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们追求自由反而失去自由（不加约束,为所欲为）为什么怕挨打的人反而挨打（忍气吞声,不敢反抗）为什么追求智慧反而失去智慧（一位执着,为什么会这样?_百度作业帮
为什么人们追求自由反而失去自由（不加约束,为所欲为）为什么怕挨打的人反而挨打（忍气吞声,不敢反抗）为什么追求智慧反而失去智慧（一位执着,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人们追求自由反而失去自由（不加约束,为所欲为）为什么怕挨打的人反而挨打（忍气吞声,不敢反抗）为什么追求智慧反而失去智慧（一位执着,为什么会这样?
相反相成是一个哲学命题,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
怎么理解呢？
我认为，你所举的例子不是相反相成的命题，而是物极必反的命题。
物极必反说的是，当事物发展到极限时必然向相反的方面转化。换言之，就是万事万物到了极点，超过一定限度，必定会得到相反的结果。
那什么又是相反相成呢？
顾名思义，就是本来相反（矛盾）的事物，实际上是相成（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举例说明：雌雄是相反的，但两者相配如胶似漆。声音高低是相反的，但是不同音调混合起来更好听。疾病与健康相反，但疾病可以使健康成为愉快。不义和正义相反，如果没有不义，人们就不会知道正义的名字。
看来是我领悟错了!呵呵！
你再琢磨琢磨
因为这就是“人” ，不是动物，“人”一生下来就要被许多事情所束缚，这就是所谓的人生
为什么争强好胜的人，虽然能力很强，却树敌太多，最终反而失败?
为什么说最近的距离是曲线？
我是想问为什么人的认识总和事实相反？您（@）目前可用积分：1778505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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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叶克飞：官二代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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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 历史上的官二代（上）&&&&&&&&&&&&曾国藩家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续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世事就是如此，有得到就必有失去。对于官二代来说，他们往往拥有优越的生活基础、良好的成长环境和丰富的社会资源，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事业上的起步也往往更早。历史上的名相名将，官二代占比其实极高。如果国家政治黑暗，社会风气较差，很多官二代则为所欲为，获取更大利益。但纵观历史，官二代绝不是一个安全的职业，就如曾国藩所说，“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曾国藩的慨叹并非无根据，官二代的命运，与同时代的政治清明度、社会风气息息相关。官二代中名相名将辈出之时，往往是盛世或群雄并起的激扬年代。而腐化堕落的官二代占比较高时，政治往往黑暗，二者甚至形成恶性循环，最终使得这些官二代成为王朝倾覆的陪葬者。而根据中国历朝历代盛极而衰的走势，即使官二代成为名相名将，官X代也很逃脱“骄佚”乃至“流荡”的宿命。&&&&&&这个宿命背后，是几千年来的官本位思想，是既得利益者对权力世袭的渴望。&&&&&&资中筠曾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科举制度下，唯一出路是做官，为朝廷服务。所以有抱负的知识分子，最向往的是为‘帝王师’，给皇帝做智囊。而不像西方的知识分子可以有自己独立研究的领域，与现实政治无关。”这种社会形态不仅仅造成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也使得“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所以，才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说法，才有“范进中举”的荒唐，才有“官大一品压死人”的“传统”。&&&&&&即使到了今天，“官本位”思想仍无处不在。人们畏官，也渴望做官，甚至有不少人反感特权只是因为自己没有特权。即使是过年时七大姑八大姨坐在一起，也会以官职大小、权力多寡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就。一个“权”字，往往决定了生活档次、社会地位。&&&&&&而且，在古代中国，因为中央集权的存在，政治因素几乎决定了一切，权力越大，能掌握的社会资源就越多，所获利益也就越大。帝王自然希望千秋万载，官员也希望子孙后代可传承自己的权力。但要注意的是，官员权力世袭的危害极大，如夏商周时代，贵族及高级官员均采取世袭制，到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各国都渴望人才，人才也渴望事业平台。但官员职位遭贵族垄断，尸位素餐者众多，世袭的弱点便被无限放大，因此才有各国变法，才有军功爵制取代世袭的发生。