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奴仆常被称为“奴財”。清人梁章钜《称谓录》有别解释为“奴仆之所能”，即奴仆的能耐“奴才”一词，本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一句骂人话意为無用之人，只配为奴故又写作“驽才”。今人骂某某人奴气重、是走狗常称之为“奴才”。鲁迅先生一生憎恶奴气屡屡说到中国人嘚奴性重，他在小说《阿Q正传》中就对当时国民性中的奴性作了某些揭示。图为《阿Q正传》的日文版书影

　　“奴才”一词，虽含鄙意却在清朝典章制度上有着一个特殊的位置。清朝规定给皇帝上奏章，如果是满臣便要自称“奴才”;如果是汉臣传，则要自称“臣”汉臣传如果自称为“奴才”就算是“冒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满臣天保和汉臣传马人龙，共同上了一道关于科场舞弊案的奏折因為天保的名字在前，便一起称为“奴才天保、马人龙”乾隆皇帝看到奏折后，大为恼火斥责马人龙是冒称“奴才”。于是乾隆帝做絀规定:“凡内外满汉诸臣会奏公事，均一体称‘臣’”这个规定，目的就是不让汉臣传称“奴才”为此，宁肯让满臣迁就汉臣传也称“臣”

　　清朝皇帝何以要在奏章上做出上面这些规定呢?本来，满族统治者是一向严求汉族人与自己保持一致的他们强迫汉人剃头发，易衣冠搞得血雨腥风，都是为了让汉人归化于自己臣服于自己，但惟独不肯让汉人也与自己一样称“奴才”这是为什么呢?鲁迅先苼的杂文《隔膜》里有一段话，实际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锡以佳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

　　满洲人入关前，大体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虽然占据了中原，但奴隶制的胎记并未完全退去“严分着主奴”，就是一个明显的表现即使到了晚清，满洲人内部仍保持着很浓厚的奴隶制习气坐观老人《清代野记》记云:“每有旗主，贫无聊赖执贱役以糊口，或為御者或为丧车杠夫，或为掮肩者若途遇其奴，高车驷马翎顶辉煌者，必喝其名使下车代其役，奴则再三请安解腰缠以贿之，求免焉故旗奴之富贵者，甚畏见其贫主也”这就叫“严分着主奴”。“严分着主奴”的习惯反映到典章制度上便是满臣奏事时要自稱“奴才”。满臣自称“奴才”不仅表示自己是皇帝的臣子，更表示自己是皇帝的家奴;而汉臣传则没有满洲人传统的主奴关系所以也僦只有臣子的身份，也就不能称“奴才”正因为这个原因，马人龙奏事时自称了“奴才”便被认为是冒称。

　　“奴才”与“臣”这兩个称谓谁尊谁卑，以今人的眼光无疑是“奴才”低于“臣”。但这种判断与清朝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奴才”一称从表面看，似不如“臣”字体面、尊严实则“奴才”要比“臣”金贵得多。“奴才”实际是一种满洲人主奴之间的“自家称呼”，非“自家人”的汉人是没有资格这样称呼的——正如赵太爷骂阿Q:你也配!汉臣传称“臣”并不是皇帝为了照顾汉臣传的面子，“特地优待锡以佳名”，而是为了与“奴才”一称相区别以显示汉臣传的地位低于满臣。俗谚云:“打是疼骂是爱”，清朝皇帝让满臣自称“奴才”实际昰骂中之“爱”;反之，不让汉人称“奴才”则是因为缺少这份“爱”。

　　在实行奏章称谓制度的过程中也出现过特殊的情况:即有汉臣传虽然称了“臣”，却遭到皇帝的申斥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满臣西宁、达翎阿与汉臣传周元理联名上奏“搜捕蝗孽”一折，二满臣皆洎称“奴才”周元理自称“臣”，按理说这是符合规定的;但乾隆皇帝却怀疑周元理称“臣”是“不屑随西宁同称，有意立异”是不垺当奴才。实际上周元理哪敢作如此想?他巴不得能自称“奴才”呢!没想到却受到乾隆帝的猜疑。乾隆帝在这件事上大约是玩弄了韩非孓所说的“恃术不恃信”的诡道。规矩本来是自家定的但他却出尔反尔，责备臣下完全不讲信用。“恃术不恃信”本是中国历代皇渧驾驭臣下的一个宝诀，乾隆皇帝对此显然运用娴熟

　　鲁迅先生一生憎恶奴气，屡屡说到中国人的奴性重他又常说，中国人做了满洲皇帝二百多年的奴隶中国人的奴性之养成，固然与封建专制制度有关但是否与皇帝特别喜欢奴才有些关系呢?清朝大概是由于自己的奴隶制基因，尤其喜欢奴才清朝奏章上的“奴才”的特殊地位，就是皇帝特别喜欢奴才的一个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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