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制造到中国设计对话文字实录(2)
内容来源：新浪财经[日
20:26]　　798最初的合法性来源于她的自发性和先天性，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了798，798已成气候，以798为中心，周边草场地、环铁乃至宋庄等等几平方公里的区域上万家机构已经形成当代艺术的产业链，成为国际级的艺术区是有条件的。但是单靠一两个机构和少数人是远远不够的，关键之关键是要大家达成“798共识”。当然这个共识不是由哪个机构哪个人说了算，应该充分发扬艺术民主，让利益各方充分发表意见，并形成最大公约数。798因此会成为一个文化艺术的特区，在798的这种实验会有助于国家在应对改革开发三十年后遇到的新的复杂的问题，并形成行之有效的系统性的解决思路和解决方案，这对中国从一个韬光养晦的后发国家转变成为具有领导地位的大国，为中华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向世界传播以及为中国社会走向成熟成熟社会提供难得的样本和经验。
　　政府的政策引导，业主的产业运作，机构的可持续发展，艺术家的存在保障，媒体的关爱，各方面热心人士的支持都不可缺少，能否形成良性的大范围的“798共同体”，未来798能否完成从中国走向世界的惊人一跃，要取决于她的可持续性与可包容性。
　　798的土地已经存在很久了，但是其价值提升是因为人的因素尤其是最初的艺术家们的经营和呼吁从而得到世界关注并且成为中国文化创意发展不可缺少的存在，而798的未来发展也必将取决于人的因素，798在没有建立合适的战略并找到合适的经营人才的情况下，依然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商业区，但是，这样的没有艺术的798也就不成其为798了，798作为中国当代艺术标杆并成为世界著名的艺术园区的价值远远超过其作为一个普通的商业地产的价值。一言概括，798的价值来源于人，798的发展也取决于人。
　　现在对“798”的发展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时机，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使人们对艺术的追求有了更高的要求。金融海啸，经济放缓，让人们有时间静下来反思一下近年的发展问题，抬起头来看看方向。大萧条时期的美国，成千上万的人涌入电影院看好莱坞电影，人类从来不会因为困难而失去梦想，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需要温暖，需要梦想，而文化艺术的发展也会为经济发展的再次腾飞提供动力和能量。
　　而对于798艺术设计部落和798艺术资本沙龙来讲，最重要的资产也是人以及人的交流，由于这些富有创意的人的存在，会有无数的有意思和有价值的事发生，当然会有很好的生意。而加强798的中国元素，当代风尚，艺术品质和原创基因是其在金融海啸和经济危机中可持续发展的幸存之道。
　　主持人：今天是专业的论坛，到场的有清华大学设计学院、中央美院、北京大学的知名教授，还有很多从业的设计师，特别是深圳方面的很多代表，大的理论问题我们都很清楚，大家都是专业人士，也许在座的最外行的就是我。我们要说问题的时候要切入问题的本身。比如我们要谈两个问题，就开始说这两个问题是什么，至于北京要怎么做，铺垫性的话我们可以不说了，直切主题。遇到问题我们能不能做出回应和解决，有没有办法给决策层和自己提出建议和要求，或者有没有可能通过多少会议建造必要的联合、联盟和协会，这样的问题才是重要的。
　　赵小钧：我想说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设计和中国制造到底怎么做，这好象是铺垫，但是在我这里是个非常真切的问题，因为我已经为此做了三年的工作，刚才老师介绍我是水立方中方设计师，我坚信水立方不是做出来的而是管设计管出来的。几年前我就在思考，为什么中国人不去创新，不去做设计，它一定不是中国人不愿意做，一定有制约条件，如果把制约条件拿掉就可以做设计。在这里面我发现，做设计和创新是基于未来的收益，一种投入和收获的关系，但制造不是，制造是现实收割式的收益方式，这两个方式从收割来看，人为成本比较低，就是你自己找点事，找点麻烦，种点好的种子未来收好的粮食，是有风险的，这叫所谓的人为成本，但是自然成本，自然风险，或者外部风险一定非常大，现在很多企业破产，很多农民要靠天吃饭，这都是外部的东西。所以制造是基于人为风险小，但是外在风险大，但是设计和创新正好相反，是基于人为风险相对较大，但是应对外部风险时比较有力。
