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微博】乌克兰总统跪祭数百万人饿死的“大饥荒”_快乐的文盲村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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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微博】乌克兰总统跪祭数百万人饿死的“大饥荒”
@内蒙古维权反腐1//@作家应台: //@浔阳访客:偶觉得有些人没道歉就一直转下去，不会过时，内门说呢？@小岳婉晴【总统跪祭数百万人饿死的“大饥荒”】外媒报11月22日，现任总统波罗申科携夫人当众跪下，祭奠在30年代共产党制造的“种族灭绝”中所死去的数百万人。此次活动是乌克兰多年来第一次国家出面公开纪念这场悲剧。苏联的极权主义导致这些人死亡。共产党现在已经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开坑了！本人新手，刚过...
我要买一麻袋馒头去学校...
我吃了那么多还是饿
那贴吧里有我这样的德赫...
右区进攻议会，至少一人...
和平的乌克兰民主
据NBC报道，美国总统奥...
今天塞尔维亚总统来公司...
梦里醉了谁//@素馨芬芳_40872: 背信弃义！//@梦里醉了谁: //@清塘2011: //@梦里醉了谁: //@黄光德说: 打左灯，向右转，把恶魔当菩萨供奉，是社会乱象之源。 //@乡校:万物都是在制约中生存，一旦失衡，必然倾覆。政治体制尤为如此。//@山高路远N: 背离人民、欺骗和坑害人民，终究@梦里醉了谁：的解体不是因为经济停滞，更不是外部对抗被拖垮，而是因为“我们道德沦丧，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是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官僚集团所有的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尼古拉.雷日科夫；苏联前总理》转发 300评论 22711月28日 08:01 来自 百度浏览器
梦里醉了谁//@白俊华baijh: //@梦里醉了谁: //@闲人闲心闲语: 只有限制权力，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才能让所有的权力规范运行，阳光操作，互相制衡，才能有效消除“一把手”的腐败。——@梦里醉了谁：
现行社会体制下的中国从国家整体上看没有任何出自国家的力量可以阻止国家元首做任何事；从局部上看没有任何地方力量可以阻止地方一把手做任何事；从微观上看，没有任何出自政府部门的力量可以阻止该部门一把手做任何事。所以在中国发生任何事都不奇怪，这是当今中国最大隐患。—— ñ190转发 1444评论 140赞4410月15日 08:53 来自 百度浏览器
美国政府一再告诫他的国民：如果你认为你的国家正在犯错误而不及时指出来，你就是对国家的犯罪！美国的政治理念是：政府和国家只能做多数公民认为正确的事情，否则就是渎职或犯罪。政府官员是纳税人花钱豢养的公仆，尽职尽责和服务民众是它的本份，没有歌颂赞扬的必要；如果渎职或滥用职权，民众就有义务揭露出来。
@-天下微评【网言】：虽然，我们早就知道你们一直就是这么干的，而且这才是你们真正的光荣传统，这也才是你们的完美人生！但是，当我终于从你们的喉舌证实这条信息时，仍然难掩心中的鄙视，以后少给老子扯反美的犊子！
一个牧师的墓志铭 ：二战期间一个叫马汀·尼莫拉的牧师 在被杀之前写下的墓志铭：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党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将此墓志铭送给处于麻木社会的麻木人们，有人以为无视和冷漠就可使自己在纷乱的社会中求得生存的余地，然而冷漠和无视不仅仅最终无法换来生存，反而会招致更快的灭亡。因为对手在消灭了所有人之后，下一个目标就将是我们……图片来自：
红岩《狱中八条》为啥没有早日向公众公示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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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兴趣而生，贴吧更懂你。&或[转载]美国人为什么比其他国家的人更慷慨？美国的慈善与基督教信仰
基督教并不把个人的财富看做是福报，而是认为金钱财富都是上帝委托自己管理的，并不永远属于自己，除了自己生活基本所需，将来应该归还上帝---全部捐出去。因此穷人不会羡慕富人，富人也不会鄙视穷人。对于基督徒而言，做善事是荣耀上帝，并不期求回报，而是爱神及爱人如己的体现。《圣经·使徒行传20：35》“当记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最近几年美国人捐款的数字是：1991年，美国人捐出1,108亿美元；1992年，增加到1,243亿美元；1996年，则上升到1,507亿美元；1999年是1,380亿美元；2000年增至2,030亿美元。即使在美国经济衰退、科技股票缩水70％的情况下（54％的美国人拥有股票），2001年美国人的捐款额仍高达2,120亿美元（80％是个人捐的，70％来自普通人）2005年，全美私人捐赠总额为2603亿美元，以当年美国境内总人口2.964亿计算，人均捐款878.20美元，在全球属于领先水平。而2005年中国全部私人捐赠仅相当于人均0.2美元。中国人均GDP与美国相差38倍，但是中国人均慈善捐款和美国相差7300倍。而且中国慈善捐款总数中，大约75％来自国外，10％来自平民百姓，只有15％来自国内的富人阶层。中国人均慈善捐款数额仅是美国人均慈善捐款数额的1/5500。统计显示，进入2010年以来，美国每年近3000亿美元捐款中，15%来自企业和大机构，85%来自私人捐款，而私人捐款中约七成来自普通民众。2007年为例，美国民间慈善捐赠总额为3064亿美元
也最为典型的地区, 被誉为包揽人们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 形成于战后初期,
六七十年代,
社会保障进一步扩大和完善。
西方国家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开始形成于本世纪初,德国是欧洲历史上最早实行疾病保险的国家。德国也是“俾斯麦式”社会保险的发源地。尤其是在经历了史无前例的三十年代大危机后。单纯依靠家庭和社会团体,
无力解决严重的失业和贫穷困境,
需要中央政府复负起社会保障的责任。三十年代瑞典等北欧国家独树一帜的社会福利保障政策已得到充分的发展。1935年8月14日美国罗斯福总统颁布的美国社会保障法,标志滞后于西欧的美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初步建立,
它包括社会保险、公共援助、社会服务、老年伤残保险、医疗补助和孕、残儿童补助等六个方面,
对于西欧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产生影响。1941年8月14日的&&大西洋宪章&&,
使用了社会保障一词。11944年美国第26届全国劳工大会&&费城宣言&&,
正式使用了社会保障的提法。
19911,10819921,24319961,50719991,38020002,030705420012,1208070
对比中美个人捐款的情况。2005年，美国公民私人捐赠总额2603亿美元，美国境内总人口为2亿9千640万，人均捐款878.20美元，而2005年中国全部私人捐赠仅17亿元，人口13亿，人均也就1点3元人民币，相当于0.16美元。
而且中国慈善捐款总数中，大约75％来自国外，10％来自平民百姓，只有15％来自国内的富人阶层。中国人均慈善捐款数额仅是美国人均慈善捐款数额的1/5500。
如果说中国的富人在慈善捐款方面兴趣不高，比起美国企业家来，中国企业就更是“铁公鸡”。据中国官方媒体公布的数字，中国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慈善捐赠活动！
