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选》为何不收这篇新闻评论
一篇《毛泽东选集》不收入的新闻评论
本文作者 倪方六
先报告一下我近期的活动??
30号，应邀在江苏教育学院（草场门那边）开一个讲座，&曹操墓真相及真伪之争始末&，具体时间在下午2:30，时长两个小时，有兴趣的网友欢迎参加。
31号，应邀飞西安，参加&东方迪斯尼??西安帝陵探秘主题公园&项目中国元素创意咨询活动，借机看看那一带的周秦汉唐帝王陵及名人墓。
想起写这篇博文，是因为看了阿忆一篇博文，他在文中谈毛泽东早年写过体育文章。
我这篇博文，要聊的则是毛泽东的新闻评论。毛有一篇新闻评论，后来成为新闻评论写作的范文和模本，连毛泽东本人也十分的满意和在乎。当年我听新闻评论课时，老师曾用一堂课的时间专门评析这篇文章，后来自己练习杂文写作时，也将之与鲁迅的文章一起研读，进行过蹩脚的模仿。
& 图：《毛泽东选集》，当年的&红宝书&
但是，很奇怪，这篇&最佳评论&后来却未能收进《毛泽东选集》。以后陆续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文选》和《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等书中也未收录。这是为什么？
这篇文章写于1949年国共谈判期间。据已公开的资料，毛泽东当年曾亲自操刀（而不是由胡乔木等一班笔杆子代笔），针对国共谈判的进程和动态，连续写了六篇新闻评论，由中共新华社公开播：《评战犯求和》、《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和平&》、《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个答案》、《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南京政府向何处?》。
这六篇出自中共一号人物之手的评论，引起了国民党高层的注意，这些文章其实是毛泽东在为和谈定调，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当时蒋介石已下野，代总统是李宗仁。李每篇必听，并自已撰文回应。《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这篇就是毛根据李的一些回应和在和谈上的态度而写的，相当精彩。而《毛泽东选集》不录的，恰恰就是这篇文章。
图：《毛泽东选集》现在也成为收藏书之一，价格远远高于当年的定价
可能好多新闻同仁或普通网友，都没有看过这篇评价的全文。这里据根据民国38年（1949年）2月23日《人民日报》的刊发稿，全文抄录如下??
（新华社陕北二十一日电）桂系首领战争罪犯李宗仁、白崇禧的言论行动，究竟是否和蒋介石、顾祝同辈有区别的问题，引起了人们谈论的兴趣。 人们说，从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起，蒋介石谈和平，从同年同月二十二日起李宗仁谈和平，两个人都谈和平，这是没有区别的。蒋介石没有下过如像言论自由，停止特务活动等项命令，李宗仁下了这些命令，这是有区别的。但是李宗仁的命令全是空头支票，不但一样也没有实行，而且人民被压迫的更厉害了。南京方面连和平促进会也被封闭了，上海方面屠杀了罢工工人。白崇禧则活像顾祝同。顾祝同命令刘峙炸毁了津浦路蚌埠淮河大铁桥。白崇禧也正在命令张轸准备炸毁平汉路长台关淮河大铁桥及武胜关的隧道工程。积两年半之经验，黄河南北的人民深知桂系军队的野蛮，较之蒋系军队有过之无不及。 人们骂蒋介石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听惯了，从来不申辩。人们骂李宗仁为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李宗仁没有听得惯，急急忙忙地起来申辩。例如，李宗仁在一月二十七日经过中央社发表的&致电毛泽东&里面说：&贵方广播屡谓，政府此次倡导和平为政府与某国勾结之阴谋，此种观点系基于某种成见而来。&这里，李宗仁不但替一月二十二日以后的李宗仁政府求洗刷，而且替一月二十二日以前的蒋介石政府求洗刷。人们知道，&倡导和平&这件事，蒋介石在前，李宗仁在后。 蒋介石昨天是凶神恶煞，今天也是凶神恶煞。李宗仁、白崇禧及其桂系，昨天是凶神恶煞，今天则有些像笑面虎了。 蒋介石撒起谎来，大都是空空洞洞的，例如&还政于民&&我历来要和平&之类，不让人家在他的话里捉住什么具体的事物。李宗仁在这件事上显得蹩脚，容易给人家抓住小辫子。例如，在他那个&致电毛泽东&里即说：&现政府方面，已从言论与行动上表明和平之诚意。所有以往全国各方人民所要求者，如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保障人民自由等，在逐步实施。事实俱在，何得谓虚？&人们说：&事实毫无，何得谓实？&李宗仁说：&事实俱在，何得谓虚，&李宗仁就是具有这样一种傻劲的人物。 但是李宗仁也有胜过蒋介石的地方。在应否惩办战争罪犯这个问题上，蒋介石及其死党从来不说可以惩办的话。他们或者不说话，例如在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的&引退文告&里对于中共的八条一字不提；或者表示反对态度，例如雷震、朱家骅、潘公展等人所发表的言论，根本反对将战犯当作问题米讨论。孙科也近似这些人，他说和谈条件必须&公平合理&，意思就是反对惩办战犯。李宗仁不是这样，他是又赞成，又反对，这就是李宗仁别致的地方。 李宗仁在其一月二十二日的声明里说：&中共方面所提八条件，政府即愿开始商谈。