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言,五言春联,六言,七言,八言,九言,十言春联各2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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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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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话春联
■ 陈 驹
《读书文摘》2005年第2期  文摘类期刊-文化?风风雨雨的故事
  说到对联的起源,不能不先谈春联的产生;要谈春联的产生,又不能不先讲讲桃符的出现。因为两者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所谓“桃符”,即避邪门神的图像。准确点说,是我国门神中烟火桃神的图像。它以桃板制成,至少在东汉时就已经有了。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上说:“黄帝书称,上古之时,兄弟二人,曰‘荼’曰‘郁’,住度朔山上桃树下,简百鬼,鬼妄人,援以苇索,执以食虎。于是县官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索虎画于门,效前事也。”萧梁时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说:“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旁,百鬼畏之。”关于这种风俗的含意,唐代萧德言、顾胤等撰的《括地志》上有说明:“桃山有大树,盘屈三千里。上有金鸡,日照则鸣;下有二神:一名‘郁’,一名‘垒’,并执苇索以伺不祥之鬼,得则杀之。”这“荼”与“郁”、“郁”与“垒”等名,后来在演变中被归并,二神之名成为“神荼”与“郁垒”。他们虽为神祗,其形象却并不怎样威武堂皇,相反地倒是有点其貌不扬,竟是头分双岔、腰系柳枝的两个怪物。不过,后来的桃符也有不画图像,仅以桃板书写二神名字来代替的。马鉴《续事始》说:“《玉烛宝典》曰:‘元日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以郁林山桃,百鬼畏之’,即今之桃符也。其上或书‘神荼’、‘郁垒’之字。”明人许仲琳把他们编入《封神榜》中,称为“桃山二鬼”,另赐名号曰“高明”、“高觉”。
  我国还有另一种门神,是唐以后才出现的,他们是唐太宗的两员大将秦琼和尉迟恭。明人吴承恩在《西游记》第十回“老龙王拙计犯天条,魏丞相遗书托冥吏”中,对他们之所以成为门神,曾作了记述。但这后一种门神图像,不应算作桃符,因为他们与“桃”无关。称作桃符的,实只指前一种“桃山二鬼”的图像而言。
  既然桃符只不过是两幅贴在大门上的画,那它们与春联能有什么瓜葛呢?有的。就正因为它们是画,而且是在送旧迎新之际用来弥灾消祸的画,所以不免惹动了某些骚人墨客的诗兴。他们在上面随兴题上一两句诗,于是就产生了所谓“桃符诗句”,也就是所谓“楹帖”。
  春联已兴四百年
  “楹帖”,只不过是桃符的“副产品”罢了。但后来有些溜须拍马之徒利用了这种形式,于每年除夕夜在某些王侯贵族大门的桃符上,写上各种谀颂之辞,于是它就成了这些人卖弄才学、献媚取宠的工具。再往后,楹帖又从桃符中分离出来另立门户:桃符仍被分贴于两扇大门之上,也仍专司祓除不祥;楹帖则被分贴于大门两旁,专任述志抒情、祈福志庆。于是楹帖脱胎成了“楹联”。因为它原为春节所专用,所以又叫“春联”。
  那么,楹帖最早于何时出现?有案可稽者是在五代,据宋人张唐英《蜀祷杌》及《宋史?蜀世家》等书所载,后蜀归宋前一年岁除日,蜀主孟昶令学士辛寅游题桃符板于寝门,因嫌其词未工,乃命华自拟语句云:“新年纳馀庆,嘉节号长春。”这或许就是现存最早的一副楹帖吧!这类楹帖,到宋代时,文人们已多有仿作。苏轼、朱熹等就都有楹帖作品传世。宋人赵庚夫在《除夕即事诗》中说:“桃符诗句好,恐动往来人”。可见仿作者不在少数。至于由楹帖变为楹联的年代,因手边无资料可考,这里无从臆断。但也还是可以推想,至少在明初已完成了这个蜕变,并且其时已有“春联”之称,贴春联之风也已遍及民间。因为陈云瞻的《簪云楼杂话》就说过:“春联之设,自明太祖始。帝都金陵,除夕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幅。”在一些明人笔记中,也载有朱元璋除夕微行,过阉猪者家,为题春联“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斩断是非根”的事。可见明初过春节时,民家已开始普遍张贴春联,而且“春联”之称其时也已经使用。不过,据《列朝诗集》载:“太祖尝赐陶安门帖曰:‘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则或许当时“春联”、“门帖”二称是并用的。不管怎么说,我们断定“春联”之称始自明初,大约不算大错吧!若果如此,则自孟昶时有春联的雏形,至朱元璋时出现有名有实的春联,其间已经过四百多年了。