根据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克英向记者提供的数位：目前中国工商登记注册的企业超过了1000万家，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足10万家，也就是说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加过捐助！
美国成功的企业家功成名就之后大手笔慈善捐献，绝对不是个别现象。英代尔的创办人，还有零售业巨头沃尔马公司创办人华顿家族等，每年都有数亿美元的捐款。石油大亨洛克菲勒的慈善基金会至今都在发挥重要的作用。
美国各地的许许多多公共图书馆，都是用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的捐款建立起来的。卡内基早年生活贫困，依靠顽强打拼，挣得亿万家产，但他认为，自己的所有财富都是来自社会，因此这些财富必须回归社会，才是正道。
卡内基有这样一句名言：一个人死的时候如果拥有巨额财富，那就是一种耻辱。
美国是一个崇尚个人奋斗的国家。很多通过艰苦创业而积累了大量财富的美国企业家都和卡内基一样，认为把巨额财富传给后代不但不道德，而且不明智。他们知道，富家子弟容易养成挥金如土、逍遥度日的不良习气，金钱不但不会给子女带来幸福，反而可能造成伤害。
比尔.盖茨公开表示，他不会给子女留下很多钱，因为这对他们没有好处。巴菲特也曾说过，他不相信王朝世袭式的财富。他表示，只要给子女留下足够的生活费用就可以了。
美国慈善活动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欧洲的基督教教会。基督教教义中的“普世”思想使教会把扶贫济穷视为己任，经常举行捐款等慈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美国的慈善文化主要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富人只是社会财富的管理者。也就是说，就法律意义而言，个人财富属于私人所有，但在道德和价值观的层面上，超过生活基本需求的财富应当属于社会。
一般来说，美国人对生活抱着务实和进取的态度，一方面舍得消费，同时也很少铺张浪费。他们对社会有着普遍的责任感，把慈善捐助看做一种义务、权利和精神寄托。可以说，美国人是一边赚钱，一边通过慈善捐款来回报社会。不但富人是这样，普通民众也是这样。
美国《世界日报》评论说：“慷慨捐献，是美国亿万富翁的一种不成文传统，一种成功企业家必备的素质，一种有钱人得到社会认同的标准，一种具有终极诱惑力的精神风范。”
捐款已经成为美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在美国，你可以聚敛财富，但必须回馈社会。美国孩子们从小就为各种事情捐钱，他们认为帮助有需要的人是理所应当的。美国人非常强调个人主义，强调个人奋斗和竞争、淘汰；另一方面，又非常具有公益精神，这是美国社会越来越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国慈善基金的透明度很高。税法规定它们每年要向税务局作报告，陈述它们做了哪些项目，花多少钱，资产是多少。因此它们每年都有年鉴，在网上也可以查到，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去查账。
从事慈善事业回馈社会的良善也是互相传染和影响的。据美国媒体报导，巴菲特的举动，就受到美国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的影响。美国第一富豪，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在此前一个星期宣布急流勇退，辞去微软公司总裁的职务，专心从事慈善事业。
美国《慈善纪事》杂志估计，沃伦？巴菲特这笔捐赠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慈善行动，其捐赠将被用来战胜人类的疾病和促进教育事业。《三藩市纪事报》报导说，巴菲特的捐赠，有助于人类研制防止爱滋病疫苗的科研工作。盖茨表示他希望人类能够攻克爱滋病以及其他二十几种人类疾病的防治难关。
不让钱潮淹子女
为什么美国富豪不把财富传给自己的孩子呢？美国是一个年青的国家，崇尚个人奋斗打天下，不像其他一些国家尊崇世袭的爵位和财富。很多通过艰苦创业而成功的美国企业家不相信财富可以传代。他们知道，由于富家子弟在钞票堆中长大，一辈子不愁吃喝，无忧无虑，容易养成挥金如土、逍遥度日的不良习气。金钱不但不会给孩子带来幸福，反而有可能对孩子带来伤害。
巴菲特和盖茨都相信“再富不能富孩子”的教育原则，宁愿将钱捐献给社会也不愿多给钱让孩子去挥霍。盖茨曾经说过：“当你有了1亿美元的时候，你就明白钱不过是一种符号，简直毫无意义。”
盖茨对社会如此慷慨大方，然而对子女则“吝啬”。盖茨曾经公开宣布：“我不会给我的继承人留下很多钱，因为我认为这对他们没有好处。”
巴菲特也对世袭财富的概念不屑一顾。他说：“我从来不相信王朝世袭式的财富。”中国俗语中把那些出身豪门不务正业的富家子弟称之为“纨挎子弟”，而巴菲特则把那些从小生长在富裕环境的人比喻是“幸运精子俱乐部的成员”(members
of the lucky sperm club)。
巴菲特在回答记者有关为什么不把资产留给孩子的问题时说，他相信财富来源于社会，最后也要回馈给社会。他说，他已经给孩子留下足够的生活费用了。
慈善是一种社会事业，是需要信仰的。中国人的传统就是为子女赚钱。中国是一个“国家”。“国家”就是家、国不分，这是我们几千年的政治传统。中国历来都是官商不分的。中国的富豪绝大多数都是依仗或者借助政府的公共权力，而发家致富的。中国富豪之所以搞不了慈善，其原因是一目了然的：中国富豪们的财富是“取之于权力，用之于权力”的。没有权力的一声令下，财富就只能藏在自己的口袋之中。只要权力为你安排一下，就可以让你从赤贫变成暴富，而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同样，权力也可以让某些人巨大的财富在一夜之间蒸发得一干二净。中国从来没有真正自治的社会组织，所以，即使那些比较幸运到赚了一些钱的民营企业家好不容易想搞一点社会捐赠活动，往往也是出师无名的，这个国家历来就有清理富人中的出头鸟的传统，弄不好，可能会背上“扰乱社会秩序”或者其它的罪名。作为普通中国人，我们也很清楚地知道，如果没有政府或自己的单位组织，我们很少搞什么社会捐赠活动。几乎每个中国人的捐赠行为都是“逼捐”的结果。所以，中国没有真正的社会慈善活动，而只有国家的、政府的“慈善”。但就算国家有什么“希望工程”之类的东西，中国每年的捐助数量也是相当有限的。以2007年为例，美国民间慈善捐赠总额为3064亿美元，中国则为223.16亿元（折合约为30.53亿美元），美国捐赠总额是中国的100倍，而人均捐款金额则是中国的436倍。
到底是什么力量使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强国？表面看，是繁荣的经济，和强大军力，但实际上，支撑它的是一种文明价值，或者说是一种美国精神在释放能量，它的核心是「自由」和「人道」。
只要细心观察美国社会，几乎每天都可以感受到这种精神的力量。例如，捐献，就是体现它的一个方面。
美国人的捐献几乎是天文数字，每年捐献的钱，相当於丹麦、挪威、沙特．阿拉伯这类国家的一年的生产总值。
1991年，美国人捐出1168亿美元。1992年，增加到1243亿美元。到1996年，则上升到1507亿美元。这个数字是当年土耳其的全年生产总值，并相当於中国的全部外汇存底。而这仅仅是美国人一年捐出的钱。
美国人的捐献像是在进行一场冠军赛，七十年代，数额最大的捐献来自「家庭用具公司（Home
Depot）总裁，是1500万；到了八十年代，是商业大亨郎埃圳（Eugene
Lang），捐出3000万；九十年代，CNN总裁特纳（Ted
Turner）一鸣惊人，捐给联合国10亿美元。他总共才有30亿美元资产，捐出了三分之一。
在20世纪结束前，美国的捐款冠军是微软总裁盖茨，他曾一次捐了20亿美元，把美国所有中学图书馆的电脑更新。
●多数捐款来自普通人
初看到这些捐献报导时，我以为美国的千万捐款都是出自这些亿万富翁或名牌大公司，但我错了。据统计，美国一年千亿美元的捐款，80％是个人捐的，70％来自普通人。
在特纳宣布捐出10亿美元之後不久，83岁的黑人遗孀斯考特（I.
