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灾荒在1941年就初显端倪，水、旱、风、雹、虫等各种灾害汹涌而来，全省92个县市遭灾，农作物严重歉收，但由于往年人民尚有储藏，还不至于酿成大灾。从1942年起开始呈现出大荒之象，自春至秋干旱无雨，又有其它灾害交相侵袭，加上去年刚遭大灾，人民储粮告罄，因而引起特大饥荒，全省嗷嗷待哺的饥民达1000万人之多。到1943年灾情达到极致，豫西、豫北发生特大蝗灾，春夏之际豫东又两度被水，全省饥民增至3000万，两年中饿死者有200多万人。至1944年，灾情有所缓解，但局部地区仍较严重。春夏之交，河南有42个县被蝗，此时疫疠肆虐，如同雪上加霜，河南人民因此陷入了地狱般的绝境。[17]这次灾荒蔓延之际，也是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年代。处于抗战第一线的河南，重兵压境，战祸不断，既要供应国民党军队的浩繁军用，又遭受到日军的搜刮掠夺。天灾人祸交相迫熬，更加重了河南人民的苦难。
　　（一）1941年灾情
　　1941年7月24日《申报》载“豫省近半年来，战旱水雹霜蝗各灾，无所不有，灾情惨重，报灾县份，截至6月底止，已达百余县之多。受灾县份，计受战灾者有南阳唐河等二十三县，受霜灾者有灵宝等八县，受旱灾者有内乡等三十七县，受雹灾者有项城等二十四县，受水灾者有潢川等十一县，受蝗灾者有扶沟一县，请赈文电，连日如雪片飞来，省府及省赈济会已分电行政院及中央赈济委员会呼吁赈款，藉拯灾黎。”[18]
　　河南省赈济委员会曾公布《元月至十月各县灾情调查表》，对92县市的灾情作如下说明：南阳（战雹旱）、唐河（战风雹旱）、泌阳（战雹）、桐柏（战旱）、舞阳（战雹）、方城（战雹）、镇平（战旱风雹）、罗山（战旱）、信阳（战雹旱）、鹿邑（战水雹）、通许（战）、西华（战雹风蝗水）、民权（战）、淇县（战）、新野（战旱）、沁阳（战）、陕县（战旱雹）、杞县（战旱风水）、扶沟（战蝗风雹）、内乡（旱雹）、项城（战旱雹风）、登封（旱）、潢川（旱水）、巩县（旱雹）、灵宝（旱风霜蝗）、渑池（旱雹风水）、阌乡（旱风雹）、荥阳（旱）、郏县（旱雹）、新郑（旱雹水）、密县（旱雹）、临颍（旱）、鲁山（旱）、长葛（旱雹水）、许昌（旱霜雹）、卢氏（旱雹水）、淅川（旱雹）、林县（旱雹风）、汜水（旱）、洛阳（旱）、洛宁（旱风霜水雹）、新安（旱）、睢县（战旱）、兰封（战）、博爱（战雹）、涉县（战）、济源（战水）、息县（旱）、南召（旱）、内黄（旱）、光山（旱水）、新蔡（旱雹）、叶县（战旱雹）、汝南（战雹风旱水）、确山（战旱雹）、西平（战旱风水）、遂平（战旱雹）、正阳（战旱）、上蔡（战雹风水）、沈邱（战水）、嵩县（旱雹）、偃师（旱）、临汝（旱雹）、伊阳（旱）、伊川（旱雹）、郾城（雹水）、禹县（风雹霜）、洧川（雹水）、淮阳（雹蝗水）、鄢陵（风雹蝗）、经扶（雹蝗水）、邓县（旱雹水）、修武（雹战）、开封（水）、获嘉（水）、广武（旱）、孟县（旱战）、武陟（旱水战）、新乡（雹）、商水（风霜）、宜阳（雹旱水）、宝丰（旱）、阳武（雹）、中牟（战旱）、商城（旱水）、郑县（水）、太康（水）、尉氏（霜水蝗）、辉县（旱水雹）、固始（旱）、襄城（旱）、孟津（旱）。[19]
　　（二）1942年大旱
　　9月7日（七月二十七日）《新华日报》载：“豫省本年灾情惨重之成因，即由于水灾、旱灾、蝗虫灾、风灾、雹灾同时波及，在蝗虫灾区则地无绿色，枯枝遍野，……其旱灾区之麦田，高不盈尺。”[20]
　　何应钦在写给许世英的一封信中，也谈及此次旱灾：“顷接洛阳曾总司令万钟午养（7月22日）电称：窃维河南素称农产丰稔之区，乃今岁入春以还，雨水失调，春麦收成仅及二三成，人民已成灾黎之象。近复旱魃为虐，数月未雨，烈日炎炎，千里赤地，禾苗既悉枯槁，树木亦多凋残，行见秋收颗粒无望，灾情严重，系数年所未有，尤以豫西各县为最。人民生活不堪其苦，相率逃灾。”[21]
　　另据参政员马乘风报告：“河南沿陇海线两岸各县，自西徂东，如灵宝、卢氏、陕县、洛宁、渑池、宜阳、嵩县、伊川、洛阳、孟津、偃师、巩县、登封、密县、广武、荥阳、汜水、郑县、新郑，各地春季缺雨，北风横吹，麦收几等于无。中部各县，如襄城、禹县、郏县、临汝、鲁山、叶县、舞阳、许昌、长葛、洧川、鄢陵、扶沟、临颍、西华等地苦旱，麦收不过二三成。豫南各县，如南阳、内乡、淅川、镇平、西平、遂平、汝南、新蔡、确山、上蔡、唐河、邓县等地，丰收原本可望，不意行将麦收之时，大风横扫一周之久，继之以阴雨连绵，农民坐视麦子满地生芽，徒唤奈何，收成不过三四成而已。麦收既不佳，秋种之后，八十余日，滴雨未见，秋收更属根本绝望。两季一无所收，遂构成河南之严重灾难。”[22]
