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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哪位国民党要员的逼迫导致蒋介石逃台 &&
库屠左夫 发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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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特使经济合作总署署长保罗?霍夫曼,蒋介石,李宗仁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坐在沙发上。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林桶法，原题：蒋介石选择迁台的最大原因：李宗仁再三逼其出国
　　蒋自引退后，除出游宁波外，极少离开故乡活动。四月二十二日，会谈是其参加第一次的公开活动，杭州会谈隔天，国民党军撤离，再一日太原不保，局势日趋严重；四月二十三日，南京弃守；二十四日，蒋介石命令蒋经国准备船舰，蒋经国及其幕僚都不知目的地，本来猜是去基隆或，蒋命俞济时将军准备一切，俞派副侍卫长俞滨东将行李运至象山港登舰；二十五日，抵太康军舰，由舰长黎玉玺陪侍检阅舰上官兵，蒋始告知此行的目的是上海。此时，中共已渡江，上海岌岌可危，但蒋冒险前往，抵上海后随即接见徐堪、顾祝同、周至柔、桂永清、郭忏、汤恩伯、毛人凤、陈大庆、石觉、谷正纲、陈良等人，听取报告并指示方略，巡视上海市街。二十七日，抵上海复兴岛，驻于复兴岛之浚浦局行邸；二十八日起，先后接见桂永清、徐永昌、林蔚、顾祝同、汤恩伯、丁治盘、罗泽]、郭忏、陈大庆、毛人凤、马纪壮、王克俊、吴仲直、阙和骞等，后召集上海市长陈良及社会贤达刘鸿生、杜月笙，指示如何配合军事安定民心。
　　由于蒋觉得复兴岛离市区太远，对于前来谒见请示的人员不便，命蒋经国到市区准备住所，蒋经国向蒋报告：“时局已经这样严重和紧张，市区内危险万分，怎么还可以搬进市区去住？”蒋严厉地回答：“危险！你知道，我难道不知道。”蒋经国只好照办，五月二日，驻市内金神父路励志社，在此期间，蒋每天接见党政军要员在数十人以上，并召集黄埔学生训话：“成败在此一举，我们必须用全力来应付危难。”
　　五月七日，下午乘江静轮离沪往舟山群岛，经普陀，还特意带蒋经国登上普陀山，专访普济寺。面对寺内供奉的果如和尚塑像焚香祷拜。果如和尚是溪口雪窦寺主持，蒋母王太夫人皈依佛教，即拜其为师。蒋介石幼年亦常在果如和尚面前聆听教诲。蒋介石嘱咐普济寺主持将果如和尚的塑像、生前照片及遗墨好生保存，期望来年能再来祭拜。当时蒋很重视舟山群岛，舟山的任务是作为上海撤退的中间站。陈诚秉持蒋的意旨，坚持加强舟山防御工事。
　　五月十七日，蒋与经国搭飞机从定海到马公，其后蒋于十九日到闽省见朱一民（绍良），事后本拟再飞上海，但因飞机机件及其他考虑，转往嘉义短暂停留，再回澎湖。二十二日，陈诚、俞鸿钧、蒋鼎文到马公与蒋会晤；二十六日，蒋自马公飞台湾冈山转高雄寿山，据说当时之所以不直飞台北，可能是安全上的考虑；六月二十一日，蒋从高雄到达桃园转至大溪，其后至台北草山（阳明山），在这段期间除应邀至菲律宾及韩国访问外，先后进出大陆，其中以重庆及广州二市停留的时间较久，离乡到台湾后到一九四九年底，蒋又多次进出两岸。
　　蒋个人何时决定迁台？其决定迁台的原因为何？是值得重视的课题。
