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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崩溃启示录:回顾“老大哥”崩溃的详细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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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文史参考》2011年第23期
　　日19时32分，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近70年的红旗缓缓降落。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寄托人类文明的希望之地从此不复存在。20年后的今天，回顾曾经的超级大国崩溃的过程，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文史参考》2011年第23期 封面
　　苏联崩溃的历史根源
　　来源:《文史参考》2011年第23期 作者:左凤荣
　　左凤荣，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苏联、俄罗斯的政治与外交。著有：《致命的错误――苏联对外战略的演变与影响》、《读懂斯大林》（与姜长合作）、《重振俄罗斯――普京的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
　　我们曾认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苏联的社会主义，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出乎意料的是，苏共只执政了74年，就在20年前轰然解体了。苏联剧变20年来，人们一直在探究其中的原因，为什么一个强大的苏联会发生一夜剧变，出乎人们预料地迅速解体。苏联的种种问题：破坏法制的大清洗、重军抑民的发展战略、农业落后、民众生活水平低、民族主义等等，根源都在于苏联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
　　苏共没有让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
　　关于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推崇巴黎公社式的国家。巴黎公社有两条重要的原则：一个是公职人员由普选产生；另一个是消灭作为暴力工具的国家，建立为民众利益服务的廉价政府。
　　苏联搞了7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始终都没有实现人民主权原则。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可以用人民文化水平低来解释，几十年后这一理由难以成立。苏共自认为他们所做的就是民众的需要，代表人民思考和决定一切，不相信民众自己有判断是非和选择的能力，管理人员由苏共组织部门挑选任命，还提出了“干部决定一切”这一片面的口号，造成民众与国家政权的分离，民众只是社会主义大机器上的螺丝钉。
　　正因为民众没有权利，对国家的决策没有影响，才使政府明显侵犯民众利益的政策，如：过分发展军事力量，不给农民以耕种土地的自由，不允许知识分子自由创作等，长期坚持不改。也因为政府的权力不是来源于人民，民众也没有权利监督政府，机关越来越只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干部享有各种特权，体会不到民众的疾苦，民众感觉党政机关并不代表他们的利益。因为没有成为国家的主人，在民族分离主义分子破坏国家，国家分崩离析之时，没有人站出来维护它。斯大林“大清洗”在苏联肌体上留下的创伤，同样在苏联解体中起了重要作用。
　　苏联的民主没有被民众认可
　　形式与内容是相统一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为自己争得了许多权利：普选权、建立自己政党的权利、集会游行向资本家抗争的权利、出版刊物宣传和阐述自己主张的权利等等。在沙俄这个落后的国家，民众享受不到这些权利，争取自己的权益也是布尔什维克和民众奋斗的目标。列宁说：“苏维埃政权既不是遵照谁的指令，也不是根据哪个政党的决议建立的，因为它高于各政党，它是根据革命的经验，根据千百万人的经验建立的。”“劳动者在不满意自己的政党的时候，可以改选自己的代表，把政权交给另一个政党，不必进行任何革命就可以改组政府。”
　　列宁所设计的新政权形式是集立法与行政合一的苏维埃，这一体制是建立在全民普选基础上的，“议行合一”与“普遍选举”两条原则结合在一起，从而实现人民主权。十月革命后，苏俄进行了立法会议代表的选举，1917年11月选举产生了715名立宪会议代表，其中社会革命党370名，布尔什维克175名，左派社会革命党40名，孟什维克15名，立宪民主党（人民自由党）17名，以及其他党派和民族组织的代表，日立宪会议召开后，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主张在会议上难以落实。于是，列宁宣布解散了这个代表机构，用苏维埃取而代之。布尔什维克党开始代表人民管理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也渐渐失去了活动的空间。
　　苏联的政治体制表明，社会主义民主同样需要形式上的民主。苏维埃政权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些形式，如三权分立、竞选、言论和出版自由等等，虽然苏联自己宣称，“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但是，苏联的民主没有被民众认可，长期存在实际上总书记的个人集权。无产阶级的民主应该使政权“处处依靠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人民应该有更多的权利和自由，但在苏联这不是事实。苏联的实践表明，没有这种外壳的民主是不能实现民主内容的。
　　苏共逐渐蜕化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政党
　　苏联剧变和联盟国家的解体与苏共直接相关，苏共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没有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苏共没有成为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而变成了只代表自己利益的权力机关，造成苏联体制僵化、问题成堆、人民不满，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
　　俄共（布）在列宁时期比较民主，重大方针政策的出台都经过党内充分的讨论，甚至是激烈的争论。但列宁病重和逝世后，党的作风也开始发生变化，斯大林利用在党内掌握的权力，逐渐成了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领袖。斯大林创造性地提出：“共产党是苏维埃国家内部的一种圣剑骑士团，它指导苏维埃国家的机关并鼓舞它们的活动。”
　　“圣剑骑士团”是中世纪专为掠夺和屠杀异教徒而建立的德意志天主教僧侣骑士团，它不惜用血与火征服异地，铲除不顺从者，是为封建主、为个人独裁效力的工具。在实践中，斯大林按照“圣剑骑士团”的标准建设苏共，苏共成了听命于领袖个人的党。斯大林建立了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无论是党内，还是社会上都不允许有不同的意见，检查机构越来越庞大，权力越来越集中，创新思想在幼芽状态下就被摧残殆尽了。
　　在斯大林之后，苏共虽有所改变，但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苏共的总书记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党内没有合法的争论与辩论，仍是层层听命于总书记或第一书记，不合总书记意者难以在政治舞台上立足。各级党委和党委书记具有绝对的权力，经常包办代替苏维埃、经济机关和社会组织的工作。这样一个缺少民主的党也不可能在苏联实现真正的民主，而没有民主自然就没有社会主义。
　　政党本来是群众性组织，是联系社会与国家的桥梁，苏共则蜕化成了国家机关，成了官僚化的代表。随着干部任命制的发展，官僚主义和贪污现象也随之发展起来了，普通老百姓找不到主人的感觉，责任感自然也减退了。同样，领导者本人对人民、对党的责任感也下降了，因为官员的提升不是靠“下层”，不是取决于人民的意志和要求，而是取决于“上层”，取决于上级领导的态度和意见，取决于档案和私人关系。
　　没有各阶层的平等，农民和知识分子受歧视
　　苏共没有建立起一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制度。农民长期被看成是落后的阶级，是被消灭的对象。斯大林强行推行全盘农业集体化，消灭了个体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普遍失去了对劳动的兴趣，破坏劳动纪律，不出工的现象很普遍，农民普遍不满，没有生产积极性，他们不可能生产出国家需要的东西，结果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落到了连自己都养活不了的地步，到20世纪70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不得不从资本主义美国大量进口粮食。
　　在任何社会，从事创造性劳动的知识分子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随着新技术革命的进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更是如此。但苏共没有看到人民的文化水平在提高，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在增强，仍然坚持所谓阶级原则。在吸收党员时，“他们只注意使工人阶级、农民、妇女在苏共中占有相应的比重，而忽视了国内工人力量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忽视了把科学技术和创作知识分子积极推向前台，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就其修养水平和在经济、科学、文化中所占的关键地位来说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司机、清洁工比记者入党更快，因为他们被列入工人之列”。知识分子长期没有表达意见的自由，苏共对知识产品严格监督，与知识分子要求独立思想和表达自己思想的愿望发生了严重矛盾，他们“被迫戴上紧箍咒，而施法的人却是那些对他们的专业知之甚少的党委领导。”知识分子收入不高，又没有像在实际物质利益部门工作的工人那样的实惠，使最具创造性的这部分社会力量同苏共疏远，后来成了反现行体制最积极的成分。
