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黎明：怀念雷霆先生&每一个去年都太年轻
每一个去年都太年轻
——怀念雷霆先生王黎明
　　这个冬天冷得有些奇怪。也许是我的眼光变了，看什么都雾蒙蒙的。雪零零落落下了几场，树上的枯叶窸窸窣窣落个不停。转眼过了年头，却仿佛不知今夕何夕。一个月前韦锦来电话，告诉我雷霆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心里惦念这件事。想坐下来写点什么，对文字却感到麻木而迟钝。有几日，冷空气擦亮视线，刺眼的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房间，我突然涌出从未有过的空寂。
　　写诗几十年，熟识的诗人也不少了，其中不乏良师益友。说起来惭愧，这几年我蜗居家中，很少出门，疏远了诗歌，也淡漠了师友间的情意。时间久了，往日的回忆，就像窖藏的老酒，在心中愈加浓烈，越来越感到值得珍惜。
　　雷霆先生是我敬畏的良师。这些天来，我努力回忆雷先生的音容笑貌，想念与先生相处的时光，相识近三十年，往来不过十多次。由于相隔千里，日常交往并不算密切。早年，雷霆的诗我读的并不多，记住的也只有那么几首或几十行。那时，我迷恋朦胧诗，审美经验停留在“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等等诸如此类的句式上，却没有读懂雷先生的《十年》：
　　　　十年，
　　　　眼睁睁做了一场噩梦。
　　　　幸而是睁着眼，
　　　　我成了历史的见证人。
　　随着阅历加深，我才知道他对我的影响，不是一时的而是深远的。他教给我的，首先是做人，其次才是作诗。在我最初的印象中，雷先生很像一位前苏联诗人，脸上有着木刻般的棱角，唇须整齐而倔强——更像我看过的苏联电影中的革命者。先生故去，他的形象浮现在眼前，如一幅版画那么清晰可鉴。
　　1985年6月，雷霆先生带领几位诗人到我所在的煤矿采风。我当时作为矿宣传科干事，有幸陪同他们活动。那天晚餐后，雷先生特意留我在矿区简陋的招待所里彻夜长谈，他问我为什么做矿工？井下苦吗？我似乎说了一些在井下做工的感受，雷先生很感兴趣。然后我把新写的诗稿拿出来请雷先生指教，他翻开其中一页：在人们的眼睛里，我画上各种不同颜色的光线，炉火变成电流变成温暖，读我的诗最好最冬天。他指着这几行对我说，这像矿工的诗。夜深了，我连连告辞，却被雷先生一次次留住，不夜的矿区，没有察觉天已大亮。
　　从那以后，我频繁向雷先生投稿，他几乎每封必复，却隔了两年再没有发表我的作品。在我几乎失望的时候，1988年夏天我收到了诗刊社邀请参加青春诗会的通知。这份惊喜，相对两年多的冷落来得太突然了。雷先生来信说，把最好的作品带来。这期间我正面临工作调动，生活和想法变数很大，写作上出现了不可预知的困惑，面对各种流派主义，摇摆不定，自认为进入了良好的写作状态，因此写了一大堆盲乱的诗。我不知带什么样的诗稿到会为好，便以《苍天有眼》为题组合了几十首诗。然而，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诗会上有一个严厉的关口，那就是作品讨论会。在这个会上，每一首诗都要接受苛刻的评析，逐词、逐句、逐行、逐段的挑剔。那天上午，雷先生主持，轮到我的作品过关，他吹胡子瞪眼，首先拿我开刀：有的作者本来有鲜活的生活感受，却玩虚的。就拿王黎明的诗来说，原以为还是有潜力的，怎么越写越没劲。你在《烟囱的故事》里写的什么“警察都在种花”，还有“鱼在池塘里梦见我们”到底说明什么意思？“阳光轻易地落下，我们身上沾满飞鸟的羽毛”，“轻易”这个词有何用意？整个上午，简直成了我的作品批判会。我自以为，这些诗运用了象征手法，表现了对历史和自然的想象。在雷先生的质问下，憋得满脸通红，一时说不出所以然来。幸亏有程小蓓、陶文瑜帮我解答，我的诗才算过了关。其实，雷先生并不是没有看懂我写了些什么，而是那些诗没有达到他的期待。他的质问，让我懂得，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诗，就像无根的浮萍，没有根据的写作，是没有说服力的。真正站住脚的好诗，要经受住阅读和时间的检验。正是这次考问，让我清醒了许多，在以后读书和写作中多了一份认真。