　　这两个风险意味着两种成本，在中国文化的框架下，人为成本相对是大的，因为我们的组织能力不行，合作不行，协作不行等，造成我们想做一个创新，所做的人为风险较大。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设计是不可能产生的，因为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么多风险。这风险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个人利益的安全度，当我具备了某种个人利益安全度的时候，就愿意做未来的投入，就像现在，只要我们医疗解决了，教育解决了，老百姓一定愿意花钱，这是浅显的道理。如果在一个组织里实现所谓的创新，必须制造个人利益安全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常见的中国企业里面，看不到的一种科学利益分配。比如做设计的都知道，我们现在的利益分配方式是简单的提成，这实际跟农民种玉米没有什么两样，不是现代社会里的利益分配方式。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创新不能产生。这是若干制约因素的一种，还有很多，文化条件等。
　　三个月前我们用建筑设计公司来做一系列的变化，说起来很多，三天讲不完，简单说就是在公司里我们想创造一种新型的利益分配方式，至少带来这几个变化，或者需要突破的几个障碍，这牵涉到文化、习惯，比如要改变一种思维。第二要改变一种权利意识，从而改变成责任意识。当责任界定后，所有的大老板都是资源，此时此刻就没有一个高低贵贱之分，所有这种改变都是要通过利益的重新分配方式来去改变他们的行为，最终改变他们的意识，至少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让每个人认识到自己对于个人利益的担忧，变成对他人利益的一种尊重。我们经常会这样变成对别人的一种道德期待，这转变完成了，社会一定和谐，一定不会有那么多麻烦，但是这种前提必须要设计一种新型利益分配方式，在企业做这样的利益分配方式还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还是要建立中国的，基于善意的企业文化。
　　除了刚才说的所谓利益分配方式之外，还是所谓成就别人和成就自己这样先后顺序关系，这在水立方里面经常会提到，水立方的成功是有哲学意味的。我们三年尝试一直在突破和摸索，这几年下来，在维护个人创造力的过程，确实看到一定的变化。谢谢！
　　主持人：感谢赵先生的讲演，水立方可能在中国是例外，到现在为止我还不清楚，到底谁能够决定水立方来建造，谁来决定水立方每个层次的建造，据我所知，自古以来设计不决定于设计家本人，更多决定于甲方，如果我们今天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还是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谁有权利谁说了算，设计何以单独幸免，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赵小钧：简单说事情完了后冷静回顾这个过程，之所以能够产生是因为被很多事情决定的，我知道自己在里面起了作用，心里有这样的幸运。决定一件事情，你只要用足够的心思、足够的爱、足够的感情投入一定会成功的，也就是所谓的心想事成，这不是虚幻的事情，你必须给所有人给予非常多的理解、善意、沟通和支持，把自己推到后面来，事情会变得不一样，完了后我觉得中国哲学的这层东西非常真切，可以让一切事情变的容易。
