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份，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给员工发出邮件表示，&我们关心控制这家公司的人，必须是坚守和传承阿里巴巴使命文化的合伙人。&同时也首次谈及上市问题表态&我们在乎我们上市的地方，必须支持这种开放，创新，承担责任和推崇长期发展的文化&。
上海联业律师事务所张慕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从法理上看，“狗头金”应当被认定为无主物，但从我国历次对此类物品的处理上看，收归国有也是一种可能。“四川彭州的乌木也是农民发现的，最终归国家所有。”他说，“要是在20年前，估计不会有什么争议，肯定是归国有。如今，类似事件造成的争议越来越大，它反映了公民个人权利意识的进步。”他认为，权属争议首先在于立法缺失，应尽快完善出台相关解释或文件，避免在法律适用方面引起争议。
但在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蔡绍辉看来，将“狗头金”列为矿产资源并不妥当。“首先，矿产资源是一个地域空间概念，它是一定量矿石的总称，一个未经开采、一直裸露在地表的石头应该不算矿产资源。”他说，“也不能算文物，文物是人工制造的，需要经过加工，‘狗头金\\’是纯天然的，也不能视为埋藏物和隐藏物。因此，它只能被认定为无主物，无主物应当属于率先占有者。”
别热克?萨吾特捡到的这块“狗头金”长约23厘米，最宽处约18厘米，最厚处约8厘米，重达7850克，造型独特，酷似中国地图。据当地史志办工作人员称，这是迄今为止在新疆发现的最大“狗头金”。
有专家认为，在美、澳、俄、巴西等“狗头金”大国，存在“金锭有价、狗头无价”的说法。有一定重量、结晶完整的金矿物晶体价格比金矿石高出数倍乃至几十倍。但在我国矿业开发过程中，对天然块金与“狗头金”认识不足。价值连城的自然金矿物晶体被粉碎，按普通金价进入市场，令人扼腕。
“目前，如何认定金块为‘狗头金\\’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一般而言‘狗头金\\\’就是一种大的、可拿在手上的明金。它形似狗头，是天然形成的沙金，沙金是在不断的地质运动中通过水体参与形成的，属于外金。”昨天，中国地质大学资源学院教授、中国黄金协会理事曹新志告诉记者。沙金起源于矿山，由于金矿石露出地面，岩石经长期风吹雨打风化而崩裂，金便脱离矿脉伴随泥沙顺水而下，自然沉淀在石沙中，在河流底层或砂石下面沉积为含金层，从而形成沙金。
“狗头金”比单纯的金矿石更贵重吗？在曹新志看来，这种说法太过绝对，并不准确。“一方面，即便天然沙金的纯度最高可达千分之九百多，不输冶炼黄金，但‘狗头金\\’的特点是质地不纯，通常由自然金、沙子、石英和其他矿物集合体组成，仅论黄金价值肯定不如冶炼黄金。”他说，“另一方面，这种大型的、奇形怪状的金块是大自然的馈赠，再加上共生杂质晶体的存在，可谓可遇不可求，发现的偶然性、随机性极大，它的收藏、观赏等商业价值肯定是更高的，而且这种价值因人因时而异，很难精确认定。”相关阅读: /wangshangdubopingtai/
上一条： 下一条：　　●艰难的探索
　　１９５８年的初春，姗姗来迟。冰封的神州大地终于苏醒了第一抹新绿，黄河的冰排轰鸣着，冲撞着，浩浩荡荡，奔流到海不复回，闹春的雁阵在长城内外翩跹着，鸣叫着，把个绿油油的春天衔来衔去，于是，华夏大地绿了河汊，红了山峁，一派生机勃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位年轻的巨人，迈着稚嫩而坚定的步伐，走过艰难的八个年头。这是多么不容易的八年呀！八年抗战是铁与火的相搏、生与死的较量；八年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天翻地覆、轰轰烈烈的改天换地。当中国大地上的隆隆炮声刚刚逝去，当弥漫的硝烟渐渐散尽，面对弹痕累累、满目疮痍的大地，毛和他的战友们满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豪情，率领着翻身解放的人民化剑为犁，犁翻了那期望播种的土地，播种下金色的希望。八个春夏秋冬，几番风霜雨雪，共@@人带领人民励精图治、卧薪尝胆、辛勤耕耘，换来了金色的收获季节，开镰收割着丰收，粮囤里装满了喜悦，一双双粗大的手端着的饭碗里，盛着真诚的幸福。
　　然而，新中国前进的道路上并非铺满鲜花和阳光，用小米加步枪打败蒋介石８００万军队的共产党人面对经济建设这个难题，再也无法像指挥战争一样从容不迫、镇静自若了。为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富民强国，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的英勇气概进行着艰苦的探索。
　　这探索之路充满着艰辛、坎坷、凶险，但更显示了共产党人对人民大众的赤诚胸怀和奉献精神。通过血与火洗礼的党与人民的关系，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生死相依的骨肉亲情啊！
　　小人物为领袖分忧
　　清晨，大地依旧冰冻，一派毫无松动的严冬景象。土地硬邦邦的，树枝全抽搐着，害病似的打着冷战。灰色的麻雀缩在廊檐下。一眼看去，好像绒球，紧挤在一起，彼此借着体温。淡淡的晨雾笼罩着河南省南部的遂平县城，一辆辆进城拉粪的牛车，晃动着牛铃铛。
　　中共遂平县县委是１９４９年建立的，诞生在炮火纷飞的“拉锯战”中，隶属中共信阳地区委员会，在信阳地区近２０个县市中，属于中间的县。
　　县委会就设在清代老县衙的旧址，是一个大院落，大门是露天的戏棚子，中间是大堂，到了后边地势凹下去，是后宅。院子里青砖漫地，几棵高大的梧桐树历尽沧桑，枝繁叶茂，黑黑的青砖瓦房上长着瓦松和蓬蒿。大墙上用石灰水刷写的“为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而奋斗”的标语，分外醒目。
　　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丙寅起床后，拎着桶，到东面的水井里打水洗脸。
　　手上端的脸盆里，放着牙刷、茶缸和八分钱一包的牙粉。没有洋胰子，也就是肥皂，一是他买不起肥皂，二是他不敢这么奢侈。脸上有一股子洋胰子味，成何体统？还怎样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这位从查岈山里出来革命的年轻人，是很有一点政治头脑的。
　　１９５８年的初春，正是乍暖还寒的时候。陈丙寅迎着凛冽的风，忽然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他只有初小文化，自然不是诗人，要不他会产生诸多的联想。
　　春天的气息让这位从小在山里生活的年轻人，十分激动。这清新的、充沛的、撩人的气息，是生命本身的气息，是大地的呼吸，让陈丙寅血脉充盈。
　　县委副书记娄本耀也在井边打水，一边拔着井绳一边对陈丙寅说：“丙寅同志，近日忙些啥？”那时候，你就是县委书记，也得自己动手干一切。共产党对自己的党员要求极严，县委领导们的老婆是不允许参加工作的，所以县委家属院里经常可以看到几位颠着镰刀脚的女人，在择菜喂鸡。
　　４０年后，我在一个小山村里见到陈丙寅，他指着一位小脚老婆，说：“她那时在农村干活，一辈子没有找到工作，要是如今的县委干部，早安排妥当啦……”
　　可４０年前的那个清晨，陈丙寅想的是如何搞好革命工作，如何圆满完成县委交给自己的光荣任务。听到娄本耀问，陈丙寅眯起一双小眼睛，嘿嘿一笑，说：“娄书记呀，今天俺准备跟赵光同志到查岈山里去。”
　　娄本耀用手指头蘸着牙粉，在嘴里捣弄着，又问：“这次去主要任务是干啥？”
　　陈丙寅用井水洗着脸，说：“准备住在那里，主要是搞山区绿化，春季植树造林。”
　　正说着，只见县委副书记赵光甩打着胳膊跑过来。赵光是信阳地委秘书长，来遂平县锻炼，担任了遂平县委副书记。
　　在遂平县委一班人里边，赵光是个大知识分子，不光有学问，而且有理论，懂得很多马列主义理论，又是南下的干部，是娄本耀和陈丙寅无法望其项背的。
　　赵光笑着问：“丙寅，准备好了没有？今天上午就走，带上铺盖卷。”
　　陈丙寅说：“赵书记，俺啥都准备好了，只要你一声令下，拍拍屁股就走。”
　　娄本耀一边往回走一边说：“赵光同志，多带点衣服，山里面冷哩。”
　　那年头，言必称同志，是革命者的标准。
