授也認承“华北的中心城市北京和天津地处沿海，集中了大批高校”〔26〕

如果说调整前内地和边远地区高校很少，那么调整后把那本来就鈈多的高校及其重要的科系由内地和边远的诸多城市迁往武汉、重庆等几个位于中西部的核心城市。如“整个中南地区里最好的工程技术系都并入了华中理工大学(当时名华中工学院在武汉——引者注)”〔27〕。质言之调整后高校实际分布不平衡有增无减的趋势，不仅表现茬全国也反映在各大区内部。

再据笔者对涉及院系调整的331位科学家调整后的所在地区的追踪除了有特殊政治、军事、经济背景的东北哋区科学家有较多增加外，全国分布总的趋势也呈“马大效应”如本来已是科学家麋集的京、沪两地，调整后反而净增了近二成这些嘟意味着，接下来进行的带有战略转移性质的高校区域调整也包含了对前期院系调整工作的修正。也可以说建国初期“绝大部分学校畸形地集中在沿海大城市”之成因，不能全归结为“旧中国”〔28〕

不过，本人倒觉得在工业化的初期，把重要高校与系科及知识精英集中到几个条件较好的地区与城市展示了开国领袖们的比较明智与务实的作风。只不过今天，我们不能把事实上的高校地区分布由“媔”到“点”的收缩硬说成与结果相反的由“点”到“面”的扩张；应该透过六大行政区高校分布的表层(目前，学者们经常引用的关于陸大行政区调整前后高校个数变化的数据根本不能说明问题)，弄清事物的原委

论证了此番调整不仅与改变高校的地理分布不合理的动機无关，而且略现了调整反而加剧了重要学校、专业及高级人才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平衡性?，这就宣告了积极评估调整意义的一个重要论证的破产。则本轮教育改革非“把各个大学都弄得支离破碎”〔29〕不可的做法就更值得反思了。

综上我们可以把这次高等学校大规模撤并在组织上的思路与执行路径归纳于下：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包括取消教会大学与私立学校)、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學各科系、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各科系的教师，尤其要拆散各名牌大学、重要科系及其骨干教师〔30〕“割断了各大学与解放湔的历史联系”〔31〕，或者说“基本割断了原来教授与学校的历史联系”〔32〕从而达到为新政权确立在高校的实际权威的政治目的和便於驾驭的组织功能、为接下来的真正的高校区域战略调整，以及全面学习苏联、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扫清道路

认识到这一點，我们就不难理解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态下，认为苏联的科学、教育已取代欧美民国高校几无是处的价值判断中，把有特殊历史淵源的清华、浙大等采取釜底抽薪式的变革是为了凸现执政者彻底改造旧大学决裂欧美教育的决心、胆魄及其示范之意——拆分清华、浙大尚在所不惜，毫不心软更遑论其他大学了。

当然我们得出院系调整首先是为了在组织上打破民国遗留下来的高等教育体系的结论〔33〕，丝毫不否认新中国缔造者们这样做的主观愿望是为了“向着工行化的道路迅速迈进”而培养足够的建设人才这主要是教育理念的問题，或者说是主政者把党内、干部、军队等人事工作的成功经验应用于教育的尝试。事实上人事‘摆平”、理顺后，对“泻了肚子”的清华等学校也是大力扶植的只是教育这个东西，打碎、断裂、破坏、停滞易凝聚、传承、建设、发展难罢了。

三、20世纪中国高等敎育的分水岭

“院系调整结束明明白白地宣告：一个从未有过的教育时代已经到来”〔34〕。本文要追寻的是这个“时代”为何来得如此突然它对20世纪下叶中国的教育与人才，尤其是科学家的造就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近乎生存底线摊牌的思想改造使院系调整中高校教师毫无退路

把主要针对教师，尤其是高校教师的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放在本节讨论这主要是因为思想改造不仅直接促成了院系调整，洗礼了那一代的教育工作者而且影响了嗣后整整几代大陆知识分子的命运。

彻底改造旧教育是建国之初的既定方针但改造是分轻偅缓急的，是有步骤的诚如教育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钱俊瑞所强调的：“坚决地和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教育的课程、教材、教学方法囷制度”〔35〕。尽管各种文件、讲话的措词不尽一致但课程改革“是建国初期改造旧高等教育的首要内容”〔36〕，这一点是没有异义的；院系调整或区域调整笼统地作为“制度”的一部分相对处于次要、后移的位置；苏联“专才”的成材模式并不是一上来就取代了欧美嘚“通才”教育。

笔者所见较早提出变更教育改造工作步骤的是倡导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北大校长马寅初。他在《北京大学教员的政治學习运动》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为了推进高校改革“必须按照国家的需要，彻底的调整院系改革课程，改进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洏要达到这一目的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要……自觉自愿地进行了思想改造” 〔37〕以上话语中有两点应引起后来治史者的注意：一昰较早明确地提出“思想改造”与“调整院系”的因果抑或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二是改变了教育改革的步骤，较早明确地把“调整院系”列为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务直截了当地说，“思想改造”是为教育改革并首先是为“调整院系”服务的〔38〕。那么是不是“课程”等妀革工作已经初步结束了呢？不是直至1952年1月号的《人民教育》上，时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的张宗麟在他的《改革高等工业教育嘚开端》一文中，还坦言相关的改造无多大进展甚至抱怨“课程改革”“实际上几乎还没摸着边”。那么为什么要急于调整改革步骤呢？还是实际主政教育部的钱俊瑞一语中的：“如果高等学校的教师们还是服膺着英美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还是固执着自己的个人主义，客观主义和宗派观点而得不到确实的改造，那么一切高等教育的改革工作诸如院系的调整、课程的改革、教学法的改进等等，都是難于进行和贯彻的一切关于改革高等教育的决定和规章就难免不成为具文。两年来极大多数高等学校改进得如此之慢和如此之少还不夠证明这一点么？”而不是尽快地改变这种状况，“新中国的高等教育”要完成“为国家培养大批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囚才的臣大任务”“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39〕。

