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宣部、中国文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第一期专题培训研讨班综述
　　新华社北京１月２６日电
题：催生属于这个时代的文艺——中宣部、中国文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第一期专题培训研讨班综述
　　新华社记者周玮
　　“要处理好文艺与时代的关系，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下工夫，催生属于这个时代的文艺”“要推动我国整体艺术水平的提高，不仅要提高创作水平，还要注重提高公众的艺术素养和审美水平”“文艺评论不仅要在传统媒体上拥有话语权，还要切实占据网络阵地的制高点，在时效性、针对性上下工夫”……落实中宣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全国文艺骨干和管理干部培训工作规划》，中宣部、中国文联１４日至１８日共同举办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第一期专题培训研讨班上，学员们努力学深讲话原文、领会讲话原意、悟透讲话原理，理解和把握讲话的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热烈讨论，积极建议，问题导向鲜明、全局性针对性强，反映了强烈的责任意识和主人翁精神。
　　此次研讨班拉开了全国文艺骨干和管理干部培训的大幕。根据中宣部等的统一部署，中国文联将对全委会委员和各全国文艺家协会会员约１１万人进行培训。
　　努力实现文艺创作从“高原”攀上“高峰”
　　如何创作出优秀作品，努力实现文艺创作从“高原”攀上“高峰”是培训研讨班讨论的焦点。
　　“前些日子，王蒙同志得了茅盾文学奖，他送了我一本书，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意思是一个人要向着自己行当里的最高峰去追求。”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剧协顾问李维康说，“我们要创作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伟大作品。于每一个文艺工作者而言，就要实事求是地认识自身条件，做到自身能够达到的最高标准，奉献给人民。”
　　中国剧协主席濮存昕说：“我们戏剧行当，碰在一起说得最多的就是如何把传统文化传承下去。”让不少戏剧人忧心的是：现在很多新的戏剧都不讲故事了，但爱看故事的观众还是喜欢在老戏中品味技法。如果下一代不学技法，不接前辈的气儿，那文化就没根基了。“我们有责任把传统文化的传承担当下来，把好的东西展现给一代又一代观众。”濮存昕说。
　　实现文艺从“高原”到“高峰”的突破，还需文艺评论的有效推动。在天津市文联常务副主席万镜明看来，现在的文艺评论存在两个极端：一个是非理性，不好意思说真话而一味地捧，或是网络上比较偏激的宣泄；一个是过于理性，看似学术含量很高，但回避了一些尖锐问题。她认为，说真话，是对评论家的基本要求。
　　推动文化“走出去”，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释中国精神、展示中国风貌。而目前走出去的精深作品不多，在国外举办音乐会总是《赛马》《春江花月夜》这些作品，戏剧舞蹈也总是那几个作品演来演去。中国文联国际联络部主任董占顺提出，文化“走出去”，不能仅是传统文化“走出去”，还得讲好当代中国发展的故事，讲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永远为生活为人民而抒怀、高歌
　　近些年来，中国民协副主席、吉林省文联副主席曹保明一直在做抗战老兵口述史文化工程，从采写、记录到整理，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几乎忘记白天和黑夜。他说：“文艺，就应该是感情，就应该是牵挂。没有生活，就没有感情，也不会有乡愁和牵挂。我们要记住生活给予我们的养育，永远为生活为人民而抒怀而高歌。”
　　分享一年来参与“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心得，专题培训研讨班学员感觉收获颇丰。
　　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蒋巍曾遇到一位患了老年痴呆症的老兵，妻子、儿子谁都不认识，但只要问他叫什么、哪个部队的，他会立即准确报告。蒋巍深受感动：“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感受，后来我走遍南疆、北疆，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致以共和国的敬礼》。创作的灵感和激情包括所有细节，都来自于人民的生活创造。”
　　据全国公安文联主席祝春林介绍，新中国成立６０年到６５年的５年间，一共有２１６１位公安干警牺牲在自己的岗位上，平均年龄４２．３７岁，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段。“每天都有新故事、新英雄涌现，特别需要更多文艺工作者深入到我们火热的斗争生活当中来进行创造。”
　　中国水利文协副主席王经国也表示，水利系统有１００多万职工，水利人在治水、管水方面，付出了很多艰辛，产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希望更多的文艺家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水利题材文艺作品。
　　培养文艺人才建设德艺双馨队伍
　　“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的重要讲话中提到文艺创作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抄袭、机械化生产等等。对此，我们需要追根溯源查找原因。”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张宏认为，现在学校教育中，美学教育占比太低，很多大学生没读过几本名著，缺少基本的文艺素养，人才队伍建设成为推动文艺繁荣发展的当务之急。
　　如何加强队伍建设？怎样更加广泛地团结引导新的文艺组织和文艺群体？
　　中国影协副主席、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谈到，虽然电影事业发展迅速，但在电影教育方面还有很多不足。“作为艺术领域的行业协会和教育机构，如何增加凝聚力，团结年轻人，更好地为他们牵线搭桥，帮助他们成长成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工作。”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沈强则提出，要把体制外文艺工作者纳入工作范畴，加以正确扶持和培养。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影协副主席奚美娟谈到自己的担心：“现在很多中戏、北电、上戏等专业院校出来的学生都签约到经纪公司。影视界近些年出现了一些负面的东西，其实跟这些快速发展起来的经纪公司缺乏监管有一定的关系。一些经纪公司为了捧红这些签约的演员，可谓不择手段，慢慢也导致这些年轻演员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发生了偏移。”在她看来，文艺人才的培养离不开良好环境的培育、熏陶，对经纪公司的监管必须引起重视。
　　打造“文艺工作者之家”
　　围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联组织提出的要求——充分发挥优势，加强行业服务、行业管理、行业自律，真正成为文艺工作者之家，学员们各抒己见。
　　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宋妍提出“家＋”模式，把文艺家协会的工作职能从“家”延伸到“界”，包括现有的专家会员、专业人士，还有在文艺爱好者当中有号召力的人。这样，文联既守住专业的根本，也体现出枢纽的作用，团结凝聚更广大的文艺工作者。