Scott），走进旧金山市区她经常看病的医生办公室，递上1000美元的支票，捐给这个医生主持的「学生基金」。斯考特每月领取的养老金等才是851美元，这1000美元，是她省吃俭用四年的积蓄。
1997年12月，美国中部的哈堤斯柏哥（Hattiesburg）镇经营洗衣店的麦卡提夫人（Oseola
McCarty），把一生劳作积攒的15万美元捐给了南密西西比大学，建立了「黑人学生基金」。
在这之前一个月，新泽西州萨莫威力（Somervilie）镇的居民包叶尔（Eleanor
Boyer）中了「六合彩」，金额达1100万美元。这位从没结婚的72岁老人，总是准时到教会，但这次她迟到了，教友以为她中了头奖，不会再来教会。但弥撒开始20分钟後她蹒姗走进教堂，解释说她的老旧汽车半路抛锚，送去车行修理。随後宣布，她把六和彩的奖金，一半捐给教会，另一半捐给当地救火志愿队和救急队。她连辆新车都没买。
两个星期前，纽约曼哈顿的一位厨师中了六和彩，金额创了记录，达一亿美元。这位厨师表示，他会把相当部份捐给他家附近的三家中学。报上说，他和妻子住在曼哈顿上区的公寓，月租是589美元。这个钱数在曼哈顿只能租到极简陋的公寓，可见他们相当不富有，但中了彩，仍想到公益事业。
日《时代》周刊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在被问道中了「六和彩」怎样花这笔钱时，92％的人回答，将与亲属和朋友分享（而不是独用），有33％的人回答，要把大部份金额捐给慈善事业。
●打破国界的捐赠
但绝大多数的美国捐款，既不是来自大富翁，也不是来自六和彩中奖者，而是来自千千万万的普通人的每月几元、几十元的固定小额捐款。
柏瑞德默小姐（Pridmore）每个月给一个环保组织捐五美元，她25年前去Galapagos岛旅游过，从那时起就一直定期捐款给「生态平衡基金」。她说「捐献是我和世界的联络渠道。」
碰上灾难性事件，美国人捐款更是踊跃。像几年前的俄克拉荷马州联邦大楼被炸事件发生时，加州矽谷的一位26岁的金融分析师葛洛斯捐出了他一年的薪水53,874元零8分，他所在的公司老板也捐出相同数额。全公司几乎人人捐款，金额达到100多万。全国各地捐款、物品和要求献血电话之多，使当地赈济机构无法承受。「美国红十字会」收到的捐款太多，以至游说捐款者把钱捐到其他项目上。
像特纳捐给联合国10亿美元一样，美国人并不是都把钱捐给自己国家，而是捐给了世界各地需要的人。海地的饥民，索马里的灾民，波士尼亚和科索沃的难民，还有台湾的地震，中国的洪水┅┅都是美国人捐赠的对象。去年春天，在我住的公寓大院里，就有为科索沃难民捐献物品的标牌，旁边堆著大小箱子的衣物、用品等。
以1996年为例，那一年平均每户美国人捐出了1017美元，等於平均每户把一年全部收入的2.1％捐了出来。
●遗产不给子女，捐社会
纽约一位研究捐献的心理分析学家说，事实上，是否捐献，和人的经济条件没有必然关系，有的人富得流油，但就是一毛不拔。很多美国人捐献，因为他们有一种回馈社会的意识，并认为很多事不应该由政府管，而是应该交给社会，实现大社会，小政府。
例如，美式教育就是一例。美国的主要名牌大学都是私营的，靠捐款运转。像哈佛、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等长春藤名校，每年的预算都达几千万美元，绝大部份来自各界捐款，其中很大部份来自该校毕业的学生。这些私营大学的校长，一半以上的时间用於募捐，由於预算额度大，捐款额超过一百万的人，校长才能亲自接见。
中国人的观念是，人死了，财富要留给儿女、亲属，但美国人则有不同。1986年，居住波士顿的81岁的史坦利．纽伯格去世时，立下遗嘱，把全部560万美元的财产捐给美国政府。这位犹太老人当年为逃避纳粹来到美国。他的妻子已去世，有三名成年子女，但没有获得任何遗产。虽然对於年度预算高达一兆五千亿元的美国政府来说，500万美元只够政府维持运作两分钟，但纽伯格在遗嘱中说，「我感激能够生活在这个伟大的国家。」
1994年，89岁的著名出版家唐纳．米勒死後留下高达9000万美元的财产。在他的遗嘱中，除了留给妻子100万之外，全部捐给了慈善基金会。而对三名成年子女，则未留分文。他说，「我已栽培他们，他们目前的境遇都不错。」
正是这种无私的捐献精神，不仅使小政府、大社会的美国模式成为可能，而且支撑起让世人羡慕的精神文明。
●联合国靠美国养活
中共政府的宣传上，总是谴责美国在世界各地推行霸权，但事实上美国每年向全球各地捐助大量金钱。仅从1992年到1998年，就捐助了巴尔干国家17亿美元，还有卢旺达、索马里、北伊拉克地区、海地等，捐助额高达31亿美元。
联合国仅1999年资助的国家就有13个，包括巴尔干国家、苏丹、索马里、安哥拉、阿富汗、刚果、乌干达、坦桑尼亚等，年度援助金达15亿美元，被援助人口达四千万。而联合国运作经费的三分之一来自美国。
中共的报纸总是指责美国拖欠应交联合国的分摊经费，但却从不报导为什麽美国拒绝交付。真实情况是，从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美国一直在担负联合国所有花销的33％。而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就有五个。
美国国会提出把美国分摊的费用减到25％，并要求联合国改革庞大的官僚机构，但没有得到积极回响，这才导致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可林顿政府向联合国交费。即使减到四分之一，也是相当大的比重，因为毕竟联合国有187个成员国。凭什么美国要担负三分之一的费用呢？当美国管事的时候，那些像中国一样不交钱的第三世界国家们就大喊大叫「美国霸权」，而故意遗忘美国向联合国交了多少钱，向全世界捐了多少钱。而实际上美国又占领了哪个国家呢？在世界任何地方需要援助的时候，北京从来都是鸦雀无声。当流氓国家做恶的时候，总是有中共的影子在後面。北京曾经给臭名昭著的南斯拉夫种族清洗政权提供了一亿美元援助。
●贡献时间：另一种捐献
美国人不仅捐献金钱，更捐献时间。义工，即提供义务服务，早已是美国一个普遍现象。例如，在1993年的「国际海岸清洁日」，全美有22万义工，在几千里海岸线和河边，清扫掉2400吨垃圾。1996年纽约「清洁日」，有7000名「义工」，在全市300个公园和公共设施清理垃圾。
1993年冬天，旧金山北部小镇帕塔鲁马（Petaluma）12岁的女孩克拉斯（Polly
Klass）失踪，成为全美大新闻。那个小镇民众自发地成立了「寻找中心」，义务人员上千人。我看到报上的消息时，脑子里闪过的念头是，这都是些家庭主妇等闲散人员，才有时间做「雷锋」。
很巧，正好那年的「感恩节」，我去那个小镇参加一个会议，在那里得知，这个小镇全部居民才4600人，而参加寻找小女孩的义工有1500多人，其中绝大部份不是家庭主妇，而有的是餐馆老板，把餐馆暂时停业；有的是公司职员，提前休了积攒的假期，还有工人，请了事假。他们印制了300万份「寻人启事」分发到全美各地的图书馆、加油站、旅馆，教会等公共场所；还建立电脑网站，通过全国联网查询；并几百人一组，在附近山里过筛式寻找。
1995年7月初，来美国康州麦迪逊镇参加「残障人运动会」的尼泊尔运动员马利（Mali）溺水失踪。当地有上千名居民，手拉手组成人墙，在海岸边水里进行过滤式筛找。
我不知道有多少美国人知道尼泊尔这个喜马拉雅山下的小国，但美国人看重的是这个失踪者属於整体的「人类」。强烈的人类「同类意识」和「生命意识」，促使他们自发地去救人。
●物质丰富，才能有精神文明
几年前「金色冒险号」运载的近300名中国人偷渡进美被捕获，大部份关押在宾州约克镇的监狱。当地的美国人社区，马上成立了营救这些偷渡者的组织，为他们募款请律师，捐赠衣物和中国食品（他们吃不惯监狱的美国饭），还定期到监狱里教他们学英文。我曾去监狱采访那些偷渡者，发现这些来自福建乡下的农民连中国话都表达不清，真得佩服那些美国人的耐心。
那些营救者还每周在监狱对面的马路边举办一次烛光祈祷会。我去采访的时候，正碰上他们在祈祷，当时气温起码有摄氏零下20多度，我这个黑龙江出生的东北人都很难坚持住，而祈祷者中还有70多岁的老夫妇。这个祈祷活动共坚持了182次，整整3年半，直到那些难民获释为至。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能够这样虔诚、持久地做一件无私利人的事。
中国人向来强调，中国物质贫乏，但精神富有。西方人物质丰富，但精神空虚。但事实证明，真正的精神文明一定建立在高度的物质文明基础上。今天，美国人向全世界的捐献更证明了这一点。
（注：文中事例和数字取自《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载香港《开放》月刊2000年2月号）
中国人并非不可能有信仰，我们的社会流行权力崇拜教与商品拜物教。它们比宗教迷狂还厉害！
其实，中国人的信仰是多元的。至少有很多很多人信仰孔子的圣人理论，或者，老子的“道法自然”，等等。当然，还有7000多万人信仰马克思主义。
不过，我这样说，已经犯了中国人最容易犯的、几乎与生俱来的毛病，即，我们没有意识到“信仰”本身是一个外来语。中国传统的、本土的汉字汉语所反映的汉思维是没有“信仰”这个维度的。这就像中国人所用的“哲学”一词，同样是舶来品。我们今天谈什么“中国哲学”、“中国人的信仰”，其实都是在求助于西方。
所以，我又认同“中国人没有信仰”的说法。上面的那些名为“信仰”的东西，实则是“迷信”而已。不过，我并不认同“中国人不可能拥有信仰”的说法，实际上，很多中国人一旦走出大陆，他就不得不寻找到某种信仰，例如宗教，例如自由、民主等等普世价值。
我的意思是说：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中国的大陆人是不可能有“信仰”的！即使你想拥有“信仰”，也不过是一个无法实现或实践的“理想”。“信仰”对于我们，只能是一个空中楼阁！尽管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学习“仰望星空”，然而，结果总是一样的：我们的头顶上阴霾密布。
如果以“信仰”这个舶来品从西方输入中国作为分水岭，我们不难发现：在输入之前，中国人没有信仰；在输入之后，中国人无法信仰。这就是说，一些中国人所孜孜以求的“信仰”，既无文化传统的支撑，亦无政治现实的基础。所以，中国人的“信仰”只能处于一种期待着的未来状态，你不可能将它落到实处！谈“信仰”，顶多只是理想主义。
那颗施予的果子——美国慈善基金制度的信仰源流
编者按：对于基督的门徒而言，慈善不是可做可不做的事情，而是爱神及爱人如己的体现，跟是否可承受神的国息息相关（太25:34－36）。本期“文化透视”关注基督徒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包括对欧洲和北美建立现代慈善体系的回顾，也有对目前中国处境的思考。愿这里的分享可以帮助我们在神的爱中结出更多良善的果实，愿主的慈爱和能力透过我们照亮、温暖他愿意得着的每一个生命。
早在“五月花”号登陆北美之时，慈善的理念和做法即随之传到了这片新大陆上......