　　４０年后的一天，我见到了离休在家的娄本耀。岁月染白了他的头发，老态龙钟的他仍不失当年活跃的风采。娄本耀高声大气地说：“那时候，俺们光知道中央老开会，开啥会，不清楚。但反冒进是知道的，后来中央又说反错了，咱也跟着说错了。俺们都是工农干部，文化水平不多，中央咋说咱咋说，党叫干啥咱干啥，谁会知道中央也会犯错误哩！人民公社我看不赖，热情高，干劲大，如今这世道，哪还有什么干劲哟！”
　　他喟叹历史的沧桑巨变，分明仍带着惋惜和向往。一谈到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他那双昏花的老眼就会熠熠闪光，仿佛面前仍猎猎飘扬着三面红旗。
　　陈丙寅从遂平县委宣传部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又回到他钟情的查岈山区，当一个放牛老翁。说起当年事，满腹惆怅：有些事都是上头叫咋干咱咋干，你不干还不中哩。那时候，大家的热情很高，都想把社会主义建设好。对呀，错呀，那是一段历史，历史过去了，是非由后人评说。我觉得到啥时候，也不能说党错了。党错还中哩？党到啥时候都想叫老百姓过好日子，不会欺哄老百姓，党坐的啥江山？是老百姓的江山，不为老百姓着想为谁着想？人民公社只是到后来让一部分坏人搞坏了，这难免，如果搞到现在，日子也不会差到哪儿去，你信不？”
　　老人的思维依然顽固地停留在那个年代。这是他的权利。
　　那天吃罢早饭，一辆马车停在县委门口，赵光、陈丙寅把背包和装有洗脸盆的网兜放在车上，把洋瓷饭碗系在腰带上，便坐上马车出发了。那时候，干部下乡都要带上碗筷，吃饭排队，掏钱打饭，毫不含糊。
　　马车在通往查岈山的沙土路上行进，赶车的老汉吆喝牲口，哼着山歌小调：
　　$R%查岈山呀好地方，
　　野树林子遍山岗；
　　地主老财恶如虎。
　　穷人砍柴过时光。$R%
　　赵光饶有兴趣地和赶车老汉攀谈起来，听老汉讲起前三皇后五帝的往事。
　　陈丙寅是农村娃子出身，人很机灵，头脑也转得快，还善于学习群众语言，尤其是说话喜欢带“坎儿”，也就是歇后语，很受群众欢迎。
　　赵光陷入沉思，裹紧大衣，凝望着远山一言不发。作为知识分子出身的他，不能不忧虑，中央的有关文件，他认真读了一遍。尤其对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剥削阶级”观点，他有一丝隐隐的忧虑。难道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都成了反对社会主义的敌人吗？按这种逻辑发展，自己岂不也是危险分子？联想到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赵光不禁打了个冷战。参加革命以来，他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入党的每一项工作，干得很出色，年纪轻轻就当上了中共信阳地委秘书长，成为年轻的老革命。但形势的发展让他迷惑不解，为什么毛泽东要打那么多的右派？他知道这些右派大多数是与共产党一条心的，只是说了一些错话，办了一些错事，难道就要把他们打成革命的对立面吗？他的同学、朋友也莫名其妙地被打成了“中右”、“极右”，跑来找他哭诉。他只能无言以对。
　　他精于分析情况，对来自中央的信息，都反复琢磨、推敲。邓子恢倒了，为什么？不就是反对冒进吗？连周恩来、陈云、李先念都反对冒进。可是，没过多久，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异口同声地改变了反冒进的立场，甚至一个劲地做起了检讨。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指标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高，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怎么会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么快地反复提高变动呢？他隐隐地感到中央出了问题。可他不敢跟任何人讲，他把话深埋在心里，只是更加努力学习。
　　这次到遂平县锻炼，临行前，中共信阳地委书记找他谈话，提出了严格要求，希望他能真正深入基层，和群众打成一片，滚一身泥巴，磨两手老茧，走好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他也暗自下定决心，坚决要求到深山区去，拣最苦最累的工作去干，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用汗水洗刷掉自己身上的知识分子味儿。
　　陈丙寅没有这么多想法，他也不可能有这么多想法。出身贫农家庭的他，凭着朴素的对共产党的真挚情感，拼了命去干党交给的各项工作，成立高级农业社，他一连三天三夜不睡觉，宣传发动，忆苦思甜，搞得轰轰烈烈。打右派，他更是冲锋陷阵，右派反对共产党，真他妈的不是玩艺儿，不打击他们打击谁？他主持召开一次次大辩论会，打了一个又一个右派，打得理直气壮，越打越觉得心与共产党贴得近。他才不管什么三七二十一哩，只要是共产党让干的，就是上山掏老虎娃子，他也会嗷嗷叫地冲上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不会有他陈丙寅的今天。
　　忠诚使这个农民的儿子变得头脑简单。
　　他充满信心地盼望着，这次到岈山搞山区植树造林，一定得搞它个天翻地覆，他眯着小眼嘿嘿直乐。
　　同车异梦，一辆马车载着两个不同素质的人朝着一个方向奔去。
　　赵光很欣赏陈丙寅的单纯，可自己怎么也单纯不起来。
　　青山越来越清晰，山风习习，满山松鸣谷应，岈山快要到了。
　　马车来到常韩村时，已是下午一点多。赵光对陈丙寅说：“丙寅同志，咱们到王丙寅家去吃顿饭，顺便了解些情况。”
　　“中，”陈丙寅笑笑，说，“王丙寅这家伙工作不错，熟悉本地情况，听他喷喷也中。”
　　他们让老汉在路边喂马，二人进了村直奔王丙寅家。
　　三间茅草房，一圈黄泥垛成的院墙，王丙寅正在院子里织箔，熟练翻撂着小砖头。这位矮墩墩的庄稼汉子苦大仇深，十岁就给地主扛活，能使唤着两个老犍牛当墒犁地，庄稼活是把好手。解放后，他对共产党是感激涕零，每年过年，先给毛主席烧香，再给列祖列宗上供，把自己的心都想挖出来给党。历次运动，他都冲在前头，吃苦耐劳，带头组织村上的穷弟兄们成立农业社，他自己被推选为社长。虽然没有文化，但工作有股虎劲，肯动脑子，组织能力强，颇有号召力，群众威信较高。
　　王丙寅一见赵光和陈丙寅喜出望外，连忙搬了两个玉米皮编的“绣墩”让他们坐下，又从厨房里拿出碗，从缸里打了两碗水，递给他俩说：“先喝口水，我叫孩他娘弄饭吃。”饭是豆面条子，放了点去年的干红薯叶，一点油星也没有。王丙寅不好意思地搓着手，说：“没有啥好吃哩，怪对不起。”
　　赵光呼呼噜噜地喝着，说：“丙寅同志，一家人，客气啥？能有这吃的就不赖了。”
　　吃了饭，赵光和陈丙寅掏两毛钱和四两粮票，要付饭钱。王丙寅连忙推辞，赵光严肃地说：“这是纪律，不收不行。”
　　吃过饭，三个人坐在树下，赵光问王丙寅：“农村工作有什么困难吗？”
　　王丙寅挠挠头，说：“要说难，俺不怕难，上刀山下火海，俺要眨眨眼就算孬了。可如今这社小人少的难处，可让俺愁得不轻，就那么几个劳动力，想干点大活都不容易，社要大一点就好了。原先俺和钟清德商量，能不能两个社合在一块，心里拿不准，没敢弄，赵书记您说合在一块中不中？”赵光沉思了一会，缓缓地说：“别慌，等等看，这件事牵扯到政体的改变问题，要充分考虑成熟后，才可以实行。”他心里知道中央成都会议上提到过并大社的事，但他不轻易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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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乌托邦 　　听共产党的话，没错 　　１９５８年４月１６日，傍晚。 　　陈丙寅从刘百川村里出来的时候，扭头往西天瞅了瞅，红红的一轮日头歪倒在平头垛山尖上，大山的巨大的阴影悄无声息地从山坳里、地缝间浸出来。漫山遍野的山林苍苍茫茫了。村子里青烟袅袅，有人家正在“呱哒呱哒”地抽动风箱，烧汤做饭了。豫南风俗：“吃晚饭不叫吃晚饭，叫喝汤。”牧归的羊群咩咩叫着顺着羊肠山道下山了，赶羊的老汉乐悠悠地晃动着脑袋，哼唱着赶羊小调：嗨哟！山又高来路又长，赶着羊群上山冈哎！嗨！羊吃草来我把歌儿唱，伏牛山里好风光哎！ 　　