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会打成持久战局面。还是干脆辛亥革命提前爆发？
日本估计会撑不住，而清廷也会傻乎乎地接受和平。以后的教科书中终于有清廷的胜绩了
不投降西狩呗，然后各地互保，鬼子抢点文物回去，军费泡汤，但跟庚子年不也一样。有人说日本崩溃什么的真是够了，甲午日本才动员不两个师团，打了几个月，损失那么点人，花费总共九千万。日俄战争日本至少花了相当于十二亿两银子它崩溃了么？南方革命党是否能成事主要看地方的士绅而不在革命党本身，只要不动他们利益中国还会继续稳定下去的
先引用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舒健的一篇文章：“天朝上国”的可怜军费　　甲午战争前夕，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势，清廷感到情况紧急，遂命李鸿章迅速拿出办法。日，李鸿章提出添募士兵、加强北洋舰队等方案，并请求户部拨款二、三百万两，以作军费。应该说，李鸿章提出的款子数目并不算大。要知道，整个甲午战争清政府共耗费五、六千万两银子，而日本在6月以后，就已经有条件地陆续支出了额度约为4千万两银子的预算外开支。　　荒唐透顶的是，清政府一开始竟然仅仅拿出18万两银子以充军费。经过反复商议，户部最后也只答应负责筹措150万两。而这些钱只相当于甲午战争中，日本娼妓为支援战争捐出的数目。即便这样，这笔钱直到战争爆发也未全部到位。　　8月14日，即战争爆发半个多月后，在严酷的战场态势逼迫下，户部才提出4条筹饷紧急措施，即：一、停止工程；二、核扣俸廉；三、预缴盐厘；四、酌提运本。9月23日，户部又提出另外4条筹饷措施，即：一、颜缎两库折价，着照成案再减一成，均案四成实银开放；二、典当各商捐输；三、茶叶糖斤加厘；四、土药行店捐输。上述措施，不仅见效慢，而且收效甚微，甚至不了了之。　　最后，清政府只好向商人开刀，采用了一个新鲜名目叫“息借商款”，就是借钱付利息。过去筹集军费，都是让商人直接捐，这次有利息，一开始还出乎意料地收到了实效。但是，由于“息借商款”系首次由政府向民间募借资金，对于清政府是一个新鲜事物。从上奏光绪皇帝“息借商款”，到最后大规模付诸施行，前后就花去数月时间。在全国推广后，虽然有户部奏准施行统一的章程可供依循，但各地的具体情况仍不尽统一，需要采取不同的措施应对。可以看出，由于平时没有形成一系列规章制度，到战时才提出方案，上下协商，白白浪费了筹措经费的宝贵时间。　　即便如此绞尽脑汁，整个战争中，清政府从政府到民间筹集到的军费也不超过3千万两银子。反观日本，整个战争中耗费约8千万两银子，但其军费预算高达2亿5千万日元，折银1亿6千万两左右。特别是在战争爆发时，中日同期筹集军费的比例约为1∶10。由于军费紧缺，前线各路将士人心浮动，后方受调清军延期开拔。更有甚者，一些将领为节约经费，把守军从已经设防的军事要地撤回。各地催款的电报如雪片般飞向北京，令清政府焦头烂额。　　无奈之际，堂堂的“天朝上国”最后只好靠借外债来应战。其中主要是1894年11月、1895年2月先后两次向英国汇丰银行所借，分别为1千万两和1800多万两白银。　　清王朝缺钱吗？甲午战争前，清政府年实际收入约银7千余万两，日本政府年则实际收入银5千多万两。表面上看，清政府年财政收入并不高日本多少。但据专家估计，中国国民年收入总量可达约银30多亿两，清政府潜在的年财政收入总额可达约银3亿多两；而日本却几乎没有什么潜在的财政收入可言。　　还有，《马关条约》要求中国赔款2亿多两银子，其中的8千万两被要求在战争结束半年多的时间内就得付出。这些钱，清政府都拿了出来。那为什么当战争来临时，筹集军费却如此困难呢？艰难背面写满落后与悲哀　　清代前中期，各项财政收支均归中央支配，地方政府只是扮演“代办”角色。但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清政府军费开支急剧膨胀，中央财政无款可拨，不得不让各省自己筹款，并将部分财权下放各省。