　　当时旅居洛阳的苏天命目睹灾情之惨重，特向赈委会委员长孔祥熙投递呈文，诉陈实情，请求救济：“方今抗战正殷，胥赖民力，河南全境，迭遭水旱，民生流离，物力凋敝。鄢陵、扶沟、陈州等十余县，黄泛为灾，悉受水患。由郑州至蚌埠间宽百余里，长有千余里之地，田禾冲没，庐舍为墟。巩县、广武等六十九县，自春徂秋，亢阳为害，二麦不登，秋禾枯槁，民食绝望，纷逃荒欠。旬余以来，豫东各县灾民过洛逃往陕境者，每日不下二三千人，依难民站统计，一旬以来，为数已达数万之众。据调查所得，被灾县份六十九县，以巩县、荥阳、汜水、广武、密县、临汝等最为严重，其他六十三县，合计灾黎约在七百二十万人以上。嗷嗷待哺，饿殍塞途，鹄面鸠形，惨不忍睹。”[23]
　　据祈大鹏估计，当时“灾民达一千余万，非赈不活者有五六百万。”[24]
　　11月30日《新华日报》报道了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对灾请的描述：“豫省本年麦季，干旱为灾，以致二麦欠收。原冀秋收丰稔，以补麦收之不足，不意入秋以来，雨水失调，晚秋复告绝望，豫省安全区内之六十余县，几无县无灾，无灾不重。加以豫省环境特殊，交通困难，致使灾情更加严重。”[25]
　　李培基所称之安全区，乃指由国民党政府所控制的国统区。沦陷区的干旱程度亦非常严重。据10月31日（九月二十二日）《解放日报》的报道：“据豫北敌占区来人谈，豫北敌占区今夏旱灾严重，赤地千里，大部土地均没有种上。玉米有的不曾出土，就已干死，豆子颗粒未收，谷子每亩最高收成量是三升多，坏的不过一升。某村一家富户，有一顷多谷地仅收九斗。从10月5日（八月二十六日）起小米每斗已涨到百三十元到百四十五元，玉米每斗九十八元到百零六元。米珠薪桂，已使一般中等人家无法过活，贫苦之家，则成千上万，流离失所，鬻儿卖女的事情，现亦不断在各地发现。……现汲县、浚县等地灾民，已大批逃入我太岳区根据地沁县、安泽、沁源一带开荒山做短工过活。”[26]
　　1942年的大灾，“河南人几乎死得路断人稀。鲁山白果树村竟发现人吃人的惨剧。逍遥、许昌、襄县各地市场，任何物价都比人价贵，长成的少女，只要几个烧饼便可以换来。至于路旁的饿尸，街头的弃婴，更是数见不鲜。侥幸不死的儿童，也都饿得满脸尽是皱纹，两眼泛作灰色，使你不敢相信这是人间。[27]短短数语，勾勒出中原大灾之后人间地狱般的悲惨景象，令人不忍卒读。
　　（三）1943年特大蝗灾
　　连续两年水、旱、蝗等灾之后，河南经济更形凋敝，故入春以后，即发生严重饥荒。2月2日（十二月二十八日）《大公报》发表《看重庆，念中原》社论，其中特别谈到河南的灾荒：“饿死的暴骨失肉，逃往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着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得几斗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卒读。而尤其令人不解的，河南的灾情，中央早已注意，中央的查灾大员也早已公毕归来，我们也曾听到中央拨了相当数额的赈款，如此纷绘半载，而截至本报通讯员上月十七日发信时，尚未见发放赈款之事，千万灾民还在眼巴巴的盼望。这是何故？尤其令人不忍的，荒灾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之于今日的事实。”[28]
　　这篇社论说了几句真话，却惹怒了国民党政府的权贵，立即令《大公报》停刊三天。据《河南省旅沪同乡会会议》载：“济源自去年（1942年）旱魃为虐，粮米昂贵，每斤二百余元，各处饥民均典卖房田，变卖牛马，苟延生命。入春以来，糠菜业已吞尽，物产无所弃变，全恃剥食榆皮，扫吞蒺藜，风烛朝露，危在旦夕。孟县去年旱灾奇重，饥民惨死沟壑，流亡各地，不可胜数。丰收之年，时感不足，值此旱灾形成，交通不便，接济无路，婴儿抛弃，无人收留，道旁遗尸，被人割食，耕牛家犬，均杀果腹，现罗掘俱穷，谋生乏术。鲁山、襄城、许昌、郏县、禹县等地饥民食树皮草根已成惯事，有将干草炒黄，磨成细末，和以榆树皮粉果腹者；有用田内青麦苗暂时疗饥，吃后不到数日，中毒而亡；春间更加严重，饥民夜间将新埋的死尸掘出争割煮食；虽极贫之家，有人在外不归，夫非既富有之被起票，而人时有失踪，是不唯人食兽之食，人且相食也。”[29]
