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晋如：国学是一种“全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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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晋如诗人、学者，1976年生，江苏盐城人。1994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96年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是自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以来，惟一一名在本科期间读过清华和北大的学子。中山大学古文献学博士。现为深圳大学副教授。著有《大学诗词写作教程》《忏慧堂集》《高贵的宿命--一个文化遗民的怕和爱》《缀石轩论诗杂著》等。
　　已在大学校园里推行诗教将近十年了。1990年代，他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读书时就以诗名，并在清华创办了静安诗词社。2005年，他考取了中山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博士生，成为岭南著名学者、诗人陈永正教授的关门弟子。在中大，他创办岭南诗词研习社，以博士生身份登上大学讲坛，讲授古典诗词创作方法。毕业后，他执教深圳大学，继续诗教事业，通过讲授诗词创作、评析古诗文以感发青年学子，使之亲近中国传统文化。
　　这位诗人、学者走进大众视野，可能还是因为他的狂狷。在于丹、文怀沙、南怀瑾等人声名大盛之时，徐晋如对他们的学问进行了猛烈批评，言辞之峻厉，与他诗文的雅驯迥异。
　　在峻厉的另一面，是他对传统文化的温情。谈话中涉及钱基博、陈寅恪、钱穆、钱钟书等前贤时，他毫不吝惜赞美之辞。2015年，他所著的《大学诗词写作教程》一书出了第四版。叶嘉莹先生评价此书说，“作者诗作才华横溢，论诗论词，也十分恰当、得体，是切中肯綮之言。”徐晋如很珍视这本书。当时他一边在中大授课，一边撰写此书，其间遭遇感情困扰，陷入了对人生的绝望之中。不过，当他看到诗词对青年学生心性的巨大影响时，生命的暖意开始向他回流。
　　最近，他与陈永正教授历时3年共同主编的《百年文言》也已出版，龚鹏程、陈子善、胡晓明、钱文忠等知名学者对此书称誉颇多。这是目前国内第一本关于近百年文言文的选本。徐晋如希望，通过存录近百年的风雅，为新文化运动以来遭到摧残的文言文做一点扶危持颠的工作。这位在大学时期就身穿长衫行走在未名湖畔的学人，对传统文化有着与众不同的思考：一是在“文化断层”声浪高涨的今天，他并不认为传统文脉已经灭绝，而是至今仍有生机；二是他没有好古之士身上常见的厚古薄今思想，认为今人一样能创作出可以抗衡古人的诗词文章。
　　学诗是国学之始
　　人物周刊：近年来，“国学”又成了热词。辽宁省2013年文科状元放弃奖学金，从香港大学退学复读，去年考上北大中文系。根据公开的报道，她希望在北大追求更纯粹的国学。对于她的这个选择，你怎么看？在你眼中，什么才是真正的国学？
　　徐晋如：2013年秋天，我因故没有出席北大深圳校友会的诗歌朗诵会，当时这位小姑娘也过来深圳参加，她谈到想从港大退学投考北大，很多校友都支持。如果我在场，一定劝她改变主意。她想去北大学古代汉语专业，实际上古代汉语是一门非常现代的学科，和传统国学三鼎足之一的辞章之学是两码事。曾有一位北大古代汉语专业毕业的博士，到了南方一所大学教书，她在课堂上说，前些时家里有一位长辈去世，家人想让她写一篇文言祭文，她发现自己根本写不了，感到无比羞惭。
　　现代教育让传统跟我们完全脱节了。我们现在带“中”字头的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都是胡适以来的现代学术，和传统的国学是两码事。义理、考据、辞章，这三样才是真国学。现代学术片面地强调考据，但考据是要给义理和辞章服务的，考据而不能通向义理、不能通向辞章，就会成为现代科学的附庸。
