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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唐县隆宇滑模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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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吧北京现“板房村” 政府部门：管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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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广网北京6月14日消息 上月末，中国之声报道了北京的一处“板房村”。在北京肖家河桥附近，一开发商烂尾项目区域内，有人盖起了连片的彩钢板房，被出租做仓库或居住使用，里面正常通水通电。当地管理部门称，板房是和开放商有经济纠纷的施工队搭建起来的，为的是，能和开放商讨要欠款。因此，这里也被称作是“讨薪板房村”。但是，对于这片违建板房，当地管理部门曾表示，涉及经济纠纷和烂尾情况，而且开发商不出钱拆除，所以管不了、拆不起。此处的治理也成为了管理部门的一道难题。据了解，这片违建板房已发展超过一万平方米。而施工方和开发商的经济纠纷尚未最终解决。那么，这片违建就放着不管吗？应由谁来负责治理？可以如何解决？这片板房在一小区开放商烂尾工程区域内。其所在马连洼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红军称，板房是和开放商有经济纠纷的公司搭建的：他为了从开发商讨要这个材料款跟工人的工程款。唐县的三家公司就占领这地方。现在据说这里头有一万多平米的违建。这一套东西啊。工程从2008年停止建设，烂尾至今，搭建的板房已颇具规模，有些讨薪人员自己居住，有些出租给他人居住或用做仓库。施工方，唐县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人员说，他们留在这是为了和开发商要钱：一个是欠工人工资，第二个是材料款。欠人材料款也过来要账，过来要账他没地方住，我也搭两间，就这样慢慢的（越来越多）。一开始挪到地下室，地下室就说是潮，工人腿疼腰疼，这才是自发的在上头盖几间房盖几间房。你好比说我来要账了，有工人过来了，给你搭两间房，慢慢的他自动他自己都会搭几间房，就这样了。得有生活来源，往外租几间。然而，对于欠钱的说法，开发商北京圆明园花园别墅有限公司并不认同：我公司负责任地说，不欠工程款和工人工资。关于经济纠纷这个问题，他们提起了上诉，我们也提出反诉，目前正等待法院的公正判决结果。据了解，该开发商和唐县施工方的经济纠纷案件还在办理流程中，尚无最终结果。马连洼街道办副主任王红军表示，这里因此难于治理，和甩尾项目有关，管不了；开发商不出钱拆除，拆不起：开发商说开发商的，他们三位队长说他们三位队长的理，但我们只是看外表看事实啊，那我们逐渐在做他们三位的工作，把这个违章给拆了，先易后难。存在安全隐患，比方说现在实体全是彩钢板的，因为这存在安全隐患，另外汛期，为什么从地下室开始做，这底下清完，清完以后第二步上边的。除了和唐县施工方的经济纠纷外，这一区域还面临其他问题。据了解，目前，该开发商资质已过期；在另一起案件中，此处烂尾项目区域也已被法院查封。海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陈主任：他是08年的时候就过期了嘛。那你说归谁管，比如说你的开发行为，它又不像政府安置房。你这怎么上啊，钱的问题解决不了你说谁去弄啊。你说你管还是不管呢，你不管你觉得它老这么烂在这，你管吧，根本都没有开发的资质了。那么，如此面积存在安全隐患的违建板房也因此就放着，管不了吗？应该谁来管？马连洼街道办发言人刘源：解决这个事的主体，当时区里明确的，是建委和海淀镇（区），马连洼街道就是配合。我们也有必要把这个尽量搞清楚，要发挥我们这个属地责任，把安全隐患消除。我们现在就是，要控制，继续按照对新生违建零容忍的态度，要控制住，然后逐步地来消除这些既有的违建。日前，马连洼街道表示，考虑这片板房区域的实际情况，将分类，逐步治理。马连洼街道办发言人刘源：按说如果在他们红线以内的拆迁，如果有费用产生的话，应该是开发商，但开发商他现在就是这种状况。我们下一步的做法就是，和开发商合作，接触唐县的三个公司，毕竟这个违建是他们建成用来牟利的，你无论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了挽回自己的损失，但是违建你不应该建。刘源介绍，因为施工方和开发商间有经济纠纷，将先清理用于出租的板房，暂时保留讨薪人员住所：拆除这个违章建筑的话，也准备给它留一些，他的一些工人的宿舍，他们这些讨薪的工人他总得有地方住，但是你现在因为是不仅仅影响环境，关键是有大的安全隐患。因为现在他们也都有合同，都是出租给公司出租给个人，先解除这种合同，以这种出租是违法出租，尽快把这个大量的人员先能够分流出去。再做下一步的工作就相对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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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工钱拿到了吗？
作者：陈寒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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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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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工钱拿到了吗？
付出了劳动就应得到相应的报酬，这本是天经地义之事。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偏偏
就普遍而又严重地存在着恶意拖欠、随意克扣农民工工资的现象。
拖欠、克扣工资及其他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事，其实早就发生了。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湖南平江县虹桥区公所魏守基所写的报道：
打工仔、打工妹的辛酸事
春节期间，一些在外地打工的仔妹们陆续回到家乡。有些人带回了信息，有些人带回了资金，给偏僻的山乡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听他们谈起打工中的辛酸，却不免使人生出一些惆怅来。