　　主持人：赵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神秘的管理方式，让我感觉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努力，要使某些事情成功，对于整个设计界怎么办，希望听到更多细节的介绍。
　　翁剑青：大家下午好！我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能和大家谈一些相关创意时代的设计文化、设计产业的问题。实际我是门外汉，以前专业知识背景是纯粹艺术专业到了原来的清华美院，又走到北大，对基础性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这个圈里来，我以前比较务实操作性的背景走到大文化，或者说走到理论性基础研究里来。对于创意时代设计文化这个大题目，我感。很尴尬，我现在不是做具体设计的理论研究或者设计政策，关于文化产业的政策和文化研究，我只能讲的虚一点。
　　务实的前提还是要务虚，因为没有基点的目标和目的，我们务实可能陷于盲从，我本人倒不希望碰到当下的金融危机、金融风暴我们要找出我们产业和经济的出路，再来谈我们的文化创意，谈创意产业，而仅仅为了拉动市场，为了经济上在全球博得有利的地位，我觉得这只是当下显在的功利目的，希望在根本上、本质上看我们的设计文化或者创意文化、创意产业根本文化的指向，它的价值核心。
　　我觉得我们目前来谈这个问题主要是我们中国在世界大格局产业链里面是属于下游，因为我们更多是做来料加工，是做别人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资源，在这种前提下来拉动我们的GDP，扩大我们的就业市场，其实这也是大家无奈而不愿意长久看到的，但是现在客观情况就是这样，我们谈创意文化、设计文化，实际我们想什么呢？我理解我们想把产业形态从一个劳动密集型和产业加工型或者资源消耗型的形态迈向高知识、高科技、高附加值，或者高度人性化这样的产业和产品的文化，我们想走向这样的形态。当然这是一个时代的要求，也是国际竞争环境的需要所决定。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以往国际产品市场，先从产品优先获得市场占有率，你产品好就有人买获得利润，后来走到金融层面，再后来走向知识优先，知识经济的时代，当然需要设计。我们需要更小的成本，跟环境要友好，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要友好，所谓的可持续发展，要在这样理性逻辑支配下来发展我们的产业，这个时候，就我自己的专业背景来讲，如果要谈创新和创造，或者创意的话，我觉得其实艺术，包括设计艺术和纯艺术，当下内在的规律性就可以来引领，或者可以诠释什么是创造，什么是创意，或者怎么来达到我们创新的目的。在当下操作层面、教育层面有三大方面决定的。
　　第一，我们要培养或者主张、倡导人的个性化，情感意志的张扬。所有的工科、理科，包括法学、农学、医学这都是当代社会生活的必须，但不是人生的根本，人生的根本实际是私密的形态，我们需要充满生命力，充满真情实意的，充满符合自己人性需求的方方面面，要张扬这种东西，才能找到生命存在的价值。
　　第二，人们对历史深度的理解和关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我们所有的设计，包括科学就会失去一个价值取向，失去它存在的最根本理由。
　　第三是科技，因为现代分科理性化的探究和对工具发明和应用如果得到长足、很好的发展，我们要去创新、创意其实就有了一个根本的基础。
　　我觉得中国现在实际是量的时代而不是质的时代。量的时代，大家知道中国有80%左右还是农村社会，尤其这次金融风暴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将有3千万农村人口要回到自己原来生存的区域，更多解决生存问题、温饱问题和小康问题，而不是质的时代。如果达到质的时代，我的理解是在发达国家，他们的生活方式、多样化、个性化、小众化或者分众化，如果那个时代能够到来，我想创意、创新这种产业和理念就会得到更大的需求，才成为普世性的需求。