　　首先要说明的是，蒋决定迁台湾虽不是仓促决定，也不是下野前就已经确定，台湾是蒋下野后安排退路的选择之一，但不是唯一的选择，我们可以从几个线索做说明：其一，从首都及中心的说法，南京是国民政府成立的首都，抗战期间首都暂迁重庆，抗战结束后，还都南京，国共战事紧急之际，曾有人再提迁都之事，蒋都不予响应，并且认为没必要因为战事紧急就迁都。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写信给其妻宋美龄时，再度表示：“政府绝不迁台，兄亦不即刻赴台。”宋美龄此时在美国积极争取美国的援助，蒋明白表示其不即刻赴台应是其当时的考虑，即使在其下野后，也还没有打算将政府迁台。二月一日，蒋在日记中提到：
　　近日为蚌埠吃紧，关于迁都与政府裁员问题，谣诼纷纭，人心动荡，致公务员与社会皆呈紊乱不安之状，乃由行政院院会决议，表明绝不迁都，以辟谣言。
即使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离开溪口后电宋美龄谈到：“南京国民党军全部已于今晨撤退，但上海准备固守，绝不放弃，兄拟于日内离家他往，地点尚未决定，容后续闻。”此时的地点应该已经确定，可能避免消息走漏，居于安全的理由而不敢明白告知宋美龄，但即使如此，蒋还是有宣示固守上海及江南的决心。
其二，蒋的部署是多方面进行，蒋在引退之前对固守南京之决心，并做若干的军事部署，先守长江，长江不保，全力守上海，上海被占，将重心移东南的广州、西南重庆及台湾。
台湾确实是蒋最重视的地区之一，大约在一九四八年底就已相继安排各项事宜；个人迁台可能是在国共北平谈判失败后，李一再进逼，加上中共渡江，上海已有立即性的危险，遂决定去台，时间应该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底；至于整个政府迁台的决定，应是五月的定海军事会议，而五月十六日国民党中央会议上也再度确定，五月十七日蒋经国的日记中提到：“此时中枢无主，江南半壁业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父亲决计去台，重振革命大业。”五月十八日，台湾省即简化入境申请手续，一些国民党军政机关及人员陆续迁入台湾。台湾固然是蒋计划的一部分，但最后政府迁台与蒋来台则是经过时局的变迁下的结果。
分析蒋最后之所以决定到台湾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对台湾印象不错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一日，蒋偕夫人游台湾，深觉：“台湾尚未被**分子所渗透，可视为一片干净土，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则俄共虽狡计百出，必欲亡我而甘心者，其将无如我何乎？”并且提到：“巡视台湾之收获，较之巡视东北之收获尤大，得知全国民心之所向。”根据张其昀的回忆认为，早在迁台后蒋就对记者称：“只要有了台湾，共产党就无可奈何。”京沪杭警备副司令兼战地政务委员会秘书长祝绍周建议由张发奎主持海南岛军事，台湾、福建、浙江、广东及海南岛之间，以台湾为中心，军事上应有一坚强组织，万一东南军事受到挫折，以台湾为基地，配合国际形势演变，恢复国民党的基业。共产党在台湾的势力及影响力有限，台湾的政治环境较重庆及广州地区单纯，军事上又有海峡的屏障，对于缺乏海军及空军的中共而言，台湾较为安全，这些可能是蒋决定以台湾为根据的重要原因。
（二）陶希圣、张其昀、蒋经国、陈诚等的建议