&这即是说，李宗仁的政府愿意即刻开始商谈中共方而所提的惩办战争罪犯一项条件以及其他七项条件，他首先给你一点甜的东西吃。过了六天，李宗仁的腔调变了，而且变得很厉害。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代总统在其&致电毛泽东&里面说：&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在双方商谈尚未开始以前，即要求对方必须先执行某项条件，则何得谓之为和谈？以往恩怨是非倘加过分重视，则仇仇相报，宁有已时，哀吾同胞，恐无噍类，先生与弟将同为民族千古之罪人矣。&哎哟哟，李宗仁来得厉害，这一枪非同小可。但是李宗仁的枪法，仍然不过是小诸葛桂系教程里的东西，中国自有孙子兵法足以破之。夫&在双方尚未开始商谈以前，即要求对方必须先执行某项条件&者，是因为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自其兵败如山倒以后，即如丧考妣地要求谈判。中共说，好，待我们准备好了你们即来谈。战犯们说，不行，非立刻开谈不可。中共说，你们闲得发慌，给你们一件工作做罢，你们去逮捕一批（自然不是全部）战犯。故事的过程就是这样。后来，中共又将逮捕改为监视，算是作了一个极大的让步，战犯们才安静下来，不再吵闹了。这是后话，不提。且说一月二十七日，李宗仁又说，恩怨是非不要过分重视，即是说不要分清战争责任，不要惩办战争罪犯。那怕黄河以南直至长江，黄河以北直至松花江，发生了&惨绝人寰的浩劫&（谨按，此语见之于李代总统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的文告），那也算不了什么。如果你们一定要惩办战犯，则战犯们的拥护者会要报复的。这种报复，可能达到可怕的程度，即全国同胞中没有一个能吃东西的了，都死完了。如此，你毛泽东和我李宗仁两个，将要故我们民族（谨按，既然都死完了，为什么还有民族，待考）判决为在一千年那么长久时期内的犯罪者。还好，只有一千年受罪，一干零一年又是一条好汉，这算是李代总统的恩典。 人们请看，李宗仁就是这样反复无常的，又赞成商谈惩办战犯，又不赞成实行惩办战犯，他的脚踏在两条船上，这就是他和蒋介石不同的地方。
图：《毛泽东选集》扉页，五零后、六零后们看起来亲切吧。
这么精彩的文章，而且是毛泽东自己认可的，为何不收入选集？其实，了解政治背景的人大概家都已明白一二了。毛泽东当年写《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是为国共和谈服务的，是政治斗争的需要。编纂《毛泽东选集》自然更是一个政治大事，得讲政治。
《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共的重要政治文件，用中共官方话来说是，出版它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毛泽东选集有多个版本，最早版（第一部）本出版于1944年，是晋察冀日报社出版的，此版因出版较早，未收入《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一文是自然的，还没有呢。
另外版本的《毛泽东选集》，都是1949年共和国成文后出版的。大家熟知的是《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收入的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著作，分别出版于是1950年代初和1960年代初。到了&华国锋时代&，即1977年4月，又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再后的&邓小平时代&，即1991年7月，又出版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第二版。
建国后国共之争已定局，争取两岸统一，争取拥护统一的国民党人，成了大陆政治生活中的主律旋律。而李宗仁，正是争取的第一对象，当时李已离开了&蒋介石集团&，在美国。如果将毛泽东&骂&李宗仁的文章收入《毛泽东选集》，对争取李宗仁没有利。而不收录，则向李释放出了一个积极的&欢迎&信号，显示中共在对待战争老对手上态度的转变。这信号不仅是给李宗仁的，也是给与李宗仁一样的国民党人的。
图：毛泽东接见归来的李宗仁
《毛泽东选集》不收《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一文，与当年毛写《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一文一样，其实是一个伏笔，是一个&政治伏笔&。事实证明，这&骂文不录&奇招很有效。
日，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在程思远先生陪同下，排除国民党和美国方面的阻扰，从美国转道瑞士，秘密回到了大陆，这事成为当年最为轰动的一大政治新闻，也是中共&统一战线&工作最成功事件之一，气得蒋介石在台湾骂娘呢。
