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贾大山创作的基本特点
贾大山创作的基本特点
（根据在石家庄市文艺创作会上的讲座缩写）
1978年，贾大山的短篇小说《取经》获得了全国首届短篇小说奖。他是河北省第一个获得全国奖的作家。贾大山是个低产作家，却是一个高质量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简短、精妙、深刻，且风趣、幽默、有味道。
他的80多篇小说，犹如一幅幅连环画，把正定县城乡从上世纪50年代解放初期至1990年代中后期农民和县城居民（包括退休干部）的生活状态清晰可见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此间经过了公私合营、大炼钢铁、四清运动、60年代的饥荒时期、文化大革命，直至改革开放。时间的跨度长达50年。尽管50年的历史动荡起伏，运动频仍，但他从来不直接写“运动”，而是写生活在历史的风云变化中的基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人情、人性、人际关系，以及社会风气的变化和表现形态。
“小中见大”、真实、巧妙，是贾大山短篇小说在艺术上达到的高度，从而使他的作品成了历史变迁的“真实见证”。许多作品，虽然真实，但失之于笨拙；有些作品虽然精巧，却给人刻意雕琢之感。贾大山的小说则是真实和巧妙相得益彰，在真实中看出巧妙，在巧妙中体现着真实，且能在看似微不足道的琐屑的小事中，揭示出微妙复杂的人性和普遍存在的世态人心。
具体来说，贾大山小说创作的如下一些特点，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发扬光大的。
第一，弘扬真善美，批判假恶丑。这是贾大山小说创作一以贯之的主题。许多弘扬真善美的作品存在着道德说教的弊端；许多批判假恶丑的作品又往往存在着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片面性。总之，这两种作品，都把复杂的生活和人性简单化了。而贾大山的作品没有这种片面性，相反，倒是让我们看到了真实、复杂、难以言说的复杂性。这是因为：一是贾大山看到了人的性格构成因素的多面性，即矛盾性，既有美好的人性，也有落后的、不那么美好的，甚者是恶的因素，而且，这种美丑善恶的因素相互交织、像拧麻花一样缠绕在一起，形成了人物性格矛盾对立的统一体。二是贾大山笔下的真善美和假恶丑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表现在不同人物身上的个人具体性。比如，《老路》中的老路，作为生产队的当家人，对一头老牛是那样地爱，那样地富有人情味儿。在杀与不杀的问题上犹豫不定，含着泪把牛的上上下下摸了个遍。相反，对四类分子却是那样地凶暴，丝毫不讲人情。最后要杀牛了，他不让用刀宰，决定用电电死，谁来合闸呢？一个青年自报奋勇，老路骂他没人性，他命令在墙头上罚跪的路大嘴拉闸。在他看来，干这种没人性的缺德事，只能让路大嘴这种四类分子去干。在老路身上，善良的人性和被扭曲了的凶残就这样交织在一起而难以分割。善良是老路的本性，凶残是他只讲阶级性的结果。因此，是那个极左的时代扭曲了老路原本善良的人性。作品对极左路线的批判是犀利的、深刻的，却又不露声色。美丑善恶交织，在赞扬中有批判，在肯定中有否定，这是贾大山“弘扬真善美，批判假恶丑”的显著特点。即便是早期写农村干部的作品，也是既有肯定也有批判和否定，二者往往能形成强烈的对比。《取经》和《分歧》很有代表性。
今天看来，《取经》不是贾大山最好的作品，但与当时的作品相比，还是很新颖独特的。这篇小说在1978年获得全国奖，至少有两点：1、他触及到了当时一个普遍性的、关系到国计民生前途的，然而许多干部还心有余悸却亟待解决的大问题，这就是所谓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问题；2、作品的构思新颖巧妙。李黑牛的治沙经验和方法本来是王支书创造的，是李黑牛从他那里学来的，现在反要向黑牛学习、取经。原因是他在压力面前放弃了自己正确的想法和做法，而黑牛却坚持了向他学来的经验。因此，所谓“取经”，有两层含义，一是生产方法之经；二是思想之经。那么，王支书从创造治沙方法的人，成为取经人冤不冤呢，他应该不应该来取经呢？应该，他应该来向黑牛取思想之经。这就是名为“取经”的原因。这样的作品，在当时是很有新意的。
这些批判干部作风的作品，或表现为“看风向”，或表现为不负责任的“研究研究”，或表现为脱离实际的空头政治，或表现为等红头文件看领导眼色行事，或表现为虽时过境迁但看问题还是一副旧眼光，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贾大山批判的对象，不是直接指向假恶丑的制造者，而是它的受害者，因此他的批判不是揭露、鞭挞和控诉，而是在含着眼泪的微笑中的善意提醒和昭示；他的批判目光，不是集中在那些明显的一眼便可看出的恶行上，而能从正常的平常的甚至是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发现其中的“反常”或不正常；善于从“是”中发现其中的“不是”来，因此他的批判有催人猛醒的独到性。
