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历程的制度思考
21世纪经济报道【
<font face=楷体_GB年9月文章
从1978年至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个年头。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目标，按照中共十七大的概括乃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现在，这个历史转折还没有完全实现。为了完满地实现这个转折，我们应当认真总结30年的经验教训，让历史照亮我们未来的道路。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通常是由两个“车轮”驱动的：一个是技术，另一个是制度。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技术水平处于落后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新的、效率更高的技术是在先进国家广泛存在并且可及的；但是，是否能够广泛运用这些新技术，却取决于是否拥有与这些技术相适应的制度体系。所以，在技术和制度这两个推动历史前进的车轮中，制度显然较之技术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本文正是要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考察中国改革30年的历程。
一、巨大的灾难促进了改革共识(1970年代后期)
1956年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进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而真正意义上经济社会体制的改革，则是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真正开始的。那么，中国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提出改革问题的呢？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共和国的领导人按照“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进行，曾经在1950年代初期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中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在1952年土地改革实现和朝鲜停战以后，毛泽东批判了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组织执行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并在1953年正式确立“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为目标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1955年掀起“社会主义高潮”，迅速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中国效仿苏联的榜样，废除了市场制度，全面建立了苏联式的集中计划经济(命令经济)制度。
正如经济科学告诉我们的，虽然从理论上计划经济能够通过精确的计算从而有效地配置经济资源，但也会由于交易成本过高而缺乏效率；至于在现实中由官员作出资源配置决策和执行这种决策的命令经济，其效率低下更是不待言的。
事实上也正是这样，苏式集中计划经济制度刚一建立，其严重弊端就显现出来。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还拥有比较大的经营自主权的国有企业，这时完全变成上级行政管理机关的附属物，人、财、物，供、产、销全都由上级行政机关决定。这样的“生产单位”失去了经营自主权和生产积极性，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急剧下降，连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也啧有烦言。面对党内外对苏式计划经济体制的批评，党政领导决定在保持国有经济的统治地位和坚持命令经济的前提下，对这一体制作出某些调整，适度扩大下级政府和国营企业权力和利益。这就是1956年中共八大决定进行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
对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应当向哪个方向进行和进行哪些调整，领导人的意见是有差别的。例如，作为当时经济工作主要负责人的陈云提出，要在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中引入某些市场的因素，形成“三为主，三为辅”的经济格局，这就是在工商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对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 。
作为党的最高领袖的毛泽东有更大的权威。他认为，苏式计划经济的弊病并不在于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而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管得过多，统得过死，抑制了各级地方政府、生产单位和职工的积极性 。据此，中国政府在1958年发动了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体制下放”运动，形成了一种分权型的命令经济体制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改组为“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进一步加强了政府对农村经济的控制。
这样，毛泽东在“体制下放”和“人民公社化”的制度基础上，发动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上述“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招致了年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争夺资源的大战，经济秩序一片混乱，耗费大量资源所换得的也只是一堆邀功的虚夸数字和严重的经济困难和生命损失。仅是由大饥荒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高达万人 。
毛泽东没有对“大跃进”造成的灾难引咎自责，相反认为“大跃进”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干部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不高”和刘少奇、邓小平等党政负责人在“大跃进”失败后背离了他所倡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路线”。于是，就在1966年发动了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和“对党内外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同样具有极“左”的性质。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发表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竟然宣布“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要和“党内走资派”一起加以消灭。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疯狂夺取国家权力，并利用手中的权力胡作非为，最终使整个中国社会濒临崩溃的边沿。
“文化大革命”使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全面开展人对人争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把整个社会变成牢笼的“全面专政”制度和成亿人遭到迫害感到绝望和愤怒。如果说1952年以后的多次政治运动和“大跃进”使普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受难，那么在“文化大革命”中，即使作为旧路线执行者和旧体制支柱的党政高级干部也饱受政治迫害之苦，甚至连国家主席也未能幸免。在这种情况下，朝野上下一致认为旧路线和旧体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要求从变革中寻求救亡图存的出路。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上所作的总结中指出，当务之急，是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改变人们的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 。这反映了朝野上下在经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灾难以后寻求变革的共识。 << 前一页1相关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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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自信”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大的政治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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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理论和建设实践进行了精辟的总结，这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三者的科学内涵及其相互联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我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就是源于党和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历史的新的制高点，指出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坚持&三个自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使我们的国家不断发展，走向复兴和繁荣。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途径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同时，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既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道路的选择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
