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通论造纸、印刷业的发表对文学的影响

宋代书刻述论--《郑州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
宋代书刻述论
【摘要】:典籍是记载古代人类知识经验的最重要工具,印刷术的发展则是典籍发展的重要依托。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发明之一,和造纸术一样,对于促进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宋代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加上活字印刷术也于此时在世界上首次出现,所以宋代迎来了书坊全盛,刻书、藏书事业的黄金时代。
历数宋一朝,政治上虽然难避积弱之嫌,但文化上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盛时期,科技、文学、艺术等得到了空前发展。宋代进步的文化反映在形式多样的作品上,不仅农、桑、医、算面面俱到,而且经、史、子、集四部皆备。这些皆归功于印刷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印刷术经过唐、五代几百年的发展,技术更趋成熟。进入宋代后,由于政府的重视和提倡,印刷业大兴,宋代翻开了印刷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宋代开国之初,就把书籍看做是“教化之本,治乱之源”,目的就是吸取“前代兴废以为鉴戒”,因此宋代立国伊始,就把刻书、整理书籍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上。宋代主要有三大刻书体系,官刻、坊刻和私刻,三大系统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形成一种空前的盛况。随着新技艺的提升,宋代书籍的装帧形式和版式也发生着变化,奠定了我国雕版书籍的基本范式,为我国此后的文化传播作出了伟大贡献。
宋代的出版印刷活动与当时的社会存在、社会矛盾密切相关,书籍出版业的发展和繁荣是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全面发展的产物,社会的进步为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空间、环境、条件和因素,反过来宋代的书籍刻印也产生了强大的社会效果,作为商品,它在社会上产生了重要的经济效果。宋代刻书业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活跃和发达,在自然经济的社会框架下,使商品细胞不断增殖,商品经济逐渐发展。
宋代的书籍流通不仅遍及全国,而且还通过民间渠道或者官方关系广泛流传到辽、西夏、金、日本和高丽等国家,书籍销售行业的巨额利润使得民间印买活动繁盛,书籍数量大幅度增加,书籍售卖方式各式各样,书肆遍布各地,管理、竞争、书价等书籍市场表现越来越明显,到了宋代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书籍市场。
书籍是一种社会文化载体,其本质属性是社会性。发达的刻书事业和大量流通的印本书,都会大大促进书籍的社会化。宋代书籍的社会化突出表现在社会藏书量的增加和藏书体系的形成发展上。宋代形成了由官府藏书和私人藏书交织而成的藏书体系,发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职能。
【关键词】:
【学位授予单位】:郑州大学【学位级别】:硕士【学位授予年份】:2013【分类号】:G239.2;K244【目录】:
摘要4-5Abstract5-91 绪论9-13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9-10 1.2 研究现状10-12 1.3 研究方法12-132 宋代书籍版本的类别13-27 2.1 官刻组织的形式13-20
2.1.1 国子监与崇文院等刻印版本14-17
2.1.2 公使库及各地方刻印版本17-19
2.1.3 地方学府刻印版本19-20 2.2 坊肆刻印版本20-25
2.2.1 宋代书坊业的发展背景20-22
2.2.2 宋代书坊发展概况22-25 2.3 私宅刻印版本25-273 宋代书籍版本的特点27-32 3.1 版式风格27-29
3.1.1 版面格式27
3.1.2 书口式样27
3.1.3 行格模式27-28
3.1.4 边栏限定28
3.1.5 鱼尾与耳子28-29 3.2 字体使用29 3.3 避讳文字29-30 3.4 装帧形式30-324 宋代书籍刻印的高额利润和对外交易32-39 4.1 书籍刻印的高额利润32-33 4.2 辽、西夏、金、大理榷场的书籍交易33-34 4.3 高丽多次遣使来华购书34-36 4.4 日僧多次来华访求图书36-395 宋代书籍版本业发展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39-48 5.1 社会经济的相互作用39-41 5.2 开明的文化政策41-42