陈丙寅和赶羊老汉快活地打了个招呼，就沿着村头斗折蛇行的小溪向凤凰膀山走去。这位在剿匪反霸中参加革命的年轻人，经过短短几年的锻炼，早已去掉了当年那个初中生的腼腆，多了几分领导干部的干练与成熟。如今他已是中共遂平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被县委派驻西半个县蹲点，独当一面工作了。 　　陈丙寅一边走一边想心事。这半年来，遇到的事也真让人挠头皮。土山、杨店、槐树、鲍庄四个中心乡分别处在平原、半山区、山区，各自有各自的特点，生产经营各有各的习惯，不少农业、水利、畜牧方面的工作，很难协调。去年９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号召全国人民反对右倾保守，要求鼓起像１９５５年冬天那样的一股干劲。当时，陈丙寅激动得热血沸腾，从贫穷中翻身做了主人的穷娃子，对待党的每一项号召，都义无反顾地去拼出命来干。他坚信一条朴素的真理：“听共产党的话，没错！” 　　山区开发利用方面也是矛盾重重，搅得陈丙寅这个山区绿化办公室副主任寝食不安。自从党中央号召“掀起冬季植树造林的热潮”后，全县人民摩拳擦掌，恨不能一下子就把全县的山山岭岭、沟沟坎坎都绿化成遮天蔽日的森林。遂平县山区绿化办公室就设在凤凰膀山沟里的刘百川村，陈丙寅任副主任，由于他还是县农工部副部长，实际工作就落在陈丙寅一个人身上了。原来提出的口号是“拿出上甘岭的干劲，学习黄继光的精神，苦干三年，荒山绿化完”。后来觉得时间长又改成苦干两年，荒山绿化完。可修了几天，觉得这两年似乎还不符合中央的跃进精神，干脆就改为一年完成绿化吧。一年能不能完成呢？谁也没有提出疑问。绿化工作是分乡进行的，无山多土的乡人多地少很快就完成了绿化任务。山区杨店乡魏楼村就遇到了困难，全村３５０００亩荒山等待绿化，可只有２２０个劳动力，就是这些劳动力也是分兵把口，打井的，挖沟的，修渠的，只得抽出１０个妇女５个老头上山绿化，一人一天，使出吃奶的力气，才勉强挖１５个鱼鳞坑。社员陈玉立发牢骚：“干到胡子白了也干不完。” 　　韩楼高级社地处平坡，早完成了植树任务，社长钟清德是个急性子，听说魏楼绿化速度慢，就对魏楼的支部书记张德山爽快地说：“咱们合一起干吧。”二人一拍即合，经乡党委同意，几个社动员了３０００多名劳动力上了尖山，红旗插得满山遍野，到处是挖坑的人们。干着干着天公不作美，竟下起雨来，雨越下越大，人们的衣服顷刻淋得透湿。钟清德一声令下：“击鼓吹进军号。”一时间山坡上响起“咚咚”的鼓声，号手吹起了响亮的进军号。 　　号手吹起响亮的进军号，人们受到鼓舞，更加拼命地挖起坑来，喇叭筒不停地喊着：“拿出智取华山的劲头，使出上甘岭的干劲，学黄继光的精神，坚决拿下３００００亩荒山！”雨声、鼓声、喇叭声、军号声、锨头与石头的撞击声响成一片。结果三天三夜，挖了５２万个鱼鳞坑，绿化荒山１２０００亩，种上了壮年核桃沟、老年栗子沟、青年枣沟、妇女桐油沟。人们兴奋地说：“真是人多力量大呀！” 　　想到这儿，陈丙寅心中酝酿已久的一个大胆设想冒了出来：能不能将几个高级社合并成一个大社呢？这样人多力量大，许多矛盾就可以协调解决了。但他很快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党和毛主席没说的事，咱可坚决不能办。” 　　但是现实的矛盾又像一团团乱麻，让他剪不断理还乱。今天上午他还在为山区与平原的放牧问题发愁，急得在屋里团团转，正巧通讯员跑步送来一张纸条，是县长史法周写来的，内容是下宋水库定于今天开竣工大会，请他参加。参加竣工会的可能还有信阳地区专署的领导人。陈丙寅一看，心里好一阵轻松，何不趁此机会，将这些矛盾向领导汇报一下，请教点解决矛盾的办法呢？ 　　陈丙寅大步流星地走在山道上，十几里的山道一会儿便被他甩在身后，拐过狮子山的狮子头，翻过狼沟，天就擦黑了。他隐隐地看见一条巨莽似的大堤巍然屹立，堤下一座座工棚里闪烁着昏黄的马灯，开饭的军号声嘀嘀嗒嗒地此起彼伏。陈丙寅又想起了手下的两员爱将：一个是常韩高级社社长王丙寅，一个是韩楼高级社社长钟清德，这两个人都是天生的热肚肠，敢想敢干，在群众中很有影响。前几天，他们俩还一起找到陈丙寅，说：“让俺们两个社合并成大社吧？”陈丙寅笑着说：“这不中，没有党中央的精神，咱不能胡摆碟儿。”两个人只好怏怏地离去。 　　想到两员爱将可怜巴巴的样子，陈丙寅忍不住笑了，“这两个性急的家伙，等着吧，矛盾会解决的。” 　　夜幕降临了，下宋水库大堤上却沸腾起来了，灯光点点，人欢马叫，微风送来大喇叭里的歌声：“戴花要戴大红花呀，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 　　陈丙寅周身热血沸腾了，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三颗脑袋碰出历史的火花 　　行署专员张树蕃来到堤下指挥部。指挥部设在三间小东屋里，土坯房，上边苫着草，风一刮簌簌地往下掉土坷垃。南头一间放了两张小木床，还有一张床缺了一条腿，用砖头支着。张树蕃一进屋就说：“渴得很呢。”说着捞起茶缸子从门外水缸里舀来一缸子水，咕咕嘟嘟喝下半缸子。他一抹嘴巴，说：“本耀同志，通知陈丙寅同志了吗？怎么还没到？” 　　门“哐当”一声被推开了，陈丙寅一头闯进来，哈哈大笑握着张树蕃的手，连声说：“张专员，可把你给盼来了。” 　　张树蕃也哈哈地笑着，用手指点着陈丙寅说：“说曹操，曹操就到啊。” 　　娄本耀说：“丙寅，张专员想听你讲讲农村的工作哩。” 　　陈丙寅幽默地说：“正想瞌睡，送来个枕头，我这一肚子的矛盾，可得给张专员倒倒。”说着，抓起剩下的半缸子凉水，一气喝完了。 　　娄本耀问：“点灯吧？”张树蕃说：“点灯干甚哩，八路都是夜猫子。”三个人拥被而坐，热烈而小声地交谈着。陈丙寅一口气讲了六大矛盾：一是修水利与浇地的矛盾，到处修小水库，挖了不少的地，上游淹了地还不能浇水，下游不淹地但可以浇水，这自然不行。二是山区与平原的矛盾。薛尧、红石崖、赵庄都是山区，山区绿化任务大，但既无劳力又无树苗。常韩、大里王等村既有树苗又有劳力，可绿化任务小，又不乐意把树苗让给山里人用。所以山下的人到山里去砍柴火，山里的群众就不让砍，拦住打架，打得头破血流。三是发展农副业生产的矛盾。土山乡有个山楂加工厂，说是加工厂就是有那么几个人，全部用手工把山楂切成片，卖给医药部门。可山楂长在山里，山里人不让来人摘。让山里人采摘后，又没地方加工，只好白白毁掉。四是畜牧业的矛盾。山里草坡多，这个地方的农户每家都养的有牛，农忙时喂草吃，农闲时农户们都想把牛赶到山里去放牧。可山里人不让放，说这是俺的草坡，你们平坡的人要放牛也可以，得拿利息钱，要不就把你们的牛腿砍断。五是矿藏开采的矛盾，这山里到处都是宝，有云母、磷石、铁矿石。山里人眼巴巴地看着矿石，没有劳动力开采不了。槐树中心乡袁庄村的群众去到山里开了一回磷矿，和山里群众打了一仗。 　　听陈丙寅说到这儿，张树蕃哈哈笑了，拍着床说：“好家伙，你陈丙寅真是一肚子苦水呀，可见你对村里的情况吃得透。”陈丙寅也高兴地玩了一个“坎子”：“我这是一角支磨　　　半转，脑瓜子不中。”娄本耀问：“还有没有？”陈丙寅说：“这第六个矛盾，就是乡干部人手少，每个中心乡才配三个脱产干部，一开会就得铁将军把门，群众有个急事找不到人。这样就不能很好地指导农业生产，工作中出现空当。” 　　张树蕃沉思一会儿，问：“这些矛盾出现在多大范围内？” 　　陈丙寅想了想，说：“土山、槐树、杨店、鲍庄四个中心乡吧，也正好是土改时的老三区。” 　　屋里陷入一阵沉默，三个人都在黑暗中摸索着卷了一支“喇叭头”，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灭。窗外，从黑暗中钻出的月亮，把银辉洒了一床头。带着暖意的微风轻轻地吹进窗户，送来小麦灌浆的气息，仿佛有一只小手在人的心头轻轻挠着。草丛里的金蛉子、老飞头在低吟浅唱，一只睡醒的斑鸠“扑扑棱棱”地从树上飞起。沸腾的工地万籁俱寂。 　　张树蕃吸着烟，问：“群众有甚要求？毛主席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坚持这两条事情就好办。” 　　陈丙寅说：“吃了这些苦头后，群众也动开了心思，大伙儿都想着能合到一块儿就好了。合到一块儿，人多力量大，干啥事都容易得多。” 　　张树蕃思虑着：“合到一起做甚呢？４个乡，２７个高级社，一下子合到一块，人是不少了。可据我所知，全国还没有先例呢，称呼就不好称呼。” 　　停了一会儿，娄本耀忽然拍着巴掌说：“专员，记得我看过一份文件，毛主席在哪一次会上说过，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搞一区二社，一乡一社哩。” 　　“你说的是成都会议吧？”张树蕃扔掉烟头，“我也想起来了，上个月的成都会议上，毛主席说过为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想了想，他又发愁地说：“毛主席没有说咋个合法呢？合了以后叫甚呢？” 　　娄本耀脑瓜子灵，提议说：“向苏联老哥学不就中了吗？成立个大集体农庄，把四个半乡都合过来。不仅仅是平原，也可以有山区，合到集体农庄里，生产统一安排，粮食计划种植，适宜啥种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有啥矛盾，全农庄统一协调解决，我看这不错哩。”