　　干部处于优越地位，在斯大林时期建立和完善了一套官僚特权制度，如建立内部特供商店、餐厅、医院、免费别墅，干部根据级别享受不同的工资补贴、住房、医疗照顾以及其他的福利补贴。这一制度一直沿续下来，并在不断加强。官贵民贱的社会不可能在现代社会生存下去。
　　社会主义本是人民大众生机勃勃的事业，是为民众谋福利的事业，但由于苏联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没有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没有把人民主权从理念变成现实。结果，人民对国家的政策没有影响力，对苏共没有监督权，苏共变成了向民众发号施令的机关、追求自身利益的代表。作为议会合一机关的苏共，在制定政策时往往只着眼于国家的强大而不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侵犯和违背民众利益的事时有发生。
　　如果苏共能够指导人民运用民主权利，在做决策、办事情时，能听取和尊重民众的利益诉求，苏联则不会长期固守没有生命力的集体农庄制度，不会把钱财毫无节制地浪费在发展军备和支持世界革命上。集权僵硬的政治体制使民众丧失了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了经济危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沦为最大的粮食进口国，靠出卖原料过日子，到1990年落到了满世界乞讨购粮款的地步，苏联自然难以为继了。当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之时，没有民众起来抗争，这一教训足够深刻。“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社会主义者应该研究苏共的前车之鉴，防止重蹈覆辙。
　　(本文来源:《文史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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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体须谨慎，思想须放荡；若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一路奋斗，不是为了改变世界，只是不愿被世界改变。
鲁迅遗嘱：“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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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不改 越改越乱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走进死胡同
　　来源:《文史参考》2011年第23期 作者:熊崧策
　　戈尔巴乔夫,80岁了
　　即便是早先支持此项改革的家庭主妇们也纷纷改变了主意，因为他们的丈夫在无法获得必需的酒精饮料以后，已转而喝科隆香水、吃牙膏甚至是鞋油这样的刺激性物品。老百姓给戈尔巴乔夫起了个外号――矿泉水书记
　　日，勃列日涅夫在两名助手的搀扶下登上列宁墓，参加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十月革命庆祝活动。在寒风中，勃列日涅夫伫立了三个多小时，只是偶尔向游行的人群挥动一下手臂。3天之后的一个早晨，刚刚起床的勃列日涅夫突然昏倒在地，再也没有抢救过来。长达18年的勃列日涅夫时代画上句号，谁将成为苏联这艘巨轮未来的舵手，他将把苏联引向何方？人们怀着希望也充满疑虑和不安。
　　“盛世”隐忧
　　希望来自于勃列日涅夫时代缔造的“盛世”。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与美国的差距缩短，基本达到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目的，在某些武器装备上苏联甚至还处于一定的优势地位。这一时期苏联社会稳定，没有出现大的动乱，很多苏联人在这段时间内搬进了属于自己的住房，到1980年有1亿人改善了居住条件，购买了像样的家具、服装甚至汽车。
　　然而，情况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乐观。苏联机器制造业的全部产品中，有60%以上是用在军事领域，耐用消费品的比重仅占5%―6%。苏联拥有比美国更多的洲际弹道导弹，却几乎不能生产音响设备、录像机等家用电器，而即便是能生产的产品也质量低劣。当时很多苏联老百姓家里的电视机发生爆炸，有人开玩笑说，苏联的电视机应该送给敌人。1973年石油危机后，世界石油价格提高了19倍，苏联靠出卖原料获取了巨额收入，在国民经济中原材料工业占的比重高达40%，彻底沦为一个原料出口国。苏联拥有大片肥沃的土地，但粮食一直不能自给。
　　更令人担忧的是，勃列日涅夫认为苏联非常完美，与苏共观点不同的人都是精神病，不同政见者要么失踪，要么被送进精神病院。他上任后实行领导职务终身制，这导致新鲜血液难以进入苏共高层，老人政治严重。1981年3月苏共二十六大上选出的政治局14名正式委员中，平均年龄为75岁，其中年龄最大的谢尔佩83岁；8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平均年龄也接近70岁，其中年龄最大的库兹涅佐夫81岁。
　　同时，苏联权贵阶层的地位和利益也逐渐稳固，勃列日涅夫本人就沉浸在授勋、送礼之中，他在扎维多沃的猎场花费了数百万卢布的国防开支，在莫斯科郊外至少还有六栋别墅。阿塞拜疆共和国第一书记曾赠送给勃列日涅夫一枚硕大的钻石戒指，勃列日涅夫爱不释手，常常在几百万电视观众面前堂而皇之地摆弄这枚心爱的戒指。他的亲信再腐败无能也能得到庇护。乌兹别克斯坦第一书记拉希多夫长期敛聚财富，将该共和国的棉花收入据为己有，苏共中央收到了数以万计的举报信，而勃列日涅夫却把这些信件送还拉希多夫，并且先后授予拉希多夫多达12枚的勋章，以表彰他的工作。
　　所有的一切都到了非变不可的时候了。
　　铁腕安德罗波夫因病倒下
　　当时的苏联领导人中，也不是没有对形势洞若观火的人，执掌克格勃15年的安德罗波夫就意识到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勃列日涅夫死后安德罗波夫担任苏共总书记，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最重要的就是收拾勃列日涅夫遗留下来的贪官污吏。前克格勃头子干起这个可毫不手软，从1982年11月至1983年底，仅党中央、政府部长和州党委第一书记以上的高级干部，因贪污受贿或渎职而被撤换的达90多人，包括内务部部长和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安德罗波夫甚至枪毙了勃列日涅夫的好友、工业技术出口局局长，以及专门为勃列日涅夫一家和其他权贵提供短缺食品的莫斯科第一食品商场美食部经理。
　　然而，安德罗波夫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就重病缠身，据前苏联解密医疗档案显示，他先后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结肠炎、痛风以及心肌梗塞、肾衰竭等疾病。由于他的两个肾都坏死，从1983年4月起就难以执政。日，70岁的安德罗波夫去世，尽管他生前对政治局中唯一60岁以下的委员戈尔巴乔夫更为属意，但按照苏共政治局一条根深蒂固的陈规：领导人中的第二把手几乎自动获得一把手的位置，于是，契尔年科继任为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则成为二号人物。
　　戈尔巴乔夫：少年时怀疑斯大林体制
　　日，戈尔巴乔夫出生在苏联高加索的普列沃尔诺伊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在上学前，他大部分时间都跟外公外婆住在一起。他的外公对于十月革命是完全接受的，在1928年还入了党，并当上集体农庄的主席。没想到祸从天降，1937年的一天夜晚，“大清洗”波及到戈尔巴乔夫一家，外公被逮捕，罪名是和托派勾结，破坏集体农庄经济实力。从此，邻居们像躲避瘟疫一样躲他们，小朋友们也疏远戈尔巴乔夫。好在14个月后，外公被释放了，原因是他在诸如用门夹手之类的酷刑之下都没有屈打成招。而戈尔巴乔夫的爷爷因为没有种子，未完成播种计划而遭逮捕，在劳改营砍了两年木头才被释放。这是戈尔巴乔夫平生第一次感到震惊并终身难忘的事件，也是他对斯大林集权体制怀疑的起点。
　　1945年以后，戈尔巴乔夫每年都到当地的农机站当临时工或在联合收割机上当助手，由于工作勤恳，他曾被授予劳动红旗勋章，这有助于他在1950年被国立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录取。
　　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当时已在共青团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工作的戈尔巴乔夫看到了中央的通报信，当众表明自己支持中央的立场，还下乡向青年宣讲二十大会议精神。后来戈尔巴乔夫对赫鲁晓夫评价颇高，认为自己是苏共二十大的孩子，而赫鲁晓夫的改革是向苏联集权体制的第一次冲击，是苏联社会向民主化迈进的第一次尝试。
　　此后，戈尔巴乔夫成了有名的“农业经济学家”，平步青云，地区党委书记、农业部长、中央委员一路干上去。1980年，49岁的戈尔巴乔夫成为最年轻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成为主管苏联农业的书记。在安德罗波夫时代，戈尔巴乔夫一跃而成为控制整个苏联经济的实权派，为自己成为苏共最高领导者铺平了道路。
　　“像一位自由主义政治家”的苏共二号人物
　　在苏**内，有识之士都认为改革不可避免，但怎么改、朝哪个方向改却有不同的思路。现在看来，1984年的意大利之行对戈尔巴乔夫的选择影响深远。
　　1984年6月，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贝林格去世，戈尔巴乔夫代表苏共参加贝林格的葬礼。这次葬礼可谓举国哀悼，有10万群众自发参加，整个意大利所有政治组织的领导人都向贝林格最后诀别，总统佩尔蒂尼代表全国在这位反对党领袖的灵柩前鞠躬。所有这些，都是戈尔巴乔夫所不习惯的另一种思维方式和政治素养。戈尔巴乔夫站在意共中央大厦的阳台上，列队而过的人群中传来了向苏共致意的喊声。有人问他作何感想，戈尔巴乔夫无言以对，意共在西方政党政治中获得的拥护使他陷入了深深的反思。