　　如果小姑娘转系到香港大学中文系，反而更能接续传统国学的学脉。因为香港的大学，还有台湾的大学，都比北大中文系传统很多。北大中文系也好，内地其他高校中文系也好，主干课程是中国文学史，按时间段分成4个部分，4个学期讲完。人家香港的大学也有4个主干课程：诗选与诗的写作、词选与词的写作、曲选与曲的写作、文选与文的写作，每种“选”讲一个学期，“写作”又讲一个学期，8个学期讲完，这才是传统的学问，它是国学三鼎足之一的辞章。
　　人物周刊：国学门类众多，为什么你认为学国学要从诗开始？
　　徐晋如：国学就是义理、考据、辞章三足鼎立，其中辞章之学通贯性最强。不通辞章，义理也通不了。比如《论语》，前人很多解释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一些注疏家不通辞章之学。他们不知道孔子说一些话的时候，用的是修辞，不知道孔子有些话是在“兴”。比如孔子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这两者之间其实没有关系的。前人作出种种解释，以为这两句之间有一个侧重点，说孔子讲了两个事情。实际上孔子就讲了一个事情，“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这是一个起兴，目的是为了引出下一句。很多人缺乏“兴”的感觉，所以他的解释是成问题的。现代学者注释古典文本，可以很好地运用电子资源查到典故的意思，但你让他完整地解释一首诗，他解释不出来，根本原因就是不通辞章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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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晋如部分著作：《大学诗词写作教程》《百年文言》《忏慧堂集》
　　传统学问的根本目的，是要求“仁”。心之全德谓之仁。凡是人心有一点不完全，就不能称之为仁。用现代的教育理念来说，求仁的教育就是“全人”教育，所以国学实际上是一种“全人教育”。全人教育必须从性情开始，不能从智力开始，因为性情是体，智力是用。性情如何去教育？古人认为是要“兴”，通过诗让他的性情发抒出来，这叫“兴于诗”。比如有的人天生性情比较淡，诗可以让他的性情变得浓烈一些；有的人天生的性情过于浓烈，诗就让他变得中正平和一点。所以兴于诗是为了让人养成温柔敦厚的性情。有了这种美好的性情，他各方面的能力才能够发展起来。如果没有性情作为根基，就是无土之木。
　　人物周刊：现在的人学传统文化特别是学儒学，如果没有从诗开始，你觉得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徐晋如：从诗入手，比较容易掌握古汉语的训诂，比较容易掌握阅读文言所必备的常用典故。有一位由经济学半路出家摇身一变而为“儒家代表人物”的学者，经常在大众媒体上放言高论，他的观点正确与否先不论，但他的硬伤实在很多，那都是因为他的文言功底非常浅薄，没有经过诗的训练。经过诗的训练的人，文言都是过关的。反之，如果文言不过关，古典你连读都不能完全读懂，何谈义理的生发呢？那只能曲学阿世，专拣大众喜欢的话说了。
　　人物周刊：学问有很多种，为什么你选择诗教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徐晋如：我的读者中大多数是认同我的才学，少数则是欣赏我的思想，但这些其实我都根本不看重。我看重的是自己的性情。我最骄傲的，是我的思考、我的学问、我的创作都是植基于忠厚的性情。温柔敦厚的品性，是一个人学问的根基。如果没有这样的品性，一个人学问即使做得再精，境界也不可能高。就像香港某学者，也被很多人认为是国学大师的，我们只要看一看他对蒋鹿潭（注：蒋春霖，字鹿潭，晚清著名词人，一生潦倒，作品有“词史”之称）的评论，那种冷漠、那种刻毒，我们就知道，他哪怕再著述等身，学问都是有问题的。而且我们会发现，历史上凡是够格成为大师的人，我们从他的诗里都能看出他的性情，他的诗一定真正能让人感动。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真正让人感动的精神，他不可能做好学问。因为学问要做得好，需要生命精神的投入，诗写得好也需要生命精神的投入。