　　陈丙寅一听乐了，说：“本耀的想法真是绱鞋不用锥子　　　真(针)中。” 　　娄本耀说：“成立大社后，工业、农业、商业、采矿、渔业、畜牧业都拢到一起，社里可以安排平坡村的群众到山里采矿，山里的群众也可以到山村外加工果子。就是这个名字不好叫，生产机构咋安排呢？张专员，您见多识广，您说说。” 　　张树蕃说：“成立大社的事恐怕全国也没有先例，这么大的事，我得请示地委。我一个人不能随便表态。” 　　娄本耀性急地说：“专员，只要你点头说个中字，剩下的事我们考虑。要是真的像苏联老大哥那样成立了大社，那就热闹了。”娄本耀兴奋得手舞足蹈，说：“干脆几千口子劳动力，一吹号上工，一吹号收工，一吹号倒头睡觉，姑娘妇女都穿苏联花布拉吉，男的都穿四个兜的干部服，开大会排成队，多威风啊！” 　　陈丙寅被鼓动得心驰神往，说：“日他娘，到那时候得劲的哭半夜　　　得劲死啦！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说不定一步就迈进共产主义社会哩。哎，张专员，您说说这共产主义社会能得劲成啥样哩？”张树蕃笑着说：“我也说不清，可能就是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光棍娶老婆。住的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撒尿屙屎不用出屋子。地里干活是洋犁子洋耙，铁牛犁地日千亩、夜八百。打个电话，就能要到毛主席呢，有啥难处，只管给他说。” 　　“啊！啊！那太好了。”丙寅、本耀两人惊奇得直咋舌，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共产主义会这么好，这么排场。三个人都被共产主义社会的辉煌前景所陶醉，心情激动得如下宋水库中的波涛，难以自已。 　　一大早，张树蕃和娄本耀骑车赶往杨店中心乡政府，走到河边，两个人准备脱了鞋，各自扛着自己的车子过河，娄本耀又接着昨夜的话茬说：“张专员，咱们就成立个大社吧，您要是能和路献文书记研究一下，一表态，这事准成。” 　　张树蕃一边脱鞋一边说：“这样吧，到杨店后，你和丙寅商量一下，把机构设置、党委、行政具体怎样分工、怎样开展工作，一切能想到的工作都打打算盘，然后再说。” 　　娄本耀一听专员松了口，高兴得穿着鞋跳进水里。 　　杨店街不大，南北走向，约有百十户人家，出南门街口可眺望查岈山，北街口抬头能看见狮子山，西边是凤凰山。 　　杨店中心乡政府就在街中间路西的一个院子里，四间堂屋是办公室，南边还有一个小院落，堆满了割下来的槐草。张树蕃一进屋就开始听中心乡长银宗吾的汇报。娄本耀就喊了陈丙寅，两人进了南院。 　　太阳暖洋洋地照在槐草垛上，散发出淡淡的香味儿，这槐草生长在山坡上，有半人多深，深秋农民把草割下来，捂上一冬，去了青气，来年苫到房上。娄本耀和陈丙寅就躺在槐草窝里，商量起那激动人心的并社问题来。 　　陈丙寅说：“这几千口人合在一块，工、农、商、学、兵都有，管理可是个大学问哩。” 　　娄本耀怔怔地想了一会儿，说：“没吃猪肉咱见过猪走。咱们不如学着中央的样子，中央有啥咱有啥。大社嘛，啥都得大，才显出气派，显出威风哩。” 　　“中，就弄他大大的。”陈丙寅拍着手，说：“全国第一，不大没说服力，毛主席就好指挥打大仗，过瘾。” 　　娄本耀思考着，掰着手指头，说：“咱得成立农业部、工业部、水利部抓生产。咱这山上树林子多，也得成立个林业部专管。对了，人多钱也多了，得有个财政部统管财政大权。老百姓吵嘴打架、娶妻生子的事也不少，弄个民政部吧。对，再设个商业部，管针头线脑、油盐酱醋。” 　　陈丙寅笑着说：“武装部改叫公安部吧，山里社会治安复杂，阶级斗争激烈，得设个公安部，镇住这些坏家伙。” 　　娄本耀问：“共有几个部啦？” 　　陈丙寅数数说：“９个部啦，这一家伙可是老公公坐到儿媳妇床上　　　事大啦！” 　　“不中，得弄十大部。”娄本耀意犹未尽地说：“今后大社成立，外交活动肯定不少，干脆弄个外交部吧。” 　　陈丙寅一听，问：“这外交部还得派大使人员吧？” 　　娄本耀一拍大腿，说：“派，得派大使，向外社派常驻大使，有啥事可及时通个信……” 　　晌午饭是豆腐汤、杠子馍，张树蕃、娄本耀和陈丙寅一人一碗豆腐汤，手抓着杠子馍，蹲在屋檐底下，一口馍一口汤。娄本耀吃着饭，将上午商量的情况向张树蕃讲述一遍，张树蕃笑着说：“你们这叫逼上梁山哪！既然并大社，总得有个名字呀？” 　　陈丙寅想想，说：“咱们都是农民，一辈子干农业，叫农业社中不中？” 　　“中，苏联老大哥叫农庄，咱得有新点子，叫农业社吧。”娄本耀快人快语，说：“农业社是单位，还是没有个名称，我想起个名叫‘闪电农业社’，比喻咱们农业社干活如闪电一般。” 　　张树蕃摇摇头，说：“闪电一闪即逝，不妥当，再想想。” 　　陈丙寅说：“前些时候，咱苏联老大哥发射了一颗卫星，我看震动了世界，劲头不小，一下子钻到云彩眼儿里去了，我看就叫卫星农业社吧。” 　　张树蕃打趣说：“中，这个名字有劲。想不到丙寅同志还有点世界眼光哩，就叫卫星农业社吧，吃了饭，我就给路献文书记打电话，汇报一下这儿的情况。” 　　电话一直到夜里才接通，中共信阳地委书记路献文在电话中说：“行啊，只要符合毛主席的一区一社的精神，我同意。”当夜，张树蕃睡下以后，娄本耀就和陈丙寅商量召开各中心乡乡长会议，陈丙寅写了三个通知，要求各中心乡乡长连夜赶到杨店中心乡开会，并在信封上插了一根鸡毛，形容十分紧急。 　　夜１１点多，鲍庄的乡长于慎江、槐树乡乡长车桂薪、土山乡乡长别守文都相继赶来。娄本耀先向大伙介绍了准备成立大社的情况，然后又说：“大社一并，各种矛盾一下子就解决了，这是天大的好事。你们回去后，要连夜发动群众，宣传并大社的好处，要让群众自觉起来要求并大社，声势要大，要敲锣打鼓，写出申请书。明天晚上到杨店来，向张专员汇报。”各乡乡长一听，都很高兴，连夜又赶回各乡宣传去了。
　　百里山乡一片亢奋 　　采访中，我接触了一个个当年叱咤风云、创造奇迹的英雄们，尽管他们如今两鬓霜雪老态龙钟，但只要一提起成立卫星农业社那惊天动地的三天三夜，无不壮怀激烈，手舞之，足蹈之，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仿佛那让群山起舞、长河沸腾的历史犹如昨日的辉煌，人人都拂去岁月的苍老，充溢着血气的方刚。 　　理想的力量是永恒的。三日间，百里山乡被一种巨大的激情所鼓动，陷入从未有过的亢奋之中。农舍里、场院中、山地旁、饭场间到处都在开会，在议论，在琢磨。干部们也被自己设计的辉煌未来所陶醉，不辞辛劳地夜以继日地宣传、鼓动。３０年后，时任杨店中心乡乡长的银宗吾老人激动地回忆：那时候人们劲头大啊！就不知道睡觉是啥，走到哪儿讲到哪儿，讲合并大社的优越性，给群众讲一根筷子与三根筷子的关系，人多力量大，啥事都好办。说种树，几万人上山，一天干几年的活；说修水库，几万人上工几天就可以修个大水库。弟兄们多了拳头硬，谁也不敢欺侮。群众一听，心里就热乎了，咦，还是共产党有本事，独木不成林，合起来人多力量大。合！这大社是非合不可！ 　　当时的杨店乡团委书记曹新志，动情地回忆：为了宣传并大社的优越性，我一天开了十场群众大会，变着法讲并大社的优越性。那时的群众好啊！你说啥，他们听啥，不打别，听到称心如意处，巴掌拍得山响。我讲的话没个定稿，就是自己咋想就咋讲，并大社进入共产主义我是没见过，只是从画报上见过几次苏联老大哥的集体农庄，人们在一起干活，有拖拉机、收割机，心里就羡慕得不行。我在给群众讲的时候，按自己的想象去讲，咋好咋讲。我说大社一成立，要啥有啥，住的是楼上楼下，用的是电灯电话，使的是洋犁子洋耙。群众问：“曹书记，还用驴套磨呗？”我说：“用电驴套磨，打开电门，电驴就不停地转，面就像下大雪一样下来了。蒸馍做饭用机器，面从这边进去，从那边出来就成了现成的馍，想吃油馍有油馍，想吃包子有包子，想吃扁食有扁食。”如今想想，说这话尽吹大气，可那时说着说着连自己都相信得不得了。