与美国其他方面的精神资源、典章制度一样，美国公益事业的思想传统可以追根溯源至欧洲，尤其是英国。
在中世纪英国，每一座教堂、修院都有责任收容乞丐、救助老弱病残，安排有劳动力的流浪者自救。这种扶弱济贫传统的思想根源在圣经教导中多处可见：比如，“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利19:10）；“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箴22:9）；使徒保罗也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然而，在彼时政教合一的英国社会，教会成为慈善行为的中介和组织者，甚至有权劝说或强迫辖区内有产者捐款济贫。对于有产权贵阶层而言，捐赠类似于对教会尽义务，具体救助则由教会实施。
及至16世纪，英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都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和震荡。英国王室与罗马教廷决裂，没收了大量修院土地，其中包括慈善医院和其他设施。新的城乡中产阶级的兴起、教派之间以及王室与教会之间的争执，都使得原来的慈善事业体系难以为继。
1601年，在工业化所逐渐拉大的贫富差距下，英女王伊丽莎白下令颁布了《济贫法》和《英格兰慈善用途法规》，要求有产者以税收救济贫困，并参与监管。上述法规的实施，在实际上启动了调节税收制、慈善事业世俗化、援助对象社会化以及有效的管理监督机制，因此被视为现代公益事业的先声。
由《伊丽莎白法规》开始，17世纪中期新的慈善事业在英国大规模展开，适逢英国人向美国大规模移民之时，这一新兴事物也就随着早期的殖民者移植到美国，然而，又并非全部照搬英国的做法。在美国，捐赠不再是强制性的，政府监督也远弱于英国。
作为英国的殖民地，这片新大陆当时处于多难之秋：欧洲新移民与当地印第安人的战争造成的伤残人、孤儿、寡母和两次经济危机造成流离失所的人群大批涌来，还有各种传染病流行。英国殖民政府就应对这些问题所做的准备远远不足，对私人慈善事业的需求急剧增加。
移民必须依靠自治来满足教育、社会服务、公共安全等需求。由于很多移民是来自英国或法国饱受信仰压制的清教徒，他们在新大陆最先建立的自治机构就是教会。教会则很快承担起提供学校教育、公共保健等服务职能。今日美国公益机构无孔不入的渗透性和强大影响力即发端于这些在早期扮演着重要角色的自治教会。
我们如今耳熟能详的“慈善”一词，英文中同义的有“charity”和“philanthropy”两个词，前者的原意正是基督之爱，后者由两个拉丁字根“phil”和“anthropy”组成，意思是“爱人类”，引申下去就是促进人类的福祉。在美国，表示慈善用得最广泛的是“charity”，不难见出福音对美国早期慈善思想的深刻影响。
慈善事业的起因是贫富不均，慈善行为缓解这种不均所带来的痛苦（包括个人的和社会的），但却不是均贫富。早期的一批慈善事业倡导者，对于社会的“贫富不均”现象本身并不反对。
美利坚文明的开拓者，“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领袖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
）认为，人群中有富人有穷人是上帝的旨意，神创造了富人，不是为了让他们自己享福，而是为了体现造物主的光荣，并且是为了人类的共同福祉；因此，穷人不应妒忌比他们生活优越的人，富人也不应漠视穷人，生活条件的不同应该使他们更加互相需要，关系更密切。
半个世纪以后出现的英国贵族叛逆者，贵格会（又称“教友派”）教徒威廉·宾同样认为贫富不均乃天经地义，他像清教徒一样鼓励勤俭致富，同时强调财富必须用于造福社会，认为所有恶行中最坏的是守财奴。在他看来，“给予”本身就是一种享乐，是最好的自娱方式。
比以上两人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出身于牧师和教育世家的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
），他认为行善首先是对上帝的义务，倡导对人进行物质帮助和拯救灵魂同样重要。他特别强调捐出去的钱要使用得当，主要是为接受者创造工作的机会，而不是培养懒汉。此后这一直是美国所有公益事业的原则，也是它与一般救灾济贫的不同之处。
另一位先驱是富兰克林。他承认在思想上曾受马瑟的影响，但发展出更为世俗化和便于推行的观点。他倡导富人以财富做好事进而用知识服务于大众（他本人是个发明家，但不要专利，无偿贡献出自己的发明）；认为单纯的施舍会加深贫困化，强调对穷人“做好事”之道不在于使他们在贫困中过得舒服一些，而是要引导他们走出贫困。
自富兰克林开始，美国世俗的公益思想趋于成熟和系统化，他摸索出了适合于美国人心理的一套“志愿”服务社会的原则和付诸实践的途径。他提出的口号“促进人类幸福”、“提高普遍的知识水平”后来被写进了许多基金会的宗旨，他举办的事业和活动模式也成为后来公益事业的滥觞。
当然，富兰克林在当时并非特立独行。美国独立前的30年中发生了史称宗教“大觉醒”的运动，许多基督教的教义得到重新阐释和发扬。慈善公益事业也随之自然得到发展。与富兰克林同时代的一些传教士把布道与募款结合起来，将慈善捐赠由主要是上层人士的行为推广为全社会的群众互助。
这一时期孤儿院、残疾人救济院、各种流浪人员的收容所、劳教所以及互济会等纷纷成立。机制多种多样，有教会的、世俗的、个人的、团体的，还有私人与政府合作资助的，“一人有难，众人相帮”蔚然成风。
现代基金会理念成型
美国慈善事业发展史上的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就是基金会的大规模兴起。
19世纪的欧洲、俄罗斯和美国已经开始有少数名目不等的私人基金会。但是基金会成为一种完备的制度，且数量众多、规模空前和影响巨大，确实是20世纪美国的独特现象。它对美国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无法估量。有论者称：“美国重要的文化项目，无论大小，鲜有不直接或间接与基金会的哲学思想或影响有关的。”此话毫不夸张，而且美国基金会的影响超越国界而遍及全世界。
20世纪20年代，随着巨大的财富聚集在少数私人手里，并且远远超过家庭的消费能力，美国基金会的发展进入新阶段，其标志在于出现了一批组织完善的现代化大基金会。
这类基金会参照大企业的组织和管理方式，设立董事会、任命负责人，视需要设立办事部门。董事会视情况的变化，调整基金会的工作纲领和捐赠重点。
这类基金会的诞生，从结构到管理、监督理念，无不深受当年“自治教会”的影响。美国的创立者们当年设立自治教会时有意避免教会受利益集团或政府的控制。从新教改革的动荡中诞生的大多数新教教派，包括长老会、路德宗、卫理公会、浸礼会、清教徒、贵格会等，都在教会中果断地设立了独立的公理会结构，由此为美国公益机构管理的独立和性质的自由多样奠定了基础。
在美国，成立基金会程序相对简单。可在联邦国会、州议会或地方政府注册。当地捐赠者一般在当地注册，或根据目标意愿跨州注册。
申请注册基金会时，必须提交章程。该章程将存入州务卿或有关领导机构办公室的档案。一经审查批准，基金会就合法成立。章程一旦立案，很难修改，因此文本大多比较具有原则性。每个基金会的具体细则都另有“附加法”，“附加法”的修改权在基金会本身，只需向政府备案即可。
在注册手续完成后，基金会不会自动享受免税待遇，需正式向国税局有关部门申请批准。这一申请要在一年以后提出。除原章程外，需交出全年的详细财政报表和工作报告，以证明实际运作与宗旨相符，经审查后予以批准，才开始享受免税待遇。
20世纪美国最早的私人基金会是拉塞尔·塞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以下简称塞奇基金会），成立于1907年。基金会第一任董事长塞奇夫人是虔诚的基督徒，她主持第一次董事会会议以祷告开始，为基金会选的格言也是引自圣经的一句经文：“这些事你们即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太25:34—40)