合法收益得不到法律保护。一些雇主偏重自身利益而忽视雇工利益，雇人时不要见证人，不办任何法律手续，大多是当时的允诺与后来兑现的实际不一样。如我县大坪乡黄龙山村女青年邓某，去年在广东某缝纫厂做工，开始老板与她讲好，每天除吃饭外，工钱不少于10元。上工后，她每天早8点上班晚12点下班，累死累活两个月下来一算账，被雇主七折八扣，所得还不够付老板的饭钱。她向老板提出辞职，老板不允，扣下了她的换洗衣服和身份证。一天晚上，她找来自己的衣服乘车逃走，中途被老板派人抓回。她找老板评理，得到的却是一顿毒打。
工伤事故得不到合理处理。一些雇主终日盘算的是雇工如何为其多挣钱，而对雇工在劳动中所必备的安全设施及劳保用品则很少顾及。一旦发生事故，死的出点烧埋费，伤的给点医药费，就算了事。如我县虹桥镇东岸女青年严某在广东东莞市打工期间，一次帮雇主押送货物，被摔成重伤，雇主只付医院抢救费用，其余补偿没有。如今，她生活不能自理，全靠丈夫抚养。这个镇平安村李某在长沙市帮雇主拆除旧房子时被倒塌的屋墙砸死。雇主只出安葬费；他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儿女，雇主却不却照顾和抚恤。
客死他乡不明不白无法申诉。去年底，我县长庆乡正东村李某的妻了在广东打工时死去。当李某含悲忍痛死去，见到的只是一只冰冷的骨灰盒。四处打听，很想弄清妻子的死因，可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妻子为何而死。
雇工的出现，对搞活公私企业、搞活农村经济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国家应制定《雇工权益保护法》，使雇工和雇主之间有一个双方必须遵守的共同准则；各级劳动部门应相应成立劳务介绍所，负责推荐介绍本地劳力和接收外来劳力，同时办理好有关手续，以备咨询考证；对故意扰乱劳力市场纪律，侵犯雇工权益的违法行为，应协助执法部门予以坚决打击。
《人民日报》为这篇文章加发“编者的话”，说：“打工仔、打工妹的足迹，已踏入经济生活的不少领域。尤其在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活动和居民家庭的家务劳动中，他们已成为不可缺少的劳动大军。他们的辛勤劳动，为社会创造了财富，是社会上受尊敬的人。他们的合法收益也必须受到社会上的保护。然而，近年来发现，打工仔、打工妹作为雇工被他人雇佣后，被打骂、扣薪、拒不履行劳务合同的事情不断发生，这是法律、政策和道义上绝对不能容许的。”“被雇用的雇工，基本上是来自农村。他们为了在外找到活儿干，有时自己的权益被侵犯了也忍气吞声，这怎么能行呢？应该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雇主的不法行为。政府职能部门要对侵犯雇工权益的问题及时查处，对那些‘周扒皮’式的人物要严加处罚。”
然而，嗣后迄今，“周扒皮”式的人物似乎愈来愈多，侵犯雇工权益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而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恶意拖欠、克扣员工工资。报纸上对此报道甚多，兹仅就2001年以来的相关报道录载一些于下：
打工者：能领到工钱回家过年吗
——本报三地记者随机采访实录
北京火车站：被老板骗了怎么办
本报北京1月16日电（记者原春琳）18岁的邱建强和他的伙伴们穿梭在熙熙攘攘的春运大军中。与其他背着大包小包回家过年的旅客相比，邱建强们惟一的包裹——扛在肩上的被褥显得有些单薄，更单薄的是他们的钱包——干了1个月的钢筋工，临近年终，每人只拿到了100元的路费，除去50元的车票钱，回到河北昌黎老家后，只剩下50元钱了。
“那不是白干了？”记者问。
“不会，不会！”邱建强和伙伴们对老板很有信心，“老板是我们的老乡，他说回老家后会给我们钱的”。
对老板有信心的不止是河北的邱建强们。记者在北京站走了一圈，不少打工者的待遇与邱建强一样，跟着做老板的老乡出来打工，年底先给一半的钱，回到老家后再给另一半。
“老乡还能骗老乡吗？”邱建强反问记者。
江苏海门的姜凤平在北京做木工。自从被一个山东老板骗过之后，他只肯干同乡老板的活儿。“3000块钱呢？说好干完活就给钱，可活儿完了，老板人也不知道哪儿去了！”尽管现任老板只给了姜半年的工钱，而姜的手里就攥着老板的白条，可姜的信念很坚定：“还是老乡可靠，起码我知道哪里能找到他。再说我的活儿干得好，找我的人多着呢！他要赚钱，能骗我吗？”
尽管大家都对同乡老板充满了信心，可记者还是忍不住问他们：“如果老板骗了你们，怎么办？找谁说理去？”所有的人答案都是不知道。一个河北的打工者神色黯然：“有我们这样的人肯定有管我们的地方。可到哪儿找去呢？再说我们又没有后台，不给就不给吧！”
成都火车站：工钱都不想要了
本报成都1月16日电（记者陆锦东）今天，成都火车站广场已是人头攒动。37岁的四川省宜宾市筠连县龙茶乡光棍汉吴华友，对8个月打工经历感慨万千：“说什么都不再出去打工了，累得要死。受气不说，工钱还不够看病的！”
他在河北省唐县白武村砖厂打工，每天凌晨3点半上班，一直忙到晚上9点。每月300元工资，包工头还要“吃一嘴”，许多工友干了不到1个月就吃不消。一些棒小伙子干了1年倒欠老板1000多元，因为他们吃得多欠伙食钱。“这不，我们筠连20多人只有9人回家，有10人是上了火车活活被老板抓下车的。我现在明白土地才是我们农村的根本出路。”
来自云南省盐津县的杨顺太遭遇更惨。他在河南省林县柳彭乡里溪砖厂打工1年，老板只给了路费，原先说好的每月150元的工资，老板竟叫他们过了年来拿，如果不来上班，一分不给。杨顺太不会再相信谎了，同乡杨大恒就因为讨要工资，被老板的打手殴打，头被撞在水泥板上，寒冬腊月被赶走，最后讨饭回乡，至今生死未卜。“砖厂跟监狱一样，还不准工人出厂，否则罚款扣工资。现在好不容易脱身了，工资也不想要了，回家做些小生意罢了。”在广场上，记者遇到了太多与他们经历类似的打工者。
江西：讨工钱维权热线开通
本报南昌1月16日电（记者李菁莹）共青团江西省委权益部部长宋铜告诉记者，为外出务工青年讨工钱的维权热线6231194，于今日正式开通。
江西是“外出务工青年”大省，每年有400多万的农村青年外出打工。从1999年开始，团江西省委便开始“为外出务工青年讨工钱”的维权活动。
宋铜告诉记者，每年团省委权益部要接到外出务工青年千余个投诉电话，其中70%以上是投诉工资被老板拖欠或恶意克扣。尤其是春节前夕，外出务工青年们辛苦了一年要回家过年了，却因为工资被克扣而无法过一个祥和的春节。更严重的是由此引发一系列盗窃抢劫、行骗等社会问题。
为此，团省委权益部联合新闻、工商、劳动、司法等部门，组成联合维权组，开始大规模、有组织地为外出务工青年讨要工钱。去年春节前后，由《江南都市报》和团省委权益部联合开展的“为进城务工青年讨工钱”活动，历时3个月，共为300多名外出务工青年讨回工钱47万多元，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