  由上述可以看到,在当初,“春联”也就是“楹联”,前者之名取意于其张贴的时间,后者之名则取意于其张贴的场所,两者原是一个东西。可是到后来,人们贴挂楹联,并不限于春节,平常日子或在某些特殊场合也都使用。
  春联的发展
  贴挂楹联的地点,也不再限于大门两旁,往往在厅堂、神座、庭柱、书房、客厅、卧室、粮囤、厨房甚至车辕、畜栏等处,也都用上。越到后来,对联的用途及所使用的时间、地点,就愈加扩大。举凡庙堂祠宇、殿阁楼台、官署民舍、商场工肆,无不悬挂楹联以志标识或用作装饰;若遇到庆贺吊挽,更就视贺联、挽联为抒情达意之必需;文士们平日交接往还,也每每有以投赠联语来进行劝勉、述志、谐谑的。于是它们远远超出了“春”和“楹”的范围,而种类也日见繁多,已非原来“春联”、“楹联”等名目所能概全了。
  对联要求上下两联字数、句式相同,词性、平仄相对。这种体制的形成,历史也相当久远了。其渊源可以上溯到六朝时所崇尚的骈体文和唐代据以取士的律诗律赋。自六朝至唐初,骈俪之风盛行。写青色,必取紫色与之相对并列;前半句涉及白色,后半句则定要用红色同它相配并提。这就是所谓“俪青骈紫,判白妃红”。而出言多以四、六体相偶,务求声色相矜,藻绘相饰,以辞华语巧,协音成诵为胜。这就是所谓“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当时的文风就是如此。而律诗更是要求中间的颈联、腰联必须对仗工整。对联既孕育、诞生于这个时期和此种风气之下,自然免不了要受到影响。从它严格讲究对仗规律这一点,就不难看出它无疑是骈文、律诗的派衍或变种,不过其篇幅比骈体文要简短得多,一首普通对联的字数也要比一首律诗要少一些罢了。
  对联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学式样,因为它是根据汉字的一些特性构成的。汉字属于表意文字,每字都只有一个音节而且一般都能单独表示某一概念,它不实行词的连写并在行文时是采用竖直排列方式。这些正是对联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缺少了它,对联就无从讲究对仗规律,也不可能上下联左右分贴,那它就不成其为对联了。像某些民族的拼音连写文字,是无法构成对联的。
  各类联语都可长可短,常见的是每句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九言等。短者一般不少于四言,长者可达数十言。如著名的昆明大观楼楹联,竟长达九十个字,上下两联共一百八十个字,这恐怕是古今联语中最长的了。
  联语不可乱套用
  对联既然是用来抒情达意的,而人们的思想感情又随着时代、出身、教养、身份、职业、经历等等的不同而千差万别,因而人们所撰写悬贴的对联,就必然会因为人、事、时、地、情、景等的不同而异。
  通用的对联当然也有,如春联中的“三阳开泰,万象回春”、“人增寿算,天转阳和”、“千祥云集,百福骈臻”、“桃花开五福,竹叶兆三多”、“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又是一年春草绿,依然十里桃花红”等等之类。因为它们所表达的是送旧迎新、祈福志庆的内容,说出了一般人家的共同心愿,所以过去被用得最普遍。
  但是,大多数联语是不能乱套乱用的。比如,“上天言好事,下地降祯祥”(下联或作“下界保平安”、“回宫降吉祥”等),只能用于灶神爷;而“光临下土神明远,列位中央德泽长”,又只能适用于土地公。因为二联对象不同,二神职守各异。大门上贴上“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勤俭黄金本,诗书丹桂根”和“春风入梦花生笔,独坐论文酒满鸱”之类,一望而知是读书人家;贴着“开市大吉,万事亨通”、“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经营不让陶朱富,接物无渐端木风”以及“财如晓日腾云起,利似春潮带雨来”等等的,则必定是商号无疑。因为前一类表达的是一般读书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普遍思想,而后一类表达的则是商人们“唯利是图”、“一本万利”的共同心理。但就是同属商店,其大门的春联也还会因所经营行业性质的不同而各有区别。
  联语的随便套用,是要闹笑话的。前些时看到一个剧团演出《宝莲灯》,竟然把过去常见的大门春联“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挂在三圣母的神殿里,那可就“驴头不对马嘴”了。
  嵌字格联语
  嵌字格,是对联常用的手法之一。所谓“嵌字”,就是把所涉及的岁次、人称、地名等等,按对联所要求的对仗规律,巧妙而自然地嵌入联语中。旧时的春联,常常采用这种格式。
  嵌字格在普通联语中也常被采用,这里不妨例举二则:
  例一:
  据说在清嘉庆年间,广西北流曾出过一个状元,名叫李绍仿。某次皇帝生日,钦命举行贺联评比。大臣们纷纷将拟就的联语交了上去,唯独李不交。待名次评定后,皇帝才发现没有李的作品。问他为何不交,李答:“我如若交卷,则非排首名不可。”群臣都认为他口出狂言,对他侧目讪笑。后来他遵命交了卷,皇帝一看,不禁龙颜大悦,果然擢其为第一。原来他写的是:
  顺泰康宁雍然乾德嘉千古;
  治平熙世正是隆恩庆万年!