从此，各省开始截留税收，隐匿地方收入，致使清政府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对全国财政的控制能力。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就只列厘捐、盐厘等收入，而未列“土捐”等收入。至于厘金、杂捐的实收数量，各省隐匿虚报早已成为“潜规则”。因为有隐匿收入，所以各省无不有各种“小金库”，如一个山西的善后局，不明来历的余款达几十万两银子。而在甲午军费筹集过程中，地方疆吏却对中央政府命令置若罔闻、互相推诿，甚至时时叫嚷财政困难，给人的印象是地方财政都陷入了危机状态。　　相对于地方督抚争相充实“小金库”不同，清政府的国库却空荡得可怜。据历史学家估计，甲午战前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约占国民总收入的3%左右，而日本的这个数据却接近20%。　　这是因为，甲午战前中国的近代工业还刚刚创办，且多是官办企业，财政税收仍以农业税和人头税为主，主要的税源是地丁、漕粮、洋税、厘金、常税、盐税等6项。地丁和漕粮，按照清朝定制，不便更改。关税则被帝国主义控制，未经列强一致同意，想要更改关税税率难比登天。所以，清政府只能在厘金、盐课和常税中想办法，财税活动的空间十分有限。因此，在甲午战争前较长一段时间内，财政收入与潜在的财政规模之间的巨大差距，使清政府不能有效地集中全国的财力进行近代化国防建设，在战时也缺乏足够资金支持战争，由此对甲午战争的失败结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缺乏近代金融机构与融资手段，也是令清政府面对巨额军费筹措只能望“银”兴叹的一大因素。日本在西学的过程中极为重视金融手段的借鉴。早在1877年，日本就尝试发行公债进行战争融资。甲午战争中，其募集的公债达1亿多日元，其中绝大部分是民间公募。1889年，日本拥有的银行已达218家，类似银行的各种会社有695家，共有资本3189万元。这些近代金融机构，使日本政府得以顺利地筹集到巨额的军费。　　然而，甲午战前偌大的中国还没有一家银行，靠传统的典当业、票号和钱庄，无法迅速有效地把社会闲散的资金集中起来支持战争。虽然境外银行在华的分支机构已近50个，但全部控制在洋人手中。在军情紧急、军费不足的情况下，清政府不得不向洋人借款。“押款保台”、开铁路、内地开矿、兴商务工作，清政府开出了一系列优厚条件，以探询西方列强的态度，英、俄两国却都以“严守局外”为借口拒绝借款。虽然汇丰银行最后答应借款，但“乃乘隙独专其利”，提出了许多更为苛刻的条件挟制中国。所借的几百万英镑，不仅屡经反复而后定，而且短时间内给付不到十分之一，其余尚无定期，甚至不准清政府从其他银行另借。但此时的清政府已经是饥不择食，不论借款条件如何苛刻，只能委曲求全地答应了下来。　　其实，很早就有英国商人说动李鸿章开设国家官方银行，但数次都因遭到顽固派的反对而流产。直到甲午战争过后两年，即日，“中国实业之父”盛宣怀才在清政府的批准下在上海设立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正如盛宣怀所言：“有人言：日本有西法银行，故兵饷万万，皆借本国民债，无俟外求。中国地大民富而无银行，以官力借民债，虽数百万亦吃力。”　　借民债、借外债如此吃力，清王朝的统治者们却依旧只关心自己的私利，没有多少人全心全意地对待这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战争，更有甚者趁机大发国难财。当时据户部奏称，甲午战争期间慈禧的万寿庆典，各衙门承办工程差务等项共需银500多万两银子，而在战争过程中，户部给前线的两次筹款却只有250万两，还不到庆典支出的二分之一。战争中，翁同龢与户部官员联名奏请“停止庆典寻常工程”，慈禧太后顾及舆论，不得不下旨停止部分庆典活动，于9月24日“发宫中撙节银300万两佐军饷，制钱万贯交直隶。”战争爆发后，前线的清军总指挥叶志超数次致电李鸿章，述说清军缺钱少粮的种种困难，请求朝廷速速拨款前往。