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有些国家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背后是传统增长模式的枯竭与转型升级的失败，传统增长模式的枯竭主要源自“追赶效应”的消失、不断上涨的要素价格、内外失衡等等。
& &新华网消息：据华尔街日报5月7日报道，探寻各国跨越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深度原因是一件苦差事，从数据采集到逻辑梳理，研究的难度较大，不仅涉及到经济层面的诸多原因，还涉及到政治、社会、文化等等诸多方面。中等收入陷阱的背后是传统增长模式的枯竭与转型升级的失败，传统增长模式的枯竭主要源自“追赶效应”的消失、不断上涨的要素价格、内外失衡等等，而转型升级的失败则可能源自制度缺陷或战略失误、国内经济的脆弱性、社会秩序的不稳定等等。“追赶效应”进入尾端 & &“追赶效应”描述的是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穷国在发展初期更容易实现持续高速增长。我们从全球产业链分工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角度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概念。贫穷国家在加入全球一体化分工的时候，贫瘠的技术积累、低廉的要素价格、匮乏的资本存量以及脆弱的产业结构等，一方面是前期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也为后期追赶提供了较大的增长空间。贫瘠的技术积累与低廉的要素价格，导致少量的资本投入就会大大提高单位劳动的生产效率；在本国资本存量匮乏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吸引外资的方式实现，而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可以为其提供发展契机；与此同时，在吸引外资的同时，国外相对先进的技术、设备与管理理念也会随之进入。 & &从生产函数的角度来看，穷国在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过程中，生产效率与资本投入会同时提升。国际经验显示，从低收入群体迈向中低收入群体的过程中，追赶效应会最为明显，进入中高收入群体之后，追赶效应带来的红利逐步减弱，代工式的传统模式下的弊端逐步体现。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变化可作为考察追赶效应较好的参考指标，但是一方面TFP指标是个后验的指标，另一方面计算起来太过复杂。我们可以换个视角来分析这个问题。基础产业中制造业的可贸易性程度最高,因此，我们可以对工业化率的变化展开分析。 & &韩国和日本同属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尤其韩国的发展历程很值得我们参考。由日本和韩国的经验来看，进入中低收入群体的过程中，工业化速度较快；进入中高收入群体之后工业化进程有所放缓，而在逐步接近以及进入高收入群体之后整个工业化进程结束，步入后工业化时代，一二产业的占比下降，第三产业占比趋势上行。 & &亚洲部分国家的发展历程也可以提供一些参考,如泰国和马拉西亚。马来西亚在1963年前后进入中低收入群体后工业化进程发展的比较快，但在1978年前后进入中高收入群体之后工业化进程明显放慢，近年来随着向高收入群体的门槛逐步迈进工业率开始出现下降；泰国在1995年前后步入中高收入群体之后，工业化速度较前期也开始减慢。拉美国家具有类似的规律，但整个发展历程反复无常、波动过于剧烈，人文、社会结构也与中国迥异，对我们的警示作用大于启发,尤其大家最常谈到的阿根廷，类似逆生长的发展路径，与中国的发展历程大相径庭。要素价格不再廉价 & &要素价格低廉，是穷国在追赶过程中的重要优势。但是，随着经济发展，这种优势会逐渐被透支殆尽，或者至少相对优势在下降，对于生产国这种特征表现的非常明显。我们以制造业雇员人均实际报酬作为衡量指标，审视一下主要经济体劳动力成本近些年来的变化情况。较为有趣的是,同时作为先发国家和典型消费国的美国、加拿大1970年代至1990年代劳动力成本的变化非常小，20年间劳动力实际报酬分别提升了3%和20%。相比而言，典型的生产国如日本、德国、新加坡、韩国等劳动力成本提升的非常明显。其中，日本、德国、新加坡20年间劳动力实际报酬分别提升70%、60%和70%；韩国作为典型的后发生产国，劳动力成本提升的最为明显，20年间提升了近四倍。 & &阿根廷、巴西、南非、马来西亚等曾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入“陷阱”前劳动要素的成本上升也非常明显，但随着经济在较长一段时期的停滞、波动加大等，劳动力要素的实际成本阶段性地出现过回落。 & &看到劳动力实际成本的上升，很多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该段时期这些国家的人口结构是不是出现了恶化。事实上，先发国家与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中，除日本部分时段略有回落，其他国家在这段时期的劳动人口占比普遍是在明显上升。尤其韩国最为明显，劳动人口占比在1970年至1990年之间明显上升，从55%左右提升至接近70%。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劳动力实际成本明显上升的阶段，劳动力占比也是在明显上升的，或者如阿根廷是基本持平的状态。因此，人口结构根本不是劳动力实际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 & &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逻辑，可以采用“两部门”模型解释(即“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如果将整个经济体分成“可贸易部门”与“不可贸易部门”，那么加入全球贸易分工会从两个层面导致劳动力实际成本的上行。首先，由于追赶效应的存在，可贸易部门的生产效率较融入全球产业链条之前出现明显提升，并导致可贸易部门的劳动力实际成本提升，并通过劳动力市场的流通带动不可贸易部门的劳动力实际成本上升。其次，如前所述，追赶效应会带动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可贸易部门的占比也会逐步提升。因此，“追赶效应”带来后发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要素价格的上升也是不可避免的，而要素成本的提升会逐步削弱后发国家在“追赶阶段”的国际竞争优势，或者说逐步消化掉了后发国家早期发展模式的相对竞争优势。内外失衡不断加剧 & &导致传统模式枯竭的另外一个因素，在于内外失衡的不断加剧。在美元主导的全球“三元结构”下，“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实现了良好的外部循环，但却加剧了主要参与方国际贸易收支的不平衡，以及国内产业结构的不平衡。 & &以美国、欧洲（德国除外）为代表的消费国，经常账户持续逆差，以德国、日本、中国、东南亚国家等为代表的生产国和以部分拉美国家、俄罗斯、阿拉伯国家为代表的资源国，经常账户则持续顺差。生产国与资源国持续顺差获得的美元等货币，最终又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等形式流回到消费国、支持消费国的过度消费。整个产业链条分工环环相扣，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生产国和资源国持续的顺差、消费国持续的逆差，与全球经济的不平衡持续存在。