　　首先，从历史依据来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披荆斩棘、开拓创新所取得的伟大成果。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实现了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和工作中心的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新的征程，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成功推向&21&世纪。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着力推动科学发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归根结底是由这个国家的性质和国情决定的，也是一个国家领导集体与全体人民长期奋斗、创造、积累的结果。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经过长期探索形成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
　　其次，从现实依据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是唯一能够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提供政治保障的正确道路。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够更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是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二是有利于发展更加广泛、充分、健全的人民民主;&三是有利于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的改革和生态文明建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四是有利于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五是有利于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
　　再次，从未来依据来讲，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途光明、前景广阔。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要巩固和壮大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不断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赢得世界各国的理解和尊重，就必须在思想理论、制度建设、发展模式等方面对人类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在历史的长河中，几十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前所未有、世所罕见，所取得的成就来之不易、更显珍贵。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曲折发展，我们顺利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地位显著提高。我们用三十多年的时间取得的发展成果，超过了西方国家二百多年的积累。今天，13&亿中国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潮流，赢得了世人的尊重;&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成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不会照搬西方的经验，这与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金融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陷入衰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最后，从国际关系上讲，中国人民珍惜自己选择的道路，因为只有中国式道路才能使中国有自己的国家主权、独立和富强。中国有着&5000&年的漫长历史，历史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但同时是一个为了国家领土完整不怕战争和牺牲的民族。近年来国际上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唱衰中国，一是中国威胁论，但无论这样的论调有多高，都既不能影响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不能影响我们坚定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2009&年&2&月，习近平同志在墨西哥城对华侨发表题为《携手前进&共同发展》的讲话指出，在国际金融风暴中，中国能够基本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已经是对全人类最伟大的贡献，并指出，有少数外国人对中国事务说三道四:&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基辛格先生也曾说中国人眼光长远，中国在历史上与其说是一种常规的民族国家，不如说是一种永久的历史现象。中国人是精明的现实政治实践者，其战略思想与西方看重的战略和外交大相径庭。在世界文明古国中，也只有中国一直坚持自己的历史发展轨迹，有自己独特的道路和悠久、持续的文化传统，我们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正是我们国家不同于其他大国在崛起过程中实行对外侵略和扩张的道路、从而导致世界不断发生战争的不同之处。
　　照搬照抄别国的道路从来不能成功，无论哪个国家都是如此。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法国伟大思想家托克维尔就曾指出，移植一个国家的制度到另一个国家，由于文化和民情的差异，其不成功是必然的，比如把美国制度复制到墨西哥。&美国的联邦宪法，好像能工巧匠创造的一件能使发明人成名发财，而落到他人之手就变成一无用处的美丽艺术品&，这个结论至今也未过时。我国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所以在此基础上探索民族复兴道路，是极为艰巨的任务。九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和时代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道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西方国家曾把他们的经验用战争的方式推广到西亚和北非国家，搞&铁血民主&，却没有一个成功，而且反过来促使极端势力和抵抗力量增强，令本来已有的民主进程倒退，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的动荡和危机，甚至造成全球危机。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国家建设的行动指南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以及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理想。这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
　　上帝给了我们一只祖先不曾有的火炬，用它照亮我们的智慧，使我们得以找出发展道路的理论。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但辛亥革命后，中国并未走上民主和富强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大胆引进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1945&年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它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做出了理论的概括，指导和推动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发展。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在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得出了和欧洲革命经验不同的结论，从而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
　　党的十五大决定把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就是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成功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基本陈列后谈到，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民族复兴作为一个社会整体的目标，也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民族复兴就是让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活更幸福，自由更有保障，生命更有尊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历史的新的制高点，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时代发展的目标，其意义极其深远，这是对中国历史、对中华文明发展的一种使命感!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可以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各种纷杂的历史问题，团结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海外的华人，使整个中华民族凝聚起来，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强国!&这是一种全新的理论，是中国新一届政治领袖集团的远大目标!