但是，当日军占领叶志超防守的平壤后，却缴获金砖、金锭近100公斤，银锭500多公斤以及大量钱币；缴获的粮食足够攻打平壤的日军吃一个半月；各种物资总计价值达1千万两银子。如此只顾一己之私、罔顾国家利益的腐朽政治生态，无疑让清政府本已十分艰难的军费筹集“雪上加霜”。假设性问题，就假设性回答。①满清政府:两种方案，一是逃往西部二是逃往南方。鉴于后来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慈溪裹协光绪西逃可能会提前。由于，清政府惨败于日本，武昌起义可能会提前实现，甚至南方改良派推举张之洞为总统，南北对峙提前出现。清廷很快陷入既无钱也无兵，困守陕甘的局面。②日本:有答主说日本会被拖垮，客观的说可能性不大。跟后来的日俄战争相比，甲午不过就是预演而已。日本会直接占领朝鲜，东三省，台湾，并打过山海关直捣北京。但考虑到日俄矛盾和利益复杂形势，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俄国趁火打劫，出兵占领黑龙江和吉林北部，日本占领辽宁和吉林南部，日俄瓜分东三省。日俄暂时联手，但核心矛盾仍在并埋下日俄战争伏笔。（详见开篇文章）③革命党:1895年稍晚，一群海外华人求见日本驻广州领事，要求日本人为他们在广州将要举行的暴动提供帮助，与日军遥相呼应，遭到日本婉拒。暴动在没有日本人直接支持的情况下开展，遭到惨败。暴动的领袖事先得知了清廷即将镇压的消息，在最后关头滞留海外，没有进关，他的名字叫孙文，又称孙中山。在后来的电视剧中，一名叫陆浩东的暴动者，为了取回他设计的暴动旗帜，而在最后一刻被官军击毙，他披裹在身上的那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后来成为民国的国旗，只是，民国史家在叙述这段被称为“广州起义”的革命历史时，不再提及革命者与日本的亲密关系。在日本的支持下，在南方及沿海各省不断发动起义，广东广西可能提前落入同盟会手里。(详见甲午战争日军讨清檄文：《告十八省豪杰书 》 )日，日军未经战斗，轻取东北重镇九连城，驻守此处的清军，尽管有着并不逊色的武器装备，却早已闻风而逃。
根据日本官方的《日清战争实记》记载，九连城“当地居民箪食壶浆迎我王师，携来鸡和猪献给我军”，日本随军记者因此感慨:“‘东西旦夕相望，庶民子来’，古人之言，不欺我也。” （第十编）日本陆军大臣、亲自担任第一军司令长官的山县有朋，随即下令发出安民告示，免除当地百姓本年税款，“告示贴出以后，效果颇佳，逃避战乱的人陆续回家，其中甚至有人请求为日本军队效力。” （第九编）日本第一军还约请了著名间谍学者、中国通宗方小太郎，拟制了一篇文采飞扬的告示《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将日军描绘成从黑暗的满清统治下拯救中国人民的解放者。这篇短短的告示，从满清“劫夺”明朝政权开始说起，“满清氏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随后，它对满清的内政外交、尤其是清廷在直接引发中日冲突的朝鲜问题上的作为进行了全面攻击，宣称“上天厌其德，下民倦其治”，所以满清一败再败，“盖满清氏之命运已尽，而天下与弃之因也”。告示说，日本“之所惩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号召中国人“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④国际社会:英法德等国不会坐视日本侵入其势力范围，会强硬要求日本退回山海关，以此为界签订合约，山海关以北日俄平分，山海关至淮河以北(淮河以南的南方已经陷入事实独立状态)属清国，局势暂时稳定下来。日本也会要求清廷必须还都北京，这样清国就时刻在日本的刺刀下。日本对朝鲜进行战略包围时，秘密聘请了一个美国专家作为国家宣传战的总指挥，这个人就是美国《纽约论坛报》的记者豪斯。豪斯很熟悉西方媒体的运作方式，在他有计划的包装下，西方媒体对中国与日本分别代表着野蛮与文明的认识，形成了一种潮流与共识。 ⑤社会:清廷气数尽丧，人心思乱。汉族官僚趁机掌握军权政权，军阀割据格局已经形成。太平天国运动，大大的打击了清朝的皇权，造就了李鸿章等官僚势力的膨胀，造成大清朝军事力量被官僚割据，皇权从此衰落。而洋务运动则从经济与军事上，彻底的把清朝体制由皇权集权变成官僚资本割据分权体制，皇权形同虚设。帖子主题：李鸿章曾同日本携手对付清朝主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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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曾同日本携手对付清朝主战派
文章提交者：戴旭网络义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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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左） 甲午海战油画（右）甲午战争中，伍廷芳作为李鸿章的重要幕僚，起过重要作用。为了从浩瀚的史料中研究李鸿章以及甲午战争战败原因，对伍廷芳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不应忽略。本文内容摘选自《甲午战争研究中一个被忽略的角色——日本机密档案中的伍廷芳》，原文发表于２００５年第１期《清史研究》，作者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特聘专家孔祥吉与日本著名中国近现代史专家村田雄二郎。原文篇幅较长，主要论及伍廷芳，且大量引用日本外交档案中原始记录，摘选内容侧重与李鸿章有关的史料,标题与小标题均为编辑所加。伍廷芳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为人所熟知。历史学家一直将其作为一个清末杰出外交家和革命家而予以敬仰的。尤其是孙中山对伍廷芳更是推崇备至。然而，以往的研究，却都忽略了一个在一般人看来似乎不十分重要的问题，即伍廷芳与日本之关系。据日本外交档案显示，伍廷芳多次自称日本人朋友，因此也如朋友般推心置腹。他作为外交官在与日本人的交谈中，几乎毫无保留地泄露了许多至关重要的清廷内部政要秘闻。当然，日本外交官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外交官职责，他们表面上视伍氏为朋友，真正却将其视为提供情报的重要来源。正因如此，每当伍廷芳的谈话结束以后，这些公使、领事们都要将其内容一五一十地向日本外务省禀报，以供上层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参酌。其次数之繁多，内容之重要，其数量之多，简直让日本的外交官都感到惊讶不已。更不能忽视的是，伍廷芳在更多时候是受李鸿章的旨意办事，从中可窥见清末主和派之一斑。早年受西方教育 深得李鸿章赏识伍廷芳是清朝任命的第一个系统受过西方教育，而且又拿到文凭，然后在香港又从事多年本职工作的律师。因此，厘清伍廷芳的成长过程，对于了解伍氏后来同日本的复杂交往是必不可少的。伍廷芳（１８４２－１９２２）幼年受时局动荡课业中缀，经亲友和外国传教士帮助转赴香港求学。毕业后曾任香港地方审判厅译员。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伍廷芳转赴英伦，自费留学，且进入伦敦林肯法律学院，奋发图强，刻苦攻读西方法律知识。毕业后，伍廷芳以通晓商务、中外律例、万国公法而闻名于当时。之后，他又被聘为香港定例局（今称立法局）议员。伍廷芳的声名远播，郭嵩焘、李鸿章等都曾经希望得到他的帮助。身居内政外交要冲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对伍氏极为信服，早在光绪三年（１８７７）李鸿章即向朝廷上书希望招致伍氏到北洋任职。