　　5月18日（四月十五日），黄河在“扶沟、西华间决口16处，豫东10余县几全部陆沉。”[30]8月（七月）以后，又“大雨滂沱，经月未止，伊水、洛水、汝水、颖水和贾鲁、双汩（右为自）等河，水位陡涨至三公尺以上，各河流大堤坝到处被水侵蚀决溃，以致开封、郑州以南，潼关以东各低凹地，同时成灾。”[31]
　　11月4日（十月初七）《新华日报》报道：“嵩县汝源区浩劫频仍，又遭十天大雨，8月10日夜（七月初七）山洪一齐暴发，一时沿山居民，田庐人畜，都随着大水一齐漂流。汝河的水高到20多丈，两岸街市如黄庄、吕屯、沙沟岗、张槐、木植街等9处，都化为乌有，被冲去镇公所1，保公所3，中心学校1，保国民学校5，保长2，教员1，学生20名，男女民众500多口，山地平地计13，000余亩，绝门灭户的几十家，坍塌房屋，损失物品的不计其数。……
　　南召在9月19日（八月二十日）下午4时，暴雨骤作，顷刻之间，冰雹大落，由县西南柴岗乡所属的枣庄、范庄、贾庵、上石凹等处，向东南流去，经过的地点，房屋树木，毁坏无算，秋禾稻豆，一卷而光。东西长几十里的地方，民众哭号震野。陕乡二麦欠收，不足四成，灾后的人民都将希望寄托在早晚二秋，谁知早晚秋禾又被旱魃蝗蝻，摧残净尽。
　　项城旱灾蝗灾后，又遭水灾，贫农忧愤自杀的颇多。水淹区的灾民，都架木为巢，或者站在坟头，饥饿终日，已经有了二十多天。”[32]早晚秋禾又被旱魃蝗蝻，摧残净尽。
　　与此同时发生的是骇人听闻的蝗害。蝗虫所过之处，禾稼被吞噬净尽，为害甚巨。王锡朋在《1943年—中原蝗灾录》中具体描述当时的情况：如今，老人们每每忆及当年情景，仍历历如在眼前。说起那年的飞蝗之灾，其来势之猛，可谓迅雷不及掩耳，刹那间，象一阵大风似的沙沙作响、嗡嗡有声的飞驰而来了。好似一片黄云，顿时使天空为之色变。大人、孩童纷纷伫立院中、村头、田野，仰望天空，惊诧着、议论着、叹嘘着。当蝗虫低空飞临时，象大风吹顶，呼呼有声，人们只要举起扫帚、竹竿向空中随意挥打一下，便能打掉十数只甚至几十只，其密度由此可想而知了。这股巨大的飞蝗群，也不知从何方而来。只听说从黄泛区飞越黄河，侵袭到豫北，至太行山麓的林县、安阳，又飞袭到黄河南的叶县、舞阳、郾城等地，纵横飞翔，动向莫测。凡飞蝗所经过的原野，禾苗尽被吃光，连树叶也没有幸免。更有甚者，麦场上放的草苫子、席子以及草帽，也都被咬烂了。且看那树上落满了的飞蝗，将树的枝桠也都压弯。村里村外遍地皆是，墙壁上、屋顶上、窗户上也都爬满了飞蝗，连灶房内锅台上也比比皆是，人们不敢掀起锅盖做饭，因一掀锅盖，蝗虫便会盲目的往锅里钻，使人发呕。更为奇怪的是，正在觅食的鸡子，竟也不啄食蝗虫了。[33]
　　8月14日（七月十四日），汤恩伯致电中央赈委会孔祥熙委员长、许世英代委员长称：“查豫东各县上年荒旱，颗粒未收，蝗虫遗卵，今春孵化蔓延之速，势若燎原，以致鄢陵、扶沟、西华、太康、淮阳、鹿邑、杞县、冕陵、商水、项城、沈邱、太和、临泉等县先后呈报发现蔽薪盖野，禾稼被食殆尽。……迄今各该县秋收绝望，民命堪虞，数百万灾黎鹄待赈济。”[34]
　　8月2日（七月初二），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亦致电中央赈委会云：“本省蝗灾迭经电报有案，蝗虫初瘼，现黄泛区域蔽日盈野，掠河西飞，已据呈报蔓延区域计有：巩县、偃师、洛阳、伊川、孟津、许昌、鄢陵、临颍、禹县、宝丰、长葛、洧川、馆城、鲁山、郏县、新郑、尉氏、鹿邑、郸城、西华、太康、淮邢（阳）、汜水、临汝、宜阳、叶县、嵩县、汝南、西平、温县、开封、中牟、郾城、武陟、商水、密县、方城、荥阳、确山、唐河、灵宝、上蔡、泌阳、洛宁、舞阳、孟县、原武、扶沟、广武、郑县、登封、渑池、新安、伊阳、遂平、南召等五十六县，黄谷高梁玉谷多被食损，不数日幼蝻即生，麋集啮食，为害尤巨。……一禾之上，常聚数十啮食禾苗，顷刻立尽。”[35]
　　“洛阳附近发现瘟疫，初患时头部疼痛，继而发烧、咳嗽，染病过久者尚可渐愈，惟多在初患之数日不治而死。现各乡村缺乏良医，饥民又无钱请医，死于
　　是病者，已达50余人，省府及各县政府均下令注意防疫。”[36]
　　“河南去年天旱死人过多，今年入夏以来，各地瘟疫流形，回归热、伤寒、流行性感冒等传染病，各县均有发现，预防工作至为重要。”[37]“中原大饥馑之后，瘟疫流行，中西药品，利市五倍，病民痛苦万分。”[38]