　　河北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解晓勇认为，应从“三性”出发去理解文联职能：一是政治性，要从政治上引导好；二是先进性，通过示范引领，树高峰、抓精品、育人才，形成对艺术家群体的吸引；三是群众性，加强联络服务，要实现社会的全覆盖。
　　“文艺家协会是文联工作的主干和基础，要深入研究协会的组织体制、活动方式、会员管理等适应今天文艺界新形势的机制体制；延伸工作手臂，通过多种途径带动各级文联，形成全国文联一盘棋局面。”内蒙古自治区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张宇说。
[责任编辑:文艺家热议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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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
——文艺家热议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１６日电（新华社记者 姜潇）１６日下午，中国文联在京召开文艺家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与会文艺家畅谈学习体会，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内涵丰富，思想深邃，是对文艺工作者的巨大鞭策，也是下一阶段文艺工作者的总动员令。
中国音协分党组书记徐沛东说，昨天我有幸亲耳聆听了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受鼓舞，倍感亲切。总书记说，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我理解，落到音乐工作上来，就是要让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的音乐文化艺术，最终回馈于人民、惠及人民。音乐是情感的艺术，要积极推动艺术家的基层生活与实践，从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中挖掘素材，从人民群众的审美需要中汲取灵感。文艺工作者唯有准确表达民族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时代主旋律，方能艺术生命常青。要勇于做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这也是每一位艺术工作者个人艺术梦想的终极目标。
“‘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总书记的话，字字珠玑，发人深省。”中国曲协主席姜昆说，近年来随着社会多元文化大环境的变化，是非美丑似乎没了界限，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似乎要被摒弃丢掉，令多少志士仁人忧心忡忡。作品是文艺工作者的立身之本，总书记的话为艺术工作者吹响了前进的号角，让我从新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静下心来，与时代同行，在习总书记讲话的鼓舞和引导下，努力创作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请时代与人民检验。
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说，总书记在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近现代，在西方强势经济和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下，我们的民族文化自信心有所缺失，审美评判标准和文化价值观念出现了混乱现象。文艺工作者更要注重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美学精神，增强中国文化在国际的影响力，创作出有中华民族特色，无愧于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我没有亲临现场聆听总书记的讲话，我是在《新闻联播》和网上听到看到讲话内容的。”中国影协副主席王兴东说，“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总书记的讲话是今天文艺创作方向的导航仪，它解决了面对市场竞争走什么路的问题。不做市场的奴隶，要做人民的代言人。我们不要总想着这个本子怎么卖钱、片子怎么赚钱，而是要多想想怎么传播核心价值观，怎么弘扬时代精神，怎样更加心怀宽广地做人民美好灵魂的发现者和表现者。只有这样，才对得起“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
“作为一名专业演员和艺术教育工作者，我义不容辞要表达自己的认识和想法，并付诸于具体的行动。”上海戏剧学院音乐剧中心主任王洛勇说，总书记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在今天尚显浮躁的影视圈里，总书记的话让我们对文化的健康发展和文明进步充满信心！文艺工作者一定要为人民服务，把人民作为主角，俯下身来向人民学习，用作品反映当代人民生活的真实风貌，用生动的具有感召力的方式引领社会，让我们的社会成为讲文明、懂道德、有骨气、有底气的社会。
责任编辑： 吕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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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网2014中国文化热词：文艺工作座谈会、时间都去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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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2014中国文化热词：文艺工作座谈会、时间都去哪了……
　　（年终报道）２０１４，中国文化热词
　　 ２０１４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开启了文化建设的新局面。这一年，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渐成文化建设的重大自觉，不少国人踏上了文化“寻根之旅”，礼敬优秀传统文化成了“最炫中国风”。
　　 这一年，许多人都是“蛮拼的”，许多人都在感慨“时间都去哪了”，于是，许多人都在呼吁“且行且珍惜”，许多人都在哼着“小苹果”、“心花路放”地接受着各色新奇的“ＸＸ挑战”，传递温馨、快乐与关爱……
　　 ――新时期的文艺工作座谈会
　　 ７２年前，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启了人民文艺的崭新纪元；７２年后的２０１４年１０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新时期文艺工作座谈会。此次座谈科学地回答了新时期事关文艺繁荣发展的系列重大问题，是推动我国文艺繁荣发展、开创文化建设新局面的行动指南。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专家认为，向世界亮出“中国名片”需要一个“接地气、有创意”的切入口，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恰好为我们提供了绝佳的“抓手”。
　　 这一年，我们更关注古诗词节目、汉字书写大赛，北京ＡＰＥＣ会议上的“新中装”令世界惊艳。“我相信，不管将来子女走到什么地方，从事什么职业，中华诗词都将成为其人生的文化底色。父母亲不可能永远陪伴孩子，但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族认同感，会永远陪伴着他们。”“宝宝念诗”微信公众号发起人韩可胜说。
　　 ――时间都去哪了？
　　 ２０１４年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一曲引发了人心的共鸣，对亲情的浓浓呼唤更是瞬间钻入心肺。此后，围绕着“时间都去哪了”的主题，网民们分享着对亲人及过往的满满回忆。“就在我忙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突然听到了这首歌，果断决定回家吃饭。”“时间都去哪了，已经成为朋友间一点伤感而温馨的问候……”网民们说。