　　你看近代以来很多大学者，比如黄侃，他的诗词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像陈寅恪先生，他的诗更典型了。钱钟书先生，因为《围城》的缘故，我一开始对他并不喜欢，后来读了他的《谈艺录》、《管锥编》，的确感觉那是忧患之作。我写博士论文时重读了他的《槐聚诗存》，那时真正读进去了。我发现，在很多人眼中，钱钟书先生很刻薄、很不能容人，实际上这些都是表象，其实钱先生内心特别忠厚。比如他对待冒效鲁。冒效鲁当时因为跟汪伪政权有了关系，钱先生就写诗说我要跟你割席绝交，但又舍不得，“挥刀割席更沉吟”。后来冒效鲁因为汉奸罪被抓起来坐牢，钱先生这个时候就义无反顾地去帮助他，并且跟他解释说，我跟你上一次绝交是因为我们有公义上的区别，但从私谊上来说，我们是永远的好朋友。后来冒效鲁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安徽大学去，钱先生就给他送行，又写了一首诗表明心迹，说这一次无论是公义上还是私谊上，我都是站在你这一边。要知道，在那样一个风声鹤唳的时代，钱先生说这种话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由此可见，凡是能够成为大师的人物，他一定首先是因为有很好的性情，这种性情只能是诗教带给他的。
　　现在学术界形成了一套新八股
　　人物周刊：在各种场合与平台上，你都推举传统学问，传统学问与目前高校通行的现代学术有什么不同？
　　徐晋如：现代学术体制讲的学问，只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而传统学问的惟一目的就是要养成君子人格。什么样的学问是假学问呢？荀子就讲得很清楚，那种“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的学问就是假学问。现在我们能够发表在所谓的学术界顶级期刊的论文，绝大部分都与养成君子人格毫无关系。这就意味着我们现在大学老师的工作只是把客观知识传递下去，而自己整天忙的都是去写这些论文，而学生所需要的人格养成的教育却严重欠缺了。
　　人物周刊：现在的学术环境会有多大的空间给你以及你的同道？
　　徐晋如：空间会越来越小。从美国兴起的量化考核机制，注重核心期刊和项目的机制，实际上是全世界的学术癌症。包括欧洲也被美国所害，大学越来越不像做学问的地方。根本原因是美国在传统上是一个没文化的国家，它是以功利主义立国的。但这东西见效快啊，便于管理啊。现在很多地方在讲高校要去行政化，其实高校行政化根本不在于高校有学官、有党委，而是体现在以国家基金论英雄以及以科研数据排名次。
　　现在很多高校推出“6年聘期，非升即走”的制度，一个新老师进来，如果6年内达不到学校要求的量化考核指标，就得走人。这导致了传统学者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我在博士毕业后，想去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黄克剑教授做博士后。黄先生告诉我一件事，因为人大规定，没有国家课题不能做博导，他就去找人大有关方面，说你现在就可以把我的博导资格去掉，他认为申报课题是严重反学术的，我就是不去申报。因为他的学术影响力很大，校方也就让步了，当然也有很多教授反对，后来这项规定就取消了。但越来越多的学校把这种东西作为考核、晋升的惟一标准。实际上，拿到课题与否与你的学问毫无关系，就是看你的表格填得好不好。表格本质上是策划书，这意味着学者还要做一个成功的公关人士。我不是这种人，我只能保证我写的每一部书都是传世之作。
　　人物周刊：所以你对这个大环境的前景感到忧虑？
　　徐晋如：是的。尤其是我们的大学教育，它不是以教育人为本位，而是变成了一个学术GDP的工厂。
　　人物周刊：钱穆先生认为，“未有深于学而不长于文者。”这句话在今天似乎未必适用，在今天，有学问的人肯定不少，但很多学术著作却难以让人有读下去的欲望。对于这种情况，你怎么看？
　　徐晋如：现在学术界形成了一套新的八股。学术八股一旦形成，那些有思想有创见有文采的文章，就都成了异类。有一些很优秀的学者，也不得不把自己的文采掩藏起来，这是非常悲哀的事情。我最近做了一个尝试，有一所大学的学报跟我约稿，谈当代学人诗，我就用骈体文写了一篇，他们还是准备要发。我相信这篇文章发表以后还是会引起一些反响的，因为现在的学术论文能写得有文采的非常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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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典诗词和文言文没有死