到了1980年，《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一文仍不被收入毛的相关作品中。据署名&史健&的老同志在媒体上公开撰文，1983年毛泽东诞辰90周年前夕，有关部门在编辑《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时，曾拟收入此文并排了清样，后因涉及&一些关系问题&被撤了下来。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史健又写了一篇《〈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的背后》，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回信是&《〈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的背后》一文写得挺好，但主要出于现时发表毛泽东同志的这篇评论是否适宜等方面的考虑，建议不要发表&。十多年后，史健的文章才公开发表。
图：文革中家家必挂的《毛泽东像》，当年我还小，有一年过年家里叫我去供销社文化柜购买，姐姐特嘱不能说&买&，要说&请一张&。
当年在新华总社任军事编辑的方实同志，曾对史健谈了《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一文的播发经过??
&&& 严冬刚过的一个清晨(日)，白雪覆盖的西柏坡一片安静。毛泽东披着棉大衣，从他住的东院，沿小路到刘少奇住的小院，前屋是新华社的小编辑部。
&&& 进编辑部的门，起床不久的编辑们立即围上来，有人问：&主席，今天你怎么起得这样早？&他笑着说：&我还没睡呢！&接着递过稿子，又说：&刚写好这篇评论，你们看看，发了吧。&毛泽东一走，编辑们你一页我一页地争着读起来，有人边读边大声叫好。当时编辑部有严格规定，一切稿件都要经过编辑审核，直到连标点符号都没有错误才能发出。毛泽东的稿件也不例外。当然，这类稿件处理得迅速，很快送到文字台、口播台，通过电波传到空中。
从《毛泽东选集》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西柏坡这一时期，写了很多稿子。需要在新华社公开发表的稿件多半是由胡乔木带回编辑部的，像《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一文这样，自己熬夜写好后亲自到编辑部送稿的情况很少见，说明毛泽东对这篇文稿的重视程度。
我想，以后再版的《毛泽东选集》里，并不排除重新收入《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一文的可能，因为这是毛泽东新闻评论稿中的经典，缺之体现不了毛泽东的文风和开国领袖的气概。而且，现在看来，伟人都过世了，历史已定格，这文章不再敏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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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称毛选中从不污蔑中国人民及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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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选中对周作人注释的变化: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图)
1944年边区编印发行的《毛泽东选集》
1991年版的《毛泽东选集》
　　学习时报报道：建国以后正式出版的毛选四卷本的一个特点， 就是新增了许多题注和注释。不少注释有极大的政治性。比如，人物注，论功论过，或褒或贬，有时等于作政治结论。在当时形势下，有些结论不免过于简单过于严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到梁实秋，提到周作人和张资平，都作了注释。释文是：
　　梁实秋是反革命的国家社会党的党员。他在长时期中宣传美国反动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坚持反对革命，咒骂革命文艺。
　　周作人、张资平在一九三七年日本占领北京、上海后，先后投降日寇。
　　改革开放以后，一九八六年出版了新编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两卷本。两卷本采取更加精选的方针，比毛选四卷本篇幅少了一半，所选著作延伸到建国以后，题注和注释有不少修改。关于梁实秋、周作人、张资平的注释，就改为：
　　梁实秋，一九○二年生，浙江杭县(今属余杭)人。新月社主要成员。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曾写过一些文艺评论，长时期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和散文的写作。鲁迅对梁实秋的批评，见《三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
　　周作人(一八八五――一九六七)，浙江绍兴人。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教。五四运动时从事新文学写作。他的著述很多，有大量的散文集、文学专著和翻译作品。张资平(一八九三――一九五九)，广东梅县人。他写过很多小说，曾在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兼任教职。周作人、张资平于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先后在北平、上海依附侵略中国的日本占领者。