　　中国正处于从量的时代到质的时代过渡阶段，而且我觉得中国是很复杂的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它有所谓前现代，甚至有的地方还处在刀耕火种时代，在边远地区，也有一些部分城市进入了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还有所谓的后现代，走向知识经济的，信息时代，这种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种不同的生产力和文化氛围是不平衡的，这种语境下谈创意、创新不能够一蹴而就的，是很复杂的问题。二十一世纪在中国最有发展前途和最重要拓展的领域，我认为是设计艺术和公共艺术，古典时期是宗教艺术，十七、十八世纪是人生的艺术，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到本世纪初，是为民生的艺术，为民众的艺术，这种观念是由大的历史文化跨度所决定的。这里面设计艺术和公共艺术恰恰是可以把传统的手工艺文化和设计文化、当代高科技手段、高科技的文化，现代的知识文化可以很好的结合起来的领域。
　　但是我觉得中国有个问题，就像老外说，中国人一般只有两个家，一个是所在的国家，另外是血缘关系维系的家，中国还缺少一个市民社会这个家。很多公益性、行业性、文化性的组织能够出现的话，我想它的主体意识会得到张扬，对社会各种弊端、不合理现象会提出监督和抗争，这样使社会的资源、文化更为优化，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有了这样的发展过程，或者全民有了市民社会和公民主体意识的话，我想我们的创新、创造才有了根本的可能，否则就像刚才讲的，所谓长官意识，或者简单的制度化、表格化，使得我们很多创意文化和设计文化不可能在我们特定国度、特定背景下得到很好的发展。谢谢！
　　主持人：大家到了北大这个地方，都喜欢说很多感慨，一位院长说过一句话：要用北大的想法和清华的推进能力来做好中国设计的推进。我希望发言都能一针见血。刚才郑老师一开始提出，中国设计的问题是在于决策层不重视，使得我们还没有到达一个谈设计和做设计的地步，但赵先生说，通过水立方的设计，此次有转机的可能。刚才梁梅老师提到，我们讨论的问题已经有人很清晰的提出来，在座的设计师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提出来，请各位嘉宾解答。
　　问：翁老师说的很好，但是有三点不能同意，设计我不太懂，但是我想知道，设计中商业性跟人文、环保比较，哪个更重要？
　　翁剑青：就看基于什么样的道德观和基于什么样的具体事物，如果你学商业性，以商业价值为主导，就会忽略或者有意于逃避社会责任感。我觉得设计当然要全方位，要看到功能上的需求和合理性，另外它和人的，包括情感的、人文的、审美的，当然包括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多方面都要考虑到，它是整体的概念。
　　问：各位嘉宾好，我是一线室内设计师，也是郑老师的学生，现在我有一个问题提出来供大家一块来讨论一下，刚才郑老师提出一个观点，我们现在的设计还存在着大的环境不是非常理想，如何从“made in China”到“design in China”，我想从几个事情来说。比如前几天北京的1039，梁鸿主持的节目里提到，当时请到奇瑞公司高层领导，提到中国汽车的设计，高层说中国的设计为什么不能像奔驰、宝马那样做的这么好，中国还处于算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只能先通过去拿别人的，去学别人的，使自己产生一定的原始积累，拥有了自己的实力，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去摸索，去做设计。通过这一点我想提的是，我们现在做设计的大环境还是处在一种“多快好省”的环境，说到“多快好省”是以前大跃进的环境，而现在设计的环境何尝不是跟当时一样？比如美国HBA，他们的设计费大概是一千万，做设计的时间可能是一年，甚至所有设计师一年有四次休假时间，而且他们做设计，包括有客房的设计，每个小的细节都有自己的团队来做，可以把众人的能力集中到设计体一身。但是中国现在的设计形式是甲方要求我们恨不得第二天就把这个东西变出来，所以中国设计环境还是希望能够以最少的投资、最快的速度谋求到最高的发展。就现在这么一种情况，我想请各位嘉宾看看，对于我们设计师提出更好的建议。