　　一个折腾就这样降世了。　　三只筷子的耐折度大过两只筷子，但有人能用三只筷子的么？多一只筷子就使其他两只有用的筷子也一同变顾废物。　　人多就力量大么？如果这么神奇，共和国的顶层设他100个主席，一万个总理不是好办事吗，为什么只各设一个。
　　“千古兴亡多少事，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是古人说的。
　　中庸之道讲的是中间之道，可行之道，教化之道。
　　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在我脑海留下最多记忆的岁月，太多突出的东西了。先扯一个。　　一天大队长召集社员大会，说要解放生产力，大搞车子化，改我们肩挑变成手推车，当然大队长从政权是北方农民用车子随军推出一个新中国说起，今天要用车子推出共产主义等煽情的大论。最后布置任务：每个家庭要拥有一部车，规定五天后全公社所有车子推到公社接受社长的检阅，这是公社派下的任务。　　社员接到任务犯愁了，炼铁已将满山的树砍光了，去那里找木头来做车？不知谁提议，每个农户家有木梯，可以用它来做车，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木梯农家家家都有，不过大小规格不一，有7横木的，有9横的，11横，13横都有（为什么木梯的横木是单数而没有双数，到老了我还弄不明）。两横木之间距离有40公分，这样木梯的长度从3米到5米都有。越长，梯子的木头越粗，落地这一头两木距离越宽，有的宽达1米。　　大家心中明白，这是闹着玩的政治任务，所以大家不舍得将梯子锯了，就整个梯子当车骨架，在一头安上一个轮子就可以了。用什么当轮子？对，不是家家以前有水缸米缸吗，用这些缸盖中间开个洞就是现成的轮子了。缸盖做轮子，想保留盖子不损是不可能的，大家忍痛在盖中间开了一个洞穿一根木条固定在梯子的顶端就成一部车了。可惜，很多轮子薄如纸皮，有的象个盛菜的碟子大，不知在路上能转多少下。　　检阅那天，说多壮观有多壮观，五花八门的车子有个共同特点是吱吱喳喳地响，那些长梯子做成的车，有点象陆地龙舟，不过握手这一头太粗太宽不好拿，这难不倒主人，有人干脆象抬轿子那样，用扁担绳子将车当轿子。太多车了，几千部，很多车子未到会场社长已检阅完毕，　　社长说，生产力已解放了一部分，还有地方待解放，就是车子没有滚珠，没有滚珠轴承。　　在回程路上，人人将车子放在肩上扛回来。扛一个梯子好过推这个梯子。　　回到大队，大队长又布置社员去解放生产力了，要成立专业组砸滚珠，我伯父是属缝衣组的人，空闲时间多，他们组专砸滚珠，我见他们在工作，用盖楼房的钢筋水泥中的钢筋，截成长若园径铁粒，下面的垫铁是有半球型的坑，一支铁棍一头也有半球型的坑，将铁粒放在垫铁坑上，用铁棍上的坑对准就在那里不停地砸，真好耐性，伯父他们每天一人能否砸了出10粒滚珠？后来，听说轴承套没法制造，只好罢了，木梯车子，也只在检阅那天跑过路后就寿终正寝了，拆了轮子又当回梯子了。
　　三颗脑袋碰出历史的火花 　　行署专员张树蕃来到堤下指挥部。指挥部设在三间小东屋里，土坯房，上边苫着草，风一刮簌簌地往下掉土坷垃。南头一间放了两张小木床，还有一张床缺了一条腿，用砖头支着。张树蕃一进屋就说：“渴得很呢。”说着捞起茶缸子从门外水缸里舀来一缸子水，咕咕嘟嘟喝下半缸子。他一抹嘴巴，说：“本耀同志，通知陈丙寅同志了吗？怎么还没到？” 　　门“哐当”一声被推开了，陈丙寅一头闯进来，哈哈大笑握着张树蕃的手，连声说：“张专员，可把你给盼来了。” 　　张树蕃也哈哈地笑着，用手指点着陈丙寅说：“说曹操，曹操就到啊。” 　　娄本耀说：“丙寅，张专员想听你讲讲农村的工作哩。” 　　陈丙寅幽默地说：“正想瞌睡，送来个枕头，我这一肚子的矛盾，可得给张专员倒倒。”说着，抓起剩下的半缸子凉水，一气喝完了。 　　娄本耀问：“点灯吧？”张树蕃说：“点灯干甚哩，八路都是夜猫子。”三个人拥被而坐，热烈而小声地交谈着。陈丙寅一口气讲了六大矛盾：一是修水利与浇地的矛盾，到处修小水库，挖了不少的地，上游淹了地还不能浇水，下游不淹地但可以浇水，这自然不行。二是山区与平原的矛盾。薛尧、红石崖、赵庄都是山区，山区绿化任务大，但既无劳力又无树苗。常韩、大里王等村既有树苗又有劳力，可绿化任务小，又不乐意把树苗让给山里人用。所以山下的人到山里去砍柴火，山里的群众就不让砍，拦住打架，打得头破血流。三是发展农副业生产的矛盾。土山乡有个山楂加工厂，说是加工厂就是有那么几个人，全部用手工把山楂切成片，卖给医药部门。可山楂长在山里，山里人不让来人摘。让山里人采摘后，又没地方加工，只好白白毁掉。四是畜牧业的矛盾。山里草坡多，这个地方的农户每家都养的有牛，农忙时喂草吃，农闲时农户们都想把牛赶到山里去放牧。可山里人不让放，说这是俺的草坡，你们平坡的人要放牛也可以，得拿利息钱，要不就把你们的牛腿砍断。五是矿藏开采的矛盾，这山里到处都是宝，有云母、磷石、铁矿石。山里人眼巴巴地看着矿石，没有劳动力开采不了。槐树中心乡袁庄村的群众去到山里开了一回磷矿，和山里群众打了一仗。 　　听陈丙寅说到这儿，张树蕃哈哈笑了，拍着床说：“好家伙，你陈丙寅真是一肚子苦水呀，可见你对村里的情况吃得透。”陈丙寅也高兴地玩了一个“坎子”：“我这是一角支磨　　　半转，脑瓜子不中。”娄本耀问：“还有没有？”陈丙寅说：“这第六个矛盾，就是乡干部人手少，每个中心乡才配三个脱产干部，一开会就得铁将军把门，群众有个急事找不到人。这样就不能很好地指导农业生产，工作中出现空当。” 　　张树蕃沉思一会儿，问：“这些矛盾出现在多大范围内？” 　　陈丙寅想了想，说：“土山、槐树、杨店、鲍庄四个中心乡吧，也正好是土改时的老三区。” 　　屋里陷入一阵沉默，三个人都在黑暗中摸索着卷了一支“喇叭头”，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灭。窗外，从黑暗中钻出的月亮，把银辉洒了一床头。带着暖意的微风轻轻地吹进窗户，送来小麦灌浆的气息，仿佛有一只小手在人的心头轻轻挠着。草丛里的金蛉子、老飞头在低吟浅唱，一只睡醒的斑鸠“扑扑棱棱”地从树上飞起。沸腾的工地万籁俱寂。 　　张树蕃吸着烟，问：“群众有甚要求？毛主席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坚持这两条事情就好办。” 　　陈丙寅说：“吃了这些苦头后，群众也动开了心思，大伙儿都想着能合到一块儿就好了。合到一块儿，人多力量大，干啥事都容易得多。” 　　张树蕃思虑着：“合到一起做甚呢？４个乡，２７个高级社，一下子合到一块，人是不少了。可据我所知，全国还没有先例呢，称呼就不好称呼。” 　　停了一会儿，娄本耀忽然拍着巴掌说：“专员，记得我看过一份文件，毛主席在哪一次会上说过，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搞一区二社，一乡一社哩。” 　　“你说的是成都会议吧？”张树蕃扔掉烟头，“我也想起来了，上个月的成都会议上，毛主席说过为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想了想，他又发愁地说：“毛主席没有说咋个合法呢？合了以后叫甚呢？” 　　娄本耀脑瓜子灵，提议说：“向苏联老哥学不就中了吗？成立个大集体农庄，把四个半乡都合过来。不仅仅是平原，也可以有山区，合到集体农庄里，生产统一安排，粮食计划种植，适宜啥种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有啥矛盾，全农庄统一协调解决，我看这不错哩。” 　　陈丙寅一听乐了，说：“本耀的想法真是绱鞋不用锥子　　　真(针)中。” 　　娄本耀说：“成立大社后，工业、农业、商业、采矿、渔业、畜牧业都拢到一起，社里可以安排平坡村的群众到山里采矿，山里的群众也可以到山村外加工果子。就是这个名字不好叫，生产机构咋安排呢？张专员，您见多识广，您说说。” 　　张树蕃说：“成立大社的事恐怕全国也没有先例，这么大的事，我得请示地委。我一个人不能随便表态。” 　　娄本耀性急地说：“专员，只要你点头说个中字，剩下的事我们考虑。要是真的像苏联老大哥那样成立了大社，那就热闹了。”娄本耀兴奋得手舞足蹈，说：“干脆几千口子劳动力，一吹号上工，一吹号收工，一吹号倒头睡觉，姑娘妇女都穿苏联花布拉吉，男的都穿四个兜的干部服，开大会排成队，多威风啊！” 　　陈丙寅被鼓动得心驰神往，说：“日他娘，到那时候得劲的哭半夜　　　得劲死啦！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说不定一步就迈进共产主义社会哩。哎，张专员，您说说这共产主义社会能得劲成啥样哩？”张树蕃笑着说：“我也说不清，可能就是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光棍娶老婆。住的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撒尿屙屎不用出屋子。地里干活是洋犁子洋耙，铁牛犁地日千亩、夜八百。打个电话，就能要到毛主席呢，有啥难处，只管给他说。” 　　“啊！啊！那太好了。”丙寅、本耀两人惊奇得直咋舌，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共产主义会这么好，这么排场。三个人都被共产主义社会的辉煌前景所陶醉，心情激动得如下宋水库中的波涛，难以自已。 　　一大早，张树蕃和娄本耀骑车赶往杨店中心乡政府，走到河边，两个人准备脱了鞋，各自扛着自己的车子过河，娄本耀又接着昨夜的话茬说：“张专员，咱们就成立个大社吧，您要是能和路献文书记研究一下，一表态，这事准成。” 　　张树蕃一边脱鞋一边说：“这样吧，到杨店后，你和丙寅商量一下，把机构设置、党委、行政具体怎样分工、怎样开展工作，一切能想到的工作都打打算盘，然后再说。” 　　娄本耀一听专员松了口，高兴得穿着鞋跳进水里。