　　对于雷先生的良苦用心，起初我不能接受，并有抵触情绪，以致很多年没有给雷先生投稿。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历经调整，我又回到原初的状态，重拾信心，给雷先生寄作品，短短几年内，我在《诗刊》发表了四十多首诗，这些作品大多是出于他的编辑之手。我的诗由“阳光轻易地落下”变成了“叶脉里有一条阳光小溪，我只要走出那片阴影，就能和你站在一起”；由“警察都在种花”变成了“为什么不说一句风凉话”。雷先生在读稿中写道：由稚嫩到深刻，又入艰涩；几经周转，重回亲近，王黎明经历了艺术成长的全过程。……学诗者，故然一辈子入不到诗门的人很多；而入了门，“多”到自己纠缠不清，“深”到灭顶之灾者也为数不少。为王黎明庆幸，他的诗由炼狱到了天堂。雷先生的评语不乏对后生的关爱、呵护
——很久以来，他的批评却如雷贯耳，让我深思。
　　人格气质决定诗人的境界高下。中年之后，每读雷霆先生的诗都让我若有所悟。他的诗看似大白话，不饰修辞，不讲究形式，随意排列：“顺其自然，只听从自己的心。该失去的就让他失去……这颗心就是试金石，失去的无需追悔，到头来就会懂得，失去的反倒值得庆幸（《该失去的》）。”这朴素的诗句背后，却在蕴含着他率意的个性：“留下本色，雕刻一个真实的自己（《雕刻自己》）”。纵观他一生的诗歌，一个坦荡的雷霆浑然天成：
　　　　今生无可抱怨
　　　　诗到妙处，
　　　　曾莅临仙境；
　　　　爱到真时，
　　　　已得到永生。
　　诗歌是诗人的宿命。诗人雷霆走了，留下他的诗陪伴我们。他所经历的时光，我正在经历，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诗人也会老去，能做到像雷先生那样无怨无悔实在是一种境界。雷先生六十岁时写过：每一个去年都太年轻！等我到了用生命注释诗歌的年龄，但愿也有这样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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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失败的写作无异于人生的悲剧。香烟包装盒上醒目地标明：吸烟有害健康。说是对消费者负责，其实是一种托词。我想提醒人们：诗歌有时可能是导致弱智的精神鸦片——缺乏强健的人格和特殊的心理素质，经常写诗是危险的。
　　 诗歌这种形式，自诞生之日起，就决定了它的读者范围不是在逐渐扩大，而是在日趋缩小。尤其是当它由口头传咏变为文字传播之后，读诗——就成了脱离大众的个人行为。做为一种文人修养，诗歌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他们文章的片断之中，为增添修饰，或装点门面的需要而存在。而在一般读者那里，诗歌除了给人带来愤世嫉俗的不良习气之外，更多的是消沉和惰性。这也许就是富有家族和等级森严的阶层以及一本正经的人，为什么厌弃诗歌的原因所在。
以适度的沉默；以极大的耐心。（昌耀）
成为诗人之后，我才知道诗人是社会上一般人所不齿的危险人物。（弗尔斯特）
　　我发现，诗歌中所具有的那种“灰暗的”、“苍老的”感觉，与“怀旧”这个词无关。实际上，这是一种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变化。衣裳旧了，词汇旧了，概念旧了，杂志旧了。整整一代人在完成自己的使命之后，不得不面临这样的命运：或者坚持已有的阵地；或者退出历史舞台。