　　1984年12月，戈尔巴乔夫访英，正是在这次访问中，他第一次阐述了他的“新思维”。“新思维”最初只是一种缓和与西方矛盾的外交思维，后来才扩充到其他领域。
　　在英国议员们面前，戈尔巴乔夫表示：“苏联随时准备通过谈判来限制和削减军备，首先是核军备，西方对手走到哪一步，我们就奉陪到哪一步。”这让西方大感意外而又颇有好感。戈尔巴乔夫宣称：“无论是什么将我们分隔开来，地球却只有一个。欧洲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是家园，而不是战区”这句话被许多媒体引用，一家英国报纸说他“几乎像一位自由主义政治家”。
　　在与撒切尔夫人会谈时，一开始“铁娘子”咄咄逼人，两人越谈越尖锐，戈尔巴乔夫说：“我必须声明，我并没有奉政治局之命来游说您加入共产党。”撒切尔夫人开怀大笑，谈话不知不觉中由语带讽刺转化为开诚布公。这句玩笑话也在不经意中透露出一个前所未闻的信息：苏共二把手无意向全球推行苏联模式。
　　在会谈裁军问题时，一开始两人都按事先准备好的笔记照本宣科，谈判成了各说各话的走过场。戈尔巴乔夫首先打破僵局，把笔记搁置在一旁，撒切尔夫人见状也把稿子塞进了手提包。接着戈尔巴乔夫在英国首相面前摊开一幅大地图，图上以千作等份标出了世界全部核武器贮存量。戈尔巴乔夫对铁娘子说，这些小方格中任何一格都足以灭绝世界上所有的生物，冷战双方现有的核储备可以将全部生物毁灭1000次！
　　这种关注全球核安全、主动思考核裁军的态度和此前苏共领导人拼命增加核武器、动辄向西方叫板的姿态完全不同。撒切尔夫人发现戈尔巴乔夫和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迥然有别，她评价说：“我喜欢戈尔巴乔夫，我们可以在一起共事”。
　　在国际上以温和面貌出现的戈尔巴乔夫，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却毫不手软。在当时的苏联政坛，戈尔巴乔夫并不是没有竞争者，莫斯科党组织第一书记作为契尔年科的亲信一直想取而代之，他背后的支持者是总理。
　　然而，戈尔巴乔夫在各方面都显示出他超过对手的政治智慧。他的盟友利加乔夫是中央委员会中负责人事的书记，这位掌握干部任免大权的高层领导有计划地安排戈尔巴乔夫的潜在支持者担任全国各地的州级党委书记；如果政治局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发生分歧，这些人在中央委员会的票就是决定性的。
　　日，只当政了13个月、期间大部分时间都在病中的契尔年科去世。作为第二把手，戈尔巴乔夫头一个得知了契尔年科去世的消息。他立即召集了政治局会议，坚持应毫不拖延地作出决定。他不让政治局委员们离开房间，直到得到了他所希望的东西：由他担任治丧委员会主席（按惯例由明确的继承人担任）。苏共内部许多人都认为，病夫执政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苏联必须有一个较为年轻的领导人，各州的书记们也打电话向政治局施压，希望戈尔巴乔夫继任。
　　3月11日下午，戈尔巴乔夫顺利当上苏共总书记，他的改革启动了。
　　“矿泉水书记”丢了税收降了威信
　　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并没有进行大胆尝试，而是从社会生活方面入手。他上台伊始就搞了个“反酗酒运动”。俄国人嗜酒如命，俗话说：“可以没有老婆，但决不能没有伏特加。”因此，酒业税收是苏联政府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占每年财政收入18%左右。勃列日涅夫时代因为需要巨额资金进行军备竞赛，对酗酒问题不加任何节制，18年内酒精消费量上涨3倍。酗酒引发的死亡率上升、人均寿命下降、犯罪、旷工、致伤致残、婴儿畸形等社会问题非常严重。到八十年代初，苏联每天都有几千万成年人处于酩酊大醉的状态，仅首都莫斯科，每个冬天有上百人因醉酒而冻死在街头。戈尔巴乔夫决定逐年减少烈性酒生产，打算至1988年完全停止生产以水果为原料的酒类，商店限量供应酒类。党员干部喝酒的处以党纪政纪处分。他对这一社会痼疾采取措施整治的初衷是正确的，但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
　　由于酒类产品在苏联的消费领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反酗酒运动首先严重地影响到国家税收。据估计，三年内国家因此少收入670 亿卢布（约合1000 亿美元），再加上“加速发展战略”不成功、切尔诺贝利核泄漏造成的经济损失等因素，国家第一次出现了巨额财政赤字。酒精饮料的大幅减少，让许多人对改革产生了怨愤情绪。即便是早先支持此项改革的家庭主妇们也纷纷改变了主意，因为他们的丈夫在无法获得必需的酒精饮料以后，已转而喝科隆香水，吃牙膏甚至是鞋油这样的刺激性物品。当时的苏共中央收到了成千上万封抗议信，要求增加伏特加酒的供应量。老百姓给戈尔巴乔夫起了个外号――矿泉水书记。
　　政府收入减少，戈尔巴乔夫威信降低，“反酗酒运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认为：“反酗酒运动犯了最严重的政治错误，也给改革造成了最沉重的打击。”
　　日，年仅19岁的西德业余飞行爱好者马蒂亚斯?鲁斯特，驾驶租用的一架塞斯纳C-172飞机经过长途飞行在苏联红场降落，制造了举世震惊的红场事件。鲁斯特仅有约40小时飞行记录，却突破了当时世界上顶尖大国的防空网，苏方因此事件有国防部长至防空部长等多名高官下台。
　　利用红场的不速之客事件降服军方
　　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件，让戈尔巴乔夫从中吸取教训，形成了“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开始主动采取措施进行裁军。军方当然不会轻易就范。一件意外事件的发生，给了戈尔巴乔夫降服军方的机会。
　　日，来自西德汉堡市的19岁飞行运动员马蒂亚斯•鲁斯特驾驶一架螺旋浆式飞机闯入苏联国境，飞过800公里苏联领空降落在莫斯科红场。飞行途中未曾遇到任何阻拦。鲁斯特甚至驾机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盘旋几圈，差点撞上列宁墓。着陆后，他为好奇围观的路人签名留念，几分钟后苏联警察才出面逮捕他。苏联领空与西方连接的区域，被吹嘘是最安全的，苏联在这里布置了1300架拦截机，约一万枚的防空导弹，7000部雷达装置和传感器装置。有人推测，可能是鲁斯特采用超低空飞行，雷达无法发现，或飞行速度慢，未引起注意。
　　事件发生后，苏联国内舆论大哗，军方颜面丢尽。两天后，苏联国防部长谢尔盖•索科洛夫因“指挥军队时犯有严重过失”而被撤职。继任者是迪米特里•亚索夫将军，他原负责军队人事问题，在国防副部长中排名最末。戈尔巴乔夫在任命新国防部长时“跳过”一些军界领导人，其中包括了四名元帅。这是苏联领导者有意惩罚军队领导的象征性做法。同时，戈尔巴乔夫也要利用机会巩固他在军队中的领袖地位。
　　1987年12 月，戈尔巴乔夫访问华盛顿，与美国总统里根签署了历史上第一个《核裁军条约》，标志着“新思维”外交政策的启动与走出“冷战”的开端。
　　曾经的盟友叶利钦发难
　　由于经济改革出师不利，戈尔巴乔夫把政治领域的改革提上日程。政治民主化的起点是提出“公开性”的口号，放开了舆论环境，自由言论纷纷出台。而此时，苏**内也不再是铁板一块，激进派嫌戈尔巴乔夫改革步子太小，保守派却觉得迈得太大，首先跳起来向戈尔巴乔夫发难的是他曾经的支持者叶利钦。
　　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同岁，也是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在受洗礼时差点被淹死，他的父亲给他取名为“鲍里斯”（斗志）。和戈尔巴乔夫一样，斯大林时代的恐怖政治也给叶利钦的家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1934年他的父亲被指控参与煽动反苏维埃活动，被送入古拉格集中营劳改三年。
　　叶利钦是人如其名、相由心生的典型，为人处世用两个字可以概括――彪悍。在小学的时候就天天打架，他没有俄国人标志性的高鼻梁因为在打架中被揍扁了鼻子。有一件事情颇能说明叶利钦的火药桶脾气，在他七年级的毕业典礼上，毕业生们在隆重的气氛中接过毕业证书。忽然，叶利钦站起来要求说几句话。人们都以为，叶利钦肯定会说一番感谢的话，因为他考试成绩非常好，证书上全部都是5分。叶利钦也确实感谢了那些在生活中帮助过他的老师，之后，他忽然对大家说：“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没有权利做孩子们的老师并教育他们，她简直是在摧残孩子。”因此，他被学校开除，转到了另一所学校。
　　中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建筑专业，考入乌拉尔基洛夫工学院建筑系。毕业后，他从基层干起，一年内竟掌握了细木工、玻璃工、抹灰工、油漆工、塔吊司机等12门专业技术。他的实干精神和工作魄力使他步步荣升，从工长到工段长，又任总工程师、建筑局局长、苏共中央建设部部长。有一点值得注意，叶利钦从没干过副职，啥事情都是自己说了算，雷厉风行，这是后来他对苏共上层因循推诿的官僚作风难以忍受的一个原因。
　　1985年4月，叶利钦因受戈尔巴乔夫赏识调任苏共中央建筑部部长。任职之初他是戈尔巴乔夫政治主张的，在戈尔巴乔夫的提携下，一路升到政治局候补委员，并担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在莫斯科，叶利钦以亲民、实干的作风获得了民众的好感。比方说，他为了搞清楚莫斯科紧张的交通情况，清晨6点钟就来到宿舍区，和睡眼惺忪的工人们一起坐上公共汽车，然后再转乘地铁，亲身体验莫斯科人上班的艰难。苏共政治局有些人说叶利钦此举是沽名钓誉，不准媒体报道他亲民的举动。叶利钦在政治局中也经常因为社会公平和特权问题和利加乔夫争执，在他看来，戈尔巴乔夫根本没有勇气和官僚体系作斗争。
　　日，叶利钦给度假中的戈尔巴乔夫写了一封信，对当时政治局中的保守派如利加乔夫表示不满，并提出辞职。信送给戈尔巴乔夫后，如泥牛入海没有回音。
　　10月21日，在苏共中央的一次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刚刚做完报告。按惯例，这样的报告是不进行讨论的，会议主持人利加乔夫本来准备宣布会议结束。戈尔巴乔夫忽然说：“叶利钦同志要提一个问题。”利加乔夫说：“那就让我们商量一下，我们是否有必要进行辩论？”众人都说：“没有必要。”戈尔巴乔夫坚持：“叶利钦同志有一个声明。”于是，叶利钦走向主席台。