当局势危殆之际，左右有建议重视川防，但陶希圣则认为台湾地位重要：“我想从台湾复兴这是将来的希望，因为英美是海权国家，一到台湾以海洋为基地，可与太平洋对岸的美国打交道，这中间还大有可为。”对于台湾的地位，魏德迈（AlbertC.Wedemeyer）与胡适有不同的意见，魏的意见：“依余之意见，台湾为反共之基地，其政策必须为谋地方人民之福利为其目的，且具有高度之行政效率可作为政府之表率。台湾有丰富之资源及动力以支持其政府，此当尽量开发并用以增进人民之福利。”胡适则与魏的看法不一，曾提到：“台湾只有七百万人口，台湾的工业又不是可以独立自给的经济基础，我们必须在大陆上撑住一个自由中国的规模，维持一个世界承认的正式政府。”张其昀从地理的角度对蒋做建议，他提到几个原因：其一，台湾海峡海阔浪高，能暂时阻止没有海军、空军的共军乘胜追击；其二，台湾作为反共复兴基地比其他地区更具优越之处，因为土地利用率高、粮食农产品可满足军民所需、台湾岛内交通便利，具工业基础，有利经济发展、军事上易于防守，扼太平洋西航道之中，与美国的远东战略防线衔接、台湾经日本五十年的统治对中央政府有一种回归感，且较少**的组织与活动。这样的分析对蒋迁台自有其影响。
至于蒋经国，自蒋下野后，蒋经国一直长侍左右，也多次代表蒋到处处理一些问题，对台湾亦有所了解，甚至也曾建议蒋出国至加拿大，对于局势也曾向蒋做报告，在局势危急之际曾向蒋建议迁台。家书中蒋经国的建议可能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经国电蒋：
我政府确已面临空前之危机，且有崩溃之可能，除设法挽回危局之外，似不可不做后退之准备，儿绝非因消极或悲观而出此言，即所谓退者亦即以退为进之意也，有广东方有北伐之成功，有四川u有抗日之胜利，而今后万一遭受失败则非台湾似不得以立足，望大人能在无形中从速密筹有关南迁之计划与准备。
十一月二十四日，两蒋谈论党务改造，曾有“非舍弃现有基业，另选择单纯环境，缩小范围，重起炉灶，加以根本改造不为功，至现局之成败，可不以为意耳。”所谓另选单纯环境，虽没有明白指出何地，但以当时局势来判断，应该是指台湾。
从过去蒋的性格来看，蒋是一位相当有主见的人，很难确定是那一位幕僚的建议是其关键，但陈诚应具有一定的影响。陈诚的态度是接任台湾省主席之后，奉命到京，一月二十一日，陈诚的飞机抵定海上空，临时接获指示飞杭州，蒋下野回奉化途中接见陈诚、陈仪等人，短暂请示后，到南京谒李代总统宗仁及孙科院长述职；二十五日返台，返台后即在台准备澎湖二处、台北、阳明山、大溪、日月潭、高雄、四重溪等八个地方，作为蒋选择为临时驻用之所。这些处所正是蒋来台的路线及暂居之处。三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陈诚再度至溪口报告台湾的情形，并建议蒋驻台湾，国共和谈无结果后，中共渡江；四月二十九日，陈诚电蒋请其早日驻跸台湾：
和谈决裂后，今后剿共战事，势必长期奋斗到底，为号召国内外爱国志士，及联合国际上反共势力，钧座为自由中国之旌旗，驻节所在地点，亟宜早日确定。关于马公岛情势，职业以实施勘查，深觉该地交通通讯，颇为不便。职认为台湾，既为吾人革命复兴最后根据地，殊无其他顾虑之必要。拟恳早日驾临台北，长期驻跸，则指挥各方，皆多便利。或于穗沪渝等处，设置行辕，必要时，巡行指挥。