5.2.1 执行开明的文化政策41
5.2.2 重视士大夫的社会作用41-42 5.3 印刷技艺的进步42-43 5.4 藏书理念和藏书理论的升华43-48
5.4.1 关于藏书的追求理念44-45
5.4.2 藏书理论的升华45-486 结语48-50附录50-53参考文献53-57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57-58致谢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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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古代印刷的兴盛时期--宋代
一、宋代背景下的印刷
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唐代安史之乱以来出现的五代十国战乱割据局面,除北方尚有契丹政权外,国家再度统一。宋代初期废除了唐五代时门阀士族按等级占有土地和农奴的曲部制,代之以地主只能购置田产和对佃户进行租佃剥削的租佃制。农民比原来有了较大的人身自由。加上宋初鼓励垦荒,改进农具,改革耕作技术等措施,农业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圩田水利的开辟,冶金矿业的兴起,军器织造的分工,陶瓷业的进步,造纸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达和社会经济的全面繁荣。在北宋中期以后,逐渐形成了一种印书的社会风气,这些风气的形成,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除了政府大量组织印刷书籍,民间印书作坊的兴盛外,在士大夫阶层,也出现了一种刻书热。一方面他们把刻书作为一种风雅,而更多的人则是刻印自己的著作。有的富户或官员家中,经常雇请一批工匠,进行刻版印刷。雕版印刷技术,在这种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也获得了自身发展的重要条件。
隋末唐初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到宋朝初年已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历史。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在印刷的实践活动中,造就了一代有一代的雕版印刷的手工业工匠,他们的技艺一代超过一代。例如公元868年印刷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与公元704年印刷的《无垢净光大陀罗经》相比,在雕版水平和印刷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纸和墨是印刷的主要原料,造纸业和制墨业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印刷业的发展。正是由于宋代造纸、制墨业的兴盛,才保证了印刷业有足够的原料,从而也对印刷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造纸手工业作坊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最有名的有安徽宣城的“宣纸”,浙江嘉兴的
“田拳纸”,湖北的“蒲圻纸”,江西抚州的“草钞纸”,四川的“蜀笺”等。
在造纸技术和工艺方面,在继承唐代先进造纸技术的基础上,在宋代又有新的突破。其中最主要的改进就是利用水作动力进行打浆,这种设备称为“水碓”。采用水碓打浆,大大提高了制浆工效。另外,宋代的制墨业也很发达,不但产量高,而且质量好。
纸、墨、刻、印是雕版印刷的四大要素,宋代印刷业的繁荣,得力于这四个方面的共同发展,互相促进。宋代印刷业之所以出现了高度的繁荣和发展,是中国古代雕版印刷的鼎盛时期。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政府对印刷重视,从中央到地方的很多部门,都从事过印刷活动。二、由于政府对印刷业的开放政策,民间印刷十分活跃,形成了汴京、杭州、福建、四川、江西等几个印刷业较集中的地区。三、印刷数量和种类大增,经、史、子、集以及农业、技艺、医学等书都曾大量印刷。四、佛经印刷活跃,多次刻印佛经总集。五、首次印刷发行纸币,开创了有价证券印刷及商标包装印刷的新纪元。六、纸、墨的制造技艺及雕版技艺更为精良,书籍的印刷质量达到历史高峰;版式趋向规范化。开创了册页蝴蝶装的新型书籍装帧形式。首次使用金属版印刷。
二、宋代的政府创办的印刷