　　当今世界各国的发展，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党和领导人能像中国领导集团这样，提出可引领其社会长期发展的思想和路线。就西方现在所面临的经济及金融危机，国内有学者撰文指出，当今西方世界缺乏杰出的政治领袖，21&世纪，世界需要领袖，世界期待领袖。当今的西方社会的确缺乏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和政治家。回溯西方近现代的历史，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期，以及在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折的时期，甚至在应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时期，都有一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经济学家应运而生，使资本主义的发展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社会发展上，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如凯恩斯主义、哈耶克主义都曾使欧美国家走出当时的危机;&丘吉尔、罗斯福等带领同盟国人民战胜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当今，资本主义世界在没落，无论在思想界，还是在政治领袖领域，都没有领军人物出现，这不能不说是西方社会发展的悲哀。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国家发展的根本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坚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国家层面民主制度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符合我国国情，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保障国家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在自我完善和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断健全，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的终身制，确立了国家政权机关和领导人的有序更新，党和国家的活力不断增强。同时，在人才的选拔上，建立健全了一整套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和激励机制。
　　第二，民主制度不断健全，民主形式更加丰富，实现了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基层民主制度也在不断完善。
　　第三，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深入开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加强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
　　第四，建立健全了一系列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如论证、听证、评估、问责、纠错等程序和规定，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第五，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据统计，我国建国以来一共颁布过&892&部法律，其中现行有效的是&243&部，行政法规&690&多件，仅2011&年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等八部法律。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完善，既使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法制化、规范化，同时也使人民的私有财产得到了有效的法律保护。第六，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出台了一系列法律和规章制度，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为权力运行提供了制度框架、划定了运行轨道，保证党和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
　　党的十八大确立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改革开放&30&年成果的自信的总结，也是未来发展的坚实的思想基础。正是根据&三个自信&，十八大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勾画出了新的蓝图，即&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2012&年&11&月&15&日，在新任政治局常委与记者的见面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在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新一代政治领袖提出的宏大政治目标，使我们既站在既往历史的终点，又站在未来历史的起点。十八大总结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一定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引领中国人民的中国梦一步步变为现实。
作者：&岳西宽&&
来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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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看待“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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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进入21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冠以“中国模式”这个名称。正确看待和认识“中国模式”，必须要站在一定的历史高度上，从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两个历史时期去探求“中国模式”的来源和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模式”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它仍然还不是一个十分成熟的现代化道路，面临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领域各种问题的挑战。因此，“中国模式”必须继续在深化改革中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 中国论文网 /4/view-7023641.htm　　【关键词】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三十年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奋勇前进了六十多年，经受住各种风险和困难的考验，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在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这两个历史时期中，我们从学习“苏联模式”到突破“苏联模式”实现纵向的超越和横向的超越，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一些国外学者也称为“中国模式”。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国内外学者给出不同的见解，有一定的争论。因此我们必须从“中国模式”的发展历史进程道路上去探求。 　　一、社会模式的回顾 　　“ 模式（Pattern）：标准的形式或样式。”原本它就是处理某一类问题的方法论。模式在指导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有着不可估量和替代的作用。现代社会按照制度分类主要分为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模式一词最早被西方学者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发展史中，是对资本主义某些国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上的取得巨大成就肯定。例如英国模式、德国模式、美国模式、日本模式以及亚洲四小龙模式等。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德国柏林大学的教授杜林最先提出“模式”一词。他称呼自己是社会主义“改革家”，宣称要对社会主义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妄图用他的新社会主义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杜林先生认为原则存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产生之前，这些原则构成他所谓的“世界模式”。当时杜林的言论在德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随之出现了一股“杜林热”。1876年5月―1878年7月，国际共产主义领导人恩格斯先生在“前进报”上发表《反杜林论》一书，重点批判杜林的“世界模式”，这种模式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因为有恩格斯的批判，致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长期慎用甚至禁用“模式”一词。在苏联成立社会主义国家以后，“模式”一词也没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联系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的经济获得了快速恢复和发展，成为和美国同样强大的国家，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些学者的广泛关注。1953年，英国研究苏联问题学者休塞顿-沃森在发表的《从列林到马科夫》一书导言中首次提出“苏联模式”这个新词，并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同意见争论。经过一番争论以后，“苏联模式”这个新名词不仅西方国家学者而且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者认可和使用。“苏联模式”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里逐渐成为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的范本。上个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运动和发展进入低谷期，“苏联模式”也遭到国内外的批评。“模式”这个词随着苏联解体也与社会主义运动和发展和平分手。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先后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家，而此时特别是西方国家还在经济危机的泥潭中不断争扎。面对这样的状况，有些西方国家学者开始研究中国发展道路。经过许多年的观察和研究，研究中国问题专家美国人库伯?雷默在2004年提出所谓的“北京共识”也称为“中国模式”。此后，西方国家的专家和学者对中国的发展道路认识和评价更加统一称为“中国模式”。在这些不同角度认识和评价中，有一些对中国模式的认识和评论还是相对比较客观，但是“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威胁论还是占了主流。