&&&&&&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同样渴望世袭的帝王和官员之间，其实往往有着一种不谐的冲突，不能简单并作“既得利益者”了事。帝王希望千秋万载，那就需要多渠道提拔人才，以求强国。官员追求世袭，却难免导致官场良莠不齐，从历史上来看，优秀的官二代确实不少，但评书里强抢民女式的官二代也颇多，这本身就说明了世袭的局限性。&&&&&&也正因此，“权力世袭”的思维不但从未在中国历史上散去，而且还时常导致冲突，并在制度上有所体现，如两汉开始的任子制，唐代在任子制基础上修改的恩荫制等，都是统治者与官员之间的某种妥协。而从战国时代以来，统治者也用了多种制度对抗世袭阴影，如战国时期的军功爵制，如两汉时期的察举征辟选拔制度，又如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不可否认的是，科举制度是其中最有效也最公平的一种办法。&&&&&&纵观历史，当制度约束力强，干部选拔相对透明，政治清明度高时，官二代的素质与整体社会风气都呈向上趋势，反之亦然。&&&&&&从世袭制到“养士”&&&&&&说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普遍有“帝王师”之梦，此言不虚。但资中筠将官本位的前提设定为“在科举制度下”，我则不甚同意。因为早在夏商周时代，官本位思想便已形成，或可称为“贵族本位”，贵族有世袭权力，即世卿世禄。《孟子》记载，周代的“班爵禄”制度分为两级：天子所班是“公侯伯子男”，诸侯所班是“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这条制度以“亲亲尊尊”为原则，形成世袭。低级官职则实行“乡举里选”，即地方推荐，经考察后授予官职。&&&&&&世袭的缺陷显而易见，既得利益者垄断统治阶层，大量庸才尸位素餐，人才无上升渠道。到春秋战国时代，战乱不断，各国都求发展、求扩张，对人才需求更大，人才匮乏的问题也更加突出。各国都开始寻求新的人才选拔方式。&&&&&&比如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他执政期间曾打破世袭，并使用非常手段打压固有的贵族势力，提拔异姓贵族，提倡“尊功尚贤”，延揽人才。晋国也因此成为春秋时代强盛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但因为缺乏制度约束，异姓贵族成了新的既得利益阶层，又一次走入世袭怪圈，甚至壮大为不受王权约束的大家族。后来“三家分晋”的赵魏韩，均为壮大后的异姓贵族。&&&&&&至战国时代，“养士”开始流行，大夫、贵族都热衷招揽门客。有趣的是，最出名的养士者都是典型的官二代，如战国四公子（作者注：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他们可谓官二代中的翘楚人物，自身有创一番事业的野心，又深知统治阶层因世袭制而良莠不齐，所以敢于改变。&&&&&&大多数既得利益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心态，很难主动放弃、作出改革，这是历史规律。但同样的，历朝历代也总有一些既得利益者自我觉醒，勇于放弃，投身改革甚至革命，而且因为良好的教育、更纯粹的价值观，他们的立场甚至比底层更为坚定，比如晚清时前仆后继的革命党人中，就有不少官二代、富二代。&&&&&&于他们而言，名利地位本唾手可得，但他们选择了放弃，相比某些梦想着“一人一个女学生”，甚至痛恨权力只因自己没有权力的底层，其立场更为坚定，动机也更为纯粹。战国四公子虽无法摆脱时代局限，但身上也或多或少具有一种纯粹气质，他们招纳门客，不分阶层贫富，甚至鸡鸣狗盗之徒，也能为其所用。在战国历史中，不少名臣出身门客，如蔺相如、范雎和田文等。&&&&&&但要注意的是，这种招揽门客的行为仅仅是一些贵族的个人行为，并未上升到国家层面，也并未制度化。而且，正因为是个人行为，总不免带有许多主观意识，就如现在的公司HR，面试时总不免有些主观色彩。即使如四公子这样的人杰，也常有走眼之时，所以才有毛遂自荐这样的典故。&&&&&&军功爵制――择优选材的第一次制度化&&&&&&“养士”作为一种贵族的个人行为，因贵族自身的能力、眼界、性情甚至所处环境而出现了许多偶然性。比如贵族的傲慢也许会让他们错过一些桀骜不驯的人才，比如贵族的眼光不够，也许会误信小人，比如贵族身处弱国，人才选择面有限，或身处强国但无表现机会，与门客一起蹉跎岁月……&&&&&&这种“逮着一个算一个”的人才选拔方式，自然无法适应战国时期各国对人才的迫切需求。于是，各国纷纷变法，其中在人才选拔方面的核心就是打破世袭制，建立新的人才选拔制度。这种制度叫做“军功爵制”。&&&&&&参与三家分晋的魏国最早做出尝试，李悝变法时提出“食有劳而禄有功”，一度使魏国强大。但魏国的这一制度有一个致命缺陷：有进无出。换言之，就如现在某些单位的铁饭碗一样，拿到了编制就没有了被炒鱿鱼之虞。所以，人们有进入体制的动力，但一旦进入体制后，就可以躺在功劳簿上享受国家提供的各种待遇。这造成了魏国财政的巨大负担，最终难以为继。&&&&&&楚国则有吴起变法，也以军功为奖励标准，提出“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绝减百吏之禄秩”，并将这部分爵禄“以奉选练之士”，短期内便见成效，曾“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但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代的传统强国，既得利益群体早已根深蒂固，贵族们不甘利益受损，发动政变，杀死吴起。&&&&&&真正将军功爵制落到实处，并破除既得利益者障碍的是秦国。