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的命运与属相的关系
年轻时代的汪精卫
&接博文《》
汪精卫日生人，属羊，纵观中国近代史的所有英雄豪杰，其在年轻时候无一人可以在才、貌、以及胆识综合方面与汪精卫相比。
汪精卫才华横溢清末秀才出身，少年得志，公派留学日本，年轻时的汪精卫其相貌更是玉树临风，可以称为清末民国初的第一美男子，更何况其还有惊天泣鬼之胆识，当年可以暗中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事后被捕，判处终生监禁。在狱中决心以死报国，赋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时为人传诵。汪精卫的其个人人品亦是无可厚非，革命成功后汪精卫凭其资历可以轻易地某一个部级高官，但是他提出“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六不主义”
和陈璧君举办了结婚仪式后，就携陈璧君一起赴法留学，中间几度返国，皆超然于政治之外。而其多年辅助的孙中山却是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位。
而这样一个绝代英雄人物却在1944年，凄惨地客死它乡日本，并且落下骂名千载的下场。所以我们在感叹人生命运无常的同时，不得不对他的属相简单分析一下。
&&&&汪精卫属羊，与袁世凯一样属羊，他们可以说都是人精中的人精，属羊人命运中本无龙命，如果违背天理命理强势上位，其结果必然遗臭万年。
属羊的大才和属狗的大才还不一样，狗可以心甘情愿地依附他人苟且偷生，而羊却不行，&汪精卫本可以凭其聪慧过人的天资成为学问大家，但是他却与虎（孙中山）同行加入同盟会，羊入虎口必然遭遇不测，他本来在刺杀摄政王载沣，被捕时就已经在劫难逃，但是他躲过此劫后就应该永远远离政治，但是他却逃避不了孙中山的召唤又到虎口，孙中山革命期间的大量稿件都是出自汪精卫之手。
孙中山去世后，如果汪精卫能够像辅助孙中山一样的辅助蒋介石这只神鼠其命运也会有所改变，但是神羊是不甘心辅助神鼠的，最后竟然鬼使神差地要自力门户，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可惜了年轻时代建立的一世英名，其名声竟然比袁世凯这只肥羊还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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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汪精卫曲解“大亚洲主义”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文 ｜杨津涛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份当年人人恭读的“国父遗嘱”，乃孙中山弥留之际，由汪精卫代笔所书。其后，汪即名正言顺地以孙中山继承者自居，言必称“总理遗教”。
　　汪精卫当上伪府主席后，常常援引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作为投敌的理论依据。所谓“大亚洲主义”，来自孙中山1924年在日本的一次演说，大意是希望日本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脱离奴隶的地位”。汪精卫就此发挥，称中日合作，须“外交方针一致，国防方针一致，彼此之间，既然不会再有冲突，更可以携手共进”。
　　依据汪精卫的曲解，“就中国来说，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就东亚来说，三民主义也就是大亚洲主义”。“国父遗嘱”也有了新的解释：“所谓&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并不是指定哪一个国家&&如果日本以平等待我，正是大亚洲主义所期望的。”除了理论，孙中山在日本活动多年，也使不少日本人对中国怀有“善意”，成为接洽汪精卫的“友华派”。
　　既“惧日”，又“恐共”
　　所谓践行“总理遗教”，只是汪精卫为投敌找的崇高说辞，真实原因很现实。自“九一八”事变开始，汪精卫就对抗日没有信心。他任行政院长，说“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亦幼稚不完备。”对日本在“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
　　其实在七七事变前，但凡为国事着想的有识之士，无不主张在华北暂时妥协，以争取备战时间。蒋介石对日本侵略的真实想法，留在他的日记里。自1928年“五卅惨案”，在每天的日记前，蒋都要写上“耻”或“雪耻”；称日本人必冠以“倭”字。
　　汪精卫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和”不是策略，而是目的。当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华北沦陷、淞沪战败，南京、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后，他也没有改变立场，去想如何打赢这场战争。他与周佛海等人判断，“日军必继续攻占渝市及西安、昆明等地”“日美或日俄战争不必致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汪精卫会说，“跟着蒋高调继续抗战，以蒋现有的兵力”，就要“国亡灭种”。