而且，在全球产业分工链条上定位越单一的国家，贸易不平衡的程度越深。 & &外部失衡主要表现为国际收支的不平衡，而内部失衡的出现，有时候源于事件性冲击的出现，更多时候则与该经济体的政治、文化乃至国民性等诸多原因有关。以拉美国家为例，普遍不喜欢储蓄，所以储蓄率历来比较低，但同时又要发展经济，所以只好靠借外债的形式弥补。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民主化运动风起云涌时表现的尤其严重，为讨好选民，政府对经济做出的承诺需要引入资金实现，于是外债规模不断增加，并最终导致了本世纪初拉美债务危机的出现。 & &内部失衡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国内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从主要国家出口商品结构的对比上，可以看出不同国家产业结构的大致情况。数据显示，拉美国家主要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出口附加值相对会比较低，而且出口对象往往比较单一。这使得这些国家抵抗冲击的能力非常差。当全球经济低迷，或贸易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初级产品价格会剧烈波动，那些出口占比较高、且初级产品出口占比较大的国家，由于在国际市场上没有议价权，往往受到的波及会更大。再叠加上脆弱的国内经济结构，就很容易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逻辑链，一直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较为低端的层次，无法实现真正的突破，也就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 &再一个视角，我们可以从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协调性上分析主要国家内部均衡与否的问题。举一个不太恰当但比较形象的例子，这就像一个人财富量与消费层次的匹配与否问题。工业化可以类比成一个人的财富量，城市化可类比一个人的消费层次。历史规律显示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同步提升；工业化后期及后工业化时代，工业化率逐步降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度会明显降低，但城市化率总体已经处于比较高的水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普遍存在城市化率超前，而工业化率不够或者工业发展还处于相对低等的水平。超前城市化导致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贫民窟的出现与社会问题的增多，贫困、失业以及混乱的社会秩序，导致更大的贫富差距与社会二元分化，毒品交易、暴力犯罪盛行，进一步扰乱社会秩序，导致更大程度的贫困，并加剧转型升级的难度。转型缺乏核心支撑力 & &事实上，融入全球产业链条的好处不仅包括早期“追赶效应”带来的快速增长，外向型经济还可以通过购买的方式获取国外相对成熟的技术、设备与管理（很多时候是从先发国家淘汰下来的），弥补本国资本积累不够、技术效率低下的不足。但是这在经济发展进入到一定阶段之后，会面临另外一重的阻碍，主要包括：先发国家设定的技术与贸易壁垒、知识产权保护、国际贸易规则的变化等。如果说早期生产技术的提升，主要依靠的是“山寨”，那么冲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提高产品的研发能力与核心竞争力。 & &成功冲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无疑都在发展过程中提高了对研发创新的重视度；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反之，对研发创新点不重视导致“追赶效应”之后产品竞争优势缺失、国内产业结构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下降。 & &从主要经济体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以及每百万人研发技术人员数量等指标来看，成功冲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研发对经济的贡献度都非常高，而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南非、马来西亚等曾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泥潭中较长时期的国家研发对经济的贡献一直很低。这使得他们在全球贸易链条上的分工定位，只能在较长一段时期维持在相对低端的位置，即便一度冲入高收入群体或中高收入群体，也会因承受内外部风险的能力较低，而经常出现经济的剧烈波动，无法实现真正的跨越。 & &本文作者邵宇是金融学博士，牛津大学John SWIRE学者，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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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威廉·康拉德·伦琴逝世
&&１９２３年２月１０日，德国物理学家、首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威廉·康拉德·伦琴逝世，享年７８岁。１８９５年，已是沃兹堡大学校长的伦琴在自己的实验室中反复试验，终于捕捉到了一种新的射线——Ｘ射线。伦琴将Ｘ射线的专利权毫无保留地公之于世，让它为全人类服务。Ｘ射线（又名伦琴射线）的发现，揭开了２０世纪物理学革命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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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在经过近几十年的飞速发展之后，目前东亚许多国家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随之而来很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日本则是个例外，它是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之一。总结日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