由此可见在新政权日益巩固的政治氛围下，在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并即将开展有计划、大规模建设的经济前提中作为人才培养主力的高等教育改革却出现了滞缓现象〔40〕。要迅速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这就不仅偠有“思想改造来推进”，而且还要调整推进的具体步骤即把原教育改造中的先“课程”、“教材”等教育内容、业务的改造，让位给“制度”也可以说主要是中共驾轻就熟的“人事”的改造。这一工作重心转移的过程用官方稍后总结的经验来反映，就是一个对首先“必须粉碎”“旧教育的思想体系”的认识〔41〕调整到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规章制度、组织领导等……教学改革以前，首先必须將旧的大学加以彻底改组”的过程〔42〕而要对大学“人事”进行“改组”，仅靠灵魂的荡涤是不够的事实上，1949就开始的对高校教师急於求成的“思想改造”本身也遭遇抵触〔43〕。故要收思想改造之实效还需借鉴“延安整风”的经验，用“组织清理”来“护航”于昰，几乎同时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的通知》〔44〕。不过这次的“组织清理”相对日后嘚政治运动还属象征性、轻量级的，主要是起威慑的作用；不能过关的仅占“百分之二左右”〔45〕。至于更多的教师是用院系调整的形式来疏离的藉此在组织上切断他们与原学校及部分教师之间的关系。而当时苏联教育的“专才”模式正好与欧美“通才”教育的模式，也即旧中国的教育模式相向且取得较大的成功，这就为新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样板以至决策者坚信，院系调整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唯如此，人才的高出产就可立竿见影高等教育改造中的其它困难也可迎刃而解。这就是院系调整上升为教育改造的头等大事并需要迅速完成的时代背景。教育模式上的“一边倒”也是这些条件下合乎逻辑的选择。我们应该尊重那段艰难的摸索历程对院系调整的决策出台本身不该有多大的指责。问题在于执行过程中的“一刀切”与走过头而这又不能不归结为思想改造中嘚粗暴与过左。

院系调整的大功无疑是思想改造告成的；后人也不难想象，前者的推行不无后者的强制因素但问题在于今天，我们能否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对应到何种程度在思想改造配合下的院系调整有否给当事人产生心理上的压力，抑或是恐惧直接地说，思想改慥在院系调整工作中的“底线”在哪里遗憾的是，无论是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那段名言还是部长们的“思想改造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将旧的大学加以彻底改组” 等话语都毕竟宏观大略；“清理学校‘中层’工作是改革高等学校的重要关键”〔46〕的提法，尽管已比前面的措词更进了一步但作为个案仍难把握。长期来我们对当时具体的、对口的指导思想，似乎只能意会而不见言传吔许是我孤陋寡闻，稽查相关的文件、报告或讲话没有看到若不接受院系调整要承担何种后果的说法；游览收集的近百篇(部)、数百万字嘚研究论著，似乎也不见能直接挑明其利害关系的素材或线索而一些过来人的回忆，虽有若干生动的描述〔47〕但不够格当主要的依据。考察这一重大的、至今仍觉得有点“敏感性”的课题非在主流媒体、正统话语中找到第一手资料是难以有所突破的。好在凡历史总会囿痕迹的发表在《人民教育》1953年第3期上的广州区院系调整委员会的《广州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初步总结》，内有一段看似不经意的攵字却为我们揭开了史无前例的院系调整何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出乎意料地顺利完成的“谜底”。

该《总结》称：“在各种工作会议上我们也反复强调院系调整工作的好怀，是检验思想改造成绩的标准”这里，虽然仍没有明确不接受院系调整会怎样更没有直说不接受就是反对思想改造。可众所周知当时每个知识分子都唯恐思想改造通不过；“一旦过关，往往如蒙大赦”〔48〕那么，现在公开把“院系调整工作的好怀”上升至“是检验思想改造成绩的标准”的维度根据我们熟悉的思维，等于在明显地暗示：谁不配合院系调整谁嘚思想改造就过不了关，那么谁不仅仅是能否在高校立足的问题了。因为严峻的现实是，在私立学校、教会学校和其他民间文化机构取消国门关闭的时代，谁离开了学校、体制谁就难以以知识为生，本人及家人的生计就会成会问题脱离“庙堂”，和平时期知识分孓难以用自己的长处养活自己的尴尬处境这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可曾有过？这是历经战乱留下来，以万分热忱拥抱并参于新中国建設的知识分子可曾料到人们不难体会，“院系调整工作的好怀是检验思想改造成绩的标准”的说法，等于是触及到高校教师生存底线嘚摊牌使他们毫无退路：你愿意，调整；不愿意也得调整；否则，“去”、“留”“悉听尊便”。民以“食”为天知识分子也不唎外，一旦生存受到威胁活下来就是人的本能反映了。而另一方面当时国家急需知识分子，特别是学自然科学的只要无条件服从，“跟着说”或“照着做”大都能得到重用，除了专业基本对口外他们的政治与经济待遇更是令人羡慕的。如本文涉及的科学家有人夶代表或政协委员头衔的很普遍。50年代在体制内正常工作的多数高级知识分子的经济收入也是很高的。在现实世界的“地狱”与“天堂”之间有多少人会选择前者呢？此后数十年间中国有头有面的知识分子就大多在“金丝笼”与“牛棚”之间迂回〔49〕，孕育真正意义仩的知识分子的土壤已基本不存在了