　　叶利钦说：“我完全支持这份报告”。然而，接下来和七年级那次毕业典礼发言一样，他忽然话锋一转，谈起当前的形势，说有些人开始吹捧总书记，苏共所谓“在最近两三年内改善人民生活”提法值得怀疑，这种大肆渲染而又毫无根据的许诺会使人失望和愤怒。最后，叶利钦发表了一项声明：由于各种原因，他在政治局里没有得到工作。这说明他经验不足，但主要是得不到支持，尤其是得不到利加乔夫的支持。根据这些原因，他请求解除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叶利钦的发言在会场中掀起轩然大波，27名与会者纷纷起来反驳，说叶利钦傲慢、自负、好斗。全会形成决议，一是对叶利钦的发言进行批评，二是责成政治局和莫斯科市委商议并解决该市第一书记的问题。
　　政治生涯遇挫，叶利钦曾想自杀
　　当年的11月7日是十月革命70周年纪念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劳动党的总书记、第一书记都汇集在莫斯科，戈尔巴乔夫在会见各位领导人时也谈到了叶利钦的问题。当天，政治局所有成员和中央书记一起前往列宁墓，这当然包括还是候补委员的叶利钦。当叶利钦走到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跟前时，两人同志般地拥抱三次，卡斯特罗还用西班牙语说了些什么，叶利钦握住卡斯特罗的手说：“谢谢”。接着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亚鲁泽尔斯基，他也与叶利钦拥抱三次，还用俄语说：“鲍里斯，要挺住！”这种和兄弟党领袖们亲密的关系，让苏共政治局对叶利钦更为警惕。
　　这段时间，叶利钦知道自己政治生涯行将结束，精神压力很大，身体状态日见恶化，睡眠很差。他也给戈尔巴乔夫送去一封短信，希望留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戈尔巴乔夫回答：按全会的决议办。
　　11月9日，戈尔巴乔夫忽然接到电话，说莫斯科市委发生重大事件：在休息室发现叶利钦倒在血泊里，一个医疗小组已经开始抢救。事情很快明朗化，压力太大的叶利钦拿着剪刀对着自己扎了下去，但没有对生命造成威胁。戈尔巴乔夫认为叶利钦此举只是顺自己肋骨划了一下，假自杀。大概是担心自己的软弱一面被世人所知，叶利钦此后对此事讳莫如深，只是说自己这段时间由于身体原因住院。
　　当天，戈尔巴乔夫给叶利钦打了个电话，说定个日子，开一次莫斯科市委全体会议，解决叶利钦的问题。叶利钦：“干吗这么仓促？医生还给我开了一堆药呢。那我以后干什么？”戈尔巴乔夫：“我们会考虑的。”叶利钦：“要不我干脆退休吧。”戈尔巴乔夫：“我不这么想，你还不到年龄嘛。你还应该工作，再工作。”叶利钦：“这是退出政治舞台吗？”戈尔巴乔夫：“现在不能让你回到大政治的圈子里去，可部长还是政府成员，你还是苏共中央委员嘛。往后我们再看一段时间，生活在继续。你就准备召开市委全体会议吧。”可以看出，当时叶利钦对体制内的位置还是很留恋的，然而戈尔巴乔夫决心让他靠边站。
　　11月12日，莫斯科市委全体会议召开，由于心绞痛发作，叶利钦吞服了大量止痛药才能出席，但还是无法保持身体坐直。会上原来叶利钦的下属对他一顿猛批，叶利钦很克制，坦白承认曾经恫吓了下属，个人的野心膨胀等等。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叶像个男子汉。
　　叶利钦的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中共候补委员的职务被解除，改任建委第一副主席。而戈尔巴乔夫从1988年起逐步把苏联改革推向议会制、多党制，这给已经决定和整个官僚体制决裂的叶利钦东山再起的机会。叶利钦以反对派代表人物的面貌出现，在民间获得了很高的支持率。1988年，因为受到部长不能参加人民代表选举的限制，他毅然辞去部长职务。1989年3月，他以89.4%的得票率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
　　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民族问题
　　就在戈尔巴乔夫在政治改革的路上大踏步迈进的时候，一个被历届苏共领导人所忽视的问题在民主化和公开化的形势下逐渐难以掩饰和压制，那就是民族问题。
　　沙俄本来就是一个靠武力征服其他民族而逐渐扩大地盘的国家，用列宁的话说是：“各族人民的牢狱”。沙俄长期没有解决的多民族间的历史性积怨问题也遗留给了苏联。苏联名为联邦制，但民族共和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等方面必须听命联盟中央的指挥，实际上成为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民族共和国甚至连修建200张病床以上的医院或投资400万卢布以上项目的权力都没有。1958年，苏联又规定，在各民族学校里，少数民族语言课为选修课，俄罗斯语言课为必修课，目的就是让少数民族俄罗斯化。
　　1986年，担任哈萨克斯坦总书记30多年的哈萨克人库纳耶夫被苏共中央解职，代替其位置的是一个叫科尔宾的俄罗斯人。对此，哈萨克人强烈不满，当年12月16日，哈萨克青年学生聚集在阿拉木图的中心广场上抗议，苏联调动了包括克格勃在内的强力部门进行了镇压，武装到牙齿的警察和安全部队对手无寸铁的示威学生和群众大打出手，其中最令人发指的是对女青年进行猥亵甚至强暴。整个事件中有2人被打死，200多人受伤。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阿拉木图事件”，这是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发生的首起严重的民族抗议活动。此后，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乌兹别克、格鲁吉亚、哈萨克、摩尔多瓦、乌克兰等共和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和民族冲突事件接连爆发――按下葫芦浮起瓢。
　　面对接踵而来的民族问题，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八大的报告中承认，“当严重的民族问题到来时，我们对发生的一切毫无准备”。他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加以制止，反而幻想通过新联盟条约巩固各民族关系。他先后三次提出的新联盟条约草案，让步一次比一次多，在国名中删去了“社会主义”和“苏维埃”，突出了各共和国的“主权”。
　　东欧“变色”
　　众所周知，东欧的社会主义是在苏军的占领下得以推行。当苏联因固守旧有模式导致经济溃败，继而引发社会动荡时，东欧也危机重重。戈尔巴乔夫把他的“新思维”也运用在了同东欧的关系上。1988年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清楚地表明了他反对军事干预东欧事务的立场。在当年底的联合国大会上他声称在1990年底之前，除继续履行有关的裁军协定之外，准备将苏联军队、军备及设施撤出其保守了四十多年的东欧势力范围。苏联外交部发言人用美国歌星弗拉克•辛纳屈的一首歌名《我走我自己的路》来说明苏联的态度，因此，这种新的对东欧不干涉的理念被戏称为“辛纳屈主义”。
　　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但很快得以平息，但在东欧，情况完全相反。
　　1989年初，剧变从波兰开始。波兰的反对派团结工会成立于1980年，曾被政府取缔，领袖瓦文萨也被逮捕。然而，波兰国内形势愈发恶化，大小工潮不断，经济也到了崩溃边缘。在执政党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的力主下，当局决定召开“圆桌会议”，坐下来和团结工会谈判。会议开了两个月，双方达成妥协，政府同意恢复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恢复战前的两院制，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按约定，众议院的席位只有35%可以由反对派竞选，参议院则全部放开，雅鲁泽尔斯基将成为下届总统。6月4日开始的大选，反对派不仅获得众议院自由竞选161席的160席，还囊括了参议院100个席位的99席。统一工人党知名领导人全部落选。雅鲁泽尔斯基虽当了总统，但他不得不同意由团结工会提名的人选担任总理并组阁。
　　连锁反应接着传到匈牙利，6月13日，匈共同意与各反对党及社会团体举行圆桌会议，就和平地从一党制向多党制过渡协调彼此立场。经过近三个月的谈判，双方最终达成协议，将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举行大选。由于匈牙利开放了同奥地利的边界，数以万计的东德人经此逃往西方，东德政局随之变得紧张起来。随后就是柏林墙倒塌，两德合并。11月10日，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日夫科夫辞职，开始了剧变的过程。在短短十几天内，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的示威人群从几万人发展到几十万人。11月26日，政府与反对派开始坐下来谈判，达成了改组政府并修改宪法的协议。由于没有发生流血，这场革命有一个浪漫的名字：“天鹅绒革命”。
　　罗马尼亚没有捷克那么“浪漫”。日，一位神父被强迫迁居的事件引发群众示威，军队赶来镇压，造成数百人死伤。事件发生后，罗马尼亚政府在首都布加勒斯特的共和国广场组织群众大会。当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开始讲话时，下面的群众不再像往常那样热烈鼓掌，而是发出嘘声，电视转播为之中断。会后，群众的示威游行愈演愈烈，而国防部的军队却开始倒戈。22日，忠于齐奥塞斯库的安全部队与国防部军队激烈交火。齐奥塞斯库夫妇乘直升机仓皇逃亡。同日，由部分老党员、知识分子、军队领导人组成的“救国阵线”宣告成立并迅速接管了政权。三天后，逃跑未遂的齐奥塞斯库夫妇被秘密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此前，东欧也掀起过数次民主化运动，最后都被苏军镇压下去。这一次，“辛纳屈主义”和戈尔巴乔夫对军方的打压发挥作用，苏军保持了沉默。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决定继续走下去。1990年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正式废除了宪法第六条关于“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等规定，苏联共产党不再有法定的领导地位。在同时举行的大选中，戈尔巴乔夫当选苏联第一任总统，而苏联――这块欧洲社会主义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也行将倒下。
