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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节后招工难：月薪4000元仍难招人&务工者不再将就
日08:19&&来源：
原标题：聚焦节后招工难：月薪4000元仍难招人 务工者不再将就
资料图：日，广州海珠区康乐村，小制衣厂的老板和管理人员拿着简易的招工牌在路边招工。中新社发 陈骥F 摄
每年春节过后，各地“招工难”的话题都持续引发关注。今年，这一问题是否依然突出？有什么新变化？“招工难”背后，企业有着怎样的无奈，务工人员又有着怎样的考量？日前，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月薪4000元仍难招到人 “招工难”致企业制度成摆设
“2008年，工人保底工资只要1800元，那时候 ，招人很容易。如今，工人保底工资开到4000元，并且包住宿，基本的配套设施也都弄得很完善，即便如此，我也很难招到人。”这是福建泉州市某工艺品公司老板吕巧玲对于“招工难”最直观的感受。
吕巧玲这样的烦恼，当地很多民企老板都感同身受。和从事制造业的吕巧玲一样，在泉州开婚庆公司的王灿明也面临着 “招工难”的问题。
王灿明说，“如今，每月工资开到3000元，也很难招到人，但对企业而言，这是不小的压力。”
吕巧玲、王灿明的烦恼，是泉州众多民企“招工难”的一个缩影。每年春节后，关于泉州企业“招工难”的新闻都会频频见诸当地媒体。
泉州，作为全国民营经济发展较具有代表性的区域之一，自改革开发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而民营企业在当地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去年，泉州全市完成生产总值6149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903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805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483亿元，位列全国23位，并连续17年位居福建省首位。
当了18年民企老板的吕巧玲曾经确实也尝到了年泉州发展的甜头，她一度迎来了事业发展的黄金期，其企业用工规模更曾达到400人以上。然而，近年来，她的企业正在走下坡路，如今，她的企业用工规模仅剩下不到60人。
“‘招工难’制约着我们企业的发展，导致了用工成本上涨，也迫使我们这些中小企业，只能无奈压缩规模。”吕巧玲说，“相比2008年，当前用工成本足足涨了近一倍，但企业利润涨幅只有不到5%。”
在吕巧玲看来，当前，工人才是“老板”，他们随时都可以说走就走，立马就转投其他企业。
“‘招工难’让老板更难当了，我现在不太敢随便开除员工，公司的制度有时也成了口号。”吕巧玲无奈地说。
“招工难”问题，不仅存在于泉州，也同时存在于全国许多地方。节后，多地也相继曝出企业“招工难”，诸如，《阜阳两场招聘会 部分企业遇“招工难”》、《春节成都面临招工难：保洁员工资高过公司主管》、《沪上节后招聘遇冷 “用工荒、招工难”现象严重》等。
而作为劳务输入大省的广东，“招工难”问题更是几乎年年见诸媒体，引发社会热议。
以广州为例，近日，有媒体报道，根据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中心年前对当地424家企业进行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广州节后缺工人数将达18.91万。在该中心举办的首场综合招聘会上，有70多家企业进场，提供2000多个职位，然而进场求职的异地务工人员却寥寥无几。
资料图：日，2016大型公益人才招聘会在湖南省人才市场举行，众多求职者来此寻觅自己理想的工作。图为部分企业出现了招工难的情况。 杨华峰 摄
一些年轻打工者选择就地发展 不愿再当“候鸟”
“外来务工人员在减少。”这在当前很多东部沿海城市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浙江今年2月初发布的《2015年全省人力资源供求分析报告》显示，去年来浙江务工的外来务工人员占比下降。浙江全省人力资源市场数据显示，2015年求职人员中外埠人员所占比重为48.11%，较上一年同期下降2.51个百分点。
报告也指出，2015年，浙江全省人力资源市场季均岗位需求人数113.53万人，求职人数75.46万人。从供求对比关系看，季均需求缺口38.07万人，比上年减少14.71万人。市场岗位数仍然大于求职人数。
外来务工人员的减少，无疑加剧了很多企业的“招工难”问题。如今，随着许多劳务输出大省，特别是中国西部省份经济不断发展，一些外来务工人员已不再愿意选择到异乡打工，于是，就地发展成了他们的新选择。
刚踏入社会不久的90后四川内江姑娘张露，今年春节后便打算回家工作。去年，她和很多亲友一样，都选择离开家乡到外地工作，而今年，在看到家乡的发展变化后，她选择回家就业。
张露的家乡内江是劳务输出大市，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外出打工。去年2月，《四川日报》曾报道，内江总人口430万，而外出务工人员就有118万，超过1/4。
张露说，“近年来，内江的发展越来越快，企业越来越多，我们的工作机会也不断增多，身边的很多朋友也都在考虑回家乡发展。”
同样，近来，外出务工多年的河南省南召县80后小伙崔二伟也做了一个相同的决定，今年，他选择留在农村老家，自己开个网店。
“外出务工工资不高”、“外出工作压力大”、“老家经济发展有潜力”，这是崔二伟决定“留下”的原因。
崔二伟说，“我主要想在网上开个特产店，专门卖家乡伏牛山上的土特产，包括蜂蜜、蚕蛹、蕨菜、香菇、木耳、山核桃等。”