其后一再催蒋早日飞台，五月十一日，陈电蒋：“职意钧座应即飞台，又钧座行动似不必秘密，以示自由。”五月十五日再电：“读李之谈话，深感领袖受辱，干部之耻也。彼辈只知利害与力量，绝不能以理喻与情动。乞钧座径飞台北，一切不必顾虑。”五月十七日，蒋即飞抵马公。陈诚接任后，面对不断移入的人口，其间夹杂着散兵游勇以及潜伏的中共分子，或将破坏台湾的安定，必须积极有所作为，阻止可能由对岸进入台湾的不利因素。先由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公布“台湾省入境军公人员及旅客暂行办法”（三月一日实施），同时公布〈入台军公人员及旅客注意〉事项，各项出入境管理措施纷纷出笼，如《戒严时期加强管制航运旅客入境及检验办法》，此办法引起大陆籍民意代表的反弹，对此蒋并没有表示意见，虽然蒋、陈之间或存在一些紧张关系，但正如薛化元教授曾针对陈诚主政台湾的问题谈到：“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期间虽不到一年，但是，无论是解决当时台湾内部的政治、社会、经济问题，或是消除台湾内部可能挑战（威胁）国民政府统治力量，都有相当的成效，对于政府迁台以后统治体制的巩固，以及其后台湾发展的基调，都有相当关键的影响。”陈诚此时建议蒋来台，推断具有某种程度的影响。
（三）李宗仁的再三逼其出国
李宗仁对蒋介石在国内操控政局有如芒刺在背，加以外间好事者乘隙造谣，致隔阂日益加深，早在上海和平代表团赴北平前，即请黄启汉转达意见“蒋介石留在国内，有碍和谈，促其出国”。三月八日，南京《救国报》（主笔龚德柏）以“蒋不出国则救国无望”等标题攻讦蒋；虽然雷震等极力地排解蒋李之间的纷争，甚至还认为应为蒋当今的处境考虑，南京政府对蒋之批评过分穿凿，而至于误会，颇多尖刻之语，有失恕道，王世杰认为逼蒋出国无益局势，且不能使东南、西南之将领接受命令。
逼蒋出国的声浪未减反增，四月一日，和谈代表张治中、刘斐、黄绍f、章士钊、李蒸等飞抵北平，张治中在行前建议蒋出国，并分析其利弊，出国之利：一、可避免成为攻讦目标；二、卸去和战失败之责任；三、使一般将领减少依赖心理；四、可增长见闻；五、可转移人民的观感，恢复人民的怀念。出国之害：安全问题、军事顿失中心、党难免涣散。在北平谈判触礁，张仍电请蒋“及时痛下决心，毅然放下一切暂时出国”。面对此局势，蒋的态度与逼其下野者不同，一再表示：“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要我亡命就不可以。”李宗仁则一再逼其表态。蒋经国曾记到：
三十八年四月间，父亲在上海支撑危局，谁知李宗仁竟写了一封信来，要求父亲离开上海；父亲离开上海的时候，并没有说出要到的目的地，座舰到达舟山，也没登岸，o是到附近的许多小岛上去视察，前后在海上漂泊了十天，真是乾坤万里，沧海茫茫，处着这样逆境、绝境，无论谁都要心灰意冷，走投无路的，而父亲却泰然处之，在日记上写道：“只要前进，不变其方向，即使无路处，亦可新辟道路，达到目的。”
父亲正当此风雨飘摇的形势下，准备力挽危局的时候，李宗仁突然从桂林来了一封信，那时，他不但滞留桂林，不到广州处理公务，而且还要写信来向父亲谈条件，他要索取已经运到台湾的库存的黄金，并且要父亲不要再问国事，建议最好早日出国。在这内外夹攻的环境中，父亲的内心沉痛，是不难想象的，因此用坚决的态度，给李宗仁复信，大意是说，“你要求我出国，这是办不到的，因为我不是军阀，至于要求我不管政事，这是可以答应的，明天起我就可以不管。”
从这段中可以看出李的要挟的确有影响，因为蒋在回信给李的第二天即离开上海，转到定海及附近的群岛观察，而后即经马公到台湾。总之，环境的变化、时局的判断、安全的考虑、幕僚的建议，加上北平和谈失败之后李宗仁要挟的信函，应是蒋迁台的原因。
（《1949大撤退》，（台湾）林桶法 著，九州出版社，备注：原文中存在多条注释，转载时被略去。）
----------------------------------------------炎黄子孙焉能不知自己的历史,让我们掀开朦胧的面纱,共同关注追寻历史的真面目.