今年，团省委决定将此项活动更加深入、广泛地开展下去。在刚刚结束的团省委第十二届四次会议上，团省委将此工作做了具体而细致的部署，要求各级团组织务必走访务工返乡青年，了解工资、待遇以及其他方面被侵权的情况，建立维权热线，同时利用新闻舆论造声势，为务工青年伸张正义，营造外出务工青年成长、成才的良好氛围，推动社会关心、帮助外出务工青年。
（日《中国青年报》）
沪上六十天& 酷似“包身工”
安徽50余名打工青年年底追讨血汗钱
本报记者& 黄勇
辛辛苦苦在上海打工近两个月的安徽巢湖市柘皋镇和板桥乡的50多名青年，难以忍受厂家的非人待遇，近日聘请律师，欲与上海厂方对簿公堂，讨回公道及被克扣的血汗钱。
12月27日下午，记者在柘皋镇见到了其中7名务工青年。今年9月初，这些平均年龄不足18岁的年轻女孩子，在上海百发制衣有限公司张贴的广告诱惑下，和80多名同乡一起来到上海。没想到，迎接她们的竟是一场噩梦。
&&& 回想这段经历，7名青年满面愁容，心有余悸。
16岁的小张说，每天从早到晚，工作实在太累，只有国庆节休息一天。10月1日，工人们吃了厂里食堂不干净的饭菜，有多人食物中毒、恶心呕吐。晚上很少能用上热水，厂里虽然有一个锅炉，但几百号人根本就不够用。有的女孩即使在月经期，也只好用凉水洗脸洗脚。每天中午和晚上两顿饭，很少能吃上热的。
17岁的小储告诉记者，那份《紧急招工启事》允诺的条件令她和伙伴们神往：大上海的中外合资大型企业、业务需要扩大、月薪800至1000元、免费培训……但到了工厂后却发现，她们面对的是似乎没有尽头的加班和苛刻的“管理”。她们每天实际工作时间最少也有十二三个小时，晚上加班经常到深夜一点，甚至通宵！
小储清楚地记得，只有一次，她加班两个通宵，厂里曾送来一碗面条和一个梨子。从9月初到厂里，一直到11月初被迫离开，她和伙伴们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十多个小时，还不包括动辄就到深夜、甚至通宵的加班。说到加班的滋味，小储告诉记者，“实在太累，走路都在发飘。”如此辛苦了近两个月，小储从厂家领取的工资在扣除伙食费之后只有区区69元！
16岁的小黄告诉记者，由于劳累过度，头痛得厉害，实在支撑不住，她先后两次向厂方管理人员提出请假，结果要么被粗暴地拒绝，工么管理人员互相推诿。其他姐妹看到这些情景，头痛脑热只好硬撑着。
更令小黄气愤的是，在两次请假不成之后，11月10日，她向厂方提出要走，竟被门卫粗暴地拦住。门卫不仅把她的水瓶摔坏，还对她推推搡搡。小黄只好从这一天开始和一批同乡姐妹一起罢工。到了11月17日，眼看没有挽回的余地，厂里才被迫放人。此时，小黄辛苦一个多月领取的100多元工资已经用光，靠向上海打工的舅舅借钱维持生活。比小黄更惨的是小钱，辛苦一个多月下来，连150元饭费都没挣够，还欠了厂里35元。
12月27日，记者与上海厂家的负责人取得了联系。他们的答复是：这批工人技术不行，还不干活，叫我们有什么办法？
据这批务工青年聘请的王多平律师介绍，上海百发制衣有限公司有几个明显骗局：明明在收据上写的是每人收取“押金200元”，到了与工人们签订合同时却变成了“培训金”。实际上，工人们干的是接线头、拣线头之类的杂活，根本没有接受过什么正规的制衣培训。这些打工青年们在提出返乡要求的时候，200元押金成了厂家的筹码，没有一人拿回押金。上海百发制衣有限公司在招工启事上承诺的月薪是800至1000元，但在厂里与务工者签订合同时却模糊成了所谓的“计件工资、多劳多得”。
记者从上海市劳动部门获悉，上海市政府早已出台规定，从今年7月1日开始，劳动者在上海市各类企业获得的最低报酬标准不得低于每月490元。以此最低标准计算，这批青年每人每月至少被克扣了一半工资，还不包括在休息日和节假日加班应得的报酬。
日前，此事经安徽媒体曝光，引起强烈反响。巢湖市劳动局局长吴晓天告诉记者，在全国用工秩序日益正规的今天，由正规职业介绍所统一组织输出的民工的利益却受到集体侵害，性质十分恶劣。据悉，吴晓天已经与安徽省劳动厅驻上海办事机构及厂家所在的上海市闵行区劳动部门取得联系，有关方面正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本报也将对此作出跟踪报道。
&&&&&&&&&&&&&&&&&&&&&&&&&&&& &&&&&&（日《中国青年报》）
雇工给钱，天下通行，古来如此。在中国封建时代就已经如此了，又何况“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世道皆然，天理良心如此，何需什么法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如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讲求“依法治国”的今天，却到处雇工赖钱，出现了打工者累死累话白干一场，拿不到一分钱工钱这样一种伤天害理的事，甚至还出现民工讨要应得劳动报酬反遭“黑心”老板指派的打手毒打以至残的血淋淋的惨况。年间，就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强调必须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之时，居然农民工讨要“血汗钱”而被打致残、乃至“离奇死亡”的惨剧还是屡屡发生：
辛苦工作一千天&&& 到头来反遭暴行
一民工讨要工钱竟被砍断手筋
记者& 亓树新
今天下午，记者在哈尔滨市公安医院515病房看到，躺在病床上的徐殿彬，头上包着纱布，左手臂缠着厚厚的绷带吊在胸前，毛衣和内衣上仍布满大片血迹。
据公安医院医生介绍，徐殿彬是12月4日是千被送到这里的，当时他的脸上、身上满是血水。经诊断，他的头部有多处创口深达肌层，左腕部屈侧见10厘米长创口，深达肌层，肌腱、示指屈指深肌腱离断，正中神经离断，头皮裂伤。由于伤势严重和失血过多，医院立即对其进行了左腕软组织裂伤缝合、伴神经肌腱吻合手术，同时进行抗炎治疗。在二期治疗方案中，将试图恢复他的神经感觉。
事情发生在12月4日上午9时。据工友们介绍，当时，作为工长的除殿彬正与哈尔滨市永安房地产开发公司人员交涉，突然从公滨花园小区B7栋楼2单元下来一伙身穿黑衣、手持大刀的男子。这些人不由分说就对徐殿彬和其他等要工钱的民工大打出手，并大喊：“砍死他们！”民工们吓得四处躲避，但徐殿彬还是被他们抓到了。这伙人挥刀对徐殿彬一顿猛砍，最后竟按住他的手腕，砍断了左腕部肌腱和正中神经，徐殿彬当即昏了过去。
工地的一位女民工看到这一幕，吓得大喊：“别打了，要打死人了！”但被这伙人甩到墙边。民工田某欲打电话报警，立刻有人举着大片刀追了过来，幸亏田某跑得快才侥幸逃脱。徐殿彬的妹妹徐殿兰扑上前去救人，被几个打手拖开，后背被人用刀背确了几欠。几分钟后，这伙人才分乘无牌照车离去。
徐殿彬是哈尔滨道里区太平镇农民，他与120多名农民工一起，在哈尔滨市永安房地产开发公司工作了3年，工钱也被拖欠了3年，到今年8月，施工大楼眼看就要竣工了，工程却停了焉，民工们也没拿到工钱，回家的路费更是没有着落。为了尽早拿到工钱，徐殿彬代表来自黑龙江和湖北的30多名农民工多次找永安房地产开发公司要钱，但永安房地产开发公司一直拖着不给。工人们只好在工地上苦等，晚上就住在没有暖气、尚未峻工的楼里，地上铺的是草帘子。
