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读四书五经分别是什么.不及三头六臂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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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五经尽饱读意思是什么生肖
并有许多朋友的最好解释。表面上、爱发牢骚和吹毛求疵的属鼠人你好。你的内心从来不像你所表现的那么安静。偶尔,答案是鼠,可是你的友好举动往往使别人感到很拘谨,但你能控制自己,属鼠人性格的魔力就像沃尔特·迪斯尼笔下的米老鼠一样为人们普遍喜爱和了解,属鼠的人可能表现得沉默寡言,也可能会碰到一个爱批评人、快乐的和善交际的。实际上。属鼠人的性格通常是开朗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并很诚实。属鼠人可能很坦率。这一点是属鼠人为什么受欢迎,属鼠人很容易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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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顾农:略谈四书五经
按照传统的书籍分类法,传世文献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最重要的是经部,也就是儒家的经典著作。研究这些经典的学问称为“经学”,从事经学有成并能指导生徒的学者则称“经师”,都一向受到人们的高度尊敬。经部书中又以“五经”和“四书”最为基本,这里洋溢着儒家先贤深刻的思考和丰富的智慧,是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例如下列三点就具有极高的价值:
&&&&第一,克己爱人的道德情操。孔子讲“克己复礼”,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孟子讲“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仁爱之道”代表了人类崇高的理想,这样的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历尽古今而不变。
&&&&第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易经》里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象传),孔子主张“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孟子有“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的担当精神,这些都是很积极很健康,值得发扬光大的。
&&&&第三,以和为贵的基本思想。儒家经典反复强调一个“和”字,讲“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讲“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就是求大同,存小异,既要坚持原则,又注意团结他人。这样来处理人际关系以至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之好的。
&&&&从成书的过程说,是五经在前,四书在后,“四书”这个名词的形成更晚至宋朝。而就中国先前学童的学习安排来说,则总是先读四书,再读五经,行有余力再读其他经典。现在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不大可能专门来读四书五经,但对此仍应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有一些必备的常识。
&&&&中国最早的学术史论《庄子·天下篇》指出,儒家的主要经典有六部,它们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后来《乐》失传,只剩下五经了。
&&&&《诗经》收入西周初(公元前11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约500年间的各类诗歌,据说由孔子编辑而成,或者是他对业已形成的文本做过若干加工。《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分:风有十五国风,凡160篇。为各地民歌,亦有少数士人之作。雅,有小雅74篇、大雅31篇,共105篇;是周王朝直接统治的首都地区(今陕西一带)的乐曲,也有少数产生于东都洛阳一带。当地的语言称为“雅言”,诗则为正声雅乐。其中士人之作居多,也有民歌。颂包括周颂(产生于陕西中部)31篇、鲁颂(产生于山东东南部)4篇、商颂(产生于河南东部今商丘一带)5篇,共40篇,乃是祭祀神灵、祖先时的歌舞曲。三大部分加起来一共305篇,当时称为“诗三百”。
