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流传的一句话,“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能文能武…”能文能武是谁？顺便介绍他的资料,谢谢。_百度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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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du://baike，又文又武李默庵，时称文有贺衷寒。国民党方面的黄埔三杰之一.htm" target="_blank">http。<a href="/view/142730.baidu，武有胡宗南李默庵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com/view/142730，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是黄埔生中第一个退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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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像什么林徽因、徐志摩、胡适、鲁迅之类的文人们，他们的情感生活能否八卦一下？或者有之类的书籍有讲述的也可以推荐一下。
说说林徽因、徐志摩、金岳霖。林徽因在伦敦认识徐志摩的同时，张幼仪也到了伦敦。然后徐张搬到剑桥旁边的沙士顿。伦敦离剑桥大约有100公里，林徽因当时未成年，出门按照当时规矩必须有人陪同。考虑到近100年前的交通状况，并且张幼仪在家，且林徽因跟徐志摩在英国只有4个半月时间有交集的情况下，要说两人之间有什么恋情确实很勉强。在林徽因和张幼仪相继离开英国后，徐志摩那段时间的文字非常的开心愉快，完全没有一丝一毫恋人离去的惆怅。1922年3月，徐志摩跟张幼仪在柏林离婚。然后返回剑桥，一直呆到七个月以后，1922年10月，才离开英国。这时离林徽因回国，已经整整一年。如果徐志摩真的是为娶林徽因才离婚，那他荒废这七、八个月的时间是为了方便林徽因跟梁思成谈恋爱么？因为这年（1922）年初，林徽因、梁思成婚事已有成言。
金岳霖不是为了林徽因终身不娶，记得看过一篇文章，指出金岳霖应该是坚持不婚主义的。并且金岳霖与他的美国女友莉莲有过一个孩子。&br&关于林徽因告诉梁思成“我爱上了两个人”这个故事大概是近年来各路网友对林徽因有负面评价的源头。这个故事出自梁思成第二任夫人林洙的《梁思成林徽因与我》，虽然无法确证此事是真是假，但经考证林洙书里所描述时间地点人物都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有所出入。耐人寻味的是，林洙是林徽因的学生，林洙的前夫程应铨是梁思成的学生，程应铨因为一力支持林徽因关于不拆毁北京老牌楼的主张而被批判，扣帽子，然后林洙就离开了程应铨，然后在林徽因去世7年后，林洙带着她和程应铨的两个孩子嫁给了当时已经六十几岁的梁思成。顺便再说一下程应铨，1968年自杀。&br&还有一件事，林洙和梁思成结婚后，想把挂在客厅的林徽因的照片拿下来，被梁再冰制止，并且打了林洙一耳光，当天这件事就从清华传到了北大。&br&哦，梁思成先生为了和林洙结婚，与许多多年好友都绝交了。&br&关于林徽因和梁思成印象特别深有一个，林徽因和梁思成流亡到山西的时候林徽因身体已经很不好，肺病反复，甚至无法下床，没有任何医疗条件下，梁思成自己学会了给妻子进行静脉注射，学会做家务，一边照顾病人一边工作。费慰梅和费正清夫妇从美国写信来劝告林徽因夫妇出国治疗，林徽因给他们回复：“祖国正在受难，我们不能走。”&br&至于胡适....情史太多实在说不清楚，只要记住这人长得不赖但是个花心大萝卜就行了&br&然后沈从文，那句很著名的“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 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是出自沈从文给他的妻子张兆和的情书，但确实有不少证据能够表明沈从文有过外遇，并且是在结婚后不久。