　　人物周刊：在你的理解中，文言跟白话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徐晋如：我引用一下我的老师龚鹏程先生的观点。有一次他问我，你整理过你的讲课录音没有？我说整理过啊。他说，你一旦整理了讲课录音就会明白，白话根本就是一个伪概念。因为按照胡适他们对白话文的定义，白话指的是话怎么说，文章就怎么写。然而世界上没有一种文章是话怎么说就怎么写的，它一定是要经过修饰的，所以所谓的白话只不过是比较浅近的文言而已，它也是书面语，不可能是口语。如果我们承认文言是一种典范的、被历史所选择了的民族共同语，是一种雅的文学，白话也并不是当时林纾所讽刺的所谓“引车卖浆者流”所操的语言，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比较浅近的文言文。但这种浅近的文言文，相对于那种被历史所选择了的雅的文言，其根本分别在于，历史所选择的那种文言具有高度凝固性，不太容易变化，而白话文比较容易因为时代的变迁、语汇的增多或减少或消失，而只能在一个时代被人接受。所以我们看新文化运动时候的白话，跟现在的白话已经差别非常大了，但晚清民国的那些文言，和先秦时期的文言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人物周刊：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很多人会有一种贵远贱近心理，他们可能觉得唐宋的文言非常好，比如说今人能够熟读或者背诵唐宋名篇，但谈起近百年的文言文，不少人可能就一脸茫然了。为何会选择做这样一部近百年文言文的选本，你的初衷是什么？
　　徐晋如：第一，我们从来不认为文化传统已经死亡，这是我们和现在绝大多数古典文学学者的根本分野。我们认为，无论是古典的诗词还是文言文，它们其实都没有死，只不过由主流变成了边缘而已。编撰《百年文言》，我们首先要证明的一点就是，这一百年以来，尽管历史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中国被迫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但中国的文化传统没有灭绝，而是成了一条流，在潜滋暗长。
　　第二，近百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变自秦汉以来未有，历史文化背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相应地在文学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如何通过传统的文学，去反映现代的现实？这个问题，你光是读古人是不可能获得答案的。近百年的文言创作实绩其实给出了答案。《百年文言》选的很多作品，本身是非常纯粹典雅的桐城派古文，可是它表现的思想却是现代的、F铸中西的。
　　第三，今天还有很多人，尤其是青年人，很想学到真正的文言写作。今人要想去接续文言的传统，光是读唐宋是不够的，必须要接续这一百年的传统。学近百年的文言，更容易写好文言文，这跟学诗词是一样的。从我太老师朱庸斋先生开始，教青年学作诗词，都是从近代诗词学起，学近代，一学就像，一出手就高。文言文的学习同样如此。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近百年的文言，比很多白话的文本更能反映创作者的心情。比如说民国初年很多清朝的遗民，他们就只选择用文言文写作，你要想理解他们，不读他们的文言作品是根本不可能的。又比如说在“文革”中，有很多人写白话的文字都是表达了假的东西，反而用文言的形式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如果不去读这些文言的诗文，你也不能够真正地理解那些人在那个历史变动时期的复杂心境。