&&&&&&商鞅变法时，提出“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以军功定爵禄，打破出身门第界限。同时提出“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取消贵族的世袭。而且，秦国的军功爵制条款细致，《韩非子》中曾记载，商鞅制定秦法，“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士兵斩敌人一颗首级，即可以获得爵位一级及与之相应的各种待遇，也可做官。斩杀敌人越多，爵位越高，爵位共有二十级。其他各国也随之而动，如燕国就推行“公子无功不当封”的制度。&&&&&&这种制度下，“功”成为获取待遇的最重要标准，“见功而行赏，因能而授官”。即使是官二代，甚至国王的骨肉至亲，也要凭借功劳获取爵禄。庶民更是拥有了上升渠道，《盐铁论》记载：“庶人之有爵禄，非升平之兴，盖自战国始也。”&&&&&&那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时代，“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名将名相多出身微贱。秦国名将白起、王翦均是平民出身，赵国名将赵奢为小吏出身，为秦吞并六国建立大功的李斯也是小吏出身……“布衣将相”之局就此形成。&&&&&&值得一提的是，秦国在人事制度改革上的成功，一方面是因为时代对人才的呼唤，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秦国的薄弱基础。&&&&&&在探讨人事制度、官本位和官二代这一系列问题时，我发现了一条规律：既得利益集团越强大，改革越难，官本位思想越严重，官二代越不争气。春秋战国时代无疑是一个鲜明的例子。&&&&&&那时的老牌强国，经过长时间“世卿世禄”这一世袭制度的“侵蚀”，既得利益集团已十分庞大，树大根深，蔓延至国家的每一个管理层级。因此为官者多为官二代，几个贵族家庭垄断政权、甚至架空国君的情况十分普遍。如鲁国的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郑国的罕氏与良氏，卫国的石氏与宁氏，楚国的屈氏家族，以及三家分晋的赵氏、魏氏、韩氏等。&&&&&&改革必然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既得利益集团的实力越强，反弹也就越大。吴起在楚国变法引来杀身之祸，就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凶猛反扑。&&&&&&秦国恰恰是个例外，它地处偏远，经济和文化都相对落后，既得利益集团的实力也极为有限，国君往往有足够的控制力。只要有一个“明君”，自上而下的改革阻力就相对较小。所以，秦国的变法相对彻底。但即使如此，商鞅仍不得善终，遭车裂之刑，由此亦可见改革之难。&&&&&&世袭制的持续反扑&&&&&&秦朝建立后，直至隋唐建立科举制度之前，世袭制阴魂不散，隔三差五就出现在历朝历代的干部制度中。&&&&&&比如两汉曾实行察举征辟选拔制度，以推荐方式选材，一时间众人举贤荐能，好不热闹。但这一制度很快就呈现出弊端，导致了东汉末年门阀的形成。在举荐这一体系中，高官享有话语权，官二代也有明显高出同龄人的“曝光率”。加之每一代举荐者与被举荐者存在类似师生的关系（作者注：与后来科举制度中的“门生效应”如出一辙），被举荐者往往热衷举荐“恩师”的后辈以“报恩”，这就形成了一种循环效应，你扶持我的后辈，我扶持你的后辈，官二代入仕机会大增，许多家族世代把持重要位置，甚至形成集团军效应。如我们极熟悉的《三国演义》中，袁绍就依托“四世三公”的背景而享有大量资源。&&&&&&到了实行九品中正制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更出现了“上品无寒士，下品无士族”，寒门子弟无上升渠道的两极格局。如今说魏晋风流，佳话甚多。但很多时候，佳话与荒唐可划等号，如斗富的石崇，便是典型的官二代。左思虽才华横溢，却因出身寒门而不得志。当时，官员选拔不看才能品格，纯粹拼爹，士族子弟甚至未及弱冠便居高位。士族为进一步壮大地位，还选择相互通婚，甚至还出现了所谓的“谱学”，有人专门研究士族家世，目的居然是防备有人冒充士族得官。<img SRC="/mblogpic/ca3f3032b10befb2c43a/460"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图注：电影《夜宴》剧照；编辑配图，图片来自网络)&&&&&&当然，士族并非一无是处。那时的官二代甚至官X代中，也出过不少名人，如“旧时王谢堂前燕”中所指的王家与谢家，都曾人才辈出，在淝水之战中大获全胜的谢安便是其一。&&&&&&这个时代的世袭还出现了分化，分为世袭罔替和世袭。前者可无限世袭，而且可承袭被承袭者的原有爵位，后者则是有限世袭，承袭爵位还低一级。&&&&&&还有一个制度同样成为了“世卿世禄”这一被废制度的延续，那就是“任子制”，即任命官员子弟做官。苏洵曾说任子制是“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此言不虚。《汉书》记载，“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认同产若子一人为郎，不以德选”，“不以德选”四字堪称触目惊心――品德、才能都不在考察范畴之内。所谓“为郎”，即指任子多做郎官，即宫廷侍从官员，为皇帝身边的亲信。见领导机会多，自然升迁得快。而且此制度漏洞甚多，比如未规定任子数量，加之察举征辟选拔制度制造了大批名门望族，许多家族中高官众多，子侄得到了大量任子名额，纷纷入仕，权臣霍光就是通过任子制一步步高升的。&&&&&&至东汉时代，任子制出现了扩大化，校尉、尚书等级别的官员也得到了任子权力。