北宋初年,政府就十分重视印版的收集和重要典籍的印刷,并有计划有分工地刻印了经、史、子、集等书。建隆四年(963年)刻印了《刑统》一书,是北宋官方刻印的第一部书。景德元年(1004年),国子监已存印版十万片,到北宋中期,日印刷量达一万张。宋代中央主管印刷的机构是国子监,其印书的主要种类是经、史、子、集类书籍。崇文院、秘书省、司天监、德寿殿,左廊司局等部分,也都从事印刷活动,但印书内容各有侧重,多与其职责内容有关。有些机构还设有印刷作坊。
1、国子监刻书:
继五代之后,宋朝政府刻书仍由国子监负责承担,国子监既是最高学府、国家的教育管理机构,又是中央政府刻书的主要单位。其所刻书,世称“监本”。
宋代统治者主张兴文教,析武事,抑制豪门,强化集权。笼络重用知识分子、培养人才,注重以文为贵,继续宣传孔子为人伦之表,孔学为帝道之纲,儒学地位进一步获得提高。
首先,儒家经典,在太宗端拱元年(988年)即令孔维、李览等校正(唐)孔颖达《五经正义》,由国子监镂版印行。
第二,史部书的刻印:自太宗淳化五年(994年)到真宗咸平二年(999年),校刻了《史记》、《汉书》、《后汉书》,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至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校刻《三国志》、《晋书》之后,继续校印《南史》、《北史》、《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新唐书》、《新五代史》。从宋初到北宋末年,正史也全部由国子监镂版印刷了。
第三,医学方面:国子监先后校刻了《太平圣惠方》、《黄帝内经素问》、《难经》、《千金翼方》、《黄帝针经》、《金匮要略》、《补注本草》等古代以来的重要医学成果。
第四,其它各类着作:太宗雍熙三年(986年)中书门下敕令国子监雕印了《说文解字》,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又雕版《群经音辨》。此外,诸子百家书有《荀子》、《文中子》、《孙子》、《卫僚子》、《六韬》等也刻版印刷。
从960年建国到1005年间,由于大量刻印儒家经典着作,阐发经学思想及经书之音注、疏、正义等着述,经过四十年,经书版片已经增加了二十多倍。一方面反映了宋代统治阶级对儒学思想的重视,同时也说明,只有采用印刷,才能收到如此惊人的效果!这不仅利于封建社会教育的普及,同时对儒家学说的研究与传播,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金兵入侵,宋朝政府南迁,刻书事业受到挫折,国子监所刻书籍版片,被掠劫一空,损失巨大。然而统治阶级崇尚儒术的宗旨,毫不动摇。稍事安定,国家立即恢复原有的教育措施。
遗憾的是,宋代国子监刻书绝大部分已经失传,没有留存下来。只有极少的部分书籍流传至今,保存在北京图书馆等重要的国家藏书单位,十分珍贵了。
国子监刻书,对中国采用雕版印刷、刻印书籍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为以后刻书事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影响深远,在古代印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2、地方官刻:
书金兵南下,临安(杭州)建立了南宋王朝,原国子监书版全遭毁弃,秘书省、国子监的刻书力量被大大削弱了。南宋建国初期,搜寻一些北宋旧监本书籍,国子监无力重雕,即令临安府及两浙、两淮、江东等地方政府部门刻版,然后送归国子监,即使如此,也只刻印了九经白文、十三经古注、十二经正文,以及一部分正史书和《资治通鉴》。其它书版多存在原地印卖,或由读者赎买。因此,南宋时期地方官刻书迅速发展起来。如:各地方公使库,中央在地方各路设置的各路使司、地方州(府、郡)县军学、郡学、县学、书院等等都普遍刻书、印书。
今据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依已见前人书目着录,和各图书馆等藏书单位现有实书以及《中国善本书总目录》所着录的现存书籍,略加摘选叙述:
(1)公使库刻书。公使库是宋代地方上接待中央来往官吏安寓的地方。相当现代的招待所。这种部门,由于较殷实的经济力量,加之往来客寓都是政府官员,因此多附庸风雅,从事刻书印书。另外,刻印的质量也是相当好的。从抚州公使库所刻印的《礼记注》来看,刻印的质量都达到很高的水平。凡用公使库钱刻印的版本都称公使库本。如:元符元年(1098年)苏州公使库刻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三卷。宣和四年(1122年)吉州公使库刻《欧阳文忠六一居士集》五卷,续刻五十卷。绍兴十九年(1149年)明州公使库刻《骑省徐公集》三十卷。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沅州公使库刻孔平仲《续世说》十二卷。淳熙六年
(1179年)春陵郡库刻《河南程氏文集》十卷。淳熙七年(1180年)台州公使库刻《颜氏家训》七卷。淳熙八年(1181年)台州公使库刻《荀子》(图)二十卷。