　　主持人：现在看来我们的压力并不完全出于决策层，甚至每个设计的委托者对于设计都是理解不够，或者根本不理解，以至于逼迫我们设计师处在一种无法良好、充分的展现他们能力和理想的机会，有什么办法？据说798总规划师有办法，你说说看。
　　林天强：刚才梁老师提到，我们讲设计中国很多年了，郑老师也说，中国设计要实现需要三十年，刚才赵总说的很好，要有很好的激励机制，加上成就别人成就自己的做法，企业内部竞争力是有了，但是现在为什么我们说了不算，现在拿到的设计费大家觉得比较可怜，我说一个个人的想法，不一定对。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核心竞争力说的极端一点，一分钱的利润打遍天下无敌手，说的是温州别针，但是中国的设计也有很多的设计民工和美术民工，不是我们想这样做，因为在这么多年的积累情况下已经形成了惯性，在目前格局下你没有定价权，你的渠道没有掌握。
　　我刚才讲为什么谈到金融危机，我们有升级的想法很多年了，但是因为这次金融危机让这个问题迫在眉睫，我说几个数据。摩根大通上周五公布，来自19个国家的设计，全球制造业指数降至历史最低，有人说中国不一样，中国抗风险能力最强，但是亚太区市场调查，从2004年开始一直做的，12月份中国制造业活动指标创下了记录低水平，中国新定单和就业率连续第五个季度下降。
　　另外有人说可以扩大内需，说刺激经济四万亿，虽然政府提出救市计划，但是效力问题，能否带来效应，这需要观察，长时间一分钱利益打遍天下无敌手，使我们经济效益没有有效转化为民间财富和消费能力，所有机遇都是要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我刚才提到两个关键因素，中国的设计在世界产业格局中能不能拿到话语权，这个渠道能不能拿到手里面，可能不是简单的事情，不是有愿望就能做到的。
　　我说一下798，大家议论也很多，作为个人来讲，作为曾经在798工作、学习、生活的人来讲，我对798的理解可能作为设计中国小小的案例供大家参考。我们首先定位一个主题设计，在798前年开始提，什么是798，我用了四个词总结，第一是中国的，第二是当代的，第三是艺术的，第四是原创的。稍微解释一下，因为798之所以得到关注是因为当时在新闻周刊、财富中提到，因为798的存在，北京出现了一个新的可能性，成为世界之都的可能性，有人打比方，798是SOHO，这个说法不一定对，我认为798是中国的798，不是美国的SOHO，可以看到来自美国、意大利、比利时、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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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中国人在巴黎(图)
　　夏姿·陈的店铺开在名店林立的Saint-Honoré路，卢浮宫左近，是一栋门面狭窄、带地下室的三层小楼。一楼是店铺，二楼是夏姿·陈在巴黎的工作室，三楼则是设计总监王陈彩霞—人称王太—在巴黎的住所。在9月底、10月初这段时间走进店铺，你会发觉自己仿佛突然离开了巴黎。在幽暗的光线里陈列的全部是带有浓重中国色彩的服装，而在楼道里上上下下的也无不是说话带台北口音的中国人。
　　尽管早在2001年就在巴黎开店，这却是夏姿·陈第一次参加巴黎时装周。“我深知只要做过一次，下次就一定要再来，不管是财力还是设计水准，都要足以支持这种连续的发布。”王太说，“在这里洒钱是很恐怖的，比起国内来，动用的资金一定是10倍以上。”
　　沿着靠墙边的楼梯往下走，地下室就是王太和巴黎的当红造型师RichardRene一起工作的地方。狭长的空间里陈列着新一季的“坚瓷”系列，人稍微多一点就难以腾挪。在这里，短短几天之内发生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冲突。
　　对设计师王太而言，造型师是一个全新的角色，过去30年中她从来也没有接触过。在国内，既然设计服装的人是她，那么确定发布会全部造型的也是她。然而根据国外的惯例，造型师是一个系列当中至关重要的人物，他以更客观、专业的眼光对设计师的作品进行再创造。“他们的经验比我们更丰富，可是我们做了二三十年，也有自己的东西在。”王太说。她与Rene的磨合过程不算顺畅，同样的一件衣服，两个人搭出来完全是不同的感觉，但又相互不肯让步，因而在最初几天里，双方甚至可以说都有点看不对眼。
