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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球终归一死阿: 拳头打人往往带有随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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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缅共的文化大革命:缅甸共产党成立于1938年，是紧紧跟随中国共产党搞武装夺取政权的东南亚政党之一。到了1968年，已经占有游击根据地9块。这时候缅共进一步学习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党内发起清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自己人杀自己人，元气大伤，导致革命力量的削弱，加上贪污腐化盛行，还在连阶级都还没有分化的少数民族地区搞阶级斗争，最终走上了政党和武装力量全部消亡的结局。
　　我是缅北山区的泰族人，早年间跟随进出山区的马帮做过一些小生意，对缅共的根据地多少有一些了解。缅共解体以后，仰光一家报馆的一个记者，本来就跟我比较熟识，一定要我给他当向导，到缅北山区缅共原先的根据地去采访，前后在山里转了好几个月，访问了许多当时缅共各种活动的亲历者和目击者。我在一旁听着，渐渐地使我对缅共以前的活动也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和比较深刻的印象。这些采访的报道发表以后，大家都说写得很好，立场比较客观，于是修订以后又出了单行本，书名叫做《血染的乌托邦》。我的这个记者朋友说我当向导有功，也送了一本给我。我看了以后，对缅共当年的所作所为，就了解得更加有系统了。
　　在讲述缅共故事之前，我先要补充小奴丹刚才讲的我们泰人祖先从中国迁来的历史。其实，不论在缅甸还是在泰国，除了绵族和马来族人之外，许多少数民族，包括佤族和掸族，其祖先都和中国有扯不断的关系。
　　其实，在缅甸共产党中，真正的缅甸人是很少的，主要是少数民族佤族人，大约百分之七八十。缅甸和中国现今虽然保持着友好关系，但是国内的民族纠纷和中缅的边界纠纷非常复杂，而且历年来一直不断有变化摩擦。特别是缅甸政府越来越明显的投入美国怀抱的动向，这种纠纷也有有赖于明朗化的趋向，是绝不会随着中国政府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
　　要知道，早在1941年，中国国民党政府就与英国签定过《中英滇缅南段界务换文》；到了1960年10月，中缅两国政府又签定了正式的边界条约。这两个条约，据说中国所失去的南坎（即盂卯三角地，面积约220平方公里）、江心坡及江心坡以西与印度阿萨姆省接壤的原本中国藩属的孟养土司控制的大片土地，这两片土地相加，比台湾还大一倍呢。
“文化大革命”期间来到缅泰的大量知识青年，就是在历史上，也曾经有大量的汉人迁到缅泰来。其中最著名、最大量的，就是现在居住在果敢县的果敢族人。
　　果敢县又名麻栗坝，位置在中国云南省西南部和缅甸东北部的交界处，和云南的龙陵、镇康、孟定接界，全境面积约5100平方公里。在这个缅甸北金三角的掸邦果敢特区里，主体民族不是傣族，而是果敢族；他们绝大部分实际上就是中国汉人。如果向上追溯，果敢族的“根儿”就在中国，其实就是中国的汉族人。因此在整个北金三角地区，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汉文化的脉络始终没被阻断。这个果敢县就在缅甸黑色金三角境内，地处萨尔温江以东，和云南省耿马掸族佤族自治县相连。那里三百多年来实行的一直是封建领主制。到了现当代来说，可以说是一种很特殊的社会形态。果敢的土司姓杨，三百多年来，杨姓土司既不臣服于清朝皇帝，也不受制于英国殖民政府，依靠萨尔温江这一天险傲然独立，却也因此自我封闭了好几百年。直到1968年以前，那里地方政权机构的官职，依然使用中国明朝武官的官职来命名，如守备、千总、把总之类。老百姓的服装，也仍然是中国明朝的汉装，信奉的是文圣孔子和武圣关公。由于他们是中国明朝皇族和士大夫的后人，所以一直保留了相当多的明朝的官话。这在世界史上都是一个特例。
　　除了中国明代的汉族遗民所形成的果敢族，缅甸东掸邦地区还有很多其他来源的汉族人口，如国民党的孤军和眷属、“文革”时代逃到缅甸的知青和近来大批移居金三角中缅边界缅甸一侧的汉人，在金三角地区的汉人总数，应该不下一百多万。