此外,据《中国善本书总目录》载:北图收藏有淳熙年间抚州公使库刻元遽修本《周易》九卷,及淳熙四年(1173年)刻《礼记》二十卷、《释文》四卷残卷。
(2)各路使司刻书。据《宋史·地理志》:"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分天下为十五路,天圣析为十八,元丰析为二十三:京东东、西,京西南、北,河北东、西,永兴,秦风,河东,淮南东,两浙,两淮,江南东、西,荆湖南、北,成都,樟,利,夔,福建,广南东、西。高宗南渡后,所存者,两浙、江东西、湖南北、西蜀、福建、广东、广西等十五路。"政府在各路设置茶盐司、安抚司、转运司、提刑司等机构主管茶盐专卖、民政、水路转运、财政税收、提点刑狱诉讼等事务。这些机构,掌握着各地方的政治经济命脉,有较雄厚的力量和条件,也竞相从事刻书、印书。
熙宁二年(1069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过《外台秘要方》四十卷。绍兴三年(1133年)刻《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杨雄《太玄经》十卷。绍兴六年(1136年)刻《事类赋》三十卷,以及无年号《唐书》二百卷。
两浙西路茶盐司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刻《临川王先生文集》一百卷。两浙东路绍熙三年(1192年)茶盐司刻宋元遽修本《周礼正义》七十卷(中国善本书总目录北图藏)。
除上述之外,还有以漕司、漕台、计台、庚司、仓台、漕院等官署名称刻书。如:建安漕司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黄汤刻黄伯思《东观余论》不分卷。嘉定三年(1210年)刻《东观余论》二卷。开庆元年(1259年)汤汉刻《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读书记》甲集三十七卷,乙集十六卷,丁集八卷。
江西漕台淳熙九年(1182年)尤袤刻《荀悦申监》一卷。邱宗卿刻《吕氏家塾读诗记》三十二卷。(中国善本书总目录北图藏)
(3)各州(府、县)刻书。
州、县政府所刻印的书在古籍版本学上称为郡斋本。由于这种版本所涉及的地区教多,总的印书量也很大,其中也有质量较好的版本。如桐川郡斋刻本《史记集解索隐》、池阳郡斋刻本《文选》等(图),都达到了刻印精良的要求。
(4)州(府、军)郡、县学刻书。宋代教育事业发达,全国各州、府、军、县都设立学校,称州学、军学、县学。是教书育人的重要基地。
这些学校由较高学艺水平之人主持,又具备一定的学田财力,所以能以大量刻印书籍。其大致情况如下:
①州军学:
天圣七年(1029年)江阴军学刻《国语韦昭注》二十一卷,宋庠《国语音》三卷。
泉州军州学于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刻印沈与求、淳熙八年刻印《禹贡论》(图)
兴国军学于嘉定九年(公元1216年)刻印《春秋经传集解》(图)。
②郡庠本:
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泉南郡庠韩仲通刻《孔氏六帖》三十卷。
绍兴八年(1138年)吴兴郡庠刻《新唐书纠缪》二十卷。绍兴三十年(1160年)宜春郡庠刻唐庐肇《文木西工集》三卷。
③郡府学、县斋、县学、学宫、、学舍刻书:
高宗绍兴九年(1139年)临安府学刻贾昌朝《群经音辨》七卷。
宁宗嘉定八年(1215年)六峰县斋刘昌诗自刻《芦浦笔记》十卷。
宁宗嘉定三年(1203年)溧阳学宫刻《陆游渭南文集》五十卷。
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吴郡学舍刻《吕祖谦大事记》十二卷,通释三卷,解题十二卷。
此外如:太医局于宁宗嘉定年间刻《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二十卷。
④书院本:
中国古代书院是社会文化教育基地之一,它具有讲学、藏书、着书、刻书、学术研究等多种职能,刻书则是其中的重要一项。书院刻书始于宋代。南宋时书院数量的增加,使书院对书籍的需要量不断扩大,促进了刻书的发展。以后日渐成熟。元明两朝书院继续刻书,至清代为最兴盛,形成了古代刻书史上独树一帜的书院刻本。为研究中国印刷史、文化史、教育史,提供了重要的凭证。
三、宋代的民间创办的印刷
宋代的民间印刷,是在唐代中后期及五代以来兴起的民间印刷作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代民间印刷的书籍,分为家刻本、家塾刻本和坊刻本。
家刻又称私刻,是个人雇请工匠或出资由刻书作坊刻印的书,这类书大多为自己的著作或自己祖先的著作。其刻印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传播、扬名或纪念其祖先,因此,这类书往往以赠送为主,有时也通过销售而收回成本。家塾刻本的主要内容还是向本族家塾学生提供学习和阅读的书籍,其内容多为儒家经典、启蒙读物以及历代名家诗文集等。这类印刷品除满足本族需要外,也往往销售一大部分,将所得收入作为家塾得经费。坊刻则是专门从事书籍印刷得作坊所印的书,这是典型的民间印刷,它一般都有自己的印刷作坊,根据其规模的大小,长期雇佣一定数量的刻版、印刷和装订工匠。