从总体走向上看，贾大山的批判，越到后来越为深入，即从政治性批判走向审美性批判；从批判某些基层干部的不良作风走向对人性和落后习俗的批判；从显意识层面深入到潜意识层面，从中去透视更具普泛性的人性弱点。
第二，在不变中求“变”。贾大山不是随波逐流的作家。贾大山在写作中，有一种可贵的自我坚守精神。为此，他不肯盲从，不肯随风转，在各种文学流派蜂拥而至的年代，贾大山保持着冷静的头脑和审视的眼光。当“全盘西化”、“彻底反传统”的声浪躁动于文坛的时候，贾大山宁可沉默，宁可不写，也绝不随声附和赶时髦。要知道，在那样的环境和氛围中，一个作家能够持这种冷静思考和审视的态度，是很难做到的。具体来说，不管文学思潮如何变化，贾大山做到了五个坚持：一是矢志不移地坚持扎根于本土；二是坚持从生活出发；三是坚持写自己所真正熟悉和真切感受到的东西；四是坚持借鉴、继承和创新的辩证统一；五是坚持“弘扬真善美，消除假恶丑”。如上所说，这是他写作的动机和根本原则。
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那种西风盛行的时代，有人把贾大山的这种坚持视为保守和落后。贾大山一度也觉得自己落伍了，于是那个和贾平凹并称“二贾”的贾大山沉默了。有分析认为“贾大山的沉寂、徘徊，主要不是个人才力的强弱和工作职务的变化，根源还在他的文本和创作模式上。”
但我们有理由认为，贾大山在上世纪80年代中前期的“沉寂”和“徘徊”，不是因为保守和落后，不是在新形势下找不着北的慌乱和手足无措，而是在吸收、借鉴的基础上，对自己的创作所进行的冷静自觉的反思和总结，是一种“蓄势待发”的积极主动的“沉寂”。
因为，贾大山的所谓“沉寂”，出现在《取经》之后和写“梦庄纪事”之间。而“梦庄纪事”和《取经》阶段的作品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和突破性进展。贾大山的确变了，变得发誓“不想再用文学图解政策了，也不想用文学图解弗洛伊德或别的什么东西”了；还有从写事为主到写人为主的变化，从政治视角转变到人性视角的变化。而在写人上，则是由外而内的“向内转”，即力求钻进人的内心，深入到人物的潜意识层面，从而去揭示人物自身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但变中仍有不变，即他的“五个坚持”没有变，“文本和创作模式”没有变，他所采用的，依然是传统现实主义的白描手法。
但贾大山并不保守和故步自封。比如在《西街三怪》之《药罐子》中，直接批评了于老对传统的迷信。他借李先生之口，表述了对中西两种医学传统的看法：一是他认为两种医学传统“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因此应同等看待，不能厚此薄彼；二是认为传统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不能迷信传统，拘泥一法，而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三是认为“新”与“旧”不是绝对的，而是相互依存并相互转化的。“盲目崇拜新的，就会迷信旧的”，“天下万物，无旧不成新，无新不变旧。”《王掌柜》中所写的王掌柜，以种“南仓大白菜”闻名，他同时又是个美食家。改革开放以后，昔日有名的各种风味小吃如马家卤鸡、卤豆腐脑、刘家烧卖又陆续上市了，但王掌柜在品尝之后，觉得名称依旧，却不是那个味道了，他对儿媳们说：“凡是好东西，谁也消灭不了，就怕自己消灭了自己。改革？那得看怎么改，改什么，马家的卤鸡，改了老汤行不行？刘家的烧卖，改了这张荷叶行不行？行是行，可就不是那个味道了！”
这两篇作品，前者讲的是“新与旧”的关系，强调对传统不能盲目“迷信”；后者强调要继承传统中“好”的东西，如果改掉了好的东西，就是自己消灭自己。