具体请看《虹录》，据说“虹”是沈从文先生和那位女士感情的纽带。&br&然后沈从文和张兆和，十分有趣，当时张兆和似乎是沈从文的学生，张兆和是美女校花，沈从文苦苦追求张兆和，每天写情书，张烦不胜烦，拿着情书跑到校长办公室，把情书往校长办公桌一扔，本以为校方会制止沈从文，结果没想到校长把沈从文好一顿夸，说这个小伙子很有才啊未来文学界就是他的天下啊balabala。。。。这位校长就是胡适。&br&然后鲁迅。鲁迅的妻子是朱安，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结婚四天后鲁迅就逃回了日本。&br&在女子师范教书的时候遇见了许广平，许广平给鲁迅写情书追求鲁迅，然后深思熟虑后鲁迅先生接受了。但两人协议，朱安始终是鲁迅的妻子，许广平也不是鲁迅的妾，两人只以情侣的身份同居在一起。到后来鲁迅死的时候留下遗言：“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否则便是糊涂虫！”&br&&img src=&/73581fde5d822efaebe74_b.jpg& data-rawwidth=&237& data-rawheight=&270& class=&content_image& width=&237&&图片是林徽因和梁思成，两人生病住院，病房只有一墙之隔，林徽因来看梁思成，两人讨论工作。
金岳霖不是为了林徽因终身不娶，记得看过一篇文章，指出金岳霖应该是坚持不婚主义的。并且金岳霖与他的美国女友莉莲有过一个孩子。关于林徽因告诉梁思成“我爱上了两个人”这个故事大概是近年来各路网友对林徽因有负面评价的源头。这个故事出自梁思成第二任…
谢邀！&br&&br&谈谈沈从文和丁玲、胡也频的爱恨情仇吧。&br&&br&不过我不打算自己谈，我想引一篇许纪霖先生的文章来交这个差。 &br&&br&中国文坛的最大憾事，是丁玲与沈从文的交恶。&br&&br&他们曾经是那样的接近、那样的亲密。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沈从文、丁玲再加上胡也频，三个从内地来到都城的文学青年，同居一个屋檐下，共同打拼，以至于黄色小报描声绘色，想象他们的暧昧关系。&br&&br&最终，胡也频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丁玲与沈从文歧路分离，一个成为激进的左翼作家，另一个走向了自由派阵营。&br&&br&让我好奇的是，是一些什么样的因素，会让两个同生死共命运的文学青年分道扬镳？是各自的宿命，还是纯属偶然？ &br&&br&丁玲与沈从文都来自湘西，沈从文的故乡凤凰城与丁玲的老家常德相距数百里，一条河水将两地连接在一起。&br&&br&但他们的认识，却在1925年的北京。&br&&br&一个冬天的清晨，刚刚认识丁玲没有几天、就疯狂爱上她的福建青年胡也频，将丁玲带到沈从文的小屋。&br&&br&第一次的见面，沈从文后来有详细的描述。腼腆的丁玲胖乎乎的圆脸上，老是在笑，沈从文心里暗暗想：“你是一个胖子的神气，却姓丁，倒真好笑咧。” &br&&br&两个湘西人一见如故，用家乡话亲热地交谈起来，将胡也频晾在了一边。&br&&br&沈从文一生都自称为“乡下人”，他本能地认定丁玲与他是同类，因为都来自湘西，“这地方直到如今，也仍然为都会中生长的人看不上眼的。假若一种近于野兽纯厚的个性就是一种原始民族精力的储蓄，我们永远不大聪明，拙于打算，永远缺少一个都市中人的兴味同观念，我们也正不必以生长到这个朴野边僻地方而羞辱。” &br&&br&从内地来到京城的三位“北漂”，住在潮湿发霉的公寓，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梦。&br&&br&文学界是他们的向往，又无形中隔着一条藩篱。他们的内心是敏感的，自卑而又野心勃勃。&br&&br&三位青年互相磨砺，给京城最有影响的《语丝》、《晨报副刊》、《现代评论》投稿，他们用的是同样的狭行稿纸、硬硬的笔尖和蓝色的墨水，笔迹也变得彼此接近，编辑还以为是同一个作者的不同化名。&br&&br&以至于丁玲给在上海的鲁迅写信，鲁迅一看还以为是他讨厌的“休芸芸”（沈从文）冒充女性来捣鬼而置之不理，从此播下了沈从文对鲁迅和左翼的不满种子。