&&&&秦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诗三百散佚,后来由汉人重新写定,有不同的诠释流派,其中今文三家:鲁、齐、韩,西汉时立于学官,后渐衰亡;古文一家,即毛诗,东汉立于学官。所谓“今文”,是秦火之后根据口耳相传用当时通行的文字记录下来的文本;后来又发现了若干秦以前用古老的文字记录的经典,则称为“古文”。今古文学两派在汉代争得很厉害,是经学史上的一大问题。古文家《诗经》的注释先有毛《传》——荀子的学生大毛公毛亨作《诗诂训传》,未能完成,小毛公赵人毛苌完成之,后人有增补;郑《笺》——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为毛诗作笺,其说兼用三家,与毛传不尽同;孔疏——唐人孔颖达领衔编撰《毛诗正义》七十卷(为前人的注释再加注),总结唐以前《诗经》的研究成果。这一套传、笺、疏影响非常深远。
&&&&《书经》亦称《尚书》,意思是上古之书,实为最古老的历史文献集。《书经》本来有100篇,而汉初所传仅29篇,这就是“今文尚书”。后来鲁恭王拆孔子旧宅,另得《尚书》一部,用先前六国的古文字书写,比今文《尚书》多16篇,是为“古文尚书”。孔子的后裔、学者孔安国读过这个古文的本子以后,献给皇家,藏于秘室,但后来亡佚了,未能列于学官。东晋元帝时,梅赜献出一种《尚书》以及孔安国的传(注释),比“今文尚书”多25篇。这个本子是假的,故称为“伪古文尚书”“伪孔传”。“今文尚书”中《秦誓》已佚,另外多分出5篇(29-1+5=33);再加上“伪古文尚书”(25),共得58篇,前有一篇序(司马迁引用过,大约是战国时人所作);再加上伪孔安国的传,唐人孔颖达为之作疏——这就是后来长期流传的本子。《尚书》的今古文之争是经学史上著名的公案,早就有人怀疑《古文尚书》的真伪,到清朝,著名学者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丁晏(《尚书余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确证其书乃是伪作。不过这《古文尚书》虽然是后人伪造的,但伪造时也有些文献上的依据,所以其中仍然有若干有用的史料。
&&&&《尚书》的内容无非是上古的应用文,包括虞、夏、商、周的官方文献,从文体来分,有典(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叙,如《尧典》)、谟(记君臣的谋略,如《皋陶谟》)、训(臣开导君的话,伪古文中有之)、诰(勉励性质的文告,最多见,如《康诰》)、誓(君主训诫部属的誓词,如《牧誓》)、命(命令),等等。以记言为主,亦有记事(如《尧典》《顾命》)。又有《禹贡》一篇,乃是最古老的地志。
&&&&《尚书》中的文章已经有比较完整的结构,布局相当合理,后来的制诰、诏令、章奏之文往往采用类似的章法;其语言采用当时的口语而又有所简化,现在看去相当难懂;但其中也有至今还在运用的词语,如“星火燎原”“不可向迩”“有条不紊”等等。
&&&&《礼经》指《仪礼》,后来又陆续出现了《周礼》和《礼记》,也被列为经典,合称“三礼”。其中包括政治制度、宗教仪式、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规范和理想,内容非常丰富;关于宴会、婚姻、丧葬的规矩和仪式讲得尤其详明,甚至显得有点繁琐。
&&&&儒家不提倡暴力,强调以“礼”来治国,治家。“礼”的根本精神也许可以说是感恩和安分:对于天地、君主、长辈和老师,都要懂得感恩(所以旧时代家家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做人要明确地认识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处境(“分”),绝对不能越位越轨,更不能犯上作乱——这样天下就太平,社会就和谐了。这样的思想有它的合理因素,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当然礼教也会被统治者所利用,作为巩固其统治的手段,而他们自己却不讲什么感恩和安分。
&&&&《乐经》的失传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古代礼乐并称,儒家认为音乐的本质是和谐,具有提高人的素质、移易社会风俗的伟大作用。“《乐》以道和”(《庄子·天下》),这种美学思想在《礼记·乐记》里讲得很充分,对后代具有重大影响。
&&&&《易经》亦称《周易》,本来是一部占卜时备查的手册,带有上古的迷信色彩,但其中用一长横(——)和两短横(--)两种符号来代表世界的基本构成元素,又将它们排列组合起来形成八卦,再将八卦重叠组合起来而成六十四卦,据以判断吉凶,预测未来,表明了古人已有发达的抽象思维能力,这是很了不起的。六十四卦的每一卦由六条符号组成。对全卦的解说称为卦辞,对其中各条符号(由下往上数)的解说称为爻辞,都相当具体,有可操作性。后来儒家对《易经》提出种种富有哲理性的解释,统称《易传》,“传”就是解释的意思。《易传》影响极大,其中有着丰富的辩证法和对于社会人生的深刻观察,理论色彩浓厚,意义已远不限于占卜了。《易传》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周易》的地位,到《汉书·艺文志》,《易》已高居群经之首,这样的排名后来再也没有变化过。
&&&&在儒家经典中,《易经》的阐释空间最大,所以后来的研究最繁荣,其中牵强附会的东西不免也最多,至今仍方兴未艾。
&&&&《春秋》是一部鲁国的编年史,以鲁国的十二公为纪年顺序,起于隐公元年(前722),终于哀公十四年(前481),记载这244年间的战争、盟会、篡弑、祭祀、灾异、礼俗等等。这部大事纪要据说为孔子所作,后来有三种解释性的著作,即《公羊传》《榖梁传》《左传》。
&&&&孔子对历史人物的态度含而不露,特别讲究措辞的委婉,有所谓“春秋笔法”。《左传》成公十四年引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污),惩恶而劝善”,其中的褒贬并不明言,但从在用词上就可以看出。《春秋》的语言非常精练,讲究造句和修辞,对后代史学家、文学家影响很深。