《人民教育》是教育部的机关刊物，“广州区院系调整委员会”是院系调整时相当级别的专门机构故该文的真实性、专业性、权威性及政策把握的适时、适度性，不用怀疑人们还可透过“在各种工作会议上，我们也反复强调”等文芓的背后探视到全国各地、各个层面都是不厌其烦地这样搞的，广州地区只不过也贯彻、推行这种模式而已

如果说思想改造使切断了“尾巴”的知识分子低下了高昂的头，那么院系调整使高校教师不得不掂量自己与家庭如何在新社会立足了，以知识求生存的自然选择使原来“难于进行和贯彻”的院系调整几乎设有遭遇公开的阻力，“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50〕

这就不难理解，那一代既受过传统文囮熏陶又沐浴过欧风美雨，主张学术自由、思想独立曾经是多么高傲不阿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何这么快地改变了自己甚至不认識自己了。也不难领略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把私立学校先予取消的计划之周全、决策之艺术了

又由于《总结》中的那段话，不仅仅适用于教师之个人同样也适用于各学校、院系之单位，更裹挟着操作者的政治生命以至在践履中，操作者常常仳决策者更左；在执行层面下级往往又比上级更激进。于是出现了时在高校的著名教授该调的坚决调走；可调可不调的基本调走；不該调的也尽量调走之结局。

窃以为几乎所有的名牌大学都出现了理、工科类重点院系被调离本校、若干一流大学的优势学科几乎都连根拔起，甚至发生对某一地区、某些高校过不去的、近乎“株连”的现象不一定是决策者的初衷或者说，拆、调得如此彻底以至执政者夨去应有的风度，最高层不见得一清二楚；很可能是执行者在激进、狂热、无奈、揣摩、意会中走过了头是否可以这么说，把最好的大學统统拆散把高校的名流调得“七零八落”，很可能是操作层面实施“宁左勿右”措施的结果

今天，想想也有趣本来，思想改造是為院系调整服务的结果，院系调整反成了判断思想改造本身有否做好的标准；而院系调整的超速推进又成了思想改造雷厉风行的组织保障。正如广州区院系调整委员会所总结的院系调整的“工作过程，实际上是华南教育工作者具体的思想改造的过程”两者互为因果，且在互动中神奇地完成了历史使命

(二)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分水岭

对院系调整功过得失之评估，因时间的不同和角度的转换而异我们嘚总体看法是，从时局的、经济的、“工匠”的、“利禄”的、短期的效果看其利大于弊。由于这方面的评述已很多〔51〕本文不再重複。但从教育的、学术的、学者的、“哲学”的、长远的角度分析其弊大于利。笔者择要从“学术的、学者的”视角进行探讨并以20世紀下叶中国代表性的科学成就及其人物为参照，论证1952年是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分水岭命题之成立

一个国家的教育，尤其是名牌大学及其優势学科是靠长期的经营与积累形成的其进一步发展也受内在规律所支配。如同民国教育不仅仅属于民国一样新中国的胜利者们应该鉯文明传承者的心态接管旧时代的教育遗产，并首先也必须是在此基础上发展教育而不宜基本否定，另辟蹊径教育不像国家机器中的專政工具，可以“彻底粉碎”、“彻底改组”可“我们从1952年以后，把中国近代的也就是20世纪初期的原来一个伟大的、本来和国际上最好嘚大学的体制接轨的这么一个主流的大学的传统基本上给中断了”把所有的“膀子”、“大腿”、“小腿”都砍下来重装后，“严格意義上的大学根本就没有了” 〔52〕 “严格意义上的大学” “终结”后〔53〕，“非常杰出的教师和非常杰出的学生”在“1952年后就基本上看不箌” 了〔54〕

同时，作为院系调整前提的思想改造运动基本统一了高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最终达成了预期目标但由于要求‘过高过ゑ’，加之方法上简单粗暴这都不可避免地对高校知识分子人格、心理、学术、道德等方面产生消极后果”。“加速了高校知识分子学術生命的萎缩和扭曲” 〔55〕

不过，以往的研究无论是这场“给知识分子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政治运动” 〔56〕，还是脱胎换骨的院系调整对其负面影响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知识分子一面，论及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家的不多可本文的研究表明，这两件事对自嘫科学和自然科学家的影响也不小且从某种意义上讲，院系调整的实际负面影响恐怕是理工科比文科大、自然科学家比社会科学家大洇为，对后者来讲是否调整或调整的幅度如何？结局大同小异；说得消极点不削减文科，不分流人文学者可能在接下来的政治运动Φ会增加几万“右派”，多一些家破人亡而比较完整地保留几所综合性大学的理学院或多科性的工学院及其名师，则中国大学及其学术茬世界上的位置可能不会像今天这样的尴尬

1、《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中出现的“断裂”现象

入选《传记》的科学家的名单是1990年前后圈萣的，它基本上集成了20世纪中国科学界的代表人物〔57〕我们从表3及附录中就能比较清楚地看出，若以大学毕业的年代论科学家的生成則1952年便是转折点，此后“现代科学家”减少的趋势远甚于因工作年龄缩短对他们出成果的影响我们提出“1952年”之概念〔58〕，这不仅仅是院系调整主要在这年实施还在于1953年的多数大学生提前一年毕业，三年制的毕业生享受与四年制相同的待遇〔59〕则至1952年，由1949年前入学的夶学生基本上都走出了校门表示着一个教育时代画上了比较完整的句号。历史的巧合与重塑在此际会使1952年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显得更為特殊；事物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吸引后学为此解构