&br&&br&沈从文独特的才气与风格，得到了文坛大佬郁达夫、徐志摩的赏识，他得以在《晨报副刊》发表文章，但每一次到晨报馆去领稿费，都感觉受到了一次侮辱。&br&&br&先是在会计办公室门口，“老实规矩的站在那黑暗一角等候”，待领到可怜的稿费之后，还要被可恶的门房敲诈一笔回扣。&br&&br&发表是如何的艰难，穷困潦倒的文学青年们对大刊物上各种时髦的名字又爱又恨。&br&&br&沈从文不无嫉恨地说：&br&&br&“我们对这个时代是无法攀援的。我们只能欣赏这类人的作品，却无法把作品送到任何一个大刊物上去给人家注意的。” &br&&br&有一次胡也频打通关系认识了周作人，帮助沈从文在《语丝》刊出了文章，沈从文抱着胡也频的肩头，竟然哭了。&br&&br&丁玲的文学起步比沈从文、胡也频要晚一些，她不喜欢那座城市，讨厌京城的上流绅士社会。&br&&br&在绅士阶层面前，沈从文有自卑感，但压抑自己的厌恶想挤进去，丁玲只想与京城一刀两断，她写道：&br&&br&“我很恨北京！我恨死的北京！我恨北京的文人！诗人！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讲话，或者只像一个热情诗人的爱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苦痛极了！”&br&&br&全部用的是感叹号，足见丁玲内心的愤怒之火。&br&&br&沈从文是喜欢文学而写文章，他的文字里是湘西的云与水，丁玲因为“精神的苦痛”而在小说中发泄，她说“我的小说就不得不充满了对社会的卑视和个人的孤独的灵魂的倔强。” &br&&br&奇怪的是，沈从文希望挤入都市，却在小说中怀恋乡村的自然与蛮荒；而痛恨京城的丁玲，却道尽了都市游子的苦闷与彷徨。她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之所以引起轰动，正是切中了弥漫在都市青年中深刻的虚无主题。&br&&br&大革命失败之后，由于北方生存环境的恶化，各路文化精英纷纷南下上海，三位文学新星也先后来到上海，在一起写小说、编副刊，甚至联手办了一家出版社。&br&&br&当年的上海，是比北平更加政治化的城市，三个年轻人看起来走得更近了，却渐渐地拉开了心灵的距离。&br&&br&热烈的胡也频读了许多红色书籍，思想越来越激进，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br&&br&沈从文有着“乡下人”般的独特与倔强，他不喜欢狂热的左倾，也不认同自由主义。他向往上层的绅士社会，但在思想上始终与后者保持一段距离，他有自己的眼睛和大脑，拒绝各种美丽的乌托邦与“政体理想”，他说：我只信仰“真实”。&br&&br&从社会底层走来的文学青年，原本是很容易为革命的乌托邦感召。但沈从文在少年的时候，看到了太多的残暴与屠杀。&br&&br&在他10岁的时候，因为苗民起义的失败，他的几位叔叔也遭到杀戮，他曾经跟随家人去县城，在几百颗悬挂的人头中，寻找亲属的遗容，他还发现了挂在木棍上的一串人耳朵。 “人头如山，血流成河”—这情景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沉重的阴影，终身无法忘却。他目睹官府的残暴，也了解民间的报复也同样血腥。&br&&br&沈从文向往一个文明的社会，他对秩序的破坏有天然的恐惧与反感。&br&&br&比较起对民众怀有玫瑰色想象的胡也频、丁玲，当过兵、见过杀人、有过底层社会经历的沈从文，更了解一旦唤起自发的民众，将有多么可怕的蛮性被释放出来！&br&&br&沈从文很为狂热而单纯的朋友担心：“注意那些使人痛苦卑贱的世界，肮脏的人物，粗暴的灵魂，同那些人们接近，自己没有改造他们以前，就先为他们改造了自己”。&br&&br&革命的启蒙者都以为自己能唤起和改造民众，但潘多拉的魔盒一旦被打开，原本被教养与文明压抑了的原始蛮性就再也无法收回，最终被改造的、受到伤害的，却是启蒙者自己。&br&&br&不过，沈从文依然理解胡也频的选择，他赞扬“这男性强悍处，却正是这个时代所不能少的东西”。&br&&br&相形之下，他反省自己的性格里面倒多了一些琐碎，这琐碎常常蚕食自己的生命，让自己陷到平庸的泥沼里面。&br&&br&晚年的丁玲曾经尖刻地批评沈从文这种琐碎、平庸的绅士梦：“那时我们三人的思想情况是不同的。