1、私宅家塾刻书
私宅家塾刻书,最有名的有岳珂的相台家塾本和廖莹中的世彩堂刻本。
岳珂(公元年),岳飞之孙。他刻的书,最有名的是《九经》、《三传》,以及《孟子注附音义》十卷、《论语集解附音义》十卷。廖莹中世彩堂的刻书主要有《韩昌黎集》四十卷、《柳河东集》四十四卷、《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等。
建溪三峰蔡梦弼家塾于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刻《史记》一百三十卷,建安黄善夫家塾于绍熙年间刻《史记正义》一百三十卷,建安刘元起家塾于庆元年间刻《汉书注》一百二十卷。钱唐王叔边家刻《前汉书》一百二十卷,后汉书一百二十卷。
在《阴quezi文图注》一书中,有一副插图,描绘的是宋代理学家程颐、程quezi的父亲程一德在家雇工刻版印书的情景,图中有刻版、印刷、装订几个工序的工匠在操作的情况,这是反映宋代私家刻版印刷的珍贵图象资料。
2、书坊的刻版印刷
所谓书坊,就是以刻印书籍为业的手工业式的印刷作坊。以印书为业的作坊,起源于唐代中后期。到了宋代,由于政府的提倡,大量印刷历代经典,因而刺激了民间印刷业的发展,而最明显的是以印书为业的作坊,其中最著名的是临安(杭州)、福建的建阳和建安、四川三地。
①江浙书坊的刻版印刷
宋代的不少藏书家都认为,“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可见杭州在宋代的印刷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到了南宋,杭州成为京城,印刷业更有了蓬勃的发展。
杭州的印刷作坊有铺名可考的,在南宋时有以下十家,他们是: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临安府棚北大街陈解元书籍铺、临安府洪桥子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临安府quezi鼓桥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临安府众安桥南街东贾官人经书铺、临安府修文坊相对王八郎家经铺、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经铺、保佑坊前张官人经史子文籍铺、行在棚南街前西经坊工念三郎家、杭州沈二郎经坊、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太学前陆家、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荣六郎家、钱塘俞宅书塾、钱塘王叔边、杭州大隐坊等。
在杭州的印书作坊中,最著名的是陈姓各家字号。陈氏父子刻印的书籍多为唐宋人的诗文集,和一些笔记小说,约近一百种。其中唐人的诗文集有:《韦苏州集》十卷、《朱庆余诗集》一卷。
此外,现今藏书单位仍有流传的宋代浙江刻书有:杭州开笺纸马铺钟家刻《文选五臣注》三十卷(唐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北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均有残卷,卷末刻有"钱塘鲍询书字,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印行。"
临安荣六郎书籍铺刻葛洪撰《抱朴子内篇》二十卷(图)。现藏辽宁省图书馆。
②福建的书坊印刷
福建是宋代印刷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其中印刷业最集中的是建阳和建安两县,而又以建阳的麻沙、崇化两地,更为著名。
建安,建阳书坊刻书的内容主要是经、史、子、集各类,还有一些民间日用书和启蒙书。可惜流传下来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在这些书坊中,最有名的是余氏各书访。从北宋起,余氏世代就以刻书印刷为业。
余氏祖先余祖焕,于南北朝时始后闽中,到宋初已传到十四世,徙居建安书林,从事刻书印刷业。余氏最早使用的堂名为勤有堂,这个名称后来一直延用到明末。余氏刻书最兴盛的时代是南宋,其中最有名的,刻印书籍最多的是余仁仲的万卷堂。他刻印的书中最著名的是《九经》,如《春秋公羊传》十二卷(刻于绍熙二年)
③四川及其他地区的印刷
除了福建和江浙之外,印刷业较集中的是四川。四川的成都自唐末五代以来,印刷就很兴盛,是古代印刷业发祥地之一。由于这里的印刷业有很好的基础,所以宋初的不少书籍,都是到这里来刻印。其中最有名的是政府在这里雕印的全部大藏经,这就是有名的《开宝藏》。