　　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日本实现了轻工业重工业第三产业的适时转换升级，完成了由“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再到“文化立国”的转变，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了物质文化基础。根据战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日本先后进行了四次大的产业结构调整。1955年后近 20年间，日本确立了贸易立国战略，实现了以重工业为主导，并以此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纤维是日本最主要的出口产品。20世纪70年代，日本通用机械、仪器、半导体和电力设备在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最大，机械行业在出口中占比大幅上升，其中汽车的迅速崛起带动了钢铁、石化等重工业和化工业的快速发展，机械电子工业逐步成为日本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又进一步加快了日本产业结构调整，重化工业比重明显下降，逐步提出以电子计算机、宇航等知识密集型产业作为主导性产业发展，并开始加快实施以产业“绿色化”为核心的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经济结构。尤其是从 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从治理恶性通货膨胀入手，调整产业结构，开发，开展“企业能耗瘦身”运动，大力开发节能技术、新能源和石油替代技术，并于1974年和 1978年提出了“日光计划”和“月光计划”。前者是太阳能、煤能、地热和氢能等新能源开发计划，后者强化对节能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提高效率，回收和利用尚未被利用的能源。同时，成立环境厅，加强环境立法，支持环境保护，明确了促进高能耗产业向节能型产业转变，以此来突破经济增长的资源能源制约，减轻环境污染的压力。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产业结构再次转向以最终为主，在政府推动下，以文化创意为发展方向的第三产业比重迅速提升，服务业成为日本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1995年，日本文化政策推进会议发表重要报告《立国：关于振兴文化的几个重要策略》，提出了 21世纪“文化立国”的战略方针。2001年度日本文化产业总产值约占GDP的18.3%，文化产业已成为仅次于制造业的日本第二支柱产业。
　　实施“科技立国”战略培育能力
　　由于“加工贸易立国”已经无法满足日本经济发展的需要，日本又确立了“技术立国”战略，并把它作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基本国策。20世纪90年代，在“拿来主义”、促进技术进步基础上，日本更加重视基础性和开拓性研究，进行自主技术创新，并制定“科学技术基本法”，进一步提出“技术创造立国”战略。此后又发展为“科学技术创造立国”战略，从而迅速实现了科学技术的赶超。
　　为了解决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20世纪 80年代以来，日本加快了培育国内自主创新能力的步伐。日本政府既从国家高度设计了一套培育国内自主创新能力的战略，又从政策措施、平台建设等，扶植民间研究开发活动，大力支持自主创新平台的建设，切实提高技术成果的转化率。20世纪 80年代初，日本通产省提出“技术立国”的战略口号，日本科学技术厅也提出了“科学技术立国”的战略口号，力图成为世界科学技术大国，这标志着日本技术进步从“模仿时代”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创新阶段”。日本政府通过实行税制优惠措施、补足金与委托费低息融资等政策优惠，加大对企业研发的支持力度，在政策上对民间部门研究开发进行大力扶植。“产官学”结合是日本在工业技术上通过引进、吸收、改良和发展等方式赶超欧美国家的成功模式。同时，日本政府还专门制定法律，促进“创新中心”型科技园区的建立，加快向电子工业时代迈进，并加大培育具有战略性的高新产业，大力培育自主创新能力。
　　实施收入倍增计划构建社会保障体系
　　在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上，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很多，但收入分配是其主要因素之一。一些拉美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社会分化严重，与收入分配相关的制度安排不能适应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需要。如巴西和巴拉圭，基尼系数分别为0.59和0.58。而日本之所以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与收入分配普遍比较公平是分不开的。
　　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经济进入“萧条”阶段。为了解决过度依赖投资带动增长、人口红利即将耗尽、个人消费不足等诸多问题，日本制定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首先，主要通过农地改革，加快水利化、化肥化和机械化进程，提高，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其次，通过确立最低工资，肯定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建立大小企业之间的分工体系，确立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紧密协调的社会分工合作体制，从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缩小工资差距和提高整个工资水平。再次，通过实施有效的教育政策，调整再分配。基础教育与中等教育的普及有效地增加了人力资本积累并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水平。另外，还于1961年、1969年和1977年先后制定了3个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力图实现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均衡发展。自1960年日本推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来，增强了市民购买力，刺激了民间投资增加，仅仅经过7年的努力，日本就实现了国民收入翻番，中等收入阶层明显增多。
　　与此同时，随着日本向高收入国家的迈进，也吸取了欧美福利制度的经验，构建了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福利体系。20世纪60年代，日本建立了包括年金、医疗、雇佣、劳灾和看护五项社会制度。20世纪 80年代起又重点实施收入、医疗、教育、居住四项基本保障计划。在 20世纪 80年代的泡沫经济尚未到来前，日本基本完成了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并积聚了足以抗衡后来出现的更严重、更长时间的经济衰退的力量。
　　言而总之，日本之所以能够较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既缘于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的转型升级，特别是实现了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也得益于较好地平衡了利益分配，控制了收入差距的扩大，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 （舒绍福）