而美国最早的社区基金会则成立于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肇因是克利夫兰的基督教会领导层决心把教会活动与一般慈善活动分开，于1911年建立“大克利夫兰教会联合会”协调各教会的慈善募捐活动。克利夫兰商会则于1913年带头成立了“慈善与公益事业联合会”，监管本地区非宗教性的公益活动，并从事必要的集资，强调专业性和企业化管理，而不是宗教献身精神。在这一背景下，1914年成立的“克利夫兰社区基金会”，成为了社区基金会的鼻祖和榜样。各地很快效法，社区基金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起来。
基金会一般会以捐款人信函的方式，充分说明捐款人的意图。这并非法律所需，而是对基金会宗旨的进一步阐述。例如，塞奇夫人在捐款信函中除表示对基金会董事会的运作不予干涉，不加限制外，特别说明授权董事会可以用不超过1/4的资本金进行年收入不低于3%的投资。这一规定是很有远见的，因为此后许多基金会都将遇到自身的收入问题，大多采取了类似的政策。
“做好神赐财富的管家和忠仆”的基督教思想在事实上滋养了基金会的运营智慧。与企业一样，基金会的决策权利机构是董事会。最初一届董事的产生多半就是注册人，也就是捐款人和他的家人或极少数亲密朋友，通常包括一名法律顾问和一名财务实际负责人。一般初建时捐款人或其家人在董事会中掌握实权较多，过了几代以后，大的基金会的各部门实际负责人与董事会日益分离，其中只有个别是董事会成员。董事会每年只开一次或是两次会议听取会长报告，批准下年预算以及做出一些重大决定。譬如卡耐基、洛克菲勒、罗森瓦尔德、福特、凯特琳等基金会都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大的基金会除一般行政班子外，有几类专业人才是必需的；熟悉税法者，以保证基金会在税法上不出问题；金融或投资专家，负责经营投资；另外，视基金会的工作重点，还应有各类专业“项目管理”人员。也就是说，一部分人是赚钱的，确保基金会财源不断，一部分是花钱的，其职责是使钱用得恰当。
源自“自治教会”的独立精神辐射到美国所有的公民机构，随着公民社会的壮大，基金会是否独立越来越成为衡量其运营健康的标准之一。基金会的捐款人与其企业的关系往往成为美国公众和政府所关心的问题。
直到20世纪70年代，许多大基金会与其“老板”的企业关系还很密切。例如，196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8.62亿美元资产中的5.53亿美元投到6家石油公司，其中45%属于洛克菲勒持股的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杜克基金会的5.96亿美元中的4.76亿美元投在杜克发电公司。霍华德·休斯把霍华德飞机公司的5亿美元资金给了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自己成为唯一的董事，这样既对基金会保持了控制，又免除了税金，同时又享受从事慈善事业的满足感。一度，美国最大的50家基金会中半数都受制于某一家与捐款人有关的公司股票。
有鉴于此，1969年的美国税法要求基金会分散投资，同时给出一个缓冲时间，以免相关股票大跌。以1979年为限期，此后一家基金会在任何一家公司持股不得超过20%。此外，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复杂的法律规定，使得基金会的捐赠方或者创办人、主要经理人不对基金会享有过度的财务权利。
另一个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是宗教慈善机构是否能得到政府资助。最早挑起慈善行为去宗教化的是费城富商兼银行家吉拉德（Stephen
Girard）。他于1831年逝世，根据其遗嘱将价值700万美元的遗产全部捐给费城，为白人贫穷子弟及孤儿建立一所学校，并规定任何教派的传教士不得进入学校，以便保持孤儿们“纯洁的头脑”不受宗教教派冲突的影响。此事引起许多反对意见，其合法继承人向法院起诉，认为他无权这样做，特别是传教士不能进学校的条款违反了慈善事业的本意。但1844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其遗嘱合法有效，从此使得现代基金会实施援助行为趋向去宗教化。
美国联邦政府按惯例用于社会公益服务的钱约占预算的6%，绝对数字相当可观。根据政教分离的原则，这笔钱只能提供给非宗教组织，其中有许多是自由派的，例如女权主义、拥护堕胎的组织等等。2001年小布什就任后在施政纲领中提出，他将支持各种宗教组织向联邦政府申请社会服务活动的经费。尽管这一法律对宗教“慈善”活动与宗教“宣教”活动在字面上作了区分，但事实上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
据《波士顿环球报》报道，在年的财政年度期间，基督教组织以津贴及拨款合同的形式接受了美国联邦社会公益资助金98.3％的份额。由帕特·罗伯逊创立的基督教慈善团体Operation
Blessing是联邦资助金最大的接受者之一。Operation
Blessing散发到美国国内外的救济食物袋子上都印着圣经的诗歌。基督教扶贫组织Food for the
Hungry，是另一个联邦资助金的主要接受者，资助中学生学习圣经是作为它在肯尼亚的儿童发展计划的一部分，在过去的七年中曾帮助肯尼亚一个村庄的所有村民归信基督教。
然而，一些自由派人士和反宗教基金会对此多有指摘。
尽管美国普遍价值观中浸淫了基督教精神，但是具体对待教会在世俗社会中的地位的态度却是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分界线之一。美国慈善事业也体现了不同社会思潮的斗争，现代基金会的主流基本上代表了改良自由派的思想，也影响着全世界。因而，慈善这颗施予人的果子，当今仍在“授人以鱼”，或充其量“授人以渔”，然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真正由信仰浇灌的慈善仍在救济之外努力给困苦穷乏中的人传递福音。
许多人谈起美国的金融危机，总掩不住一丝喜悦，对「帝国即将殞落」这事件尤其飘飘然，虽不知为何而飘、何以而然，就是飘然。这种嘴脸我在卡崔娜颶风看过，那种躬逢其境的飘然快感。美国毁灭我没话说，我在那边没爹娘、没绿卡，有眼不识欧巴马，但我觉得人想办法挖点道义出来，总对祖先有所交代，尤其对落难的「朋友」；于是我想起热爱而学广识博的媒体名嘴，凡事很清高、讲话好脱俗，最喜欢对普罗观众奉上一句：「大家不要只从『美国观点』看世界」，原因很复杂，但总的意思就是我们比较笨、他比较聪明，因为他没有美国观点，而有另一种观点。但吃喝拉撒总要选一件，跟爹随娘总要做个决，有些事情，跟聪明和笨都无关，我始终认为，无论什么观点，总有一个普世「标准」，应该放诸四海皆准：但我比较在意的是，这是你「相信什么」，选择什么「生活方式」，和决定后子后孙的「道德价值」感，这是填饱肚子，仍有余力追马子的事。
善恶相对论？
但无论什麼观念、思想、妄想，牵涉到或正义、或公益、或使命、或关於家庭伦理、或关於人群关系；但无论任何价值，一个稳定的生命，及做為人的基本自尊。试想，如果SARS与梅毒带来生命威胁，闯红灯、酒醉驾车也会有性命危险，餵妈妈吃砒霜不可以，那对人类皆一体适用的，比方吃腐肉会落屎、大太阳穿棉袄会中暑，而人不应该餵妈妈吃砒霜，阿拉伯人、美国人、哥斯大黎加人都一样，只要是人，都能同感喜怒哀乐，无关种族文化、宗教；例如在公开场合当眾脱你裤子下来，你觉得羞辱，那你就不应该在任何地方、让任何人的屁股露出来。
一名十四岁少女被强暴，村子裡的长老引用教义，判处她鞭刑，最后少女被活活打死；二○○八年五名女子拒绝家族安排的婚姻，被亲人诱拐到山区毒打，最后被活埋，但当地国会议员公开声称，这只是古老习俗；在某地方，只要家族中的女性被怀疑有不贞的行為，不管她是否被迫，家人随时可以逼她自杀、或动用私刑将她杀害，执行「光荣罪」；一个化名Nedjma的女生写书，自述十六岁时被妈妈和阿姨们用布条五花大绑，為的是让男人顺利行房；有些地方的市场贩卖人肉，来源大多来自刚下葬的尸体、或遭人绑架杀死的儿童；有的国家的黑道靠著绑架、勒索、强姦与谋杀等恐怖手段，统治全国之四十以上的人民。如果说以上这些不过处理掉几个女人的家务事不需掛齿，那伊拉克以毒气攻击、屠杀十八万名异族人呢？如果说这是种族战争，司空见惯，那利比亚总统用战斗机轰炸自己同胞和妇女呢？当虐猫的新闻惹得全国义愤填膺，何以肤色种族和血缘的会造成距离？我们该不该，為了维护基本价值而破门干涉？当北韩人都快饿死光光，谋杀和绑架只為吃对方的肉，而政府军队还在展示大型核武和飞弹，那我们应不应该「进场」抢救，基於一点点人道理由？非洲死伤数十万的部落战争呢？拉丁美洲的军阀和难民呢？索马利亚海盗呢？输出全世界百分之八十毒品的哥伦比亚毒梟？一九四二年的南京大屠杀？传说中的网友这麼厉害，对公干「中指萧」「是否哥」、不让座的「干譙妹」特别有一套，怎可眼睁睁看他们濒死，不来个人肉搜索？