沈从文因为一贯与‘新月社’、‘现代评论’派有些友谊，所以他始终羡慕绅士阶级，既反对统治者，又希望自己也能在上流社会有些地位，他已经不甘于一个清苦的作家生活，也不太满足于一个作家的地位，他很想当一个教授”。&br&&br&沈从文出身于湘西显赫的世家大族，家里曾经寄希望于他，能够像他的祖父那样，当一个有权有势、威震一方的将军。他14岁便被送去当兵。&br&&br&然而，比较起出操、放枪，羸弱的沈从文更喜欢读书。后来他认识了一位印刷工头，阅读了《新潮》、《改造》等大量新文化刊物。&br&&br&他痛恨那个“杀人者杀人、杀人者又被人杀”的残暴社会，更不愿成为残暴社会的主宰，他向往一个斯文、光明的世界，他说：“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br&&br&于是他告别家乡，来到北京。他与自己的大姐夫有一段对话： &br&&br&“你来北京，作甚么的？”&br&&br&“我来寻找理想，读点书”。&br&&br&“嗐，读书？北京大小书呆子，不是读死书就是读死书，哪有你在乡下作老总以后出息！”&br&&br&“可我怎么作下去？六年中眼见在脚边杀了上万无辜平民，除了被杀的和杀人的留下个愚蠢残忍印象，什么都学不到！&br&&br&做官的有不少聪明人，人越聪明也就越纵容愚蠢气质抬头，而自己俨然高高在上，以万物为刍狗。&br&&br&被杀的临死时的沉默，恰象是一种抗议：‘你杀了我肉体，我就腐烂你灵魂’，灵魂是个看不见的东西，可是它存在。” &br&&br&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没有学历的沈从文幻想到北京考进一所好的大学，但不是看不懂考卷，就是交不起学费。虽然以自己出众的才气，他挤进了文学的殿堂，但内心总是更向往大学，向往都市中的上流绅士社会。&br&&br&在京城的文人雅聚中，他衣衫褴褛，不修边幅，这位从边城来的“乡下人”为都市中的文人绅士所侧目，但无地自容的自卑感更激发起挤入上层社会的强烈欲望。&br&&br&如果说丁玲对绅士阶级是愤怒的话，那么，沈从文则是嫉恨。愤怒者要从外部打倒它，而嫉恨者则要进入它的内部。&br&&br&然而，以“乡下人”的气质，沈从文不仅与左翼无缘，其实与绅士在精神上也是格格不入的，终身皆是如此。&br&&br&他在给丁玲的一封信中，如此说：“绅士玩弄文学，也似乎看得起文学，志士重视文学，不消说更看得起文学了。我既不是绅士又不做志士，我只是一个热爱文学的作家。” &br&&br&沈从文对胡也频这样的志士是敬而远之，对高高在上的绅士又可望不可即，在志士与绅士、左翼与自由派无尽的笔战中，他只想守住文学中的自己，一颗独立而倔强的灵魂，虽然身体最好安顿在绅士的安逸之中。&br&&br&回过头来说丁玲。文学青年进入都市，是否最后走上革命的道路，最早的起因与家庭出身不无关系。许多左翼文学青年都有共同的家庭背景：破落的士大夫或地主官僚家庭。 若是贫家子弟，他所向往的只是安安分分地往上流动，在都市里找到一个稳定的职业，很少有叛逆的非分之想。&br&&br&若是大户人家出身，但又不破落，家庭会为他安排好锦绣前程，这些官二代、富二代一直要到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之后，受亡国危机的刺激，才会投身革命。&br&&br&唯有那些风光过、又开始走下坡路的富家子弟们，从小感受到世态炎凉，敏感而愤恨，最容易为左翼思潮吸引。&br&&br&丁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br&&br&她原本姓蒋，蒋家在湖南常德安福县是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一片一片的大房子，都属于蒋家。&br&&br&但丁玲的父亲是个纨绔子弟，分家之后，坐吃山空，给丁玲留下的印象总是躺在床榻上抽鸦片。&br&&br&丁玲晚年回忆说：&br&&br&“总是讲蒋家过去怎么样显赫，有钱有势，有派头，可是我眼睛看见的，身临其境的，都是破败不堪，都是世态炎凉。” &br&&br&3岁的时候父亲死了，在家族中从此受尽冷落、看够白眼。&br&&br&回到母亲的家，这个世代官宦之家，也给幼小的丁玲灰暗的记忆。&br&&br&她一直记得，腊月时分，舅舅打丫头，把丫头捆在床前的踏板上暴揍，打人的脑袋像敲木鱼一样。