　　公元1659年，清兵的铁蹄如疾风一般叩响了明王朝的残山剩水，南明的末代皇帝永历帝在死忠的孤臣黔国公沐天波及其部下的簇拥下，逃进了滇缅边境的野人山。闭关锁国的缅王，忽然听说中华上国的天子驾临，受宠若惊，立即派仪仗队来迎接。随后又感觉到不妥，就“慰留”这些贵客在缅北山区。落草的凤凰不如鸡，这一群中原皇孙和卿相不得不一夕数惊地暂时潜伏下来。幸亏有来自缅京的米粮接济，还不至于采野薇而食。第二年，缅京老王驾崩，新王继位。他不像他老子那么糊涂，深知这是国邦之内养着一群祸胎，早晚会殃及池鱼，就派精兵夜袭，一举将几十名臣子乱刀砍死，永历帝也被俘囚禁。同年年底，平西王吴三桂的大军到来，饮马怒江。新缅王立即献出了永历帝。后来那位亡国之君在昆明五华山被吴三桂用弓弦勒死于缅桂树下，中国的又一轮朝代更替，暂时打上了一个句号。然而，在缅甸境内，事情并没有了结。当时，前后脚追随永历帝逃入缅甸的南明军民共有一万余人之多。明朝灭之后，他们继续逃亡，藏匿于缅北的热带丛林之中。其中有一个姓杨的武林高手，其曾祖先是明朝开国元勋沐英将军长驱入滇时的帐前骁将，此后多少代一直镇守云南边境，对西南的民情地理了若指掌。在缅北严酷的环境中，杨氏终于统领起各部南明遗民，一方面逃避清兵的追杀，一方面与当地土著红刀子进白刀子出地争夺地盘。憨厚而蒙昧的土著人斗不过这群来自中国具有先进文化和装备的“客人”，渐渐退入野人山深处。于是，一个华人的社团从此崛起于缅北高原，居民逐渐繁衍至数十万之多。其后，缅甸王正式承认了杨家的实际地位，封他为果敢土司王。从此，杨姓土司统治缅北一个多世纪，无论英国人、日本人都未能撼动其百年基业。直到1962年，杨家才与吴奈温将军达成协议，交出土司官袍和印玺，实行地方自治。
　　果敢县在地图上只是一个小小的星点，很不引人注目。然而，有多少人知道，在这三百年来的历史上，他曾经历过千辛万苦，千难万险，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有无数可敬可爱的英雄！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纵横金三角，与毒品大王坤沙争霸，面对全世界各地媒体侃侃而谈“鸦片”和“海洛因”。如今，果敢方面的毒品生产、加工、制作、贩卖，在整个金三角地区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占多大的比例，根本没有科学的统计和明确的说法。
　　缅共治理果敢的二十年中，大体上和土司时代相仿。治安良好，夜不闭户。百姓照旧种大烟，生活安定，尤其是不闻枪炮之声，百姓心情也就随生活之安定而舒畅了。
　　1969年3月，滚弄交通公路受缅共阻断，补给困难，缅甸政府决定放弃果敢，撤守滚弄。当时协助政府军的地方自卫队为了不留兵源和财产给缅共，竟强迫果敢人民搬迁，限三天内全体搬家，否则以“投敌”治罪。自大水塘街起，至西山区各寨、新街、下坝区等地，都属搬迁之列。时为农历三月，正值鸦片收获的旺季，命令既下，谁敢不从？只好忍痛尽弃，遵命搬迁，他们烧毁了新街及大旺地，扶老携幼，徒步向滚弄前进。总计到达滚弄的百姓，一共有三千多户，由于仓促之间没有充足的房屋，移民们在江边广场上暴晒达一月之久。以后，大部分迁到腊戌、南闸拉一带定居，少部分因无力谋生而迁徙不定。
　　这里要提及的是：果敢人大搬家，负责防守大水塘街的一名自卫队指挥官，已经接到放火烧房的命令，但他出于一念之仁，没有纵火，只叫百姓赶快同自卫队一道撤退，才保住这条著名的老街和许多寨子免遭毁坏。
　　1969年，政府军放弃果敢，随行强迫搬迁者共达五千多家，是果敢有史以来空前大迁徙。4月以后,果敢分为两个制度不同的地区，政府军守住滚弄附近一部分；南帕河以上由缅共统治的果敢县也逐渐强大。1970年11月，缅共以果敢为基地，出动野战主力3860人大举进攻滚弄，企图瓦解怒江东岸的政府军。相持四十二天，政府军由仰光运来一零五口径重炮，用飞机投炸弹，人民军伤亡惨重,方才撤退。
　　在土司统治时代，居民中凡年满十六岁至四十岁的男丁，一律服三年一换的兵役。在役士兵，家中免去一切赋税和徭役，如有要事还可由自己兄弟暂时替换；家属在村寨中受尊敬，甚至连头人也会礼让三分。服役期满回家，上述优待随之取消，照旧为民。可是既然当了三年兵，所见所闻自然要比别人开通一些。一般说来，只要能循规蹈矩，不作威作福，为非作歹，大家仍会对其礼遇和尊敬的。征兵制的好处是：人民对当兵无所恐惧，三年一满就可以回家，而且说是当兵，实际上并没有打仗机会，根本无危险可言。既然受过军训，至少也学到点儿军事常识，军人气息总比老百姓强些，一旦有事，立即可应付。土司行此政策，旨在全民皆兵。