　　(本文来源:《文史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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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弥合的党内分裂 苏联总统两边灭火
　　来源:《文史参考》2011年第23期 作者:刘火雄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1991年俄联邦议会上
　　日早晨，“莫斯科”饭店、“俄罗斯”饭店门口，出席第3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员鱼贯而出前往克里姆林宫。这一天，苏联首任总统选举结果将正式公布。上午10 时，计票委员会主席宣布：总计2486 票中，戈尔巴乔夫以1834 票当选为苏联第一任总统。话音刚落，代表们纷纷起立，向新的国家元首鼓掌祝贺。
　　随着集体负责制向个人元首制变革，苏联在效仿西方政治体制方面又迈出一步。此次大会还通过苏联宪法修订案，取消苏共在国家和社会组织中的核心领导地位。1990年5月，戈尔巴乔夫宣誓就任总统，任期5年。正当他忙着组建总统委员会之际，一场挑战悄然逼近。
　　戈尔巴乔夫帮倒忙，叶利钦重返权力中心
　　日，俄罗斯联邦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其中一项重要议程是选举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苏**内此时已形成了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主流派”（中间派），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派”，以及“传统派”三股力量。
　　在1060名代表中，支持叶利钦的“民主俄罗斯”总共占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席位。相比而言，苏共主流派拥有较强优势，仅“俄罗斯共产党人”就占有355席，且俄罗斯联邦有75%的苏共州委第一书记和州苏维埃主席当选为人民代表。本来胜券在握，由于在推选候选人方面出现失误，反倒使得叶利钦在第一轮投票时获得503票，比对手多出40余票。由于得票均未过半，双方进入第二回合较量。
　　为了防止叶利钦当选，戈尔巴乔夫竟然“屈尊”前往大会现场坐镇。叶利钦发表竞选纲领时表示：俄罗斯应有自己的国家银行、职业军队；俄罗斯的决定高于全联盟的决定；建立土地、矿业等自然资源的共和国所有制；将“不惜健康、时间，以便使我们摆脱危机状态，把俄罗斯引向美好的时代”。叶利钦打出争取主权独立的牌，同时给未来画饼，这些言论颇有鼓动性。
　　选举进行到关键时刻，戈尔巴乔夫不得不亲自出马。他指责叶利钦通篇发言没有一次提到“社会主义”，在称呼共和国时，也不加上“苏维埃”这样的定语，批评他“否定列宁主义原则”，鼓吹“分离主义”，这实际上是瓦解联盟，要搞垮苏联。他甚至召集俄联邦共产党员，指示他们给叶利钦投反对票。
　　戈尔巴乔夫越俎代庖，给错了力，不少代表产生逆反心理，结果好心帮了倒忙。5月29日，叶利钦赢得533票，终于以微弱优势胜出。在苏共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党内反对派战胜了官方主流派。
　　自1987年被解除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位后，叶利钦重返权力中心。作为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的首领，叶利钦从此有权提出法案和颁布命令，甚至对戈尔巴乔夫的施政纲领予以抵制。戈尔巴乔夫已无法阻挡叶利钦前进的脚步。
　　叶利钦高调退出苏共，引发退党潮流
　　1990年7月，苏共召开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各派势力再次粉墨登场。
　　二十八大召开之时，苏联已陷入空前危机。老百姓发现钱越来不值钱，买面包要排队，香烟从城市的商店里消失了。俄罗斯某些报刊刊载西方的讽刺画：苏联的大型百货商场里什么商品都没有，只在靠近墙角的货架上，摆着一个个头矮小的戈尔巴乔夫，他手中抱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一个词――“改革”；苏联外债从戈尔巴乔夫上台时的100亿美元上升至500亿美元，黄金储备却由约1500吨下降至500吨，国家向破产边缘滑行；波罗的海三国的分离主义如野火蔓延……
　　尽管如此，7月2日，为期12天的苏共二十八大如期召开。《泰晤士报》报道说：大会一开始，代表们纷纷对戈尔巴乔夫表示不满。苏共二号人物、“保守派”代表利加乔夫指责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捍卫马列主义。针对叶利钦等激进派，利加乔夫不忘强调：“国内存在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共产党的势力”。
　　最初几天，大会被批评声和作为施压的掌声所淹没。大会进行第6天，叶利钦发言，他提出要对苏共进行彻底改革，甚至名称也要改为“民主社会主义党”，并解散军队、国家机构中的党组织，没收苏共的财产。在4000多名代表中，支持叶利钦的代表只有100多名，其提议自然非主流。
　　戈尔巴乔夫两边灭火，力求在保守派与激进派之间保持平衡。他在大会上做了《沿着改革的道路继续前进》的报告，重申“苏共是坚持社会主义选择和共产主义前途的党”。苏共二十八大还通过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声明。依据戈尔巴乔夫的这一愿景，苏联允许国有制和公民所有制经济在平等基础上竞争，实行多党制，提倡议会民主。
　　此次大会另一重要议题是进行了苏共总书记的差额直接选举。结果，戈尔巴乔夫以3411票赞成、1116票反对再次当选。如此多的代表给党的总书记投反对票，这在此前的苏共代表大会上是从未有过的。
　　7月12日，当大会宣布叶利钦被提名为新的中央委员候选人时，令人惊愕的一幕上演了。叶利钦面无表情走向讲台，高举代表证宣读了一纸声明：“鉴于我已当选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考虑到国家正在向多党制过渡，我必须按照人民的意愿行动。鉴于此，我宣布退出共产党。”一时间，会场象开了锅一样，讥笑声、喝彩声响成一片，有人鼓掌，有人大骂“可耻”、“叛徒”。叶利钦目不斜视走下讲台，径直走出了会议大厅。
　　美国《华尔街日报》为此写道：“正当戈尔巴乔夫似乎把分裂的苏联共产党弥合在一起的时候，叶利钦又把它撕开，并且永远地撕开了。”
　　叶利钦自认为退党之举是“党政治爆炸的引信”，“爆炸已经开始，数百万党员可能退党”。
　　一年前，苏共历史上党员人数达到最高峰，接近2000万人。二十八大后，苏共果然出现退党潮。第二年7月苏共召开中央全会时，党员减少了420万人，占比超过党员总数的五分之一。
　　苏共历史上从没有发生过党员总数减少的现象。另外，自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苏共基层党组织数及吸收新党员的人数呈下降趋势。在切良斯克地区，1986年有 6000人入党，5年后，该地区入党者仅有4人。当地一位党委书记感慨道：“我们失去了一代青年，党对他们没有吸引力了。”
　　最直接的冲击依然来自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以来，他联合波罗的海三国、列宁格勒等大城市的激进派，形成一股足以与苏联中央分庭抗礼的政治力量。
　　维尔纽斯流血冲突致使15人死亡
　　进入1991年，戈尔巴乔夫陷入自己一手制造的改革漩涡而难以自拔，民族分离主义的抬头再次掀起政治风浪。
　　波罗的海三国之一的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食品价格大幅上涨。面对空空如也的商店，1月6日，企业罢工，市民纷纷走上街头。在民族主义者鼓动下，大规模示威游行很快演变为骚乱。8日，一部分人群涌向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大厦，掀掉了大厦大门。闻讯赶到的立陶宛警察部队使用高压水枪，费了很大劲才把人群驱散。
　　戈尔巴乔夫、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等人对立陶宛局势作了评估。亚佐夫担心部署在立陶宛的卫戍部队已被包围，强调波罗的海地区不能放弃。最后，戈尔巴乔夫挥了挥手：“你们试试吧！”
　　11日，苏军出现在维尔纽斯的大街上，伞兵部队占领了立陶宛国土保卫局大楼，新闻大楼也被占领。12日，坦克部队进城。13日凌晨1点30分，10辆坦克围住了立陶宛电视大楼，克格勃特种部队强行占领了这座建筑。此前几个小时，立陶宛电台播出消息：莫斯科开始进攻主权国家立陶宛共和国。在晚上的冲突中，14名立陶宛人和一名克格勃特种部队队员死亡。
　　维尔纽斯流血事件为激进派攻击戈尔巴乔夫提供了口实。15日出版的《莫斯科新闻报》头版头条刊出“血腥的星期天”字样，戈尔巴乔夫被列为罪人之首。自戈尔巴乔夫提倡“公开化”、开解报禁以来，苏联报刊对最高领袖的批评与攻击已是家常便饭。然而，多年以后，有证据表明，立陶宛的屠杀实际上是由立陶宛民族主义武装分子干的，他们从电视塔附近建筑的顶部向人群开枪，以扩大事端。2月9日，立陶宛举行全民公决，90%的公民支持国家独立。
　　叶利钦公开要求戈尔巴乔夫下台
　　受立陶宛局势影响，在二、三月份，莫斯科10万人以上的反共、反戈示威游行接二连三。红场通往克里姆林宫的大门方向，从早到晚挤满了人。只有通过警卫临时开辟的“走廊”，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的代表们才能进入。克里姆林宫外的人群很自然地分为两派，一派支持叶利钦，他们高声大喊：“叶利钦是对的！戈尔巴乔夫错了！”而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喊出的口号则是：“审判叶利钦团伙！人民代表，这是你的斯大林格勒！”
　　电视的威力非常大。戈尔巴乔夫的追随者尽管占据着电视台的领导层，他们却没有用好这个工具，引导社会舆论。叶利钦反倒占了先机。2月中旬，叶利钦要求苏联电视台为他提供一个小时的演讲时间。戈尔巴乔夫动摇了，他对电视台负责人说：“就在第二频道给叶利钦20分钟。”
　　19日，叶利钦的电视采访报道亮相。他先虚晃一枪，然后在节目最后几分钟炮轰戈尔巴乔夫专制，对人民背叛，明确要求他下台。叶利钦此举触到了戈尔巴乔夫的痛处，此前已有声音要他辞去苏共总书记的职位。戈尔巴乔夫选择了沉默，苏联最高苏维埃倒是通过了谴责叶利钦声明的决议。
