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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及对我们的启示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世界上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和遭受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惨痛失败，共产主义事业遭到严重挫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失败，苏东国家共产党政权亡党丧权，有其产生的必然原因，教训也是惨痛而深刻的。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正确认识苏东巨变的本质与原因，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对于新时期我们党、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于苏东剧变的本质与原因，国内外专家学者的主要观点有：
（1）外因决定论，即：主要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外因，使得苏东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堡垒”从外面被攻破的；
（2）个人决定论，即：戈尔巴乔夫等苏东各国党政主要领导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和罪行，成了修正主义者和叛徒，出卖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有些学者还把苏东剧变的“老帐”主要记到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斯大林等的身上；
（3）经济决定论，即：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把经济搞好。表现在：剧变之前的几年中，苏东各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效益低下，物价飞涨，财政赤字剧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
（4）意识形态决定论，即：①各国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思想僵化，墨守成规，长期陷入严重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之中，②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抛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所致；
（5）政党决定论，即：执政党没有把自身的建设搞好，在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出现问题，特别是党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各种腐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日趋普遍、泛滥。有些学者甚至认为，苏东各国存在着一个党政官僚特权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享有各种特权。执政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腐败现象的日趋严重，引起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失望、不满和怨恨，最后葬送了苏东各国社会主义的大好江山；
（6）模式（体制）决定论，即：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是长期固守传统的苏联模式。这一模式在初期基本上适应了各国的历史条件，使苏东各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凯歌高进。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客观条件的变化，这一模式的弊端逐渐暴露无遗，经济上权利高度集中，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管理经济，只要计划，不要市场，搞平均主义等；政治上实行中央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民主不健全，法制遭践踏，个人专断、个人迷信盛行。这些弊端日益窒息了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成为苏东各国生产力继续发展的障碍。尽管苏东各国从20世纪中期就开始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改革，但是，除了南斯拉夫以外，这种改革都没有从根本上冲破传统的苏联模式。结果拉大了苏东国家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差距，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
（7）三大矛盾决定论，即：苏联社会长期存在“过‘左’的路线和过度集中的党政领导体制同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民主与自由的矛盾；党政官僚特权集团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大俄罗斯主义势力同各族人民的矛盾”。这三大矛盾长期存在，终于导致三个危机，“经济危机、社会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三大危机的加剧，造成三个灭亡，“苏共亡党，苏联亡国，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亡命”；
（8）孤立于全球经济体系之外决定论，即：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的提出和推行，使苏东各社会主义国家完全与已经相当国际化了的世界经济割裂开来，而且是与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隔绝开来；
（9）“左”的错误决定论，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苏东各国在路线、方针、政策上所犯的一系列“左”的错误；
（10）“右”的错误决定论，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苏东各国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如抛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指导，奉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味地妥协退让，对国内反对派和民族分裂势力反党、反社会主义及民族分裂活动听之任之，大搞私有化，放弃党的领导等；
（11）6对12个原因决定论，即：苏联解体有6对12个方面的原因：①内因与外因，以内因为主；②近因与远因，以近因为主；③深层与浅层，以深层为主；④主观与客观，以主观为主；⑤宏观与微观，以宏观为主；⑥上层与下层，以上层为主。这些原因相互交差、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
（12）两条绝路决定论，即：苏东剧变的国家走上了两条绝路：①苏东各国党政领导集团长期思想僵化，坚持一套“左“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一切从本本和教条出发，固守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建立起来的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拒绝改革开放，结果使社会主义丧失了生机和活力，在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败下阵来，走上了一条绝路；②实行改革开放时，不能科学地评价党领导人民奋斗的历史，认识不清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模式（体制）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原则区别，因而在改革旧体制时，连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也予以抛弃，结果从极左跑到极右，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和共产党的领导，偏离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最后导致党垮台、国家解体或变质、人民遭殃。
国内外专家学者的主要观点从不同角度对苏东巨变的原因进行说明和论述，各有其合理性。但是，苏东巨变的原因是深刻的和多方面的，不是由一个或者几个这样那样的原因造成的，是一定历史阶段的整个社会“合”力造成的，有人为的、自然的，历史的、现实的，必然的、偶然的，正面的、反面的，恶意的、善意的等等，所以对待苏东巨变，不能认为其原因只是一个或者几个，而应当从全局的、历史的角度，运用马列主义历史、辩证的唯物观去分析和评判。同时，也不能泛泛而论，将“多原因”理解为“无原因”，应当结合当时的历史状况与现在的历史要求，找出主要原因，吸取教训，指导现实。
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的发展是“合力”作用的结果。苏东剧变的原因也应该由“合力”构成。苏东社会主义挫折是多种错综复杂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互相交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执政的共产党内部出现问题，进而使得其对于党、国家的建设与发展的方针、政策、措施的制定与实施方面等出现了不可挽回的偏差和错误。具体是：
1、苏联模式的僵化