&&&&春秋三传中《公羊传》《榖梁传》属于今文经学。《公羊传》出于孔子弟子子夏的学生齐人公羊高,《榖梁传》出于子夏的另一个学生鲁人榖梁赤。这两部书都是解释《春秋》之微言大义的,近于历史哲学和政治学。公羊学的影响尤为深远巨大。
&&&&《左传》则是所谓古文经,其流传有两个系统:一出于孔子旧居屋壁,用秦以前的字体写成;一由荀卿传授,又有楚国太傅铎椒摘抄它,赵国的宰相虞卿撮录它;到西汉,从张苍、贾谊一代一代往下传,以至于刘向、刘歆父子,一直在民间流传。《左传》的作者相传是左丘明,其人的详细情况现在不是很清楚。
&&&&《左传》不讲什么微言大义,专重史实。《春秋》仅为大事记,这里则有相当具体的叙述——两者的关系近于标题与正文;又有纠正《春秋》所叙之错误,并说明其原因的内容;对于《春秋》未记之事有时也加以叙述,形成所谓“无经之传”。总之《左传》乃是一部更为详备的春秋时代的编年史,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名著,因为这里不取《春秋》那种简要记事而藏深意的办法,却记叙了许多戏剧性的情节和栩栩如生的人物。
&&&&左丘明还写过一部《国语》,乃是国别体的史料汇编,大抵是比较原始的史料,重在纪实,可以与《左传》互为补充,也被称为《春秋外传》。现在一般认为此书乃是先秦史家编撰各国史料而成。全书分8个部分:周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其中晋语占的比例最大。
&&&&《左传》《国语》和比较晚出的《战国策》乃是先秦历史散文中的三大名著,其中精彩的片段经常被选入语文教材。
&&&&《诗》《书》《易》、三礼、三传,加起来是九经;再加上《论语》《孟子》《孝经》和《尔雅》(一部讲文字训诂的专书),合称“十三经”,一共有六十几万字。自从宋朝绍熙年间确定了这一组合之后,再也没有变动过。最通行的读本是清儒阮元编校的《十三经注疏》,其嘉庆刻本后来有影印本。把这十三部经典弄清楚,那就是一位儒学专家了。
&&&&“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过去是知识分子的必读书;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从元朝起就是科举考试出作文(八股文)题和判卷的依据。
&&&&《论语》是孔子的语录,其中也有孔子和他的弟子之间的问答谈话,还有他的弟子们之间的问答谈话以及再传弟子的言论;也有简单的叙事。记录这些言行的不止一人,最后的编定大约在战国的初期。
&&&&《论语》的中心人物是孔子,核心思想是“仁”和“礼”。孔子最可靠的言论主要集中在这里,了解原始儒家思想应以读《论语》为主。
&&&&据《汉书·艺文志》,《论语》最初有三种不同的本子,即鲁论(20篇)、齐论(22篇,多出《问王》《知道》两篇)和古论(21篇,这里有两个《子张》篇),西汉末年的张禹加以整理,他以鲁论为主,兼取齐论,形成所谓张侯论,仍作20篇,这就是今本《论语》之所从出。郑玄注释《论语》,以张侯论为主,兼顾齐论、古论,从残存的郑氏《论语注》中还可以略略窥见三种本子的异同。《论语》的注本有收入《十三经注疏》的何晏集解、邢昺疏;而过去影响最大的是朱熹的集注,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清朝人刘宝楠、恭冕父子有《论语正义》,近人程树德有《论语集释》、杨树达有《论语疏证》,材料都非常丰富。初学者可以从杨伯峻《论语译注》一书进入。
&&&&孔子作为一个思想家、教育家和古代文献整理专家,具有极大的影响。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没有不熟读《论语》的。儒家思想在中国曾经是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至今仍然有相当大的力量。
&&&&《论语》中许多话后来成了格言,例如“吾日三省吾身”(《学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述而》);“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述而》)等等。孔子又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哲人,“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雍容和雅,感慨很深,流露了他自强不息的精神,很有开宗立派的气象。
&&&&孟子是儒家学派第二号代表人物,孔子是圣人,孟子是“亚圣”。《孟子》一书是他晚年与弟子共同编纂而成的,凡七篇,各篇又再分上下两部分。其中心思想是性善论与仁政论。与《论语》相似,此书仍为语录体,各篇之间没有逻辑上的联系,一篇之内的各则也没有什么联系;不同之处则在比较长,对话比较多,文章的风格比较统一。此书旧有后汉赵岐注,在《十三经注疏》中。又有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清人焦循《孟子正义》,近人杨伯峻《孟子译注》最便初学。
&&&&《论语》中也有对话,但分量只占三分之一,而单人语录则占三分之二;《孟子》里对话要多得多,这样就便于使问题的讨论走向深入。例如《论语》中有“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仁斯至矣。’”(《述而》)只提出论点,没有展开;而《孟子·告子下》中则有详细的讨论,说明为什么“人皆可为尧舜”。《万章》篇几乎全是辩论。《滕文公上》许行章、《公孙丑上》四十不动心章、《梁惠王上》齐桓晋文之事章等,都是洋洋大篇,与专题论文相近。