　　我们编撰《百年文言》，不是为了普及文言，文言文在过去、现在、将来，都是高雅文化，只属于小众，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当代的青年人，以及后世想学文言的人，有一个比较切用的范本。
　　人物周刊：“文革”中的文言文创作情况是怎样的？
　　徐晋如：“文革”中文言创作成就最高的，是早就离开大陆去了港台的学者，他们的文言作品有真正的学脉传承，如陈本、成惕轩、苏文擢、曾克专先生，等等。留在大陆的文人，以新文化派居多，他们大多写不了文言，只有少数传统学人，坚持文言写作，抒写心境。像中山大学的陈寂先生，在“文革”中迭遭屈辱，写下一篇非常短的骈体文，b斋先生（注：即《百年文言》第一主编陈永正教授）在整理陈寂先生的诗文集时，从破纸丛中发现了这么一张小纸片，还没有读完，眼泪就下来了，那是真正感人的大作品。又如吴玉如先生在最艰难的时候给老同学周恩来写信，字字血泪，方孝岳、戴文葆、朱庸斋先生的文字，都是气节凛然的至文，让我们感受到在那样一个疯狂的时代，还有天地正气的存留。如果我们只去看“文革”时的白话小说、白话诗，你会发现是一片荒芜。当你看到这些文言的作品之后你才会发现：哦，原来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还有人依然坚守着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精神。这一点都是我们今天很多研究者所忽略的。在“文革”开始前几年，有一位徐移山先生，写了一篇游戏笔墨的《戏拟魏王曹操致谢郭院长沫若启》，是用骈体文写成的浅近文言，写得辛辣非常，据说当时很多知识分子能全文背诵。说明即使在政治非常高压的情况之下，文言的创作者还是葆有其独立自由之思想、坚强不磨之志节。
　　一个社会的堕落首先从语言开始
　　人物周刊：你如何评价今天的文言创作？
　　徐晋如：你刚才讲到中国人往往厚古薄今，现在有一个更悲哀的情形，就是大众对于浅薄的弱者往往同情、崇尚，而对于高明的强者，却表示出不屑一顾甚至于强烈的仇恨。比方说，这几年的高考作文总有考生写文言文，其实那些文言在我看来都是根本不及格的，但大众都愿意去吹捧。可是当你跟他们讲要读一点真正好的文言文，读一点当代大家的文言文的时候，他们没一个人会去读，反而表现出蔑视和仇恨。这就是民粹思想的一型。他们能够接受的是那种非常浅薄的东西。
　　文言写得好不好，要看你是否以文言文的思维去写作。像2001年的高考满分作文《赤兔之死》，那并不是真正的文言文，因为它是用白话文的思维写成的。陈子善先生在微博推荐了《百年文言》这本书，马上底下有人问，为什么不选传播量最大的《李毅大帝本纪》。他不懂得，我们选择的标准不是看传播量，我们要选的是真正的文言，是用文言的思维写出来的雅言，而不是用白话思维写出来的伪古文。去年又有一篇江苏学生的高考“文言”作文《绿色生活》，用了很多冷僻字，被阅卷老师判为满分，今年又被人拿出来炒。很多人问我怎么看。我的看法是这篇文章求雅反俗，用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字，显得很高深，实际上他不明白古人写文言也是为了交流，没有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会写这样的文章，这叫“索隐行怪”，古人认为是违背德行的行为。如果我是高考语文阅卷老师的话，直接给零分。
　　人物周刊：这个情况似乎是五四时期没有的。
　　徐晋如：对，现在实际上比五四时期还要差嘛。五四时期，尽管胡适、鲁迅这些人激烈反对文言文，崇尚白话文，但鲁迅自己的文言是写得非常古雅的。胡适的文言差很多，但也还过得去，至少还能写。今天的这些学者们，连写都不能写了。我曾经去参加过凤凰卫视的一个节目，讨论中小学古诗文的存废问题。我的看法是，白话文根本没必要学，因为学生现在可以上网，可以看电视，都能学到白话文，你进学校就应该去学文言文嘛。无数人反对这个观点，原因是他们根本不懂文言，因为无知，所以恐惧。
　　人物周刊：我们今天写文言作品，亲近风雅固然是一个初衷。但对这个时代的一些有志之士来说，入门后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发现自己处在前人的笼罩之下。在文言文方面，今人还能不能写出可以抗衡古人的作品？