　　果然，1963年果敢土司成立抗缅总指挥部的时候，几天内就征集士兵三千多名。这些以往老兵，不必怎样训练，即可编组成队，执行战斗任务。士兵有事请假回家，还可以带枪回去，期满归队又带回来，这是果敢兵役上的一大特色。今天，不论在果敢境内什么地方，问起三十岁以上男人，可能有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当过兵。二十年来，果敢籍官兵伤亡数包括缅甸政府军和缅共何止两千人？！上自六十年代副总指挥杨振业、杨振纪；下至排长、士兵，或战死于疆场，或争权内讧致死，或被刺杀。这些人之死，是非功过，留待果敢后人去定论。不过，他们都是耍枪炮而死的，不同于老百姓的正常寿终。
　　果敢人祖籍为中国，与中国人民同为炎黄子孙，但是已发展成为与中华民族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一个分支，成为缅北的一个民族群体，基本融入了当地民族之中，所以不叫汉族人而称“果敢族”。但是果敢人民对中国人仍具有“同根”的认同心理，作为一个民族整体，其内部始终存在着较为稳固的内聚力，这种认同心理和内聚力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是不会因国界而分离的。
　　说过了“果敢族”，下面我来讲一讲缅共的故事。这些事情，大都是从我那朋友的书中趸来的。除此之外，还有一本书，书名叫做《德钦丹东的末日》，是刺杀缅共领袖德钦丹东主席的耶博苗和原缅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巴克两人合写的。这部书虽然不如《血染的乌托邦》那样客观，写得倒是更加详细，厚得像一块砖头。如果吴先生有兴趣，最好还是买一本来看看。不过是缅文的，仰光的书店里都有得卖。这本书的封面比较特别，一片漆黑的底色上只有书名是黄的，右下角还有几滴鲜红的血，十分醒目，在书堆中一眼就能找到。
　　缅甸共产党成立于1938年。当时的缅共主席德钦丹东在仰光开了一家书店，叫做“红龙书社”，主要从事的是共产主义宣传和抗日活动，夺取政权的事情还没有提到工作日程上来。十年之后，也就是1948年，当时缅甸正在酝酿独立，各方面的政治力量都在争取当执政党，缅共当然也想插一手。于是德钦丹东提出了一个“面向东方，学习毛泽东思想，走中国的革命道路”的口号，开始在边远山区开辟革命根据地，采取的也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路线。
　　当时东南亚有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组织，都派人到北京去学习革命理论和游击战术，缅共当然也不例外。缅共是一直紧跟中国共产党亦步亦趋的东南亚国家政党之一。据说苏共二十大的时候，赫鲁晓夫做反斯大林报告，中国共产党坚决抵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缅甸共产党积极响应。所以当时就有“真正领导和支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是ABC”这样的说法。——A是Albania，指的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B是Burma，指的是缅甸共产党，C是China，指的是中国共产党。
　　到了缅共成立的30年后，也就是1968年，缅共在东北部山区和西南部山区已经开辟了九块革命根据地，“缅甸人民军”的武装力量共有四万多人——东部掸邦地区因为有国民党的残余部队盘踞，力量对比悬殊，暂时进不去，还无法开辟根据地。
　　这时候中国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批朝气蓬勃满怀革命豪情壮志的红卫兵小将在大城市里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无所顾忌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后，兔死狗烹，被送到了广阔的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者是当年那种叱吒风云为所欲为的威风没有了，二者劳动生产非常紧张，生活艰苦，于是一部分小将就喊出了“工人阶级无祖国”的口号，越过了国境线，投身到“缅甸人民军”中来，与缅甸各族子弟兵并肩作战，幻想着在另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发起一场无产阶级武装革命，从而求得自身的解放，也就是辉煌的前途。