在北宋时,京城汴梁(开封)的印刷业也是很繁荣的。但是在古代的文献上记载却不多。在南宋杭州的印刷作访中,就有从汴京迁来的,也可能还有金兵南下时迁往其他地区的书坊。总之,根据北宋时京城洋京的繁荣景况,印刷作坊虽不及杭州,但也不在少数。宋张择端所绘的《清明上河图》中,就有当时的书坊,成为记载古代印刷的宝贵资料。
四、宋代的佛经印刷
佛教僧侣对印刷术的发明、发展及推广应用,都曾作出过巨大的贡献。现存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品,都是佛教的经书。例如,1966年发现于韩国的我国唐代武则天时期的雕版印刷经卷《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据印刷史家考证,其印刷年代应为公元
7O4一751年之间,为唐朝长安的印刷品。另一件实物,就是印刷于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的经卷《金刚经》。并有记载玄奘曾大量印刷佛像。在五代的印刷中,佛教印刷品也占很大的比例,最流行的是一种上图下文的佛像单页印刷品,如《毗沙门天王像》和《观音菩萨像》。虽然我们还不能断定印刷术是由佛教僧侣所发明,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印刷术发明后,佛教界是最早积极使用这一技术的。他们的出发点虽只是为了宣传宗教,但客观上起着促进印刷术发展和推广的作用。
关于印刷佛教经典,影响最大的是太宗开宝四年(971年)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完成的《开宝藏》(图)。由高品、张从信奉命在四川益州监制完成。历经十二年,刻成五千多卷,卷子装帧,四百八十函,总计雕刻板片,十三万块。这项宏大的工程,在中国印刷史、出版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开宝藏》至今虽已没有全本传世,但仍有零卷流传。
继《开宝藏》刻印之后,宋代还有四次规模较大的官、私印经活动。它们是:
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至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于福州由东禅寺等觉院主持冲真等人发起募捐雕刻的《福州东禅寺大藏》,亦称福藏、崇宁藏。全藏共六千四百三十四卷,四百七十九函。其后补刻一些入藏着述。有零卷流传于世。如传本华严经卷八十,题有"福州东禅寺等觉院主持慧空大师冲真于元丰三年庚申岁仅募众缘,开大藏经板一副。祝今上皇帝圣寿无穷,国泰民安、法轮常转"。所以崇宁藏又有《崇宁万寿大藏》之称。该经为折装。由此开始了藏经刻印的经折装帧形式。下图是晋康石处道于崇宁元年刻印的佛藏“大陀罗尼经”。
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至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福州由开元寺僧本悟等募捐、福州人蔡俊臣等组织刻经会,依东禅寺崇宁藏版的规模再次刻印。世称毗卢藏,也称开元寺版。
南宋理宗绍定年间(1228年),由当地官吏赵安国独自出资刻成《大般若》等大部经典,于端平元年(1234年)由宋平江碛砂延安禅院刻印,世称碛砂藏。刻至咸淳八年(1234年),以后因兵祸渐起而中止,入元后,继续刻完。共六千三百六十二卷、五百九十一函。碛砂藏也有零卷流传于世。
除了佛教印刷外,在宋代还刻印过几部道教著作。最有名、规模最大的是刻印于宋徽宗政和年间的《万寿道藏》,它是在福建刻印的,共有五百四一十函,五千四百八十一卷。
五、宋代的纸币及广告印刷
纸币印刷是印刷术应用的一个重要领域。远在公元前二世纪的西汉武帝时期,中国就曾创行过具有纸币性质的“鹿皮币”。印刷术发明后,唐朝市场上出现的作为商人纳税凭证的“印纸”和作为存款收据的“飞钱”,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一定的纸币特性。而五代时期出现的“
冥币”,实际上已经是纸币的前身了。
纸币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中国北宋时期,商业发达、经济繁荣,而当时使用的金属货币质重而值微,无法满足商业发展对货币的要求,亟需一种既能大量复制,又携带方便、便于流通的货币;其二,北宋时期的印刷工艺、技术成熟,应用广泛,恰能满足携带方便而又能大量复制这一要求。纸币便应运而生。
宋代的纸币印刷,自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决定收归官办之后,前后二百五十多年,先后发行了交子、钱引、小钞、关子、公据、会子,以及地区性的两淮交子、湖北会子、银会子等多种。其中:流通时间最长的是交子,发行量最大的是会子;交子、钞引和小钞发行于北宋,关子、公据和会子发行于南宋。大致情况是:
交子是最早出现的纸币,起于民间,后归官办。官办交子世称“官交子”,在四川设有“益州交子务”,于天圣二年(1024年)开始分界发行。