　　汪精卫主和的另外一个理由，是抗日必须联苏、容共，导致中共与共产国际在华势力坐大。汪精卫的“反共”言论极多，如他说，中共本要“净尽了，忽然来了一次西安事变，使他死灰复燃”，而“卢沟桥事变以来，更给他一个发展的机会，他所谓游击战，其实就是明末之所谓流寇”“如此下去，民穷财尽，国亡种灭”。可以说“防共”是汪精卫与日本最大的一个共识。
　　因此，当日本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又许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优厚条件时，汪精卫动心了。他只是名义上的地位上仅次于蒋介石，手中并无实权，没法在重庆主和，可也不想去沦陷区。这就是为什么，在日、汪双方商谈“合作”条件的“重光堂会谈”上，梅思平提出的“行动计划”是，待龙云、潘文华等响应后，“在云南、四川等日本军队尚未占领的地区成立新政府”。同时期望“撤出一部分日本军队，使广西和广东两省成为新政府的地盘”。
　　曾任汪伪高官的罗君强说，“汪精卫，陈璧君夫妇俩深感寄人篱下，十分抑郁，如果一朝独立为王，朝廷虽小，终胜牛后，所以民族软骨病在他身上起了作用。”但汪精卫性格懦弱，处事犹疑。于是在送梅思平往日本的饯行宴上，陈璧君厉声对汪说：“梅先生明天要走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连连点头说：“决定了，决定了！”陈璧君的唆使，称得上是汪投敌的“临门一脚”。
　　汪精卫如何上了日本人的当
　　日方参与“诱汪”的主要人物之一的犬养健，其父犬养毅，开孙中山与“日本政界人物交际之始”，促成兴中会、华兴会与光复会联合，建立同盟会。1914年“一战”爆发，孙中山希望趁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借日本力量发动革命。他也向犬养毅阐释大亚洲主义：“东亚问题之解决，归根结蒂在人种问题。故黄种人应该团结对抗白种人&&”有此家世，犬养健从小就同孙中山有过交往，使他“对中国抱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孙中山留给汪精卫的遗产，或许就这一群对中国怀有善意的“老朋友”，让他产生了和平可期的错觉。
　　1938年12月，汪精卫终于从重庆出走，经昆明，飞往河内，拉开了“和平运动”的序幕。在宣示和平主张的“艳电”中，汪精卫很有些痴人说梦：“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日本即刻回应，那就是近卫声明，重申“中日满”三国要“共举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之实”。给汪精卫吃了一颗定心丸。
　　对于日方能否守约，汪精卫毫无把握。他在从河内去往上海的船上，对日方代表影佐祯昭说：“切盼近卫声明不是日本表面上的宣言，要确确实实实行，如果不能确实实行近卫声明，我必免不了被责备说受了日本人之骗&&如果真正能够名副其实地实行近卫声明，重庆政府的抗日理论必将落空。”
　　汪精卫不顾毁誉地提出所谓“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的和谈之议后，并没有获得任何响应。相反，举国上下一片声讨。被汪精卫寄予厚望的龙云，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表明抗日立场：“盖滇省与我共同一命运，在敌人力图分化，汪氏被利用之时，吾辈军人，不论任何职责，惟有立定脚跟，不为利害所动，确遵既定国策&&”
　　即便是被视为汪系人物的顾孟余、甘乃光、王世杰等，也都留在了抗日阵营。一贯主和的胡适，致信劝说汪精卫，“此时国际形势好转，我方更宜苦撑，万不可放弃十八个月之牺牲。”他说自己不主战，为“公所深知”，“今日反对和议，实是为国家百年设想，务乞公垂听。”胡适所说的“国际形势好转”，并不是一句空话，汪精卫出走的几天前，美国给了中国第一笔援助，也就是金额为2500万美元的“桐油贷款”。
　　既无人响应，汪精卫只能改变计划，向日方提出：在沦陷区组织政府。他赤手空拳，带着几个幕僚，除了空名外，别无实力，自然无法同日本讨价还价。汪方为免落一个傀儡的名声，希望新政权各部门不要任用日籍职员，但最终“日本派遣所要之顾问于中央政府，以协力于新建设，特别强调结合地带及其他特定地带之重要机关，配置顾问职员”。原本最让汪心动的有关撤军时间的承诺，变为“现驻华北及长江下游之军队，当继续驻屯至治安确立时为止”。
　　1939年12月签订的“日汪密约”，包括《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及其三个附件，名义上遵循日本此前宣布的一切原则，但实际加上了更多额外条款。用后来脱离汪精卫集团的陶希圣的话说，密约将中国“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下至矿产，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皆“毫无遗漏地由日本持有或控制”。
　　以至陈公博看过密约，对影佐祯昭说，这“简直是日本要控制中国”。影佐回答：“在目前不能说日本没有这个意思。”据说汪听了陈公博的汇报后，愤然表示：“我们偏不使日本控制中国！”汪精卫此时骑虎难下，即使后悔，也已经来不及了。从此，汪精卫的立场与行事，不再是“和”，而是“降”了。
　　日本人为汪精卫做傀儡而可惜
　　汪精卫最终上了贼船，与日本一步步释放的“善意”息息相关。只是日本国内对战争前途莫衷一是，甚至在“诱汪”的同时，也没有停止与蒋介石的接触。孙中山的“老朋友”头山满、萱野长知、小川平吉等即一度代表日本政府，主持与重庆的谈判。
　　1939年5月，今井武夫将汪精卫准备在南京建立新政权的消息报告日本政府，东京极为犹疑。外务省此时给出的意见是，鉴于重庆方面抗日意志坚定，“如果不愿蹉跎岁月，坐失时机，则目前我国对华政策的唯一道路，就是以汪为中心迅速建立作为新中央政府母体的占领区统一政权”，使中国的“战争变为内乱”。经过商议，各方同意了由汪组建政权的计划。