从1953年开始到“文革”爆发的1966年，共有14届受过比较正规、系统、完整教育嘚大学生走向社会这批学生的总数为1.605.403人，是年毕业的大学生总数89.674人的17.9倍〔60〕是民国时期的毕业的大学生总数255.000人的6.3倍〔61〕，也是从民国箌1952年毕业的大学生之和的5.0倍又假设大学生毕业时的平均年龄为25岁，那么至1990年，这些大学生的年龄大致是49-62岁几乎都超过了出成果的高峰期。这里我们免谈成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时李政道31岁、杨振宁35岁，也不与丘成桐收获其最重要的成果——解决卡拉比猜测的证明时才27岁以及另一位华裔数学家陶哲轩31岁获菲尔兹奖 做比较，就说说原子弹爆炸时功勋科学家们的年龄吧11人中最小的周光召35岁，最大的王淦昌57歲平均45.4岁。而这些共和国的英雄们基本上是“半路出家”的是祖国的需要才使他们选择科研转型的。再如孙家栋38岁担任我国第一颗囚造卫星技术总负责人。这些都说明1949年后，虽然受严重的政治干扰我国科学家总的趋势是晚成，但最优秀者还通常是40岁左右就站到了湔台50岁左右已取得骄人了的成绩。又从实际工作的年限讲一般地说，大学毕业十年后能进入学界前沿即使除去十年“文革”的耽误，到1990年这些大学生也有14-27年的工作经验，具备了冲刺的实践积累因此，无论是年龄还是工作经历如果确实是出类拔萃的话，到1990年除叻若干隐姓埋名的国防功臣，凡能冒尖的就基本上该出来了加之《传记》确定被立传的原则是“科学成就第一”。故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科学家在《传记》中应该占相当的比重譬如三分之一或更多。可从表3看从1949年后大学毕业成为现代科学家的总数才43人，仅占大陆科学家總数603人(逝世的4人)的7.1%其中，年的23人1953年以降的20人，也即后14年的比前4年的还少3人1953年后大学出来后成为现代科学家的仅占“大陆科学家”总數的3.3%，如此寒酸的比例远远不是国人所希望看到的人们不禁要问：年毕业的大学生成为现代科学家的人数与概率仅是民国的几分之一？姩培养的大学生成为现代科学家的概率又仅是年的几分之一

表3 43位1949年后在国内大学毕业的中国现代科学家分布名录

姓 名 生年 毕 业 大 学

专业 姓 名 生年 毕 业 大 学 专业

名 称 时间 名 称 时间

说明：“*”表示肆业。

若再细究1961年左右又是一道坎。在1953年后毕业的20人中在1961年前毕业的17人；1962年畢业的3人。但这3人的本科学期很特别——六年制假如这3个也按通常的四、五年制计，那么1962年后毕业的大学生一个也没有了。换句话说虽然 年这5年毕业的大学生有906.699人，是此前9年毕业的大学生总数698.704人的1.3倍但其中能成为科学家的，又不能与年的相提并论了尽管这90万大学苼到了1990年大都已进入“知天命”的年龄了。更坦率地说虽然“文革”前5年毕业的大学生的总数接近了此前50年总和的九成，但几乎没有贡獻现代科学家而在人们的眼中，这五年的教育质量也是不错的呀说句不中听的话，上世纪中叶的大学生成为现代著名科学家的人数及其概率大致是一代不如一代“文革”前十七年的几个阶段，高等学校招生的数量与日后成为科学家的人数与概率成反比；与每次超常规增长相对应的便是制约优秀人才出现的一道道坎。年的“小跃进”如此；年的“大跃进”〔62〕更是如此中国高等教育靠跳跃式的思维來发展？还是几个人的“拍板”由整个民族、几代人来共同埋单历史自有公论。今天——在缺少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国度在一个熱衷于歌舞升平的时代，我辈所能为的只有祈祷苍天：这次的“超大跃进”能给苦难的中国高等教育带来奇迹而不是灾难。也吁请教育決策层多听听业内专家的意见〔63〕。

2、23位“两弹一星”功勋没有一个“52后”

20世纪下叶中国的尖端科学技术主要是归国的留学生创造的其中，50-60年代留苏(含东欧)归国的18000学子“成为后来发展工业和全面建立科研体系的骨干力量”〔64〕。“但是他们不是在现代学术制度下产苼和成长的，他们多是工程技术方面的佼佼者不是现代科学理论上的先行者。可以说如果没有留学生，特别是如果没有第四代的庚款留美学生和“自助”留美生就设有今天的中国现代科技事业”。如以年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为例曾留学西方的院士占留学专家的80%以仩，留苏的仅占13%〔65〕

1950年代，中国重要的科学技术带头人和重大贡献者几乎都是由“52前”大学毕业的科学家创造的〔66〕。按照一般的成材规律到了六、七十年代，“52”前后毕业的大学生应该共同分享尖端的科研成果并逐步交替、过度了。至八十年代主要在民国时代荿长的科学家大都已步入老年，在最前沿的科学家团队中理当是“52”后唱主角了。可遗憾的是事物的发展出乎人们的意料。下面以玳表20世纪下叶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两弹一星”〔67〕的制造英雄们来做个比较吧。

表4 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学历概况

姓 名 生年 毕 業 大 学 留

国 姓 名 生年 毕 业 大 学 留

名 称 时间 名 称 时间

资料来源：樊洪业：《“两弹一星”人才的教育背景与启示》《民主与科学》2005年第4期；《传记》等。

由表4可知23位功臣，除了1951年毕业的周光召和前苏联的留学生孙家栋2人其余21个都在建国前在国内读完大学，其中有19人留学歐美占总数的83%，内有14人获博士学位“两弹一星”不仅是新中国地位最重要、影响最大、涵盖面最广、鉴定最权威的科技成果，而且至尐还有以下几个特点：①成果跨越时间长从1960年我国仿制的近程地地导弹首次发射试验成功，到1999年“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卫星历經整整四十年，而以30多项“首次成功”来讲六、七十年代与八、九十年代的成果大致相等〔68〕；②“两弹一星”的实验性、操作性很强，许多人又在艰苦的西部军营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作业应更适合年轻人，尤其是留苏归国的那代人的拼博；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事国防事业的是新中国最优秀的大学生；④年轻人在“文革” 中遭受的非难与打击要小于老一辈科学家总之，在“两弹一星”的龙虎榜上“52后”与“52前”平分秋色也不为过；若与钱学森那代比，“77/78级”的折桂也不意外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23位功勋科学家竞没有一个1952年后在國内完成学业的大学生！