徐殿彬的工友告诉记者，在此之前，他们就曾遭受过两次威胁。今年10月23日上午，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来到工地，要赶吊在工地上等要工钱的30多名民工。农民工坚持不拿到钱就不走，这伙人就大打出手，有3名民工被当场打伤，至今仍躺在医院里。12月2日，这伙人再次来到工地恐吓这些农民工，并把他们的被褥扔到了外面。
据悉，哈尔滨市警方及有关部门已经成立专案组，对此事展开调查。
&&&&&&&&&&&&&&&&&&&&&&&&&&& &&&&&&（日《中国青年报》）
湖北一农民工来京讨薪坠楼身亡
是意外还是被害目前尚无说法
本报北京1月6日电
本报记者& 包丽敏
“（他）上身裸露到胸以上，衣服盖住了脸，头发上好多灰，左边肩一带衣服上全是血，冷冷地睡在地上。”看到丈夫的尸体后，40多岁的靳其会在她总共8页的“讨薪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惨状。1月2日，湖北籍民工胡卫国到北京朝阳区一工地讨要工钱，5小时后被发现死亡。
北京市法医鉴定中心的鉴定称，初步确认胡卫国为高坠死亡，而如何发生高坠则还在调查中。
据了解，事发当天早晨，胡卫国所在施工队队长陈某通知其前去结账。上午9时左右，胡卫国与另两位前去讨薪的农民工一起到达朝阳区风林绿洲项目工地。同行的农民工宋红生称，进工地后胡卫国说要去解个小手，三人就分开了。而5个小时之后，宋红生再看到胡卫国，已是是阴阳两隔。
胡卫国与工友进入工地的时候，妻子靳其会就在工地对面的马路旁等他。靳是几天前来到北京帮丈夫一起讨工钱的，可没想到这一次大门口的分手竟成了永别。下午2时左右，工地有人报告：四楼躺着一个人！宋红生这样描述他当时见到的场景，胡卫国“侧卧着，脸朝下，双脚耷拉着，其中一只脚变了方向，好像折了，皮鞋碎裂，脸色苍白，头部后面的血都已经干了，脚手架上和安全网也有血迹。”
胡卫国是怎么死的？是自己跳下的？是失足？还是被人推下的？到现在还是个谜。朝阳区公安分局已经介入侦查，目前尚无结果。
“他不可能是自杀！”胡的亲属赵先生对记者说。赵是闻听此噩耗后刚刚赶到北京的。“他情绪一直都很正常，而且2日接到电话让去对账，他是满怀希望去的。他也不太可能是失足，因为他搞建筑搞了30年了，安全意识很强。”
据悉，有关调查目前正分两条线索展开，一是由朝阳区建委牵头的相关政府部门调查欠薪、用工等情况，另一条则由公安部门将对账单等资料交有关部门，等待调查结果。涉嫌欠薪的施工队队长陈某正接受警方调查。北京崇文区法律援助中心也已决定为痛不欲生的靳其会提供法律援助。
赵先生告诉记者，自从丈夫身亡，靳其会已经几天没怎么吃饭，没睡觉了，打击太大了。
据赵先生说，胡卫国一家生活非常困难，一家四口都靠胡卫国的打工收入支撑，但包工头还经常欠薪。
“2002年我爱人在北京做泥土建筑。带人70多个，直至今日不结账。”靳其会在“讨薪日记”中这样写道。据赵先生称，日，同来讨钱的工友刘喜平接到了恐吓电话，胡卫国和靳其会夫妇当时在场。就因为这个原因，她就殷每次要账的情况都做了记录，取名《进京讨账生涯》，就怕万一哪天出了事，还能留个见证。靳其会说，丈夫胡卫国总共要讨十来万元的工钱。
来自北京市总工会的资料显示，目前北京建筑业农民工达89万人，是来京务工人员是最大群体。另有资料称，据北京市属几大国有施工企业调查，2003年总体劳务费结算率在50%左右，有些单位只有30%左右。而据全国总工会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进城务工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估计可能在1000亿元左右，其中建筑施工企业占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的70%。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法博士常凯教授认为，欠薪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顽症，并如此大面积、大数额、长时间，究其深层次原因还在于“重资本、轻劳工”。在发展经济和维护社会公平上缺乏制衡，过多地注重发展经济、注重投资和资产所有者，而在政策上对社会公正关注不够。常教授说，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更注重发展和效率，但政府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则更应注重维护社会公正。出现这样的问题，政府首先应当承担责任，然后再想法办法解决问题。追薪是必要的，但根本还在于解决欠薪。
常教授称，我国《劳动法》中明确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农民工应在《劳动法》保护范围之内，拖欠其工资，不仅是不合理，更是违法行为。“农民工们追薪，常常把工钱要回来就完事了，可是谁来支付追薪花去的成本呢？”常呼吁，《劳动法》应当进一步完善，比如应规定惩罚措施，如果不能按月支付工资就进行数目不低的赔偿和补偿，在这当中特别要加强劳动监察的作用。“另外，农民工应该组织起来，零散的农民工最容易受欺负，也最不容易维权。我国《劳动法》规定，工会代表和维护劳动者权益。工会应该在农民工欠薪问题上履行自己的职责。”
（日《中国青年报》）
河南发生讨薪血案& 多名农民工被砍伤
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要尽早还农民工以公道
本报郑州1月27日电（记者潘志贤）&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河南省十届人大三次会议第一次记者
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询问25日发生在郑州市的一起暴力伤害讨薪农民工事件的处理情况。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该事件正在调查中，会尽早还农民工以公道。
1月25日，多名农民工在郑州市中孚紫东苑小区讨薪时，连续3次遭到手持&& 钢管、砍刀的歹徒袭击，先后有7人被送往医院急救。
据了解，1月25日11时许，正和工友们围在一起向中孚河南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讨要工资的胡有余，被中孚紫东苑小区里边一个没穿制服的保安叫骂。胡有余回了几句嘴，保安立刻挥着一把长约20厘米的水果刀冲向胡有余，将胡的手扎伤。