　　 ――中国电影“心花路放”？
　　 ２０１４年，《心花路放》摘得国产电影票房冠军，至此，国产电影史上票房前三名全部被喜剧片“霸占”，轻松的题材、轻巧的成本、轻快的风格成为新时期中国电影一个重要“流派”。
　　 电影人分析，以《心花路放》为代表的“轻电影”的成功离不开互联网思维指导下主创品牌和营销渠道；而影评人则认为，它们的“叫座”关键还在于嬉笑怒骂间，反映了社会现实和普通人心态。不过，平心而论，与《星际穿越》等引进大片相比，中国电影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追赶。
　　 ――明星“且行且珍惜”
　　 “恋爱虽易，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明星丈夫陷入丑闻后，明星妻子马伊俐的发声令人唏嘘。公众人物当自重，这一年，当一些明星嫖娼、吸毒的消息传来后，社会公众更希望他们能够吸取教训、遵守法律、遵循道德，“且行且珍惜”，莫做坏榜样。
　　 ――小苹果
　　 韩国有“鸟叔”，我们有“小苹果”。除却歌词朗朗上口，曲意“平易近人”，其传达的诙谐、豁达和喜乐，也是其感染人心的重要因素。网民称《小苹果》是中国“全民神曲”，而《小苹果》的“征兵版”“广场舞版”等也迅速走红网络。
　　 ――ＸＸ挑战
　　 ２０１４年夏天，“冰桶挑战”从海外风靡至国内，科创界的众多大佬、武侠门派的英雄好汉，纷纷参与其中。在上述创意启发下，“微笑挑战”于１１月蹿红网络。众多　“８０后”“９０后”参与者说，此举传递了快乐、温馨和正能量。（记者俞菀、王琳琳）
(责编：邹少欢、庞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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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中国现代文化道路选择
民族复兴网
　　卢燕娟
　　本文从中日战争的背景出发重新讨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文简称《讲话》）。这意味着： 将视野从党派文艺、政治文艺的局限中解放出来，在现代世界历史和中国千年文化道路交错的大视野中，重新理解《讲话》在现代中国甚至现代东亚文化道路选择中的意义；重新看待《讲话》作为战时文艺方针与根本文化道路之间的复杂关系。
　　1937 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是一场从军事到文化的全面战争。文化领域，日本方面，“大东亚共荣圈”概念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该理论并存着反对东方文明失败论调的亚洲视角和压抑中国合法性的侵略视角从正反两方面激发了中国内部的自我反思和重建。中国方面，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官方意识形态以“道统”为主要资源，试图借助民族精英主义，重建文化帝国传统与“大东亚共荣圈”抗衡；延安共产党在与国民政府共御外侮的斗争中开创了人民文化道路，超越了“道统”的阶级和历史局限，发挥了空前的动员、凝聚和组织力量，不仅赢得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更创建了新的人民共和国。
　　最终，中国文化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岔路中，选择的道路可谓既不同于传统中国，亦不同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甚至也有别于苏联。这条文化道路的根本原则和阐释虽然体现在毛泽东《讲话》中，但其最终成为中国现代历史的现实选择，却绝非任何人的个人意愿所能左右。这是在外国侵略所带来的国家主权、民族生存、文化合法性的全面危机中，中国人民重新反思和选择自己文化和命运的结果。从 1943 年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到 1945 年毛泽东《两个中国之命运》，历史的选择有着深刻的必然性。
　　另一个不应该忽视的问题是，这一选择产生于危机中。这一点决定了这一文化道路内部存在着的本质观念层面与临时策略层面的矛盾和张力。危机过后，必然存在着如何自我评价、如何处理调整转型与继承坚持之间的矛盾问题。
　　一、《讲话》的背景：“大东亚共荣圈”与“道统中国”的对峙
　　在中日战争的具体环境中考察《讲话》对中国文化道路选择的意义，首先要了解在同一历史场域中，中国文化面临的最主要现实问题、以及《讲话》以外最有影响的文化方案。这是当时《讲话》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对话前提，也是今天理解《讲话》的主要参照对象。
　　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最主要困境，就是日本侵华战争所带来的国家主权、民族生存、文化合法性的全面危机。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与蒋介石国民政府“抗战建国”意识形态之间，主观上各自为自己国家树立合法性以相对抗，客观上又都共存着与中国传统文化帝国观念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日本方面在侵略现代中国的同时，却大量征用传统中国历史文化为自己构建合法性；国民政府“抗战建国”理论，主要借助上层精英力量，谋求在现代世界中复制传统文化帝国模式。最终，这套思想在理论上不能根本否定和超越“大东亚共荣圈”理论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处境的定位；现实中也没有实现反侵略战争的有效动员，更没有完成带领一个传统民族在危机中重建自我走向新生的任务。
　　1 、日本侵华意识形态：混淆传统文化圈与现代主权国家概念
　　日本对华战争期间，最著名理论莫过于“东亚联盟论”或称“大东亚共荣圈”理论。这一理论的要害，在于以“文化圈”这一朝贡体系下的文化帝国概念，混淆了“主权”这一现代国家概念，将国家主权侵略行为阐释为文化新陈代谢运动。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东亚联盟会”发起人石原莞尔发表了《东亚联盟建设纲要》和《昭和维新论》等文章，标志着“大东亚共荣圈”作为日本侵华理论的确立。这些文章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以东方反对西方；第二，东方需要结成东亚联盟，军事、经济、文化全面一体化。通过以上两点，谋求在东亚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新秩序”。
　　而事实上，这一理论并非直到侵华战争爆发时期才凭空产生。它与 20 世纪甚至更早日本走向现代的历史可谓渊源深厚。早在 19 世纪末期，日本就存在着“脱亚论”与“援亚论”之争。前者以福泽谕吉为代表，主张日本要追随西方国家步入西方文明阵营，就要毫不犹豫地摆脱亚洲，唾弃中国、朝鲜这样的恶友；后者以铁血宰相大久保利通为首，组织了日本第一个亚细亚主义团体“振亚社”，积极主张“日清合作” [1] 。而这两个思潮形成了日本现代性内在的结构性矛盾和动力，也就是日本所谓“近代的超克”问题的来源。中日战争中，日本所采用的侵略理论体系，其理论思路和逻辑模式是“日清合作”――“援亚抗欧”――“日本主导的东亚新秩序”这一理论脉络的演变和成熟。
　　而将这一条理论脉络从大久保利通时代的政治主张，发展完善为一个历史学说的中坚，便是今天为国人所熟知的京都史学派。 [2] 这一学派的理论，呈现出从文化战略理论演进为主权侵略理论的过程。文化战略理论以内藤湖南为主导， 谋求日本取代中国的东亚文化中心地位；主权侵略理论以宫崎市定为核心，旨在取消中国主权独立性、完整性并全面灭亡中国文化。这一过程中一以贯之的是两个逻辑：
　　第一，在“文化帝国”视角下，将“文化中国”泛东亚化，然后以“东亚”的共同形象面对强势的西方现代文明。具体来说，就是将中国的历史扩大为包括日本在内的整个东亚共享、同源同质的历史，因而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寻找整个东亚（当然也就包括日本）面向西方现代文明的合法性、先进性，以及不依靠西方而能够自我更新、走向现代的内驱力。在这种逻辑下，中国的独立存在也让位于东亚的共同存在；