&&&&孟子以雄辩著称,曾经自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文章极有气势,充满感情色彩。孟子对民间的疾苦有深切的同情,对执政者的贪婪残暴非常愤慨,有着极强的社会责任感。他明确地说过“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孟子》行文铺张扬厉,喜欢用排偶句有关,锋芒毕露,痛快淋漓,时露尖刻,咄咄逼人;他又长于譬喻,多用寓言。据李炳英《孟子文选》统计,在全书261章中有93章用了159个比喻。著名的如形容老百姓希望得到明君为“大旱之望云霓”,形容手段与目的之背离为“缘木求鱼”,形容见小不见大为“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形容取重弃轻为“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如此等等。书中的寓言有20多则,大抵简洁明快而不失优美动人,著名的如揠苗助长(《公孙丑上》)、五十步笑百步(《梁惠王上》)等等,后来都成了成语。
&&&&《大学》和《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篇,宋代理学家特别重视,专门挑出来加以发挥和强调。《大学》旧说是孔子的高足弟子曾参写的,以“仁爱之道”为中心,提出“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为三纲领,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八条目——这样,关于道德修养的途径、方法、目的都讲到了。《中庸》旧说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孟子曾受业于他的门人)写的,其中集中发挥孔子的中庸论,孔子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中庸》则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儒家承认世界上有矛盾,主张用“致中和”的办法防止激化,采取非对抗的恰当的方法来处理,从而达到平衡与和谐,无过无不及,这样就不会有什么后遗症。《中庸》里讲的这一“心法”既是儒家的道德信条和人生准则,也是处理所有问题的总原则和基本方法。现在有《大学中庸译注》(王文锦译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一书,可作为入门的读本。
&&&&《三字经》里有一段专讲“四书”:“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作《中庸》,子思笔,中不偏,庸不易。作《大学》,乃曾子,自修齐,至平治。”这样的顺口溜很容易记住,是编得好的。
&&&&朱自清先生说:
&&&&这四种书到了朱子(熹)手里才打成一片,他接受二程(程颐、程颢)的见解,加以系统的说明,四种书便贯穿起来了。
&&&&他说,古来有小学大学。小学里讲洒扫进退的规矩,和礼、乐、射、御、书、数,所谓“六艺”的。大学里教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道理。所教的都切于民生日用,都是实学。《大学》这部书便是古来大学里教学生的方法,规模大,节目详;而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循序渐进的……有了《大学》的提纲挈领,便能领会《论》《孟》里精微的分别去处;领会了《论》《孟》的旨趣,也便能领会《中庸》里的心法。(《经典常谈·“四书”》,《朱自清全集》第6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9~52页)
&&&&现在如欲了解儒家的“道统”,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大约还是最合适的读物;而朱自清先生这本《经典常谈》,则是至今最好的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入门读物之一,此书除了收入全集者外,还有多种单行本。最近《中华读书报》正在连载“怎样读经典”,各篇都说得非常简明扼要,也可以好好学习和参考。
顾农:“断章取义”诸法
  “断章取义”一语现在大约多少有些贬义,指不顾原作的全文而只引用或攻击其中某一点那样一种不讲道理、不够意思的办法;但是这话本来并无贬义,相反,说的是一种很有意味的办法或技巧。
  正面意义的“断章取义”之法源于春秋时代的赋诗言志。那时的诸侯或他们手下的外交官(其时谓之“行人”)在折冲樽俎之际,碰到不便直接明言的事情,往往喜欢唱一首《诗经》里的作品,有时是全诗,有时只有一章的几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意思,风雅而富于弹性,对方当然能够听得懂,往往也用同样的办法来回敬。彼此客客气气,文质彬彬,既可沟通意见,也不会产生什么后遗症。举例来看:
  冬,公如晋,朝,且寻盟。卫侯会公于沓,请平于晋。公还,郑伯会公于棐,亦请平于晋,公皆成之。郑伯与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郑伯拜,公答拜。(文公十三年《左传》)
  这里说的是鲁文公在这一年(公元前614年)冬天到晋国去结盟,卫国和郑国都请鲁文公帮本国同强大的晋拉关系。郑国本来同晋国关系是不错的,但后来背晋联楚,现在处境不佳,又想倒向晋国,直接去打交道话很不容易说,于是要请回国途中经过郑国的鲁文公来当中介。在郑伯举办的招待会上,郑、鲁之间办了一次外交;双方皆赋诗言志,一共两个来回,所赋之诗涉及《诗经》中的四篇作品。