身体的痛苦和自尊的剥离，无庸置疑可以客观分析，「事实」不是什麼「价值观」，也不分什麼美国观点、海边观点、饭后、睡前或文化观点，大家不必假惺惺。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不能靠西市买鞍韉，北市买长鞭，菲律宾买小枪可以解决，那麼全世界唯一肯干的、有种出兵的、家裡小孩死不完、已经恶名昭彰不差这一条的，也只剩美国了。除此之外，最不差的，就是你一整套的道貌岸然，一整捆的宗教文化，一肩膀的悲天悯人，好整以暇坐在沙发指东说西，侃侃殖民、霸权、扩张、帝国、阶级、文明衝突，说你的「善恶相对论」。
普京骂美国寄生虫
趁势，俄罗斯总理普京出来大力嘲骂，说美国债台高筑，是世界经济的「寄生虫」。骂的好！寄生虫。但我要问问普丁你是谁呢？俄国又算什麼？俄国从古到今，对全人类有什麼贡献？普丁，前KGB特务头，扶植这麼多靠贪污和剥夺掘起的俄国暴富，譬如石油大亨阿布拉莫维奇以五亿多美元在伦敦买下全世界最贵豪宅，打造一艘五百五十英迟全世界最长私人游艇，他和其他俄罗斯富豪，彼此竞赛在奢侈挥霍和及时享乐上，在国外购买整排地產，买下伦敦一半豪宅，蒐集昂贵的别墅、名车、飞机、美女、保镖、仆役和园丁。
岂止俄罗斯呢？印度首富安巴尼在孟买市区花了三百多亿元，在贫民窟中间盖了一间二十七层楼的豪宅，附有停机坪、电影院、游泳池，只供他和三名子女居住，僕役六百，这一辈子没捐过一毛钱给别人。我不是说捐钱多伟大，但美国就有这么多傻子，捐款比例世界第一：美国人从洛克斐勒、卡内基、福特，到CNN创始人泰德特纳开始捐出全部财产，变成一项传统了，比尔盖兹和巴菲特已经各自捐助三百八十亿和四百四十亿美金，除了承诺死后一毛不留，并要求美国其他富豪在一定的期限内也至少捐出总财產的百分之五十，有四十位美国家族响应，预计数额六千亿美金。但其实据《Forbe》杂誌公布的慈善榜，美国富豪近几年捐赠给各种慈善组织已达两千多亿美元，还不论供给其他科学或医疗健康机构研究赞助。同样的号召，在欧洲不仅冷淡，尤其是比较起那些从来瞧不起美国人的法国人和德国人：历年调查，法国和德国人平均慈善捐款数目是美国人的四分之一和七分之一；约翰霍浦金斯大学的跨国问卷显示，德国只有百分之十三、法国百分之十九，愿意捐钱给公益，美国却遥遥领先将近百分之五十，而最新的世界首富墨西哥电信大王斯利姆可是拒绝捐钱给任何慈善机构。你愿不愿意捨弃、无条件地放弃、不可惜地抛弃原本在自己身上、或可以留给后代子孙的这些财产，这是我认为验证品格和价值的重要角度。从这个角度检验国内的企业家，谁够看呢？王永庆留下的两、三千亿财产变成儿女贪婪的争产，令人蒙羞；而平白继承几百亿的儿子，听说每天在找人配他当副总统，再次令人蒙羞。
台湾不干，美国人干
二战诺曼第登陆，死的是美国士兵，救的是欧洲在纳粹下的子民；美国在中国遭受日本侵略时，援助军资、实际派出空军和海军并肩作战，结束五亿中国人颠沛流离、没有一分鐘安寧的苦难──如果你有像梁肃戎或齐邦媛他们亲身经歷过。后来的菲律宾战争、韩战，被笑成傻瓜的越战，到中东战争，美国牺牲（或你要说活该呢？）自己数百万青年子弟生命，你说都是為了石油、為了帝国殖民、為了争夺政治资源、為了控制地区经脉，而完全没有基於一点点道义成分，一点点正义公理？我实在不大相信。二战之后超过一百个国家受到美国经济援助，一九四七年，美国的欧洲复兴计画投注了一百二十五亿美元，从此振兴欧洲的工业发展。
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年，美援金额占台湾进口金额的百分之四十，占同期间台湾投资毛额的百分之三十八。你说美国有野心，要建立反共围堵阵线或巩固美国的东亚防线，但事实上，美援让不少家庭吃饱、学童穿暖，有教科书、有鞋穿。提供技术协助成立化工、炼钢、石油厂，以及电力、港口、通讯等基础设施，和许多大学院校和研究机构。靠美援，使得五○年代初期的通货膨胀、物资柜乏、物价暴涨没有摧毁台湾。台湾人如无丝毫感激，也不必视如寇讎；我们喝美国奶水长大是事实，但台湾生活改善也不假，歷史不容涂抹，「中美合作」的麵粉袋内裤，乃最活生生的见证。
你嘲笑的，还有一大批又傻又天真的美国人。居住台湾六十年的彭蒙惠，二十二岁就离开美国，到战乱的中国，再流亡台湾，从此定居这裡让英文教育从无到有；神父潘传理二十六岁到台湾，致力救济贫困，五十年不支薪水；游仁德在台三十五年，靠著募款在竹山天主堂创设玫瑰啟能训练中心，提供多重障碍、极重度身心障碍青年照顾与生活技能训练；嘉义市本篤会修道乐毂龃戳⒌募彝ダ滞旁诠露骸⒁皆汉桶惭阂逦裱莩觯靡衾治屡矶嗬先豕驴啵耸咚晔辈∈旁谔ㄍ迨ヂ矶ㄒ皆骸Ｕ庑┒际敲拦耍退歉傻暮檬隆；褂懈嘁换未蟀氡沧釉谔ㄍ宓拿拦耍隽税俜种攀盘ㄍ遄约喝瞬蛔龅氖拢且皆骸⒌交南缙来邮乱搅啤⒋ッ生疮长脓的皮肤。大家现在汕笑的美国，也是他们的祖国。
反美最时髦
又怎麼样，反正左派是浪潮、反美是时髦。你说：美国人口只占全球百分之五，但消耗全球百分之二十的能源（最近被中国超过，国际能源总署IEA资料），吃掉全球百分之十五的肉，是全球公敌。我说，你再憎恨美国，道德上瞧不起美国，但同样的，你可知道美国人只占全球百分之五，但產值占全球百分之四十三，科技产品占百分之四十，研究和发展占百分之五十，他们一九六四年发明通讯卫星、一九六九年发明网路、一九七一年发明个人电脑、一九七三年发明行动电话、一九九九年发明Google、二○○四年发明Facebook，现代的通讯技术几乎都是美国人发明，而你今天可以轻易用这些科技打败美国。不只，我还要告诉你，美国每年出版书籍都在二十万种以上，发明与散布新的科学、经济、文化、创意、艺术和社会的思想，无可计数，他们这麼干，是要交朋友还是培养敌人呢？
这是哪一种神经病？
任何国家的衰亡都可供凭弔，但如何伟大却更值得书写。两次大战，美国成為欧洲难民收容所，来了爱因斯坦、费曼、冯纽曼、海耶克这些伟大科学家；美国也接受泰国苗族难民约十三万人，住在明尼苏达州（二○○三年资料），同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措施，允许大量北朝鲜人申请难民身分，移居美国；而二○○七年美国接受来自非洲坦尚尼亚八千多名浦隆地难民，让他们到亚特兰大定居。过去六十年美国变成世界难民收容所，当他们在入境美国港口时，会在女神雕像看到"Give
me your tired, your poor, Your huddled masses yearning to breathe
free."「世界各地被压迫而疲惫的人们，这裡有自由的空气」一段文字，请问全世界除了美国，哪个国家会这麼干？每年全球有十万留学生跑到美国，享受美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他们也经常在毕业当天立刻返回本国服务，包括多少现在在中国各机构位居要职的海归派。对比在台湾的外国人，入学难、居住难、移民难，连找份工作都困难，大家不如闭闭嘴，让我安静十分钟。美国快垮了，但在八月五号他们还发射朱诺号太空船，说要探索木星，旅费三百二十亿，这是哪一种神经病呢？
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信仰”的本土资源
如果以“信仰”这个舶来品从西方输入中国作为分水岭，我们不难发现：在输入之前，中国人没有信仰；在输入之后，中国人无法信仰。这就是说，一些中国人所孜孜以求的“信仰”，既无文化传统的支撑，亦无政治现实的基础。所以，中国人的“信仰”只能处于一种期待着的未来状态，你不可能将它落到实处！谈“信仰”，顶多只是理想主义。
一种文化要确立一种信仰体系，不可能是无中生有的事情。信仰需要特定的文化基因，并且，这个基因不是死的，而是活的，是可以新陈代谢的。它必须具备能够自我复制和“突变”、进化的自在自为的能力。没有这种基因的文化，其信仰体系就会无法做到“适者生存”。所以，在人类历史上，很多信仰都消亡了，或者没有必要继续存在，或者引而不发，只能是一种空想。