甚至无子嗣的宦官也插了一脚进来，整个东汉史，外戚与宦官轮番专权，此起彼伏，结果任子制也成了宦官享有的权利，以致“宦官方炽，任及子弟为官布满州县”，这些“子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若子”（即子或侄），而是充斥着大量的远房亲戚甚至收养的义子，曹操之父曹嵩就是一个例子。&&&&&&在这种状态下，官员队伍中出现了海量的官二代，加之政治黑暗，官员腐败，这些官二代的素质更难保证。大儒王夫之曾说：“封建毁而选举行（作者注：此“选举”即指察举征辟)，守令席诸侯之权，刺史牧督司方伯之任，虽有元德显功，而无所庇其不令之子孙”，但实际情况却是东汉末童谣里所说的“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醒世恒言》的“三孝廉让产立高名”中则写道：“汉朝取士之法，不比今时。他不以科目取士，惟凭州郡选举。虽则有博学宏词、贤良方正等科，惟以孝廉为重。孝者，孝弟；廉者，廉洁。孝则忠君，廉则爱民。但是举了孝廉，便得出身做官。若依了今日的事势，州县考个童生，还有几千封荐书。若是举孝廉时，不知多少分上钻刺，依旧是富贵子弟钻去了。孤寒的便有曾参之孝，伯夷之廉，休想扬名显姓。”&&&&&&值得一提的是，和平年代的选才，往往变相世袭，官二代大占便宜。但乱世时，群雄都渴求真正的人才，出身便不再重要，每逢此时，总会有一代人杰出现，大肆延揽人才，战国时代如此，东汉末年同样如此，曹操曾三次颁布“唯才是举令”，各阶层人才纷纷加入，为曹魏统一北方打下了基础。&&&&&&(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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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的地方有不成文的规定,如某县规定乡镇书记、乡镇长、县直单位一把手可以不按公开程序安排一名子女或亲属到行政事业单位工作（特批列编，或县编委会研究），其目的是为了解决这些人工作上的后顾之忧，但此行为有损党和政府的公正公平形象，将许许多多的寒门子弟挡在门外，也滋生了腐败现象发生，使公务员队伍素质难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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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 历史上的官二代(中)&&&&&&&& 科举与恩荫的“伴行”&&&&&&隋唐时代科举制度的出现与完善，使得平民子弟有了入仕的可能，一改魏晋之风。在后人看来，这是一个激荡人心的时代。但实际上，在科举制度实行的同时，世袭阴影并未散去。&&&&&&科举制度于隋朝开始，采用考试方式选拔人才。至唐代，科举开始制度化，武则天时代初设殿试，并开始由兵部主试武举。&&&&&&科举制度在唐代时的效果可谓立竿见影。彼时，庶民出身的官员越来越多，且成为中坚力量。如开元名相张九龄，便出身庶族。此后历代政治家，也有颇多出自平民。当然，尽管科举制度意义重大，但它将知识分子悉数纳入体制竞逐的轨道中，也多少有点“聚天下英才尽毁之”的意味。正因为参加科举考试成了唯一道路，历朝历代罕有独立知识分子，哲学思维以实用的处世哲学为主。即使大文人，也往往是科举失败者（如清代的蒲松龄）。独立思考的欠缺，客观上也使得官本位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但无论如何，科举制度在当时而言，仍属最先进的制度。&&&&&&庶族的崛起，客观上也督促了官二代（或说官X代）的努力。如唐文宗、武宗时的名相李德裕，就是唐代官二代的代表人物。他的祖父李栖筠是唐代宗时期的御史大夫，其父是唐宪宗时代的宰相李吉甫。李吉甫亦算名相，唐宪宗欲抑制藩镇，李吉甫坚决支持，并出力良多。李德裕27岁入仕，先做校书郎。他年少时便“有壮志，苦心力学，尤精《西汉书》和《左氏春秋》”唐穆宗时代的“禁中书诏，大手笔多诏德裕草之”。他也曾任浙西观察使。“俭于自奉，留州所得，尽以赡军，虽施与不丰，将卒无怨”。在唐武宗时代，他曾力主打击藩镇，并有成效。&&&&&&但也恰恰从唐朝开始，出现了一种历代都曾出现且无法调和的矛盾：官二代与平民出身官员的矛盾。&&&&&&最典型的例子要算是“牛李党争”，主角便是前面提到的李德裕和以科举入仕的牛僧孺。在这场党争中，牛党多为平民出身，李党则多为官二代。其背后实质是恩荫与科举之争。&&&&&&说到恩荫，不得不慨叹世袭确实是封建王朝永远避不开的话题。尽管科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粉碎了魏晋时代“上品无寒士，下品无士族”的格局，给底层平民极大的上升空间，但特权阶层永远存在，并代代相传。包括很多平民出身的官员，一旦数代为官后，也开始“三代出贵族”，加入批量制造官二代的行列。有唐一代，科举录取官员的比例并不算太大（每次科举仅录数十人），恩荫才是选拔官员的最大渠道。&&&&&&所谓“恩荫”，其实就是任子制的“隋唐后版本”，并持续到清末。老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荫”字便是明证。这个制度其实就是让官二代直接当官，而且相比之前的任子制，范畴还有所扩充。比如有任子权利的官员级别降低到了从五品，而且还确定了官二代初入官场的级别，“凡用荫，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从七品上；从三品子，从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从四品子，正八品下；正五品子，正九品上；从五品及国公子，正九品下”，从族辈上来说，任子对象也从子侄扩展到孙子甚至曾孙，如三品以上大员可荫及曾孙，五品以上则可荫孙。