  先是郑伯手下的大夫子家赋《鸿雁》(这是《小雅》里的一篇),诗云:
  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
  鸿雁于飞,集于中泽。之子于垣,百堵皆作。虽则劬劳,其究安宅。
  鸿雁于飞,哀鸣嗷嗷。维此哲人,谓我劬劳。维彼愚人,谓我宣骄。
  据说这首诗本来是歌颂周宣王的,赞美他在乱后派使臣到基层去,帮助老百姓安定下来,尤其能关心弱势群体(“鳏寡”),让他们有房子住。子家借这首诗来歌颂鲁文公,说足下奔走得很辛苦,又富于同情心——言外之意是希望他同情一下现在处境困难的郑国,能够不辞劳苦地再跑一趟晋国,替郑国说说好话,做做工作。
  鲁文公手下的季文子先说本国国君现在也很困难(“寡君未免于此”),然后赋《四月》(也是《小雅》里的一篇),委婉地拒绝对方的请求。诗云:
  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宁忍予。
  秋日凄凄,白卉俱腓。乱离瘼矣,爰其适归。
  冬日烈烈,飘风发发。民莫不谷,我独何害。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废为残贼,莫知其尤。
  相彼泉水,载清载浊。我日构祸,曷云能谷。
  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尽瘁以仕,宁莫我有。
  匪鹑匪鸢,翰飞戾天。匪鳣匪鮪,潜逃于渊。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维以告哀。
  文子唱这首诗主要借此表示,天气已经冷下来了,出来时间太久,现在急于回国;我们自己也很困难,不能替你们做什么事,非常对不起。《四月》一诗的内容本来比较复杂,这里不去管原来的意义,只借用一些字面来表明态度。
  于是子家再赋《载驰》(这是《鄘风》里的一篇)之第四章,重申郑国的请求:
  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
  《载驰》原是许穆夫人唱的一首歌,朱熹《诗集传》解释说:“宣姜之女为许穆公夫人,闵卫之亡,驰驱而归,将以唁卫侯于漕邑,而许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来者,夫人知其必将以不可归之意来告,故心以为忧也。“原来她的娘家在卫国,卫国有难,而许国甚小,无力帮助,于是她就亲自赶回去,并对劝阻她的许国大夫说,请不要责备我,你们考虑得再多,也不如我亲自跑一趟!子家借此章歌词来表示,请鲁国方面不要责备推托,还是替我们跑一趟吧。
  既然郑国方面如此迫切陈词,鲁方也就同意了,于是文子赋《采薇》(这也是《小雅》里的一篇)之第四章:
  彼尔为何?维常之华。彼路斯何?君子之车。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
  他的意思说,那么我们就再跑一趟吧,这里重点取“岂敢定居”一句之意。既然鲁国答应了自己的要求,于是“郑伯拜”,表示感谢,鲁文公答拜,很有礼貌。
  《左传》里像这样赋诗言志的记载甚多,那时的政治家实在风雅。《汉书·艺文志》关于《诗经》写道:
  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际,须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
  借用诗句表达意思正是“以微言相感”的绝好办法,意思表达得很委婉,同时也能显示自己的文化修养,树立本国的形象。在那个时代,政治家特别是外交官非十分熟悉诗三百而且能灵活运用不可。孔夫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可知在孔子的教学设计中,熟读《诗经》、学会“断章取义“乃是一门重点课程。
  教育家孔夫子经常同他的学生们谈论《诗经》,涉及许多问题,训练“断章取义”的功夫亦在其中。
  《论语·八佾》里有一段说起孔夫子的高足弟子卜商(子夏)向老师请教,交谈中显得很有心得,于是大大得到夸奖——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可与言《诗》已矣。”
  孔子认为卜商那句“礼后乎?”的问题问得好,说明他读《诗经》大有心得,对自己也颇有启发。
  为什么孔子这样高兴呢?“巧笑”等句出于《卫风·硕人》之第二章,今本如下: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这里并没有“素以为绚兮”这一句,估计原本中是有的,后来给弄丢了。《硕人》是写一位美女的诗,这第二章赞美她手指像嫩芽,皮肤如凝脂,颈子白嫩如蝤蛴,牙齿洁白整齐如瓠瓜籽,额头方方的,眉毛弯弯的,笑起来两个酒窝,眼睛尤其漂亮,黑白分明。文采在洁白的底色上啊。子夏的问题大约主要在最后这一句的“素以为绚”上,孔子回答说:绘画首先要有一个白色的底子。聪明的子夏马上就追问道:那么也是要先有一个基础,然后才谈得上“礼”吗?
  孔子大为赞赏,因为他一向认为,“礼”、“乐”固然重要,而最重要的东西是“仁”,如果没有这个作为前提的“仁”,“礼”和“乐“就只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形式了。子夏从讨论“素以为绚“一类比较实际的道理而能联想到“礼”、“乐”也得有前提这样的重大的原则问题,可见这学生对自己的思想体系大有体会,于是孔子非常高兴地予以表扬,说这样的学生对自己大有启发,这就可以同他多谈谈《诗》了。
  孔子不完全就诗论诗,他也很欣赏断章取义、心事浩茫地生发开去,从中获得更多的营养和启发。思维活跃,学以致用,是他对学生的一大要求;读诗而能别有会心,最是有趣有益,如果死于句下,那还有什么大意思呢?