　　光明打开了黑暗，也消解了人们对未知的恐惧、神秘，随之而来的是一些原始诗意的瓦解和崩溃，一些美好事物的消亡和幻灭。比方说古典意义上的“太阳”的象征和“月亮”的隐喻，已成为今天模式化的广告俗语。我们每天看到的一切都是有限的，当生活被商品化的词语所包围，我们就会发现原有的一切都在丧失。你已无法领略作为“诗人”这个形象所应有的真实的生活境况。没有天堂，没有地狱，现代诗人却在寻找着非人间的痛苦。
　　“比之青草碧绿的液汁，人的鲜血并不崇高、圣洁。”俄罗斯诗人古米寥夫的诗句让我们深思。当纯净的大自然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复存在，我们又到哪里找回失去的梦想呢？
　　虚构的理论把诗歌关在了特制的笼子里，依靠逗引和诱惑使它鸣唱；或者以成群饲养的方式，而且辅以各种各样的配料，哲学的、宗教的、禅宗的……就像塑料大棚里培植的绿色食品一样。诗歌过多的依赖性，同样是疏远大自然的结果。人类自身的悲剧亦体现在这里。
　　我在散尽鸟儿的林子里，听见天籁之音。诗歌是否在没有喧嚣的地方找到了生存之地。
　　谁说过：“诗歌是飞翔的动物。”那么，在林梢和阳光之上，万物簌簌的颤音，和生灵喃喃的低语，肯定是由于诗神的降临而呈现的景象。
　　“诗人陷入困境是由于语言和通过语言显示出来的优越感，而不是由于其它政治原因。”（布罗茨基语：《诗人与散文》）返回诗歌自身，我们不得不反省：无论时代怎样变化，诗歌内在的演化要靠语言来实现。总之，生活中的诸多因素必须转化为语言才能酿造出诗意。这个过程取决于每个诗人的个性和创造素质的优劣。
　　我喜欢一切经过冬天的事物，面对它们，我的言词会一下子活跃起来。这里孕育着我对生活的态度。
　　谈论自己的诗和评品别人的诗，导致一个诗人产生某种不洁的念头。如果不是出于自谦，那一定是出于对别人的不恭。赞美和诽谤往往出自同一口径。但是，在自爱和虚荣之间，谁能保证自己不失体面、言行一致呢？这种时候，缄默也不是最好的办法。说到底，真实地看待自己和公允地看待别人是同一回事。
　　谁若想倚靠写诗出名，那将是愚蠢的。诗人如果指望名声活着，那可就惨了。
　　桂冠加顶的诗人，就像戴了金箍咒的孙悟空。“相传天雷打不动桂树，诗人有幸戴上桂冠，就表示谁也不能碰他了”——谁能保证这句话不是许给诗人的谎言呢？
　　不可能有一首经得起“推敲”的现代诗，也就是说，纵观当今浩若繁星、不计其数的诗作，不会再有完美无憾、无懈可击的范例之作。从这种意义上说，现代诗是残缺的。诗歌自从脱离古体形式、挣脱韵律和音节的限制之后，“雕琢”和“匠心”就成了贬义词。这就为随心所欲的人创造了机会。
　　“什么是诗”，或曰：“诗是什么”，历来是困扰诗人的终极问题。关于诗的命名，至今是人面兽身的“斯克芬之谜”，想回答的完整而准确不太容易。按我的理解，诗，应该是生命范围内、有限的表达。也就是说，诗不是生活或生存的全部，而是其中极为罕见的那一部分。对于整个人生，它并非取之不尽的矿藏，而是生命中微薄的积蓄。
　　衣服要简单，灵魂要袒露，心地要真诚，诗歌要单纯。生硬的诗句往往能打动一个感情粗糙的人。
　　有几片掌声就够了，其余的喝彩都是随和之声。从人群中发现你的读者，比写一首好诗难得多。
　　被称作“诗意”的那种物质，其实就像混合在一堆沙粒中的、比沙粒更细微的碎屑，它有让人迷眼的光亮、色泽，却无法轻易收集起来。
　　读和写，误导了一大批热爱诗歌的人。面对现成的作品，既跃跃欲试，又眼高手低；读的影响，迫使他们不自觉地滑向别人设置的圈套。
　　凡是能痛快地说出来的，不必写成文字。在某种时候，欲言又止，急于表达又无法说出，是痛苦的。如同一些隐秘的想法从胸腔涌向喉咙，堵塞在那里。那些满脸涨红的初恋情人莫不如此。这种时候，一支笔，就能代替你说出想说出的话。要知道，口吃患者的歌声，最打动人心。
　　那些真正能够被称之为诗人的人，如同古老作坊里的艺人，他们天职就是默默无闻地工作。然而，写诗并非一门手艺，不需要祖传秘方，更无需门徒承业。