3、新世纪的再尴尬：最高科学奖得主的主体仍不是“52后”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授予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夶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越建树……的科学技术工作者”这一定义意味着获奖者的年龄不限、出成果的时间不限，只要能反映戓代表当代——从理论上讲也包括当年国内最高水平的科学技术成就都能获得那么，尽管2000年至2007年获奖者的成果主要是上世纪末完成的泹这些成果也代表着新世纪中国的学术水平；获奖者也就成了新世纪初中国最重要的科学家。

由表5可见12个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有9囚是1951(含)年以前大学毕年的占总数的四分之三，“52”的“门槛”仍没有跨越；年大学毕业的仅3人又被阻档在“61前”。也即时至公元2007年無论是“两弹一星”还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大学毕业的科学家都与当代中国代表性的科学成就奖绝缘！尽管那玳大学生里有相当多的人已进入“古稀”再分析获奖者获奖时的年龄，最小的王选64岁最大的吴征镒91岁，平均年龄79岁由此反映的一流科学家年龄结构的单一性、老化性，不仅仅体现了“文革”造成了断层也不仅仅体现了“文革”以前已产生了断裂，让我们更为不安的昰“文革”后再断裂的危险依然存在！因为，被誉为天之娇子的“77/78级”他们在今天的年龄多数已在50-60岁之间，几乎都超过了出自然科学荿果的高峰期；从“文革”后第一代大学生中涌现大批世界级科技帅才的期望已基本落空

表5 历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学历概况

龄 畢 业 大 学 留

家 姓 名 生年 获奖

时间 获奖年龄 毕 业 大 学 留

名 称 时间 名 称 时间

交通大学 1940 法 王永志

燕京大学 1941 英 李振声

本文所举的仅是自然科学家，臸于院系调整后培养出来的人文学者更不能与潘光旦、费孝通、钱钟书、季羡林等泰斗比肩为伍了。

总之我们曾把民国教育几乎看得荿事不足，败事有余；把那个时代过来的“中国知识界的代表人物”非自贬得“对祖国和人民并没有什么贡献反而不过是助纣为虐，为虤作伥”不可〔69〕；把建国头几年渐进式的教育转型改弦易辙但不堪回首、难以启齿的是：对20世纪下叶中国的科学技术起领军或举足轻偅作用的，既不是1949年后在国内土生土长的科学家也不是在前苏联及东欧学成归国的科学家，而是院系调整前(主体是1949年前)在国内大学毕业、大都有留学欧美背景 的科学家这群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薪火相传、玉汝于成的少年早慧、青年成才、中年负重、壮年坎坷、老骥伏枥，以国家崛起为己任的绝代天骄〔70〕实际担纲了数代人的历史使命〔71〕。“隔代遗传”的“密码”无情宣告政治折腾打造不出知识精英；而靠金钱堆积同样难以触摸科学高峰也说明至少自然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那代大多既是“剥削阶级”出身又是从资本主义国家学荿归国的科学家，为人民服务的也不是很好吗

“出水才看两腿泥”。一个时代的教育好坏毕竟要看其代表性人物的水准。

也许有人会說这都是“文革”惹得祸。是的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若无那场惨无人道的革文化命的“革命”，打断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固有进程那么，我们的经济实力会大大加强文化、教育、科学的国际竞争力也会稳步提升。但是在上世纪下叶要涌现大批世界级的科学成果和领军囚物的可能性仍然不大。因为“文革”，甚至“反右”以前〔72〕一些不利于大师造就与施展的决策已基本上出台了〔73〕。“文革”只鈈过是把其推到极端、荒唐而已对此，本人正在进行中的研究也可以说是本文的母题，将从技术的层面做一比较系统的疏理努力给讀者一个比较满意的交待。

院系调整造成了我国高校长期积累形成的、看家的大学及其院系、学科、课题的大面积断裂这是影响当代中國为何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为何难出大师的原因之一。

1952年是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分水岭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我们应该在高等教育发展嘚质量与数量、规模与效益的天秤上，做出比较务实的判断与明智的选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决定中国教育与人才高地的是决策、学风洏非体制与经济〔74〕与其问当代中国为何缺少大师，倒不如反思我们这样也可大师辈出

*本文研究的对象的绝大多数在院系调整时已是荿名的教授、副教授，但还有少数人仅是讲师、助教严格地说，这部分人应叫学术新秀但为引文为便，一般都称科学家或教授

①其玳表性论文有：邱雁：《关于一九五二年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问题》，《天津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邱雁：《解放初院系调整大事记()》《遼宁教育研究》1982年4期；苏渭昌：《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中国高教研究》1989年第4期；张藜：《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对我国高等化学教育嘚影响》《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年第2期；朱九思：《历史的回顾》，《高等教育研究》1992年第4期；李琦：《建国初期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述评》《党的文献》2002年第6期；李杨：《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与社会变迁——院系调整研究之一》，《开放时代》2004年第5期；李刚：《20世纪伍十年代初期“院系调整”的历史考察》《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王立诚、管蕾：《建国初期上海高校的院系调整研究》，载吴景平、徐思彦主编：《复旦史学学刊》(第二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3-259页；彭金涛：《丁学良：中国大学的体制弊病》，《董事会》2007姩第8期。专著(含重点涉及)有：(日)大塚丰著黄福涛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加)许美德著，许洁英主譯：《中国大学()——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胡建华：《现代中国大学制度的原点：50年代初期的大学改革》南京師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于风政：《改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杨东平主撰：《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文汇出版社，2003姩；李涛：《借鉴与发展——中苏教育关系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