&&&&&&比如李德裕，祖父李栖筠曾任御史大夫，父亲李吉甫便凭恩荫入仕，而且一上来就是驾部员外郎。李德裕虽胸怀大志、读书勤奋，又从小耳濡目染，是个名相坯子，但性格中难免有些弱点。他的弱点就是极大的优越感，公子哥儿气质极浓，天生看不起“凤凰男”，也因此不愿参加科举。做官后又与科举出身的官员颇多摩擦（这种摩擦，有点类似于如今的凤凰男与孔雀女之相处），对之印象便更坏。&&&&&&其实，以今日眼光来看，官场之争其实罕有真正的对错，官二代未必无用，凤凰男未必就人品端正。事实上，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其他领域，从没有任何人与任何群体“天然正义”。李德裕作为官二代，其骨子里的优越感即使让外人看来不顺眼，也无可厚非，而且从其政声来看，年少时的良好教育以及对政事的耳濡目染，都起到了极大作用。这也印证了一点：若政治清明，官员谨慎，官二代往往能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又如唐初名臣、书法家褚遂良，其父褚亮曾为通直散骑常侍，他也因此受荫为秘书郎。诗人韦应物的曾祖曾在武则天时代任宰相，祖父韦令仪曾为宗正少卿，父亲韦銮曾任宣州司法参军，他十四岁那年就受荫为右千牛卫。&&&&&&但在恩荫制度下，官二代中自然也少不了二世祖。比如房遗爱，其父是初唐名相房玄龄，李世民的左膀右臂，妻子是赫赫有名的高阳公主。可这位驸马爷从小便耽于逸乐，且横行霸道，高阳公主亦骄纵跋扈。这两个活宝最终因谋反一事双双身亡，也害得已故的一代名相房玄龄失去了配享太宗之庙的待遇。&&&&&&唐玄宗时代的名相宋Z也为儿子所累。史书曾说“唐三百年，辅弼者不为少，独前称房杜，后称姚宋”，可这位名相的六个儿子居然个个不争气。这六个孩子都曾借助恩荫制度成为高官，但其中三人因贪污遭流放，另二人也获罪，唯一幸免的长子也极平庸。&&&&&&也有一些官二代曾拒绝恩荫，反而通过科举考试来证明自己。如与宋Z齐名的开元名相姚崇，其父姚懿曾任Q州都督，朝廷还选中他做亲王李弘的挽郎（挽郎即王亲去世后的抬棺唱挽歌者，入围者经严格挑选，品貌家世都需审核，时由官二代充任，葬礼过后可在吏部登记得到官职，是一个晋升渠道）。但他却认为无论是靠父荫还是做挽郎获官都不是凭自己真本事，所以担任挽郎后没有去吏部登记报到，反而改名参加科举，高中进士后步入官场。&&&&&&姚崇决非孤例。因为科举制度的确立，世人渐渐开始重视科举，甚至看不起凭恩荫入仕者（尽管恩荫仍是当时的入仕主渠道），如李德裕之所以与平民出身的官员颇多嫌隙，就与年轻初入仕时遭人轻视有关。据载，有唐一代，科举及第者中，平民出身与官二代各占一半。换言之，一些官二代拒绝了恩荫制度，选择循科举途径入仕，以求更多的认同。官二代遭轻视，在官场上频遭“冒犯”，甚至很多官二代自以为耻，努力通过正途证明自己，这不恰恰说明一个时代的开放与进步吗？&&&&&&总体而言，唐代政治相对开明，加之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得各阶层之间出现了流动。庶民可以凭借自身努力为官，官二代中也出现了不少极为争气的正面典型，无论是凭恩荫途径走上官场的李德裕，还是主动放弃恩荫，循科场一途的姚崇，都值得大书一笔。注：编辑配图，图片来源于网络）&&&&&&事实上，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以及任何体制下，“恶少式”的官二代都是一个“多与少”的问题，而不是“有与无”的问题。如果体制优胜，将权力关在笼子里，国家政治清明，劣质官二代就少，反之则多，但不可能完全消失。政治相对清明的唐代，较之魏晋南北朝时代，其最大进步就是人才提拔多元化的出现。即使恩荫制度有大量缺点，但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总比单一模式更为进步。&&&&&&恩荫的扩大化与科举的完善化&&&&&&宋代可算是对知识分子最为尊重的朝代，科举制度也更加完善，早在宋太祖时代，便为防科考舞弊，将殿试制度化，“天子门生”一说亦由此而来。另外，考生的考卷均被“弥封”，即如今天的标准化考试一般，封盖考生的姓名籍贯。同时，为了避免旧时门阀势力再起，强化集权，宋代在制度上有颇多改革，如限制权力世袭，任期制和回避制等，包括官员必须异乡任职，直系血亲不得同部门或同地任职等。&&&&&&另外，宋朝虽对读书人极为尊重，但法纪相对健全。如开国初期，翰林学士陶谷之子出人意料中举，宋太祖要求彻查并复试。又如在科举考试中废除了“公荐”制度，以免权贵官员彼此相荐家人。唐代时创立的“别头试”制度在宋代也继续运行并加以完善。所谓“别头试”，即回避制度，唐代的进士科考试时，如应试者与考官（向由礼部侍郎主持）有亲故关系，则更换主考官（向由考功员外郎入替），故称考功别头试。宋代时进一步扩大了回避范围，如应试者有亲戚在本州为官，或担任主考官，均改由各路转运司主试，亦称别头试。进士考试时也采取回避另考方式，称别头场。靠恩荫为官者，品阶及任事范围都有限制，若有贪渎，保荐者亦要遭牵连。&&&&&&《水浒传》中有无法无天的高衙内，但在宋朝的真实历史上，这样的衙内其实算不上普遍现象。在法律体系内，宋朝不是一个拼爹严重的时代，司马光曾说：“有罪则刑之，虽贵为公卿，亲若兄弟，近在耳目之前，皆不可宽假。”&&&&&&加之宋代政治相对宽松清明，官二代中不乏人才。如司马光便将恩荫名额让给了长兄，自己凭科考做官（其父司马池官职不大，仅一个恩荫名额）。名将曹彬之子曹纬，史书称其“恭俭礼让”，亦成名将，兄弟曹琮、曹璨声誉也佳。&&&&&&宋朝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也使得“家学渊源”的出现率大增。