　　每个时代的诗歌都有其独立存在的背景，它们有的自生自灭；有的名垂青史。不能以唐朝的李白，来代替宋朝的苏轼。为此，我理解了博尔赫斯为什么这样说道：“诗人的荣耀，在总体上取决于一代又一代无名的人们在孤寂的书斋中对其诗作表现出来的激情和冷漠。”
　　长期不断地写诗，会使人不自觉地陷入语言的迷宫。同样也是少数人成功的奥秘所在。
　　对于更多的无名诗作者，写诗最终是一种少有人问津的苦差，消磨意志，损耗青春，浪费生命。这无疑是一种不公正的惩罚。
　　同时代的诗人中间存在着不同时代的影响。他们以千差万别的方式，占据着过去和未来。正如伍尔夫所说：“诗人永远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一个人应该怎样读书》”
　　当我关注自己的写作，我需要把自己的声音与他人区分开来。想不被别人掩盖，首先必须找到适合的音域才行。
　　心灵的颓废如同罂粟之花，虽鲜艳绮丽，却饱含毒汁。
　　与其做一个重要的、不可忽略的、让人记住的诗人，不如做一个于世无争、心胸旷达的普通人。
　　以诗人的身份，在今天的社会上公开亮相，难免尴尬。一个好的朗诵诗人，面对公众所激发的政治热情总大于他的艺术热情。如果不是某种政治的需要，诗人所扮演的公共角色是滑稽而可笑的。
　　想知道一个诗人如何自我揶揄的吗？请听英国诗人奥登是怎么说的吧：一个年过三十的诗人可能依然是一个十分勤奋的读者，但他所读的肯定不是现代诗。——多精采的自嘲啊，那些现代诗的怀疑者，可以从这里找到的依据了。
　　用小说家的笔法挖苦诗人是残酷的；用演员的表情讥笑诗人是卑劣的；用窥视的目光看待诗人，是阴险的。
　　要造一间写诗的房子，仅有屋顶就够了，门是多余的，墙壁也没必要。
　　诗歌逃离我们的内心，犹如鸟儿逃离笼子。最后我们会剩下什么呢，是一具空洞的躯壳，还是一堆尚待燃尽的灰烬？
　　只要你留心观察就会发现，一首诗和另一首诗是多么不同。说出的和写在纸上的又是怎样不同。
　　《百年孤独》中有这样一句话：刚刚死去的朋友是最好的朋友，简朴的生活是最好的生活。借用马尔克斯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说，已经写出的诗歌是最好的诗歌，被人遗忘的梦想是最美的梦想。
　　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诗人所占有的精神空间，是极其狭小的。他甚至难以发现自我存在的立足之地。
　　鲜活的东西就像蔬菜和水果，可以当时食用，但不易于长久保存。一首诗超越了一代人的记忆而存活下来，大概是因为它原本不是那种可以直接食用的东西。
　　诗思如同钟表上颤动的秒针一样，恰恰产生于最容易忽略，过后又望尘莫及的那一瞬——要当心啊！
　　每当完成一首诗之后，我都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心中像被抽水泵汲干的井底——清爽、阴凉而舒畅。
　　长时间放弃写诗的人，心灵就会被岁月尘封、荒芜，久而久之，就会失去那种对诗意的冲动和欲望。远离诗歌的人必将被诗歌所遗忘。
　　“他只有短暂的青春，随后就到了老年。”我听到一个抒情诗人内心的叹息。不要过早地步入一个诗人的晚年。
　　面对现实对诗歌的冷漠，真正的诗人从来没有停止自己的歌唱。我敬佩昌耀坚硬而冷静的态度：以适度的沉默；以极大的耐心。这应是当今诗人的立场。
　　一个诗人所体验到的、某种事物给予他的感觉，是决非文字能够表达清楚的。我想起意大利现代诗人拉尼的诗句：“在乡村，我体验我的死亡。”这样的句子虽然没有给我们带来直接的震撼，但其中包含的东西，却让我享受不尽。
　　诗歌的影响几乎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凡是受过不同程度教育和接触文明社会的人，都是诗歌的读者。也可以这样说，凡是用母语说话的人，都或多或少地使用过诗歌语言。可我们为什么还抱怨诗歌的读者太少呢？为什么那些曾经有过诗意生活的大多数人最终又远离了诗歌呢？承认诗歌是少数人的事业，又如何面对大众的拒绝呢？