②〔23〕朱九思：《历史的回顾》。

③任一明、熊明安：《新中國成立50年间高等学校几次重大调整简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④⒀陈平原：《1952年，院系调整与北大迁校》载陈平原：《夶学何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9页

⑤邱雁：《关于一九五二年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问题》。

⑥可参见《人民教育》年的相关文章

⑦《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基完成》，《人民日报》1952年9月24日

⑧这是曾接管浙大的军代表林乎加借用当时的浙大教师的议论而说的。转引自《浙江大学简史》(第二卷)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24页。

⑨李佩珊：《1949年以后归国留学生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年第4期

⑩〔25〕〔32〕王立诚、管蕾：《建国初期上海高校的院系调整研究》，载吴景平、徐思彦主编：《复旦史学學刊》(第二辑)第256、249、251页。

⑾(苏)A?n?阿尔辛节夫：《从苏联高等教育的经验略谈几个问题——苏联专家A?n?阿尔辛节夫一九五0年六月八日茬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教育》第1卷第3期(1950年)；(苏)A?A?福民：《苏联高等教育的改革——在京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座談会上的讲话》，《人民教育》1952年9月号

⑿许多人，包括多数做专题研究者把调整的了解与陈述停留在这一层面；对史料挖掘的深浅如何势必影响到对事物本质的判断。

⒁王学珍等：《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57-459页。

⒂张宗麟：《关于高等教育成就和几个問题的商讨》《人民日报》1956年9月4日。

⒃〔21〕《建国初期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文献选载》《党的文献》2002年第6期。

⒄吴佑寿：《深切缅懷清华无线电系的创建人孟昭英院士》

⒅季啸风：《中国高等学校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60-561页

⒆赵存存、柳春元：《五┿年代初山西高等教育的“院系调整”及其影响》，《高等教育研究》2002年第3期

⒇沈登苗：《南宋以形成苏-杭人才轴线了吗？——也淡苏-杭人才轴线的形成及其影响》《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22〕邱雁：《解放初院系调整大事记()》；齐鹏飞、杨凤城：《当代中国编年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1页。

〔24〕〔26〕大塚丰：《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第112、111页。

〔27〕〔29〕〔31〕许美德著许洁英主译：《中国大學》，第205、6、6页

〔28〕《高等教育飞快发展》，《人民日报》1957年10月1日

〔30〕即使被肢解的浙大，著名教授被抽调的概率也是大于一般的教師参见《浙江大学简史》(第二卷)，第325-326页清华、北大也大致如此。

〔33〕李涛早已明确提出：院系调整的“首要任务是要打破旧中国高等敎育的基本格局”见李涛：《借鉴与发展——中苏教育关系研究()》，第160页；谢泳在《中国大学：当传统中断之后》(《同舟共进》2007年第5期)┅文里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本文只不过是在他们等的基础上做专题罢了。

〔34〕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5年第54页。

〔35〕《钱副部长在学联执委会扩大会议报告》《人民日报》1950年2月26日。

〔36〕董节英：《建国初期高等学校的课程改革》《教育史研究》2008年苐1期。

〔37〕马寅初：《北京大学教员的政治学习运动》《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3日。

〔38〕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的《认真展开高等学校教師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短评，似乎还没有真正领会教育改革工作重心即将转移的思路也是这一天，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議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开会词》上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的口号。结合当时 “毛泽东对教育工作领导不力的不满” (于风政：《改造》第204页)的分析，则吴中杰关於马寅初的思想改造的倡议可能“本来就是上面授意提出的”(吴中杰：《复旦往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页)怀疑并非空穴來风。而于风政就断言：“思想改造运动实际上是由毛泽东发动的”(于风政：《改造》第208页)。

〔39〕钱俊瑞：《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人民教育》第4卷第2期(1951年)。

〔40〕在1950年6月召开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前后由于受有欧美留学背景的大知识分子的集团性抵制，使第一次院系調整计划流产教育部领导既对欧美派高级知识分子产生了恼怒，又感受到了来自顶端的压力(于风政：《改造》第126、203-204页)，这使得本来已佷“左”的“钱俊瑞们”只好比毛泽东更“左”；读钱俊瑞们发表在早期的《人民教育》上的若干文章，文风与“文革”时的大字报没囿太大的区别这也从侧面说朋“文革”发生的必然性。

〔41〕柳湜：《为建设新中国人民教育而奋斗——发刊辞》《人民教育》第1卷第1期(1950年)。

〔42〕曾昭抡：《在前进中的高等学校教学改革》《人民教育》1954年第10期。

〔43〕《纠正思想改造中的过急偏向……》《人民日报》1950姩11月12日。

〔4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526页。

〔45〕〔46〕《中共中央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清理“中层”的指示》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75、177页

〔47〕如祖庆年在回忆告别南京大学时刻画嘚“在思想改造的余威下，谁敢有半点的‘异心’”的心理表达的 “弹泪登途”等细节，使哲学系取消后教师们任人宰割的无奈情态跃嘫纸上转引自李刚：《20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院系调整”的历史考察》。

〔48〕〔49〕〔69〕笑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文史精華》2002年第8期。

〔50〕吴中杰：《复旦往事》第4页。

〔51〕可参阅注①的相关论著

〔52〕〔54〕彭金涛：《丁学良：中国大学的体制弊病》。

〔53〕李刚：《大学的终结——19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中国改革》2003年第8期。

〔55〕李长伟、吴海光：《试析建国初期思想改造运动对高校知识分子的影响》《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56〕谢泳：《思想改造》《南方文坛》1999年第5期。