回复时间： 22:42
这回本麻雀做了个小小的测试，删了你几个回帖（合理合法），故意“霸权”的不给你理由，你马上蹦起来了，不管在谁的帖子里，不管在什么内容帖子，逮谁和谁哭诉，大肆的复制灌水哭嚷你遭到本麻雀的“霸权主义”，企望博得同情支持，你看，这不让你用实际行动证明建立反霸权主义统一阵线的正确？
本麻雀对你合理合法的“霸权”了一下，你不干了，你跳起来要破坏本麻雀“霸权”的“秩序”了，这时候你怎么忘了你的逻辑“谁破坏现有秩序而又不能建立新的稳定的秩序，那么他就是‘邪恶’力量”！好嘛，你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你的“邪恶”！
你跳起来反抗，也证明了那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也正好证明了建立反霸权主义统一阵线是受压迫的弱小国家的需求，有起来斗争的动力！
你跳起来反抗，也就证明了你那论调的破产！
对了，你要是向本麻雀投降了??????本麻雀会另眼相看你的哦，我会变着法的证明你的论调的“正确”！不然你在本论坛可能会时时遭到“霸权奴役”，谁让你忘了“谁挑战，谁就是在找死，找倒霉，这就是现实”的逻辑呢？
[本帖最后由 沉默的麻雀 于
23:54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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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居然拿华声给他的权力，去测试什么霸权主义对不对。幼稚和无耻到了什么程度。
网友们，这样的人，还配做斑竹吗？
还什么只要投降了，他就变着法的证明我论调的正确。真他妈的恬不知耻。
你们华声的版主就是这福德行吗？我看别开论坛了，关了算了，丢人啊。讨伐陈泰运战斗_百度百科
讨伐陈泰运战斗
本词条缺少名片图，补充相关内容使词条更完整，还能快速升级，赶紧来吧！
新四军在苏中对企图投敌的国民党军及日伪军的战斗。日至10月31日，新四军第1师兼苏中军区以6个团兵力，对勾结日伪军、企图投敌的国民党税警总团陈泰运部发动讨伐。
新四军在苏中对企图投敌的国民党军及日伪军的战斗。日至10月31日，新四军第1师兼苏中军区以6个团兵力，对勾结日伪军、企图投敌的国民党税警总团陈泰运部发动讨伐。该部盘踞于江苏省东台、泰县、兴化地区。经连续战斗，新四军攻占了青墩、回香庵、沙岗子、张游庄、高庄、梁王寺、邓庄、北娄庄、夏家舍、张官庄等据点。在此期间，日军旅团长山本率2000余日伪军由姜堰、曲塘分路增援陈泰运部，均被新四军击退。此次战斗，共毙、伤国民党军和日伪军1000余人，俘1300余人，攻克据点19处。新四军伤亡营以下指战员313人。
企业信用信息海安日报数字报刊平台-抗战时期的陈泰运与税警团（上）
第05：【5版】史海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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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出版
抗战时期的陈泰运与税警团（上）
中将任命书。
　　■夏俊山　　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将陈泰运率领一支部队驻扎在海安青墩，这让笔者不禁感到好奇：这样一个小地方，怎么会出现国民党高官？陈泰运手下的税警团是一支怎样的部队呢？　　青墩有个陈泰运　　抗战时期，海安人都知道：青墩有个陈泰运。他手下的税警团有4000多人，跟日寇打过很多仗；文革时期，海安人仍然谈论陈泰运：这个反动派的头子盘踞在青墩一带，勾结日伪，欠下了海安人民的一笔笔血债。近几年，兴化的顾少俊采访了200多位抗战老兵，写了100多篇文章。陈泰运的面目又有了变化。　　顾少俊的《大伦籍老兵宋善恒的抗战经历》（见《姜堰日报》第1271期）写道：“谈起当年，宋善恒说：‘我在青墩学习时，陈泰运常住青墩。陈泰运胖胖的，身高一米七左右。他治军严谨，工作务实。有一次他从外面回来，看到我们在大校场军训。号兵以为他要训话，正准备吹集合号，他挥手止住，让我们继续操练。看到有的学员动作不规范，他就过去纠正，非常平易近人。李其实将军和我们一起训练，像我们的学长，更是我们的恩师。我们的教官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平时教育我们不怕苦、不怕死、爱祖国、爱人民。