另一位也被打伤的农民工说，1月25日14时，在中孚紫东苑小区门口讨要工资的民工们正在吃饭，突然从中孚紫东苑小区涌出100多手持钢管、砍刀的男子冲向农民工，见人就打见人就砍，照着农民工的头部、腿部猛打。当时，农民工一边躲闪一边报警。一时间，围扰在中孚紫东苑小区门口的200多农民工被打得四散躲闪。那些手持钢管、砍刀的男子叫骂追砍持续5分钟后，丢下70多根沾满鲜血的钢管、砍刀乘坐出租车四散离开。
紧接着，15时45分，有3名农民工被打；19时20分，又有2名农民工被打伤。直到1月26日10时，2名农民工下班回家走到距中孚紫东苑小区不远处的紫荆山公园附近时，突然五六个男子手持1米多长的钢管和砍刀向他们冲过来。两人见状快跑，才躲过一劫。
被砍伤的农民工有两人伤势较重，其中一人肚子被捅破，背部的砍刀伤长约45厘米、宽约5厘米，右胸壁切割伤，右肺破裂，送到医院时已处于失血性休克状态。
河南省政协常委、刑法学专家马培长认为，由农民工讨要工资引起的这起暴力伤害案件性质严重，有关部门应尽快调查，严肃处理。
（日《中国青年报》）
河北：农民工讨要工资被打
相关人士互相推诿无人担责
本报石家庄2月2日电
中华工商时报记者& 梁文君
本报记者& 许海涛
今天，3名受伤的农民工决定依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两周前，石家庄市部分农民工因讨要拖欠的工资被顺驰河北“国际城”项目工作人员殴打。
1月21日，在石家庄市“国际城”售楼大厅门前，聚集了多名打着“求求顺驰”、“顺驰还我血汗钱、我要回家过年”、“顺驰还我血汗钱”等内容条幅的民工。据了解，这些民工中受雇于石家庄市田木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下属施工队，他们所讨要的是400多名农民工为“国际城”小区绿化施工的63万元工程款。
当天下午，“国际城”售楼大厅门前事态突然恶化，前来要债的3名农民工工和1名代理律师被打。被打律师陈某对记者说，当天他听说有农民工讨要工资被打了，于是立即赶往现场，结果自己被劈头盖脸地打了一通，领头的竟然是顺驰华北区域总负责人魏铜钢。他们边打边说：“你不是律师吗？打的就是你律师。”据悉，陈某曾成功帮助石家庄市一家公司从顺驰河北公司讨回50多元欠款。
石家庄市田木园林绿化公司副经理曹传斌目睹了事件全过程。他说，其实被拖欠工程款的远不止他们一家，当天到场的就有7家被拖欠工程款的公司。拖欠的工程款是“国际城”项目所有债权债务，顺驰不给钱，他们也没办法。
据了解，天津顺驰是2003年，高调进入河北省会石家庄房地产市场的。当年，顺驰河北公司以近6亿元的拍卖价受让了石家庄市东南部的一块土地，曾一度引发了石家庄市地产界地震。这么一家有实力的公司还会拖欠农民工的工程款？
记者电话联系顺驰河北公司求证此事。该公司新闻中心工作人员武晓娟称，“国际城”是属于石家庄慧公公司的项目，与顺驰河北公司无关。那民工为何打着向顺驰要工钱的条幅？“顺驰想上市，他当然不愿外界知道这事了。”田木园林绿化公司副经理曹传斌这样说。据一位知情者称，2003年底，慧谷公司与顺驰河北公司完成股权交昴，慧谷5名董事职务都变为顺驰方面担任。
记者向顺驰公司提出要采访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但截止记者发稿时未获回音。
（日《中国青年报》）
&&&&&&&&&&&&&&&&&&&&& 四川农民工讨薪被殴致死
&&&& 新华社讯&&& 记者昨天从四川省总工会获悉，近日四川巴中市巴州区的一对农民工父子在陕西省宝鸡市一工地结算被拖欠的工钱时被多人殴打，造成儿子死亡、父亲重伤的惨剧。
四川省总工会保障部部长任远明说，四川协助善后的工作组和死者家属已于23日赶到陕西，在协助依法严惩凶手的同时，也将加大歹农民工讨薪的工作力度。
据介绍，四川省总工会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根据工会系统的维权工作联动机制，与陕西省总工会、宝鸡市总工会核实具体情况，随后与死者家乡的巴中市总工会联系，要求及时与巴州区党、政部门沟通情况。巴中市巴州区组织了包括当地工会、司法局、律师事务所等单位组成的工作组与死者家属一同赶赴陕西。
今年7月，四川农民工谢友远带着两个儿子以及10多名农民工在宝鸡市一住宅楼做混凝土工程，一个月前工程结束，但工钱一直没有结清。12月20日，谢友远和儿子谢宏生在工地和“包工头”张元树结算工钱时，遭到几个男子用钢管、棍棒围殴，导致儿子谢宏生死亡，谢友远受伤。哥后犯罪嫌疑人张元树被抓获，并供认事发当天他与谢友远父子发生过口角，便打电话让人来“收拾”一下老谢父子。
（日《北京晚报》）
“把他们赶出去，往死里打！”
乌鲁木齐：民工讨薪竟遭保安追砍
&&&&&&&&& 12名民工受伤&&& 有关部门高度重视
&&&&&&&&&&&&&&&& 吕思思&&& 本报记者刘冰
&&&& 1月18日11时左右，十多名手持棍棒、砍刀、菜刀、钻杆的保安冲向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亚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亚鸿房地产公司）讨要工钱的民工，造成12名民工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被送往医院进行了3个小时的急救，目前已经脱离危险。
1月19日，记者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分院见到了因讨薪而被砍伤的民工。
据了解，这些讨要工钱的农民工由新疆新泰建设实业开发公司（简称新泰公司）招用，在乌市六道湾路附近的云顶名筑小区打工。两个月前，该小区工程已全部完工，而民工们却一直未拿到工钱。
1月16日，民工们曾去发包商----亚鸿房地产公司讨要工钱，当日，该大厦保安强行阻拦，随后双方发生争执，该大厦保安用带钉子的棍子将其中1名讨薪民工打伤。
1月18日11时许，包工头谭彪和50多名民工聚集到位于乌市解放南路的亚鸿大厦门口，淮备再次向亚鸿房地产公司讨要工钱。事前，他们选出十几名工友作为代表，上楼和亚鸿房地产公司负责人商谈工钱一事，但刚走进大厦，便被保安拦住，双方发生争执时，亚鸿大厦物业公司经理和大厦保安部主任向大厦保安发号施令：“把他们赶出去，往死里打！”十几名保安拿出准备好的砍刀、菜刀、棍棒，冲向民工。
记者在自治区人民医院急救室创伤外科病房内，见到了受伤最为严重的41岁的蒲昌尧。他背部朝上，痛苦地趴在床上，病床边挂着一条裂着4条大口子、露着黑色棉絮、血迹斑斑的黑棉衣。蒲昌尧的妻子告诉记者，经过3个小时的急救，蒲昌尧才得以脱险。
包工头谭彪捂看脖子上缝了7针的伤口，气愤地对记者说：“有一名保安拿着约20厘米长的砍刀跳起来往我脖子上就是一刀。当时的场面回想起来就后怕，他们就是一群土匪，这种场面只有在电视里演的黑社会见过，没想到竟然在我们身上发生了。”
记者赶到亚鸿大厦，一进门就看见大厦墙上有一个约8厘米长的很深的刀痕，十几名办案民警正在大厦内维持秩序。警方说，现在已经有新线索，砍伤民工的犯罪嫌疑人很快就会全部落网。
亚鸿房地产公司负责人向记者透露，日，为解决民工工资问题，就新泰公司（乙方）140余名民工上访向亚鸿房地产公司（甲方）索要民工工资一事，乌鲁木齐市建委、天山区政法委、天山区信访局等，召集甲乙双方协商。甲方承诺从合同款以外筹集67万元预付乙方，用于解决民工工资，双方达成协议并签订了一份会议纪要，还有33万元已预交到市建委，作为民工工资保障金。