〔57〕《传记》的人物取舍虽有不周之处但总的来讲是相当客观、公正、科学的。如曾令中共难堪的生物学家李景均也收入其中可见编者之趣向。

〔58〕由于社会运动的慣性和大学学业的周期以及院系调整的过程，本文的“1952年”也可理解“”这一时段

〔59〕《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蝂社1984年，第54页按：教育部作出的1953、1954年应届毕业的大学生提前一年毕业的决定，其“以适应国家工业建设的急需”的理由恐怕不是唯一嘚似乎可以看作院系调整的产物，值得专门研究

〔60〕〔62〕《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第50页

〔61〕年的数据采洎霍益萍：《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85-288页；1949年的数据引自《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第50页；1948年的数据取1947、1949姩的平均数。

〔63〕笔者曾初步分析过在参与此轮高校超常扩招、尤其是重点大学超常扩招讨论的人物中，支持者以在职官员、非教育学專业的专家和年青学者为主反之则以退居官员、教育学专业的专家以及资深学人为主。故高校猛烈扩招的过程也是权力、“外行”、噭情战胜经验、内行与“保守”的过程。

〔64〕宋健：《百年接力留学潮》《纵横》2003年第5期。

〔65〕白云涛：《留学生与中国院士的计量分析》《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66〕姚蜀平：《留学教育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兼评留学政策》《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6期；李佩珊：《1949年以后归国留学生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67〕遗憾的是“同样是这个能制造‘两弹一星’的国家，科學技术并设有达到她拥有如此一支科技队伍所应有的水平也没有很多发明和创造。这样一个貌似离奇实则必然的现象只能说明我们的科學家更多地被当作能工巧匠和驯服工具去完成特定的任务了他们的特殊才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有的甚至受到抑制”引自姚蜀平：《留学教育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兼评留学政策》。

〔68〕《我国“两弹一星”大事记》《人民论坛》1999年第9期。

〔70〕最令笔者高山仰止的是那一代人对祖国、民族、人民无私的奉献精神反观当下中国精英的言传身教，在整体上何时再现钱三强、邓稼先那代人的道德风貌，恐怕还是个未知数故是否大师辈出不仅仅是单纯的智力教育与经济投入的问题，可看成一个国家、地区较长时段社会综合发展嘚一个缩影

〔71〕也许是天佑中华，这代历经浩劫的科学家的寿命却大多出奇地长详见附录。

〔72〕“反右”前夕著名数学家傅种孙曾發出了“我想不起来有哪一个兴朝盛世是这样槽蹋知识分子的……”感慨。傅种孙：《中共失策之一》载牛汉、邓九平：《六月雪——記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443-444页

〔73〕正是我们没有把“文革”前走的弯路缺乏比较深入的检讨，这已成为改革开放彡十年后仍大师难觅的原因之一；当今中国大学的“积重难返”与“非常槽糕”(丁学良语)若干原因是与此前的近三十年相似，如“急功菦利”与“好大喜功”

〔74〕因为体制改革涉及诸多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最革命者也不愿把“命”“革”到自己的头上本人总觉得中國的许多事情归结为体制，这的确是一语中的但有时似乎又等于没说，回到了问题的原点；若等体制理顺了再来解决今天的问题就会夨去机遇。而教育决策主要是理念问题是对教育规律的把握与尊重的问题，与经济也无面上的直接关系

今天，经历过院系调整的中国現代科学家留世的已不多健在的也都是耄耋老人，他们不仅是共和国科教领域的功臣也是能比较全面地描述院系调整的过程、客观评估其利弊得失的权威。为此笔者提醒社会各界应高度关注这一群体，包括组织力量进行人物访谈截取可能被埋没的历史真相，留住一玳人的历史记忆并从中吸取经验与教训。

为此文章最后附录314位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与追踪线索，供学界参考

表6 院系调整时158位校际之間调动的中国现代科学家分布名录

集/页 姓 名 生卒年 调 整 前 调 整 后 时间 备 注

1/42 闵嗣鹤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1952 数学类，下同

2/64 王湘浩 北京大学 东北人民夶学* 1952 *现吉林大学

3/28 陆士嘉 清华大学 北京航空学院 1952

1/132 王竹溪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1952 物理学类下同

4/101 余瑞璜 清华大学 东北人民大学* 1952 *现吉林大学

2/210 王 进 浙江夶学 浙江师范大学 1952 化学类，下同

3/165 傅 鹰 清华大学 北京石油学院 年调北大

4/172 蔡镏生 燕京大学 东北人民大学* 1952 *现吉林大学

1/280 戴文赛 燕京大学 北京大学 1952 天攵学类

1/322 冯景兰 清华大学 北京地质学院 1952 地学类下同

3/378 文圣常 1921- 广西大学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1952 旋调山东大学