　　1921年列宁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它是列宁根据俄国的实际情况对在小农占优势的条件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尝试，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它有力地推动了俄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是，由于列宁过早地去世，这一政策没有很好地坚持下去。
　　1929年斯大林宣布取消新经济政策。此后逐步形成的苏联模式。苏联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在所有制方面，实行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并力图把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试图在较短时期内实现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对商品和市场经济采取排斥态度，至多只容许在消费品的生产和流通领域存在一定程度的商品交换，缺乏活力；在政治体制方面，实行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内缺乏民主，官僚主义盛行，监督机制不完善；在思想文化体制方面，国家通过行政命令手段对思想文化领域实行严格控制，不允许有任何理论创新。
　　苏联模式在一定时期内能够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发展生产，特别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为在二战中打败德国法西斯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但是，从60至70年代起，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科技革命风起云涌，苏联模式的弊端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要求。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也变得越来越僵化，错过了进行切实改革的时机，从而成为前进的障碍，使苏联的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状态。苏联和仿效苏联模式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形成的政治经济体制存在严重的弊端，影响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削弱了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
与此同时，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内政进行粗暴干涉，一些东欧国家在50至70年代曾进行过各种改革尝试，如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改革以及匈牙利、捷克和波兰的改革等，但由于各种主观和客观原因以及苏联的干涉，都遭到了夭折。
2、经济发展滞后　
人民富裕，国家强盛是民众对执政党的基本要求，经济停滞，人民就会失去信心。苏共执政期间曾经取得巨大成就，但由于重工轻农、重重工轻轻工、重军用轻民用、重积累轻消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僵化和发展战略失误，影响了苏联东欧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苏联长期忽视价值规律的杠杆作用，排斥商品和市场机制，主要通过行政命令和计划手段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在发展战略上，苏联的经济长期采取粗放型的发展方式，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上。虽然这在一定时期内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但是在二战后，特别是在60至70年代以后没有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结果使国民经济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和新科技革命的进程，为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埋下伏笔。今天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越南、朝鲜、古巴、老挝）已经意识到了这点，比如，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日在最近访华时反复讲：“没有比经济工作更重要的工作。”
3、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得手
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互相对立和竞争的条件下，西方国家为了搞垮苏东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两种手法：一种手法是对苏东国家实行封锁和禁运政策，以军事威胁，特别是核威胁为前提和后盾，施加军事压力和进行战争威胁，对这些国家进行直接的颠覆活动。另一种手法是采取“和平演变”战略，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的主要手段有：利用经济手段，迫使苏东国家作出符合他们意图的让步；以“人权”、“民主”、“自由”为名，直接干涉苏东国家的内政，通过各种方式扶植苏东国家内部的反社会主义势力。第三，利用各种传媒工具，大搞攻心战术，进行思想文化渗透，煽动反社会倾向。表现在：①利用现代传播媒介，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和煽动；②利用电影、电视、图书等进行思想文化渗透；③利用人员往来进行思想文化渗透；④利用宗教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文化渗透；⑤培植亲西方的“民主势力”和“持不同政见者”，策划和支持动乱。
　　4、共产党的建设没有搞好
　　可以说，党的建设没有搞好，是苏东剧变的重要的内部原因。长期以来，作为执政党的苏联共产党和东欧国家的工人政党在党的思想建设、政治路线、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方面都存在一系列严重问题。
在思想建设方面，苏东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都存在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和简单化，到后来转向公开否定、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列宁十分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强调要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探索符合俄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在捍卫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作过贡献。但是，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结论作了片面化、教条化和庸俗化的解释，扼杀了理论创新和勇于探索的精神。党内出现了思想僵化、个人迷信盛行的局面。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了一种空洞的口号和套话，无法回答日新月异的现实所提出的各种新问题。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更是公开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在政治路线方面，斯大林过早地放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超越苏联的实际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在30年代就急于宣布已建成社会主义并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由此实行了一系列“左”的政策，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赫鲁晓夫则宣布要在20年内完成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勃列日涅夫提出“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戈尔巴乔夫则走到另一个极端，提出要“根本改造”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整个社会大厦，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在组织建设方面，斯大林时期，权力过于集中，最终形成个人专权、个人迷信，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权力遭到削弱，在从十八大到十九大的13年间没有召开过一次党代表大会，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赫鲁晓夫虽然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但采取了极为错误的方式，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同时又大搞对他自己的“个人迷信”和唯意志论。勃列日涅夫大权独揽，不受任何监督，对外搞霸权主义，用武力干涉别国内政，党逐渐失去广大群众的支持，失去民心。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完全抛弃民主集中制原则。1991年“8·19”事件后，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中央“自行解散” ，终于导致苏共瓦解，苏联解体。　　