　　屋漏偏逢连夜雨。在4月底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几个地方党委书记发言谴责戈尔巴乔夫改革把党和国家带入了死胡同。戈尔巴乔夫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够了！我辞职！”说完就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中央全会被迫中断两个多小时，中央委员们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分小组讨论目前局势。由于谁也找不到一个可以接替戈尔巴乔夫的人选，政治局最后宣布：为了党的最高利益，恳请总书记收回“成命”。戈尔巴乔夫答应继续担任苏共总书记一职，原因也是“为了党的最高利益”。但民调结果显示，一年前戈尔巴乔夫的支持率还保持在六七成，到1991年头几个月，其支持率却持续下降到只剩10%左右。
　　新奥加廖沃秘密会晤成“八一九”政变导火索
　　相对于戈尔巴乔夫腹背受敌，叶利钦却一路春风得意。6月12日，叶利钦在大选中以57%的多数选票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还没等就职，叶利钦迫不及待前往美国访问。《纽约时报》评论说：“叶利钦再也不用走后门进白宫去请求美国总统的接见了。”在叶利钦宣誓就职时，戈尔巴乔夫站在叶利钦旁边靠后的地方，如同一个配角。
　　两人关系的微妙变化，似乎预示着联盟的未来。俄罗斯是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老大，其动向势必影响苏联的命运。按戈尔巴乔夫的话说：“如果某个共和国使用宪法赋予的权利退出苏联，联盟虽会受到损失，但还能承受；如果俄罗斯退出，一切就会完蛋，联盟将不复存在。”
　　根据1991年春的全民公决，七成以上的民众仍主张保留苏联。全民公决与民意调查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具有法律效力。为了协调各加盟共和国的利益，联邦委员会开始起草新的联盟条约，地点选在了距离莫斯科35公里的新奥加廖沃政府别墅。
　　提交的条约名为“主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其简称在写法和读音上与苏联的简称一样。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与各加盟共和国的委员会成员进行了多次讨论。在涉及国家主权、军队归属等关键问题时，代表们纷争不断。每当会场火药味十足时，戈尔巴乔夫便适时邀请代表们就餐。宴会通常有助于缓和情绪，但宴会一结束，一切又恢复原状，谁也不会轻易让步。
　　7月23日下午2 时，联邦委员会再次举行会议，关键要解决向中央财政缴款的问题。会议讨论了两个小时没有任何进展。戈尔巴乔夫认为中央应向每个企业征税，并负责调整它们的上缴额，叶利钦则坚持每个共和国必须执行单渠道固定缴款的原则。
　　“如果不把这一点写进条约，那我在这里就没什么事可做了。”戈尔巴乔夫边说边收拾文件夹准备离开。
　　“别逼我们在您缺席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叶利钦并不买账。
　　戈尔巴乔夫显然对事态的进展没有心理准备。他一下子窘住了，进退维谷，会场寂静了数秒钟后，戈尔巴乔夫宣布休息，找了个台阶下。
　　7月29日，戈尔巴乔夫召集叶利钦、哈萨克加盟共和国委员会第一书记纳扎尔巴耶夫，再次在新奥加廖沃举行秘密会晤。戈尔巴乔夫想把联盟条约草案中遗留的联盟税收问题彻底解决，还想确定签署新联盟条约的日期，撤换掉苏共高层的保守派，这些人包括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内务部长普戈、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和总理巴普洛夫等。
　　事实证明，正是这些拟被撤掉的人，将发动一场震惊世界的政变。事后，在政变参与者的保险柜中发现了此次秘密会晤的录音资料。叶利钦说：“也许，这盘录音带成了1991年8月的导火索。”
　　(本文来源:《文史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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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奋斗，不是为了改变世界，只是不愿被世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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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镰刀锤子旗落下 苏联从世界的版图上消失
　　来源:《文史参考》2011年第23期 作者:刘火雄
　　12时15分，叶利钦在众人的欢呼声中跳上坦克。他向周围人群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宣读了《俄罗斯领导人告公民书》。叶利钦在电台上对全国军人发表谈话：“在这个艰难的抉择时刻，请谨记你们对人民的誓言。你们的枪口不能够向着人民，俄罗斯军队的荣誉绝不能染上人民的鲜血。”
　　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联盟条约即将签字。首批在联盟条约上签字的国家有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其他国家的签字日期定在8月20日。戈尔巴乔夫随即前往克里米亚福罗斯别墅休假两个星期，他著名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此前就是在这幢别墅里完成的。
　　随着戈尔巴乔夫离开莫斯科，苏联权力实际上掌控在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巴甫洛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苏联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及总统办公室主任博尔金等人手上。他们大多反对签署新联盟，维护苏联传统的中央集权。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逼宫
　　8月17日，在克格勃一处秘密据点里，亚佐夫、克留奇科夫、巴甫洛夫、苏共中央书记舍宁等聚在一起，密谋采取夺权行动，他们将计划告知了亚纳耶夫等人。
　　亚佐夫等人决定首先与戈尔巴乔夫“谈判”。8月18日16点30分，巴克拉诺夫、舍宁、博尔金、克格勃警卫局局长普列汉诺夫一行来到了福罗斯别墅。由普列汉诺夫开路，他们顺利进入了戒备森严的别墅，作为克格勃警卫局局长，他拥有对任何哨位下达任何命令的权力，戈尔巴乔夫的卫士长不得不听令放行。
　　戈尔巴乔夫身着睡袍正在休息，得知有人求见，戈尔巴乔夫惊讶地说：“我没邀请任何人啊！”他决定先连线副总统亚纳耶夫等人，这才发现所有电话都不通。事实上，别墅周边所有的电话线包括医生、厨师等工作人员的通讯设备都被切断。
　　几十分钟后，戈尔巴乔夫终于接见了这批不速之客。巴克拉诺夫说：“国家正处在灾难之中，其他措施都无法解救，他们已经成立了紧急状态委员会，请签署实施紧急状态的总统令。”戈尔巴乔夫明确说NO。“你不想签署总统令，那就将总统的全权转交给亚纳耶夫吧！”巴克拉诺夫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你去休息吧！我们去做这件肮脏的事，然后你还可以回来。”这已是在逼宫了。再次遭到否决后，有人说：“那你就辞职吧！”谈话到此结束，众人随即离开。
　　傍晚7时，巴克拉诺夫、博尔金一行返回莫斯科，他们把进展向克留奇科夫、亚纳耶夫做了通报。已换防的警卫人员随身带着冲锋枪，将福罗斯别墅包围，并封锁了每一个出口。一个团用两辆牵引车切断了机场的飞机跑道，那里停放着戈尔巴乔夫的两架专机。
　　凌晨4点，克格勃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包围了叶利钦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但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4点30分，亚佐夫给国防部所有副部长、各大军区司令员发去密电，命令所有部队进入临战状态。
　　19日清晨，克里姆林宫钟楼上的大钟刚敲完六响，苏联中央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同时播发了一条爆炸性新闻：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不再履行总统职责；根据苏联宪法，副总统亚纳耶夫代行总统职务；国家的全部权力交给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日，莫斯科红场附近，蜂拥的示威民众爬到军车上，企图阻止车辆的前进。
　　日，莫斯科，苏军坦克开上街头，停在通往克里姆林宫和瓦西里大教堂的斯帕斯基大门旁。
　　叶利钦感到去白宫才能扭转局势
　　19日清晨，叶利钦被女儿从睡梦中叫醒：“爸爸！快起来！发生政变了！”叶利钦起初并不相信，他对女儿说：“你们这是怎么了，开什么玩笑？”很快，叶利钦的警卫局长科尔扎科夫赶到别墅，开始在周边布置岗哨，俄罗斯政府总理希拉耶夫等要员随即过来会合。
　　别墅的电视可以正常接收节目，电话一切正常，甚至传真也畅通无阻。搞政变的这伙人要么太自信了，要么就是太愚蠢了。叶利钦与大家起草了《俄罗斯领导人告公民书》，要求紧急召开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还政权于戈尔巴乔夫，取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所有决议，举行全国无限期大罢工。
　　此刻，由格拉乔夫率领的图拉空降兵师一部已来到莫斯科。叶利钦与他顺利通了话并取得了对方的支持。
　　叶利钦已经感到，去白宫（俄罗斯议会大厦）比呆在家里更能扭转局势。他的提议遭到助手反对，因为出去随时可能遭到伏击。众人甚至找来装备，让叶利钦乔装成渔夫，以便乘小船沿着莫斯科河溜走。
　　叶利钦根本不理睬这些建议，在卫士的冲锋枪护卫下，他乘专车直奔白宫。一路竟然畅通无阻。原来，“阿尔法”没有收到明确拘捕叶利钦的任何命令。事后得知，克格勃负责人曾拟定了一份逮捕叶利钦等70人的名单，只是逮捕的命令一直没有下发。
　　苏联“8.19”事件中，叶利钦站在坦克上发表演说
　　叶利钦跳上坦克宣读《告公民书》
　　叶利钦到达白宫的时候，所有电话、传真和专用通讯工具都处于正常状态，《俄罗斯领导人告公民书》很快向全国散发出去，其他几乎所有工作人员都已赶到，在场的还有几十名新闻记者。