该负责人说：“工程在没有决算的情况下，我们亚鸿房地产公司已经给民工支付了95%的工程费。据我方公司预算员预算，我们按合同上的80%工程款已经给完。事实上，在新泰公司交工时，我们只是完成了现场试工，竣工档案资料还没有进行备案，而且我公司已发现了质量上有一些小的瑕疵，还需要进行维修，现在只剩下2%----3%的工程费没有付清。我们已经给民工支付了100万元，至于新泰公司老板有没有把钱发放到工人手中，我们就不清楚了。”
当记者问起农民工被砍一事，该负责人表示，砍伤农民工一事，公司确实不知情，事发后才知道，觉得特别意外。公司已经向医院支付了12名砍伤民工医药费共计1万多元。
在一楼大厅等候一天的另一包工头杨女士说，我们今天又派了几个代表上楼去找亚鸿房地产公司，可公司的几名工作人员见到我们却说：“怎么不把你们砍死！”
民工马长合流着眼泪，说道：“我们为城市作出了贡献，可却拿不到我们应得的血汗钱，还把我们砍伤，心里真的很难受，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给我们一个公正合理的说法。”
据了解，此事已经引起天山区政府高度重视。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日《中国青年报》）
我们不知道，在被称为“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很具野蛮性的欧美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阶段是否出现过像这样一些雇工不给钱、要钱便遭毒打，乃至“莫名其妙”地令其死亡的现象；但我们知道，这样一些事情在包括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在内的现代文明社会是绝对不容许存在的。然而，这样一些事情，居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究竟说明了什么？可见，背离了社会主义，农民工乃至整个工人阶级的弱势境地绝难得到改变，而在这种情况下侈谈什么“和谐劳资关系”，只能是对工人阶级的欺骗。
当然，不能说人民政府、党群组织全然不管这事，相反地，不仅帮助民工追讨被拖欠的工资已成为各级党群组织和一些地方政府重要的事情，而且，我们还注意到民工欠薪问题甚至引起共和国总理的关注；温家宝总理曾亲自为重庆农民工熊德明追讨工钱：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为重庆农民熊德明一家追讨工钱的事情见诸报端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最近，本报经济周刊获悉了这一欠薪事件的前前后后——
惊动总理的民工欠薪
范伟国& 魏星
云阳县人和镇龙泉村农民熊德明说：
10月24日这一天，对于41岁的我来说是难忘的。我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妇，不仅在村里见到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而且还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解决了困扰我家近一年的难题：拿到了县里包工头拖欠我丈夫的工资。
去年10月2日起，我丈夫李建明开始到云阳县新县城搞建筑，为新县城万步梯工程打工，一共干了88天。起先，包工头承诺按照修建的工程量计算报酬，修1米梯子得6元钱、多劳多得，工程完工后立即结清所有工资。但不久后，包工头就改变了主意，工资按天领，在工作量没减少的情况下，每干一天只能领取固定的35元。当时，包括我丈夫在内的打工者们对包工头的这个决定都很有意见，我更是担心丈夫在付出劳动后拿不到钱。
果然，本来在今天2月份时就应当领完全部工资，但包工头只在务工中途和春节时各支付300元和700元，还欠我丈夫2000多元。那时候，家里养的4头猪又都病了，一分钱没赚到不说还净亏了几百元，丈夫打工的工资成了全家唯一的指望。在丈夫工资一直被拖欠的情况下，迫不得已，我儿子外出打工去了，我也只好找亲戚借了点钱勉强维护家用。
温总理来我们村的时候，我不知道该不该把家里遇到的这点儿事告诉他。总理工作那么忙，我真怕打扰了他。但看着总理慈祥的笑容，听着他再三鼓励我们的话，一个大胆的念头闪过我的脑海——说吧！
于是，就发生了大家从报上看到的那一幕。
总理走了之后，当晚9点刚过，我就上床休息了。说实在的，我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我想着总理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默默地对自己说，有总理的关心，被拖欠的工资在今年肯定会有着落的。
但出乎我意料的是，有当晚11点15分，家里就收到了这一笔被拖欠了近一年的工钱。当我丈夫拿着早该属于他的工钱时，我激动得哭了。
云阳县委书记王显刚说：
温总理离开云阳的当晚7点半，我们县委、县政府就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对落实总理重要指示，迅速追缴民工工钱进行安排。8点半，副县长刘海清连夜带队赶赴人和镇核查情况，并找到了拖欠民工工资的建筑老板，责令其发还民工工钱。
原业，拖欠工钱的是云阳利升建筑公司，这家公司在2001年8月经公开招标承建了云阳新县城广场阶梯（万步梯）第二标段工程标的额70多万元。去年底，式程通过竣工验收，云阳县新城管委会为其结算了工程款，但利升建筑公司却拖欠近10名民工3.64万元工钱，目的是将工程款转用于其他承包工程。
查明原因后，县委当即责成这家公司负责人将拖欠的2240元工钱连夜送到村民熊德明家中，其他被拖欠农民工的工资也于29日得到全部兑付。
与此同时，我们开始对参与新县城建设的30家建筑商进行审查，看其是否还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并出台规定：一年内若两次拖欠农民工工资，建筑商将被“红牌”逐出云阳县建筑市场。
三农问题专家、重庆市委的王先列说：
温总理亲自处理这起欠薪事件体现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关心困难群众生产生活的优良作风。当然，要根治农民工欠薪这个顽疾，还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一方面要为农民进城打工提供一个公平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需要建立健全相关法规政策保护农民工权益。各级政府应从源头上整顿建筑市场的混乱秩序，对发生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的情况，要加大处罚力度，不能再让农民工流汗又流泪。