　　但正如上文说的那样，日本对于中国沦陷区这个新“中央政府”，并没有兑现事先承诺的那些条件。参与“诱汪”的几个核心人物，今井武夫、影佐祯昭、犬养健、西义显在回忆录中，都表示了对汪精卫的歉疚。
　　西义显在《日华“和平工作”秘史》中将汪精卫比作孙中山，称蒋、汪所持的“抗战救国”与“和平建国”，都是“孙文思想的发展”。汪精卫只有“思想力量”可堪依靠，这“是先驱革命家所必备的，也是其始祖孙文所具有的特殊的能力”，他“把孙文这个特征继承下来，并变成自己的特征”。
　　西义显又说，汪精卫不幸被“日本的僚属政府及军阀”当成“俘虏”，“缚其手，踩住其脚，然后让他快跑，飞翔。这样搞法，即使是再伟大的革命家，也将一筹莫展。而我当时却不知道日本领导者愚蠢到如此程度，仍在四处奔走，帮助汪兆铭脱离重庆，以致造成他的悲剧&&如今，对于已故的汪兆铭真不知如何谢罪才好。”
　　所谓“汪日密约”的内容真的超出了他们的预计。影佐祯昭对犬养健说：密约“恬不知耻、蛮横无理的地方竟达八处之多，这就难以实现和平。汪先生也得向中国国民承认自己无能”。今井武夫更直接，他说那“不过是赤裸裸地暴露了帝国主义设想的要求而已”，“在日本军占领区内的南京建立国民政府，这就堕落成为所谓傀儡政权，与以前的临时、维新两政府没有什么区别了”。
　　经过一年多的谈判，与汪精卫预期完全不同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头山满等也看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他不会像汪那样，接受苛刻的条件，只是将谈判作为一种拖延战术。头山满愤怒地说，“他终究是傻瓜。对应该提携的日本反戈，以致难免自灭。他现在做最后的挣扎了。”只能“于兹期待继承孙文遗志的汪精卫的新国民政府活动”。从此孙中山在日本留下的人脉，全部转向了汪精卫。
　　汪精卫冒天下之大不韪，做了四年有名无实的“国府主席”。1944年10月，他在病中口授《最后的心情》一文，要求死后二十年发表。当时日本败局已定，故此文内容基本是自辩。他自称议和组府，意在“为沦陷区人民获得若干生存条件之保障”，“即将来战事敉平，兆铭等负责将沦陷区交还政府”。言而总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汪精卫已不再心系于和议，只是不知道，他是否曾为当初的判断失误而后悔？
　　（参考资料：《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 《审讯汪伪汉奸笔录》 《周佛海日记》 《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判资料选编》 《惊弦：汪精卫的政治生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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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客观的角度看，汪精卫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我们都认为汪精卫是汉奸，汪精卫是叛国贼，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汪精卫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人吗？对中国近代史有研究的请告诉我答案，但请不要为了刷分乱给答案，谢谢合作！
我有更好的答案
仅供参考 希望对你有帮助汪精卫一生前段部分，年少时满腔热血，以推翻腐败的满清为己志，行刺摄政王载沣。
　　孙中山逝世后，西山会议派试图在国民党内除去共产党的势力，后来蒋中正武力清党，欲彻底铲除共产党人，汪精卫却坚持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和平路线，造成了宁汉分裂。而当共产党人开始武装反抗之际，汪精卫亦即当机立断进行扫荡。由这些作为，有一些人认为显示汪精卫有某种「尚和平，顾大局」的思想哲学；亦有人认为，这显示了汪精卫的善变性格。
　　从辛亥革命的英雄，变成了遗臭万年的汉奸，变化如此之大。有人为他辩护，说他是认可委屈自己，保全大局；更多的意见是年青时的满腔热血，不能保证以后他不会为个人权力而牺牲整个国家利益。
　　正面评价
　　 汪主席 　汪精卫的正面评价主要来自于...
中国经常有这样一种怪现象，提到某个人的名字是妇孺皆知，但问起该人的生平和
事迹时，却又是鲜为人知。汪精卫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物。汪精卫在中国可以说
是家喻户晓的大汉奸，可是大家对汪精卫的“卖国事迹”却是一问三不知。这也是
中国历史教育的一大特色；只告诉大家他是坏人，却又不告诉大家他作过什么坏事。
好在中国学生头脑比较简单，不喜欢刨根究底，所以历史老师还不至遇到太大的麻
汪精卫在中国是一个完全被否定的人物，甚至被认为是中国人的耻辱。因此现在的
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把汪精卫从辛亥革命和国民党的历史中完全抹杀，只是抗日战
争的历史中实在无法抹杀汪精卫的存在，才简单地提到了汪精卫和他的维新政府。
这种出于主观愿望而随意修改历史的作法，使中国人对历史产生了...
我认为无论如何 ，他都是个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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