　　当时，我和逄先知、吴正裕同志合写了一篇《〈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的特色和意义》，九月九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说到人物注释时，我们说：这次修订，根据正文的需要，力求全面地客观地反映人物的主要情况和经历，避免过多的断语，修正原注中某些偏颇的评述；同时，通过人物注释纠正正文中某些缺乏事实根据的不正确断语。并举“梁实秋”、“周作人”、“张资平”等十条人物注释为例，说明修订所体现的精神。
　　一九九一年出版了四卷本《毛泽东选集》的第二版。这个新版对旧版注释作了全面的修订。对梁实秋、周作人、张资平的注释，则因为一九八六年出《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时已作过修订，这次没有再动，只是把梁的籍贯更正为北京人，并改注了生年(一九○三)，加注了卒年(一九八七)。这时我已不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了。我看到中央文献出版社出了一本《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编辑纪实》，其中有曾宪新、陈铭康、沈学明写的注释校订纪实，对“周作人”那条作了如下的说明：在中国现代史上，周作人是一个颇为复杂的人物。他是文学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表过许多文章和大量的白话诗文，曾被誉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但是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他由政治上的倒退走向变节，充当了汉奸。抗战胜利后，因汉奸罪被捕入狱。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府倒台前夕被保释出狱。新中国成立后撰写了许多纪念鲁迅的文章和专著并翻译了不少文学作品。关于周作人的原注只写了他充当汉奸的一面，为了全面反映他的经历，使读者在看到他是变节者的同时，也能了解他的另一侧面――在文学领域的建树，所以新注文增写了周作人“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教。五四运动时从事新文学写作，他的著述很多，有大量的散文集、文学专著和翻译作品”等内容。
　　这是对这条注释修订理由和情况的一个权威的说明。
　　其实，在《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出版时，陈铭康等同志已经写过文章做过同样的说明。
　　然而，一九八六年新编本出版前后，围绕关于周作人的注释的修订，却吹皱一池春水似地传开了一阵没有根据的议论，从上海吹到北京，从境内吹到境外，说什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一书，在注释中，关于现代著名作家周作人的提法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不再提及他曾在抗战时期出任伪职的事。”
　　如果说，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修订后的注释的全面性、科学性，是对旧注的片面性的纠正，那是事实。如果说，引人注目的变化是新注“不再提及他曾在抗战时期出任伪职的事”，那就完全是欺人之谈。因为新注明明写了：“周作人、张资平于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先后在北平、上海依附侵略中国的日本占领者。”怎么可以睁眼说瞎话呢！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可信性很差的所谓回忆史料。或说，周作人当汉奸，是中国共产党要他去当的！或说，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曾邀请周作人到解放区去！甚至说，周作人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后把他放出来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共产党要周去当汉奸之说，很快由当时任地下党北平市特委书记的王定南同志出来澄清了。他说：他当年在北平，与党外人士何其巩、张东荪有联系。在一次谈话中，何和张对他说：“伪教育督办汤尔和死了，周作人、缪斌二人活动要继任，周是个念书人，缪这个人很坏，周如活动成功，危害性小些。”他说：“你们这一分析有道理。”只此而已，他没有委托任何人去游说周作人任伪职。
　　共产党邀周去解放区之说，很快也得到知情者的澄清：的确有人自称受周作人之托，向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的董鲁安(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副议长)传递过周作人想来解放区、不知道共产党能否接纳的信息，董报告议长成仿吾，成仿吾一口回绝了。