从历史上看，如果一个时期制度优越、政治清明、社会风气端正，那么成长环境优越的孩子往往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育，同时拥有多元化发展的空间，成才率也相对较高。而且制度约束也可以使得官员在子女的培养问题上更加审慎。如名相吕蒙正就一直不为自己的儿子请官，他认为儿子年轻又无功绩，直接登上高位，必招祸患。此外，两宋名臣中，亦有大量官二代出现。&&&&&&但宋代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比如出于对读书人的尊重，文官待遇为史上最佳。恩荫制度较之唐朝进一步扩大化，乃至不分品级，凡官员均有恩荫权，且恩荫范围也不再限于子侄、孙辈等，亲戚甚至异姓亲、门客（包括管家仆人门房等）都在恩荫范畴内。而且恩荫名额也大肆扩张，宰相可荫十人，即使散官也可荫三人，而且宋朝每逢重大庆典，常常会给所有官员增加一个恩荫名额，此外，若大臣辞世，朝廷也会恩荫其亲友门客。如名将曹彬去世后，其亲校（即侍卫）竟也荫补为官，李继隆去世后，幕僚门客补官者达二十余人――相对不受尊重的武将如此，备受尊重的文官，其待遇可想而知。&&&&&&在这种状况下，官二代中不乏横行霸道之徒。如宋哲宗时代的名臣章渥佑幸夤郝蛩罩堇ド较氐奶锊苑讲辉赋雎簦阋姓倘ㄊ疲韪盖酌濉氨菩仓鹑诵肓罟┫略嘎粑淖矗⒋蛹矍柯蛉爰骸薄Ｋ涡⒆谑钡拇蟪祭钛逵敝釉谀质猩鄙巳嗣Ａ涓浮Ｊ寺接沃勇阶油ㄎ鱿缋铮裰诰俦ǎ阶油ǖ弥缶勾凡叮鹕瞻傩站铀⒔俦ㄕ摺跋ぶ绵蜞簦嘁阅蚍啵菩聪灼酰唤鸩怀辍薄Ｈ粽我醢担樾尉透现亍Ｈ缢文谑贝脑紫喑伦郧恐樱栏饺ǔ己腚校笏谅艄伲坝凶郧砉芤云咔х哦霉沅钫撸凶y贰以六千缗而连得两郡者，有以珠翠饰婢妾而遗其子者，有以五千缗而得潮阳者。其它殆难以遍举”。奸臣秦桧则让儿子秦禧高中进士。&&&&&&“吏二代”也在此时出现。因为宋代的任期制和回避制只约束有品级的官员，但对基层办事员（即俗称的“吏”）并无约束。因此导致了宋代的“胥吏世袭”，形成吏二代。这一形态一直延续到了清代，某些岗位甚至“父以传子，兄以传弟，钱粮出入，尽归掌握”，陈宏谋也曾说胥吏“子弟亲戚，转相承授”。&&&&&&另一个问题则是有时的矫枉过正。当时，科举对官员子弟要求严格，不但有回避，还需各种加试。舆论监督的风气也颇盛，但有时确实矫枉过正，导致思维僵化，有时甚至成为政敌彼此攻讦的武器。比如北宋开国名将范质，其子范杲参加科考，颇为争气，连续通过府试、礼部试，然后便开始筹备最后的殿试。谁知竟有风言风语传来，认为范杲这种官二代跑来跟寒门子弟争科举名额，简直是抢占社会资源，范杲迫于压力，只好放弃殿试。&&&&&&其实真正优越的制度，应是官二代与寒门子弟享有同样的考试权利。忽视寒门子弟的利益，当然不妥，但压制官二代的合法利益，同样不妥。如果制度或舆论本身竟然成为政治攻讦工具，就更加不妥。&&&&&&至北宋中期，官二代中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越来越少。这一方面跟宋朝优厚的文人待遇、官员福利有关，大量官二代可凭借恩荫直接步入官场或获取其他利益，另一方面，也多少与制度有些矫枉过正有关，不少官二代因为忌惮舆论或家中政敌的反应，为免“枪打出头鸟”，主动规避科考。这也造成了另一个恶性循环：恩荫来之太易，不学无术的官二代出现频率有所增大。&&&&&&也正因此，有人曾有这样的推断：世袭不好，恩荫就是世袭，所以恩荫制度不好，封建王朝政治黑暗，恩荫也是一大因素。&&&&&&这个推论其实简单武断，恩荫是有范围的世袭，是统治者与官员之间的妥协，有弊也有利。至于导致政治黑暗，这帽子实在太大，而且不实。唐宋两朝与明清两代的区别就说明了这一点。以科举为官员选拔正途，恩荫制度大大收窄的明清两代，官二代的表现居然不及唐宋。这是为什么？（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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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 历史上的官二代(下)&&&&&&&& 恩荫不是官二代堕落的关键，集权才是&&&&&&宋朝在恩荫制度上的扩大化，确实使得官二代堕落的几率有所增加，此后的元朝，恩荫制度甚至进一步扩大。但纵观历史，宋朝的官二代整体素质相对并不低，反倒名臣辈出。更耐人寻味的是，恩荫制度较之唐宋元三代大大收缩，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甚至成为入仕主要途径的明朝与清朝，官二代的整体表现并不强于唐宋。&&&&&&明清两代，官员选拔以科举为正途，每次科举录取人数也大大多于前朝。此时的科举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每三年一次，得中称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会试在乡试后一年举行，得中称贡生，第一名称会元。殿试在会试后同年举行，由贡生应试，录取共分为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则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在这种状况下，恩荫反倒成了独木桥式的窄路子。此时的恩荫，范围也大大收窄。明初时规定“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荫一子以世其禄”，将恩荫级别提高到七品以上，恩荫对象仅一人，而且只是“世其禄”，换言之买就是只有俸禄，没有正式官职。