随着中外交涉的日益频繁，李鸿章愈来愈觉得伍廷芳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伍廷芳于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到北洋大臣李鸿章那里就职。伍廷芳以精通英文，谙熟西方法律而被直隶总督李鸿章安排进入幕府，协助李鸿章兴铁路，开矿藏，并充当翻译，处理与洋人交涉事宜。伍廷芳深受李氏之器重与称赞，因而很快得到提升。更在日后处理与日本的事务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伊藤博文有意私会伍廷芳的玄机根据日本外务省的记载，伍廷芳与日本外交人员的接触是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天津条约谈判之际。然而，他与日本官员的较多个人接触，则始于中日甲午战争中第一次马关议和之时。当时，伍廷芳作为头等参赞随同张荫桓、邵友濂赴马关议和。日本以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与外相陆奥宗光为议和全权大臣。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１８９５年２月１日）双方在广岛县厅互相核阅全权证书。日方以张、邵二人并非全权大臣，不具议和之条件，并于次日在广岛县厅见面时，宣布拒绝开议，并不允中国使臣驻扎。但是，在清廷议和大臣离开会谈场所广岛县厅之际，伊藤博文又留下伍廷芳，与伍氏进行交谈（１８９５年２月２日、３日），而且谈话内容十分重要，如签约的人员和地点安排等事宜[参见《伍廷芳与伊藤博文问答》档案记载]。伍廷芳将伊藤博文的这次谈话内容，已向清廷奏报。其中有关伊藤博文与伍廷芳叙述天津分别后的问候和联络情感，甚至伊藤博文对伍氏夸奖的话，伍廷芳已经隐瞒。那么伊藤博文作为日本首相，为什么偏偏找伍廷芳这样一个小人物谈话呢？按照国际谈判的惯例，伊藤博文如果有事想通知清廷，完全可以在与张荫桓见面时表达日方的意见，因为张、邵二人乃清廷之正式谈判大臣。而伊藤博文却绕过张、邵二人，找到一个谈判的参赞官，面谈如此重要之事，这实在是件反常的事。此外，有人说，伊藤博文与伍廷芳个人交谈的原因是因为“伊、伍是同时在伦敦修读法律的旧交”。但在日本档案或中国档案中，却根本找不到伊、伍是在伦敦“修读法律的旧交”的任何记载。事实上，尹藤博文与伍廷芳相识并非在伦敦，而是在中国天津。据在北京的日本公使馆担任书记官长达数十年之久的中岛雄记载，伊藤博文与伍廷芳最初相识是在光绪十一年（１８９５）的天津谈判之际。据伍廷芳后来告诉日本驻京公使，正是伊藤博文的这次谈话，给伍廷芳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也使他内心深处产生了对日本的许多好感。这种情感一直延续到十多年之后，亦未曾衰减。伊藤博文将如此重要的信息交给伍廷芳转达，实在不是一件寻常之事。此事在伍廷芳日后同日本的交涉中起到了非常深远的影响。《马关条约》举国痛不欲生 李鸿章却反对日心生好感在张荫桓、邵友濂赴日议和被拒之后，清廷根据伍廷芳所转达的伊藤博文旨意，改命李鸿章为钦命全权大臣，再次赴马关议和。伍廷芳与罗丰禄作为李鸿章的亲信幕僚，均被任命为头等参赞同赴日本。李鸿章一行在日本反复辩驳，屡经磋商，终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后，伍廷芳又被任命为中国方面的换约代表。所谓“换约”，是将在马关签订之约，经过各自政府批准用印后，再拿到烟台与日本代表互换条约。此后，李鸿章又担负了商约谈判大臣，为贯彻《马关条约》的有关内容，与日本政府的代表展开了中日商约谈判。《马关条约》的内容十分苛刻。包括赔巨款，割台湾，增开商埠。当条约内容传到北京后，举国为之震惊。因为这是自《南京条约》签署以来清王朝所签订的最屈辱的条约，故从朝廷大僚，到民间有识之士无不为之切齿痛恨。康有为曾为此发动了一千多名会试举子公车上书，吁请废约再战，奋发图强。