　　迫于形势，叶利钦等人秘密在叶卡捷琳堡建立备用指挥部。正在国外访问的俄罗斯外长也接到指令：如果叶利钦等人被捕，要他在巴黎组建俄罗斯流亡政府。
　　坦克此时正按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向白宫开进。市民分头围住一辆辆军车，有的军官跳上装甲车顶，对人群大声说：“我们是来维持首都秩序的，不是来镇压人民的！看，我的枪里没有子弹，我们的步兵战车里没有炮弹！”上午11时，坦克和空降兵部队已经占领了白宫附近的要地，军官们却没有接到进一步的指令。民众纷纷爬上坦克，拿糖果、面包等食物犒劳士兵。众人随意地拉起了家常，没人想要动用武力和流血。
　　从白宫办公室目睹了这一幕后，叶利钦果断走出大楼，他要争取更多的支持者。12时15分，叶利钦在众人的欢呼声中跳上坦克。他向周围人群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宣读了《俄罗斯领导人告公民书》。出乎叶利钦意料的是，他登上坦克发表讲话的场景竟在苏联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里播放了。叶利钦趁势在电台上对全国军人发表谈话：“在这个艰难的抉择时刻，请谨记你们对人民的誓言。你们的枪口不能够向着人民，俄罗斯军队的荣誉绝不能染上人民的鲜血。”他还签署了著名的第59号总统令：以所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名义颁布的所有决议都是非法的，在俄罗斯联邦境内一律无效。
　　与叶利钦等人的果断反击不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迟缓。下午5点，紧急状态委员会在苏联外交部新闻中心举行新闻发布会。人们看到主持人亚纳耶夫的手一直在颤抖。他表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决心“采取最果断措施使国家和社会尽快摆脱危机”，并许诺说“戈尔巴乔夫正在克里米亚休息和治疗，病好以后，马上就返回莫斯科继续履行他的职责”。
　　实施“紧急状态”的第一天，美国中央情报局查询了苏军的调动情况后，发现并无大的变化。为此，他们在给美国总统的报告中指出：政变是一次仓促准备的临时性行动，亚纳耶夫入主克里姆林宫的概率只占10%，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各占45%。
　　日，莫斯科，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倒戈支持叶利钦的苏军坦克驾驶员Nikolai Amelin做出胜利手势。
　　叶利钦在白宫的紧张一夜
　　8月20日，原定签订新联盟条约的日子，数万民众聚集在白宫周围。空降部队离白宫也很近，但他们没做攻占准备。有人企图说服亚佐夫动用武力，他坚定地回答：“我不想当皮诺切特！”皮诺切特是智利出名的军政府领导人，以铁腕镇压异见者而闻名。
　　实际上，白宫里面已乱作一团。 叶利钦本人也险些把持不住，警卫连防毒面具都准备好了。按叶利钦的话说：“白宫可以轻而易举地被攻下。两个响成一片、火焰冲天的火箭筒就可以把整个大楼炸得干干净净。然后趁着滚滚的浓烟，专业小分队不费力便可以爬上我们这个楼层，更何况可以用直升机从上面进行助攻。”
　　为防止意外，叶利钦在自己的办公室旁安排了一位手持冲锋枪的卫兵，他本人实际上呆在白宫大楼的另一侧一个只有两三个人知道的小房间里。夜里，在身边工作人员和警卫的强烈要求下，叶利钦来到白宫地下室的停车库，那里停着一辆“吉尔”牌防弹车。警卫告诉叶利钦，可以坐着这辆车从自动门突围出去，越过白宫附近的路障，闯入附近的美国大使馆。
　　叶利钦却说：“我哪儿也不去！”其他当事人记述了当时的紧张态势：“随着凌晨3点的临近，‘白宫’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人们两眼盯着时钟的指针：2点50，3点，3点15，3点30。我们补充了武装人员，但很快就明白了：对方好像垮了，进攻的威胁被解除了。”
　　此时，戈尔巴乔夫正遭受软禁。他和妻子只能通过一台“索尼”收音机收听英国BBC的节目，以了解事态发展。为安全起见，他们只吃此前储备的食物，事变后的供给一概不用。
　　戈尔巴乔夫从克里米亚的别墅回到莫斯科
　　戈尔巴乔夫重返莫斯科
　　时间进入到8月21日清晨，亚佐夫见势不妙，下令把军队从莫斯科撤出去。8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克里姆林宫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亚纳耶夫等人决定派人前往福罗斯别墅，邀请戈尔巴乔夫出山，这是他们手中的最后一张牌了。
　　戈尔巴乔夫已通过收音机了解了新的动向。他命令依然保留武装的32名警卫封锁进入别墅的所有入口。在与外界取得联系前，他宣称不会与任何人见面。
　　30分钟后，戈尔巴乔夫的对外通讯联络修复。他首先给叶利钦打电话探寻情况。听到戈尔巴乔夫的声音，叶利钦激动地喊了起来：“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已经48小时在这儿站着等死了！”接下来的一个电话打给了美国总统。老布什安慰戈尔巴乔夫说：“我和夫人已给你做了祈祷。”这时，戈尔巴乔夫知道自己仍可以掌握主动权。
　　8月22日凌晨2时，戈尔巴乔夫一行乘专机返回莫斯科。他下飞机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似乎回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就在戈尔巴乔夫在机场回答记者提问之时，按照俄联邦检察院签署的命令，亚佐夫和克留奇科夫被逮捕了。同一天被捕的还有巴甫洛夫、亚纳耶夫、巴克拉诺夫、舍宁、博尔金和内务部长普戈等政变参与者。
　　69岁的苏联从世界版图消失了
　　8月23日上午，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在克里姆林宫会面。叶利钦俨然以胜利者自居，他一开始就用命令的语气与戈尔巴乔夫交谈，并将一份人事任命名单强交给戈尔巴乔夫。
　　当天，戈尔巴乔夫还参加了俄联邦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当他抵达白宫门口时，许多人高喊：“辞职！辞职！”在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时，叶利钦假意拿出一份文件让他宣读。几分钟后，叶利钦打断了戈尔巴乔夫的发言，他对最高苏维埃的代表说：“同志们，为了缓和局势，请允许我审议签署关于停止俄共活动的命令。”大厅里顿时响起“乌拉”的欢呼声。戈尔巴乔夫被将了一军，有些惊慌失措地喊了一声叶利钦的名字。叶利钦装作没听见，继续大声宣布：“我正在签字，命令已经签署完了。”大厅里再次爆发欢呼声。
　　戈尔巴乔夫已无力回天。他踉踉跄跄走下讲台，怅然若失。叶利钦随即邀请戈尔巴乔夫来到自己的办公室。
　　无奈之下，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作为总统，戈尔巴乔夫仍然可以在克里姆林宫里办公，但其权力范围只能局限在几栋大楼里了。叶利钦完全掌控了局势，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查封、没收了苏共财产，其中包括4000多栋行政大楼，180多个社会活动中心，130多座宾馆以及数以千计的别墅等，苏共各种账户上有50多亿卢布和1.5亿美元的存款。
　　9月6日，新成立的苏联国务委员会承认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独立，苏联瓦解很快显现多米诺骨牌效应。9月9日，塔吉克斯坦宣布独立，亚美尼亚随即也宣布独立。
　　12月7日至8日，叶利钦等人在白俄罗斯明斯克举行会晤，签署了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21日，新的独立国家联合体在阿拉木图诞生了，这是由11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联合体。叶利钦等人签署《阿拉木图宣言》，正式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停止存在”。为表示对戈尔巴乔夫所作“贡献”的“感谢”，他能享受终身养老金，并配备20名警卫和两辆专车――“吉尔-115”和“嘎斯-31”。
　　日，西方传统的圣诞节。19时，戈尔巴乔夫邀请摄像人员和新闻记者来到自己的办公室进行电视直播，他向全国和全世界发表辞职讲话，150多个国家的电台对此进行了报道。他最后道别说：“我是带着一颗不安的心离开的。”
　　讲话一结束，戈尔巴乔夫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准备把控制2.7万个核弹头的“核按钮”移交给叶利钦。由于不满戈尔巴乔夫此次讲话的内容，叶利钦拒绝在前总统的办公室中接受核密码，他建议在克里姆林宫的另外一个地方进行交接仪式。戈尔巴乔夫坚决回绝了对方的要求。他在没有任何电视摄像的情况下将两名上校交给“独联体”武装力量临时总司令沙波什尼科夫指挥。
　　19时38分，克里姆林宫顶旗杆上，飘荡了多年的镰刀锤子旗开始徐徐下落……一面白、蓝、红3色的俄罗斯联邦国旗取而代之冉冉升空。此前，拥有2200多万平方公里的苏联已存在了69年。这个曾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已从世界版图上永远地消失了。
　　(本文来源:《文史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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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奋斗，不是为了改变世界，只是不愿被世界改变。
鲁迅遗嘱：“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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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亲历的苏联解体
　　来源:《文史参考》2011年第23期 作者:胡元
　　新华社原驻莫斯科记者盛世良口述
　　莫斯科的“八一九”现场
　　日，我开始担任新华社驻莫斯科分社记者，见证了上世纪80年代苏联僵化的政治空气逐渐解冻的过程。在莫斯科，无论是党务会议或是政府会议，普通民众只要掏半个卢布，就可以进会场旁听。1987年以来，被逐渐解禁的言论像是一颗颗炸弹，越来越多地在莫斯科各种官方会议上“爆炸”，而“点燃”导火索的通常是旁听会议的民众。
