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告状的恶人原来是贪官_中国检察日报正义网
先告状的恶人原来是贪官
日&01:30& 张彦丽
　　日上午9时，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大审判厅内被从四面八方涌来的群众挤得水泄不通，十几家新闻单位近三十余名记者纷纷把闪光灯对准了审判台。随着审判长庄严的一声“开庭”，被告人王虎林、张玉梅被押上了审判台。　　提起王虎林，可谓是大名鼎鼎。1999年，他曾以“官帽批发商”闻名于全国，与新华社记者对簿于公堂更是让人感到此公不是“省油的灯”。而今天，王虎林却作为被告人站到了法庭上接受法律的审判。　　王虎林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王虎林受党培养多年，从一参加工作就一直担任党内领导职务，尤其是在县委书记的岗位上任职长达19年之久。王虎林的权力，是人民所赋予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这位具有35年党龄的老党员应该信奉的工作宗旨和做人原则。　　然而，在金钱、欲望和权势面前，他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丧失了做人的原则。　　他的犯罪行为是铁一般的事实。这事实，连同他色厉内荏的法庭形象一起，永久地刻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档案　　日，王虎林出生在山西省泽州县犁川镇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63年考入山西大学政治系学习，为日后步入政治生涯奠定了理论基础。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至1981年任晋城大阳公社党委书记；1981年至1983年任中共壶关县县委书记；1983年至1999年5月任中共长治县县委书记；1999年6月，任中共长治市市委常委(副厅级)；中共长治市第五、六、七届人大代表。　　1984年至1989年被山西省委、山西省政府授予林业模范；1994年至1997年被山西省绿化委员会评为先进工作者；1986年被全国总工会评为工会积极分子；1990年被国家绿化委员会授予全国绿化奖章；1994年被评为全省义务修路先进个人；1996年在“打团扫恶”斗争中，受山西省委、省政府嘉奖……王虎林的事业确曾如日中天。　　但是，王虎林是怎样走上被告人的席位呢?其实就是一个钱字闹的。仅让我们看一看王虎林、张玉梅的家庭存款时间表：1995年存款1．34万元；1996年存款3万元；1997年存款8万元；1998年存款161．2万元；1999年存款184．36万元。　　如此疾速增长的存款数额简直令人瞠目结舌！　　不仅办案人员，就连在法庭上旁听的群众也感到匪夷所思：为何他们家在1998年、1999年两年内就会突然增加345．56万元的存款呢？　　这是不是1999年王虎林突击提拔干部207人的“利润”？　　更令人吃惊的是：从银行存款凭条上可以看出，张玉梅在日的一天之内，就到不同的银行储蓄所存款21笔，款额共计72．5万元；5月2日存款15笔，计52万元；日存款14笔，计44万元；三天后的11月4日存款6笔，计15万元；又四天后的11月8日存款13笔，共计45万元。真是日进数十万金啊！　　1999年，新闻媒体根据调查采访的结果，在报上公开了王虎林突击提拔干部一事。王虎林把采访的记者告上公堂，花了4.5万元请了一名律师，不知是他心虚还是理亏，他自己作为原告却没有出庭。法庭最终判决原告王虎林败诉。　　事实到底是怎样呢?　　“照王书记说的去办，”结果损失282．5万余元　　1996年底至1997年初，王虎林接到四家所谓外商寻求合作伙伴的信件，照惯例，作为县委书记的王虎林对此一向不闻不问，束之高阁。然而这一次却不同了。或许王虎林真想为本县开拓一个外商项目，或许王虎林是出于其他目的，总之，这一次，王书记认真了。他雷厉风行，马上通过电话与所谓的“德商”取得了联系，并于日带领长治县起重设备厂厂长王明泽、县劳动局干部李双明赴深圳考察。　　王虎林一行抵深的第三天，即1月25日，在既没有考察对方资信，也没有核实对方人员身份的情况下，仅经过一个多小时简单交谈，即轻率地以长治县的名义与“德商”签订了“合资办厂意向书”，同时邀请“德方”代表到长治考察。　　恐怕令王虎林万万想不到的是，他眼中的“德方”代表，是两个不折不扣的大骗子。　　日，“德方”代表林克爱（化名林晖）、陈正高（上述二人因涉嫌诈骗已被另案处理）带着仅花几百元人民币伪造的德国护照、身份证、委托书及其他相关资料，到长治县开始了他们为期十余天的考察。　　2月22日，王虎林即召集长治县委、县政府部分领导和工商、银行、税务等有关部门及长治县南宋乡的领导开会。为了利用位于南宋乡南宋村的原国有建山机械厂的闲置厂房，王虎林当即指定由长治县南宋乡与“德方”搞合资。堂堂一个县的“一把手”，可以说，他的意志即为“圣旨”，南宋乡惟有遵从。　　2月23日，王虎林又陪同“德方”人员象征性地考察了厂房及南宋乡永丰村，在既未经集体研究讨论，也未组织专家对该项目进行可行性论证的情况下，王虎林下达命令，让南宋乡党委副书记（挂职）李保富代表南宋乡以南宋鑫通企业集团总公司（村办企业）的名义与“德方”代表签订了“合资经营合同书”，双方成立“中德南普纸塑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经营纸塑复合袋，其中，“德方”出资40％，南宋乡出资60％。　　合同签订后，“德方”提议双方共同到上海订购机器设备。日，王虎林应邀与南宋乡党委书记曹红梅、李保富（上述二人另案处理）等人先后到上海考察。不知是疏忽大意，还是考虑不周，王虎林上海之行并未带一名专业技术人员，而且考察也仅是走了一回过场而已。　　