　　此外，在这幢空间不大的三层小楼里上下奔忙的还有足足24 个人，其中包括从台湾赶来的12人设计团队，以及另外12个各方面的人员支持。比起已有多次经验的Jefen来，夏姿·陈对自己在巴黎的第一场发布可谓大张旗鼓，严阵以待。
　　到目前为止，参加过巴黎高级成衣发布的中国品牌一共有三个：Jefen byFrankie、Wuyong和夏姿·陈。其中Wuyong只做了一季展示，Jefen 则持续做了5季。夏姿·陈刚刚加入，王太打定了主意：“哪怕这一次的效果不好，下一次也还得来。”
　　在外界看来，资金是这些品牌在巴黎做发布的最大问题。谢锋坦陈，一年做两季，Jefen的条件还是有些勉强，很多生意上的朋友也不能理解他的做法。“但实际上两年以来，这一举措对商业还是有所帮助的，Jefen在国内的行业也树立了权威。”他说。目前Jefen对外界公布的做一季发布的预算是500万人民币，夏姿·陈直到发布会结束也尚未算出确切数字。然而一位在巴黎工作的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籍时装设计师表示，这一数字绝对是大大高估了。“我敢说真正的门槛并没有那么高。”他说，“把数字报得太高，令国内同行望而却步—我不赞成这种做法。”
　　从Jefen 第一次到巴黎做发布开始，拥有丰富fashion marketing 经验的张吉吉就一直是该品牌的顾问。10月4日早晨到达工作室之后，他面露轻松的表情说道：“好了，下午再去排一下座位，我的工作就完成了！”
　　中国版《Vogue》主编张宇希望自己的位置在第一排的哪里，还要最后与她确认。这天一早，她约好了来工作室预先看一看Jefen的新系列。另一个重要的来宾则是巴黎春天百货的CEOFranois-Henri Pinault。
　　全部造型已经基本确定，发型也在前一天晚上进行了讨论。在跟谢锋一起吃午餐时，国际公关负责人SylvieGrumbach提出了她自己的零星意见：第4个出场的姑娘脸太过可爱，下巴又不够长，似乎不适合那件高领上衣。另外，第21套服装是一件短小的扎染上衣配牛仔长裤—她本人和造型师Catherine都很喜欢这个风格，但裤子是很运动感的，跟整个系列成熟的风格并不融洽，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下装？而说起发型，目前这种披散在肩头的长发也可能会遮盖服装的细节。对此，谢锋作出说明：原本也试过将头发做上去，但是这样一来风格就显得过于成熟—因为新系列本来就比过去的几季要成熟，所以希望发型能有中和作用。后来也尝试过将头发做成大卷—这也是发型师本人比较擅长的。然而Grumbach认为刻意的大卷会造成美式感觉，并不合适。
　　谢锋本人不擅长法语，在巴黎与人讨论工作，一直由张吉吉做翻译。张吉吉跟Grumbach说得不可开交，连饭也顾不上吃。谢锋则在一边调皮地对记者说：“不会说法语省去了我很多麻烦。”距离发布会还剩不到24小时，一干人等仍在工作室里为模特、搭配、发型、来宾等事宜忙碌，设计助理和板师也在就穿着效果进行最后的修改。而当天下午留给谢锋的工作，是上街去，为明天的发布会到DiorHomme去选一件合适的衣服。
　　在Saint-Honoré路上的小楼房里，王太终于开始与她的造型师Rene和谐共处。“她甚至用了撒娇这一招。”夏姿·陈的公关部经理Crystal悄悄透露说。到了后期，王太和Rene双方都开始看到对方的长处。“我们做的是二三十年来习惯的方法，最后我也看出他的搭配比我原本的更年轻化，更好。”王太说。
　　在那些富有的老牌时装屋里所进行的工作并不比中国设计师们这边轻松，但显然更为有条不紊。曾在JohnGalliano实习一年的中国设计师严明透露，设计稿最终确定时，距离正式发布一般只剩一个月，修改白坯布样品需要三周，最后成品的完成时间通常只有一周左右。同时，布景、音乐、配饰等部分的操作也在同时进行。“由于所有方面的负责人都是艺术家，因此他们还是可以密切配合，做出很好的东西。”他说。