　　第二，在“主权国家”的视角下，将“政体中国”窄化，仅承认历史上的中原汉民族政权是“中国”，而将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如匈奴、满蒙等）政权视为独立的政治体（与日本、朝鲜相同）。这样，历史上曾征服中原的元、清两朝，就为日本侵华提供了“史上先例”。
下面在这两个逻辑之下，具体分析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
　　内藤湖南的文化战略理论
　　内藤湖南最重要的学说是“宋代近世说”以及与其密切联系的“文化中心转移说”。其 1914 年发表的政论性文章《支那论》，是今天所见最早提出“宋代近世说”的文章， 忍俸罄唇庖还鄣惴⒄刮陡爬ǖ奶扑问贝邸芬晃摹
　　简言之，内藤湖南的学说同时解决了两个问题：
　　第一，东方文明具有独立的合法性。内藤认为有一个与西方无关的、独立的东洋文明的存在。这个文明的发源地和核心是中华，通过文化的扩散、渗透与领土的征服，在东亚范围内形成一个稳定独立的东方文化圈；而且，这个文明早在十一世纪，中国的北宋时代就已进入近世，远比西方文明“现代”得多，其本身具备独立发展、成熟、并走向“现代”的能力；
　　第二，为日本成就东亚新地位奠定理论基础。内藤把中国的积贫积弱阐释为文化的“过度成熟”，因此，其在奔向“现代”的道路上只能让位于处在上升期、文明发展最有活力的日本。内藤为这种“新陈代谢”式的逻辑，在中国历史上找到了蒙古、满洲入主中原的先例，从而为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东亚文明圈新核心而悍然侵略、攫取“过熟政权”铺平了道路――这个理论演变最终由宫崎市定完成。
　　内藤湖南对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实质上回避了另一个更本质问题：即传统中华文化圈与现代主权国家之间存在本质区别，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内藤在其所处的时代或许并没有清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并不觉得他本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情感与甲午战争中的日本立场之间存在着矛盾。“脱亚入欧”与“东亚共荣”作为日本现代进程中的两个主要思路，当时的争论正方兴未艾。“东亚共荣”此时作为“脱亚入欧”的对立面，对中国更多体现出历史情感的认同和现实策略的团结。这解释了选择“东亚共荣”的内藤湖南，虽然其学说后来发展为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但在当时，他本人却作为京都史学派中的亲华力量，经常受到对中国持敌对态度人士（如桑原骘藏）的攻击和嘲讽。
　　宫崎市定的主权侵略理论
　　内藤湖南理论内部的悖论，直到 1940 年代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才得以清晰呈现出来。当时内藤已作古，“京都史学派”继任领军人物是宫崎市定，其另一身份是日本侵华士兵。
　　宫崎市定 出版于中日战争期间（日本昭和十五年，公元 1940 年）的《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和文明主义的社会》，虽然从学术上说，存在着对史料的诸多误解（甚至故意曲解），其逻辑也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3] ，但却完成了将内藤湖南的文化战略理论转化为更适应当时日本军部需要的主权侵略理论的任务。
　　完成“任务”的方法，就是对“东洋”概念在文化圈和主权国家意义上进一步混淆。宫崎市定继承了内藤湖南对东洋进入近世早于西洋的判断，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基本观点。但在进一步发挥阐释这些基本观点的过程中，他将内藤的“东洋”概念，由以汉民族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置换成东亚地理范围内的不同主权国家关系，并进一步混淆了这两个概念的本质区别。
　　这一混淆至关重要，使“京都史学”完成了两个时代性的转折：
　　第一，否定中华文化圈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事实，将局部民族矛盾战争改写成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主权战争，为日本侵华战争建构“历史先例”。这主要通过两步完成：第一步，将中华文化自身内部蕴含的整体性复杂张力，割裂为浮华与朴素两种文明的对峙。文化统一性本是维持中华文化圈的历史依据，宫崎否定了这一统一性，也就否定了文化圈内部民族在摩擦中共存共融的整体性历史事实。第二步，将抽空了文化统一性的不同民族分裂为现代意义上的主权民族国家。由此，宫崎将中华文化圈内部民族不断摩擦又不断融入大一统中华文明的历史，改写成几个现代意义上的主权民族国家不断征战的历史。
　　第二，日本实现了从“文化中心”向“主权宗主国”的本质转移。宫崎一方面将中国春秋以来的历史叙述为类似欧洲现代历史上发生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征战，同时又建立了这样的战争胜负逻辑：文明政权必然不敌朴素政权，中国是被浮华文明毒害最深最久的国家，积重难返，早已失去了一切生命力和战斗力，灭亡是必然命运。历史上的满蒙入主中原，和今天的日本侵华，都属于这一历史必然性。“日本武士道”在侵华战争中发展到疯狂的极致，宫崎市定将其肯定为“朴素民族的道德”。这标志着内藤湖南所谋求的在一个文化圈内的文化中心和领导地位，被宫崎转变为一个强势主权国家对另一国家的控制和殖民。在此，宫崎显然是更现代、更“朴素”、也更直接地同时取消了现代中国的主权和文化合法性。
　　在中日战争期间，宫崎市定对“王朝天下”与“现代民族国家”的论述还时而混为一谈、时而偷换概念，但在后来所著的更为严谨的《东洋的近世》中，他明确指出：“宋”以后的王朝不再亡于异姓篡夺而亡于异族入侵 [4] ，这实际上表明宫崎市定清楚地区分了“王朝体系”和“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现代国民主义的发生，使王朝不再是一家私有物而成为民族象征。因此，王朝体系只能在家族之间更替流转，必然亡于“异姓”篡夺；而只有“民族国家”能亡于异族。也正是他本人后来的明确区分，清晰地返照出此前的混淆乃有意为之。
　　“混淆”产生双重标准：对于中国，以“文化争夺”之名行“主权侵略”之实；对于自己，则把赤裸裸的殖民侵略“降格”为民族冲突，减少国际舆论和国际法的阻力。
　　“大东亚共荣圈”是现代中国所面临的最深刻危机。这一危机也激发了中国内部的反思和重建。一方面，这套理论无法绕过一个基本历史事实：在漫长的 16 世纪中，亚洲（甚至一定时间段内蔓延到欧洲）范围的真正主导者乃中国，亚洲的合法性无法回避中国的合法性，这在客观上反对了中国自晚清以降的民族失败主义论调。另一方面，比外部给予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日本促使中国在民族与文化形将俱亡的危机意识中，重新认识到文化合法性与民族合法性的同一性。日本在借助中华文明反抗西方现代性之后，又反过来通过贬抑中国文化而将中国开除于东亚的现代性之外。当中国文化的腐朽与中国民族的腐朽被表述为同一个命题，中国民族要取得作为现代主权国家的合法性，就必须首先取得中国文化的现代合法性。
　　2 、“抗战建国”理论：以 道统为理想的现代困境
　　1943 年 3 月，正值抗日战争最后亦是最艰苦阶段，国民政府最高领袖蒋介石署名出版《中国之命运》，提出“抗战建国”理论。该理论具有重建中华文化自信心的积极意义，同时也对一部分上层精英发挥了效果，鼓舞了国民党爱国将领在正面战场“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悲壮抗战。但其根本问题，在于谋求复制以文化精英统治为主流的传统文化帝国模式。从 1840 年以来，这一模式在应对西方扩张时低效软弱，导致民心丧尽。日本侵华，是中国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危机：这一危机不仅指向改朝换代的政权兴亡，而是指向整个中华民族从民族到文化的全面灭亡，这是顾炎武所说的“亡天下”之祸。要应对这样空前的危机，必须建构新的、足以与西方强势文明相抗衡的现代中国文化体系。而蒋介石的“抗战建国”理论在这一层面是失败的。 这一失败在文化上，体现为不能从根本上超越“大东亚共荣圈”对中国历史和现实命运的定位，更无从找到一条光明的现代中国文化道路；在现实中，体现为国民政府正面战场节节败退、战后也没有像美国、英国等政府，以兵力损耗的代价，提高政府能力和威信，而是仅三年即败走台湾，彻底失去了“中国之命运”。