　　杨店街不大，南北走向，约有百十户人家，出南门街口可眺望查岈山，北街口抬头能看见狮子山，西边是凤凰山。 　　杨店中心乡政府就在街中间路西的一个院子里，四间堂屋是办公室，南边还有一个小院落，堆满了割下来的槐草。张树蕃一进屋就开始听中心乡长银宗吾的汇报。娄本耀就喊了陈丙寅，两人进了南院。 　　太阳暖洋洋地照在槐草垛上，散发出淡淡的香味儿，这槐草生长在山坡上，有半人多深，深秋农民把草割下来，捂上一冬，去了青气，来年苫到房上。娄本耀和陈丙寅就躺在槐草窝里，商量起那激动人心的并社问题来。 　　陈丙寅说：“这几千口人合在一块，工、农、商、学、兵都有，管理可是个大学问哩。” 　　娄本耀怔怔地想了一会儿，说：“没吃猪肉咱见过猪走。咱们不如学着中央的样子，中央有啥咱有啥。大社嘛，啥都得大，才显出气派，显出威风哩。” 　　“中，就弄他大大的。”陈丙寅拍着手，说：“全国第一，不大没说服力，毛主席就好指挥打大仗，过瘾。” 　　娄本耀思考着，掰着手指头，说：“咱得成立农业部、工业部、水利部抓生产。咱这山上树林子多，也得成立个林业部专管。对了，人多钱也多了，得有个财政部统管财政大权。老百姓吵嘴打架、娶妻生子的事也不少，弄个民政部吧。对，再设个商业部，管针头线脑、油盐酱醋。” 　　陈丙寅笑着说：“武装部改叫公安部吧，山里社会治安复杂，阶级斗争激烈，得设个公安部，镇住这些坏家伙。” 　　娄本耀问：“共有几个部啦？” 　　陈丙寅数数说：“９个部啦，这一家伙可是老公公坐到儿媳妇床上　　　事大啦！” 　　“不中，得弄十大部。”娄本耀意犹未尽地说：“今后大社成立，外交活动肯定不少，干脆弄个外交部吧。” 　　陈丙寅一听，问：“这外交部还得派大使人员吧？” 　　娄本耀一拍大腿，说：“派，得派大使，向外社派常驻大使，有啥事可及时通个信……” 　　晌午饭是豆腐汤、杠子馍，张树蕃、娄本耀和陈丙寅一人一碗豆腐汤，手抓着杠子馍，蹲在屋檐底下，一口馍一口汤。娄本耀吃着饭，将上午商量的情况向张树蕃讲述一遍，张树蕃笑着说：“你们这叫逼上梁山哪！既然并大社，总得有个名字呀？” 　　陈丙寅想想，说：“咱们都是农民，一辈子干农业，叫农业社中不中？” 　　“中，苏联老大哥叫农庄，咱得有新点子，叫农业社吧。”娄本耀快人快语，说：“农业社是单位，还是没有个名称，我想起个名叫‘闪电农业社’，比喻咱们农业社干活如闪电一般。” 　　张树蕃摇摇头，说：“闪电一闪即逝，不妥当，再想想。” 　　陈丙寅说：“前些时候，咱苏联老大哥发射了一颗卫星，我看震动了世界，劲头不小，一下子钻到云彩眼儿里去了，我看就叫卫星农业社吧。” 　　张树蕃打趣说：“中，这个名字有劲。想不到丙寅同志还有点世界眼光哩，就叫卫星农业社吧，吃了饭，我就给路献文书记打电话，汇报一下这儿的情况。” 　　电话一直到夜里才接通，中共信阳地委书记路献文在电话中说：“行啊，只要符合毛主席的一区一社的精神，我同意。”当夜，张树蕃睡下以后，娄本耀就和陈丙寅商量召开各中心乡乡长会议，陈丙寅写了三个通知，要求各中心乡乡长连夜赶到杨店中心乡开会，并在信封上插了一根鸡毛，形容十分紧急。 　　夜１１点多，鲍庄的乡长于慎江、槐树乡乡长车桂薪、土山乡乡长别守文都相继赶来。娄本耀先向大伙介绍了准备成立大社的情况，然后又说：“大社一并，各种矛盾一下子就解决了，这是天大的好事。你们回去后，要连夜发动群众，宣传并大社的好处，要让群众自觉起来要求并大社，声势要大，要敲锣打鼓，写出申请书。明天晚上到杨店来，向张专员汇报。”各乡乡长一听，都很高兴，连夜又赶回各乡宣传去了。 　　陈丙寅送走各乡乡长，出门看了看天，正是星汉灿烂，竞相生辉的时候。 　　他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湿润的三月风。
　　第四章 百里山乡一片亢奋 　　采访中，我接触了一个个当年叱咤风云、创造奇迹的英雄们，尽管他们如今两鬓霜雪老态龙钟，但只要一提起成立卫星农业社那惊天动地的三天三夜，无不壮怀激烈，手舞之，足蹈之，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仿佛那让群山起舞、长河沸腾的历史犹如昨日的辉煌，人人都拂去岁月的苍老，充溢着血气的方刚。 　　理想的力量是永恒的。三日间，百里山乡被一种巨大的激情所鼓动，陷入从未有过的亢奋之中。农舍里、场院中、山地旁、饭场间到处都在开会，在议论，在琢磨。干部们也被自己设计的辉煌未来所陶醉，不辞辛劳地夜以继日地宣传、鼓动。３０年后，时任杨店中心乡乡长的银宗吾老人激动地回忆：那时候人们劲头大啊！就不知道睡觉是啥，走到哪儿讲到哪儿，讲合并大社的优越性，给群众讲一根筷子与三根筷子的关系，人多力量大，啥事都好办。说种树，几万人上山，一天干几年的活；说修水库，几万人上工几天就可以修个大水库。弟兄们多了拳头硬，谁也不敢欺侮。群众一听，心里就热乎了，咦，还是共产党有本事，独木不成林，合起来人多力量大。合！这大社是非合不可！ 　　当时的杨店乡团委书记曹新志，动情地回忆：为了宣传并大社的优越性，我一天开了十场群众大会，变着法讲并大社的优越性。那时的群众好啊！你说啥，他们听啥，不打别，听到称心如意处，巴掌拍得山响。我讲的话没个定稿，就是自己咋想就咋讲，并大社进入共产主义我是没见过，只是从画报上见过几次苏联老大哥的集体农庄，人们在一起干活，有拖拉机、收割机，心里就羡慕得不行。我在给群众讲的时候，按自己的想象去讲，咋好咋讲。我说大社一成立，要啥有啥，住的是楼上楼下，用的是电灯电话，使的是洋犁子洋耙。群众问：“曹书记，还用驴套磨呗？”我说：“用电驴套磨，打开电门，电驴就不停地转，面就像下大雪一样下来了。蒸馍做饭用机器，面从这边进去，从那边出来就成了现成的馍，想吃油馍有油馍，想吃包子有包子，想吃扁食有扁食。”如今想想，说这话尽吹大气，可那时说着说着连自己都相信得不得了。 　　自己编织的谎言，连自己都欺骗了。 　　三个乡的团委也分别召开了各种团干、团员、青年会议，开展大规模的宣传运动，组织了２９７个宣传队，打着红旗，开展不同形式的宣传运动，特别是通过查大社比小社看大社的优越性；查“四敢”的作风行动，看入社的风格；查思想比进步看觉悟，反对当群众尾巴；查思想比钻研比红专，反对不用脑子的思想。宣传队在宣传中，发现青年团员钟保长害怕并大社，而且偷偷地把４００多斤陈粮藏起来，宣传队就抓住钟保长召开了鸣放辩论会，让钟保长站在会场中央，在口号声声里交代藏粮的罪行。钟保长哪里见过这阵势，早吓得汗流满面、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当有人质问他为啥把粮偷藏起来时，钟保长只会结结巴巴地说：“想……吃……想多……吃。”宣传队员们听得十分恼火，说：“你不是想吃一点麦子而是不想入社，破坏入社，应当批判斗争。”钟保长一听说自己破坏入社，吓得连连打自己的耳光，说：“我入社、我入社，真的……真的……我是……想多吃点儿。” 　　宣传队员们进一步挖钟保长藏粮动机，说：“你这是资本主义思想。”钟保长听了莫名其妙地问：“姓资的是谁？俺可不认得他，你们可以打听嘛，俺家老几辈子都没有姓资的亲戚，真的。”宣传队员们被他的无知逗乐了，解释说：“资本主义思想不是姓资的人。”钟保长一口咬定不认识姓资的，也不知姓资的住在哪个乡。 　　斗争会最后以钟保长退出４００斤陈粮而告全胜。人们为斗争的胜利而欢欣鼓舞，当场，第二大队团支部的几个青年铺下白纸，把食指含在嘴里，用力一咬，立刻鲜血如注，他们就用热腾腾的鲜血写下了坚决并大社的决心书，写毕，满纸梅花，令人惊心动魄。 　　据资料记载：四个中心乡有９０％以上的青年人咬破手指，写下血书、保证书。不少青年在写完血书之后，激动得当场昏厥过去。