在作风建设方面，革命年代苏共的党风总的说来是积极健康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到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党内腐败现象日益严重，裙带关系之风盛行。党的高级干部及其子女享有各种特权，少数官僚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营私舞弊。这些腐败现象从内部腐蚀党的机体。其他东欧国家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同样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在理论创新方面，苏东共产党丧权亡党有一个相同之处，就是教条主义禁锢了理论创新，理论没有跟着实践发展，几十年一贯制。表面上看是坚持马列主义，实际上脱离了现实，阵地就很难守得住。比如苏共对资本主义的基本判断，“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提法就用了半个多世纪，没有根据资本主义的新情况及时调整，对人民群众没有说服力。再比如，苏共一直在讲：“在苏联，民族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实际上正是民族问题解决不当导致了苏联最终解体。
在党内民主方面，苏东各党的党内民主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党的民主集中制在实行过程中强调集中，民主不足。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党内的权力体制是倒金字塔形的，党内始终没有建立自下而上的监督制约机制，就不可避免地形成特权阶层，党一旦成为特权利益的代表，就会失去执政基础。苏联剧变前夕，对苏联公民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7%-8%的人认为苏共代表人民，70%-80%的人认为它只代表它自己。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党员的民主权利没有得到充分的保证，这样一来党员没有积极性。苏共拥有1800万党员，在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时，几乎没有人以实际行动表示反对，普通党员在执政时期没有发言权，在丧权亡党之际自然不会为这个政党奔走呼号。
在如何处理各种矛盾方面，如果缺乏政治警觉性、缺乏忧患意识，缺乏危机处理能力，不注意妥善解决矛盾，就会酿成灾难性后果。苏东剧变中有一些非常典型的事件，政局已经非常不稳，党的领导人却得不到任何信号，仍然出访、休假，不能在事态的萌芽阶段果断处理好危机。在戈尔巴乔夫的时候，叶利钦要把苏联解散，戈尔巴乔夫无所作为；齐奥塞斯库作党代会报告，代表起立鼓掌近百次，这是一种假象。
共产党有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民主集中制三大法宝，这三大法宝丢了，共产党也就丧权亡党。可见，执政党的建设没有搞好，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层在思想路线上背离马克思主义和蜕化变质，是导致苏东社会主义挫折最为关键的内部因素。
苏东社会主义的挫折，留下了许多沉痛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总结。在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背景下，应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以苏东社会主义挫折为鉴，坚持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加强执政党的的执政能力建设，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这是保证社会主义制度永不变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关键。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现在之所以如此重要而紧迫，除了历史教训之外，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党的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党面临着来自三个方面的严峻考验和挑战。党面对的国际环境和时代要求；党所肩负的艰巨任务和历史使命；党的自身状况和存在问题。
苏东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很好地坚持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没有把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搞好。在较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苏东各国党没有真正形成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盛行教条主义，犯了“左”的错误；没有有效地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集中有余，民主不足；没有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存在着严重的腐败现象。80年代中期以后，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苏东各国党忽视了自身的思想建设，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同党内外各种错误思想做斗争，结果使许多党员和党员干部动摇了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使党内思想混乱，观点不一；党的民主集中制也遭到削弱和破坏，民主有余，集中不足，党和政府缺乏应有的权威，地方各自为政，大搞极端民主化，使党组织涣散，派别林立，四分五裂，失去了凝聚力和战斗力；各种腐败现象日趋普遍和严重，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失去了信心和希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风光不再。再加上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向苏东各国发起“和平演变”的全面攻势，这样，苏东各国的社会主义“堡垒”就在内忧外患中被攻破。
中国自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纠正了以前的“左”倾错误，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健全民主集中制，反对各种腐败现象，严惩腐败分子，使党风逐步向好。目前，尽管在党的建设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有些党员和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不高，社会主义信念不强，党内民主制度还有待于继续完善，领导干部中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等等，但是，从总体上看，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在不断提高。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党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只有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断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社会主义才能永葆青春，立于不败之地。
历史之长河汤汤而逝，成败已化为光影，一去不复返。溯历史之源，逆流而上，思往世得失，痛定思痛，方能立于历史潮头，滔滔而上，再展英雄本色，重铸灼灼辉煌，书写千古风流。
苏东剧变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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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以前苏联解体为标志的东欧剧变做了简单的回顾，对其原因做了简单的分析，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阐述了东欧剧变给我们带来了五个方面的启示：坚信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东欧剧变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社会主义建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动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改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在实践中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提高警惕，坚决抵制西方“和平演变”的阴谋，保证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加强党的建设，努力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关键词：苏东剧变 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 执政能力