　　不存在深奥的诗和浅显的诗，只存在真诗和假诗；不存在不读诗的读者，只存在不同爱好、不同层次的读者。
　　诗比诗人自身更可信。是什么原因让弗罗斯特道出了内心的积怨：“成为诗人之后，我才知道诗人是社会上一般人所不齿的危险人物。”作为美国桂冠诗人的弗罗斯特尚且有如此喟叹，那么，众多的无名诗人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不要过多的接触诗人，他内心有火焰，也有阴影。把对某些诗人的厌恶发泄在诗歌上是极其不公道的。
　　对一个写诗的人来说，没有比离开诗歌更令人痛苦的事了，也没有比放弃写作，更让人感到如释重负、身心轻爽的了。假如真能拿得起放得下，或者从此洗手不干，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往往是割不断、理又乱。常常让人心绪不宁的，恰恰又是写诗这回事。
　　把写诗作为生命的一个阶段，投入了，付出了，问心无愧也就够了。若想为此得到回报，甚至定下生死之盟，终生不渝什么的，恐怕是青春期的梦呓。
　　当我们走过自己的青年时代，才渐渐明白，真正的诗人毕竟是极少数超凡脱俗的行者，缪斯并非是梦中的大众情人，却可能是一座无法翻越的冰山雪峰。所以，有人这样感叹：一个多世纪以来，只有少数孤独的天才，其中有些最高尚最有才能的人，始终踩踏这片土地，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这种荒诞的事业。
　　生活正改变着我们的写作。我们身体中轻盈的部分正在减少，而肉体的负担越来越沉重。不是我们离开了写作，而是，诗歌正渐渐地远离我们。对于更多疲于奔波的成年人，大量的时间已被事务占据，即使有写作的欲望，也不会有写作的精力了。就像我们手中的风筝，飞得越高越感到虚无缥缈，时间的长度并不能带来自由的空间，相反，拖得越长越难以控制。
　　记得有人说过，在所有的事物中，潜藏最深也是最为深奥的东西，一直是创作的秘密，这里才华是不容窥探的。保尔·瓦雷里曾谈到画家德加（法国）和诗人马拉美的一次对话。德加绞尽脑汁地写了一首十四行诗，他抱怨写得艰难，最后惊呼道：“我并不缺少思想呀……”，马拉美委婉地回答道：“德加，人可不是用思想来创作诗歌的。人是用词语进行创作的。”这件事告诉我们，写诗仅有“思想”是不够的，它有时是一种特殊的能力。
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不无嘲讽地把写自由诗比作不用网打网球。也许，没有“思想”就成了那个不用网打网球的人。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益于行。”在一个无序的时代，和一个意识形态过于强大的社会，诗歌话语应该是良药，也应该是忠言。但最重要的是个人的良知，不畏强暴的胆量和勇气。
　　正如爱尔兰诗人叶芝所说：“我的诗通常写于绝望虚无之中。”若没有大境界，谁能在“绝望”中获生呢？一个多情善感的人可能具备某些写诗的潜质，但不一定具备面对绝望的大境界。
　　李白水中捉月的故事，被后人做为神话世代流传。人们在想象他追梦成仙而去时，却往往忽略了，他因醉酒发疯落水身亡这一事实。不可否认，他死于另一种自杀！
　　失败的写作无异于人生的悲剧。香烟包装盒上醒目地标明：吸烟有害健康。说是对消费者负责，其实是一种托词。我想提醒人们：诗歌有时可能是导致弱智的精神鸦片——缺乏强健的人格和特殊的心理素质，经常写诗是危险的。
　　不知你是否见过雨季到来之前，那些贴着地面，反转、打旋的飞燕，闪现，疾驰，难以捕捉。诗中的词句、语速，与那只低飞的燕子极其相似。短促的诗章，压抑的情绪，让人总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感，但却让你时时有化险为夷的感觉，不经意的构思，最后水到渠成。在想象不能抵达的地方，诗歌巧妙地停留下来。正像谚语所说：“燕子低飞蛇过道，大雨不久就来到……”