台湾举人更是痛哭流涕，痛不欲生，认为“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乞求清廷千万不要割舍台湾。然而，直接参与《马关条约》签署的清廷代表李鸿章与伍廷芳、罗丰禄等人的感情却完全与众不同，他们觉得谈判来之不易，理应履行条约所规定的条款。甚至认为主战派的废约企图，是无理取闹，无事生非。对于侵略者日本，他们非但没有憎恨与嫌弃，反而通过谈判增加了好感，企图依赖日本之势力，与光绪皇帝为首的清政府讨价还价。这真是国人从来未曾想到，也没有敢往这个方向去想的严峻事实。李鸿章与伍廷芳的这种立场，在日本已公开发布多年的档案史料中有详细的记载。根据日方的档案记载，伍廷芳在《马关条约》签署回到天津后，曾与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多次秘密接触，这些接触很多情况下是根据李鸿章的旨意诡秘地进行的。日本档案中记载：“李伯确是有为之人物。再加之李伯素知日本国力，战败后特别敬慕于我，已溢于言表。反之其他当权大臣均暗于事理，亲近露［俄］国，蔑视日本，对我甚为不利。”李鸿章携日本人之手对付主战派关于李鸿章在签约后的处境以及心态，可从日本档案中找到蛛丝马迹。[关于通商条约谈判伍廷芳谈话（亲展送第一一六号）]为荒川已次明治２８年８月３日（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三日）向代理外务大臣西园寺公望的报告，档案记载内容摘选如下[可从原文参阅档案全文]：“本年七月三十一日伍廷芳氏特地访问本官，说明李鸿章伯目下地位及与北京政府诸大臣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清国北京诸大臣对日本的感情与战争之前相比，几乎没有改变。没有畏服日本之情，依然存蔑视日本之念，其结果似乎增加了亲近露［俄］国、憎恨日本的情绪。”“其次，李鸿章伯与北京政府之关系日益疏隔，李氏照样一人承受日清通商条约的责任，谈判决定后李鸿章最终也不会被清国政府谅解，其地位之危险乃是明白的事实。”“对李伯最有力之反对者，内有翁同龢、李鸿藻（直隶人）两军机大臣，其势力颇强，亲露［俄］国而恨日本，随之憎忌李伯亦甚。外有总督张之洞，是亦为李伯的有力反对者之一。”“右者乃是伍廷芳向本官说出的秘密之大略。依本官之见，李伯对目前处境甚不高兴，已不容易再挽回其昔日的权力，他非常希望依赖我政府的威望，来恢复其旧日之地位。由伍氏口气也明白显露出，他虽然说为李伯考虑，实际上也为他自己打算。”“可见，李伯确是有为之人物。再加之李伯素知日本国力，战败后特别敬慕于我，已溢于言表。反之其他当权大臣均暗于事理，亲近露［俄］国，蔑视日本，对我甚为不利。我方应利用李伯有利己之念，先满足其希望，将此次通商条约的谈判改于北京举行，使李伯能制服那些反对者，使其权力增强，而让尊俄攘日之翁同龢，同李伯一起分担签署该条约之责任，亦不失为当前的一个政治策略。”（注：伊藤博文编：《机密日清战争》，原书房，昭和４２年版，第６１４－６１８页。译者小野寺史郎。）这是伍廷芳在烟台换约完毕，回到天津后与荒川已次的一次长谈。这次密谈居然持续了了十二个小时，实在令人吃惊，其中涉及了许多至今不为世人所知的重要内容。其一、清廷内部对《马关条约》的争论不休，最后经过伍廷芳亲自去登门劝说，敦促朝廷内部的主和党的军机大臣孙毓汶与徐用仪出面，劝说恭亲王同意，才排除了朝廷内部主张废约再战的强硬派，使烟台的换约如期进行。其二、由于甲午战争的结果，清廷上下弥漫着亲俄国、恨日本的情绪。从湖广总督张之洞，到清廷上层的军机大臣翁同龢、李鸿藻都有亲近俄国，憎恶李鸿章的情绪，伍氏请日本对此动向予以关注。其三、伍廷芳公然请求由日本政府出面，恢复李鸿章的威望与权力。认为如果李鸿章能继续有所作为“实彼我之幸福，两国之大利也”。伍廷芳还进而指出，即将开始的中日商约谈判，由于日本驻京林董公使的劝告，放弃在天津而在北京举行。此举为李鸿章亲赴北京说服反对者，恢复其权力，提供了便利条件。而且，李氏在中日商约谈判中把翁同龢等总理衙门大臣也拉进来谈判，分担责任，实在是聪明过人之策略。