天圣元年(1023年)开始发行的官交子,作为防伪措施,上面盖有两颗官印:一为“益州交子务”;一为“益州观察使”。下图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一块纸币印版的拓片。这块纸币印版,版材为铜质,版面为竖长形,长16厘米,宽9.1厘米。上半部刻着“除四川外许于诸路州县公私从便主管并同见钱七百七十陌流转行使”二十九个字。下半部刻有房屋、人物和成袋的包装物以及三个人正在房屋外面空地上背运货物等图形。票面上虽未刻有货币名称,但依据票面图案古朴、出自四川和无货币名称等情况,可以基本认定其为早期的交子印版。
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北宋对纸币进行改革,除四川仍沿用交子外,其它诸路均改用“钱引”,唯福建、浙江、湖广等地例外。后四川也于大观三年(1109年)改交子为钱引。
中国的纸币印刷,从交子发展到钱引,版面图案设计和印制工艺都有较大改进。钱引较之交子,有着较强的防伪性能,票面的图案设计和印刷工艺技术也复杂的多,尤其是在多色套印方面,尽管还很简陋,但已有了较大的发展。无论在印钞史上还是在印刷史上,都有着重要意义。
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政府决定:除当十铜钱只在京师和陕西、河北、河东三路继续流通外,其余各路的当十铜钱均用纸币收兑回来。用专门印制的名为“小钞”的新纸币取而代之,在各路流通。此次发行的小钞,面额最大者为一贯。
在1985年年底举办的"安徽省文物珍品展览会"上,有一套宋代"金银见钱关子"印版,引起行家们的广泛重视。这套印版一共八块,是安徽省东至县的废品收购站从农民手中按废品收购来的。东至县地方志办公室闻讯后,将此套印版从废品站价拨过来,并转给了县文物部门。安徽省博物馆卢茂村先生向余详细地介绍了这套印版的发现、实物规格及鉴定情况。
这套印版一共8块,铅质。票面版高22.5厘米,宽15厘米,面额为“壹贯文省”。版首饰有花鸟图案,尾部为金、银、铜三质货币图形,额下横书“行在榷货务对椿金银见钱关子”十三个字。再下正中竖书“壹贯文省”四个大字。大字左右各竖书三行端楷小字,内容为“金银见钱关子”的行使范围和条例。版刻均为阳刻反体字,其印样见图。
这套印版面世后,评价各异。有的说这是宋代真品;有的说它是冥币;有人断定它是膺品;也有人认为是翻版制品。据传考古鉴定也不一致。然而,这套关子印版是迄今所能见到的最早、最完整的一套印版,而且与文献记载基本相符。仅此,已足以说明它的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公据印制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使用时间很短。史载宋绍兴二十九年以公据、关子付三路总领所,淮西、湖广关子各八十万缗,淮东公据四十万缗,皆自十千至百千凡五等。内关子作三年行使,公据二年。许瀛鉴主编《中国印刷史论丛》史篇第九十四页。1997年版。
会子是宋朝发行量最大的纸币,开始也起源于民间,称作“便钱会子”。南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年)改由政府官办、户部发行。翌年诏令临安府(今杭州)设会子务,仿照四川发行钱引的办法发行会子。
便钱会子又名“便换”,改由户部发行后,最初以一贯为一会,后又增发了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干道四年(1168年)规定三年为一界,但后来出现了两界、三界并行的情况,致使通货膨胀,会子贬值。(彩图)为南宋时期通行的“会子”印样,名为“行在会子库”。“行在会子库”中的“行在”,指的是当时的首都临安,即今之杭州;会子库即原会子务,是主管会子的机构。该版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为铜质版材,竖长方形版面,长17.4厘米,宽11
.8厘米。版面正中横书“行在会子库”五个大字。上部左边刻“大壹贯文省”,右边刻“第壹佰拾料”,中间方框内刻有“敕伪造会子犯人处斩,赏钱壹阡贯。如不原支赏,与补进义校尉。若徒中及窝藏之家能自告首,特与免罪,亦支上件赏钱,或愿补前项名目者听”五十六个字。印版下方为山泉花纹图案。此版所刻铭文,与《宋史·食货志》记载的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定伪造会子法,犯人处斩,赏钱千贯,不愿受者补进义校尉,若徒中及庇匿者能告首,免罪受赏,愿补官者听”文意完全一致。可见此版系南宋绍兴年间物。弥足珍贵。可惜此会子印版只出土一块,未见其它色版面世。
宋代还出现了商标广告印刷。北宋时的“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商标广告铜版流传至今。该商标广告版内容包括了作坊名称,标志及广告文字。其标志图案为“白兔捧针”,广告文字为“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误宅院使用,客转与贩,别有加饶,请记白”。
六、宋代的印刷技艺
1、宋代的版刻水平