3月20日，王虎林在未对厂家及其设备进行认真考察、了解的情况下，就决定与上海福裕包装机械厂签订合同，并安排李保富代表南宋乡在机器设备购销合同上签字，南宋（当时南普公司尚未注册登记）与“德方”共同订购五套“1300型”圆筒编织涂塑复合机组，单价为115万元，其中南宋方付345万元，“德方”付230万元。　　为何标的额如此巨大，如此重要的合同，却签得如此草率？南宋乡党委副书记李保富的供述或许能说明一些问题：　　（公诉人）问：你们去上海考察的是什么设备？　　（李保富）答：我不清楚。　　问：为什么不带技术人员？　　答：开始时曹红梅提出带技术人员，但后来听王书记说，不用带了，具体原因我不清楚。　　问：你是否熟悉这些设备？　　答：一点不懂。　　问：那么你到上海干什么？　　答：就是跟着人家跑，我带着公章，人家订好合同我签字，一切听王书记的。　　问：谁“订好”？　　答：王虎林。　　可见，李保富作为一个基层干部，“只知道好好听领导的话，王书记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既然有王虎林在，李保富的存在确属多余。这样，一份对“外方”的资信情况，对设备质量，对产品有无市场等问题一概不予理会的合同就这样达成了。　　合同已经签字，接下来的事情就是筹钱了。如同李保富所供述的那样：“如果没有王虎林，这么多钱从哪里来？向财政上要，一分钱也要不来；乡党委书记曹红梅也没有这个本事，我更不可能。”于是，王虎林又一次越俎代庖，利用手中的职权先后给煤运、银行、财政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批条、写信、打电话。　　4月1日，在王虎林的安排下，南宋乡通过县财政局从县煤运公司借款172．5万元，后又从县财政局借款175万元（付上海172．5万元），李保富分两次将此款送往上海。　　就这样，345万元划到了骗子手中。6月初，李保富与一名乡干部、乡党委秘书等人到上海提货，将五套“SF－1300－2”型多功能圆筒编织涂塑复合机组运回南宋乡；之后，厂家还派人到长治进行了安装。　　侦查机关讯问关押在看守所的林克爱、陈正高这两个骗子，问到345万元的去向时，他们很平静地回答：“都花光了。”　　不知作为县委书记的王虎林听到这两个骗子的供述，有何感想？但当他意识到上当受骗时，已经来不及了。　　经山西省技术质量监督局通用机械产品质量监督鉴定检验站鉴定：该机组不具备批量生产的能力，达不到使用说明书中提供的机组主要技术参数，属不合格产品。经山西省价格事务所鉴定：每套机组价值12．5万元，五套合计62．5万元。　　由于王虎林的玩忽职守行为，给国家与集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282．5万元。　　仅仅四年，王虎林的家庭存款增加了近400万元　　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　　谈起王虎林家的存款，就不得不提一下本案的第二被告人张玉梅。张玉梅，系王虎林之妻，49岁，与王虎林乃是同乡，大专文化程度，中共党员，原任长治县法院助理审判员。日因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山西省检察院刑事拘留，4月20日被逮捕，8月2日因病取保候审。　　缘何张玉梅随同她的丈夫一起站在今天的被告人的席位上？只因一个字：贪。张玉梅，素质极低，却有着庸俗女人极贪婪的天性。在经营家庭生活方面，她的确是王家的贤内助，扮演着多种角色，不仅是家庭的总管，而且是王虎林经济收入的会计兼出纳。可以说，其家庭存款的绝大部分都是经她之手存进银行的。　　法庭审理查明：日至日，王虎林、张玉梅先后在长治、晋城、太原的几家银行存款123笔，计人民币368．96万元，美金7662．14元。　　试想，王虎林长期担任领导职务，而且身居要职，其妻张玉梅因身体原因长期不上班，他们如何在4年内陡然增加近400万元的巨额家庭财产？　　办案人员在对其家庭收入、支出的计算上，本着“收入就高，支出就低”的原则，其家庭收入（含工资、奖金及稿费、经商和各种礼金收入）为101．2万余元，家庭支出为33．47万余元，收入减去支出，其家庭收入结余额为67．76万余元，而王虎林、张玉梅还有296．19万元人民币、美金7662．14元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　　在问及张玉梅这296万余元的来源时，王、张二人的安排可说是费尽了心机，而且体现了“公平”。这从张玉梅提供的“王家白皮记账本”上可见一斑：其女儿患病，没有工作，为其存款113．3万元；两个儿子存款分别为36万元和40万元；为两个孙女各存1．2万元；剩余的180万元存款归夫妇俩，以安享幸福晚年。　　有人给他送钱，他说：“你给我存上吧……”　　1992年8月，山西省金晶药业有限公司（民营企业）计划开发“岩舒”注射液，该公司负责人张林找到时任长治县县委书记的王虎林，请求帮助解决资金困难，王虎林满口应承。1992年底至1993年秋，王虎林想方设法，先后从长治县财政局和63集团军下属的陆岩公司分别筹措到40万元和50万元，解决了金晶药业公司的燃眉之急。　　若这件事到此结束，也许王虎林会落一个帮助企业脱困的好名声，然而，在金钱面前，他再一次动摇了。　　1997年底，张林为感谢王虎林的支持与帮助，来到王虎林的办公室，对王说：“春节快到了，不知给你买点什么。不如这样，给你些钱，你自己买吧。”　　面对花花绿绿的一叠钞票，王虎林一改往日的矜持与庄重，毫无一丝的扭捏与做作：“那你把钱给我存上吧，存折写上我女儿的名字。”　　张随即指派本公司会计以王虎林之女的名义到工商银行长治南街办事处英南储蓄所分两笔（2万元、3万元存单各一张）存入5万元，并亲手将存单交给了张玉梅。　　就这样，又一笔人民币轻轻松松落入了王虎林的腰包。　　……　　法律适用　　王虎林、张玉梅玩忽职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受贿一案，由山西省检察院侦查终结，于日指定由阳泉市检察院审查起诉。