  此联不仅把嘉庆本人恭维得浑身舒坦,而且嵌虚谀颂了清代自顺治以来的列朝年号。既然列祖列宗均在其上,嘉庆又焉能不排它在首位呢!看来这位状元公确实堪称“其人也,小有才”,他不但对妙用嵌字格颇具功夫,而且善于揣度至尊人君的心理,在奉承拍马方面,可谓“造诣”不浅。
  例二:
  一九四四年四月,日寇急于打通大陆往南洋的交通线,在我豫、湘、桂等省发动“教死攻势”。国民党军一触即溃,仓惶败走。第四战区司令官张发奎一逃再逃,先奔贵阳,后至重庆;平日高唱“焦土抗日,死守广西”的桂系,也一退再退,溃不成军;广西省政府一搬再搬,初迁宜山,继而都安、百色、凌云等县,最后落脚于边境处深山大岭中的乐业县。有人拟了一副对联,曰:
  桂省府数次搬迁,宜山不宜,都安不安,百色百变,从此凌云直上,安居乐业;
  四战区再度撤退,向华失向,夏威失威,云淞云散,盼望龙光反照,气煞健生。
  上联嵌进了一串广西省府搬迁过的县份名称,下联则两应地嵌进了一串与当时广西军事有关的人物名号。其中,健生是白崇禧的号;向华是张发奎的号;夏威为桂系的所谓“名将”;云淞即桂林卫戍司令韦云淞;龙光即邓龙光,其时驻防在钦州、防城一带,桂系曾向他求援。此联嵌字巧妙,对仗工稳,而又语出自然,描述了国民党军政当局溃逃的狼狈相,表达了人民的愤慨、嘲讽、怒骂之情,确实写得不坏。
  凤顶格妙联
  在嵌字格联语中,有一种较特别的“凤顶格”或称“鹤顶格”,其特点是所嵌入的名号仅限于嵌在联语的首端。例如:
  花学红绸舞,径并锦里春。
  这是郭沫若为成都杜甫草堂的“花径”所撰的楹联。它用的就是这种格式,“花径”二字分嵌于上下联之首。
  旧时的春联中,用凤顶格嵌入该年干支岁次的,并不少见。例如一九八O年是阴历庚申年,过去在庚申春节就有过这样的春联:
  庚庚大横,汉文业吉;
  申申雅度,鲁圣同钦。
  这里的“庚庚”,是“横”的样子,语出《汉书?文帝纪》:“大横庚庚”。“申申”,是和舒之貌,从《论语》中“子之燕居,申申如也”而来。所以联中有“汉文叶吉”和“鲁圣同钦”的话。此联立意无足道,但嵌字自然,用典妥贴,技巧还算可以。
  一九八一年春节,岁次辛酉。以前过辛酉年春节,有过这样的春联:
  辛日祈年,罗陈嘉种;
  酋山探胜,快睹奇书。
  这里也用了典。“辛日”见《史记》:“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祀太乙甘泉”。“嘉种”,来自《诗经》:“诞降嘉种”。“酋山”,即湖南沅陵境内的小酋山。盛宏之《荆州记》:“小酋山石穴中有书千卷,梁湘东王谓访酋阳之逸典,即此。”此联从耕读角度选典贺年,也算是用了心思的。
  像这种采用凤顶格来嘲讽时政的联语,还可再举一例,抗日战争期间,武汉失守之后,蒋介石为了捞取政治资本,曾摹仿俄国库图佐夫当年抗击法国拿破仑侵略时,实行坚壁清野、火烧莫斯科城的作法,命令当时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放火将长沙烧掉,酿成了长沙百多万户人家被焚,无数老弱病残葬身火海的大惨剧。事后,蒋为了平息民愤,仅给市民们发放了十万元抚恤金,并为自己找了三个人当替罪羊,把长沙警备司令丰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市公安局长文重孚三人枪毙。长沙人民不了解事情真相,还以为罪过应由搞“五大政策”的省主席张治中来承担,因而有人做了一副对联和匾额来讥讽他。对联是:
  治湘有方,五大政策一把火;
  中心何忍,三个人头十万元。
  匾额是:张皇失措。
  这对联和匾额在当时曾广为流传,它不仅把“张治中”三字全嵌了进去,而且叙事完整简洁,怨忿之情跃然纸上。虽然对于张治中先生本人来说,这个罪名承担得未免有点冤枉,但联语却的确表达了人们对蒋政权这项“德政”的尖刻嘲骂。