西方国家一些专家和学者甚至提出开始警惕“中国模式”的输出，防止“中国模式”在其发展的进程中颠覆或者取代西方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其中，还有一部分的专家和学者认为要正确认识“中国模式”就必须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这一段历史时期。毕竟罗马城不是一天建设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座谈会上指出：“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主要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这两个历史时期。”因此，要正确认识“中国模式”就必须回到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实践中去。 　　二、从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看待“中国模式” 　　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就是通常所说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目前这一阶段。在这三十多年里，中国逐渐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推动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的发展。“中国模式”不应该只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或符号。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所走过来的发展道路，的确与当代国际社会的主流发展模式有十分明显的不同。如果对“中国模式”加以总结概括的话，那就是在其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经济持续快速的协调发展，社会稳定和谐，国家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一系列的理论和实践。尽管这样的概括未必十分精确，但大体上反映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发展轨迹。一些国内的专家和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最简单的表述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结合。它包括内容如下：（1）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2）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实行改革开放、推行市场经济和渐进式的政治改革；（3）高效负责的政府，治理国内事务和恰当的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4）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随着综合国力的增长，中国更多的承担和履行国际责任，并带头遵守国际规则。从以上概括来看，“中国模式”涉及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换句话说，这一模式集合了经济模式、政治模式和社会模式。
　　然而，西方媒体普遍的是从整体结构和基本特征的角度进行描述，对“中国模式”并无统一的定义和共识。例如，为了区别“华盛顿共识”，雷默先生将中国的发展模式表述为“北京共识”。其中，创新和试验是“北京共识”的核心。他认为“中国发展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2）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3）循序渐进、积聚能量。”“中国模式”是一种符合中国具体国情和人民需要发展道路。因为它强调处理问题应因具体的实际情况而异，不求统一的标准，灵活的加以应对。而西欧媒体则认为当前中国正在进行改革开放以来最伟大的社会实践，一定会实现一种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民主，这种民主是公平、正义的，并充分考虑到这个中国具体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的情况。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的民主是“中国模式”不缺少的组成部分。 　　通过以上一些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以及西方主流媒体可以分析出他们对中国模式认识要么只看到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来的特征，要么指就是从整体结构上简单概括。然而“中国模式”产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的实践中。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的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三个方面组成。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可以更加全面的阐述“中国模式”是哪一种主义，什么样发展模式，什么样的制度作为支撑和保障？如何看待中国模式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简单的说二者可以等同起来。正确认识“中国模式”也应该和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样从这两个时期出发。“中国模式”是在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的历史时期里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时期。离开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历史，去谈中国模式都是片面不全面的。 　　三、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看待“中国模式”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开始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终止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或者说，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这一历史时期里，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坚持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虽然经历了严重挫折，但从整体来说，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取得的成就是相当大的，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时中国极度贫困的面貌，为实行改革开放、开创“中国模式”奠定了前提。 　　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这一历史时期去研究和探求“中国模式”，必须要与毛泽东同志紧密联系在一起。“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开创者，此后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在毛泽东所奠定的新型国家基础上，不断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推向前进。”对于“中国模式”来说，毛泽东有奠基之功。1956年，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社会发展道路不能千篇一律，走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发展道路。毛泽东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同年，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论述了中国的建设路线、方针和原则，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发展，发展向何处的问题，为“中国模式”的发展明确了方向。1957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又提出了“走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方针，准确的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更加详细分析了农业和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具体情况，强调我国的经济建设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正确认识和研究中国模式离不开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这个历史时期，更离不开一代伟人毛泽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做的奠基。“中国模式”的发展和完善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历改革开放春风后才显得更加生机勃勃，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发展模式。 　　四、结语 　　总而言之，“中国模式”是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上，经过改革开放后三十年里的探索、开拓、和创新而形成和发展并得到世界关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对“中国模式”做了科学的解释，我们才得以在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两个历史时期见证了“中国模式”不断的发展、完善和与时俱进。经过这两个时期六十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不断深化改革中坚持和发展“中国模式”，人民才能享受到富裕的生活，国家才能富强，民族才能复兴。 　　参考文献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小词典[M].商务印书馆，2008. 　　[2]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学习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 　　[3] 赵启正.如何看待中国发展模式[EB/OL].http：//.cn/news/txt//content_.htm， . 　　[4]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1）. 　　[5] 王立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由来与发展阶段[J].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13（4）. 　　[6] 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上）[M].人民出版社，2010（23）. 　　[7]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1）. 　　[8] 王立胜，王清涛.毛泽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者[M].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5）. 　　作者简介：陈红飞（1987- ），男，汉族，江苏连云港人，喀什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在读研究生，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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