他们带来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这是阶级斗争的最新理论，也是wen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缅共的革命活动既然是紧跟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在进行
“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取得了伟大的成绩，缅共当然也要认真学习——只可惜邯郸学步，忘记了自己本来的步法，没有结合缅甸的具体国情，生搬硬套的结果，是党的主席死于非命，党的武装全军覆没，党的生命寿终正寝。
　　经过中国来的红卫兵小将们的革命串连，于是在缅共的各根据地先后燃起了wen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出现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和革命大批判的热潮，并且立即得到了德钦丹东主席的全力支持。红卫兵们从云南运来大量汉文的、缅文的、傣文的、景颇文的《毛主席语录》，军区政治部还辑录了《德钦丹东主席语录》，用汉文和缅文油印出来，分发给各族战士。根据地各村寨的路口，用竹子和竹席搭起巨大的席棚牌坊，画着毛主席和德钦丹东的巨幅画像，用大字写着语录。每天早晚也要在两主席像前挥着语录本做早请示和晚汇报，开会之前当然也要读大段大段的两主席语录，由一个长官大声朗读最高指示：“世界革命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然后由全体官兵跟着朗读。
　　缅共的“文化大革命”是从缅东南的勃固山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的。那里是缅共主席德钦丹东的驻地，有主席的大力支持，运动比其他地区开展得早，也比其他地区都激烈，很快就从大批判上升为大杀伐，开始自己人杀自己人了。东北根据地是地位仅次于中央根据地而土地面积更加广阔的一个大军区，由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主持日常工作。他领导的“中央远方委员会”是党中央的派出机构，权力仅次于党中央。东北军区副政委兼贵概县县委书记苏登的资格很老，早在德钦丹东开书店的时候，他就在店里当店员，卖书卖报，从事宣传活动；抗日战争期间出任师长，在战场上屡建奇功。他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性格比较温和。他手下有一个汉族的秘书叫李必雨的，原来是昆明一所中学的老师，因为在他二十六岁那年写了一个舞台剧《董小宛》，中国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剧本受到了批判，他本人也受到了批斗，而且可能还要升温。为了逃避这场无端的横祸，仗着他有学生在缅甸人民军中，就偷越了国境线，投奔缅共来了。通过他学生的牵线介绍，他受到了苏登的谅解、信任和重用，先是给苏登当中文秘书，后来为了便于下乡开展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工作，给他安排了一个贵概县副县长的职务。他的学生多，互相串联的结果，不久就有大批的云南学生越过国境线来纷纷投奔缅共，还把他的老婆孩子也从昆明接到贵概县来了。——那一段时间，中国青年投奔缅共的人很多，中缅边境的边防比较松，似乎也体会着发扬国际共产主义、支持缅甸搞武装革命的意思。
　　1969年，东北根据地革命大批判的矛头终于对准着苏登来了，罪名是“开展阶级斗争不力”，“用温和的社会改良代替暴烈的社会革命”。不过由于苏登的资格老，工作也没出过什么纰漏，无法把他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革命派”们就用了个“借刀杀人”之计，要他带领一个营，到南方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要用一个营的兵力去面对十几倍于自己的兵力，还要开辟革命根据地，其艰苦与危险是可想而知的。