　　据7月17日（六月十六日）《解放日报》报道：“全河南110县，3000万灾民，都挣扎在死亡线上。……从河南洛阳最近寄来一篇一个青年记者多方调查之后，写成的灾情报告，这里只抄录其中令人不忍卒读的数字：广武县，从去年11月到今年3月，饥饿致死者有8，372人，逃往外出者有33，188人，全县各村落，只剩2万多饥民。……灾荒期间，新郑全县逃出者凡47，633人，死亡者1，385人，合计占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一。荥阳逃往人数，要占三分之一强，还有10万多人口，伸着待救的手。远在去年11月上旬，汜水汜济乡一个乡，弃婴的总数是144名，饿死283名。……郑州，这河南大都会，最近3月间两周内饿死人口1700名，……3月1日（正月二十五日）郑州警察局捕获一个杀子而吃的‘凶狠的’老婆婆”[39]。
　　6．本年受灾县份统计
　　根据档案记载，截至10月4日（九月初六）止，河南被灾地区包括：鲁山（水蝗风）、偃师（水蝗）、汜水（水雹）、巩县（水蝗）、伊阳（水蝗）、嵩县（水蝗雹风）、襄城（水蝗）、广武（水蝗霜）、洛阳（水旱蝗风）、淮阳（水蝗）、固始（水蝗）、正阳（水蝗）、南召（水风霜蝗）、唐河（水旱）、舞阳（水蝗风）、上蔡（水蝗风雹）、扶沟（水蝗）、鄢陵（水蝗）、西华（水蝗）、太康（水蝗）、临汝（蝗风雹）、尉氏（蝗）、郏县（蝗霜风）、郾城（蝗风水）、宝丰（蝗风水）、许昌（蝗）、光山（蝗水风）、温县（蝗）、通许（蝗）、武陟（蝗雹）、渑池（蝗风水）、潢川（蝗水）、商水（蝗旱风水雹）、陕县（风）、西平（蝗风水雹）、遂平（蝗风水雹）、镇平（蝗风霜旱）、新野（蝗风水旱）、商城（蝗水）、孟津（蝗）、荥阳（蝗）、长葛（蝗）、叶县（蝗）、禹县（蝗）、罗山（蝗水）、鹿邑（蝗）、开封（蝗）、孟县（蝗）、杞县（蝗风水）、中牟（蝗）、方城（蝗霜）、洛宁（蝗霜）、夏县（风水）、灵宝（雹）、宜阳（蝗风雪）、确山（蝗风水旱）、南阳（蝗风水）、伊川（蝗）、桐柏（蝗风水），共计59县市。[40]
　　（四）1944年灾况
　　1944年11月24日（十月初九）《大公报》刊登河南省政府致该报公开信，叙述灾情称：“豫省三面环敌，情形特殊，比年以来，兵连祸结，无灾不备，灾无不重。本年……入秋前后，蝗旱风雹接踵为患，受害共达40余县，被灾成口约在七成以上，人祸未息，复罹大劫，民生凋敝，至此已极。虽蒙中央拨发赈款及本省自行筹赈，无如灾区广大，灾民众多，普救为难。加以严冬将届，风雪凛冽，灾民无衣无食，何以卒岁，扩大救济，不容稍缓。”[41]
　　又据10月28日（九月十二日）《解放日报》载：“今年秋间，（河南）又遭旱蝗灾，截至目前止，游击区及后方县份向省府报灾请赈者先后达42县。”[42]
　　8月中旬（六月下旬），由沦陷区分来大批飞蝗，侵入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已发现者有林县、林北、安阳”等县。[43]此外，“正阳、确山、潢川、商城、固始等县，因为很久没有下雨，旱象又成。加上各地都发现蝗虫，虽然也经过捕捉，直到现在没有肃清，灾情很严重。内乡的15个乡也发现蝗虫，经人民尽力捕捉，计共捉到飞蝗27万多斤，掘出卵700多斤。”[44]
　　灵宝“沿黄河一带，蝗虫丛生，秋禾全被吃光。”[45]
　　1944年4月17日《大公报》报道：“洛市近发现急性脑膜炎、伤寒、麻疹等传染病，已有不少伤亡，卫生当局正设法防治中，治脑膜炎之针药已明令禁止外运。”[46]（摘自《1942—1943年河南灾荒研究》作者：王小静）
　　二、究竟谁骗了谁？
　　电影《温故：1942》以及冯玉祥、王芸生的回忆都称蒋介石在1943年仍不愿意相信河南有灾，冯玉祥在回忆里还称蒋介石痛骂了前往重庆报灾的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里回忆称，河南大旱，饿死人无数，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叫河南征粮。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大胆地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1、河南省政府早有瞒报历史