第三，高尚的人格境界与精神。其一，力戒“贪、怨”之心。所谓“贪、怨”之心，可谓人皆有之，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一切贪污腐败的产生，其根源皆在于此。《贾大山文学作品全集》中的第一篇小说《容膝》，写一对从农村来的年轻夫妻卖“容膝”拓片的故事。“容膝”出于大诗人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审容膝之易安”，意思是说自己回到老家不嫌房子小，容下膝盖儿就行了，拓片则是朱熹留下的墨宝。所以这“容膝”拓片很是畅销。可夫妻俩“偏不肯多进货，每次只进三五幅，一幅挂起来，其余藏在柜台下面。”若有人来买，都要先打量一番、交谈几句，才决定卖与不卖。这天先后来了两位买主，都被夫妇俩以“没货了”而拒绝。原因是，一个住房富余仍有“贪心”，一个因住房少而有“怨气”，所以都不配挂这“容膝”拓片。女掌柜认为卖萝卜的老甘挂这拓片最合适，老甘却说自己要盖新房，还想要买这买那，虽然没有贪、怨之心，却没有做到“易安”，是有所求了，觉得自己挂也不合适。于是夫妇俩一齐说：“老甘，大觉人也！”在这里，两个买主明明有“贪、怨”之心而不自知，这是他要批判和否定的，并以此来告诫世人。但他没有否定老甘合理的“有所求”，所以仍然称赞他是“大觉人”。其二，严于律己的“慎独”精神和“容膝”意识。“容膝”意识就是不贪不占，而“慎独”精神就是自己监督自己的自律精神，就是在名利的诱惑面前不为所动的定力。比如，上世纪80年代初，家里能安装电话的很少，大山辞去文化局长的职务后，主动让机关把家里的电话掐掉了。我曾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不为什么，就因为自己不当局长了。掐掉电话，我心里才能安稳和踏实。大山对佛学情有独钟。他不仅在佛法研究中造诣深厚，尤为可贵的，是他那种自觉地用佛家的戒律来严格要求自己的自律意识和“慎独”精神。其三，“入世”的情怀和“出世”的淡定。表面看，贾大山似乎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信佛学佛，力图脱尽自己的世俗欲望，真正达到不为各种诱惑所动的宁静淡泊的人生境界，在精神方面他的确是“出世”的；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又是“入世”的。就他的作品而言，毫无疑问是“入世”的，又先后出任县文化局局长和县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这样的的身份和工作又使他无法脱离世俗。但对于贾大山来说，这矛盾的两极却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在一起的。那么，矛盾的两极为什么能在他身上统一起来？它的“粘合剂”是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就是他对家乡及其父老乡亲们那种发自肺腑的近乎敬畏的深沉之“爱”。因为这种“爱”，他舍不得离开正定而调到市里或省里工作。他对我说：离开了正定这块土地和我熟悉的人，我到了省里还能写什么？还能干什么？”而当他看到一些基层干部以权谋私，鱼肉乡里的种种恶行时，曾产生过竞选乡长的念头，想当个“好官”，亲自治理一方水土，让老百姓过上富裕舒畅的生活。这个愿望虽然没有实现，但却说明贾大山骨子里是“入世”的，其根源就是出于对家乡和父老乡亲们的“爱”。因此可以这样说，其“家、国”之爱，使他具有“入世”的情怀；而自觉的自律即“慎独”意识，又使他能够具有“出世”的淡定和超然。在大山身上，这矛盾的两极就这样既相辅相成，又相互制约地统一在一起。
第四，气定神闲和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前者是说他的创作心态，后者是说他对自己作品的要求。大山只写短篇，20多年中只写了80个短篇，平均每年写三四篇作品。一个短篇写完，他不急于拿出去发表，而是压在褥子底下，让自己继续思考，不断地修改，直到自己满意了才肯拿出来，而自己不满意的作品，是绝对不发表的。大山曾接受某编辑朋友的建议写过一个中篇《钟》，《长城》杂志决定发表，大山因为觉得不满意要求撤稿，编辑部只好很惋惜地把发排的稿子撤了下来。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一个作家在创作时能够做到“气定神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名、为利而写作的作家，是绝对不可能进入“气定神闲”的境界的。若问，贾大山的写作动力来自何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好这个”。这个“好”，就是“爱”。而贾大山的“爱”，既是对文学的爱，也包含着对家乡和父老乡亲们的爱。而这两种爱，又是互为因果相互依赖难以分割的。
贾大山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那高尚的人格境界和严于律己的“慎独”精神，那种对人民、对文学发自内心的爱，那种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却是我们永远不能忘却和丢掉的！
<span STYLE="font-family:楷体_GB年10月26日改毕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转载]贾大山创作的基本特点