日，在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商业街上，一些外来务工人员到此寻找工作。吕春荣 摄
从“求工作”到“挑工作” 务工者不再将就
在一些劳务输出大省中，一些年轻人选择留在当地发展，不过仍然有许多人选择外出工作。而当前，随着企业“招工难”问题的出现，这些选择外出工作的农民工成了“香饽饽”。
如今，很多农民工在选择工作时不再将就，找工作的标准包括：月薪、福利待遇、环境、劳动强度等，经历了曾经的“求工作”，如今，很多农民工就业也像大学生找工作一样开始“骑驴找马”，进入“跳槽季”，开始“挑工作”。
近日，记者走访北京通州区马驹桥商业街时发现，这样一条小小的商业街，遍布数十家劳务公司，而在这些劳务公司门前，总能看到一群人正在排队咨询工作问题。
“靠近北京经济开发区”、“外来人口众多，劳动力充足”，这是马驹桥经济发展的两大优势。相关数据显示，马驹桥镇总户籍数20129户、总人数44893人，而有登记在册流动人口则达8.26万人。
北漂两年多的西安小伙小杨就是这“8.26万人”中的一员，春节过后，他立马就赶回北京，想趁企业需要大幅招工之际，挑一下工作。在小杨看来，月薪能达到4000元，工作轻松，并且企业能包吃包住，这就让他很满意。
“目前，我还在看，如果有合适的工作，我就不会留在原来的汽车维修厂。”小杨说，“这几天，我每天都会到各个劳务公司看看，要是有比较满意的工作，就填个表，然后就跟着工作人员去用工单位面试。”
在马驹桥，像小杨这样的打工者并不在少数。当地有劳务公司的工作人员就向记者表示，现在招工越来越难，看似上门咨询的人很多，但很多人都是在挑工作。“每次都有一堆人去企业面试，但最后选择留下来工作的并不多，很多人都是在观望，想找一份工资更高、更满意的工作。”(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吕春荣)
(责编：王醒、马丽娅)
2016年省级主要领导迎来第二波调整
日前，中共中央决定：鹿心社同志任江西省委书记，强卫同志不再担任江西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国生同志任青海省委委员、常委、书记，骆惠宁同志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此次调整是今年第二次进行的省级党委书记调整，自2016年以来，中央密集调整地方省级领导职务，数十名省级党委常委职务发生变动。工具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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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进城务工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农民进城务工并选择在城市安身立命，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农民向市民嬗变，本身就是对旧有的二元社会制度框架的挑战和冲击。随着这一进程的提速，农民工权益保障、随迁子女入学、农村土地搁荒、留守儿童抚养教育等等诸多问题都已浮出水面。在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的大政方针推动下，相应的各行业的政策措施也在逐步演进和完善。时至今日，部分问题已经得到了有效缓解，部分问题的根治仍需假以时日。可以预见，农民进城务工所引发的变革将伴随中国城市化的全程；换言之，这一系列的变革，仍需要全社会更集中的关注、更丰富的智慧。微言大义，从众多博友的讨论中，或许可以得到某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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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农民工务工地点选择影响因素研究（郭俊芳等）
来源：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发布时间：&14:58
农民工务工地点选择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全国3176份问卷&郭俊芳 李 军 武拉平&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2013年对广东、山东、四川、河南、浙江和北京6省市农民工进行调研所获得的3176份有效问卷，建立离散选择模型，分析农民工务工地点的选择倾向。研究结果表明：个人特征方面，受教育水平较高、年龄较小以及打工收入较高人员，多选择离家较远的外省市务工；家庭特征方面，家庭资产越少、家庭负担系数越小以及人均拥有耕地数量越少者，越倾向于选择外省市务工；家庭社会关系方面，家里在外打工人数越多和亲戚朋友介绍找到工作者，多选择外省市打工；家乡所在地资源禀赋方面，家乡位于山区和丘陵地区人员，偏向于选择外省市务工，户籍所在地属于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多选择外省市务工，而户籍属于华南、华东和西南地区倾向于本省市务工。&　　关键词：农民工；务工地点；选择倾向；离散选择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5）08-0028-05&　　DOI：10.ki.11-3705/c.&　　一、引言&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我国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农民工数量迅速增长。