　　李必雨既然是苏登的秘书，批判苏登，当然不会放过李必雨。于是他刚刚逃出了虎口，又进入了狼窝：革命派把他“下放”到武工队去当“负责人”，还给他配备了一名忠心耿耿的“警卫员”，三步不离左右。当然，这是负有特殊任务的，只要他敢于越过雷池一步，枪声立刻就会在他背后响起。出人意料的是，苏登政委的一营人深入敌后，一路上不但没被拥有36个营兵力的强敌吃掉，反而扩大了队伍，果然在掸邦地区又开辟出一块代号为“零五”的新根据地来了。事情是这样的：苏登带了一个营到达东掸邦的荡菩雅山，正好碰见缅甸政府军和自卫队在夹攻一支崩龙族的部队。苏登政委立刻出兵助战，赶跑了政府军，消灭了自卫队，解救了这支民族军。于是两家结盟，建立了革命根据地，部队也迅速扩大了三倍。只是苏登政委日夜操劳，只一年工夫，头发就全都白了。
　　1972年的大年初二，有两个缅共的“中央大员”由苏登政委派一个连护送到了东北军区。李必雨前去迎接，发现护送的一个连只剩下42个人了。也就是说，途中经过激战，牺牲了一百多人。不过总算把这两个中央大员安全地护送到了。
　　这两个中央大员，一个叫耶博巴当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个瘦高个儿老头儿，一个叫耶博昂明的是中央委员，是个黑得像非洲人的矮个儿老头儿。此外还有一个身材苗条的女红卫兵玛薇。她原是仰光大学学生运动的中坚分子，也是中央根据地的歌舞能手。但是她行动迟钝，目光呆涩，面部表情木然，嘴角老是挂着一丝儿苦涩的惨笑，不爱说话，好像是受刺激很深的样子。一个能歌善舞的大学生，而且还是学生运动的中坚分子，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说起来，这个人物有一段相当辉煌又相当惨痛的遭遇和历史。从她的身上，就可以看出缅共所进行的“文化大革命”种下的是什么恶果了。
　　1963年秋天，缅共与缅甸政府在仰光举行和平谈判。为了促使谈判成功，地下党发动各种外围组织积极配合，各学校的学生会领袖就组织学生上街游行请愿示威，玛薇和她的未婚夫芒苏敏都是当时最积极的学生会领袖。谈判破裂以后，缅共撤回勃固山区，这些公开表过态的学生运动骨干也受到了政府的通缉。他们无处存身，就带领一批进步学生进入勃固山区中央根据地。玛薇和芒苏敏都是那时候投笔从戎，穿上了人民军军装的。德钦丹东对这批学生十分重视，先把他们送进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学习，毕业以后又派他们到中央多次表彰过的模范部队“战无不胜部队”去经受锻炼。
　　日，中央根据地搭起了竹席台子，挂着大学生们连夜画出来的马恩列斯毛画像，召开了一次有当地大多数军民参加的群众大会。德钦丹东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号召一切革命青年都要向这些大学生学习，然后由中央办公厅主任德钦漆当众宣布接收他们入党，并且当场就宣布他们是“模范党员”。这时候，中央根据地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这里的红卫兵和革命派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得更热烈、更干脆、更彻底：凡是不执行主席路线的，统统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论职务高低，统统都要判处死刑。的两年之内，从中央政治局委员杀起，一直杀到了连排级干部。为了节约子弹，执行死刑不采取枪毙的办法，而是一律用竹杠和匕首。
　　其实，早在1960年以前，缅共中央内部就存在着意见分歧。首先是党的主席德钦丹东号召向中国革命学习，一再提出“赢得战争，夺取政权”的革命路线，主张以武装革命建立人民政权，但是却一再被否决。德钦丹东为了实现他的主张，四处活动，想方设法拉拢态度不太坚决的中间派。为此以缅共元老、政治局委员芭鼎为首的反对派在1960年提出了“主席不服从中央决议，就应该撤换主席”的提案；1062年又提出了对主席不信任案，要求德钦丹东辞职。但是投票结果，赞成派和反对派票数相等，双方相持不下，矛盾无法解决，党中央内部的路线斗争就这样潜伏下来了。