（载日《人民日报》）
然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没有？日《中国青年报》有篇小短文《民工欠薪依然严重》，说：“目前，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特别是在建筑、餐饮、制衣、制鞋等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尤为明显。发生欠薪的时间大多集中在元旦春节前民工回家的时段。欠薪的发生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雇主有意拖欠，有钱不发给民工，多见于餐饮、制衣、制鞋等企业；还有一种是行业运作特性导致的，表现在建筑企业发包、承包、转包、分包等等链条中，常出现工程款不能及时足额到位的情况，造成资金困难，引发劳资纠纷。据有关资料显示，到2003年11月，我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估计可能在1000亿元左右。到了2006年，“欠薪”仍是困扰着农民工的一大问题：
139名农民工的艰难讨薪路
&&& 农民工维权成本是3倍，专家建议简化讨薪法律程序
&&&&&&&&& 本报记者&& 王亦君
“尽管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但我还是要坚持到底，一定要把我们130多名兄弟的血汗钱要回来。”3月6日下午，北京市丰台区法院卢沟桥法庭，来自河北省万全县38岁的农民工李浚对记者说。139名农民工状告河北恒基建设有限公司和河北省唐县诚信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拖欠工资一案，今若首次开庭审理，此时他们已为讨薪奔波两年花费数万元。
139名农民工遭遇停工欠薪
日，经老乡袁仲启介绍，李浚带领一个由22人纽成的钢筋建筑小队来到北京大兴区翡翠苑二期B区工地，当时在工地干活的农民工总共有139名。该工程的承包单位是河北恒基建设有限公司和河北省唐县诚信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发包单位是北京市天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双方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
“诚信公司不肯跟我们签合同，袁仲启当时就和我们达成了口头协议，我是钢筋组的小组长，每天工资是80元，技术工每天70元，其他人每天50元。”李浚说，这个标准是“行价”。
日，工地因供料和工资问题停工，所有的民工住在工地上，等着结算前两个月的工资。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工地换了另外一家施工队重新开工。两个月的工资看来很难顺利发放了，日，李浚和其他4个民工到北京市大兴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大队投诉。
5件前就开始到北京建筑工地干活的李浚，从来没有经历过干了活拿不钱的遭遇。这位当过兵、入了党、血气方刚的“钢筋组长”认为，诉诸法律渠道，拿回自己的劳动报酬应该不会太麻烦。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500多天过去了，他不但没有讨回一分钱，反而为此花掉了2万多元。
投诉多个政府部门均无果而终
日，李凌等人的投诉在大兴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大队立案，李浚还住在工地等待处理结果。
日晚8时左右，李凌和一位工友在小饭馆吃完晚饭返回工地的时候，五六个人从小树林里蹄出来把他们揍了一顿。李浚的手臂和腿都被大棒击中，鼻梁上挨了一拳。
后来，他们得知这次遭袭的幕后指使人足诚信建筑公司驻翡翠苑工地委托代理人辛金虎的小舅子。
“可能因为我是带头到大兴劳动局举报他们的吧。”李浚无奈地说。伤好后，李浚搬到了昌平，但他仍然频频往大兴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跑。监察大队要139个人提供身份证、工资表和考勤表，为此李浚跑了十几趟，还两次回到老家张家口办理身份证明。
日，监察大队以笔录方式告知：139名民工并非诚信建筑公司直接雇用的职工，因此诚信公司不认可他们的工资标准，而只愿意根据《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按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支付139名民工的工资。
“如果按照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支付，扣除了生活费之后，我们还要给诚信公司倒账钱！”李浚和其他民工断然拒绝了诚信公司的意见，并要求监察大队出示正式告知书。
没有监察大队的正式告知书就不能诉诸法院，为此，李浚再次找到大兴区劳动监察大队，工作人员说民工人数不真实。日，139名民工租车集体来到监察大队，阻挡了即将离去的工作人员的车辆。这位工作人员拨打110报警，警察了解情况后要求工作人员出具正式告知书。
李浚作为民工代表进入监察大队办公室，“但是，你们不让我看到内容就让我签字。我说我不能代表全体民工，所以拒绝签收告知书。”当日无果而终。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李凌相继找到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答复是“你到工地所在区去解决”；向北京市建设委员会的“外来民工管理处”递交材料，至今没有音讯；找到国家建设部，门卫不让进，旁边的信污办给了他一个联系电话，对方让传真材料。
“我到北京西站附近发传真，每张5元，两次传真材料就花了我300多元，但是传真以后就石沉大海。”
日，距离春节已经不远，很多民工开始返乡了。李浚和袁仲启再次来到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说：“你们的事情早就处理完了！”
“我不知道什么叫处理完了。”李浚有些无奈地说：“我只知道我们没有拿到一分钱，我甚至不敢回家过年。”
投靠民工维权组织，终于立案
遭遇欠薪后，李凌开始留意媒体上的所有求助信息。2004年8月中旬，他从一本杂志上看到一个专门替打工人员服务的组织---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以下简称“传播中心”），5个民工代表就按照杂志上的地址找到传播中心寻求帮助，工作人员让他们留下了相关材料并开始帮助他们联系律师。