这也就是说，信仰是人类的存在方式，它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经常说“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实际上，科学、民主，还有信仰，都是西方的特例。（我并不反对将佛教、伊斯兰教归为信仰，然而，这些宗教比起基督教来说，较少“进化”，并且，在“普世性”方面较弱。）
西方文化是一种“进化”的文化。它能够兼容任何适合人类生存的不同文化基因，将它们化为己有。这是西方文化之所以强大的根本原因。西方文化兼具理性与信仰这两个相辅相成的基本组成部分。它又被称为是“两希文化”，即古希腊文化和希伯来—基督教文化。要知道，在西方文化的源头上看，“两希文化”是很不一样的东西。（而文化考古又让我们知道，“两希文化”的源头在东方。）
为什么西方文化能够吸纳任何人类文明中的合理因子？原因是：不一样的“两希文化”在“超越性”方面却是一样的！所以，它们又能相互吸收、融合在一起，并且，随着历史共同演进。超越性，是西方文明的坚硬内核，是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古希腊文化追求“最普遍者”，是“存在学”，关乎理性。希伯来—基督教文化追求“至高者”，是“神学”，关乎信仰。两者都是一种“超越”。
从学科上看就是，只有西方，才发展出了“神学”与“存在学”这两门形而上学的学科。而从根本上说，形而上学的超越途径是与“普遍化”的方法联系在一起的。根据胡塞尔所作的区分，“普遍化”有两种方式，即“总体化”与“形式化”。“总体化”是实证科学（经验科学）的基本方法，而“形式化”则是形式科学的基本方法。
神学的超越方式是“实存—总体化”。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将神学理解为一种“实证科学”。而存在学的超越方式是“本质—形式化”。海德格尔断言：“我们西方的各种语言乃是形而上学思维的语言，（只是）各具不同的方式而已。”由此，超越性的形而上学构成了西方思维的形式化特征。
反观中国，我们的思维方式都是大而化之、大而无当的。美国哲学家安乐哲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根本就缺失“超越性”之维度，汉语言思维没有明确的“超越”意识。我国学者孙周兴认为：“正是由于受到过于强烈的实践目的和功效的限制，此外就是汉语本身的特性，中国文化没有形成欧洲式的超越性的形式化思维。”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超越性的思维方式，所以，它不断退化和溃败。中国人的信仰一直定格于夏商周以来的祖宗崇拜和权力崇拜上，这些崇拜说到底是偶像崇拜，是文明不开化下的迷信产物。时至今日，它们异化为商品拜物教与权力拜物教。所以，中国在精神上，几千年仍未出世。
不过，仍然有很多人不甘心，他们发誓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中国人有宗教信仰”的本土资源。就像北大法学院院长苏力大人企图在中国找到法治的本土资源一样，台湾学者龚鹏程在《文化符号学：中国社会的肌理与文化法则》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欲明中国，须知五教：儒、道、释、文、侠。”实际上，在我看来，这所谓的“五教”，都是围绕着权力和偶像来开展的。包括中国特色的佛教，至少在一般人的眼中，不过是一种私人化的偶像崇拜。
将权力神化（实际上是巫术化、偶像化），就是中国最根本的信仰体系。这是一种不具备进化能力的信仰体系，是一种原始崇拜，所以，在现代社会面前，它必然是反人类、反文明的。关于这一点，黑格尔可谓慧眼独具，他曾经说过：“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政治专制国家。（……）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中国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信仰”？
对于当今中国的文化溃败、戾气盛行的社会乱象，一些有良知的内地知识分子似乎找到了一条信仰的救赎之路。他们认为，首先要有信仰，然后才能具备社会进步的动力。显然，他们中的很多人及其读者们误解了信仰的真实含义。他们认为信仰就是宗教甚至只能是基督教。我个人认为，这也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
现在谈信仰问题，的确很重要。（因为我们必须、需要认识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所谓“信仰”都是错误的，即中国人没有真正的信仰。）然而，我们更应该清楚：在现阶段奢谈信仰，好比缘木求鱼，其结果是遁入空门。信仰是一种“果”，其“因”是历史、文化与社会。只有特定的历史形态，才能塑造信仰体系。所以，如果只求信仰的“果”，不求社会的“因”，我们就无法看到社会改良的必经之路。
信仰肯定不止是宗教信仰那么简单。一个人可以没有宗教信仰，但是，他不能没有信仰。在我看来，信仰就是对于人性、道德、普世价值之类的美好事物的相信。它超越于具体的物质生活，然而，它的根基却又是现实生活。尽管信仰如此超越，但它必须回到现实。否则，信仰就仍然是空中楼阁。所以，一个好的社会，一定是一个能够让信仰从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社会。为此，信仰需要社会制度的支持。
然而，不是所有的社会制度都会支持信仰。在这个时候，人们往往会寄希望于某种信仰体系，借助一种精神力量来引导人们进行斗争与反抗。在历史上，基督教在理论上的不断变革，正是通过反抗现实而进行的：反对种族压迫、反对君主专制、反对教会垄断、反对政教合一，等等。这些都是与权力面对面的斗争。所以，我并不主张中国人走“先有宗教信仰，再有权力批判”的弯路。我们应该直面现实，走“先有权力批判，再有信仰自由”的正途。例如，与大陆同一个文化祖宗的台湾，其民主之路所仰仗的，无非权力批判。（在权力批判问题上，美国社会是一个典范。美国政府一再告诫他的国民：如果你认为你的国家正在犯错误而不及时指出来，你就是对国家的犯罪！）
但是，中国人害怕权力批判，因为中国人迷信权力。尤其是对于政治权力的批判，中国人总是讳莫如深。这是中国落后于当今世界的总根源。中国人缺少的，其实岂止信仰这一种东西？例如，民主与科学，我们有吗？然而，我们没有必要走回头路，让西方文明走过的历史重演一遍。我们只需要将生命权力意识树立起来，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权力，政治权力就会变成无害的东西。此后，自由（包括宗教信仰自由）才有可能。这才是中国最现实的社会改良之路！如果只是谈论信仰，那么在信仰问题上，究竟信仰什么，我们又会陷入不必要的争论以及“统一思想”的误区。&
人活着，无非就是追求自由与幸福的一个过程。然而，只有通过现实的社会制度安排，信仰才能回到人间，而不是总是让它挂在遥不可及的星空中。所以，我们的信仰只能建立在“将权力关进笼子之内”这个共同的现实基础之上。中国人要有真正的信仰，这一点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绕开的。这是我参加工作、观察社会18年的结论。对此感受，不可能不强烈。一句话：惟有民主，才能打破权力迷信，才能树立道德信仰，才能再造未来中国！所以，我们最迫切的需要，就是着手建设一个民主社会，从现在开始！舍此，无它。一切皆可借用。
美国人为什么比其他国家的人更慷慨？
张维迎：市场的道德正义性自由是人类追求幸福的权利；个人幸福来自“获得的成功”；自由企业制度为每个人提供了平等的机会，让人们各尽所能获得成功，使人活得有尊严；自由企业制度也最有利于人类同情心的彰显。市场经济制度给普通人带来最大的幸福，因而是人类创造的最道德、最公平的制度。