贾大山创作的基本特点
（根据在石家庄市文艺创作会上的讲座缩写）
1978年，贾大山的短篇小说《取经》获得了全国首届短篇小说奖。他是河北省第一个获得全国奖的作家。贾大山是个低产作家，却是一个高质量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简短、精妙、深刻，且风趣、幽默、有味道。
他的80多篇小说，犹如一幅幅连环画，把正定县城乡从上世纪50年代解放初期至1990年代中后期农民和县城居民（包括退休干部）的生活状态清晰可见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此间经过了公私合营、大炼钢铁、四清运动、60年代的饥荒时期、文化大革命，直至改革开放。时间的跨度长达50年。尽管50年的历史动荡起伏，运动频仍，但他从来不直接写“运动”，而是写生活在历史的风云变化中的基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人情、人性、人际关系，以及社会风气的变化和表现形态。
“小中见大”、真实、巧妙，是贾大山短篇小说在艺术上达到的高度，从而使他的作品成了历史变迁的“真实见证”。许多作品，虽然真实，但失之于笨拙；有些作品虽然精巧，却给人刻意雕琢之感。贾大山的小说则是真实和巧妙相得益彰，在真实中看出巧妙，在巧妙中体现着真实，且能在看似微不足道的琐屑的小事中，揭示出微妙复杂的人性和普遍存在的世态人心。
具体来说，贾大山小说创作的如下一些特点，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发扬光大的。
第一，弘扬真善美，批判假恶丑。这是贾大山小说创作一以贯之的主题。许多弘扬真善美的作品存在着道德说教的弊端；许多批判假恶丑的作品又往往存在着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片面性。总之，这两种作品，都把复杂的生活和人性简单化了。而贾大山的作品没有这种片面性，相反，倒是让我们看到了真实、复杂、难以言说的复杂性。这是因为：一是贾大山看到了人的性格构成因素的多面性，即矛盾性，既有美好的人性，也有落后的、不那么美好的，甚者是恶的因素，而且，这种美丑善恶的因素相互交织、像拧麻花一样缠绕在一起，形成了人物性格矛盾对立的统一体。二是贾大山笔下的真善美和假恶丑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表现在不同人物身上的个人具体性。比如，《老路》中的老路，作为生产队的当家人，对一头老牛是那样地爱，那样地富有人情味儿。在杀与不杀的问题上犹豫不定，含着泪把牛的上上下下摸了个遍。相反，对四类分子却是那样地凶暴，丝毫不讲人情。最后要杀牛了，他不让用刀宰，决定用电电死，谁来合闸呢？一个青年自报奋勇，老路骂他没人性，他命令在墙头上罚跪的路大嘴拉闸。在他看来，干这种没人性的缺德事，只能让路大嘴这种四类分子去干。在老路身上，善良的人性和被扭曲了的凶残就这样交织在一起而难以分割。善良是老路的本性，凶残是他只讲阶级性的结果。因此，是那个极左的时代扭曲了老路原本善良的人性。作品对极左路线的批判是犀利的、深刻的，却又不露声色。美丑善恶交织，在赞扬中有批判，在肯定中有否定，这是贾大山“弘扬真善美，批判假恶丑”的显著特点。即便是早期写农村干部的作品，也是既有肯定也有批判和否定，二者往往能形成强烈的对比。《取经》和《分歧》很有代表性。
今天看来，《取经》不是贾大山最好的作品，但与当时的作品相比，还是很新颖独特的。这篇小说在1978年获得全国奖，至少有两点：1、他触及到了当时一个普遍性的、关系到国计民生前途的，然而许多干部还心有余悸却亟待解决的大问题，这就是所谓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问题；2、作品的构思新颖巧妙。李黑牛的治沙经验和方法本来是王支书创造的，是李黑牛从他那里学来的，现在反要向黑牛学习、取经。原因是他在压力面前放弃了自己正确的想法和做法，而黑牛却坚持了向他学来的经验。因此，所谓“取经”，有两层含义，一是生产方法之经；二是思想之经。那么，王支书从创造治沙方法的人，成为取经人冤不冤呢，他应该不应该来取经呢？应该，他应该来向黑牛取思想之经。这就是名为“取经”的原因。这样的作品，在当时是很有新意的。
这些批判干部作风的作品，或表现为“看风向”，或表现为不负责任的“研究研究”，或表现为脱离实际的空头政治，或表现为等红头文件看领导眼色行事，或表现为虽时过境迁但看问题还是一副旧眼光，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贾大山批判的对象，不是直接指向假恶丑的制造者，而是它的受害者，因此他的批判不是揭露、鞭挞和控诉，而是在含着眼泪的微笑中的善意提醒和昭示；他的批判目光，不是集中在那些明显的一眼便可看出的恶行上，而能从正常的平常的甚至是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发现其中的“反常”或不正常；善于从“是”中发现其中的“不是”来，因此他的批判有催人猛醒的独到性。