　　王太隔天夜里做了一个噩梦：走上伸展台，发现底下一个观众也没有。谢锋没有那么紧张，然而每一次发布，设计师总是希望能赶快看到观众们的表现。“同样是鼓掌，我在后面一听就知道，这一次到底好不好—只需要几秒钟，一切都见分晓了。”他说。
　　Jefen 的发布定在上午10点半在卢浮宫举行。夏姿·陈则比它晚两个小时—12点半在法国国立艺术学院。这两个地方几乎可以说是隔河相望。
　　与当天进行的Louis Vuitton、Lanvin、Miumiu 发布会相比，这两场发布的规模都算不上大。JefenbyFrankie以英文版的《桃花源记》为背景音乐，夏姿·陈则以“瓷”作为发布主题，两者都带有明显的古中国意味。谢锋最后还是选择了将模特的头发做鬈，第21套服装的下装换成了一条及地长裙，观众可以在Jefen的伸展台上看到一个圆脸姑娘—她没有穿高领衣服。而观众期待中的中国脸，则一张也没有。
　　或许因为是第一次来到巴黎，夏姿·陈在布景、灯光甚至是请柬上都动足了脑筋—他们的顾问DavidAu甚至批评说，按照惯例，谁也不会把请柬做得这么复杂。他指的是一块长方形的白色绢片，上面手绘了红色花朵，并镶嵌以塑料片，做成可以卷起的书简外形。
　　很难说清身着红色丝绒外套的谢锋在上台谢幕时那稍微放慢的脚步和似笑非笑的表情传达了一种什么心情，但观众席上不绝的掌声和中国媒体激动的泪水无疑宣告了夏姿·陈新系列的成功。在体态娇小的王太短暂谢幕之后，前排有一名中国妇女怀抱鲜花，直冲后台—这是另一个“王太”，Lanvin的大股东王效兰，巴黎著名的MadamWang。两位王太是多年的挚交好友，这边厢刚刚谢幕，那边厢二人就携手同看Lanvin发布会去了。
　　“不敢期望太高，所以没有遗憾。我想象的发布会场地应该更大，目前这样也只能说是OK，”在发布会之后接受访问的王太表示，“我觉得这场发布及格了，但没有100分。满意，但不尽满意。”虽然观众们当场的热烈表现让她很高兴，但她还在焦急地等待着媒体的声音。“我心里很清楚，要么被骂到不行，要么就是获得一点点肯定—不可能一下子就成为一线大牌那样。”
　　当年Jefen byFrankie首次在巴黎发布，同样赢得了一片赞誉之声。“很多在这里从事时装行业的人看了都感动流泪。”谢锋回忆道。然而季复一季，想要始终抓住媒体的眼球并非易事。“这已经是我们第5次到巴黎了，不少国内的媒体再也找不到报道的点。”他无奈地说，“有的品牌每一季都到不同的地方去，这次是纽约，下次是米兰，再下次就东京—我深深感叹，这种不合规矩的的做法，到了国内反而有优势—因为每一次都是第一次。”作为一名曾长期在东京工作的设计师，受到日本设计界的影响，他有强烈的巴黎情结。“这是我的梦想，希望能一直做下去。”
　　“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寻求机会。”张吉吉说，“外国人对中国服装的印象，就是4块美金的衣服，要他花400块美金来买你的设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紧跟着发布会，从10月6日开始就会有买手陆续到夏姿·陈店铺订货。而短短一天之后，王太和她的设计团队就要赶赴意大利去采购下一个系列的面料。09/10秋冬系列的筹备时间比09春夏系列更为短暂，中间还赶上圣诞节和农历春节，不过王太说起尚在酝酿中的系列仍是喜上眉梢：“我个人更喜欢冬季的东西，希望能更精彩。”
　　对她而言，这一次最大的收获就是和一线品牌站在同样的舞台上，因而得以看清了自己的差距在哪里。“现在我很清楚自己需要做些什么，以前我是不知道的。”她说，“曾经中国的东西是最精致的，但现在最贵的瓷器不是中国制造的，最好的织锦是意大利的—我想把中国最好的东西发扬出去，这是我一直以来比较爱的事情。”
　　的确，比起那些老牌时装屋热火朝天的发布来，Jefen 和夏姿·陈虽然身在巴黎，却可以说仍在另一片大陆。Jefen用了10年，夏姿·陈用了30年—什么时候能“做到和他们一样好”？谢锋坦言：“尽管我很努力，但我认为我们只是承前启后。”这是一条上去之后就无法停下，即便上去了也很容易被甩出去的轨道，目前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已经在轨道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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