　　《中国之命运》的积极意义有二：
　　其一，确认中华民族文化之历史优越性，重新统一“民族”和“文化”的命运。
　　1840 年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演变为整体性失败主义的历史叙述，中国民族在现代历史中被命名为“东亚病夫”、“劣等民族”。进一步，这种叙述将“民族的生存”与“文化的生存”割裂开来， 倡导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彻底否定和遗忘，认为中国民族不但可以，而且只有摆脱自己落后的旧文化，接受西方先进的新文化，才能保存并壮大。 蒋介石在文中 以充分的史料阐释了中国民族固有的优秀德性， 打破了这一失败主义历史叙述，重新将中国传统文化命名为优秀的文化、将中国民族命名为优秀的民族。在此同时，他通过论证中华文化来建构民族合法性的做法，也改变了五四以来将民族命运与文化命运割裂开来的现代历史叙述，重新将二者统一为“中国之命运”。 这是对中国现代历史道路的非常重要的拨乱反正。
　　其二，阐述中华民族文化之现实合法性，将其确立为克服危机的力量根源。
　　面对中国的现实处境，蒋介石反对将中国文化作为中国落后根源的叙述。书中多次愤怒地指出，中国现代落后的原因在于外部侵略和不平等条约。中国近代的没落，不仅是民族遭受外来侵略而落后，同时也是文化遭受外来破坏而受难，民族和文化受难的共同根源是外侮 [5] 。更进一步，蒋介石积极肯定中华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克服危机、走向新生的动力之源。他列举民族在以往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一次次经历危机，又一次次获得重生的史实，指出在这其间，总是在民族最危难的时刻，从文化内部爆发出革故鼎新的力量，完成民族和文化的共同自救和新生。 [6]
蒋介石通过这样层层递进的论述逻辑，做出了与宫崎市定“中华文化已经浮华堕落，必将被朴素的日本民族取而代之”的侵略理论针锋相对、截然相反的历史判断。
　　《中国之命运》的局限主要有三点：
一是阶级局限：“道统”的精英性将广大人民群众排斥于外 。
　　“道统”本来就是文化精英所信仰的意识形态。唐宋以来，科举取士制度使这套固有的知识文化体系成为权力身份标识，知识精英和权力精英身份重合，这套意识形态更加固化为精英的专属意识形态，对知识 / 权力阶层以外的民众，日益体现出封闭性和排斥性。国民政府在继承“道统”意识形态的时候，不但没有弥合这一点，反而进一步将民众排斥在外。在蒋介石的表述中，“民族”是一个抽象文化概念，既非具体利益群体，更不是现代政治主体，其感召力主要依靠精英的文化自觉。
　　同时，这一抽象文化概念也无法在现实社会中清晰界定微观利益群体（如小农、工人、流氓无产者、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边界，无法找到他们的共同利益，更无论改变不合理利益结构、满足占中国人数大多数的中下层阶级的利益需求。 有大量资料显示，在国民政府统治的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农村土地高度集中，两极分化严重，人民流离失所甚至大批饿死。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在面对这种全国性的贫困甚至灾荒时基本不作为，甚至纵容从官员到地方士绅相互勾结趁火打劫。 [7] 到了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也试图采取诸如重建农会、开展新生活运动、实行保甲制度，宣布减租等政策，争取并组织农民投入抗战。问题是，这些政策或流于一纸空文，或通过对农会会员提出产业和文化资格要求而使其成为既得利益阶层的组织。
　　这一贯通文化认同和现实利益格局的精英立场，使这套话语不可能产生出占人口大多数、享受公民权利、承担包括反侵略在内的公民义务的国家公民。二战期间，中国 4 亿人口，政府掌握的参战军力大约 700 万。相比之下，美国人口 1.45 亿，政府动员兵力超过 1000 万；苏联人口 2 亿左右，政府动员兵力超过 3000 万；而德国人口 6600 万，却动员了
万参战部队；即使人口 7700 万的日本（仅算列岛，不算台湾和库页岛），政府动员的军力也达到 750-800 万。更无论中国政府所得到的兵源主要靠抓壮丁，士兵入伍后政府也无力对其进行有效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最终，蒋介石政府真正动员的只有官僚资本、军阀和一部分上层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与政权的关系也最紧密，在利益上的损失最实在，在文化上也对这一套话语有认同。
　　二是历史局限：现 代世界的性质迫使身处其中的国家政府必须能承担起维护主权、组织民众和统筹社会等现代政府职能，而“道统”在历史上就缺失这些职能。要应对一场规模空前的现代战争，这一历史局限更加凸显。
　　中国从晚清走到遭受日本全面侵略的历史，就是现代国家基本职能缺失、社会基本组织阙如而导致的外忧内患的历史。作为当时国民政府的最高领袖，蒋介石显然对一个现代国家所应当承担的职能缺乏清醒理性地认识，还试图以“三民主义”与“道统天下”建立继承关系，以传统文化帝国的所谓“自治精神”为国家最高理想。正因为如此，导致蒋介石虽然有强烈的社会动员意识，――写作《中国之命运》，也是为了达到此目的――但其所使用的文化资源和理论体系，却无法形成对国家领土主权的现代共识（这导致满蒙非中国说有空可钻），也无法有效地组织民众（这套理论强调“教化”，主要依靠文化精英的自觉）和统筹社会（这套理论追求乡社自治，直接导致国家在战争中指挥无力）。
　　其直接后果，是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既出现了灿如群星的抗日名将，也不乏英勇顽强的部队，但无法改变整体上一战即溃一溃千里的局面。因为，当国家对社会、经济、军事的全面组织都付诸阙如的时候，个人素质再优秀的将领，战斗力再强大的个别部队，也会因为未被有效地组织到一个完整的国家职能体系中，没有良好合理地对其进行调动、配置和补养，而无法充分发挥战斗力。
　　三是现实局限：“道统”赖以存在和发挥力量的大一统文化帝国已经崩溃，中国内部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使其能够发挥的作用降到最低点。
　　国民政府代表的是一个错综复杂、内部极不统一的的利益集团。国民政府是在中央和地方军阀妥协基础上、亲英美与亲日力量博弈之后建立的政权。抗日战争期间，这种内部分裂导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严重内耗：淞沪抗战中十九路军殊死抵抗，蒋介石手谕江浙的各嫡系部队防共为先，严守驻地，否则“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冒死驰援的只有冯玉祥的部将张自忠，而蒋之嫡系部队以“防止红军攻打赣州”为名视而不救――十九路军本就是江西剿共中途抽调至上海的，蒋介石防共为假，保留嫡系实力、借日军之手拼掉其他势力才是真。淞沪会战后，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愤然在福建自立独立政府，再也不听蒋的号令；台儿庄会战，桂系军阀李宗仁战至面颊中弹，而汤恩伯自恃蒋介石嫡系，不听李宗仁号令，造成中国军队巨大损失；之后的武汉会战中，汤恩伯再次不听李宗仁调令，致使国军“口袋阵”失效，武汉失守，李宗仁竟只能忍气吞声调整战术，不能责其一言……抗日战争打完后，国民正规军损失 400 万，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反而保留了精配美式装备的“五大主力”。这些事实说明，不仅全社会性的整体文化认同已经崩溃，即使从精英阶层来说，内部也已不存在整体性利益格局，因而同样丧失了维系整体信仰的现实基础。