在训练上，这些黄埔教官要求严格，在生活中，纪律严明。”　　顾少俊还在《苏北小黄埔》中写道：“抗战期间，李明扬在泰州、海安、东台交界处的青墩村，创办了一所服务于抗日的学校。学校的具体负责人是陈泰运和李其石……用的是黄埔军校教材，其中的《步兵操典》、《野外勤务》、《射击教案》，是所有学员的必修课……《黄埔校歌》每天早晚必唱……因为课程、校歌、校训等都沿袭黄埔军校，教官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所以当地人称这所学校是‘苏北小黄埔’。（见2015年版《海安县抗日史料汇编》）　　顾少俊还有一些写青墩税警团老兵的文章，限于篇幅，不再引用。笔者想探究的是：陈泰运过去干了哪些事？为什么会来到海安的乡间？　　陈泰运，苗族，1898年出生于贵州省贵定县旧治镇一个自耕农家庭。据熊绍儒《回忆贵定的三位同学》所述，“陈泰运1920年毕业于南明中学。贵州省政府考送七人升学南京高等师范，包括泰运和我。当时湘黔边境土匪猖獗，又兼瘟疫流行，交通阻塞。省长刘显世以其滇湘黔联军副总司令名义派兵护送我们。”　　“因沿途停滞，未能按时到校报到……只准自费作旁听生。”（见《贵定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张申渝《陈泰运》一文对陈泰运也作了介绍：　　1924年春，陈泰运考入黄埔军校，结业后分配到军校教导团任排长。“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陈骁勇善战，受到上级嘉奖，在战斗中还留下伤疤。北伐胜利后，陈被调到蒋介石侍从室工作，深得信任。蒋还同他合影。”“抗日战争爆发后，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要陈出任他的高级参谋，保卫武汉。不久，陈被任命为第八十八师副师长，驻距武汉一百多公里的花园镇，并同日本侵略军打了一场恶仗。在此役中，第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在日寇淫威面前，惊慌失措，束手无策，临阵脱逃。陈却坚守阵地，指挥一个团的兵力，在花园镇车站与日寇展开了殊死的争夺战。花园镇一役，虽然第八十八师士兵伤亡惨重，但也重创了日军。战后，龙慕韩交军法审判，被处枪决，而陈泰运却受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嘉奖，被派到湖南洪江接贵州送来的新兵部队预备第一师。”（参见《黔南文史资料选辑》总第六辑）　　张申渝还写了陈泰运的两件逸事：北伐时，有些战死的军人留下了遗孤。那时陈泰运刚升为团长，年纪尚轻，没有成家，经济并不宽裕，却收养了两名孤儿，直至他俩被录取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学习。两名孤儿毕业后，在陈泰运的手下任排长，在花园镇对日军作战中，不幸都阵亡了。　　1934年，陈泰运驻防江西省兴国县,有一天他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看见了一则求援启事，内容是南京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一名叫蒋次升的学生，父亲积劳成疾，无力供给他继续求学，写信叫他辍学回家。蒋次升不愿辍学，抱着侥幸心理登报求援，希望有好心人相助。陈泰运看完启事后，立即致信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何兆清（贵州省贵定县人），请他代为了解蒋次升的情况。得知情况属实后，陈泰运每月资助蒋次升10元。蒋次升赴美留学，陈泰运再次资助。蒋次升1950年学成回国，后来成为杭州农业大学一级教授，浙江省政协副主席。　　贵州《文史天地》2003年4期发表王品崇《爱国将领陈泰运》一文，对陈泰运则多有赞誉：“陈泰运在讨逆、北伐战争中，随军历经粤、湘、赣、苏、浙等省，参加大小战役20余次，英勇顽强，屡立战功。”“陈泰运率部驻苏北7年多……其左耳被炮声震聋，右臂受伤食指不能弯曲，仍身临阵地指挥作战。”　　1920年陈泰运考取南京高等师范（1921年改名“东南大学”），录取在数学系。陈泰运在“自传”中却介绍自己“长文学，擅弈棋，工策划，好冒险，布局能安步当车，临阵常身先士卒。”（见《黔人杂志》第17卷第2期20页）　　对陈泰运的介绍，以上文字是否恰当呢？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评价陈泰运？要全面地看问题，显然不能撇下陈泰运率领的税警团。　　