但需要注意的是，农民工的部分特征随着时代变化而与以往有所差别，特别是农民工的外出就业地选择近年来发生的变化，突出表现为：本地农民工和举家外出农民工的增加以及家庭中单独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增速放缓[1]。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外出农民工数量增速明显放缓，而本地农民工有较快增加，同时举家外出人数也有较快增加。2013年农民工数量比2009年增长17.04%，其中本地农民工增速为21.78%，举家外出的农民工的增速为18.85%。而外出农民工增速最低，仅为13.12%。近年来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屡屡发生的“用工荒”，也印证了农民工流动的新特点，这一变化趋势对我国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影响。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受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推动，我国城市化率快速提高，1996年之后的15年内上升20个百分点，2012年已提高到52.57%。因此，深入考察农民工打工地点选择倾向及其影响因素，可为政府合理引导农村劳动力流动、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建议。&　　国外针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研究可以归为结构主义方法、新古典主义方法和行为主义方法。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是结构主义方法的典型代表，强调社会制度因素对劳动力转移造成的影响，忽视了微观主体自身的作用。新古典主义从微观角度出发，以劳动力个体为研究对象，托达罗模型是其经典研究。但它也有其局限性，比如没有考虑劳动者个人因素的影响。实际上，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需要从社会制度、群际关系以及个体特征等方面引入更多的变量。&　　国内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基于行为主义方法的实证研究居多。赵耀辉（1997）运用Logit模型，从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拥有的土地等方面分析了这些因素对劳动力外出的影响[2]。都阳等（2003）针对迁移和贫困之间关系研究，认为家庭和个人禀赋差异是决定迁移的重要因素[3]。Lin 　Justin et al（2004）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区域之间的人均收入差异、迁移成本、国家制度因素、个人特征以及家庭特征都会影响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意愿[4]。侯红娅等（2004）的研究发现，文化水平和年龄是影响农民城市化意愿的主要因素。年龄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转移的意愿越强烈[5]。而朱农（2002）和丁守海（2006）着重分析收入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结果表明，收入差距在迁移决策中起着显著作用[6-7]。程名望等（2005）使用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分析了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结果显示，个人特征中男性和身体健康的农民外出就业意愿更强，家庭特征中，户主、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的农民更不愿意外出务工[8]。王智强等（2011）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运用Probit模型分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婚姻状况、健康和娱乐偏好对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决策有显著影响，而当前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9]。朱欣乐等（2013）基于2009年东北三省的调查问卷，运用离散选择模型研究了家庭中外出务工人数和打工地点的影响因素。结论表明，正在读书孩子人数、农业收入、婚姻状况会影响务工人员对地点远近的偏好，60岁以上人口、正在读书孩子个数、家庭农业收入及总支出对农民是否选择打工有显著影响[10]。&　　可见，目前国内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既有宏观经济政策的角度，也有农户微观主体的角度，但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村劳动力是否选择外出务工的影响因素，研究对象主要为农村劳动力。而较少学者专门针对已经外出务工人群，分析影响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因素。