　　1941年河南大面积遭灾，而这一年河南摊派的军粮按额完成，粮食部长徐勘在1942年10月中旬召开的参政会上，报告了1941年度的征粮成果，报告中提到，这年的征实征购成果颇为优良，全国21个省区中照核定数额收者就有11省，而其中就有河南。
　　1941年时河南的灾情就已很严峻，李培基等只是消极的坐等灾情好转，既不抓紧救灾，又不及时请求中央救济。到1942年二麦歉收之后，秋收又告绝望，李培基却向中央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另据国民政府农林部、粮食增产委员会统计，1942 年河南的稻谷收成（秋收）在四成上下，[118]而实际收成仅有一二成，这个数字是根据河南省政当局所报得来，可见河南省当局并没有据实上报灾情。
　　2、河南驻军三次向蒋介石上报灾情
　　河南地方当局未向中央报告灾情严重之前，河南驻军怕影响军粮供应，早早将灾情的严重性如实报告给了重庆方面。1942年8月14日，汤恩伯致电中央赈委会委员长孔祥熙、代委员长许世英称：“查豫东各县上年荒旱，颗粒未收，街（蝗）虫遗卵，今春孵化蔓延之速，势若燎原……迄今各该县秋收绝望，民命堪虞，数百万灾黎鹄待赈济。
　　1942年9月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在赴西安参加军事会议时，也曾将灾情实况面报蒋介石，因所报与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相左而受到训斥。而之前，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重庆向何应钦报告灾情时，何说，灾情是不能随便报的，鄂西有灾，因为地方政府有报告，河南方面未见地方政府报告，何来的灾情？
　　被蒋介石面训，使得蒋鼎文对河南省政府万分恼火。后来蒋依据李所报田赋征实数目向各地征购军粮时，发现各地粮仓为空，查明缘由，才知各县都是根据往年情况先报收成后征田赋，而按照1942年全省实际收成，完成军粮任务有很大难度。购不到军粮的蒋鼎文气急败坏，“将当时的河南财政厅长和粮政局长扣押起来”，当时有人问他原因，他说：“我只是管军事，征粮则是河南省政府的事；明知道河南缺粮，省主席却报告河南的收获还好，使我不能向他处求粮”。这一插曲也从侧面说明李培基确实没有将灾情如实上报中央。
　　3、河南省政府在1942年9月前一直瞒报灾情
　　河南省政府在1942年秋收之前不知道河南旱灾严重情况吗？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1942年7月16日，由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印，在重庆出版的《经济汇报》第六卷一、二期合刊，曾刊登河南省粮食局长，经济学家卢郁文的一片篇文章《田赋改征实物后河南省粮食储运及征购情形》，卢在文章中称：“河南去年发收仅有三成，本年旱象已呈，收获量恐更少，加之豫南产粮食各县，接近敌区，往往于发收后，信阳方面敌人向南阳、汝南各县侵扰，因此粮食被抢去者亦不在少数，是以实计算，则本省之余粮数目，必不足政府之征购，现各县欠缴三十年度（1941年）军粮，尚有数十万石，虽一再严令交缴，而各县屡陈困艰，盖以本省已十室九空，市面无大量粜发者，人民虽乐于输收，奈无粮食何！”
　　此时尚未到秋收，而省粮食局长卢郁文已预计到了河南即将面临的灾情。
　　已预计到河南即将面临歉收乃至绝收的河南省政府却做了一件事：决定瞒报
　　时任河南省民政厅厅长的杨一峰晚年的一段回忆印证了河南省政府的瞒报事实。杨在1942年秋由河南省赈济会推举，同刘庄甫、任兆鲁一行三人，代表河南各界前往重庆报灾。据杨回忆，他们“在重庆查出了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
　　时任河南省粮政局秘书的于镇洲也有相似的回忆：“弟供职省粮政局，驻鲁山康庄，亦为灾情严重之区。弟为报灾事，屡向卢局长郁文建议，应速将真实情况转报中央，但均未被采纳。（民国）卅一年弟曾写有《灾荒下的河南粮政》一文，将实际灾况、面积、人民死亡及征集粮食数字，均作详细记载，省政当局未允发表。原文存粮政局档案中，弟亦未抄存副本，至今思之，犹觉可惜。……灾区范围，以黄泛区扶沟、许昌为中心，周围数十县份，纷纷报灾，省政当局以麦苗茁壮，误认各县系避免多出军粮，故意谎报灾情，公文往返，拖延勘查，不肯据实转报中央。”