　　（舒绍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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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做法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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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出现经济增速放缓、劳动力成本上升、外贸竞争优势削弱等现象，与坠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情况相似，引发了对我国是否也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及如何跨越该陷阱的讨论。日本和韩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做法为我国提供了有益借鉴，即调整产业结构，适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优先发展教育，提供充足的优质人力资源；加强公共服务建设，保障收入分配公平。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选择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并优化经济结构，采取积极措施扩大内需，深化分配体制改革。
　　关键词：经济转型，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方式，路径选择
　　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导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特殊的矛盾和问题，如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创新难度增大、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外需拉动作用减弱、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及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这些问题的出现使我国面临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日本和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举措对我国有一定启示意义。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
　　世界银行把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分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四个类别。纵观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发展历程，在过去的50年中，只有少数国家完成了从中等收入水平向高等收入水平的跨越，大多数国家在迈进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发展处于长期停滞状态，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世界银行将这一现象称为中等收入陷阱。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如果坠入中等收入陷阱，将会出现经济增速回落或停滞、社会秩序混乱、财富分配严重不公、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诚信缺失等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坠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些国家或地区实现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常见现象。已经成功跨越陷阱的72个高收入国家和地区所花费的时间各不相同，如美国用了16年（年）完成了人均GDP从3000美元到10000美元的跨越；加拿大用了14年（年），日本用了8年（年），韩国用了13年（年）。而伊朗和马来西亚虽然人均GDP分别于1983年和1992年达到3000美元，但至今仍未突破10000美元。阿根廷、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四国分别于1986年、1990年、1994年、1996年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但之后这些国家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攀升、社会矛盾激化、群众抗争此起彼伏，沦为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
　　目前，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在未来发展中如何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我国2010年人均GDP就已达4396美元，但近年出现了产业结构低端化、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地方政府负债率攀升等现象。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国外向型经济遭到重挫，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亟待调整，改革前期积累的社会矛盾进一步凸显，基尼系数已突破现有经济学理论中的合理界限。如果不能彻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放任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则有引起经济发展停滞而坠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因此，借鉴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和韩国的经验，深刻吸取跨越失败国家的教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日本和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做法
　　二战后，日本和韩国抓住了世界局势相对稳定、发达国家产业升级转移的有利时机，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资本和管理经验，迅速扩大经济规模，不断提升产业（重点是高端制造业）的质量和结构，并结合自身优势，大力提高出口商品中高科技和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升级，在保持本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及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最大限度地保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不仅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实现了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东亚奇迹&。日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做法有：