　　共产主义，就是吃白馍、喝羊肉汤 　　槐树中心乡党委书记车桂薪那天夜里从杨店赶回，一路磕磕绊绊，在油篓山下与土山中心乡党委书记别守文分别时，他还幽默地说：“守文，这回咱俩比试比试吧。”别守文老成持重地说：“出水才看两腿泥哩。”两个人分手后，车桂薪风风火火地踏着山路往槐树乡赶，到乡政府所在地槐树村，鸡已叫了两遍，起夜喂牛的灯火闪闪烁烁，拌草棍敲击牛槽的声音清脆响亮。车桂薪睡意全无，心中有一种渴望大干一场的冲动和激情，自己是穷苦人家出身的孩子，是共产党救自己翻身解放，当上了干部，他心里有着强烈的报恩念头，看到毛主席的像，他就会情不自禁地流出感激的泪水，这泪水是从心底流出来的啊！干工作他是有名的“拼命三郎”，浑身有使不完的气力，只要一说是党让干的，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他也不会皱一下眉头的。听了娄本耀书记的话，车桂薪的心里如同点燃一把火，进入共产主义的希望之光，让他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他打定主意，并大社早日进入共产主义，这是雷打不动的，槐树乡只能走在前头，不能落在别的乡屁股后面。 　　他回到乡政府，急三火四地把通讯员从被窝里拉出来，说：“快，通知各合作社社长开会，天明赶到！”通讯员一听，爬起来就上路了。 　　天色微明，各合作社社长陆续赶到乡政府，七嘴八舌地乱说：“啥紧要事，觉都不让睡？”车桂薪笑着说：“还睡觉哩，跟你们一说，管保你们高兴得跳起来。”众人问：“啥事？说吧。”车桂薪说：“咱们要过共产主义哩。”有人问：“共产主义是啥？”车桂薪批评说：“你还是干部哩，连共产主义都不知道？丢人！共产主义就是吃白馍，喝羊肉汤，穿绫罗绸缎，住高楼大厦。”有人说：“那咱们不成神仙了吗？”车桂薪说：“共产主义就是日子过得比神仙还神仙哩。”众人一听，纷纷表示：“咱入，坚决入，车书记，你说咋个入法吧。”车桂薪想想说：“就是合并大社，把咱们乡和其他几个乡一家伙合并起来，成立个大社，你们想呀，这大社几万人，干啥活一呼隆就干完了，几天的活一天干完，几年的活一个月就干完了，快得很哩，共产主义说到就到，只要大家抱成团，想啥有啥，干啥成啥。” 　　一个社长问：“啥时候合并大社？” 　　车桂薪说：“你们这就回去，马上开群众会，动员群众，要写决心书、请求书。今夜赶到杨店去，要敲锣打鼓，跟过年一样的呼隆，抬着决心书，向上级领导要求。” 　　“中，中，你一百个放心吧。”各社长都高兴地保证。车桂薪说：“请诸位现在就回去，咱还是鼻涕流嘴里各吃各的，乡政府不管饭。完不成任务，对不起，咱可是不管你是猴爷王爷。” 　　大伙急急地离开了乡政府。车桂薪不放心，从伙房里抓两个馍，边吃边向乡村走去。 　　被贫困的苦海浸泡得麻木的农民，很轻易地被美妙绚烂的幻想所煽动，尽管他们所理解的共产主义远非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他们仍是以百倍的热情投入到并大社的呐喊和鼓噪之中。农民的热诚、单纯和善良被挥洒得淋漓尽致。 　　“入了共产主义，天天吃扁食。”韩楼的贫农老汉陈家正倾心地憧憬着顿顿吃扁食的生活。在解放前，陈家正老汉祖宗三代为地主扛长活，住在地主的磨道里，过年能吃顿杂面菜角子，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他那时光听说有钱人家过年吃扁食，就是不知道扁食啥样。有一年过年，陈老汉听到地主家招呼小孩子吃扁食，就急忙隔着门缝去看，一看扁食原来是白白的、弯弯的、热乎乎、香喷喷的东西，心里这个馋呀，当下发下宏誓大愿：这辈子得吃顿扁食。所以，当他听到干部们说入了大社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一入了共产主义社会，享不尽的荣华富贵。陈老汉激动得一夜没合眼，老汉想得并不高，荣华富贵让年轻人享受去好了，自己老了，就过过每天吃扁食的瘾，这就足够了。为此，陈老汉不顾７０岁高龄，毅然拄了拐杖，走亲戚串朋友，劝说他们积极入大社，老人挥舞着拐杖说：“你们哪个敢不入大社，我就用拐杖敲你们！” 　　一大队小刘庄分队上中农钟世昌想起解放前就心里难受，虽说家里有几亩地，还喂一头牛和一头驴，但日子过得艰辛哟。全家７口人没日没夜地干，一年到头每人净收粮才３６９斤，收入副业款５０元，两项合在一块全年每人平均收入３５．７元。缴了苛捐杂税，落进自己肚里的麦子可以数得清楚。１９５４年参加合作社后，全家净收入粮食４８５１斤，每人平均６９３斤，收入副业款３０６元，平均每人４３元，两项合计全年每人平均收入９８．４元，老两口乐得夜里睡不着觉，坐在被窝里算细账，有时想想觉得在做梦哩，看看床前的麦子，抓把麦子撂嘴里嚼嚼，嘎嘣嘎嘣响，分明是真的。老两口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拍着巴掌笑起来，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队里召开的并社动员会一结束，钟老汉就赶回家，到牲口棚里去解牛的缰绳，老伴儿端着草筛问：“也不犁地，你牵牛弄啥哩？” 　　钟老汉牵着牛边走边说：“入大社，过共产主义好日子。” 　　老伴儿一听，立即放下草筛，拍拍身上的草屑，说：“入大社好，我和你一块儿把牛送去。对了，先给牛换条新缰绳。”两人用新缰绳牵着牛，径直找到队长，坚决要求入大社。 　　并大社的消息如同电光石火点燃了百里山乡的干柴，冲天的烈焰烧得青山战栗，河水沸腾，庄稼汉子真诚地相信，只要有共产党领导，可下五洋捉鳖，可上九天揽月，就是要从山旮旯里掏出一个光耀天地的共产主义！ 　　是的，他们没见过共产主义，甚至不少人并不知道共产主义为何物。可是陈胜、吴广们知道共产主义吗？李自成、洪秀全见过共产主义吗？没有，都没有。可他们一个个面对死亡，义无返顾地赴汤蹈火，“东方乌托邦”的宫殿匐然倒塌化为血海，而他们的灵魂却在死亡之中升华。所以，对于查岈山人民的狂热追求，任何指责都是冷酷的。
　　人人手中展开一张血书 　　１９５８年４月１８日中午，热乎乎的小南风翻过查岈山坡，拂着拔节孕穗的麦田，殿房村正是炊烟四起，家家户户吆喝孩子吃饭的当儿。相传古时候殿房是一位皇帝的都城，这位皇帝是个穷苦人出身，经常掂一把板斧一条扁担在查岈山中砍柴为生，后来做了皇帝，仍然不忘穷苦的百姓，在他的治理下实行“耕者有其田”，让每个人都有饭吃有衣穿，国家治理得物丰民富。据说这个殿房古国很是兴盛一时，后来不知为什么却败落了。是人们虚构的神话？还是远古的“东方乌托邦”？已经无法考究了，历史的尘埃已经淹没了殿房古国昔日的辉煌，都城的轮廓早已消逝得无影无踪。如今，村子不大，十来户人家，散落在大山各处，遍植槐树，一嘟噜一嘟噜的槐花引蝶惹蜂，把个村庄浸泡在香喷喷的世界里。合作社社长杨文成在家里忙得脚跟打后脑勺，刚开完并社动员会，他前脚进家，后脚群众就跟上来，一个个都带着捐献的物品，大伙儿异口同声地说：“党叫咱并大社过好日子哩，俺们得表表心意。”杨文成一看，东头的狗留拿一捆麻条子，南头的搭拉用箩头装了几斤废铁，西院的德山老汉拿了两块钢洋，还有小脚荣奶奶颠着一双镰刀脚来了，从手腕上取下自己的银镯子，说：“文成娃，把我这份也捎上，入了共产主义有吃有喝，我啥都不要。” 　　杨文成忙不迭地收东西，登记，全村人陆陆续续来捐东西，小院里人来人往，很是热闹。不一会儿，全村人就献银镯子一对、铁４０斤、钢６０斤、麻条２３００斤、木头２５０根。杨文成激动地对陈凤春说：“凤春，找一些箩筐，弄几辆牛车，把锣鼓家伙敲上，今夜喝罢汤去区政府要求合大社。” 　　陈凤春高兴得直拍手，说：“中！” 　　这一天，信阳地区行署张树蕃专员在娄本耀和陈丙寅的陪同下，下乡到窗户台和杨楼检查工作，顺便到查岈山上游览。从小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张树蕃，尽管打游击时没少钻山沟沟，可是没见过查岈山这样风光秀美的山，不禁游兴大发。娄本耀不失时机地说：“张专员，咱们过上共产主义的好日子，老百姓就可以逛逛查岈山啦。” 　　张树蕃受到感染，说：“到了共产主义，咱们不光可以逛逛查岈山，还能逛北京城呢，就是皇帝老儿的金銮殿，也能坐上一坐呢。” 　　娄本耀追上一句，问：“那俺们能不能并大社呢？并了大社不就快入共产主义了吗？” 　　张树蕃摇摇头，说：“并大社是个大事，我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得请示地委路献文书记。至于并了大社是不是就能过共产主义生活，我看啥事都不是那么简单的。” 　　