&br&&br&丁玲说：&br&&br&“正是这两个家，在我心中燃起了一盆火，我走向革命，就是从这一盆火出发的”。&br&&br&丁玲有一个新潮的母亲，向警予是她的同学，母亲从小给丁玲讲秋瑾和罗兰夫人的故事。&br&&br&丁玲在长沙求学期间受到陶斯咏、杨开慧这些新民学会的师生们影响，随后与后来成为瞿秋白夫人的王剑虹结伴到上海，先是在平民女校，后来在上海大学求学，在那里接触到瞿秋白、施存统、茅盾、李达等最早一批知识分子共产党员。&br&&br&但丁玲并没有加入共产党，她要自由，要飞翔，心里在想：&br&&br&“共产党是好的。但有一件东西，我不想要，就是党组织的铁的纪律。我好比孙悟空，干嘛要找一个紧箍咒呀。” &br&&br&连欣赏她的瞿秋白也不赞成丁玲入党：&br&&br&“你嘛，飞得越高越好，飞得越远越好！”&br&&br&当丁玲与胡也频、沈从文相识的时候，她只是一个激进的文学青年，怀着与沈从文同样的梦想：做一个出名的小说家。&br&&br&然而，丁玲与沈从文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br&&br&李辉如此比较说：“以性格而言，沈从文温和，丁玲泼辣；沈从文以一种虽然带着愤激、但总体是平和目光审视人生和社会；丁玲则以火一样的热情和嫉恶如仇的目光，对待一切使她不满的生活和社会”。&br&&br&仇恨，又找不到出路，于是丁玲早期的作品只有两个主题：苦闷与虚无。&br&&br&她在平民女校的老师茅盾对丁玲的了解最为透彻，他说：&br&&br&“莎菲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作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情感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br&&br&丁玲自己也说，莎菲女士“眼睛里看到的尽是黑暗，她对旧社会实在不喜欢，连同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她也都不喜欢、不满意。她想寻找光明，但她看不到一个真正理想的东西，一个真正理想的人”。&br&&br&五四之后的中国年轻人当中，普遍弥漫着深切的精神苦闷，他们痛恨现实，在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看不到出路与希望何在。于是虚无主义成为一种时代病。&br&&br&大凡虚无主义者最后总是要寻求皈依，寻找新宗教，成为有信仰之人。&br&&br&丁玲的虚无是暂时的精神状态，她在等待一次命运的突变，一次终极性的精神皈依。&br&&br&胡也频与其他四位左联作家的被捕，成为她命运的转折点。产后二个月的丁玲发疯似的，在冰冷的冬夜里奔走，到处托人营救。脚上生满了冻疮。&br&&br&曾经是丁玲老师的李达夫妇虽然早就脱党，但立即赶来，将丁玲母子接到自己家中。&br&&br&沈从文比任何人都着急，陪同刚做了母亲的丁玲去龙华探监，还找了徐志摩、胡适、蔡元培和邵力子，想把人捞回来。&br&&br&虽然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开明派对左翼作家的激进颇有异见，也频受左翼的攻击，但他们爱才，有同情心，也有基本的正义感。&br&&br&然而，蒋介石被党国内外这么多名人要员来说情而激怒，手令将左联五作家即刻枪杀。&br&&br&沈从文午夜12点急匆匆赶来，将噩耗告诉丁玲。&br&&br&丁玲异常冷静，沈从文后来有一段非常细腻、充满感情的记述：&br&&br&“作母亲的这方面，显出了人类美丽少见的风度，只是沉默地把熟睡的孩子，放到小小的藤制摇篮里去，小孩略微转侧了一下，她把手轻轻拍着那小孩子，轻轻的说：‘小东西，你爸爸真完了，他的事情还不完，好好的吃喝，赶快长大了，接手做爸爸还不做完的事情。” &br&&br&李达凭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再三劝告已经出名的丁玲专心写作，无论如何不能再参加政治活动。&br&&br&但丁玲不听，胡也频的死激怒了她，唤起了她内心的仇恨，她要为丈夫复仇，接过他未尽的事业。