　　（一）调整产业结构，适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各产业的发展都有幼年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不断提高，新兴产业不断涌现，并不断从新兴产业衰变为夕阳产业。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大大缩短了传统产业的生命周期，这就要求后进国家不断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日本通产省大致每十年就推出一个产业结构升级方案。上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日本提出&发展创造性的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构想，主动改变上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石化、钢铁等重工业主导的产业结构。通过公共投资、财政补贴、减免税额和低息贷款等优惠措施，大力扶植以电子业为主导的加工产业，通过微电子技术的突破带动了传统机械制造业的升级。上世纪70年代末，日本已形成数控机床、计算机耗材、家电制造、医疗器械等新兴产业为主导的新型产业结构。这一产业结构的调整，为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赢得较大优势，使其产品迅速进入欧美市场，并占据了东南亚和中东北非市场的主要份额。上世纪80年代，日本已在许多尖端领域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尖端技术产品输出国。
　　韩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与日本如出一辙，也走过了一条&轻工业&&重工业&&现代服务业&&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路径。1983年以后，韩国把产业结构发展的重点由重工业转到第三产业。至1988年，韩国第一产业比重已降至11%，第三产业升至58%；在出口产品构成中，工业产品占97%，农副产品占比不足3%。此外，韩国紧紧抓住市场需求的变化，主动调整产业政策，确定骨干企业、重点产业和企业集团，大力扶持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航空航天等新兴行业。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韩国已形成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
　　（二）优先发展教育，培养优质人力资源
　　人力资本是推动中等收入国家向上突破的重要因素。为满足国内经济发展需要，日本从实用主义出发，大力发展与现代经济和高新技术紧密相关的学科专业。至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在校工科大学生是理科大学生人数的6倍，人文社会科学大学生只占总数的13.9%。日本实施了偏重培养实用型人才的教育发展战略，这种教育制度安排为日本经济腾飞提供了大量优质技术人员。在这一人力资本政策的支持下，日本在年间，其高技术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比重由7%上升到19%。
　　韩国上世纪80年代以后把终身教育原则写入《宪法》之中，并把教育改革作为政府的重要工作内容。通过制定《长期综合教育计划》（1971年）、《面向2000年国家长期发展构想》（1985年）等政策，从制度上提高基础教育入学率和高等教育办学水平。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为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快速实现工业化提供了优质人力资源。韩国的私立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系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私立学校覆盖了从小学到大学、研究院在内的整个教育体系。韩国鼓励大企业、大财团出资兴办与本行业密切相关的职业院校和高等研究院，世界知名品牌三星、大宇、金龙、现代等都自办学校，形成了产、学、研紧密融合的人才培养体系。韩国还在航海、精密仪器、机械制造、金融服务等行业中划定了20多所重点私立院校，在图书购置、实验耗材、办学经费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鼓励其与公立大学展开竞争、走出国门，加强与世界先进国家合作办学。
　　（三）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保障收入分配公平
　　中等收入阶段既是一个经济转型期和爬坡期，也是社会矛盾凸显期。处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各国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换，此前的经济发展战略往往不能延续，导致经济增速放缓，而前期积累的社会矛盾等往往会乘势爆发。因此，有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陷阱，更是一个社会发展陷阱甚至是综合陷阱。日本、韩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特别注重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很好地消化了前期社会发展积淀的矛盾，保证了经济社会的平稳快速发展。
　　日本强调按照个体能力和社会贡献作为主导分配的原则，但日本对年老、失业、残疾和经济活动能力较差的特殊群体，提供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服务，保证他们的最低生活权利，最大限度确保收入分配公平。日本早在1958年就推出面向一般国民的医疗保险，1961年又实行日本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和国民养老金制度。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期，这些制度使数千万日本中下层阶级受益。日本通过累进制税率等税收政策、年金制和社会保险等二次分配措施，抑制了两极分化问题的恶化。日本基尼系数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期一直维持在合理区间，1972年为0.314，1975年为0.346，1978年为0.338，1981年为0.314。
　　韩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期居民收入分配情况也较为合理，基尼系数多处于0.35-0.40之间，1980年为0.39，1985年为0.36，1993年为 0.31，2000年为0.32。
　　由此可见，日本和韩国在中等收入阶段对收入分配的合理调控、对低收入群体的补助是缓解社会矛盾的重要举措，这也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共同经验。
　　三、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