2005年两会期间，协作者给李浚打电话，说有两个人大代表关注农民工维权，他可以去反映情况，正是在这一天，李浚认识了传播中心的志愿律师---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律师田柏承。田柏承建议先通过政府解决，最后才诉诸司法程序。2005年4月以来，田柏承带着李浚和其他民工代表找过3次北京社兴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该局局长说不了解此案，让他们找副局长。副局长则说：“我去年年底刚来，不清楚你们的事情。再说，我们没有执法权。”
在田柏承律师的帮助下，走投无路的李浚终于得到了大兴区劳动监察大队出具的“告知书”，准备打官司。
“法院审查这类案件的原告是否符合起诉程序是很苛剂的，139名原告必须都有正式的身份证明，都有亲笔签名的委托书。由于这个案子拖得时间太长，许多农民工都找不到了，要想139名全部作为原告已经不可能了。”田柏承说。
去年12月14日，在意料之中，北京市丰台区拒绝了李浚代表139名民工讨要工资的立案请求。立案遭拒后，李浚奔波在河北省张家口老家和北京的各个建筑工地之间，找到了原在“钢筋小组”干活的18个民工，取得了他们的委托，替他们打官司讨要工资。
日，丰台法院终于给李浚和李浚管理过的18个民工立了案，并让他等待开庭通知。
讨工资讨了将近两年，原来5个民工代表现在也只剩下李浚在“单枪匹马”作战了。李浚说，他一定要讨到工资，而且自己一饮承担讨工资的成本。“其他120人都在看着我，他们有顾虑，怕得不偿失。我一定要争这口气，我相信国家的法律能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在今天下午的庭审中，由于两被告揽出管辖权争议，今天的庭审没有继续进行。
农民工维权成本3倍于自己的欠薪
农民工依法维极的代价到底有多大？一份3万多字的名为《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于去年5月23日在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出炉。
报结执笔者肖卫东说，以讨薪为例，“到2004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根据我们的结论，为了索要这1000亿元欠薪，社会至少要付出3000亿元的成本。”
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种花费；花费时间至少11---12天，折合误工损失550----1050元；国家支付政府工作人员、法官、书化员等人员工资至少是1950---3750元。综合下来，成本在元之间。
“从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到诉讼，农民工要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还有政府成本和法律援助成本。根据我们对17个案例的调查情况来看，每个案例的维权综合成本都超过1万元。”肖卫东说。
著名劳动法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关怀曾经就《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从现有处理劳动争议的制度来看，“一调一裁二审”是指工会出面调解，劳动局进行劳动仲裁，如果不服再找法院，仍不服，再上诉。这样一拖再拖，几年时间就过去了，这种处理劳动案件的机制存在问题。因此，要将现行的“一调一裁二审”改成“一调或裁或审”，或者仲裁，或者直接上法院，简化程序。报告中提出的“劳动法庭”有利于提高法院的业务能力，开辟专职解决劳动争议的场所。
另外，劳动部门的执法人员对农民工的重视程度不够。由于农民工处于弱势，用人单位往往不跟他们签订劳动合同，真正发生问题时，就会有人声称“没有劳动合同无法认定劳动关系”。所以，关怀建议把农民工问题纳入《劳动法》中，废除对农民工歧视性的规定，并加大《劳动监综条例》的贯彻执行力度。
（日《中国青年报》）
由这报道中，我们看到李浚等农民工们们为讨要本该是其艰辛劳动所得的欠薪，居然“奔波两年花费数万元”，这是怎样艰难！而在这样的过程中，“投诉多个政府部门均无果而终”，以致不得不“投靠民工维权组织”才“终于立案”，至于结果如何尚难预料。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从大兴区、到北京市再到国家建设部，相关政府部门都干了些什么？或者百般推诱搪塞、相互扯皮，或则要去了材料却又石沉大海，或则以“拨打110报警”相威胁，或则干脆答之以“你们的事情早就处理完了”；至于各级党和工会组织则了无踪影。并且，现行政策和法律法规又决定了为讨要工资，“从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到诉讼，农民工要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这怎不令人感慨万端。
亡羊补牢，未为晚矣。只要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真正坚持其本应具有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只要这党所领导的政府真正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我们中国社会就能永远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目标奋进。而在这奋进过程中，诸如拖欠农民工工资等一系列问题便不难解决。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根据现世纪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和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如果再不切实有效地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切实有效地改善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整个工人阶级的状况，提高其在现实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沦为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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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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