从总体走向上看，贾大山的批判，越到后来越为深入，即从政治性批判走向审美性批判；从批判某些基层干部的不良作风走向对人性和落后习俗的批判；从显意识层面深入到潜意识层面，从中去透视更具普泛性的人性弱点。
第二，在不变中求“变”。贾大山不是随波逐流的作家。贾大山在写作中，有一种可贵的自我坚守精神。为此，他不肯盲从，不肯随风转，在各种文学流派蜂拥而至的年代，贾大山保持着冷静的头脑和审视的眼光。当“全盘西化”、“彻底反传统”的声浪躁动于文坛的时候，贾大山宁可沉默，宁可不写，也绝不随声附和赶时髦。要知道，在那样的环境和氛围中，一个作家能够持这种冷静思考和审视的态度，是很难做到的。具体来说，不管文学思潮如何变化，贾大山做到了五个坚持：一是矢志不移地坚持扎根于本土；二是坚持从生活出发；三是坚持写自己所真正熟悉和真切感受到的东西；四是坚持借鉴、继承和创新的辩证统一；五是坚持“弘扬真善美，消除假恶丑”。如上所说，这是他写作的动机和根本原则。
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那种西风盛行的时代，有人把贾大山的这种坚持视为保守和落后。贾大山一度也觉得自己落伍了，于是那个和贾平凹并称“二贾”的贾大山沉默了。有分析认为“贾大山的沉寂、徘徊，主要不是个人才力的强弱和工作职务的变化，根源还在他的文本和创作模式上。”
但我们有理由认为，贾大山在上世纪80年代中前期的“沉寂”和“徘徊”，不是因为保守和落后，不是在新形势下找不着北的慌乱和手足无措，而是在吸收、借鉴的基础上，对自己的创作所进行的冷静自觉的反思和总结，是一种“蓄势待发”的积极主动的“沉寂”。
因为，贾大山的所谓“沉寂”，出现在《取经》之后和写“梦庄纪事”之间。而“梦庄纪事”和《取经》阶段的作品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和突破性进展。贾大山的确变了，变得发誓“不想再用文学图解政策了，也不想用文学图解弗洛伊德或别的什么东西”了；还有从写事为主到写人为主的变化，从政治视角转变到人性视角的变化。而在写人上，则是由外而内的“向内转”，即力求钻进人的内心，深入到人物的潜意识层面，从而去揭示人物自身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但变中仍有不变，即他的“五个坚持”没有变，“文本和创作模式”没有变，他所采用的，依然是传统现实主义的白描手法。
但贾大山并不保守和故步自封。比如在《西街三怪》之《药罐子》中，直接批评了于老对传统的迷信。他借李先生之口，表述了对中西两种医学传统的看法：一是他认为两种医学传统“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因此应同等看待，不能厚此薄彼；二是认为传统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不能迷信传统，拘泥一法，而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三是认为“新”与“旧”不是绝对的，而是相互依存并相互转化的。“盲目崇拜新的，就会迷信旧的”，“天下万物，无旧不成新，无新不变旧。”《王掌柜》中所写的王掌柜，以种“南仓大白菜”闻名，他同时又是个美食家。改革开放以后，昔日有名的各种风味小吃如马家卤鸡、卤豆腐脑、刘家烧卖又陆续上市了，但王掌柜在品尝之后，觉得名称依旧，却不是那个味道了，他对儿媳们说：“凡是好东西，谁也消灭不了，就怕自己消灭了自己。改革？那得看怎么改，改什么，马家的卤鸡，改了老汤行不行？刘家的烧卖，改了这张荷叶行不行？行是行，可就不是那个味道了！”
这两篇作品，前者讲的是“新与旧”的关系，强调对传统不能盲目“迷信”；后者强调要继承传统中“好”的东西，如果改掉了好的东西，就是自己消灭自己。
第三，高尚的人格境界与精神。其一，力戒“贪、怨”之心。所谓“贪、怨”之心，可谓人皆有之，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一切贪污腐败的产生，其根源皆在于此。《贾大山文学作品全集》中的第一篇小说《容膝》，写一对从农村来的年轻夫妻卖“容膝”拓片的故事。“容膝”出于大诗人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审容膝之易安”，意思是说自己回到老家不嫌房子小，容下膝盖儿就行了，拓片则是朱熹留下的墨宝。所以这“容膝”拓片很是畅销。可夫妻俩“偏不肯多进货，每次只进三五幅，一幅挂起来，其余藏在柜台下面。”