宋代的刻版技术状况,在文献上未见记载,我们只能从保留下来的印刷品中,去推想当时的雕刻技术水平。
宋代刻版的原物,今天已很难看到。据记载,本世纪初于河北巨鹿出土的几块残缺不全的雕版实物,其中有北宋时雕刻的《阿弥陀佛经》印版,目前藏于美国。还有两块同一时期有人像的雕版,还在国内保存。
版材除广泛采用木材外,也有用铜版的。今天所知,铜版主要用于纸币的印刷。
2、宋代书籍印刷品的版面形式
书籍的版式和书籍的装帧形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随着书籍装订形式的变化而变化的。初期,仍普遍使用卷轴装和经折装,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出现了蝴蝶装,这是册页装订的最早形式。
“蝴蝶装”简称“蝶装”,又称“粘页”,是早期的册页装。蝴蝶装出现在经折装之后,由经折装演化而来。人们在长期翻阅经折装书籍的过程中,经折装书籍的折缝处常常断裂,而断裂之后就出现了一版一页的情况,这给人以启示,逐渐出现了以书页成册的装订制度。而最先出现的册页书籍就是“蝴蝶装”。
典型的宋代版式主要包括下面几部分:边框、中缝、行线、注释及版心的大小。
①边框
宋版的边框有粗单边,细单边、四周文武边、两侧文武边等几种形式。
②中缝
即一版中心的行格,在古代人的文章中多称为版心。
③行线
宋代凡册页装订的书版,都刻有行线(行界),经折装或其他装订方法的书,则无行线。
④注释
宋版书中的注释多为双行小字刻版,开创了我国古代书籍中注释的排列方法,这种形式一直延用到现代。
⑤版心的大小
宋代的书籍印刷,有大字本、小字本和中字本三种。
3、宋代书籍的插图和插图印刷
宋代是雕版印刷术发展的鼎盛时期,书籍的插图艺术,在继承前代传统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宋代以前的印刷品插图,多见于佛教的经卷和单页的佛像。而宋代印刷品中的插图不仅在佛教,而且在历史故事、小说平话、技术著作中都配有插图。
有名的宋版插图书籍有以下几种:
《开宝藏》中的插图以山水为主,人物处于次要地位。
嘉祜八年(公元1063年)建安余氏刻印的《列女传》,共有插图一百二十三幅,今天能看到的只有元代的复刻本。
嘉熙二年(公元1238年)刻印的《梅花喜神谱》,是我国最早的美术读物,它以大量的插图展现了梅花的各种姿态。
在宋代的图版印刷中,出现了一种供招贴的图画,这可能是中国年画的前身。现存的一幅刻印于北宋雍熙元年(公元984年)宗教张贴画,就属于这一类。
4、宋代书籍装订方式有改变
印刷术发展到宋代,不但雕版、印刷的技术以十分成熟,而且在书籍艺术上也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其版面的装饰、插图的精美、字体的仿古与创新、文字的行款与疏密、版式的精密构图等方面,都体现了印刷技术水平的高度发展。
从书籍的装订形式来说,在宋代以前已经使用过卷轴装、旋风装和经折装,这些装订形式在宋代仍继续使用。但由于他们在加工上过于费工,而且也不便阅读使用,所以,在这种形式下,蝴蝶装就出现了。
蝴蝶装大约出现在唐代后期,盛行于宋朝,是把书页依照中缝,将印有文字的一面朝里、对折起来,再以中缝为准,将全书各页对齐,用浆糊粘附在另一包装纸上,最后裁齐成册的装订形式(图)。用"蝴蝶装"装订成册的书籍,翻阅起来如蝴蝶两翼翻飞、飘舞,故名之为“蝴蝶装”。五代雕版印刷的监本经书,上呈时是一百三十策(册)。既然称策,必为书之方册,因卷轴装称“卷”,不称册,加之唐时唐人写经已有个别为蝶装,故五代之经书当为蝴蝶装。
今日看蝶装,有优点,也有缺点。其优点有:一是便于一版内刊载整幅图画,不像一般册页书将大幅面图分作两半,一面一半,不便阅览;二是因插架时书口向下,四周向外,如遇虫鼠咬损,不易损及文字;三是蝴蝶装书籍存放插架时书口向下,书背向上,灰尘不会进入书内,对保护书籍有利,不像今日之平、精装书,书背向外,天头向上,日久为灰尘所污。其缺点是阅读时,每翻阅一面则遇到两个空白面(无字面)。蝴蝶装因有此弊,为后来的“包背装”所取代。
现存古书,有不少是蝴蝶装。如北京图书馆藏有古代蝴蝶装书籍多达三百余种。较早的有宋太平兴国年间的写本《王陵变》、辽代印装的《蒙求》、甘肃省武威出土的西夏文佛经等。
包背装大约出现于南宋中期,又称裹背装、裹后背。是在蝴蝶装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装订形式。它与蝴蝶装的主要区别是对折书页时字面朝外,背面相对,书页呈双页状。早期的包背装,其包背纸与书页的包裹、粘接方法与蝴蝶装相似,其区别仅在于与包背纸粘接的是订口,而不是中缝;后来的包背装则以纸捻穿订代替了先期的粘接,在订口一侧穿以纸捻,订成书册,然后再包粘包背纸。因其包背纸(封面)包背而不穿纸捻,故称为“包背装”。
至于线装,过去许多人都认为起自明代中期,但根据一些史料记载,在宋代也有人使用过线装。它是用线将书页连同前后书皮装订在一起的装订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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