　　唯一可以解释河南省政府行为的大约是因为1941年河南虽遭灾，但仍完成了当年军粮征购任务。而李培基与卢郁文以1941年的情况来衡量1942年，毕竟相比上年1941年军粮征购额度已减少80万石。
　　4、蒋介石为何只减不免河南粮食征收？
　　显然，河南省政府不断否认灾情的存在明显误导了蒋介石。而蒋介石对军队的不信任（蒋在1942年9月王曲军事会议上称“军队谎报欺蒙之习，现在到处难免，流弊所及，不仅骗上官，骗同事，骗部下，而且他还要骗自己。”）则使得军队五次三番报灾在蒋介石眼中成了驻军与士绅勾结的证据。
　　一封经常用于证明蒋介石不念河南灾情的手令，如查看全文就会发现，这封手令与其说是蒋介石不念河南灾情，不若说蒋介石在警告军官和地方官员和大地主们不要逃税：
　　中正此次视察各省所得关于征粮之实际情形，现发现有若干在中央或地方服务之军政高级人员，尚有不脱旧时恶习，对其乡里所有之产业，不纳赋税，不缴军粮。嗣后无论任何地方，如再有假借地位势力，避纳赋税军粮者，该管之乡镇保甲长及县长，即按级申报省政府或中央主管机关，其情节重大者，准予直电中正！否则，纵容规避，放弃征收，一经查出，即以受贿论罪。……至各地区巨富粮户，如有巧避军粮、囤积粮食，以图射利居奇者，中正并经授权各战区司令长官，准其就近先行查封，电报中央主管机关，听候处分具次。本年有若省地方官绅文电纷弛，申报水旱灾况，或称赤地千里，或称田庐漂没，一方请求豁免征购，一方请求巨款赈济，但大多以少报多，以轻报重，过甚其词，张皇入报。嗣后呈报灾荒，必须勘查明确，根据实况，倘有捏词朦报，一经查明，必当执法以绳。（《蒋介石侍秘字第13839号手启电》（1942年9月21日），节引自《财政部经办蒋介石手令情形报告表》（1942年度），档号：三（1）／3359。）
　　而1942年8月，蒋介石拒绝接见河南请愿团，与其说蒋介石不相信河南有灾，不如看做蒋介石对河南士绅、地方官（李培基和卢郁文是蒋亲自委任）的不信任。（1942年，8月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鉴于灾情日趋严重，公推了三个代表（刘基炎、任劭鲁、杨一峰）赴渝报灾请赈。抵渝后代表团要求谒见蒋介石，蒋“不惟拒见他们，还进一步禁止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宣传灾情”[160]。）摘自《1942—1943年河南灾荒研究》作者：王小静
　　在1942年9月王曲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最终决定有选择的相信军方关于河南灾情的报告：“决定1942年河南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据时任河南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张仲鲁回忆；另据河南粮政局局长卢郁文的说法，该年河南原来的军粮配额是420余万石），同时决定自陕西运粮入豫：“当天晚上，粮政方面就有个重要的会议，接着是征用所有的运输工具，打开粮仓，把存粮迅速地东运河南。”（据刘恩茂晚年回忆），在另一方面，蒋介石再次强调对“富绅地主”加大控制力度：“我这次回去以后，即可嘱军政部颁布命令，授权各战区长官部调查民间粮食，……凡是百石以上的大户人家，调查清楚之后，即转交省政府管理统制，以备不得已时就地征购，接济军食。现在河南鄂北尤要注意实施此项办法，始可补救军粮的困难。”（《蒋介石：西安军事会议讲评》）
　　必须承认在王曲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对河南灾情估计严重不足；但是同时也应看到正是因为河南省政府之前对灾情的瞒报，蒋介石对“军绅勾结”的痛恨客观上加剧了这种“不足”。如果河南省政府一开始就把河南实际情况告诉蒋介石的话，也许河南大饥荒的烈度能降低许多。
　　5、王芸生1960年代的回忆可信吗？
　　王芸生在1960年代曾撰写回忆里，称1943年3月蒋介石秘书陈布雷亲自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延缓。”
　　然而王芸生的回忆可信吗？