一行人回到杨店街，已是掌灯时分，乡政府通讯员忙端出洗脸水，让领导们洗脸。张树蕃洗完脸，把毛巾扔进水盆里，就听见门外锣鼓喧天地响起来。 　　通讯员兴奋得慌慌张张地报告说：“张专员，报……喜……的人……来了，好多……呀！” 　　站在乡政府门口的青石台阶上，张树蕃被眼前所看到的一切惊呆了：长长的街巷里到处是人的河流，人们高举着灯笼火把，几十面牛皮大鼓被赤着脊梁的汉子擂得惊天动地，锅盖大的铜铙撞击出震耳欲聋的轰响，“坚决要求并大社！”“社会主义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口号声如排山倒海，一条条粗壮有力的胳膊举得森林一般，一张张兴奋激动的面孔掀起热情的大潮。啊！人流会聚了，涌动了，红旗招展，灯火辉煌似乎要把狭窄的街巷挤炸开去，战鼓声，铜铙声，脚步声，口号声，摇撼得杨店街如同一条晃动在波涛浪谷中的小船，地皮都微微地震动了。 　　那边过来了一队人马，大旗上写着“刘庄青年队”，四个彪形汉子抬着两块门板，上边纸上用鲜血写着：实现万斤队，年年能增产，支援建设，幸福万年。字写得很大，让人惊心动魄。这边又来了先锋一社的人们，踩着高跷，扭着秧歌，打着一条巨幅横标：坚决要求合并大社。人人手中展开着一张鲜血写的决心书，有的写道：我们要并大社，过共产主义；有的写着：听共产党的话，坚决并大社；还有的写着：今天并大社，明天进共产。 　　阵阵喧天锣鼓响，土山中心乡的人流拥了过来，两只雄狮开路，后面是唢呐队，吹着百鸟朝凤，高高的风灯被吊起丈余高。队伍中间的大马车上竖着一块牌子，“决心书”三个字写得有斗大，内容是“为了迎接共产主义的到来，为了大干社会主义，为了气死美帝国主义，使中国跑步赶上苏联老大哥，我们土山中心乡全体干部群众，坚决要求并大社，不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决不收兵”。结尾用三个“！！！”。 　　正在这时，鲍庄中心乡的人马也赶到了，他们是翻过凤凰山来的，一路灯笼火把，把山野映得通明，口号声声震四野。他们赶到杨店街北头小桥时，那平日可行两辆大车的石桥，已变得拥挤不堪了。人们哇的一声冲进寨壕，翻过寨墙，拥入大街。 　　队伍中有的赶着牛车，拉着满满一车车向大社献礼的麻条子；有的赶着一辆辆马车，拉着一车车捐给大社的木头；也有的抬着一只只箩筐，筐里放着捐献给大社的钢铁；还有的用木头匣子装着一块块银元，发出铛铛的声响，匣上贴着红纸条，上写：献给共产主义的礼物。 　　人流，口号，马嘶，牛叫，锣鼓声把杨店街翻了个个。坚决要求并大社，过共产主义，赶上苏联老大哥的口号，消灭四害，反对右派，打倒美帝国主义，不答应我们并社我们决不收兵，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响彻云霄，声震寰宇，令每一个置身其间的人无不热血沸腾、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张树蕃面对这浩大的场面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他不禁回头看了看站在身边的娄本耀和陈丙寅，喃喃地说：“这是甚回事？” 　　娄本耀当然心中明镜一样，连忙说：“张专员，这是群众自发起来要求并大社的。” 　　张树蕃说：“没请示地委，我怎么好答复呢？” 　　陈丙寅眨眨眼睛说：“先把决心书收起来，你再讲几句话，就说明天答复，中不中？” 　　张树蕃想想也只好这样，连连点头说：“好，我说几句吧，让群众早日回去休息，明日还得下地干活呢。” 　　娄本耀向欢腾的人群摆摆手，大声喊道：“静一静，下面请行署张专员作指示。” 　　张树蕃也被这火爆爆的场面所感染，他激动地说：“乡亲们，你们并大社的热情是好的，要求也是合理的，我坚决支持你们的要求。但是，并大社事关重大，我不能个人说了算，回头我请示一下地委再答复你们，我相信地委会认真考虑大伙的要求的。”掌声如暴风雨般地响起来，伴随着口号声响彻云霄。 　　娄本耀说：“要并大社，就得拿出实际行动来，要努力生产，干出好成绩来。还要进一步做好发动工作，让每一个群众都心甘自愿入社，对有思想顾虑的群众要做好思想工作。” 　　这一夜，激动的群众彻夜不眠，在杨店街上玩起了狮子、龙灯、高跷，直到天明方才渐渐散去。
　　２０日傍晚。 　　太阳刚刚从凤凰山上跌落下去，晚风送来小麦灌浆的清香，杨店街早已热闹起来。两天来，人们为了以实际行动迎接大社的成立，先是一天消灭３万亩杂草，后又一天消灭了麻雀，那阵势、那气魄、那成绩、那速度足以令山民们热血沸腾，异想天开。４个中心乡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齐刷刷地下到麦田里，一人三垄麦，排开了从南到北的几十里除草大阵，一声令下，开始除草，几十里的长蛇阵如一条巨龙在麦田中腾挪滚动，“巨龙”过后麦田的杂草荡然无存，十里山乡林茂粮丰。那打麻雀的阵势更叫人目瞪口呆，３万人如豆兵撒在十里山乡、河沟、林间、田野，每三步远站立一人，手持三尺竹竿或木棍，一齐呐喊，直吓得贼头贼脑的麻雀魂飞魄散，一个劲地在空中盘旋，刚想落下歇歇脚，又被人们哄赶跑了，麻雀们如同丧家之犬，惊恐万状地在天上飞呀飞，怎么也找不到一块儿落脚的枝桠，直飞得雀儿们晕头涨脑，精疲力竭，口吐鲜血，投地而亡。是日，打死麻雀５万只，十里山乡无麻雀。 　　人多力量大，社大好办事，一经被事实证明，人们理想的风帆完全被眼前的狂热所鼓动，从言语到行动，更加努力去将并大社的憧憬化为现实。所以，２０日的夜晚是在隆隆作响的大铜器声中降临的。豫南的大铜器乃是一绝，牛皮擂子硕大，１２大扇铜器个个都有锅盖大小，被玩得性起的小伙子们扔向天空，落下来接住再打，那惊天动地的响声响彻山乡，谷鸣峰应，如同炸雷一般。杨店乡的人马来了！土山乡的人马到了！鲍庄乡的人马漫山遍野地从北凤凰膀下来，一路灯笼火把，声喧旷野，最迟到的槐树乡在车桂薪的带领下天刚擦黑也赶到了，红旗猎猎，口号阵阵，灯火通明，杨店街如同白昼。“坚决要求并大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人声、口号声如同大海奔涌的潮头，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会场搭在杨店街的东大坑，约１０余亩的大坑早已干涸，西头坑沿搭了个土台子，台子的竹竿上吊了３只夜壶灯，如同３把熊熊燃烧的火炬。胳膊粗细的灯捻子烧出动人的响声。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蕃在土台子旁不停地踱步，灯光映照下的那张黝黑的脸显得既激动又担心，他心里实在没底啊！昨天他向地委书记路献文打了个电话，说了４个中心乡要求并大社的情况，路书记在电话中说：“老张，这事你看着办吧。”可是怎么看着办呢？如果不考虑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不支持群众并大社的要求，是不是右倾表现呢？ 　　不是右倾当个小脚女人也够呛，去年冬天反右倾的可怕情景历历在目，令张树蕃心有余悸。可是，如果答应了群众并大社的要求，这大社算什么单位？上无经验，下无教训，让他这个惯于指挥千军万马的人来考虑这些事，实在让他伤了脑筋。 　　娄本耀看出了张专员的心事，凑到近前建议道：“张专员，我看这事没啥复杂的，你就说地委同意成立卫星农业大社，再讲讲生产上的事，就中啦。” 　　张树蕃忧心忡忡地问：“就这么简单？那机构哩？管理哩？” 　　陈丙寅眨眨眼说：“骑驴看唱本　　　走着瞧！先顾眼前，咱不能给群众的积极性泼凉水呀。” 　　会场上万头攒动，红旗林立，一捆捆的决心书、申请书被送到主席台上，很快堆起半人多高的纸堆，很多咬破手指写下的血书被当场展示，赢得人们炸雷般的掌声。会议宣布开始后，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张树蕃站在夜壶灯下清了清嗓子大声说：“乡亲们，地委同意你们并大社的要求，现在我宣布查岈山农业大社正式成立。”话音一落，会场上便响起口号声、锣鼓声。张树蕃又宣布：“今后咱们４个乡合为一个大社，要统一行动听从指挥，要充分发挥大社人多力量大的优势，干小社过去人少不能干的事情，为早日跨入共产主义再加把油……”张树蕃接着又讲了下一步的生产情况，主要是抢种早秋，加强小麦的中后期管理等等，会议开了近一个小时便结束了。激动的人们打着锣鼓，呼着口号，在杨店街游
　　第五章 中国第一大社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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