&br&&br&丁玲与沈从文不同，写作固然是她的生命，但当作家不是她的唯一，从幼年激发起的正义感始终燃烧着她的生命，而写作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而已。从此以后，投身革命将是更重要的道路。&br&&br&早年的共产党有道德的感召力，追求自由、平等和正义，对底层民众充满同情。像丁玲这样来自破落士大夫家庭的文学青年，本来就是奔着个性自由来到城市，他们充溢着浪漫主义激情，对社会的黑暗又满怀愤恨，自由、浪漫、愤恨和同情，这四大激情都是通向革命的心理路径，丁玲统统具备了。&br&&br&只是之前她不喜欢组织，不想做一颗机器里的螺丝钉，她想自由自在，不愿加入组织。但胡也频的死，让她改变了。&br&&br&丁玲加入了左联，担任了红色刊物《北斗》的主编。原先她最喜欢写的小说题材是革命加恋爱，如今她在光华大学演讲，面对慕名而来的粉丝们公开宣布：&br&&br&“革命与恋爱交错的故事，我觉得是一个缺点，现在不适宜了”。&br&&br&1932年，她在党旗下秘密宣誓加入了共产党，丁玲说：&br&&br&“我过去不想入党，只要革命就可以了；后来认为做一个左翼作家也够了；现在我感到，只作党的同路人是不行的。我愿意作一颗螺丝钉，党需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br&&br&此刻的沈从文与丁玲，虽然还是好朋友，但胡也频死后，让他们原来就有距离的思想，愈加遥远了。&br&&br&沈从文对朋友一往情深，护送丁玲母子还家乡，模仿胡也频笔迹给老人写信，为丁玲的《北斗》在北京组稿，但两个人开始分道扬镳，彼此的心灵渐行渐远。&br&&br&丁玲对沈从文回到北京与上层士绅阶级纠缠不清颇为不屑，认为他“不啻与虎谋皮”。&br&&br&沈从文回信辩解说：“我既不是绅士又不作志士，……绅士骂不绅士，不绅士嘲笑绅士，这算是数年来文学论战者一种永不厌嫌的副题，我觉得真不必需！” &br&&br&志士与绅士之间，沈从文选择的是“乡下人”的桀骜，他向往绅士的体面、文明和从容，但他的心灵永远是独立的、超脱的。&br&&br&他尊重志士，但怀疑浪漫的激情背后的幼稚与巨大的破坏力。&br&&br&而投身左翼阵容之后的丁玲，开始对老朋友渐生不满，她觉得沈从文是用低级趣味看待人与生活，对革命者采取居高临下的怜悯与嘲笑态度。&br&&br&晚年的丁玲读了沈从文写的《记丁玲》，当她读到这一段：&br&&br&“一页新的历史，应当用青年人的血去写成，我明白我懂。可是，假如这血是非流不可的，必需如何去流方有意义？……&br&&br&自己根本那么脆弱，单凭靠一点点信心，作着勇敢的牺牲，牺牲过以后，对于整个理想能有多少帮助，是不是还有人作过一番考虑？” &br&&br&丁玲为此怒火中烧，拿起笔在此处批示：“我真讨厌你谈论革命。你懂得什么，只是庸俗的市侩。” &br&&br&而这段话，就彻底宣告了他们的友谊的终结和反目……
谢邀！谈谈沈从文和丁玲、胡也频的爱恨情仇吧。不过我不打算自己谈，我想引一篇许纪霖先生的文章来交这个差。 中国文坛的最大憾事，是丁玲与沈从文的交恶。他们曾经是那样的接近、那样的亲密。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沈从文、丁玲再加上胡也频，三个从内地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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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张文藻称为少白兄的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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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白（），字少白，毛泽东等都认识。这个人有挺有名的，跟张学良，名象庚
提问者评价
太感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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