事情一拖拖到了1967年，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德钦丹东立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做出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缅甸革命的灯塔”的决议，德钦丹东的路线明显占了上风。于是中央根据地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到处革命造反，口号越喊越响，思想越来越左，手段越来越辣。芭鼎先是受到批判，但是他坚决拒绝检查。于是德钦丹东做出了撤消芭鼎及其追随者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交红卫兵批斗，然后处以死刑。芭鼎的死刑就是玛薇等十二个女红卫兵执行的。她们每人手拿一根竹杠，把芭鼎老人拖到一个土坑旁边，执法队队长先向芭鼎当头一棒，把老头子打倒在地，接着另十一个女红卫兵每人一杠，芭鼎已经说不出话来，但是还没有死。于是执法队队长抽出匕首来一刀捅进老头子的脖子，几个女红卫兵立刻用脚踏在老头子的肚子上用力踩。鲜血从脖子上喷射出来，她们用一个脸盆接住，等接了满满一盆之后，十二个女红卫兵围上去用那盆鲜血洗手，还说“这是用修正主义分子的血洗掉我们身上修正主义的污秽”！死刑执行完毕，德钦丹东接见了她们。她们一个个光荣地与主席握了手，接受了主席的口头表扬。接着，红卫兵们又以同样的手段处决了政治局委员耶博特和波扬昂等人。这以后，中央根据地几乎天天开斗争会，天天开杀戒，也不知道一共杀死了多少人。
　　不久，德钦丹东把这批学生派到下面去工作，主要是要他们去传授中央根据地的革命经验，也就是杀人的经验。玛薇跟着政治局委员博野巴当去了815根据地，他的未婚夫芒苏敏则去了伊洛瓦底省的“伊洛瓦底江三角洲整顿团”去工作。
　　伊洛瓦底省是紧挨着仰光的平原地区，离中央根据地勃固也不远。“整顿团”的团长叫波吞迎，是个军事家，理论水平也很高，人称“缅甸的林副统帅”。芒苏敏等人来了以后，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自然也就跟得很紧。
　　波吞迎虽然不算是缅共中的“反对派”，但是他对德钦丹东主席的军事路线有些不同的看法。当时德钦丹东提出的“以我们的进攻粉碎敌人的进攻”口号，不准各军区把部队拉到根据地外线去作战，波吞迎认为这样的做法太机械，此外，还说过“政治局应该改选了”这样的话。党内有不同意见，本来是正常的，更不是什么“反动言论”，但是被积极分子添油加醋地汇报到了德钦丹东那里，可就成了大逆不道的“反革命言论”了。于是，波吞迎不久也被打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揪回中央根据地，于日开公审大会，立即被残酷地处死。波吞迎一死，凡是佩服他、崇拜他的追随者立刻也都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仅仅在波吞迎被处死的12天之后，还是中央根据地的那个广场，台上挂着的还是那五幅学生们画的马恩列斯毛的画像，一年半以前曾经在这里召开过群众大会，宣布芒苏敏等人为“模范党员”的地方，但是这一次被斗争批判的却是芒苏敏等四个学生领袖了。他们因为追随波吞迎，说过一些赞扬波吞迎的话，也被打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批斗会结束，大会主席团指定了四组女红卫兵担任行刑刽子手，她们用竹杠和匕首、用对付芭鼎的同样方法，分别把这四个当年最坚定的革命派、最杰出的学生会领袖、最忠心的模范党员，以“反革命”的名义残酷地处死了。
　　这件事情仅仅发生在玛薇等人处死芭鼎的几个月之后。当时玛薇正跟着耶博巴当在815根据地传经送宝，直到几个月之后，才知道芒苏敏的死讯。听到这一突如其来的噩耗，玛薇当场就晕了过去。从此她就变得喜怒无常，时哭时笑，有时候三天也不说一句话。她醒悟到未婚夫的冤死，也因此醒悟到自己的手上沾满了自己人的鲜血。红色恐怖使她寒心，她想忏悔，但是来不及了。
　　1968年9月上旬，缅甸政府军77师趁缅共内讧乘虚而入，进攻中央根据地。缅甸人民军失去了优良的指挥员，加上“文化大革命”在士兵中造成的思想混乱，丧失了斗志，在强大的政府军进攻之下，节节败退，不得不放弃中央根据地，撤出勃固山区。德钦丹东在转移的途中，坐在当吾县的一座小山包上休息的时候，本来对他忠心耿耿的随从耶博苗认识到今天的德钦丹东已经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不再是当年那个领导缅甸人民寻求解放的革命领袖了，于是从他背后给了他致命的一枪，然后跑到仰光去了。继任的缅共主席德钦辛，比德钦丹东更左、更“革命”。