　　至于周作人从狱中保释出来，那是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夕的事。放出来了的周作人，在上海还有信给正准备去美国的胡适，劝他不要走，算是报答胡适一九三八年写诗劝周离开日本占领下的北平“飘萧一杖天南行”“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的好意。这是周作人后来在自己的回想录中写了的。
　　经过一场讨论，这阵议论应该算是过去了。
　　然而不然。近年来这种议论又悄悄地重新吹起一丝涟漪。并没有什么新的史料，那怕仍然是可信度不高的史料。不过是旧话重提。
　　因为这一丝涟漪还是从我们那篇《〈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的特色和意义》谈起，而且隐约间说什么在注释中“为周作人任伪职平反”好像是“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于是，便有人向作为当事人的我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的回答是：《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的编辑工作当时是在联系文献研究室的中央领导同志即胡乔木同志指导下进行的。关于注释修订的方针，胡乔木有过原则性的意见。重要的注释稿，送胡乔木看过。他对“王实味”那条注释提出过修改意见。对“周作人”这条，没有说过什么具体的意见。我们从来没有听见胡乔木或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说过要为周作人当汉奸平反。我们修订的注释，明明说了周作人后来在北平依附侵略中国的日本占领者。把那条注释说成是为周作人当汉奸平反，完全是无中生有。我作这个负责的声明，是根据我明确的记忆；我和同我合作写那篇文章的逄先知、吴正裕，还有曾宪新、陈铭康联系过，他们都是当事人，都肯定我的记忆。当时中央文献研究室没有派人到提供“周作人当汉奸是共产党要他去的”采访记录的单位去调查过。
　　做过这个回答之后，我又去翻阅了一些关于周作人的材料，其中有两则关于胡乔木对周作人看法的材料。
　　一则是胡乔木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写给毛泽东的信。说：“周作人写了一封长信给你，辩白自己，要求不要没收他的房屋，不当他是汉奸。”“我的意见是：他应当彻底认错，像李季一样在报纸上悔过。他的房屋可另行解决(事实上北京地方法院也并未准备把他赶走)。他现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周扬亦同此意。当否请示。”
　　毛主席批了：“照办。”
　　李季的悔过，我们当时都在报纸上读到过。周作人的悔过，没有见过。是周拒绝公开悔过？还是他的悔过上面没有认可？还是上面改了主意，不要他写了？不得而知。但他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做希腊和日本文学的翻译，还写过关于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的著作，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虽然这些译作和作品的署名，都没有用“周作人”的本名，而是用的“周遐寿”之类。大概是因为虽然对他宽大，让他在原来的房子里住着，靠不算太低的预支稿费生活着，但终究是著名的汉奸，所以没有给他以公民的选举权和按原来姓名的署名权吧。
　　从《回望周作人国难声中》这本书中读到，当年国民党政权的法院判了他汉奸罪，刑期由原定的十四年减为十年，因为一些人证明他在当汉奸时还是做过一点有益的事情(如保护过北京大学的校产和掩护过国民党政府的某些地下工作人员)。现在的一些“新史料”，除去那些无稽之谈外，我看性质也是属于证明周在当汉奸时还是做过一点帮助共产党烈士(李大钊)的遗属和掩护与共产党有关的地下工作人员一类的事情。解放后，共产党没有给他选举权，但让他安居和译作，恐怕不好说是亏待。当年国民党政权逮捕和审判周作人时，一些进步人士如郑振铎，不是说过吗？“我们不但悼惜他，还应该爱惜他。”“我们总想能保全他，即在他被捕之后，我们几个朋友谈起，还想用一个特别的方法，囚禁着他，但使他工作着，从事于翻译希腊文学什么的。”(见一九四六年一月《周报》上《惜周作人》一文)让他安居和译作，不就是出于“爱惜”和“保全”他的意思么？
　　后来，中国文联还安排周作人去西安参观访问，安排他参加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会，甚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他的文章(当然仍旧没有用“周作人”本名)，这是我从《周氏三兄弟》一书中才知道的。至于“文化大革命”一来，周作人被断了生路，受辱，挨打，死于“横扫一切”的风暴中，那就不是亏待而是折磨和摧残了。当然，那是发生在特殊的不正常时期的事情。
　　另一则胡乔木对周作人看法的材料，是胡读过倪墨炎所著《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后，一九九一年三月八日给作者的信。胡称赞倪的书，说它“尽力做到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但提了一点意见：“你用的书名我觉得不很切当。周氏的一生似不宜用叛徒与隐士来概括，那只是他早期的自许。他后来的行事表明他只是民族的叛徒，也说不上是什么‘隐士’。这个书名未免有些把他理想化了。”胡还对倪书中提到的周氏三种未出版的译书表示关注。大概得益于这关注，三种译书都公开出版了。三种中的一种，为希腊的《卢奇安对话集》。周作人有一首《八十自笑诗》：“可笑老翁垂八十，行为端的似童痴，剧怜独脚思山父，幻作青筵羡老狸，对话有时装鬼脸，谐谈犹喜撒胡荽，低头只顾贪游戏，忘却斜阳照土堆。”在“撒胡荽”后，周作人自注：“近译路吉阿诺斯对话，多讽刺诙谐之作，出语不端谨，古称撒园荽。”注中那“路吉阿诺斯对话”，就是他生前未能出版、死后二十多年才得以问世的《卢奇安对话集》吧。