　　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并借鉴日本和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断优化产业结构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并积累巨额财富的同时，也遇到了经济发展的瓶颈：工业能耗占全国能耗总量的71.3%，铁矿石进口量达世界铁矿石贸易总额的70%，原油进口量超过一半，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60%，能源消耗增速多次超越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低增长质量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充分表明，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传统的GDP本位增长观亟需变革，甚至可以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已成为我国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直接关系到未来几十年我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我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未来能否主动彻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能否实现从低水平、低质量、不可持续的发展转变为高水平、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在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一，要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机遇，淘汰机电、水泥、印染化纤、电解铝等高污染、低附加值的落后过剩产能，大力发展电子计算机、航空航天、大规模集成电路、高级医疗器械等知识密集型产业和高附加值的新兴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二，要优先发展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第三，要充分重视金融业，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重点建设以金融为龙头的产业集群高地，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第四，要优先发展具有高端竞争力的产业，如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具有竞争优势和提升空间的产业、具有系统集成能力的产业等。
　　（二）扩大内需，构筑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出口两驾马车拉动。入世十年后，我国已成为第一出口大国，出口占GDP比重高达25%-30%，远超过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同时，利用外资的规模和质量也有较大提升。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的投资和出口均遭到重大打击，国内经济下行风险或滑坡风险不断增大，保持经济健康持续增长成为目前的重要议题。据世界银行预测，欧、美、日、韩等传统出口市场都面临经济放缓、需求低迷、复苏乏力的问题，我国出口增长面临严峻挑战。因此，下一步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要由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为主，转向以投资、出口、消费协同带动。
　　要构筑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就要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加强自主创新在经济竞争和综合国力较量中的地位和作用，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要将汽车、家电、电子产品、文化产品等新兴消费热点培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关注3G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的应用，拓展消费领域，延长消费链条，挖掘消费潜力。同时，要扩大对外投资行业范围，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扶持重点企业、企业集团和有能力的民营企业走出去开设生产和研发基地，扩大优势产品、自主品牌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提升出口产品工艺设计经营能力，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三）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加强公共服务建设
　　目前，我国城乡差距、行业间差距、不同社会群体成员间的差距及最高收入人群与最低收入人群间的差距，都比30年前扩大了许多倍。基尼系数1988年为0.382，1995年为0.455，2002年为0.454，2007年为0.48，2010年高达0.5。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已成为当前的重要议题，也是全社会形成的改革共识之一。这就要求必须把改善国民收入分配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任务，保证经济发展的效率与公平相统一，以推动更加注重公平的再分配为切入点，改善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要加快金融、电信、电力、石油等重点行业和垄断部门的分配体制改革，建立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的竞争规则，破除阻碍社会资本和民营资本进入该领域公平竞争的体制障碍。要加快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数量和种类，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覆盖人群，优先发展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方面的公共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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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韩师光（1983-），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宏观经济政策；李建柱（1982-），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宏观经济政策。
来源：&《经济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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