　　首先，在1942年9月王曲军事会议后，蒋介石以及对河南灾情有所布置（当然，布置的很不够），怎么可能到了1943年3月反而不相信河南有灾？
　　其次，1942年10月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特派中央监察委员张继、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张厉生前往河南“查勘灾情，并宣慰灾民”。据当时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指派到河南进行军风纪视察工作的金汉鼎回忆，当时张继、张厉生带了5亿法币前来赈济。到达洛阳后，二张就与李培基及相关厅局处长会商办法，并指定赈款2亿为急赈，在各地遍设粥场；3亿为购征粮，“因时间和交通关系，曾约定在各个专区制定一个适中的县，令各县派代表一至二人按期来会，俾知各地受灾的实际情况和传达上述两项内容，使全省人民深体此意”。
　　综上所述，若说1943年3月，蒋介石仍不相信河南灾情严重犹有可能；而说蒋介石不相信河南有灾则绝无可能。以当时国民政府独裁体制，若无蒋介石点头，张继、张厉生从哪里给河南调拨5亿法币呢？
　　三、看上去很美的救灾措施
　　自张继、张厉生视察后，河南救灾正式拉开序幕。必须承认，从纸面上，国民政府的救灾措施堪称完美。不但对灾害本身有了详尽计划，而且还出台法规保护贫民不动产（土地）在灾年不被大地主和商人低价卖走。现摘录国民政府救灾措施如下：
　　（一）减轻灾民负担
　　1．核减征实征购数额：国民党中央将1942年度河南省征实征购数额由原来的500万石减为380万石，后又核减为280万石，合200万大包。
　　2．缓办与借用：国民党中央准许河南省在1943年4月以前先交140万包，其余60万包，以30万包借作省级公粮及运佚口粮，30万包到1943年7、8月麦收后再补交。[178]
　　（1）中央拨款：中央曾三次拨发急振款，第一次拨400万元，第二次拨1，000万元，第三次拨2，000万元。
　　第一次400万元急振款分配情形：中央振济委员会汇郑州国际救济会分30万元，办理郑州、中牟、广武等四县急赈；省政府贷放各县晚秋种籽65万元。其余305万元，按照各灾情轻重分配，特重县份郑州等18县，每县配款45，000元；最重县份洧川等13县，每县各配款4万元；重灾县份淮阳等15县，每县各配款35，000千元；次重县份西平等17县，每县各配款3万元；轻灾县份商城等8县，每县各配款25，000元；沦陷区第二、三、四、十二等行政区，各配款5万元，交各专署按有灾县份配均查放；余款移作运送难民之用。
　　第二次1，000万元急振款分配情形：发放洧川等68县550万元，发放第二、第十二区各7万元，第三区16万元，第四区14万元，共44万元。拨付赴陕购运麸皮300万元，其余补助慈善救济事业。
　　第三次2，000万元急振款分配情形：一等灾县份19县，每县按20万元分配，共计洋380万元；二等灾县份14县，每县按17万元分配，共计238万元；三等灾县份20县，每县按15万元分配，共计洋300万元；四等灾县份17县，每县按12万元分配，共计204万元；九区受此次战灾县份5县，按5万元分配，共25万元；黄泛决口被灾县份6县，共30万元；第二、第十二两行政区各分配20万元；第三、第四两行政区共分配150万元；各县儿童教养院共分配100万元；洛阳西上过境灾民运费分配50万元；由陕购运麸皮振款共470万元。以上共分配1，987万元。下余13万元交省振济会备用。
　　（2）他款挪用：将第一战区长官部发还本省的军事征用工料价款300万元改作急振；将1942年度中央应拨本省各县征购价款约4，000万元改发急振；将中央两次拨发770万元，在西安分批购买麸皮300余万斤，配发第一、第十、第十一各行政专员公署，转发所辖灾重县份办理急振。[179]
　　（3）豫省自筹：豫省自筹振款500万元，在陕采购麸皮3，076，900斤，运豫散放；地方筹款1，000万元，亦配发各县，办理急振。[180]
　　（1）100万元凿井贷款：向农工银行贷款100万元，分发临汝、鲁山、郏县、宝丰、伊阳、叶县等六县实施凿井。
　　（2）1，000万元小型水利贷款：向中国农民银行贷款1，000万元，以800万元推凿土井，100万元推凿洋井，100万元开凿渠塘。
　　（3）600万元工振工程：向行政院请拨600万元工振款，以4，072，500元配发各县兴办小型水利工程，余款用作简修鲁山至栾川大车路工程费。