且上述的实证分析中，使用的数据多为农村固定观察点或者中国营养与健康数据库，变量选择受限，针对性有待完善。本文将运用2013年对广东、浙江、山东、四川、北京和河南6个省市农民工的调研数据，基于对农民工调研获得的3176份样本，建立离散选择模型，从农民工个体、家庭特征、家庭社会关系以及家乡所在地资源禀赋分析农民工务工地点选择倾向的影响因素。&　　二、理论基础&　　劳动力的流动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Sjaastad（1962）和Becker（1975）认为迁移是人力资本的函数，年轻劳动力、文化素质高的劳动力有较大迁移的可能性[11]。而以Stark(1991)为代表的新迁移经济学认为劳动力作出迁移的决策，往往需要和家庭成员进行商议。已经迁移的人员会对家庭其他成员以及亲朋好友的迁移决策有重要影响，由此形成“迁移关系网”，该网络的存在可以有效传递迁移信息，降低迁移成本和迁移风险，使得迁移更容易进行[12]。&　　Jorgenson(1967)明确提出了“推—拉”理论。认为人口迁移是“推”和“拉”两种相反方向的力作用的结果，在迁出地存在促进人口迁出的“推力”，如较少的就业机会、较低的收入水平、恶劣的自然条件等因素，在迁入地存在促进人口迁入的“拉力”，如较高的收入水平、较多的就业机会、较完善的基础设施等[13]。该理论主要强调外部因素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依据上述理论，影响农民工务工地点选择的因素可以归纳为：（1）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时间长短、打工收入、户籍所属地区；（2）家庭特征，包括家庭耕地数量、家庭负担、家庭拥有资产等；（3）家庭社会关系；（4）家乡所在地资源禀赋及经济发展水平特征。&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大学粮食经济研究团队2013年度“城镇外来务工人员就业和食品需求”调研项目，本次调研地点的选取是根据 《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输入地的分布，考虑区域的代表性，选取广东、山东、四川、河南、浙江和北京6省市作为调研地点。考虑到不同区域的生产、生活和消费特点，在每个省（市）选取两个市（县），一个是省会城市，另一个是农民工分布较多的地级或县级市。从行业上说，选取农民工集中的制造业、建筑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和住宿餐饮业。在每个市（县）基本按照《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6大行业的比例分配样本数量。调研对象为农民工个体，调研时间为2013年4—7月。共回收问卷3500份，本文因后期计量分析的需要，最终使用了3176份，其余约10%的样本，均有个别变量的缺失被剔除。其中浙江683份、山东529份、四川357份、北京576份、广东485份、河南546份。调研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1。&
　　表1& 调研样本基本情况
本县其他乡镇
本省其他县市
受教育年限
3500～6000元
家庭耕地数量
≥10亩以上
家庭在外打工人数
家乡有几间住房
户籍所属地区
&　　四、模型设定与结果分析&　　（一）模型设定&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民工外出务工地点，解释变量分为个人基本特征、家庭基本特征、家庭社会关系以及家乡所在地资源禀赋。变量的具体解释如表2所示。据此，本文建立离散选择模型如下：&&&& &&&&&&&&&&&&&&&&&（1）&&　　其中，表示被解释变量，分别表示各解释变量，表示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1，2，…，12。&&& &
　　表2 &&变量选取与统计性描述
均值（比例）
1=本县其他乡镇
2=本省其他县市
3=其他省市
个人基本特征
0=受访者为女性
1=受访者为男性
受访者的年龄
受教育年限
0=受访者未婚
1=受访者已婚
受访者打工月收入（元/月）
家庭基本特征
人均拥有的耕地数量（亩）
家庭负担系数（burden)
60岁以上老人和16岁以下小孩人数之和与总人口数之比
家庭拥有资产（asset）
家乡有几间住房
家庭社会关系
外出务工人数
家里在外打工人数
找到本工作的途径
1=亲戚朋友介绍
2=通过劳动力市场上
3=通过政府和其他渠道
家乡所在地资源禀赋
所处地形地势
0=其他地形地势
1=山区和丘陵
户籍所属地区
&&&&&&&&&&&注：对于连续变量，表中的数据为均值；对于离散型变量，表中的数据为所占比例（％）。&　　（二）回归结果分析&　　在stata11.0中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SLS）对方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回归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较好，LR卡方值为360.21，P值为0.000，表明在1%水平下显著。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家庭社会关系特征等诸多因素影响农民工外出打工地点选择。&　　1.个人基本特征。