总之，伍廷芳把最为机密、最为紧要的清廷政情向日人禀报，并且希望同日人携手共同对付朝廷中以翁同龢为首的主战派。伍廷芳的这一番密谈，使这位驻天津多年的日本领事都不胜惊诧。他急忙将此内容禀报给了日本外务省代理外务大臣西园寺公望，而西园寺则很快将它转达给了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作为清廷的大臣，李鸿章伍廷芳却与日本政府站在一起来对付朝廷内部的政敌，在如此重大问题上，敌我不分，本末倒置，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借日本人之势力影响清政府人事安排更有甚者，伍廷芳还同罗丰禄一道多次找荒川已次交谈，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出力，向清廷最高统治者施加影响，让伍廷芳去担当对清国政治会有重要影响的驻日本公使。他们的这一秘密活动亦由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向日本外务省的负责人如实禀报。其文曰：“伍廷芳、罗丰禄二人，常常来往于李鸿章和本领事馆之间，多次说起清国的命运非常困难，日本驻北京公使的刺激对清国的改革很重要。”“（伍廷芳等）还透露说北京的翁同龢独揽大权，最反对李鸿章。因此，驻外公使的职位，也很难轮到李的部下。所以，前几天，（他们）向林公使讲到了这个情况，希望（林公使）能间接地向清国提出派遣伍廷芳这样的通晓国内外大势的人物到东京出任公使的要求。”“再有，关于旅顺军港的船渠内部的器械设施的维护保存及妥善使用方法，李鸿章亦命伍廷芳前来相告。对此，本官将会再作进一步报告。”（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 明治二十八年七月十九日。注：伊藤博文编：《机密日清战争》，第４３６页，译者佐藤隆。）伍廷芳先是向日本输送有关清廷上层的政治情报，以取得日本外交人员的认知与同情。然后，再请日本公使向朝廷提出由伍廷芳出任甲午战后的驻日公使。伍廷芳的这一系列做法，都是按照李鸿章的旨意进行的。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战争之际，李鸿章竟然命伍廷芳向日方“汇报”旅顺军港的军事概况。伍廷芳在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由于李鸿章的鼎力推荐，即于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被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及秘鲁的全权公使。除伍廷芳同罗丰禄向天津的日本领事荒川已次所云的证据外，日本档案中还有更使人吃惊的记载。这些记载不是在天津，而是伍廷芳在北京与日本公使林董的直接交往。清廷主政者长期以来闭目塞听，昏聩愚昧，他们把对外交涉这样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委托给少数几个像李鸿章这样的南、北洋通商大臣，委托给这些号称通达外情的洋务派官僚全权处理。至于这些重大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的，当政者也是若明若暗，心中无数。正因为如此，在《马关条约》签署未久，清廷又任命李鸿章为与日方谈判的商约大臣。如上所述，根据日本驻京公使林董之建议，这一谈判地点由天津改在北京。于是，李鸿章又带着伍廷芳一起来到北京参加与日使谈判。刚到北京，伍廷芳即受李鸿章之命，秘密来到东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馆，同林董公使闭户长谈，这次交谈涉及清廷上层的政潮起伏及人事纠葛。对此次重要密谈内容，可以从林董之密报中窥其全貌。林氏之报告题为[机密第三十九号函关于伍廷芳来访谈及李鸿章目前处境，军机处内部翁同龢与徐用仪之间所发生之事以及李鸿章调任陕甘总督传言的报告。]