他们没有从德钦丹东的被杀中得到醒悟，赶紧停止这种自己人杀自己人的“文化大革命”，而是更加疯狂、更加全面地搜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继续大开杀戒，弄得根据地内人心惶惶，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会变成反革命冤枉地被杀。在这样的思想状态中，缅甸人民军不但再也无法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了，人人都想到怎样才能活下去。中央根据地有一个县的全体党员集合起来开会，做出了“集体走向光明”的大会决议，全部投降了仰光政府，理由只有一个，革命革到了革命者的头上，他们实在活不下去了！耶博巴当是在党中央处决了芭鼎之后，奉命带着一批学生到815根据地传达中央政治局决议并在当地继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根据地在仰光北面不远的勃固省境内，而815根据地远在缅西山区，相隔千山万水，还有政府军的重重封锁，要在这样的夹缝中安全通过，相当困难。他们打打走走，一个多月之后方才到达。传达任务完成之后，耶博巴当本打算返回勃固中央根据地的，可是跟随他来的护送部队已经严重减员，他们几次穿越封锁线都没有成功。德钦丹东也没有办法，只好无可奈何地命令他“就地闹革命”，做一些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调查研究工作。不久，他们就与中央根据地失去了联系。
　　到了1968年年底，耶博巴当方才从仰光的广播中听到波吞迎和芒苏敏等人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惨杀以及德钦丹东主席在逃亡途中被自己的随从所枪杀的消息，他再也坐不住了。耶博巴当是缅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当吾县整顿团团长。他与伊洛瓦底三角洲整顿团团长波吞迎不但是好朋友，关系密切，而且两人观点基本上一致，都认为德钦丹东主席的“以我们的进攻粉碎敌人的进攻”路线违背了mao泽东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略原则。他的这些看法，并不是只有波吞迎一个人知道，而是在许多场合都说过，是个公开的秘密。现在波吞迎因观点不同而被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因此而被杀，虽然德钦丹东已经死去，但是他的继任者德钦辛全盘继承了德钦丹东的衣钵，杀起不同观点的人来，心更狠，手更辣。耶博巴当心里完全明白，不论就自己的观点还是与波吞迎的关系而言，他都躲不过德钦辛的那一刀。好在他如今身在缅西，在缅南的德钦辛对他至少目前还是鞭长莫及，而他又深知苏登政委是个有头脑的正直的人，于是他要走一步险棋，铤而走险了。他找了个借口，要求815根据地派兵把他送到苏登政委新开辟的05根据地，然后再请苏登政委派人带他去见主管东北军区的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他打算冒死向德钦巴登顶进言：要求德钦巴登顶挑起改变缅共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重任。换句话说，就是要求德钦巴登顶公开与德钦辛分裂，另立中央。如果德钦巴登顶也认为他是个修正主义分子，那他就甘愿引颈就死。一句话，他倒是条汉子，宁愿死在自己人的刀下，也不向敌人投降。尽管耶博巴当的决心下得十分悲壮，但是05根据地离东北军区也是相当遥远的，何况中间还驻有那么多的缅甸政府军，要想把耶博巴当送到东北军区去，谈何容易！不过苏登政委听了他的叙述和要求，还是同情他，支持他，立刻派了一个连护送他到东北军区去。只是没想到为了护送他，竟要用牺牲一百多名战士的代价来换取！
　　耶博巴当到了东北军区以后，立刻就向德钦巴登顶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德钦巴登顶是个有头脑的人，不但没有杀他，还部分采纳了他的建议：减少内耗，力图扩大。那时候，凡是接受德钦丹东和德钦辛的指示在根据地全面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不但失去了军心，也失去了民心。人心涣散的结果，是根据地日渐缩小，最终一个个地被政府军所击破。东北根据地经过一场浩劫之后，及时回头，在萨尔温江以东的佤族地区解放了26个佤族部落，扩建了两个县，连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都搬到江东来了。苏登政委比较温和，在他的根据地中虽然也不能不进行这个惨痛的“革命”，但是至少不像别的地区那样激烈，因此损失也比较少。到了1972年，南方根据地全部失去，德钦辛下台，由德钦巴登顶担任党的主席，党中央终于移到了东北军区。但是缅甸人民军的势力，已经大不如前了。为了集中优势兵力，德钦巴登顶不得不主动放弃一些根据地，于是苏登政委带着他的四个营浩浩荡荡地回到了萨尔温江以东的根据地，继续担任东北军区副政委。