北边来了税警团　　笔者的老家距青墩不远，小时候就听到人们谈论：税警团是从北开过来的，驻扎在青墩就不走了。那时，人民对税警团的认识简单又干脆：税警团是“和平军”，也就是汪精卫的“伪军”，属于“二黄”，不折不扣的汉奸部队。　　其实，上述认识未必准确。青墩的税警团只是陈泰运手下“两淮税警总团”的一部分。这支最初为国民党财政部为控制盐税而建立的武警部队，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顾系（顾祝同）、陈系（陈济棠）、戴系（戴笠）、缪系（缪秋杰）、周系（周佛海）等多个派系。陈泰运的“两淮税警总团”系1935年由淮南、淮北地域税警合一的部队，共120个小队和两个大队，计8000多人。原司令为曾锡圭。1938年冬，韩德勤借故将曾锡圭撤职，由李守维兼任税警司令。曾锡圭不服，1939年，官司打到重庆，国民党中央决定，让将官训练团集训期满的陈泰运晋升中将，接管这支部队。　　“是年，陈泰运赴苏北上任，到兴化向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报到。其时，税警总团已改为第八游击司令部，为韩德勤控制。韩不将军权交给陈泰运，并将其软禁在兴化，后经黄逸峰帮助，方得脱险。陈泰运逃出兴化后与李明扬取得联系，接管了第八游击司令部，部队番号仍恢复为两淮税警总团。”（1997年版《海安县志》第976页）　　亲何应钦的陈泰运掌管税警团后，税警团由“韩系”变成了“何系”。当时，该部队的各级主管为：总团长陈泰运；副总团长林叙彝；参谋长林叙彝兼；各处及直属部队参谋处长包毅；一旅旅长先丁从忠，后李其实；一旅副旅长胡伯敏；第一团团长先徐继泰，后陈振；第二团团长先胡伯敏，后张赛清；三旅旅长先杨君实，后林叙彝兼；三旅副旅长先吴兴起，后蔡亮；第五团团长徐容；第六团团长李浩；教导总队总队长李其实兼，后改教导队，队长蔡亮。（参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15辑《“税警团”始末梗概》，作者包毅为原国民政府财政部税警团参谋处处长。）　　从包毅的文章看，青墩的老百姓讲，税警团由“北边”开过来的，并没有说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8000多人的“税警团”，到了海安境内，怎么只剩下4000人左右了？　　大公报著名记者戈衍棣写过一篇《记苏北孤军》（见《民众周刊》1945年8期），有如下记述：“我离开上海以前，94军牟军长就同我谈过，他说，你如果去江北，你该好好地去看苏北的孤军。他们被隔绝在敌后，奋斗了八年，给中央在苏北留下了一息奄奄的命脉，实在是难得的。他们一定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还不为外人知道。你要用心去发掘，一定有大的收获。他们的领导人陈泰运先生，和我是同学，他自从到苏北以后，8年中从没有请求调训或藉述职到后方来　　过。他的新生的儿子已经八岁了，父子还没有见过面。”“廿八年，财政部仍令恢复为两淮税警总团，再度守备连云。敌人攻陷沭阳，连云腹背受敌，他们最后守备东连岛的孙达如连长，战至弹尽粮绝，率全连跳海，其壮烈精神，给我们奉命向盐阜转进的部队感召至巨。先生时常勉励部下以孙连长做榜样。到达盐阜地区以后，此一年间与敌作战共42次，颇收效果。”“三十二年春，又奉命编为苏北挺进军。他们又整理部队，训练民众，以图强自成，可是敌人是不会放松他们的，再次围攻扫荡。尤以1月5日俞九舍（泰县属）之役最为激烈。敌虽伤亡甚重，可是我们的第一支队大队长曹志、第七支队大队长张效贤也都牺牲了。此役官兵成仁共467人。第二部队司令李其实亦不幸被俘。”　　俞九舍战役之后，“苏北挺进军”政治部秘书田蕴兰写了《忠烈墓碑记》（田蕴兰为盐城人，后去台湾任大学教授），其中曰：“计自二十六年七月起迄三十三年六月止，凡作战452次，阵亡官佐420员，士兵6567人。”（参见《黔人杂志》第17卷第2期28页李永久《田蕴兰教授访问记》及24页《忠烈墓碑记》）　　8000余人，驻扎青墩时仅剩“4000人左右”，显然是战斗减员太多了。那么，税警团能否算抗日的英雄队伍呢？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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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时报【5版】史海钩沉05抗战时期的陈泰运与税警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