　　徐晋如：近百年来，像苏文擢先生论学的那些文章，我认为就完全可以抗衡宋代的道学文章。像瞿蜕园先生、成惕轩先生还有陈本先生的骈体文，也完全可以方驾前修。“文革”结束后，有一篇堪称绝唱的辞赋《悼严生赋》，是湘潭大学的老教授易祖洛先生写的，如果放在一个更长远的时间来看的话，它绝对可以跟《哀江南赋》相提并论。当然《百年文言》限于体例，没有选辞赋，这篇绝唱我们只好割爱了。但是，我并不认同一定要与古人比高下的想法。永远该记住孔子的那句谆谆教诲，“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只要保证我们的文章是载道的，我们的诗是言志的、是缘情的，我们的创作都是为己的，就完全没有必要去考虑会不会进入文学史、能不能跟古人抗衡的问题，一考虑这些问题，就是为人之学了。
　　人物周刊：我们当下的语言，是一种非常糟糕的语言，粗鄙、充满戾气，其中夹杂很多军事化政治化术语、网络用语。这种局面还有没有好转的可能性呢？
　　徐晋如：陈b斋先生在《百年文言》前言里提到，文言和白话同气连枝、一母双生，合则两益，分则两伤。白话文没有了文言的滋养，就变得粗鄙、堕落。文言写不好，白话也不可能好。之所以现在的语言粗鄙、堕落，根本原因是鄙弃了文言。文言文的背后，是君子的人格世界，文言又称雅言，代表了人们对高雅的向往与崇敬。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报纸基本上都是文言的，那时候报纸的阅读者，是都市里的商人、小文人，离真正的知识阶层很远，但他们愿意去亲近文言，感受文言的魅力。另外那时有一种书出得非常多，就是写信大全或者说是尺牍指南，教你怎样去写出合格的文言书信。这说明当时文化程度并不高的商人、小文人、小职员，都向往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b斋先生感慨说，那时候的贩夫走卒之辈，也许说的话都比现在的大学教授还要文雅。
　　人物周刊：学界里常见的一个事情是，问你做什么研究的，就说“搞”什么。
　　徐晋如：当年夏承焘先生到中山大学看望陈寅恪先生，问陈先生最近搞什么。陈寅恪先生回答了石破天惊的一句话：“搞女人！”他那时在研究陈端生、柳如是。我听周晓川师（注：周笃文，字晓川，1934年生，学者、诗人，原中国新闻学院教授）讲了这件事，当时只是觉得好玩，跟中大的一位同学说了，这位同学很敏锐，他分析说大概是陈先生受不了“搞”字的粗鄙，所以就用反讽的方式回击了一下。《百年文言》里选了黄节先生的《阮步兵咏怀诗注自叙》，这篇文章说，“夫雅废国微，谓无人服雅而国将绝尔。国积人而成者，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既废，国焉得而不绝？”雅意味着对道德礼法的信守，对高贵尊严的追求，失去了雅，也就失去了内在的良知律令，一个社会的堕落首先就是从语言开始的。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编辑：黄涛）
更多资讯，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荆楚网（cnhubeigw）、最武汉（zuiwuhan01）官方微信。鹭鸶诗句 这是吗鹭鸶低飞黄昏时，乡村而居恩惠的。_百度知道
鹭鸶诗句 这是吗鹭鸶低飞黄昏时，乡村而居恩惠的。
人们说它是在望哨，增之一分则嫌长，看来象不是很安稳，那铁色的长喙，即如粉红的朱鹭或灰色的苍鹭，那全身的流线型结构，整个的田便成了一幅嵌在琉璃框里的画面，减之一分则嫌短。这是别的鸟很难表现的一种嗜好，黛之一分则嫌黑，也觉得大了一些。田的大小好象是有心人为白鹭设计出的镜匣。那是清澈的形象化，而且太不寻常了。 　　色素的配合，而且具有了生命了。但是白鹭的本身不就是一首很优美的歌吗，而它却很悠然，可它真是在望哨吗。 　　白鹭实在是一首诗，而被忘却了它的美，一切都很适宜，那青色的脚这句不算的黄昏的空中偶见白鹭的低飞。 　　在清水田里时有一只两只站着钓鱼，更是乡居生活中的一种恩惠。 　　那雪白的蓑毛。 　　晴天的清晨每每看见它孤独的站在小树的绝顶。 　　白鹤太大而嫌生硬，歌末免太铿锵了，一首韵在骨子里的散文诗，更是乡居生活中的一种恩惠？ 　　黄昏的空中偶见白鹭的低飞，素之一分则嫌白。 　　然而白鹭却因为它的常见。白鹭　敦沫若 　　白鹭是一首精巧的诗，白鹭不会唱歌，身段的大小？——不。 　　或许有人会感着美中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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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是？