　　到了1976年,由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宣布结束，缅共的“文化大革命”也不得不虎头蛇尾地宣布结束。但是元气已经大伤，缅甸人民军从此一蹶不振。如果德钦巴登顶能够易弦更张，改变策略，以缅东北为中心，先争取民心，再整顿军队，继续逐渐扩大根据地，缅甸共产党还是可以东山再起，至少还能够再坚持一段时间的。可惜共产党政权的一个通病，就是对外搞一党专政，对内搞一言堂，什么事情都是一个人说了算，缺乏民主意识。于是腐败现象随之而来，农村干部抢占逃跑头人的良田巨宅，县区官员贪污受贿，军官和家属们做投机生意甚至参与走私，加上征兵过量、赋税过重、劳役过多等原因，老百姓不但不拥护共产党，反而公开骂共产党。虽然也枪毙了几个典型的蛀虫，但已经是积重难返，无济于事了。在这样的困境中，争取民心本来应该是第一要紧的事情，缅共中央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所采取的做法和手段，却是适得其反。老百姓对共产党不满意，是因为共产党搞专制独裁，是因为官员们贪污腐化，对症的良药应该是开放民主，惩治贪污。但是鉴于缅共的老师中国共产党没有在这方面做出榜样，他们不不敢自专。结果却在耶博昂明的建议和坚持下，错误地想学习中国共产党强调阶级斗争的作用，在农村划阶级、斗地主并把土地分给农民从而取得百姓拥戴的经验，在缅北佤族地区也搞起土地改革来。缅北的佤族、景颇族、崩龙族还处于领主封建制度，阶级分化还很不明确，人民军一到，头人早已经逃之夭夭，留下的人民文化和生活水平还十分低下，当地的佤族部落，在秋收季节还要猎取人头用于祭祀呢，在这样的民族中划分阶级、提倡阶级斗争，不是跟笑话一样吗？尽管来自中国、搞过土改而且听说当时已经出任缅共宣传部长的李必雨提出反对意见，耶博昂明不但不接受，反而与李必雨大吵了一场。正好这时候李必雨得到了国内为他平反昭雪的通知，带着老婆孩子回昆明去了。听说他回到中国以后，当上了昆明市文联或作协的主席，也写有一部叫做《wen化大革命在缅甸》的长篇回忆录，只是不知道出版了没有。
　　李必雨回国以后，东北根据地再也没有反方面意见了，于是缅北的“土地改革运动”在错误政策的指使下搞了个一团糟。本来只知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原始山民，有的莫名其妙地挨斗，有的莫名其妙地打人，激发了兽性，泯灭了人性，阶级斗争在这里变了味儿，成了“仇杀”，跟世世代代的“打冤家”混为一谈。这样做的结果，不但没有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农业产量，反而增加了矛盾，人心涣散了。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一旦失去，缅共也就失去了存身之地。在这样的前提下，缅甸政府军再次发动征剿，还不是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么？
　　今天，缅甸共产党已经不存在了。尽管缅北至今仍有打着“缅甸人民军”旗号的地方武装部队，但那已经与缅共无关，有的还是贩毒集团的武装力量。我那朋友著的书中，最后一句话写的是：“缅共的灭亡，不是亡于外部的围剿，而是亡于内部的矛盾。”这话，我看是有一定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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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于201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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