　　以此，“文化道统”在精英阶层内部的动员力量虽因历史惯性而尚有效果，但也大打折扣。这一点，决定了国民政府不仅既未转型为现代政权，也无法返回文化帝国式的“大一统”。 在现实中，这种分裂在国民党内体现为中央军和地方军阀的严重内耗，在民族内部则体现为对已经承认国民政府领导地位、接受领导和改编的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政府实行经济封锁、军事围困。对内如此勾心斗角，对外如何同仇敌忾？从几场大规模战役的结果看，即使能被文化道统话语所感召动员的国民党爱国将领，也与国民政府离心离德，文化道统在传统精英内部能发挥的作用力受到严重损耗。“皖南事变”出，更是举国震惊，舆论哗然，政府形象尽毁、威信尽丧。
　　以上三点局限，导致了国民政府在中日战争中的全面失败。 二战结束后，美英苏政府军事力量、经济力量的损耗都换来了政府威信的空前提高、国家凝聚力的增强，只有中国国民政府作为抗战期间的全国性合法政权，抗战结束后还保留有绝对优势兵力和绝对优势装备，但三年之后即败走台湾，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将国家在二战中的军事胜利转移为政府胜利的政权。
　　要赢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维护国家独立、实现民族在危机中的新生，中国需要另一条文化道路。
　　二、《讲话》：产生于中国现代困境中的文化道路
　　面对“大东亚共荣圈”所带来的民族和文化危机，《讲话》与《中国之命运》都选择向自己民族内部寻找力量之源，共同反对民族文化失败主义，重建中国文化合法性。但《讲话》在两点上超越了《中国之命运》。其一，是在文化主体（实质也就是利益格局主导者）的选择上，与《中国之命运》的精英道路不同，《讲话》选择了几千年来被摒弃在文化之外的底层劳动者成为文化的主体，将他们在新的文化谱系中塑造为“人民”，由此构建了崭新的人民文化。其二，是在对现代政党和政权职能的理解和承担上，与《中国之命运》继承既道统、崇尚文化教化、乡社自治不同，《讲话》体现出现代无产阶级政党创造有机知识分子的政党自觉，以及明确文化阶级社会属性，将其作为社会职能进行组织管理的政治自觉。
　　1 、文化观念的重构及利益格局的重组
　　《讲话》的意义，首先体现在重构文化观念，其背后的深刻实质，则是重组利益格局。
　　谁是主人――中国现代历史道路上的“精英方向”和“人民方向”
　　关于“历史的主人”问题，是一个伴随“人”和“人的主体性”而产生的现代性问题。
　　1887 年，尼采写作《论道德的谱系》，用资本主义生产和扩张所需要的意识形态伦理，瓦解了中世纪的宗教意识形态伦理。他宣称，财富即文明、强权即道德，被剥削、被掠夺即不文明、不道德。这是席卷全球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最初、也是最直白的表述。
　　五四以来，启蒙精英深受尼采影响，以西方民族国家为榜样规划中国未来。他们在看待中国民众的态度与尼采如出一辙，批判其“蒙昧落后”，将其视为中国“走向现代”的主要阻力。这是“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题的思想根源。在这一视野内，中国现代的希望，是像夏瑜那样的知识精英。然而不幸的是，知识精英要唤醒大众，大众却吃掉了蘸着他们鲜血的馒头。 “人血馒头”是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一个经典象征：象征着中国知识精英自我感觉的“主人”地位和“启蒙者”身份的沦丧。在他们所膜拜的尼采体系内，他们自己反而成了被历史吃掉的弱者。
　　尼采之前，马克思对此问题做了另一种回答。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描述了私有制度如何导致劳动者和劳动的全面异化。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属性是自由的劳动，自由劳动的人是自己和被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的主人。在私有制度下（马克思特指资本主义私有制度），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在生产和分配中居于主导地位。而真正的劳动者，却只能从属于自己所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这一非人的生产方式，在生产出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生产出非人的劳动者，生产出被异化的劳动，最终生产出物奴役人、人沦丧为物的非人社会关系。 [8]
　　马克思和尼采都认识到，在现代世界中不占有财富的人处于“奴隶”地位。区别在于，尼采看到的是“奴隶”身上的懒惰、麻木和不道德状态，他把这种现状归因于内在于奴隶的自身之恶。而马克思则将尼采所愤恨的“不道德”，归因于尼采所赞美的资本主义制度。从这一批判出发，马克思将重建劳动者个体“主体性”的努力融入“社会解放”的历史哲学叙述中。
　　当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们所进行的革命，乃是要为中国选择一条新道路。这条道路将离开少数上层精英通过强权、暴力控制世界的方向，选择将大多数人和社会的共同解放视为最根本追求的方向。这就是为什么当马克思主义从遥远的大洋彼岸跟随着一支衣衫褴褛、困顿不堪的军队，长途跋涉到中国闭塞的西北高原时，那些啃着人血馒头的“麻木看客”，会突然苏醒过来，焕发出不可思议的力量，改写了中国现代历史。
　　《讲话》回答的最主要问题：文化权力属于谁？
　　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政党领袖，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将马克思的解放学说与中国现实利益格局结合起来。具体而言，即通过“工农兵”职业身份的具体表述，指认出可以承担现代政治实体功能的“人民”，并赋予其主体性和文化权力。
　　《讲话》明确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并强调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说到底，这实质上就是“文化权力属于谁”的问题。如果与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所采用的文化资源相比较，就会发现，这个命题的提出，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权力的一次重要颠覆。
　　这一颠覆有两个具体层次：
　　第一，在现实利益格局中，完成了主人和奴隶身份的颠覆，劳苦大众成为现代历史的主体：“人民”。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要从经济地位划分“阶级”的根本原则，却不机械照搬马克思。他将“无产阶级”这个在经典马克思意义上决定于现代工业生产中经济地位的概念，与中国现实中存在的数量最多的劳苦大众整合起来，产生了中国现代历史上意义特殊而指涉具体的“人民”概念。中国共产党在缺乏产业无产阶级的中国社会，将自己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与作为“人民政党”合二为一。
　　在这一表述中，“人民”概念既区别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民生”概念，区别于蒋介石在抽象文化意义上所谈的“人民”概念，同时也有别于 西方现代市民社会中的“公民”概念 [9] 。这个概念在中国现代历史中具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 其内涵规定的本质特征是“劳苦大众”：“劳”指其在生产关系中创造劳动产品；“苦”指其在劳动产品分配关系中被剥夺、在社会权力结构中被压迫；“大众”则指其人数最多、范围最广。而其从“劳苦大众”向“人民”升华的关键，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教育和洗礼，能够承担起为社会和自我求解放的历史功能。其外延通过现实利益格局中利益阶层的具体划分来确定。继《新民主主义论》将其确定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之后，《讲话》又将这一群体表述为“工农兵”。由于《讲话》同时也提出了小资产阶级向工农兵学习和同化的问题，因此也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小资产阶级。在现实运用中，“工农兵”往往与“人民”、“劳苦大众”等概念可以同义互换。同时，与之利益对立的群体：本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及外来帝国主义，均被排除在“人民”之外。在此，尼采所赞美的“强者”成了革命的对象，而他所鄙视的“弱者”成了中国现代历史的主人，获得“强力”和“道德”。中国现代历史在这里从尼采走向马克思，从“财富即文明、强权即道德”的历史，走向“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的历史。