  设问式的对联
  在汉语的修辞格中,有“设问”一格,即采用无疑而问的方式来替代平板的陈述,以便促使读者注意,引起思考,加深印象。
  联语亦用此法。有几种情形,一种是上下两联均有问有答。例如:
  何物动人?二月杏花八月桂;
  有谁益我?三更灯火五更鸡。
  这显然是封建时代求取功名的士子撰写的对联。既用以述志,又作为鞭策警督自己的座右铭。在作者看来,春天的杏花和秋日的桂花之所以令人动心,不仅是由于它们清香飘逸,能使人心旷神怡,而且是因为它们具有象征意味,即当时科举春秋两试,“春闱”是在二月,“秋闱”是在八月。那个时代的一般读书人,最高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在科举考试时金榜高中,簪花折挂。而要实现这个梦想唯一的途径就是晚睡早起,悬梁刺股,挑灯苦读。这种思想境界,在我们今天看来当然不值得赞赏。但以苦读自勉,其精神还是可嘉的。而联语本身却倒也准确地表现了他们的思想感情,值得一读。
  另一种设问式的对联,是上联问,下联答。试举一例:
  清末,梁启超到武昌讲学时,曾往访任湖广总督、正坐镇武昌的洋务派重要人物张之洞。张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学并诘难一下梁,曾以武昌之古名“江夏”出了一句上联请梁属对:
  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先生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
  意思很明显,是:“在江淮河汉四水里,长江排在第一位;在春夏秋冬四季中,夏季排在第二位。我在江夏坐镇,你来江夏讲学,你我二人,到底谁强一些?”他既尊称梁启超为“先生”,表示了自己“礼贤下士”的胸怀风度,却又提出这名次问题,谦中带倨,颇有“居首位者,非我其谁”的意态。
  梁启超答以下联云:
  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前!何敢在后!
  意思也不含糊,是:“在儒释道三教之中,儒家排在前头;在天地人三才中,人则排在后面。在下原不过是个读儒家经书的读书人,怎敢居您之前,又怎能在您之后!”他既用儒家之用语,自称为“小子”(《论语》:“小子可鸣鼓而攻之”),表示了自谦,却又避开问题的正面锋芒,从侧面作了不甘示弱的回答。不卑不亢,柔中带刚。
  张、梁二人的历史功过,我们姑且撇开不谈。仅就这副联语而言,应该说确实写得相当不错。上联紧扣所在地点“江夏”提问,既有点咄咄逼人,却又不露痕迹,问得十分巧妙;下联紧扣人物身份“儒人”回答,既显得从容自若,却又不失分寸,答来也极得体。双方不仅各自严丝合扣,两相呼应自然,而且对得十分工整。
  诘问与连用叠字手法
  还有一种设问式的对联,是全用反诘语气,只问不答,但答案却已包含在问语之中。这也可举一例:
  太平天国有个将领叫李文彩,一八五O年起义于广西永淳(今横县峦城),后属石达开部。石率大部队渡金沙江北去后,李文彩转战于滇黔川湘桂边界地区,一直艰苦卓绝地坚持战斗到天京陷落八年之后的一八七二年四月,才因失败而牺牲。李原是个剃头师傅,他举义之前,太平天国领袖之一的冯云山曾为他的剃头店拟过一副对联:
  磨砺以须,天下有头皆可剃;
  及锋而试,世间妙手等闲看。
  从文字来说,此联是对得够工整的。联中表达了太平天国革命者的革命思想,但显得较为隐约,不够鲜明,语势也显得平了些。石达开于是把它改为:
  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几许?