　　（4）大型水利贷款工程：一利用豫省1941年7月与中中交农四行局所订农田水利贷款合同400万元，开凿湍惠渠；二利用豫省1939年12月与农本局所定兴办豫西农田水利贷款合同85万元项下所余之57万元，另向中国农民银行贷款150万元，开凿公兴渠；三1943年向四联总处贷大型水利贷款3，864万元，兴办唐惠渠、白惠渠、民乐渠、三峡河渠、惠嵩南渠、惠嵩北渠、永济新渠第二期工程等8渠。
　　（5）工振浚河工程：1943年向中央请拨72，010万元，以疏浚石梁河、清流河、泥河、灰河、师河、唐江河、淤泥河、□河、韦河、颖河、洪河等河工程。
　　（6）泛区工振筑堤工程：1942年6月向中央请拨450万元，培修豫境泛区及淮域提捻工程。
　　（7）各县小型水利工振工程：1943年春向行政院及振济委员会请拨51，551，565元工振款，以利用农隙普遍兴办开渠、凿井、筑堰、修塘等项工程。[181]
　　政府制定保护灾贫农民不动产临时办法
　　灾荒期间，有很多殷商富户乘机低价购买贫民土地者，为了保护灾贫农民，河南省政府曾于1942年12月制定了保护农民不动产临时办法，并通饬各县布告周知。规定：凡土地或房产之买卖，无论有无契约，均应依照民法之规定，准予五年内以原价购回之，其土地或房屋之典当，亦准随时以原价赎回之。因恐怕此项办法公布过早，致使各富户不肯典买，灾民反更困难，又于1943年1月训令各县因事因地制宜，妥为办理，兹将原办法录下：
　　河南省保护灾贫农民不动产临时办法
　　第一条，本省为保护灾贫农民不动产权利起见，特订定本办法。
　　第二条，凡灾贫农民，为穷困所迫将其私有土地或房屋出卖典当，设定地上权、永佃权或租赁与他人者，应依左列方法分别处理之。
　　一、土地或房屋之买卖，无论有无特约，均应依民法第380条，前设之规定，准予五年内以原价买回之。
　　二、土地或房屋之典当，无论有无约定期限，均应视为未定期限，准出典依民法第924条之规定，随时以原价回购其典物。
　　三、前款回购依民法第925条之规定，如典物为耕作地者，应于收益季节后，定期作业开如前为之，如为其他不动产应于六个月前通知典权人。
　　四、土地所有人于土地上设定地上权者，无论有无约定期限应准土地所有人于三年内撤销之。
　　五、土地所有人，于土地上设定永佃权者，应准土地所有人于五年撤佃。
　　六、租赁之土地如出租人收回自耕时，应依民法第458条之规定，随时终止其契约。
　　第三条，本办法对于非灾贫农民间所为之买卖典当或设定地上权、永佃权或租赁之行为不适用之。
　　第四条，本办法第一条之规定其行为发生于三十二年六月以后者，仍依照民法各本条之规定。
　　第五条，本办法自呈请国民政府核准公布之日施行。[203]
　　（2）补订典当抵押田产办法
　　河南省政府颁布前项办法之立意，原在于一面使灾贫农民以典卖土地之款维持生活，一面保障债权人获得合理之利润。但后来据报告，“各县为富不仁之殷商富户，多以灾荒期间典买田产，准五年内随时以原价赎回，既不能确保产权，目前复无大利可图，率皆不顾典买，致令灾贫农民虽有田产而仍不能变价糊口”。
　　为救济灾民，省府又补订了典押田产办法三项，通令各县切实执行，并令各县县长对于抗不遵办之殷商富户，依情节轻重酌予惩处。
　　由于资料阙如，这三项办法的具体内容就不得而知了。但从以上可以推断，其目的是强制各县绅商富户典买灾民田产，以使灾民得以维持生活。[204]（摘自《1942—1943年河南灾荒研究》作者：王小静）
　　河南驻军的救灾表现
　　现将当时河南各地驻军节食救灾情况录入如下：
　　甲、第一战区各部队节食救灾：驻防豫省的第一战区各部队，为响应救灾运动，全体将士每月减食两餐，以三个月为期，计每人合减军粮6市斤，从1942年12月份开始，将摊扣所得全部充振，以拯灾黎。该部各直属部队、机关、学校也闻风响应，最终第一战区各部队机关官兵节食振粮共集小麦300万市斤。后由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及各集团军总司令开会商讨，拟定了振粮发放办法及振粮地点分配表，通饬各县遵照具领发放，及时救济。
　　乙、第三十四集团军各部队机关学校节食救灾：第三十四集团军各机关部队学校为救济豫灾，曾自动发起节食振灾，各官兵学员生每人每月由主食内节余面粉2两，以10日为期，共得面粉5，166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