&　　不同的个体，其自身资源禀赋存在较大差异，对农民工务工地点的选择有重要影响，除性别、婚姻状况以及打工年限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余个人特征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1）受教育年限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受教育水平越高，能得到的工作的机会越大，收入水平也越高，趋向于选择离家较远的其他省市打工。年龄变量显著为负，表明年龄越小，家里负担相对较轻，没有家庭的压力，好奇心强，接受新事物能力也强，相对于老年人而言，更趋向于选择距离家乡较远的其他省市去打工。&　　（2）打工收入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打工收入越高，选择外省市打工的可能性越大。农民工外出打工多因为对生活现状不满意，因而情愿选择离家远点，到收入高一些的地方打工。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在调研中发现，农民工外出打工的主要目的是赚钱。&　　2.家庭基本特征。&　　家庭基本特征中，家庭拥有耕地数量、家庭资产和家庭负担系数等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　　（1）人均拥有耕地数量变量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人均拥有的耕地数量少，越倾向于选择离家较远的其他省市打工。人均耕地数较少，需要的劳动力较少，收入也较少，为去离家较远的外省市打工提供了客观条件。&　　（2）家庭负担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家庭负较重的农民工多选择离家较近的本省市务工。家中60岁以上老人和16岁以下小孩的人数越多，家庭负担系数越重，没有办法去离家较远的地方打工，只能选择离家较近的地方。相反家庭负担系数小的农民工通常选择外省市打工。&　　（3）家庭资产系数显著为负，和预期相反，表明家庭资产越少，越倾向于选择离家较远的其余省市务工。家庭资产少的农民工意味着在家乡经济条件较差，为达到较好的经济条件，宁愿选择离家较远的外省市打工，这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3.家庭社会关系特征。&　　（1）家庭在外打工人数系数显著为正，与预期相符，说明家庭中外出打工人数越多，越倾向于选择离家较远的其他省市打工。一般来讲，只要有一个成员外出打工，其余有条件的家庭成员都会跟随，陆续出来打工。&　　（2）在模型估计过程中，将通过劳动力市场找到工作作为参照组。结果显示，通过亲戚朋友介绍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相对于通过劳动力市场，通过亲戚朋友介绍找到工作者，更易选择离家较远的外省市务工。通过劳动力中介市场找到工作的农民工，则多选择本省市。而通过政府和其他渠道找到工作变量的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主要由于就业信息传递的制约。中介市场所拥有的招工信息地域范围有限，跨省市的信息相对较少，而政府相关的服务处于刚起步阶段，还不能及时、准确地向当地农民通报就业信息，导致农民工跨省市外出打工主要通过亲戚朋友介绍。&　　4.家乡所在地资源禀赋及经济发展水平特征。&　　作为家乡所在地资源禀赋特征代理变量之一，家乡所处地形地势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家乡位于山区和丘陵地区的农民工通常会选择离家较远的外省市打工。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和平原、沿海地区相比，山区和丘陵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所需的劳动力相对较少。因此，当地农民只能选择到外省市务工。&
　　表3　 实证检验结果
受教育年限
家庭负担系数
人均拥有耕地
家里在外打工人数
找到本工作的途径
（以劳动力市场途径作为参照组）
亲戚朋友介绍
政府和其他渠道
家乡所处地形地势（situation)
户籍所属地区（region）
（以华中地区作为参照）
观测值个数
注：***表示在1% 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 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 的水平上显著。
&　　就户籍所属地区变而言，相对于户籍属于华中地区而言，户籍属于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上述地区的农民工较多选择外省市打工，而户籍属于华南、华东和西南地区的系数显著为负，则说明以上地区农民工多选择省内打工。该现象正好和我国各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契合。东北、华北（除北京和天津市外）和西北地区各省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偏低，务工机会偏少；华东、华南、华中各省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务工水平较高。调研中也发现户籍属于山西、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的农民工偏好于选择北京市。而户籍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以及四川、广州等省市的农民工多选择在本省打工。