　　第二，在文化权力关系中，完成了精英和大众地位的颠覆，“人民”成为新文化的主人。
　　在蒋介石所继承的“道统”中，“文化”与劳动者无关。 科举制开放的文化权力 指向个体，不指向整体性的社会阶层。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农民，不管内部出现多少人读书做官，都只是个人身份的转移，而不是阶层整体文化状态的改变，农民阶层始终与文化无关。晚清以降，启蒙知识精英提倡并力行“平民教育” 。 然而这一教育是知识分子以高高在上的“启蒙”姿态进行的，而且“启蒙”的实际结果也是个体身份从“麻木的大众”变为“觉醒的精英”，不是阶层整体文化地位的提升。无论从理念还是从实际效果看，“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鸿沟都无法弥合。
　　因此，《讲话》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就意味着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文化向底层人民整体性的开放。具体说，一是通过“普及和提高”，将知识向底层人民输送；二，更重要的是，把“知识”（由读写能力构成）与“文化”（是一种权力）区分开，将“劳动”确定为最高级的文化。此前在启蒙话语内，工农兵群众在读写能力上的先天不足，构成了他们身份差别的前提。而《讲话》取消了这一前提，“知识”的匮乏不构成他们作为一个阶层整体掌握“文化”的障碍。《讲话》 秉承马克思主义将劳动作为人的本质属性的思想，用“劳动”取代“读写知识”成为新的文化标准。 即：“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里，“干净”蕴含着深刻的新文化标准：劳动者因为劳作而外表不整洁的 形象获得颠覆性的正面意义。在这一表述中，底层人民不但在获得文化权力的同时依然保持了劳动阶层的身份，而且正是凭借“劳动”获得了文化权力。
　　这一颠倒， 包含着新民主主义话语对中国历史的重新理解，乃是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历史中获得的最有整合力和实践力的话语。这个颠倒，将蒋介石所传承的“古圣先哲”的文化历史，一部分作为“封建主义”加以否定，另一部分作为“人民”的文化历史解放出来。在这一解放之下，这些在古圣先哲撰写的史书中籍籍无名的小民，成了历史的主人“人民”。从此，历史的盛衰，国家的兴亡，不再决定于古圣先哲及其教化道统，而决定于“人民”，决定于他们的历史主体地位是否确立、作用是否发挥。这一“颠倒”所激发、凝聚的力量，最终深刻改变了现代中国的道路。 正如郭沫若所说，《讲话》“有经有权”。“为工农兵服务”以及由此决定的一切原则，都是新民主主义在国内重组文化权力关系的根本原则，绝非如今天很多研究者所认为的乃是“一时权用”。
　　《讲话》的本质和现实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对现实利益格局的重组
　　文化观念的更新，本质是深层利益结构的重组。《讲话》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讲话》的本质和现实基础。这一革命正是通过重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一切方面的利益格局 ，全面建立起“人民”的历史主体性。所以，在 国民党正面战场一战即溃、一溃千里的同时，“人民战争”全面展开并取得最终胜利：不仅赢得了国家民族的独立，并 创建了新中国。
　　所谓“人民战争”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全民皆兵”，而是为了人民的解放（阶级解放或民族解放）而由他们自觉地、有意识地作为主体所进行的战争，其特征为参与的广泛性和战争形式的多样性。个中真谛既简单又复杂：首先，是将“人民”由一个抽象的文化符号，变成一个个具体的微观利益个体；然后，是找到一个有效的话语和实践途径，将这些微观利益个体整合起来，让其成为一个整体，并为了自己和整个群体的解放而奉献牺。
　　国民政府对“民族”内部的利益关系和矛盾缺乏清晰有效的划分和整合，所以无力解决民族内部的利益矛盾。而最深层的原因，还在于它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政府，同时还是一个代表官僚资本的精英利益团体。这一点决定了，这一点决定了它无意改变现实社会中的剥削制度和剥削关系，只会进一步强化现存利益格局中的不合理因素，将利益进一步向上层集中。因此，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对全国人民发出“抗战建国”的号召，只能通过《讲话》所代表的延安道路来实现。
　　具体说，即彻底解放底层劳动者并尽量整合其他利益阶层。
　　劳动者的解放从生产关系领域开始，主要是改变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一变更，最重要的不是改变财富占有关系，而是改变了劳动者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在社会政治领域，打破旧格局下的“知识崇拜”和“权力崇拜”，树立起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的新标准，通过评选“劳动英雄”和“改造二流子”，使劳动者可以通过“劳动”获得极高的社会政治地位，也可以使旧格局下的堕落者通过“劳动”获得新生。同时，在政治上推行民主选举等制度，并通过“投豆”、“烙名”、组织知识分子帮填选票等具体措施跨越劳动者参政的知识障碍，很多劳动者进入新政权成为“干部”。
　　新的利益格局以劳动者为主体，同时也体现出对其他利益阶层的巨大整合容纳能力。对旧格局中的剥削者，陕甘宁边区政权通过经济上压制他们的剥削力量，政治上欢迎他们个人进步参与、文化上教育改造他们的阶级意识，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感召力和包容力。延安政权在抗战结束后，不仅赢得了自己所代表的利益群体，也赢得了这一阶层中很多人的支持。
　　更有成就的是，延安政权还对日本俘虏在“劳动阶级”的名义下进行接纳改造。1940年，延安创办了日本工农学校。“大东亚共荣圈”和“道统”都依赖于一个陈旧的认同资源：传统民族。而“人民”话语从劳动者的普遍解放角度，超越了这一点。日本战俘在延安接受教育改造，甚至投身于中国抗日战争，他们的行为从“背叛民族”的民族主义负面叙述，转化、升华为“中国和日本的劳苦大众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正义叙述。抗战胜利后，冈村宁次承认：在过去日清、日俄战争年代，日兵没有主动投敌的，即使负伤后被俘，也不会在敌人审问下供出我军情况。现在情况变了，被俘后很多人供出我军军情，并有叛逃投敌者，实为可叹。在华北，还有思想上倾向共产党的。 [10]
　　这同时也体现了《讲话》在中国现代历史中上表现出来的强大力量。它所建立的文化结构，以及文化结构背后的利益格局，能将从底层人民到精英知识分子，甚至包括一些敌对者内心的主体力量最大程度激发出来，最终促使一个新的国家文明在现代历史中诞生。
　　2 、现代 无产阶级政党的政党自觉和政治自觉
　　政党自觉：创造有机知识分子
　　创造“有机知识分子”，是葛兰西在论述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取得文化霸权时提出的重要任务。《讲话》通过人民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人民化，在随后的文化实践中创造出了大量的有机知识分子，体现出其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文化纲领的高度自觉。