阳泉市检察院决定由该院副检察长叶晓利、起诉处副处长车建丽担任本案的公诉人，于日依法向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日，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此案。　　起诉书认定，被告人王虎林在担任长治县县委书记期间，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疏忽大意，怠于职守，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之规定，构成玩忽职守罪；被告人王虎林、张玉梅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其家庭财产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且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之规定，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告人王虎林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之规定，构成受贿罪，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二）项之规定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对王虎林应当数罪并罚。　　1月17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一、王虎林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万元。　　二、张玉梅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三、王虎林、张玉梅巨额财产中明显超过合法收入的差额部分，价值人民币元，美金7662.14元的财产及其孳息予以追缴。　　图为王虎林、张玉梅夫妇站在法庭上接受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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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0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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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买官卖官成风气 县委书记批发数百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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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3:50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9月19日电　据《人民论坛》报道，国家社科规划《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组长王明高经过多年研究考察，总结出近年来买官卖官四种新样式：
　　“越级”买卖。有些买官者已不局限于向直接的领导人贿赂，而是向上一级、乃至上几级的领导贿赂，由他们出面施加影响，从而达到买官的目的。与买官行为相对应，有点买官者不局限于自己职权范围，而是影响下几级干部任免。这些干预、招呼、影响都直接与利益挂钩，有点甚至就是赤裸裸的金钱利益。
　　“合法”买卖。就是钻制度的空子，披着民主的外衣。有些买官卖官者是打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幌子，“运用”选人用人制度改革的“手段”，开辟自己的“运作”空间，由过去的“暗箱操作”变为“合法”任用，借着民主推荐和民主选举的名义，让人觉得合情合理，使买官卖官更具欺骗性与隐蔽性。
　　“公开”买卖。在一些地方，买官卖官者已经成为了“公开”、“透明”的事情，包括干部圈内甚至社会上的更大范围的人群都心知肚明。有哪些官，要多少钱，要送给谁，民间还流传着很多极具讽刺意味的“段子”，这是任命制官位的情况。对选举制官位，有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企图，明目张胆地向有投票权的人打招呼、拉票甚至出钱贿赂，其买官的对象转向了人数相对较多的民意代表。
　　“批发”买卖。近年来，一次一个地买官卖官似成风气，一次三个五个地卖官鬻爵也屡见不鲜，一次成规模地批发官帽现象也时有发生。有些地方过去是有空位才卖，现在是创造空位卖，甚是可怕。每逢换届，大量调整干部顺理成章，职位空缺多，操作空间大，求官者多，往往是买官卖官的高发期。如陕西卖官书记张改萍，五年时间批发官帽27顶，几乎涉及商洛市的各个部门的领导。绥化市委书记马德案涉及到206人。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在离任前，432顶官帽大批发。
责任编辑：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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