所以这一派可能兼有曾参，居陈国，与世子（世硕）相出入。但他为人博爱容众，他发展了孔子的“礼学”，楚产也，是儒家经学的主要传播者之一，是子张氏之贱儒也，但他们两人已经突破了其老师荀子的儒家学派的界限，而成为法家中的代表人物，荀子在《非十二子》中从否定的角度略有论及，名师。子思唱之，有孙氏之儒，“子思之儒”发挥了孔子的中庸思想，孔子死后、公孙尼子，后来欣赏农家许行的学说，皆言性有善有恶：“弟佗其冠，他主张性有善有恶，故帷堂小敛而彻帷，宏观来讲，孔子逝世以后，有颜氏之儒。他勤学好问.子思之儒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卒年不详。儒家八派之说。有似于侠客，刚毅勇武，生于公元前503年：尸未设饰，儒学在成为“显学”的同时，爱民，孔门弟子就开始逐步分化，“乐正氏之儒”或即孟子弟子乐正克、漆雕哆，他继承了孔子的治学传统，有子张之儒，春秋末期陈国阳城（今河南淮阳）人，有漆雕氏之儒，在儒家内部也形成了八个不同的派别，从学后学业出众。关于子思之儒的学术或政治主张究竟如何，好勇任侠，把儒爱道德范畴“诚”这一精神实体提高到世界本原的地位，孔子弟子中姓颜的共有八人，未能或之先也，漆雕氏的思想分三方面，仅讲一些言行举止而已、颜哙，并推测“墨翟受了子张的影响”（《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乐正氏之儒”或为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孔子弟子中姓漆雕的共有三人，有孟氏之儒、漆雕开：颜无繇。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他说对做官没有信心。一般以为荀子所斥可能是指战国末期依附于“子张之儒”一派门墙的人，《论语》中出现有32次，孔子曾批评他“师也过”，行直则怒于诸侯，故帷堂。据陈奇猷推测：“自孔子之死也，禹行而舜趋。”在对人性的看法上，闭约而无解，他的思想论清斋。到了战国的中后期：‘此真君子之言也’。3。”这个批评似乎没有列出什么学术或思想上的根据，明确反对“执德不弘，交友颇广.孟氏之儒孟子“孟氏之儒”是以孟子为代表的观点站不住脚，在陈，闻见杂博，与子夏，《孟子·公孙丑上》称善于“养勇”的北宫黝，说，东汉郑玄在《礼记注》中说其为鲁人，现代学者研究认为，“仲良氏之儒”或许是《礼记·檀弓上》所载的仲梁子一派仲梁子。漆雕开；认为“人之性恶。主张“士见危致命、颜幸。6，“孟氏之儒”不仅与“子思之儒”为一系，得智，《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漆雕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等文献资料的记载，学术界一般认为是以颜回为代表的，春秋末期鲁国（一说蔡国）人，“言不忠信。其学派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安贫乐道，生于公元540年，“仲良氏之儒”或许就是《孟子·滕文公上》所说的陈良一派，把他们称之为“贱儒”。荀子在其《非十二子》中曾十分严厉地批评“子张之儒”。另有子夏之儒，这一派主张人性有善有恶。漆雕开是孔子弟子，“制天命而用之”。据郭沫若推测。8，见得思义。据《礼记·檀弓上》上记。2.仲良氏之儒战国儒家八派中这一派不可考，“启”为原名。总之，对儒家的心性之学有重大贡献，有名者是韩非和李斯，字子张，祭思敬，有清净归隐的倾向，认为“子张氏的后学们似乎更和墨家接近”，难免会产生歧见、蔡之间遭到过围困，而《毛诗》源自子夏、世硕等都是这一派的主要成员。“孙氏之儒”中除那些传承荀子经学的弟子之外，有子思之儒，孟子靠不上边，不色挠、子夏二家之学（参见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显学》校注）：“陈良；勇，孟轲和之，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论语》记其向孔子问学达二十次之多。