档案开头便说：“八月二十六日早上李鸿章至京。然后朝廷发布李氏留京入阁处理事务，对此本应详细报告，但因当时尚不知其来龙去脉，故只有临时报告……正当音信不通，且正着人密查李氏此次转任是如何议定，而尚未有确切消息入手之际，随同李氏入京之伍廷芳突于昨日来访，火速会见。于天南地北闲谈之际，本公使问及此次李氏事件始末。”伍廷芳在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三日（１８９５年８月３日）在天津谈话时，已提到军机大臣孙毓汶受到言官弹劾，迫不得已而辞官，而他的伙伴徐用仪孤立于政府，其地位已岌岌可危。时隔一月，又向林董报告徐用仪被光绪皇帝逐出军机处及总理衙门。可见，伍廷芳向日人通报情况是非常及时的。甲午战争中，清廷上层主和派外有李鸿章，内有孙毓汶、徐用仪，而他们的后台则是恭亲王奕?与慈禧。他们内外呼应，串通一气，致使光绪皇帝的主张政策无法实施，从而导致清廷在同日本作战中，水陆交绥，战无一胜。中日谈判 李鸿章站到日本立场上伍廷芳在甲午战争后同日本领事及公使的交往，往往受李鸿章主和外交的影响，或者有些是受李鸿章的指使而为的。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不认真备战，企图借助俄国等列强干涉，避免与日冲突，因而受到亲政不久、年轻气盛的光绪皇帝的屡次申斥，帝党势力迅速膨胀。李鸿章和伍廷芳、罗丰禄等北洋官僚处于政治上被压抑的状态。因此，对光绪皇帝及翁同龢等帝党官僚的愤恨情绪，弥漫在北洋上下，而且愈积愈深。最后，清军一败涂地，清廷迫不得已又让李鸿章和他的两个亲密幕僚，当时的外交专家罗丰禄、伍廷芳一起来到日本议和。可想而知，李鸿章们是带着满腹的牢骚来到马关谈判的。李鸿章在谈判中曾不止一次地向日方表露，他是一个中外皆知的和平主义者。当战争初起，他曾力图阻止，可是都察院的御史和言官及其他主战派硬是要打这场战争。在谈判桌上同战场上的敌人做这样的表白，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摆脱干系，赢得日人之好感吗？李鸿章们此时已完全站错了立场。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的日本档案文献中，凡有李鸿章处，均称之为“李伯”，称伊藤博文为“伊藤伯”；还有一本史书把李鸿章来马关与伊藤博文之会谈称为“双雄会”，即不管失败还是胜利，都是英雄。这是李鸿章给当时日本社会的印象。正如荒川已次领事所言，李氏素知日本国力，战后对日尤为敬慕。李氏认为战争之结果，恰恰证实了他战前的预见，故自内心对帝党人物更加鄙视。因而与日本外交人员产生共鸣。而中国的历史著作几乎很少涉及这些资料与问题。正是因为李鸿章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伍廷芳回到天津以后，就频频同荒川已次领事联络，一面散布悲观情绪，一面请日人说项，让伍廷芳出任对中国内政改革颇为重要的清廷驻日公使。为了尽快兑现在马关签署的条约，伍廷芳甚至向日本公使禀报是他们亲自顶着翁同龢的压力，去做军机大臣内部主和派孙毓汶、徐用仪的工作，由他们再疏通恭亲王，从而说动位处深宫的慈禧，然后再强迫光绪皇帝含泪在《马关条约》上用宝。这是一幅何等凄惨的宫廷历史图画。它与日本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敌忾同仇的景象形成了显明的对照。李鸿章、罗丰禄、伍廷芳，这些晚清的外交专家们把朝廷内部的对立情绪，带到了谈判桌上，以至于同战场上的敌人站到了一起，共同向朝廷内部的政敌施加压力，北洋的精英们完全站错了位置。伍廷芳在这个阶段屡次向日人输送情报，其根源就在于此。他在很大程度上是禀承清廷内部主和派的旨意行事的。该帖子发自铁血军事Android手机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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