　　诗歌在艺术上没有完美的高度，但只要保持一种飞翔的姿态，就难能可贵了。也许你的姿态低于大地上任何一种事物，低于山峦、河流、树木，甚至青草；也许你低矮的身影和那些贴着地面行走的蚂蚁融为了一体，或者像风一样栖息在荒凉的山岗。但是，只要你的倾听和呼吸没有关闭，你的心灵就会向世界张开，诗神就会在那里打开翅膀：“我要飞翔！”
　　　　　　　　　　　（·札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诗人永远是我们同时代的人
诗人永远是我们同时代的人
　　诗歌在我们时代的处境，也是诗人的处境。“诗人永远是我们的同时代人”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出自英国女作家吴尔夫《一个人应该怎样读书》一文。我以为，这里所说的“诗人”，既是具体的——某个年代的某个人，又是共性的——古今中外所有的诗人。她是在谈读诗的感受时说这番话的：“诗歌的冲击力是强烈而直截了当的，在那片刻之间，除了为这首诗之外再也不会有任何其它感觉。我们一下子就投入了何等深邃的境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抓住，也没有任何东西阻挡我们的飞翔。”由此可见，一个小说家对诗歌的见解，多么难能可贵。
　　一个没有史诗的时代，诗歌不是以量取胜的文体。写诗也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短短几行，可能要让人付出几年甚至毕生的心血，这在古代诗人和近代诗人身上不乏例证。相对于其它文体而言，诗歌的难度恰恰在于，如何以最短的“捷径”接近事物、抵达心灵，这也是语言艺术本身的难度。若把写诗当做的“捷径”，认为诗歌不过是分行的文字，不学无术也能写诗，那就错了。阿根廷小说家、诗人博尔赫斯有一首诗名为：《诺顿布里亚，公元900年》，写盎格鲁－撒逊人的一个王朝的灭亡，只有两行：“让狼在黎明之前把它劫掠；剑是最短的捷径。”。缺乏想象力，理解这两行诗，恐怕比读一篇万字的小说要困难的多。
　　诗歌的交流，并非通过迅捷的信息网络瞬时就能心领神会，也不是过去那种口号式的一呼百应，而是心灵之间的传递。这种古老的保留着某种私秘特征的情感形式，不是集体的经验，也不是知识的积累。它复活在普通人的记忆里，就像岁月沧桑隐现在人们脸上的变幻莫测的表情，随时能够看见、并且经常被人忽略。这大概就是，那种最原始最活跃的语言基因，为什么只有在诗歌中才能存留下来的原因之所在吧？
　　在这个愈加强大的物质世界里，一个诗人的大声疾呼是听不到任何回音的，他能够做到的，就是把握住自己的脉搏。上个世纪美国工业疯狂扩张的二三十年代，诗人桑德堡既是烟囱、钢铁、摩天大楼的赞美者、批判者，又是怀旧者、田园歌手。这种平民化的心态，比他同时期的现代派诗人显然要通俗一些。然而，艾略特看似晦涩难懂的“荒原”意识，比人们理解的要超前许多：地球荒芜、大地枯竭——滋润大地和心灵的雨水来得太迟！现在看来，诗人的忧患，并非恐怖的预言。
　　怎样看待诗人存在的意义？我想起一部外国电影中的片断：为获取为最高权力，一场刺杀总统的阴谋，最终败露了。其中一个身居要职的参与者，有所悔悟，想退出这场政治游戏。而另一位死心踏地的操纵者，不无讽刺地对这位同僚说，想不到你还是个伤感主义者。我无法同情那个失败的忏悔者，但我知道，一个诗人如果不是一个伤感主义者，他无疑是个暴君。
　　智利当代诗人帕拉，在一首诗中写道：“酷刑不一定／是血腥的／例如／对于知识分子／拿掉他的眼镜就够了。”其中的意蕴，也许很难为人所体味。这首诗写出了一种窘迫、尴尬和无奈，也适用诗人的生存境遇。诗人对现实的体验，对世俗的诘问、质疑，对事物的发现、描绘，肯定比一般性的认识，更真诚、直率。亚里斯多德曾说过“诗比历史更真实。”