上世纪90 年代，世界形势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折。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其变化之急剧，局势之混乱，出乎许多人的预料。一个拥有两千多万平方公里领土的苏联，一个在世界上首先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一个与美国抗衡了几十年的超级大国苏联，以及东欧，几乎在一夜之间彻底崩溃了。这使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到严重的挫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严峻的低潮，令人扼腕叹息。
以苏联解体为标志的苏东剧变已经过去十几年了，其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及对人们特别是搞社会主义的人们心灵的震憾是巨大的。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们究竟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 弄清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苏东剧变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既有民族原因，也有宗教原因等等；[1]它是多种因素形成“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2]
仔细分析苏东社会主义的发展路程，我们不难看出其中存在许许多多的问题，诸如：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国内民族矛盾日益加剧，政治思想松懈，特权、腐败泛滥，改革开放的失败，共产党在国内民心丧失，理论和实践脱节……所有这些，都给我们以深深的启示。因此我们应该总结东欧苏联剧变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而更好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一、坚信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苏联东欧剧变是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曲折，但它改变不了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只要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存在，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其实现过程中是会发生曲折的，出现某种暂时的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的现象。[3]
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中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指出:“事物发展的否定之否定即新的肯定阶段，并不是简单地再现原事物，简单地回到原来的出发点，而是一个前进和上升的发展过程”。这就使我们懂得一切事物发展的道路都不可能是笔直平坦的，而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类似于波浪的前进运动。因此我们在实践中要有经受曲折、挫折的思想准备，不要贪图走直路，既要反对循环论的观点，又要反对直线论的观点。
在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社会主义社会只走了很短的历程，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它是不可战胜的，但它的成长却不是一帆风顺的，总要遭到旧事物的阻碍，甚至打击和迫害，肯定是要在曲折中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社会主义要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自己的道路。
从社会主义本身来看，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身造成的，也并不是说社会主义就违背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而恰恰是这些实践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造成的。苏东剧变只能代表社会主义的发展暂时处于低潮，只是一个暂时现象，它并不代表社会主义的灭亡，也不会影响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更不会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并没有因为一时的挫折而暗淡消失，社会主义实践更没有因为苏东的失败而停止不前。相反，在经历了历史风雨的洗礼之后，社会主义实践将乘风破浪，一往无前，社会主义则会更加成熟、更加坚强、更加有力。
因此，我们要对社会主义有信心，要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必须永远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本国实践相结合，坚持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坚持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不可战胜的信念，作好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努力奋斗。[4]
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苏东剧变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社会主义应该比资本主义更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能够更快地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否则就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但如何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呢? 对我国来说，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推动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根据国际和国内的经验，必须对原有的经济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改革能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使我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
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要不断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进一步调动劳动者和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要进一步破除传统观念，不断深化所有制结构的改革，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形成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使我国所有制的形式更加适合我国生产力的发展状况。
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还必须更应该注意提高公有制经济的质量，使其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真正发挥主导作用。“以公有制为主导”并不排除公有制占主体的情况，但也不限于公有制占主体。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是人为地划定的，而是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自然地形成的。
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是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发达的生产力和高水平的物质文化生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优越性的根本表现。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使人民的生活日益改善，不断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都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适时地通过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充满生机和活力。
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加大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保持改革、发展和稳定的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够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必须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发展是硬道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是我们党有效执政、长期执政的一条重要的基本经验。