　　胡乔木这两封书信，一封是一九五一年的，一封是一九九一年的，相距四十年。对周作人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可谓关心到底了。
　　话说回来。我想说的主要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包括“坏”中也可能还有一点“好”，做民族叛徒时可能也做过若干对先烈遗属、对抗战人士有所关照的事，都应该根据确凿的事实和证据来说，不可以炒作一些没有根据的流言来为其当汉奸作辩解，也不可以因为当过汉奸而一笔抹煞其历史的贡献和做过的好事。介绍周作人，理应如此。不过，这是写关于周作人的专文或专著的事情。在毛选注释这样的场合，不可能把太多太细的内容写进去，像《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和《毛选》新版现在这样的注法，我觉得就可以了。
来源：中国经济网1944年边区编印发行的《毛泽东选集》
1991年版的《毛泽东选集》
　　建国以后正式出版的毛选四卷本的一个特点，就是新增了许多题注和注释。不少注释有极大的政治性。比如，人物注，论功论过，或褒或贬，有时等于作政治结论。在当时形势下，有些结论不免过于简单过于严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到梁实秋，提到周作人和张资平，都作了注释。释文是：
　　梁实秋是反革命的国家社会党的党员。他在长时期中宣传美国反动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坚持反对革命，咒骂革命文艺。
　　周作人、张资平在一九三七年日本占领北京、上海后，先后投降日寇。
　　改革开放以后，一九八六年出版了新编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两卷本。两卷本采取更加精选的方针，比毛选四卷本篇幅少了一半，所选著作延伸到建国以后，题注和注释有不少修改。关于梁实秋、周作人、张资平的注释，就改为：
　　梁实秋，一九○二年生，浙江杭县(今属余杭)人。新月社主要成员。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曾写过一些文艺评论，长时期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和散文的写作。鲁迅对梁实秋的批评，见《三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
　　周作人(一八八五――一九六七)，浙江绍兴人。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教。五四运动时从事新文学写作。他的著述很多，有大量的散文集、文学专著和翻译作品。张资平(一八九三――一九五九)，广东梅县人。他写过很多小说，曾在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兼任教职。周作人、张资平于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先后在北平、上海依附侵略中国的日本占领者。
　　当时，我和逄先知、吴正裕同志合写了一篇《〈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的特色和意义》，九月九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说到人物注释时，我们说：这次修订，根据正文的需要，力求全面地客观地反映人物的主要情况和经历，避免过多的断语，修正原注中某些偏颇的评述；同时，通过人物注释纠正正文中某些缺乏事实根据的不正确断语。并举“梁实秋”、“周作人”、“张资平”等十条人物注释为例，说明修订所体现的精神。
　　一九九一年出版了四卷本《毛泽东选集》的第二版。这个新版对旧版注释作了全面的修订。对梁实秋、周作人、张资平的注释，则因为一九八六年出《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时已作过修订，这次没有再动，只是把梁的籍贯更正为北京人，并改注了生年(一九○三)，加注了卒年(一九八七)。这时我已不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了。我看到中央文献出版社出了一本《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编辑纪实》，其中有曾宪新、陈铭康、沈学明写的注释校订纪实，对“周作人”那条作了如下的说明：在中国现代史上，周作人是一个颇为复杂的人物。他是文学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表过许多文章和大量的白话诗文，曾被誉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但是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他由政治上的倒退走向变节，充当了汉奸。抗战胜利后，因汉奸罪被捕入狱。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府倒台前夕被保释出狱。新中国成立后撰写了许多纪念鲁迅的文章和专著并翻译了不少文学作品。关于周作人的原注只写了他充当汉奸的一面，为了全面反映他的经历，使读者在看到他是变节者的同时，也能了解他的另一侧面――在文学领域的建树，所以新注文增写了周作人“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教。五四运动时从事新文学写作，他的著述很多，有大量的散文集、文学专著和翻译作品”等内容。