  及锋而试,看老子手段如何?
  对冯、石二人的历史评价,此处且不说它。仅就联语而言,石的改写确比冯的原作要好。它上下联均改为激问的语气,鲜明地表现了革命者的乐观豪迈气概,令人读来不能不为之拍案。
  词曲中有连用叠字的手法,它可以使作品获得生动地表现缠绵悱恻情绪、增加词句的声韵美等等艺术效果。如李清照《声声慢》中的名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又如乔吉的《天净沙?即事》:“莺莺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事风风韵韵,娇娇嫩嫩,停停当当人人”。这些都是有名的例子。这种手法,对联中也有使用的。例如过去有过这么一副花神庙的楹联:
  翠翠红红,处处莺莺燕燕;
  风风雨雨,年年暮暮朝朝。
  上联从横的角度写春天的美好景象,处处花红树绿,莺歌燕舞,生机蓬勃,春意盎然。下联从纵的角度写岁月的漫长,年年栉风沐雨,昼夜交替,时日流驶而永不止息。全联无只字正面涉及花神,却又无只字不与花神相关,意未明言而却已明言。更妙的是它全用叠字写出,令人读来不仅声韵铿锵,而且由于它们都兼有量词性质,所以使句子的含意显得更为丰富深长。
  “隔离反覆”的修辞格
  有些联语在使用叠字的同时,又兼用“隔离反覆”的修辞格。因而能把事物的颜色、声音、情态等表现得更加形象、生动,把思想感情表达得更为强烈、深刻,获得了声情并茂的效果。例如明代东林党首领顾宪成所作的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上联强调耳边听到的声音,突出了“声声入耳”,生动地刻画了一个专心致志、刻苦用功地攻读不辍的学者形象。下联强调心里想到的事情,突出了“事事关心”,准确地表达了作者不愿读死书、死读书,事情无论大小,读书时均不忘记联系实际和进行实践的见解和决心。不仅语言通俗而含意深刻,而且上联的几个“声”字和下联的几个“事”字,给联语造成了一种声调回环的效果,读来和谐动听。
  还有一副是抗战时期流行于国民党统治区难民当中的对联:
  年年难过年年过;
  处处无家处处家。
  此联也写得极为出色。短短十四个字,就把当时在日寇铁蹄驱赶下,所过的颠沛流离的生活、内心辛酸痛楚的感情,以及他们所处的无可奈何的境地等,都形象生动地描述出来了。上联的“年”和“过”,下联的“处”和“家”,不仅两两对应,极为工整,而且各各形成声调的回环往复,更加深了沉痛之情。
  末了,在嵌字格联语中,还有一种特别的格式叫“脱靴格”,它与“凤顶格”恰恰相反,是把有关名号分嵌于上下联之末尾。旧时的春联中也用得较多。例如甲辰年的春联:
  万象回春,开孚坼甲;
  普天同庆,吉日良辰。
  “开孚坼甲”指植物种子裂壳抽芽。语出《礼记?月令》注:“万物皆鲜孚甲,自抽轧而出”。“孚”通“稃”,即糙米之皮;“甲”是种子抽芽时所蜕之种皮。此联表达了迎春志庆的欣喜之情,又巧妙地用脱靴格将岁次“甲辰”二字分嵌上下联之末。
  这种脱靴格,在酬赠的联语中也时有采用。例如过去有过这样一副对联,是赠给一个名叫巧珠的歌妓的:
  聪明会乞双星巧;
  珍重应量十斛珠。
  民间传说,每年“七夕”(阴历七月初七夜),牛郎、织女两星相会。民间由此产生了少女们于七夕在庭中陈设瓜果、结彩、穿针,向织女乞巧的风俗。此联上句即借此来赞誉这位歌妓的聪慧。下句则用唐明皇因忆念而遣赠梅妃十斛珍珠的故事,比喻这位歌妓身价之高。联语的思想情调自然无可称道,但它嵌字用典,均称切当,却也颇能体现这类联语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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