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同盟的裂痕
　　何种市场主体可以和地方结成利益同盟？其决定因素在于这个主体能给地方政府带来多少资金。在1990年代的分税制和金融改革之后，国家的财政和金融资源实现了向中央的过度集中，在中央对地方正常的财政转移支付之外，还形成了另一套“民间转移支付”系统。这个系统的主角之一是房地产商，另一个则是央企。
　　地产商的运作模式，可以看作是从国家控制的银行中通过开发贷和个人购房贷获取资金，投入地方的城市开发。而这一点，央企同样可以做到，而且其获得的资金成本可能更低。央企直接在地方投资巨型项目，瞬间便为地方的经济数据增加了分量。尤其在那些缺乏明显中心城市的区域，比如西北地区，地产商资金进去很少，因而央企成为这套“民间转移支付”系统的主角。
　　事实上，在中西部很多欠发达省区，当地每年公布的当地企业10强或50强，大部分都是驻地央企。公开数据显示，2002年末，央企的资产总额为7.13万亿，而2013年末，这个数字超过了35万亿元，约为11年前的5倍。这一时期，央企投资其实成为地方经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没有央企进驻，有些地方的经济数据根本没法看。”中西部一位长期参与经济规划制定和数据统计的厅局级官员对《南风窗》记者分析，比如央企建一个厂，建厂会创造GDP，而建厂之后，每年的产出又可以计算GDP。对着眼于“数据政绩”的地方官来说，引入一家央企便一劳永逸，是任内最大政绩。
　　但不能被忽略的问题是，央企对地方经济的拉动有着天然的缺陷。首先，地方官的短暂任期和央企的“利益集团化”，使得双方的“交易”往往存在不对等。简而言之，地方官只管任内的招商引资和GDP政绩，做的都是“一锤子买卖”。但央企却日益形成稳固的利益集团，后者会更多考虑“长期利益”，因此时常会签“不平等条约”。
　　在中西部部分省市，当地政府对一些入驻央企竟只会一次性征收环境补偿费用。再以石油化工企业为例，其在油区一直有增产动力，因此会采取诸如“注水采油法”等节省自身成本，但把环保成本转移给地方的办法。但地方政府当初的协议却并未把环保成本的上升考虑在内，而是把问题留给“下一任”。在这种情况之下，地方和央企的环保“纠纷”必然爆发。
　　除了“不平等”带来的“同盟”不稳定之外，央企对地方经济的拉动也逐渐呈现出疲态。一直以来，央企对地方经济的拉动很大程度是通过其资产的扩张来实现的，但扩张并非没有边界。《南风窗》记者查阅国资委[微博]网站数据发现，2009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比上年增长19.5%，2010年的数字是16%，而在2013年，扩张增幅下滑更明显，仅为11.7%。
　　再以营业收入为例，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和2013年，中央企业营业总收入增幅分别为6.4%、32.9%、20.8%、9.4%和8.4%。可以看出，在年，央企营业收入增幅都高于GDP，它们无疑是中国拉动经济，应对金融海啸的主力军。但增速放缓在所难免，2014年上半年，中央企业营收同比仅增长5.1%，远低于上半年7.4%的GDP增幅。
　　尽管央企营收和地方GDP增长并不存在直接关系，但分析认为，央企投资和增长放缓导致其在拉动地方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比例逐渐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央企在地方的增长拉动“系统”之中的“系统重要性”开始降低，矛盾便会显露。不过，这个维持数十年的利益同盟之所以出现明显“裂痕”，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当经济下行，地方政府的关注点开始悄然转变。
　　“钱”还是GDP？
　　显而易见，真金白银总比GDP重要，特别在经济下行的时点，税收比什么都让人揪心。以上厅局级官员告诉《南风窗》记者，目前，央企进驻地方之后的税收主要面临一个“身份问题”。如果央企在地方设立的是子公司，那么大部分税收都要交给地方，但现实中，很多央企为加强北京总部的控制，采取了“中央集权模式”，即只在地方设立分公司，这也意味着交给地方的税收很少。
　　2010年，陕西省政府的高层官员就公开抱怨，省属国企延长石油采掘1吨油交给地方的税收为680元，而央企中石油采走1吨油只交给地方60元，两者相差10倍。该官员还说，央企在当地进行天然气开发，开发1立方米气留给地方只有1分钱，而地方气源地要用气，必须去中央要指标。
　　除了税收和GDP的不匹配，环境污染更可能危及一些地方的最重要的现金流来源— 楼市。在沿海部分城市，由于主城区地段开发殆尽，政府开始向海滨或者江滨要地，但石油石化企业多建在水边，因此它们严重影响了地价。在地方土地出让金下滑，并且没有“好地”可卖的情况下，对央企施以环保压力，即便不能让央企搬走，也可以改变地方政府在税收、投资等方面对央企“议价能力”较差的局面。
　　事实上，地方政府对央企的“议价能力”较差，很大程度在于部分央企正逐渐成为利益集团，其背后“树大根深”。根据公开报道，地方对央企的环保问责，主要发生在十八大召开之后，特别是2013年下半年和2014年，其中诸如“冻结账户”等手段也主要是出现在央企反腐大潮推进之后。因此有分析认为，此前双方相安无事，并不排除部分地方官员“畏惧”央企背后的强大力量。
　　央企固然强大而傲慢，但换个角度看，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的污染源主要都是来自于中小企业，而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远比向央企要环保成本难。一直以来，地方政府对中小企业的环保问责不足很大程度在于腐败。
　　《南风窗》记者统计发现，仅公开报道显示，2014年以来，地方落马的环保局官员已超过20人，地区范围涵盖了中西部和东部沿海，其中不少都是主掌当地环保权杖的厅局级。以敢于对央企“叫板”的江苏省为例，近年来，该省环保领域职务犯罪发案数量逐年上升。统计显示，2009年该省立案查办环保领域职务犯罪仅6人，2010年升至20人，2011年为30人，2012年为40人。从查办的案件看，具体表现在监管人员收受贿赂，对企业排污放任不管，有的甚至伪造检查报告。
　　“央企要管，但中小企业和民企更‘唯利是图’，监管更不能松懈。”以上厅局级官员对《南风窗》记者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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