　　首先，《讲话》改造人民为知识分子。
　　工农兵不再是蒙昧大众，他们是新文化秩序中的主体：“人民”。但这一主体地位并不是天然的，他们需要接受“普及与提高”，既需要学习读写知识，更需要掌握新的文化。这里，文化的内涵主要包括人民对自己历史身份和任务的认识、对承担自己历史使命的责任感以及完成历史使命的能力。一言以蔽之，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过程中所需要的、具有权力意义的政治文化。工农兵通过掌握这一文化获得“有机知识分子”身份。
　　知识分子不再是启蒙者，而是向工农兵输送读写知识（失去了作为权力的文化意义）的服务者；同时他们和工农兵一样，需要重新学习作为新的权力标志的“文化”，而且相比之下，知识分子由于既有文化结构的限制，在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现代政党所需要的“有机知识分子”框架内，工农兵的成长往往快于传统知识分子。因此在此意义上，他们甚至是需要向工农兵学习的学生。所以，《讲话》提出知识分子需要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过程。
　　第二，《讲话》改造知识分子为人民。
　　人民文化道路的力量，不仅在于能教育、培养、组织一大批底层劳动人民，将他们在不合理利益格局中天然存在的革命要求升华为人民主体性；同时也在于能够改造既有利益格局内革命要求不那么天然的知识分子，重塑他们的文化结构和人格结构，将他们由传统知识分子，改造成现代无产阶级政党所需要的有机知识分子。
　　一方面，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命名为脑力劳动，使他们同样获得劳动者身份；另一方面，在现实的革命斗争和社会实践中，让他们通过参加体力劳动改造自己的思想观念。“向工农兵学习”的过程，事实上也是向工农兵身份靠拢、转化和进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在失去了曾经的精英身份之后，获得的是新的“人民”身份，其未来方向，是和广大底层劳动者一起成为文化和历史的主人。
　　后来的事实也确如《讲话》所预见，知识分子改造因为存在着先夺权、后赋权的复杂性，呈现为一个充满痛苦、摩擦的过程，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但回到历史的起点，还是应该看到，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改造运动，在深层意义上，乃是要真正接受知识分子，将他们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纳入革命的整体事业中。所以，
年间，党对外来知识分子的所谓宽容、优待，事实上是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在革命整体事业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可能发挥的作用，是一种彬彬有礼的“待客之道”。而到了《讲话》，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提出了“思想上入党”与“组织上入党”的问题，批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将其思想上升到会“亡党亡国”的严重程度加以严厉指责。但最终，这一批评的方向，是“使每个同志都健全起来，使我们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 [11] 这反而是将知识分子从“客人”身份变为“主人”之后提出的内部要求。
　　正如葛兰西所说：“任何在争取统治地位的集团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为同化和‘在意识形态上’征服传统知识分子在作斗争，该集团越是成功地构造起有机的知识分子，这种同化和征服便越快捷、越有效。” [12] 《讲话》所开创的文化道路上，走出了贺敬之、丁玲等一大批具有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知识分子，创造了《白毛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人民文艺”的典范作品。《讲话》在成功重构这一代知识分子文化品格时所彰显的力量，解释了它为中国选择的文化道路何以能取代蒋介石的文化方案，成为中国历史的最终选择。
　　政治自觉：明确文化阶级属性并以此组织管理文化
　　《讲话》使文化从传统社会中的个体行为和自发之物，转型为具有鲜明阶级属性、可以组织管理的革命有机组成部分。
　　《讲话》明确规定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明确了文化的阶级属性。在《讲话》纲领下随之开展的文艺实践，其创作方法、审美风格、文艺形态也相应发生了深刻变化。客观地说，西方文学标准和中国传统文人审美经验，都不再能适应中国的新现实，也就不再能成为文艺批评、鉴赏的标准。主观上，这些变化内蕴着“文化”的本质转变：传统社会中，文化基本处于自发状态，其教化功能依靠历史形成的认同和精英自觉得以发挥；启蒙运动认识到文艺的社会功能，但没有从阶级属性这一层面对其进行区分，因而缺乏对“精英文化”立场局限性的自省。而《讲话》则将文化的阶级属性作为根本功能来认识，将文化纳入整体性的社会革命运动中，并形成了以阶级属性为出发点的现代文化组织管理体制，使文化成为现代政党领导创建现代国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这一点，至今争议很大，但如果从现代中国所面临的危机看，文化的这一转型，使其在抗战中发挥了广泛有效的动员启蒙作用，而这一作用，是传统模式下的文化无法承担的，也是五四以来一代代精英知识分子所孜孜以求而不可得的。 抗日根据地几乎达到了“全员参战”：广大人民群众不仅“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更将自己的生产劳动与抗战紧密结合，他们的生产活动除了传统的生活需要意义之外，更具备支援抗战和革命的崇高政治意义。而农会、工会、妇女青年少年团体等各群众组织在战争中，往往摇身一变就成为正规军队的情报搜集队、物资运输队、担架队和救护队。 这就是“人民战争”的真正力量体现，无论多么先进的武器装备，无论多么骄横凶悍的军队，面对这种将一个国家绝大部分人口的生产能力和战斗能力高效动员组织起来的现代人民战争，都必然只能如蚍蜉撼树。
　　结语：
　　《讲话》之后，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出现了著名的延安文艺运动。这一运动中，知识分子向劳动人民学习，创作情感和立场前所未有地接近劳动人民；劳动人民获得创作、鉴赏和批评文艺作品的能力和权力。文艺开创了将个体命运于阶级、民族命运相融合的崭新主题；形成了语言追求生活化、叙事看重现实主义、整个审美标准以刚健朴素为尚的文化品格；秧歌、评书、故事等在传统文化中不登大雅之堂而因为生动活泼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取代诗文的正统地位成为这一文艺运动中的主要形式。这些后来被称为“新的人民的文艺”，是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中从未有过的新文化，也是中国一百年现代文化脉络中，传播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远、力量最为强大的文化。
　　这一文化及其所内在于的革命最终完成了中国现代历史最艰难的诉求。这一诉求即：一个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都有自己独特历史传统的古老民族，要在由暴力、扩张主导的现代世界中，找到一条新路。这条新路不仅要让自己的民族和文化活下去，而且以不将自己复制为另一个侵略者的方式站起来，平等地面对一个与自己一切历史经验都不同的“现代世界”，创造出一个崭新的、属于人民的“现代中国之命运”。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李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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