  “断章取义”赋诗言志的办法后来在外交等场合已不再通行,于是就有人把类似的手段用于自己写诗,这方面的一大先驱是汉末的曹操(字孟德,155~220),他那首著名的《短歌行》大部分诗句是他自己写的,也从《诗经》里借用了几句,其诗如下: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里二第章中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两句出于《诗经·郑风·子衿》,“但为君故,沉吟至今”两句是曹操自己写的,后四句又完全照抄《诗经·小雅·鹿鸣》。这种写诗的方法是有点特别的,而实出于先秦“断章取义“赋诗言志的传统。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这一传统虽然后来渐渐中衰了,而士大夫仍然习惯于巧妙地借用人们熟悉的前人成句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曹操这里的高明之处在于借用本来不相干的两段《诗经》以表达自己求才不得时之思贤若渴和求得贤才后的热烈欢迎,为了充分表达自己的“志”,中间又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思补了两句,从而形成了意思相对完整的句群。
  这个极富创意的办法是前无古人的。后来流行的借句(在自己写的诗中借用前人的诗句)以及集句(从各处摘取前人诗句拼成一首新的诗作),大约都从这里得到了某种启示和鼓舞,而均有“断章取义“之遗意。
  借句也就是从前人作品中借用现成诗句的办法,一般也只借用一两句,有时加以说明,也有不说明的。中国古代流行“言公”的观念(前人作品已成公共所有,人人得而用之),借用一两句略近于运用成语典故,不构成道德上的问题。
  借句以巧妙、出新为上,历来多有高手。北宋诗人林逋(字君复,谥“和靖先生”,968~1028)有一首著名的《山园小梅》诗道:
  众芳摇落独鲜妍,占断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
  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
  其颔联(“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极其有名;后来南宋词人姜夔有两首自度曲,一作《疏影》,一作《暗香》,即由此而来。
  而这两句诗是有来历的,实为借句。五代十国时南唐诗人江为有句云“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全唐诗续补遗》卷十一),林逋将这两句借来,略加改造(上下两句各改一字),拿来形容梅花,大有点铁成金之妙。竹子是一直向上长的,无所谓“横斜”;桂花香气浓馥,也不宜说什么“浮动”。林逋巧借这两句而略动手脚,显示了极高的水平。
  更巧妙的办法是对借来的诗句并不作任何改动,而仍然贴切,甚至比在原作中显得更加美妙,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北宋词人晏几道(字叔原,号小山,生卒年不详)的《临江仙》词: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其中“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颇受读者爱重,以为是不可多得的佳句;而这两句是借来的,五代十国时诗人翁宏《春残》(《全唐诗》卷七六二)诗云:
  又是春残也,如何出翠帏?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寓目魂将断,经年梦亦非。那堪向愁夕,萧飒暮蝉辉。
  翁诗有句无篇,不算佳作,而“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二句一旦被借入晏词,因为上下文的关系,忽然显得大有精神,把抒情主人公不堪回首的的惆怅和哀愁形容得很有意味,遂成名篇名句。
  晏几道一向长于借句,吴世昌先生早年除举出《临江仙》为例之外,又指出:
  小山惯用此技,如《蝶恋花》之“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全由杜牧之“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二语脱胎而来。《玉楼春》之“织成云外雁行斜,染作江南春水浅”,系用白居易《繚绫》诗:“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池中春水色。”《生查子》之“无处说相思,背面秋千架”,系用李义山《无题》“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成语,而情调则完全不同……诸如此类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他的本领是用了别人的诗,有时反而使读者觉得它比原诗更好。——多半是因为他配置得当。(《漫谈〈小山词〉用成句及其他》,《诗词论丛》,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在这些例子中,因为对借来的诗句略有改造,就借句的本义来说,尚不如《临江仙》这样典型。宋代词人喜欢借用化用唐诗的甚多,小晏实为此中高手,可惜他作品的题材不免狭窄了一点。
  如果把借用前人成句的规模扩大到作品的全局,就成为所谓“集句”:一首新的作品完全是用不同的前人(也可以是同一前人)之不同作品中的碎片拚接而成,而能浑然一体,表达己意,自成一全新的格局,这样的作品就是所谓集句诗或集句词。这样的办法虽前已有之,但大约总要到北宋的王安石才成为气候,也才逐步摆脱游戏气息而成为比较严肃的操作。这种集句体后来相当繁荣,形成一个引人注目的系列。
  集句诗词中自有佳作,例如南宋末年的文天祥(号文山,)抗战失败被元兵俘虏后,作《集杜诗》二百首,他自称“余坐幽燕狱中,无所为,诵杜(杜甫,字子美)诗,稍习,诸所感兴,因其五言集为绝句,久之,得二百首,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试举其中《怀旧第一百六》(括号中是杜甫原作的诗题)一首来看:
  天寒昏无日(《石龛》),故乡不可思(《赤谷》)。
  访旧半为鬼(《赠卫八处士》),惨惨中肠悲(《送高书记》)。
  确实很像他本人的创作,令人忘却其为集句,而且绝无游戏文字的气息。达到这样高水平的并不甚多见。当然,文天祥是在一个非常特殊而痛苦的处境中从事其集句诗的,他的主要成就并不在此,他晚年的诗作自然还是《过零丁洋》、《正气歌》等等更为重要。
  关于集句诗词的研究,近年来略见繁荣,我见过两本专著(张明华、李晓黎著《集句诗嬗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版;又《集句诗文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9月版),已呈洋洋大观。
  “断章取义”在这些集句诗词中蔚为大国,成为中国古代文坛边缘上一道特别的风景。中国古代某些文人把不少精力用在这种先解构再重组的智力游戏之中,固然颇有成果,甚至可以说乃是文化承传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同时也不免妨碍他创造力的正常发展,妨碍新的开拓和进取,其实是可惜的。许多大写集句诗的诗人,自己的创作乏善可陈。拆旧翻新,偶一为之尚可;一味在传统里讨生活,永远成不了什么大气候。
顾农:陶渊明“乞食”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主人谐余意,遗赠副虚期(一作“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
  情欣新知劝,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
  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
  陶渊明这首《乞食》诗非常著名,诗的题目极能吸引眼球:大诗人已经穷到向人乞讨的地步了!曾有不少论著拿这首诗来证明陶渊明的极度贫困。但是只要一读诗的正文便可以知道事情远没有那么严重。陶渊明不过是到一个很熟悉的朋友家蹭了一顿饭吃,他们在一起高谈阔论,饮酒赋诗,这一天过得非常愉快。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乞丐!诗中所说的“主人”是谁,现在当然无从查考,想必是经济状况高于陶渊明、而又很理解陶渊明的一个好人,他不仅请陶渊明喝酒吃饭,还另备礼品相送。陶渊明不虚此行。
  诗的结尾两句“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意思是死后报恩,这话说得太严重了——吃了老朋友一顿饭,何至于如此。估计陶渊明同这位主人太熟了,所以诗末顺便跟他开了这么一点玩笑。苏轼《书陶渊明乞食诗后》(《东坡题跋》卷二)云:“渊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谢主人,此大类丐者口颊也。”此言极是,但应认清这种口吻不过是一种黑色幽默。所以苏轼这段跋语的下面几句话就不能用来解释原诗了:“哀哉,哀哉,非独余哀之,举世莫不哀之也。饥寒常在身前,声名常在身后。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穷也。”这大约乃是东坡的借题发挥,借渊明之酒杯,浇自家的块垒,并非原诗之确诂。
  鲁迅说得好,“穷到透顶,愁得要死的人,哪里还有这许多闲情逸致来著书?……高吟‘饥来驱我去……’的陶征士,其时或者偏已很有些酒意了。正当苦痛,即说不出苦痛来,佛说极苦地狱中的鬼魂,也反而并无叫唤”。(《华盖集·“碰壁”之后》)从陶诗的全局看去,“丐者口颊”全然是玩笑。准此以推,诗的题目也是一个玩笑。整首诗写得很是轻松愉快,充满谐趣。在诗文里幽默地自嘲自讽是陶渊明的一贯风格,即如他在《责子》诗里把五个儿子都说得一塌糊涂,显然言之过重,表达的其实是慈爱和旷达。黄庭坚《书陶渊明责子诗后》(《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六)云:“观渊明之诗,想见其人岂弟慈祥,戏谑可观。俗人便谓渊明诸子不肖,而渊明愁叹见于诗,可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陶渊明作品里有许多语句不宜呆看,否则弄不好就会“死于句下”,很对不起这位幽默的大诗人了。
  能去蹭饭吃的人家,同自己肯定不是泛泛之交。鲁迅本人也有过一次类似的“乞食”经历。1926年6月28日,他外出买药,顺道往访刘半农不遇,又累又热,于是就近跑到C君即齐寿山先生家去——
  我首先就要求他请我吃午饭。于是请我吃面包,还有葡萄酒;主人自己却吃面。那结果是一盘面包被我吃得精光,虽然另有奶油,可是四碟菜也所馀无几了。
  吃饱了就讲闲话,直到五点钟。
  客厅外是很大的一块空地方,种着许多树。一株频果树下常有孩子们徘徊;C君说,那是在等候频果落下来的;因为有定律:谁拾得就归谁所有。我很笑孩子们耐心,肯做这样的迂远事。然而奇怪,到我辞别出去时,我看见三个孩子手里已经各有一个频果了。(《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参见《鲁迅日记》1926年6月28日:“往信昌药房买药。访刘半农不值,访寿山。”)
  齐先生是鲁迅的老同事老朋友,他们之间关系一向非常之密切。齐先生为不速之客鲁迅提供面包、菜肴和葡萄酒,相当于《乞食》诗中“主人谐余意……觞至辄倾杯”;而两位老朋友“讲闲话,直到五点钟”则相当于陶诗中所说的“谈谐终日夕”。主人家的孩子同乞食者鲁迅也不生分。鲁迅写这一段供发表之用的日记,固然有事实作为依据,但也不排除他心目中正有《乞食》一诗在垫底。
  日本资深汉学家冈村繁先生对陶渊明及其作品多有新鲜的见解,亦时有苛论。他认为“在渊明的时代,真正的廉洁隐者似乎是绝不接受他人施舍的”,陶渊明本人也在《咏贫士》七首其五中赞颂过袁安、阮修二人不肯接受资助的高洁,“按理说这与他自己的生活信条应当是一致的”;接下来冈村繁先生就引用《乞食》诗,严正指出这里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太不同了,“渊明对施舍他酒食的这家主人感激涕零,其态度与袁安、阮修的廉洁迥然相异,显得卑屈而近于厚颜无耻”(《陶渊明新论》第一章第四节《清廉与卑屈》,《冈村繁全集》第四卷《陶渊明李白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P41-42)。这一批判未免太严峻了,表现出对于陶渊明之幽默相当隔膜。