　　这是对这条注释修订理由和情况的一个权威的说明。
　　其实，在《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出版时，陈铭康等同志已经写过文章做过同样的说明。
　　然而，一九八六年新编本出版前后，围绕关于周作人的注释的修订，却吹皱一池春水似地传开了一阵没有根据的议论，从上海吹到北京，从境内吹到境外，说什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一书，在注释中，关于现代著名作家周作人的提法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不再提及他曾在抗战时期出任伪职的事。”
　　如果说，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修订后的注释的全面性、科学性，是对旧注的片面性的纠正，那是事实。如果说，引人注目的变化是新注“不再提及他曾在抗战时期出任伪职的事”，那就完全是欺人之谈。因为新注明明写了：“周作人、张资平于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先后在北平、上海依附侵略中国的日本占领者。”怎么可以睁眼说瞎话呢！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可信性很差的所谓回忆史料。或说，周作人当汉奸，是中国共产党要他去当的！或说，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曾邀请周作人到解放区去！甚至说，周作人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后把他放出来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共产党要周去当汉奸之说，很快由当时任地下党北平市特委书记的王定南同志出来澄清了。他说：他当年在北平，与党外人士何其巩、张东荪有联系。在一次谈话中，何和张对他说：“伪教育督办汤尔和死了，周作人、缪斌二人活动要继任，周是个念书人，缪这个人很坏，周如活动成功，危害性小些。”他说：“你们这一分析有道理。”只此而已，他没有委托任何人去游说周作人任伪职。
　　共产党邀周去解放区之说，很快也得到知情者的澄清：的确有人自称受周作人之托，向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的董鲁安(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副议长)传递过周作人想来解放区、不知道共产党能否接纳的信息，董报告议长成仿吾，成仿吾一口回绝了。
　　至于周作人从狱中保释出来，那是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夕的事。放出来了的周作人，在上海还有信给正准备去美国的胡适，劝他不要走，算是报答胡适一九三八年写诗劝周离开日本占领下的北平“飘萧一杖天南行”“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的好意。这是周作人后来在自己的回想录中写了的。
　　经过一场讨论，这阵议论应该算是过去了。
　　然而不然。近年来这种议论又悄悄地重新吹起一丝涟漪。并没有什么新的史料，那怕仍然是可信度不高的史料。不过是旧话重提。
　　因为这一丝涟漪还是从我们那篇《〈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的特色和意义》谈起，而且隐约间说什么在注释中“为周作人任伪职平反”好像是“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于是，便有人向作为当事人的我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的回答是：《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的编辑工作当时是在联系文献研究室的中央领导同志即胡乔木同志指导下进行的。关于注释修订的方针，胡乔木有过原则性的意见。重要的注释稿，送胡乔木看过。他对“王实味”那条注释提出过修改意见。对“周作人”这条，没有说过什么具体的意见。我们从来没有听见胡乔木或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说过要为周作人当汉奸平反。我们修订的注释，明明说了周作人后来在北平依附侵略中国的日本占领者。把那条注释说成是为周作人当汉奸平反，完全是无中生有。我作这个负责的声明，是根据我明确的记忆；我和同我合作写那篇文章的逄先知、吴正裕，还有曾宪新、陈铭康联系过，他们都是当事人，都肯定我的记忆。当时中央文献研究室没有派人到提供“周作人当汉奸是共产党要他去的”采访记录的单位去调查过。