　　诗人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人。他生活在适合的地点、特定的时代。在具体的时间写出特殊的作品，并与个人经历、生存背景发生联系，还要呈现出切身的感受、清晰的面目。仅有这些还不够，他还必须创造出与我们眼前的世界所不同的世界。赋予我们的日常生活以神奇和非凡的魅力。
&　　华兹华斯说过：“诗是一切知识起源和终结——它像人的心灵一样不朽。”这也说明，不能将诗歌与诗人和他所处的时代完全等同起来，一首诗的命运与它所处的时代有时完全相杵，或许正是由于这些，许多作品才受到那么多的误读。诗人与作品的境遇往往背道而驰。诗的创造与物质生活相抵触，诗人需要痛苦的磨难，好诗大都是苦吟之作。一首诗，一旦从诗人那里获得了生命，它本身就具有一种天然的能力，它摆脱当时的局限，拒绝驯化。它超越生活的表象，抵达事物的本质。
　　我们常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在同一语种、同一读者群体中写诗，为什么诗人与诗人、作品与作品之间却无法沟通？为什么读当代新诗，比读古诗、外国诗还要困难？关键是对什么是好诗、什么是伪诗，缺乏公正的辨别。悉心阅读的人太少，人云亦云、道听途说的太多。对诗歌的评价，非诗的因素总是大于诗的因素。
　　我想起古代诗人的一个例子，杜甫面对泰山，曾写出“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李白也有“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汪曾祺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对两位诗人写泰山的诗作了比较，认为杜甫的诗有儒家风范，一句诗表现了对祖国山河的无比忠悃。又说，“李白写过很多好诗，很有气势，但有时底气不足，便只好洒狗血，装疯，他写泰山的诗都让人有底气不足之感。”我在这里引用汪老的话，只是说明，诗的灵魂在于诗意。诗意贫乏则导致创造力枯竭。即使诗仙，也不全是神来之笔。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这样的高度概括力，今天的诗歌不是不能做到，关键是要有耐心，要有千锤百炼、十年磨一剑的功力，功到自然成。诗人雷霆先生写过一首诗《五十岁》，读后让我很感动：“如今我是一条河的下游，无论是高原上的潺潺细流，还是惊天动地的瀑布，都已成为过去，成为历史……”这首诗与杜甫的视野几近相似，从诗意上说，也毫不逊色。只不过新诗与古诗的语言形式不同。相同的诗意，不同地域、不同时代诗人的精神境界是相通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在长诗《献给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结尾中写道：“诉诸静止的大地，我流过去。告诉激荡的流水，我在这里”。如此气势，开阔，辽远，仿佛峡谷里的疾风，从心底掠过。
“每个诗人都是传统之河上的一个波纹，语言的一个瞬间……每个诗人都渴望未来有人比他那个时代更深刻更宽宏地读他的诗。但诗人知道他不过是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昨天和明天之间的一座桥梁。（墨西哥诗人帕斯：《谁读诗歌？》）”我们正经历着一个急剧变革的时期，历史的“断裂”正在弥合，传统和现代并非不可逾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可以相互融合。我们会在某个外国诗人身上看到李白、杜甫的影子，同样，惠特曼、聂鲁达可能正活在我们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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