  陶渊明做人一向讲究原则和骨气,所以他不为五斗米折腰,也不肯接受本地父母官檀道济的馈赠:
  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赋《归去来》。(沈约《宋书·隐逸传》)
  躬耕自资,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圣贤,志不及也。”馈以粱肉,麾而去之。(萧统《陶渊明传》)
  这些都表现了陶渊明的高洁。对于历史上不肯随便接受馈赠的贫士黄子廉,陶渊明专门写过一首诗加以歌颂,诗的后几句道:“惠孙一晤叹,腆赠竟莫酬。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咏贫士》七首其七)。黄子廉不肯接受惠孙那一笔厚礼(“腆赠竟莫酬”)的具体原因和背景,因为史料不足,不知其详,但有一点很明确:有些馈赠是不能要的。至于《咏贫士》其五中的袁安和阮公,同馈赠之接受与否并无直接关系。东汉人袁安僵卧于家,大雪封门,洛阳令问他何以不出去想办法,他回答说:“大雪,人皆饿,不宜干人。”(《后汉书·袁安传》注引《汝南先贤传》)由此可知他平时还是有些干谒活动的。阮公其人不详,冈村先生认为指阮修,他不愿意与高门有钱的人家结婚;但陶诗中所说的“阮公见钱入,即日弃其官”不见于《晋书·阮修传》。“见钱入”之钱是些什么钱亦无从确知。要之,历史上的高人不肯接受某种馈赠,自有其道理;现实生活中的事情也是一样,例如江州刺史檀道济送来的粱肉之不能接受,显然是因为他说的那一番话官方气息太浓,陶渊明不爱听。但另外有些馈赠是可以接受的。
  不肯接受别人任何好意的隐士也是有的。《晋书·隐逸传》载郭翻的故事说:“曾坠刀于水,路人有为取者,因与之。路人不取,固辞。翻曰:‘尔向不取,我岂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将为天地鬼神所责矣。’翻知其终不受,复沉刀于水。路人怅焉,乃复沉没取之。翻于是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价与之。其廉不受惠皆此类也。”郭翻只顾保持自己的高尚,不免置对方于难堪的地位,其做法远于人情,实不可取。陶渊明不是这样矫情的人,他对于友人的帮助接济是愿意接受的,并不一味乱摆高尚的架子。陶渊明接受的最著名一笔馈赠,大约是颜延年送他的,萧统《陶渊明传》:“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浔阳与渊明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浔阳,日造饮焉。每往,必酣饮而醉……延之临去,留二万钱与渊明,渊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二万钱不是一个小数目,可以用来喝很多酒。此外陶渊明还接受过另外一些馈赠,包括《乞食》诗中提到的这一次。
  因为要保持高士的身段而绝对不接受任何馈赠,在陶渊明看来乃是矫情做作,并不可取。这是陶渊明的家常随和之处,同廉洁与否完全无关。他另写过一首题为《有会而作》的诗,小序云:“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登岁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资,烟火才通。旬日以来,始念饥乏。岁云夕矣,慨然永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诗云: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
  惄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
  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
  斯滥岂彼志?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
  诗中除了写自己的饥寒困苦之外,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发挥了儒家经典的本来意义,讲了一通他所认同的人情物理。诗中“粥者”、“蒙袂”、“嗟来”诸句典出《礼记·檀弓下》:
  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履,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曾子闻之,曰:“微与,其嗟也可去,其谢也可食。”
  陶渊明基本同意曾子的意见,并略有修正和发挥,他认为在灾荒之年有人出来做慈善事业是值得感谢的,弱势群体只要能保住自己的人格尊严,接受救助是可以的,即使多少有一点屈辱之感也不必介意(“嗟来何足吝”),因为接受救助可以从中得益,保住自己的生命;如果死顾面子不接受援助,白白饿死,那是不值得的。这一见解相当通达,靠近现代观念。
  陶渊明本人接受过若干馈赠,又拒绝过另外一些馈赠,都有他的道理和原则。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儒家的谱系中,陶渊明只对“先师”孔子奉若神明,其他圣贤经师他或者不予理会,或者有所保留,对地位崇高如曾子,他也不惮于提出修正。研究思想家陶渊明时,这一点至可注意。
  但是陶渊明并没有太多的发挥自己的新人生观,《有会而作》一诗很快就回到儒家传统的“君子固穷”论上去了。何焯说,此诗的后一半“言蒙袂扬目者诚过,然斯滥可戒,当以固穷为师也”(《义门读书记·陶靖节诗》)。要之,我们从这首诗可以感受到陶渊明在对待贫困的问题上既有他的原则性,也有他的灵活性。为了生存下去,他可以接受某种馈赠,也可以主动“乞食”——这是很正常的人生态度,怎么能斥为“近于厚颜无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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