　　做过这个回答之后，我又去翻阅了一些关于周作人的材料，其中有两则关于胡乔木对周作人看法的材料。
　　一则是胡乔木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写给毛泽东的信。说：“周作人写了一封长信给你，辩白自己，要求不要没收他的房屋，不当他是汉奸。”“我的意见是：他应当彻底认错，像李季一样在报纸上悔过。他的房屋可另行解决(事实上北京地方法院也并未准备把他赶走)。他现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周扬亦同此意。当否请示。”
　　毛主席批了：“照办。”
　　李季的悔过，我们当时都在报纸上读到过。周作人的悔过，没有见过。是周拒绝公开悔过？还是他的悔过上面没有认可？还是上面改了主意，不要他写了？不得而知。但他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做希腊和日本文学的翻译，还写过关于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的著作，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虽然这些译作和作品的署名，都没有用“周作人”的本名，而是用的“周遐寿”之类。大概是因为虽然对他宽大，让他在原来的房子里住着，靠不算太低的预支稿费生活着，但终究是著名的汉奸，所以没有给他以公民的选举权和按原来姓名的署名权吧。
　　从《回望周作人国难声中》这本书中读到，当年国民党政权的法院判了他汉奸罪，刑期由原定的十四年减为十年，因为一些人证明他在当汉奸时还是做过一点有益的事情(如保护过北京大学的校产和掩护过国民党政府的某些地下工作人员)。现在的一些“新史料”，除去那些无稽之谈外，我看性质也是属于证明周在当汉奸时还是做过一点帮助共产党烈士(李大钊)的遗属和掩护与共产党有关的地下工作人员一类的事情。解放后，共产党没有给他选举权，但让他安居和译作，恐怕不好说是亏待。当年国民党政权逮捕和审判周作人时，一些进步人士如郑振铎，不是说过吗？“我们不但悼惜他，还应该爱惜他。”“我们总想能保全他，即在他被捕之后，我们几个朋友谈起，还想用一个特别的方法，囚禁着他，但使他工作着，从事于翻译希腊文学什么的。”(见一九四六年一月《周报》上《惜周作人》一文)让他安居和译作，不就是出于“爱惜”和“保全”他的意思么？
　　后来，中国文联还安排周作人去西安参观访问，安排他参加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会，甚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他的文章(当然仍旧没有用“周作人”本名)，这是我从《周氏三兄弟》一书中才知道的。至于“文化大革命”一来，周作人被断了生路，受辱，挨打，死于“横扫一切”的风暴中，那就不是亏待而是折磨和摧残了。当然，那是发生在特殊的不正常时期的事情。
　　另一则胡乔木对周作人看法的材料，是胡读过倪墨炎所著《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后，一九九一年三月八日给作者的信。胡称赞倪的书，说它“尽力做到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但提了一点意见：“你用的书名我觉得不很切当。周氏的一生似不宜用叛徒与隐士来概括，那只是他早期的自许。他后来的行事表明他只是民族的叛徒，也说不上是什么‘隐士’。这个书名未免有些把他理想化了。”胡还对倪书中提到的周氏三种未出版的译书表示关注。大概得益于这关注，三种译书都公开出版了。三种中的一种，为希腊的《卢奇安对话集》。周作人有一首《八十自笑诗》：“可笑老翁垂八十，行为端的似童痴，剧怜独脚思山父，幻作青筵羡老狸，对话有时装鬼脸，谐谈犹喜撒胡荽，低头只顾贪游戏，忘却斜阳照土堆。”在“撒胡荽”后，周作人自注：“近译路吉阿诺斯对话，多讽刺诙谐之作，出语不端谨，古称撒园荽。”注中那“路吉阿诺斯对话”，就是他生前未能出版、死后二十多年才得以问世的《卢奇安对话集》吧。
　　胡乔木这两封书信，一封是一九五一年的，一封是一九九一年的，相距四十年。对周作人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可谓关心到底了。
　　话说回来。我想说的主要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包括“坏”中也可能还有一点“好”，做民族叛徒时可能也做过若干对先烈遗属、对抗战人士有所关照的事，都应该根据确凿的事实和证据来说，不可以炒作一些没有根据的流言来为其当汉奸作辩解，也不可以因为当过汉奸而一笔抹煞其历史的贡献和做过的好事。介绍周作人，理应如此。不过，这是写关于周作人的专文或专著的事情。在毛选注释这样的场合，不可能把太多太细的内容写进去，像《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和《毛选》新版现在这样的注法，我觉得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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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龚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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