若有人来买，都要先打量一番、交谈几句，才决定卖与不卖。这天先后来了两位买主，都被夫妇俩以“没货了”而拒绝。原因是，一个住房富余仍有“贪心”，一个因住房少而有“怨气”，所以都不配挂这“容膝”拓片。女掌柜认为卖萝卜的老甘挂这拓片最合适，老甘却说自己要盖新房，还想要买这买那，虽然没有贪、怨之心，却没有做到“易安”，是有所求了，觉得自己挂也不合适。于是夫妇俩一齐说：“老甘，大觉人也！”在这里，两个买主明明有“贪、怨”之心而不自知，这是他要批判和否定的，并以此来告诫世人。但他没有否定老甘合理的“有所求”，所以仍然称赞他是“大觉人”。其二，严于律己的“慎独”精神和“容膝”意识。“容膝”意识就是不贪不占，而“慎独”精神就是自己监督自己的自律精神，就是在名利的诱惑面前不为所动的定力。比如，上世纪80年代初，家里能安装电话的很少，大山辞去文化局长的职务后，主动让机关把家里的电话掐掉了。我曾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不为什么，就因为自己不当局长了。掐掉电话，我心里才能安稳和踏实。大山对佛学情有独钟。他不仅在佛法研究中造诣深厚，尤为可贵的，是他那种自觉地用佛家的戒律来严格要求自己的自律意识和“慎独”精神。其三，“入世”的情怀和“出世”的淡定。表面看，贾大山似乎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信佛学佛，力图脱尽自己的世俗欲望，真正达到不为各种诱惑所动的宁静淡泊的人生境界，在精神方面他的确是“出世”的；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又是“入世”的。就他的作品而言，毫无疑问是“入世”的，又先后出任县文化局局长和县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这样的的身份和工作又使他无法脱离世俗。但对于贾大山来说，这矛盾的两极却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在一起的。那么，矛盾的两极为什么能在他身上统一起来？它的“粘合剂”是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就是他对家乡及其父老乡亲们那种发自肺腑的近乎敬畏的深沉之“爱”。因为这种“爱”，他舍不得离开正定而调到市里或省里工作。他对我说：离开了正定这块土地和我熟悉的人，我到了省里还能写什么？还能干什么？”而当他看到一些基层干部以权谋私，鱼肉乡里的种种恶行时，曾产生过竞选乡长的念头，想当个“好官”，亲自治理一方水土，让老百姓过上富裕舒畅的生活。这个愿望虽然没有实现，但却说明贾大山骨子里是“入世”的，其根源就是出于对家乡和父老乡亲们的“爱”。因此可以这样说，其“家、国”之爱，使他具有“入世”的情怀；而自觉的自律即“慎独”意识，又使他能够具有“出世”的淡定和超然。在大山身上，这矛盾的两极就这样既相辅相成，又相互制约地统一在一起。
第四，气定神闲和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前者是说他的创作心态，后者是说他对自己作品的要求。大山只写短篇，20多年中只写了80个短篇，平均每年写三四篇作品。一个短篇写完，他不急于拿出去发表，而是压在褥子底下，让自己继续思考，不断地修改，直到自己满意了才肯拿出来，而自己不满意的作品，是绝对不发表的。大山曾接受某编辑朋友的建议写过一个中篇《钟》，《长城》杂志决定发表，大山因为觉得不满意要求撤稿，编辑部只好很惋惜地把发排的稿子撤了下来。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一个作家在创作时能够做到“气定神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名、为利而写作的作家，是绝对不可能进入“气定神闲”的境界的。若问，贾大山的写作动力来自何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好这个”。这个“好”，就是“爱”。而贾大山的“爱”，既是对文学的爱，也包含着对家乡和父老乡亲们的爱。而这两种爱，又是互为因果相互依赖难以分割的。
贾大山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那高尚的人格境界和严于律己的“慎独”精神，那种对人民、对文学发自内心的爱，那种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却是我们永远不能忘却和丢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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