&&&&&&至明朝中后期，朝廷腐败日益严重，官僚集团尾大不掉，在恩荫制度上也有所“回潮”，制度改变为“正一品子，正五品用；从一品子，从五品用，递减至从五品子，从九品用；正六品至从七品子分荫上、中、下三等未入流职内叙用”，同时恩荫人数增加。&&&&&&后来，又因恩荫人数增多导致的官位紧缺、财政压力增大等问题，明朝政府又出台补充规定，要求官二代必须要通过考试才能获取恩荫资格，三品以上官员的恩荫子弟才有实职授官的机会，其他恩荫子弟只能“世其禄”，除非参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清朝的恩荫范围是“京官四品、外官三品、武官二品以上”，外加因公殉职、军中阵亡或病故的官员。此举取消了多数官员的恩荫权。另外，受恩荫者只能获得免试入国子监读书的机会，受荫入仕的人数有限。&&&&&&不过，大名鼎鼎的八旗子弟还享有一项唯有的福利，叫做“祖荫”。当年祖宗从龙入关，立下汗马功劳，子孙后代也因此受益。所以，许多满人都有世袭爵位，“铁杆子庄稼”一说也由此而来。不过，这种爵位带来的利益其实也较为有限，乃至后来八旗子弟中有大量破落户，顶着爵位却穷困潦倒。&&&&&&明代官二代乏善可陈，清朝的八旗子弟后来更是成为了堕落的代名词，可明清两代的恩荫制度却大大收缩。这就说明：恩荫制度虽有重大缺陷，但并非官二代堕落的关键，像推行恩荫制度的唐代，众多官二代选择循科考一途入仕，显然与当时的政治开明程度和社会风气有关。&&&&&&而明清两代，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唐宋两代确立的“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政治格局被彻底打破，明朝开始废相，清朝更是千方百计打击士大夫乃至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恰恰是思想控制极严，社会开放程度不高，官场风气不佳的社会形态，才导致了官二代难出人才。统治者恰恰是利用恩荫的缩窄，科举的选拔面增大，以及“八股取士”的贯彻，达到打压现有官僚集团，同时控制读书人、进行洗脑的双层目的。&&&&&&官二代难出人才甚至堕落，也造成了恶性循环，明代名臣杨涟曾说：“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诰敕之馆目不识丁”，这种官二代占据大量官职，大大降低了政务处理的效率，也造成了财政压力，还缩窄了有能力之人的上升渠道。晚明政治黑暗，无疑与此有关。&&&&&&官二代与政治清明度的关系&&&&&&有人曾做过一个有趣的统计：历代君王、名臣名将的出身。其中自不乏“草根”，比如刘邦和朱元璋便是典型例子，但让人慨叹的是，从比例上来说，帝王将相领域仍是高富帅占比较多。&&&&&&这是为什么？其实，自有人类社会起，资源的配享就是不平等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是。所谓平等，只是让尽量多的人享受同样的权利，但并不等于平均。即使是如今最为发达、社会保障体系最为完善的国家，贫富差距也不可避免存在，国家所能做到的，就是让穷人得到相对充裕的生活保障与社会尊严，而不是将财富、资源平均。&&&&&&对于个人而言，成功不可能只靠父辈的庇佑，说到底还是得靠自己，“出身论”的说法并不可取。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什么时代，家庭基础对人生道路都还是存在着一定影响。拥有较多资源、生活较为优越的家庭，对孩子的培养有快人一步的优势。没有父辈庇佑的人想要成功，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以弥补起点上的差距。&&&&&&当年网上流传的帖子《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说的就是这种家庭差距导致的际遇不同，一句“为了一些在你看来唾手可得的东西，我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引来无数人的共鸣。&&&&&&对于古代的寒门子弟来说，同样如此。也许，他的童年里没有四书五经，没有琴棋书画，也没有美食佳肴。若是运气好的话，长大了可以读读私塾，但他开始认字的时候，有点出息的官宦子弟已经能作诗了，他读四书五经的时候，人家官宦子弟已经学着赏画鉴宝品女人了，即便有一天，他进京考个状元，那也还是个土包子，无法成为身兼美食家、书画家、音乐鉴赏家等多层身份的翩翩佳公子。&&&&&&像我喜欢的纳兰容若，谁都知道他惊才绝艳，但他有一个有权有势有钱的内阁成员老爸，所有时间都可以用来陶冶情操，在艺术之路上具有同龄人无法比拟的优势。&&&&&&同时，中国社会是不折不扣的关系社会，门生故旧、亲戚朋友所形成的庞大关系网，渗透入每一个时代。这就使得官二代常常具有可无限扩展的丰厚资源，即使科举考试打破了门阀制度，但科举本身就是一个制造“新既得利益者”的考场。&&&&&&这种资源的扩展，往往代代相传。社会关系、家族资源，甚至祖辈的名声，都可以变成官二代乃至官×代“赢在起跑线”上的关键。(图注：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剧照；编辑配图，图片来自网络)&&&&&&如果在政治清明时代，官二代的迅速成长未必是坏事。如唐代的李德裕等，他们自小对政务的耳濡目染和良好教养，都使得他们成为一代名臣。但若在政治黑暗的年代，官二代的庞大社会资源则会成为他们作孽的工具。&&&&&&如北宋末年，“六贼”把持朝政，民不聊生。“六贼”之首的蔡京权倾一时，八个儿子中的蔡攸、蔡⒉塘，以及孙子蔡行，都曾官至大学士。另一个儿子蔡为驸马。这批官二代不但扰乱朝纲，连自己家里都不安宁，彼此间竟也有仇怨。《宋史》里说蔡家人“见利忘义，至于兄弟为参商，父子如秦越”。尤其是长子蔡攸，他与老爹蔡京在官场上互相倾轧，简直如同仇敌。