　　记得有一次，我去由苏联知识协会组织召开的一场报告会采访。会议过程中，一位工人模样的听众突然站起来，大骂苏联共产党搞社会主义搞了这么多年，成天“万岁万岁”喊着，居然还不如十月革命以前。散会后，我还以为克格勃会找这个人的“事”，结果他大摇大摆走出会场，没有人拦住他。
　　白宫民警打瞌睡，陆军司令部、国防部很平静
　　1990年，苏联开始实行总统制，并伴随着大量民选官员上台，我当时对苏联的未来保持着乐观态度，觉得这个国家终于打破了沉闷的政治体制，至少在表面看来，并未嗅到体制内将会有什么异常的动作。
　　日清晨，分社社长唐修哲急忙把睡梦中的我们喊起来开“飞行会议”，说北京来长途电话告知，戈尔巴乔夫“靠边站”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开始行使权力。我们在震惊之余迅速分配了采访任务。5分钟后，竺承军和我各驾驶一辆车，往莫斯科市中心方向开。
　　还没等我的车开出1公里，我就看到前面停了一辆装甲车和满载士兵的军用卡车，我下车问坐在车里的军官：“为何要来莫斯科？”“执行任务。”这位军官只说了这么一句，之后就转过头去，没再理会我。
　　当我的车继续往市中心方向行驶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一路不仅没有见到任何军车，而且行人也很少见。等到达红场时，气氛像往常一样平静，仿佛已经和时局脱离了关系。我随意问了几个游人，都是外地来旅游的，说没听到消息，也不知道“紧急状态”为何物。
　　几分钟后，我们赶到最高苏维埃所在地白宫，比政变军队先到。我去询问白宫守门的民警，他们居然还在那里打瞌睡，说什么也不知道。而陆军总司令部和国防部这两个关键地点也是出奇的平静。
　　当我们赶到克里姆林宫时，看到有十几辆装甲输送车已经到了，印在每辆装甲车身上的军车号码全部用蓝色的复写纸盖住。老百姓就把一辆辆军车团团围住，不断地向军车上的士兵叫骂，一张张盖住车号的复写纸也很快被揭下，扔得满地都是，场面非常混乱。
　　政变部队的军车行动受阻，而此时一列小轿车却“悠然自得”地驶进了白宫，后来才知道这竟是叶利钦的车队。当时我就感到很奇怪，既然是政变，早该把叶利钦这帮人先抓起来，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走进白宫，然后组织对自己的反击呢？之后我就听到红场上的扬声器里传出了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副总统鲁茨科伊、议长哈斯布拉托夫和总理西拉耶夫名义发出的联合声明：号召人民“反对军事政变，保卫民主政权”。
　　部队倒戈，效忠叶利钦
　　8月20日清晨，库图佐夫大街尽头，也就是白宫与我们大使馆之间，已被路障封住。路障外是7辆快速反应部队塔曼摩步师的T-72坦克。通往红场克里姆林宫和练马厅广场的路口都已被军队封锁，红场南出口被铁栏杆和警车挡住，100米外的莫斯科河桥头，停着7辆T-80坦克，还有弹药车和油罐车各一辆。
　　但我感觉苗头已经不太对了，这看起来不像是政变，却像在保卫叶利钦。坦克炮口不是指向叶利钦办公室的方向，而是相反的方向。坦克上插的是红白蓝三色旗，而不是镰刀锤子红旗，我问在坦克上的士兵怎么回事？他告诉我，在昨天晚上，列别德少将就已经率领我们“改旗易帜”了，现在我们只效忠叶利钦。
　　一名中年女教师从坦克上跳下来告诉我：“昨晚10点，阿加耶夫少校率5辆坦克投到叶利钦这边。今天早上6点，塔曼师又有50辆战车倒戈。”接着我又问了几名坦克兵，他们都证实了上述情况。
　　在白宫四周，停着数辆坦克、几十辆步兵战车、装甲车和军用卡车。那些士兵和莫斯科的姑娘们在坦克上并排坐着，有说有笑，姑娘们穿着士兵的军大衣，把鲜花插在坦克的炮口上。不断有市民和外国记者给军人送香烟、冰激淋和罐装外国啤酒，而那个时候能喝上罐装外国啤酒已是难得的享受了。
　　一名小伙子看我是外国记者，就带着我爬上靠近白宫围墙的壁垒上，我看白宫里面都很正常，院子里的面包堆得像小山一样，这些面包都是由众多担心白宫里断粮的市民，隔着围墙往里扔的。民心向背由此可见一斑。
　　在高尔基大街的莫斯科市政府楼前，墙面和电线杆上到处都贴着号召“无限期罢工罢市直到军政府垮台”的传单和标语，内容也大多是散布部队倒戈、外国谴责紧急状态委员会等传闻。普希金广场上，只有一家麦当劳快餐店仍在营业，顾客排了二三百米长的队，其他食品店里顾客也比平时多，对未来充满惶恐的人们大量地抢购面粉和鸡蛋。
　　晚上21时的电视新闻中，苏军政治部副主任为部队倒戈辟谣。但形势急转直下，政变部队撤回驻地。
　　分社值班的同志认为这一情况同国内的预测相反，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往国内发稿。我决定先发回国内，因为这是记者现场观察到的真实情况，就应如实报回，至于如何发稿，应由总社决定。
　　经过这一事件之后，我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到了苏联，也切身体会到苏共已经丧失了执政能力了。发动政变搞了个紧急状态委员会，最高层的人物都在里面，最终行动却以失败而告终，说白了就是到最后连保卫政权都不知怎么保卫，现在想想也是感慨万千。
　　新华社原驻莫斯科分社社长万成才回忆
　　目睹苏联国旗降落
　　80年代苏联物品紧缺，看见就买
　　1982年，我被派去苏联担任新华社莫斯科分社记者，但却是以驻苏使馆外交官的身份出现，因为中苏两国遵循对等原则只互派2名记者，而分社采编工作又比较繁重，所以只能以派驻外交官的名义加派记者。
　　从1982年到1985年，我感觉苏联社会氛围发生了很大变化。三位总书记相继去世，整个国家的政治空气变得异常沉闷。苏联经济结构长期畸形，一直是重工业发达，轻工业薄弱。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走在大街上，经常看到上班族人人都提着购物袋，随时准备购物，卫生纸、肥皂、黄油、面包，看见了就马上买，能买多少买多少。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就不知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再见”。
　　戈尔巴乔夫上台，民众抱很大期望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50多岁的他带来了与众不同的清新形象，加上相貌也符合了苏联人的审美需求，又善于演讲，大家觉得苏联终于可以摆脱老人政治，所以民众对他抱以很大期望，要知道以前那些领导人就算是念稿也念不清楚。
　　还记得有次分社的设备坏了，请苏联的工程师过来修，我特意为苏联的三次国丧向他表示慰问，而他听了却没有回应，但要是谈到戈尔巴乔夫，他就马上变得健谈起来，从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对戈尔巴乔夫的喜爱。
　　1987年，戈尔巴乔夫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当时的苏联媒体都言论自由了，一时间各个报纸对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的批判铺天盖地，几乎到了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地步，但对赫鲁晓夫的批判却相对较少。报纸上同样也出现了传统派攻击戈尔巴乔夫的文章，呼吁把他赶下台。
　　1989年苏联施行民主选举，民主派全面掌权，加上1990年修宪，这时苏联人的思维与价值已变得更加多元。处处是辩论与探讨，在议会大厦里，是人民代表之间的辩论。在议会外，大街小巷都是普通民众三五成群的小辩论，“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计划经济？”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离不开国家该往何处去的主题。
　　1991年，我那时已在北京专门负责编辑苏东方面的新闻。8月19日那天，我们接到了苏联方面来传来的消息，说莫斯科发生了政变。而此时分社同志还在睡觉，我们马上从北京打电话到分社，让记者们赶紧到新闻现场，但由于当时的局势非常复杂，所以我们写内参写得比较多，而关于“八一九事件”的公开报道相对较少。
　　通货膨胀率达到2000％
　　1991年10月，我被任命为莫斯科分社社长。重回苏联，感受到了启动政改以来，苏联人的日常生活非但没有改观，而且情况变得更糟糕。
　　在农贸市场里，只有西红柿、黄瓜、土豆几样品种，水果就更是少得可怜。通货膨胀率居然达到了2000%以上，商品价格每天都要涨90%。我有一位苏联朋友在《真理报》评论部工作，他曾经有几万卢布的存款，短短几天之间这几万块钱就没有了任何价值。
　　我们经常去戈尔巴乔夫主持的国务委员会采访，但感觉他已经被叶利钦架空了，就连我们中国大使想要向戈尔巴乔夫递交国书，他都没时间接。国家早已分崩离析，血肉已经没了，却只剩下了苏联的“白骨架”。而此时的苏联民众已经对戈尔巴乔夫极度失望了。
　　12月25日，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的那一刻，没有人感到诧异，也没有人为此哀伤，大家都很平静。苏联解体的稿子是我写完后发到国内的，但提前几个小时就已经写好了，因为我们通过各种渠道证实，马上要宣布的就是解体的消息。当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来的时候，我们迅速赶到红场，却什么也没发生，一切都是那么正常，可真实情况是一个国家消失了。虽然我们早已料到，但苏联民众的若无其事还是让我们很惊讶。
　　2007年叶利钦去世，我在莫斯科见到了戈尔巴乔夫，那是在他基金会的办公楼里，他的办公室满墙挂的都是他和妻子的照片。我们当时聊了很多，但他显得比过去老多了。因为不想刺痛他，所以我们聊天的时候尽量避开敏感话题。他还是很健谈，说很多人背叛了自己，下台之后，只有一个人给自己打了电话，那些曾经的亲密战友与革命同志纷纷离他远去。在他80岁生日的时候，莫斯科甚至没有多少人想起。临走之前，戈尔巴乔夫送给我一本他写的书――《理解改革》。他真诚地希望人民能够理解他的改革，他并不是想把国家推向灭亡。
　　(本文来源:《文史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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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奋斗，不是为了改变世界，只是不愿被世界改变。
鲁迅遗嘱：“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回复时间： 16:37
政变领导人好像没有什么魄力和智慧
回复时间： 11:29
幸有戈氏，世界之幸！
----------------------------------------------道法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