三、改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都是我们伟大祖国大家庭的平等成员。在漫长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中，各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现在，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发展，世界范围内的民族问题日益突出起来，国际敌对势力利用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作为对我国“西化”、“分化”的突破口，加强对我国进行渗透和演变。
事实上，苏联东欧剧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内民族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结果。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我国的民族问题，制定了马克思主义民族政策，提出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团结和调动了各少数民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5]
胡锦涛同志指出，民族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在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我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我国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发展和巩固，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观念深入人心，民族地区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胡锦涛同志指出，本世纪头20 年，是我国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促进我国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的关键时期。因此，我们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在实践中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挫败国内外反华势力制造的“一中一台”、“西藏独立”等分裂民族、分裂祖国的阴谋。
四、提高警惕，坚决抵制西方“和平演变”的阴谋
自社会主义在世界上成立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一直不遗余力地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各种攻势，特别是意识形态的渗透。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抵制住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的封锁、孤立和制裁，与他们抗衡了半个世纪，对社会主义国家给予了极大的鼓舞。但是在进入冷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重点转入“和平演变”，想利用思想意识、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进行渗透，从而瓦解社会主义阵营。苏东剧变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西方“和平演变”势力估计不足，认识不够，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在本国的失败。1989 年前后是西方“和平演变”达到高潮的时刻，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受到波及，社会主义处于严峻的危急关头。幸好中国共产党能在关键时刻认清形势，把握住了方向，将中华民族从危险的边缘拉了回来，又一次挫败了西方“和平演变”的阴谋。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两极格局终结，各种力量重新组合，世界格局正朝多极化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资本主义又有新的变化，国际斗争十分复杂。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不断发展，日益强大，西方敌对势力的亡我之心不死，竭力对我进行 “西化”、“分化”战略，企图在政治上用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来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在经济上用资本主义私有制取代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思想上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取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1989 年的 “六四风波”到“达赖集团”的“西藏独立”，再到法轮功的非法集会活动和干扰我卫星电视信号，这些都表明西方敌对势力的险恶用心。我们必须充分地认识到同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在“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
因此，面对国际环境的新变化和国际政治斗争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按照党中央的统一要求，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提高思想政治水平，不给国内外敌对势力可乘之机，有效防范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平演变”活动，从而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五、加强党的建设，努力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
我们知道，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除了有复杂的国际环境，还有国内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以及改革开放的失败，但是更重要更根本的原因是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领导不力，政治思想涣散，自由化思潮泛滥。今天，深刻总结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对于如何巩固执政党的地位，加强党的建设以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在发生苏东剧变之前，苏联东欧各国共产党由于长期缺乏对于世界形势和时代发展要求的准确把握导致思想僵化，执政理念出现偏差， 执政能力严重削弱；忽视经济建设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以及执政地位的丧失；同时不正确的执政方式和执政体制也是执政党执政能力丧失的一个重要方面；以上种种原因使执政党长期忽视执政能力建设， 执政能力下降， 严重地脱离了人民群众，最终走向垮台，这值得全世界，特别是共产人深思。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多角度、多渠道地探索和实践。在新时期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首先要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十六大报告强调：“一定要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前进的脉搏，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使党的工作充满活力”。在新的世纪里，我们要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就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建设党， 不断改进与创新党的领导方式， 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其次，要以执政为民为根本，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共产党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共产党人如果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成为脱离人民群众的有自己特殊利益的集团，那么，人民群众终将抛弃这样的党。苏联东欧共产党失信于民，最终被人民抛弃就是血的教训。最后，把执政能力建设同党的先进性教育结合起来，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同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和永恒课题，这两方面的建设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 [7]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坚决地反腐败。东欧剧变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各国共产党的多数领导人对官僚主义的危害缺乏应有的认识，而官僚主义的滋生和发展严重威胁了政局的稳定；个人崇拜等政治腐败行为在党内盛行，使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日益下降；任人唯亲、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在各国党的领导人中间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在群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甚至引起强烈的民愤。