&　　五、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实证分析结果，政府在制定和实施有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政策时，必须要以农民作为主体，充分考虑其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社会关系特征等因素。具体而言，第一，目前农民工外出就业信息的获取主要依靠“血缘”和人际关系网络，该方式的可靠性和信息量相对欠缺，而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收费较高，使用该方式的人数相对较少。因此，相关政府部门需要及时有效地搜集、发布就业信息，建立输出地和输入地一体化的就业信息网，同时要建立劳动力中介市场服务体系，规范劳动力中介市场，控制收费额度。第二，受教育水平是农民工外出务工重要的影响因素，需要加强农村的教育投入，提高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尤其是职业教育，有助于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和转移。第三，家庭负担也是限制农民工远距离外出务工的重要因素。因此，为了促进农民工的合理转移，一方面针对农村留守老人以及年龄日益增加农民工迫切的养老需求，建立完善的新型养老保障制度，使其老有所养，合法权益能够得到保障；另一方面要有效解决跟随父母进城儿童的上学问题，同时社会和政府应尽可能多为留守儿童提供服务和便利。&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 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EB/OL].[].http://www./tjsj/zxfb/ 585.html.&　　[2]赵耀辉.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以四川省为基础的研究[J].经济研究，1997（2）：37-42.&　　[3]都阳，朴之水.劳动力迁移收入转移与贫困变化[J].中国农村观察，2003（5）：2-9.&　　[4]Lin Justin Y，Wang Gewei， Zhao Yaohui. Regional inequality and labor transfers in China[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04（3）:587-603.&　　[5]候红娅，杨晶，李子奈.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2004（7）：52-54.&　　[6]朱农.论收入差距对中国乡城迁移决策的影响[J].人口与经济，2002（5）：10-17.&　　[7]丁守海.农民工工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一项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6（4）：56-62.&　　[8]程名望，史清华，闵远光.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城镇因素的调查分析[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13-19.&　　[9]王智强，刘超.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影响因素研究——基于Pr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11，33（1）：56-61.&　　[10]朱欣乐，丁志国.农民外出打工偏好分析——基于影响因素和地点偏好视角[J].农业技术经济，2013（12）：15-24.&　　[11]Scott Rozelle，Taylor J E.　Alan deBrauw. Migration remittances，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China[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1（2）：287-291.&　　[12]Stark O，Taylor J　E.Migration incentives，Migration types:the rol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J] .The Economic Journal，1991（9）：.&　　[13]Jorgenson Dale W. Surplus Agricultural Labo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Dual Economy[J]. Oxford Economic Paper，1967（3）:288-312.&　　[14]蔡昉，都阳，王美艳.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　　郭俊芳，女，1977年生，山西神池人，现为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　　李军，男，1976年生，山东莱阳人，现为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　　武拉平，男，1969年生，山西文水人，现为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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