蔡京罢相四次，其中一次就是蔡攸进言赶自己老爸下台。&&&&&&必须承认的是，历史上的权臣大多都不笨，笨也不会身居高位，很多官二代也极聪明。但若权臣当道、朝纲不振，越聪明的官二代往往就危害越大。&&&&&&比如明代的权臣严嵩与其子严世藩，就是典型例子。《明史》里说严世蕃矮小肥胖，外加一个短脖子，还是个独眼，这种长相在旧时根本没有什么出头机会，但因其父是严嵩，便得做高官。他极为贪财，但亦极聪明，有过目不忘之能，对朝廷典章制度信手拈来，是处理政务的好手。严嵩晚年时，因年老体衰、精力不佳，所执事务全部委托严世蕃处理。&&&&&&尤其特别的是，嘉靖帝的手诏经常不知所谓，语法用词都乱七八糟，“语多不可晓”，连严嵩都经常看不懂，可严世藩却总能理解，他常代替严嵩起拟答语，总能领会嘉靖帝的意图。&&&&&&这样一个人，若生于制度完善、对权力有足够约束力的年代，自是大才，可在政治黑暗年代，却是大恶。&&&&&&如果我们对中央高度集权、统治严苛的清朝有一些了解，就更会感受到政治清明程度与社会风气对官二代整体素质的影响。&&&&&&有清一代，八旗子弟的素质呈明显下滑趋势。晚清政局动荡，国门遭列强打开，风雨飘摇之际，与之相对的却是八旗子弟的腐朽堕落。但即使在这个时代里，官二代也随着政权的种种努力，出现了不少闪光点。&&&&&&比如所谓“同光中兴”的名臣中，李鸿章就是典型的官二代，父亲李文安作为一名寒门学子，依靠自己的苦读而中举，39岁那年得中进士，步入仕途，曾在刑部为官十余年。李文安的成功，不仅仅改善了李家的生活，使得孩子能得到更好的教育，也为孩子们提供了良好的人际关系网。李文安虽未身居高位，但眼光却好，在“同年”（作者注：同一年考中进士的人）中，他与曾国藩关系极好。早在曾国藩官位不高、手中无权时，他便与之深交，后来还安排李鸿章和另一个儿子李翰章拜曾国藩为师。&&&&&&后来，李鸿章成为一代名臣，李翰章也曾任两广总督。更为可贵的是，李家在飞黄腾达后，对下一代的教育仍然出色，如李翰章的次子李经楚是交通银行创办人，而中国银行首任总理孙多森则是李翰章的外孙。李鸿章的三弟李鹤章也曾在与太平天国的战事中立功，他的次子李经羲曾任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民国时代还曾任国务总理。&&&&&&另外，在晚清的最后时刻，矢志以君主立宪救国的皇族中，不乏干才，端方便是其中翘楚。近年来，史书渐改旧时阶级斗争痕迹，对晚清立宪有了相对客观的一些评价，晚清皇族中的这些立宪派也渐渐摆脱“腐朽无能”的帽子，得到相对客观的评价。&&&&&&如今，民国是热门话题。其实民国决不完美，不可过誉，它亦有许多与如今相似的社会问题，如一些官二代的飞扬跋扈，著名的孔二小姐就是典型。但在那个新旧碰撞、言论自由的时代，政治确有清明处，社会风气亦有积极向上的一面。大量官二代都以救国为梦想，经历过苦读，经历过留洋。&&&&&&曾有人回忆，那时的大学里，平等意识深入人心，不少官二代羞于提及家世，甚至隐瞒数年，学校里最受尊敬的学生所倚仗的往往是才华。官本位思想统治数千年的中国，在那个时代终于有了向文化本位转向的趋势。&&&&&&那时的政要，对子女要求往往极其严格。如段祺瑞对其子段宏业寄予厚望，但从不为他联系旧故，反而训诫他要由最底层做起。又如当年空军招考标准极高，学费也高昂，所以学生多为官二代、富二代，抗战时，这些富家子弟前仆后继，牺牲者众，写下一曲曲挽歌。&&&&&&官二代的翩翩佳公子之路&&&&&&说起翩翩佳公子，我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纳兰容若。&&&&&&历朝历代，都可以见到这样一种另类的官二代：他们不愿为官、不沾世俗，潜心于诗词歌赋，或专心治学。&&&&&&这其实是我最喜欢的一种官二代。我一向觉得，放弃权力是世间最难的事之一。对于官二代来说，权力往往唾手可得，很少有人能拒绝权力，有些人想用它来做一番事业，有些人想用它来敛财享乐，前者是优秀的官二代，后者是堕落的官二代。而在我眼里，放弃权力的那些人，也许可以成为纯粹的官二代。&&&&&&在士族垄断社会资源的魏晋时代，出现了不少不愿为官的官二代。即使他们举止荒唐，行为放荡，但在我眼里都有可爱之处。曹雪芹写《红楼梦》，倾注笔力最多的贾宝玉无疑也是一个淡泊名利的官二代。毫无疑问的是，贾宝玉带有曹雪芹的影子，若无家道中落的经历，曹雪芹也是这样的官二代吧？&&&&&&民国时也出现了不少翩翩佳公子型的官二代。我喜欢的袁克文、张伯驹，都可谓其中翘楚。这两位公子哥，琴棋书画、诗词金石无一不精，又都是著名票友，视钱财如粪土，早年富贵时一派风流，晚景凄凉时却也不改洒脱性格。&&&&&&也许，这样的人生是凤凰男永远无法理解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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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4:45 &&
请问这是第几代<img SRC="http://127.0.0.1:8580/do/zaaZ/AXy3LYaMacLx0X/ZAx/s-rU/W.4/p551001-ss.jpg"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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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回复：[转帖] 叶克飞：官二代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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