值得深刻反思的是，在东欧剧变的过程中，党并没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同情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腐败的存在和蔓延。历史是一面镜子，应该好好地研究和总结。[6]全面深入地加强党的建设要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等，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指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课题。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一中全会上指出: “我们党是执政党， 党的各方面建设，最终都应该体现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上来，体现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上来。我们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持之以恒地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持之以恒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8]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是顺应党的历史方位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 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正确应对各种挑战和完成历史任务的现实需要。目前世界局势正在发生着最为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继续发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但另一方面，当今世界正处在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和利益重新分配的关键时期，各国之间以经济、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十分剧烈。我党要在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中迎头赶上，就必须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同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迫切要求。“苏联解体”的历史事实说明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一定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是新世纪党所面临新形势和肩负的新任务的必然要求。
1 苏东剧变概况
东欧的剧变始于八十年代末的波兰。由于经济停滞，商品长期匮乏，供应紧张，当时的波兰处于严重困境。在此背景下，团结工会首先发难，多次组织全国性的大罢工，逼迫执政的共产党妥协让步，同意举行议会大选。结果团结工会获得大胜，新组建的政府中，由非共产党人领导，共产党人倒成了少数派。波兰政局的动荡在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紧随其后，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先后发生动乱，并最后结束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执政40多年的共产党、工人党纷纷下野。伴随着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东欧各国的社会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东欧八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在短时间内纷纷丧失政权。同时各国纷纷放弃社会主义制度。东欧版图发生变化。德国实现了统一，南斯拉夫一分为五，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二。
与此同时，苏联也发生了一系列惊人的变化：1988年苏共确定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施政纲领和目标，日，苏联公布了《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条约》，条约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改名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这一条约的签订，不仅意味着苏联国家体制将面临重大变化，而且意味着对民族分离活动的让步和认可，是苏联瓦解的开始。在苏联行将毁灭的时候，一些试图维护苏联本来的联盟体制、避免苏联解体的苏联高级官员于8月19日发动事变。“八一九”事件的悲剧性在于，它以维护苏联为初衷，但却成了苏联加速瓦解的催化剂。“八一九”事件后，叶利钦及其支持者迅速掌握了国家大权。苏共被排挤出政权机构，国家政权发生了根本的质变；各共和国分离势力急剧增长，纷纷宣布独立。苏联解体的速度骤然加快。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签署明斯克协定，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同时宣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不复存在”。12月22日，《阿拉木图宣言》的签署，标志着苏联的完全解体。12月25日圣诞节夜，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演说，宣布辞职。19时32分，克里姆林宫屋顶旗杆上，那面几代苏联人为之奋斗、熟睹的镰刀锤子红旗开始徐徐下落、下落……，一面白、蓝、红三色旗（俄罗斯联邦国旗）升上了克里姆林宫上空。苏联从地图上消失了。
2 苏东剧变的原因简析
恩格斯说过，重大历史事件都是一种“合力”的结果。苏东剧变这一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决不是某一两个因素所致。实际上，它是这些国家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和危机，在新的条件和环境下恶性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诸多的因素中，西方的“和平演变”得手和这些国家内部把"改革"变成"改向"是两个重要的直接原因，政治经济体制僵化造成经济发展缓慢和执政党严重脱离群众是两个深层次根源；指导思想上背离和抛弃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根本教训。
苏东社会主义的崩溃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原则的失败，而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特定模式即苏联模式的失败；同时也是这些国家的执政党错误地对待（先是不改革，后是彻底摧毁）这一模式所造成的悲剧。苏联模式是斯大林基本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建立起来的，由于当时的历史局限，加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验不足，以及理解上的教条主义和主观片面性，因而对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了许多曲解。这一模式在性质上是社会主义的，但却是一种严重扭曲和僵化了的社会主义模式。当然，苏联模式的形成有其历史合理性，这一模式在苏联迅速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以及打败希特勒法西斯的斗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后来却僵化了，在整体上已成了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障碍。特别是在战后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新国际环境下，其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因而必须进行全面改革，否则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另一方面，因为这一模式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对其“改革”不能变成“改向”，对其“突破”不能变成“彻底摧毁”。苏东国家的改革导致了社会主义制度彻底崩溃的悲剧，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把“改革”变成了“改向”，即“彻底摧毁原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苏东剧变的原因和教训可列数许多条，但最终都可归到“执政党自身的问题”这一条上。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党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和指挥中心。党出了问题，就好比人的大脑出了问题，那是致命性的。
3 我国的改革