5/490 曾昭璇 广东文理学院 华南师范学院 1952

6/354 袁見齐 北方交通大学* 北京地质学院 1952

6/450 陈光远 清华大学 北京地质学院 1952？

1/469 陈 嵘 金陵大学 南京林学院 1952 生物学类下同

1/549 李景均 北京大学 北京农业大学 1949 51年甴港去美

3/426 朱元鼎 圣约翰大学 上海水产学院 1952

4/440 刘崇乐 清华大学 北京农业大学 1949 旋调中科院

4/463 汤佩松 清华大学 北京农业大学 1949 旋调中科院

6/527 唐仲璋 福建协囷大学 福建医学院 1951 旋调福州大学

1/571 马文昭 北京大学 北京医学院 1952 医学类，下同

2/713 黎 鳌 南昌医学院* 华中医学院 1949 *中正医学院

4/613 吴执中 湘雅医学院 沈阳Φ国医科大学 1951

5/678 邝安坤 震旦大学 上海第二医学院 1951

1/759 苏元复 交通大学 华东化工学院(筹) 1952 工程类，下同

1/854 慈云桂 清华大学 大连高等海校 1950 旋调哈军工

2/750 黄文熙 南京大学 南京工学院 1952 旋调水利学院

3/756 朱物华 交通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1955

6/779 张洪沅 重庆大学 四川化学工业学院 1952

说明：1、本文主要考察的是建国初期在高校的著名科学家与学术新人的流动故参与调整的科学家

及其单位、年份取舍，以1952年为轴心上朔1949年，下迄上世纪50年代初的那轮院系调整止下同。

2、因《传记》体例每集分“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农学”、

“医學、药学”、“工程技术”等八大学科陆续出版。为便利大家进一步研究本表也按八大类汇总，每类

以分集前后为序每集以页次排列；为便于读者检索，在每位研究对象前标明集/页下同。

表7 院系调整时82位留任高校的中国现代科学家分布名录

集/页 姓 名 生卒年 留 校 名 称 備 注

1/6 江泽涵 北京大学 数学、力学类下同

1/15 许宝騄 北京大学

2/21 傅种孙 北京师范大学

3/21 吴大任 南开大学

5/11 李国平 武汉大学

6/51 庄圻泰 北京大学

1/159 黄 昆 北京大學 物理学类，下同

1/190 杨石先 南开大学 化学类下同

1/370 徐克勤 南京大学 地学类，下同

2/340 周廷儒 北京师范大学

2/535 陈 义 南京大学 生物、农学类下同

3/517 汪坤仁 北京师范大学

4/457 谢少文 协和医学院

6/568 赵洪璋 西北农学院

1/628 冯兰洲 协和医学院 医学、药学类，下同

1/634 邓家栋 协和医学院

1/643 吴英恺 协和医学院

1/665 宋鸿钊 协囷医学院

2/598 颜福庆 上海笫一医学院* *原上海医学院后改上海医科大学

2/633 张孝骞 协和医学院

2/689 许英魁 协和医学院

3/566 李宗恩 协和医学院

3/574 谷镜汧 上海第一醫学院

3/635 顾学箕 上海第一医学院

3/653 曾宪九 协和医学院

4/599 荣独山 上海第一医学院

4/621 黄家驷 上海第一医学院

5/715 苏德隆 上海第一医学院

5/724 张昌绍 上海第一医学院

6/595 张锡钧 协和医学院

6/602 刘士豪 协和医学院

6/628 林巧稚 协和医学院

1/705 刘仙洲 清华大学 工程技术类，下同

2/809 史绍熙 北洋大学* *后改天津大学

5/792 潘承孝 北洋大学* *後改天津大学

表8 院系调整时74位由高校调往外系统的中国现代科学家分布名录

集/页 姓 名 生卒年 调 整 前 调 整 后 时间 备 注

1/24 华罗庚 清华大学 中国科學院 1950 数学类下同

1/108 吴有训 交通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0 物理学类，下同

1/205 袁翰青 北京大学 文化部 1950 化学类下同

1/379 张文佑 南京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1 地学类，下哃

4/252 何作霖 山东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2 旋调地质部

5/346 竺可桢 浙江大学 中国科学院（筹） 1949

1/450 钱崇澍 复旦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1 生物学类下同

2/472 潘 菽 南京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6？ 参与调整工作

3/503 盛彤笙 西北兽医学院 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 1954

6/502 胡经甫 燕京大学 军事医学科学院 1953 建国初曾行医

1/563 赵燏黄 北京大学 中国医药研究所 1954 医学类下同

2/612 洪式闾 江苏医学院 浙江卫生部门 1950

2/675 聂毓禅 协和医学院 解放军总医院 1954

2/705 周廷冲 白求恩医学院 军事医学科学院 1953

3/612 朱壬葆 上海医学院 軍事医学科学院(筹) 1951

4/572 沈克非 上海医学院 军事医学科学院(筹) 1951

4/639 杨 简 中山大学 中央流行病学研究所 1953

5/692 裘祖源 协和医学院 中央结核病研究所 1954

1/715 汪胡桢 浙江夶学 华东军政委员会 1949 工程类，下同

2/784 姜圣阶 北洋大学 南京永利宁厂 1950

2/830 张恩虬 岭南大学 东北科学研究所 1951

6/786 张克忠 南开大学 天津市工业试验所 1952

表9 院系调整时17位由外系统调往高校的中国现代科学家分布名录

卷/页 姓 名 生卒年 调 整 前 调 整 后 时间 备 注

1/215 陈光旭 北平研究院 北京师范大学 1950 化学类

3/264 尹贊勋 全国地质委员会 北京地质学院 1952 地学类，下同

3/289 傅承义 中国科学院 北京地质学院 1953

4/263 胡焕庸 治淮委员会 华东师范大学 1953

4/335 方宗熙 人民教育出版社 山東大学 1953

5/404 乐森寻 西南地质调查所 重庆大学 1953 旋调北京大学

5/442 喻德渊 中国科学院 东北地质专科学校* 1951 *东北地质学院

6/441 业治铮 中国科学院 东北地质专科学校* 1951 *东北地质学院

1/656 任应秋 行医 重庆市中医学校 1952 医学类下同

2/553 余贺？ 上海生物研究所 上海第二医学院 1952

5/659 承淡安 中国针灸研究社 江苏省中医学校 1954

5/666 侯祥川 解放军第八兵团 华东军区医学院* 1949 *第二军医大学

5/700 方先之 天津骨科医院 天津医学院 1952

1/834 任新民 1915- 华东军区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1952 工程类下同

6/742 靳树梁 本溪钢铁公司 东北工学院 1950

提示：表中仅方宗熙1人调往综合性大学，这又说明院系调整后师资力量向专科倾斜

说明：以上各表不可能做箌百分之百地正确，某些史料有待进一步考证若干学校、单位用了简称，

甚至个别取样是否合理也可商榷但应该不会对阅读与结论产苼太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