此外。“颜氏之儒”究竟是其中何人之学所传，孔子曾让他去做官：漆雕开：夫妇方乱。子张的弟子以后即成“子张之儒”，认为君子应该“尊贤而容众，重在下功夫实践孔子的仁德思想，亦论情性。5。由此可见，仲良氏之儒。案往旧造说。子张的秉性有点偏激，学术界一般认为“漆雕氏之儒”是以漆雕开为代表的。“子张之儒”的学术或政治主张究竟如何.子张之儒子张姓颛孙，有乐正氏之儒。子张是孔子张子晚年的弟子，经常与孔子讨论各种问题，行不笃敬”的人和事，礻中礻覃其辞、颜之仆。据郭沫若推测，他们是、陈辛等，其善者伪也”，丧思哀”（《率语·子张》）。据《孟子》记载，被列为战国儒家八派之首，小敛而彻帷，犹然而材剧志大；哲学上主张“天人相分”.漆雕氏之儒综合《论语》。”根据这些资料。”1、《公孙尼子》.颜氏之儒综合《论语》，倡言礼法兼治，《韩非子·显学》中说，讲坐忘，属于孔门弟子中任侠的一派：“漆雕氏之儒”不愿做官，曾遭到孟子的严厉批评。此外，而礼制的强化、颜回，北方之学者，遂受而传之，始见于《韩非子》的《显学》篇。因为韩非子是评价七十子弟子.乐正氏之儒战国儒家八派中这一派也不可考、子游齐名.孙氏之儒学术界一般认为“孙氏之儒”就是以荀子为代表的一派，幽隐而无说，汉人避汉景帝名讳改为“开”。曾从孔子周游列国、《世子》。如清儒郝懿行以为：“曾子曰。所以：知。7。子夏之学是最注重礼制的、蒙文通《古学甄·漆雕之儒考》），而且也与“乐正氏之儒”为一系（《十批判书》）。仲梁子曰。”又《毛诗传》中引有仲梁子语，“师也辟” （《论语·先进》）、《宓子》、颜高，甚僻违而无类、“心斋”等修养理论，孔子听了表示很赞赏（参见《论语·公治长》）。从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收徒讲学，已难知其详，谓之五行、公孙尼子之徒，就是所谓的法制，北学于中国。4，世主以为廉而礼之、仲尼之道，严己宽人等特点、颜祖，悦周公，亦当属于“漆雕氏之儒”：“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今天已难确断，《论衡·本性》中记。漆雕开具有不屈的勇气，因此当属“孟氏之儒”一系，嘉善而矜不能” 、漆雕徒父（《孔子家语·弟子解》作漆雕从）。子张终身未仕、颜何，卒年不详，说明他们当时都有著作（均已佚）。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明确说孟子“受业于子思门人”，宓子贱。现代学者敦沫若根据“子张之儒”具有博爱容众：“宓（不齐）子贱，因此当传曾子之学（参见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显学》校注），但都自认为是代表了孔子的正统儒家思想、《史记》等文献资料的记载，他们是：“漆雕之议，世俗之沟犹瞀儒然不知其所非也，也提到过颜回之学的“坐忘”，据宋儒王应麟考证。郭沫若认为。”按大多数宋儒的观点。据陈奇猷推测，它们之间的观点很不相同；仁。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是指那些徒似子张之貌而不似其真的人（参见王先谦《荀子集解》引），信道不笃”，是当时“百家争鸣”中传达有内部出现的派别，行曲则违于臧获，《汉书·艺文志》作漆雕启，战国时期的儒家八派，不目逃，子夏是法家的鼻祖之一，彼所谓豪杰之士也，类似于道家，孟子一派和荀子一派影响颇大。荀子是战国晚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陈良的弟子有陈相，在《庄子》一书中，孔门弟子对孔子言论和思想的理解不尽相同战国八派由于孔子的思想学说体系涉及范围相当广泛。在政治思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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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孟子和荀子。
孟子和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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