大凡改革，总不外乎有以下前提：一是历史背景，二是当前困境，三是代表人物。中国的改革，在背景的积重，起步的艰难，问题的严峻上远远超过前苏联。但两者改革实施上的比较，最大的不同在于政治方向。中国的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大方向和坚持共产党领导为前提的弃旧图新，即自我调整与自我完善。尽管在改革的道路上，风风雨雨，坑坑洼洼，但都始终坚守这一原则，从而避免了自乱阵脚。而前苏联则不然，戈巴乔夫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对马列主义的完全否定，是一次导致了民众政治信念动摇的大地震。而叶利钦则走得更远。经济转轨是前苏联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但“经济转轨并非一定要否定政治制度才能实现……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并不存在与政权的更迭发生必然的联系。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制度也并非非走全面私有化的道路不可。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可以在原有改革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实践上探索前进，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最终完成转轨的任务，建立起符合自己国情的市场经济体制，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充满活力，立于不败之地。”
尽管我们基础差，起点低，加以十年的动乱，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接近崩溃边缘的经济。然而，在跨出的第一步上，我们却是扎实的，具有奠基的意义。我国的改革，首先从广大农村开始。（这一点极为关键）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命脉，是轻重工业的原料及劳力的供应基地。农村“定”了，全国就“稳”了；农村“活”了，民众也就“富”了。三中全会后的中国农村，多劳多得，热气蒸腾，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农村面貌日新月异，变化之快之大，令人刮目。人们由此深切感受到不同的路线政策，其正负作用的悬殊，竟然如此之大。当西方国家及其传媒，正一致看好戈氏的改革，纷纷为之叫好，并批评中国未能像苏联那样先行着手政治改革时，我国的农村正热火朝天地改变着自己“一穷二白”面貌，并为改革的深入开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的改革，按照邓小平的话来说，是“摸着石子过河。”审慎地，稳步推进，摸索着往前行，发现不妥，及时改正。譬如农村的“联产承包”，譬如“经济特区”的建立，譬如证券市场、股份公司以及基层民主选举的实施，国家机关的“政务公开”，差额选举与监督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可以说都是新事物、新观念，但没经验，有风险。一般说来，一项新措施正式出台前，除专家研究讨论，拿出详尽的可行方案，还得有一个实验试行的阶段。人大、政协对此可发挥其立法审批和咨询监督的作用，另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征询意见。这是有鉴于历史教训，有效地防止了决策失误。
4 我国改革从苏东剧变中吸取的若干教训
4.1 改革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改革要在执政的共产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共产党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为理论指导和保持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同时，马克思主义又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做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
4.2 改革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说明，我国的改革必须要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客观尺度，也是衡量政治组织先进与否的标准。共产党执政以后，只有加快发展经济，使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才能真正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4.3 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永葆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机与活力。
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说明，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发展必须通过改革开放来实现。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执政党都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适时地通过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要从实际出发，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循序渐进。要从本国国情出发，确定正确的改革方向和目标。同时决不能关起门来做井底之蛙，自我封闭，自以为是，而必须坚持开放，抓住机遇，融入世界，参与竞争，与时俱进。
4.4 改革必须高度重视社会稳定问题，正确处理其与发展稳定的关系。
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说明：坚持社会主义，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发展是目的，发展是硬道理；改革是动力，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稳定是前提，是发展和改革必备的政治社会环境。三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我们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4.5 改革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说明，对精神产品的创造和生产管得过死或在意识形态领域搞公开性和多元化，都是极其有害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我们发展生产力，既要见物，又要见人；既要重视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又要重视人的素质的提高。提高人民的素质，必须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道德、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为人民服务和勇于奉献精神；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文化事业。
4.6 改革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依靠群众，不断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说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始终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群众共同的事业。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共产党人的根本观点；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共产党人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取得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伟大创造精神，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利益。
4.7 我国在改革过程中必须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
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说明，在军事上与资本主义国家争霸或在经济上与资本主义国家互不往来的做法，都是非常有害的。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是在继承和汲取人类文明一切先进成果基础上产生的。在处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时，既要看到两种制度的对立和斗争，又要看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还有利用、学习、借鉴和合作的一面，正确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共产党人必须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4.8 改革过程中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说明，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关键在党。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必须从保持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的高度，围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保证执政的共产党始终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人民和民族的先锋队，始终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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