自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国富论》以来，有关市场经济制度优劣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拥护者和批评者之间争论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市场拥护者主要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证明市场的优越性，把道德制高点留给了市场批评者。结果，给普通人留下的印象是：市场经济有利于生产效率和技术进步，但不利于公平分配和社会正义；市场竞争有利于富人和强者，不利于穷人和弱者；追逐利润有利于物质财富的增长，但导致贪婪和道德堕落。普通人似乎只能在物质主义右派与道德主义左派之间选择。　　
这样的印象当然是错误的。作为经济学家和美国企业研究所所长，阿瑟.布鲁克斯是自由市场制度的坚定捍卫者。他的新著《通往自由之路》的独特性在于，作者不是从效率的角度，而是从社会正义和道德的角度捍卫市场经济。作者认为，自由是人类追求幸福的权利；个人幸福来自“获得的成功”（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讲就是理性精神的指导下实现卓越）；自由企业制度为每个人提供了平等的机会，让人们各尽所能获得成功，使人活得有尊严；自由企业制度也最有利于人类同情心的彰显。市场经济制度给普通人带来最大的幸福，因而是人类创造的最道德、最公平的制度。　　
本书对自由市场制度优越性的论述不仅基于逻辑推理，更基于经验事实。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本书有关个人慈善行为的部分。美国是最市场化的国家，美国也是最慷慨的国家。美国每年的慈善捐款加起来大约3000亿美元，超过芬兰、葡萄牙、秘鲁等国的GDP，其中四分之三来自私人捐款，四分之一来自公司和私人基金会。70-80%的美国家庭每年都做慈善捐款，平均捐款额超过1000美元；50-60%的美国人每年都提供自愿者服务，平均接近50小时。以人均算，没有任何其他发达国家的慈善捐款和自愿者服务时间接近美国，更不用说发展中国家了。　　
美国人为什么比其他国家的人更慷慨？原因不仅仅因为美国人富有。富人确实给出更多的捐款，以捐款人的名字命名的众多公益基金会的存在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按占收入的比例计，美国工作的穷人的捐款比例高于富人和中产阶级。更重要的是，数据显示，慈善行为与人们的意识形态和对政府作用的信念高度相关。相信自由企业制度的人比相信大政府主义的人更慷慨，无论用捐款还是自愿者服务时间衡量都如此。以对收入分配的态度为例，1996年，不同意“政府有责任减少收入不平等”的人的平均慈善捐款4倍于持相反观点的人，这一差距与教育水平、收入、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因素无关。其他非货币形式的慈善也如此。平均而言，同意“政府有责任减少收入不平等”的人提供的自愿者服务远小于持相反观点的人。2002年的调查显示，与认为政府在社会福利上花钱太多的人相比，认为政府在社会福利上花钱太少的人更少愿意献血、更不愿意为陌生人指路、更不可能返还收银台多找的钱，也更不可能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品和金钱的帮助。这些大政府主义者在约会中也更可能不守时间。　　
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原因在于，主张大政府的人认为，帮助穷人是政府的责任，与自己无关；而相信自由市场的人认为，帮助穷人是每个人的责任。这表明，大政府主义者更可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更缺少亚当?斯密讲的同情心。这一点令人震惊，但真真切切。中国的观察也证明这一点。比如说，茅于轼教授是坚定的市场主义者，但在中国经济学家中，他也是做慈善活动最早、最多的经济学家。从创立农村小额贷款，到创建富平家政学校，再到创办乐平基金会，无不彰显这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爱心和同情心。他做慈善事业的口号是：赚穷人的钱，帮助穷人赚钱！赚穷人的钱意味着你必须满足穷人的需要，为穷人服务；帮助穷人赚钱意味着帮助他们成功，使穷人脱贫变富。　　
这本书是针对美国的背景写的，但对今天的中国具有更大的针对性。当今中国，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反市场的人总以道德高尚自居，使得大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更有市场。但观察表明，道德宣言不等于道德行为。凡是按照亚当?斯密的思想搞市场经济的国家，人的合作精神就高，道德水准就高；凡是不按照亚当-斯密的理念、不搞市场经济国家，人的合作精神就比较差，道德水准就比较低。比如中国和美国，就再显然不过。　　
理念决定现实。阿瑟.布鲁克斯《通往自由之路》一书，有助于澄清人们的一些认识误区，坚定我们市场化改革的信心。我相信，这本书值得所有人一读。　　
（本文是作者为阿瑟.布鲁克斯《通往自由之路》中文版所作的序言，发表于《读书》2013年第4期。）
中国的基金会离伟大有多远？
2013年初，中国红基会为了向优秀的同行学习，先后走访了福特、盖茨两大基金会的在华办事处和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联合会东亚办事处，通过交流学习，我们深切感受到中国基金会离这些世界伟大公益组织的距离还十分遥远！
现代公益基金会的创新
现代公益基金会作为人类财富第三次分配的一种伟大制度创新，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如同公司制度的创新导引工业革命、实现全球财富增长、将世界变成地球村一样，基金会制度的创新弥补了市场和政府的失灵，为人类财富更加公平分配、为现代公益慈善的繁荣提供了制度基础。
美国20世纪以来的基金会发展，引领了全球基金会发展，在这期间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基金会，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这些基金会不仅仅被誉为美国上个世纪社会渐进改良的三大力量之一，也是上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到今天这些基金会还在全球的文明进程和消除贫困、预防疾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基金会的发展已走过了31个年头，这个在国外更多被富人家族、财团所使用的散财制度，最初用于我国政府和社会团体吸纳社会资金弥补公共服务的不足。因此，用于改进儿童少年、妇女、残疾人福利的基金会如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先后成立，直到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出台后，以民营企业或国有企业捐赠为主的非公募基金会才出现，到2012年底中国基金会数量突破3000家。
在基金会数量增加的同时，一批优秀的基金会开始出现，如中国青基会、扶贫基金会、南都基金会等引领着中国基金会前行，而主管部门的年检、评估等加强监管措施，基金会行业组织如基金会中心网、中国民间组织促进会基金会分会等推出的行业自律行动、透明指数等，也在不断提升中国基金会的品质，使其管理水平与国际靠拢。但是比起国际上一些伟大的基金会，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需要追赶。
中国的基金会使命不够远大
目前，中国的基金会多以扶贫济困等形而下的授人以鱼慈善目标为主，而国际上著名基金会的使命更多定位于促进社会进步、消除贫困、自由平等这些人类终极关怀的使命，推动政府政策改良，探寻和消除人类贫困、社会不公的根源，支持更形而上的授人以渔的公益项目。日，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
)、盖茨基金会和霍华德·G·巴菲特基金会共同推出了一项突破性计划，旨在帮助整个发展中世界的贫困农民显著提高收入。
福特基金会的使命是为全世界有创新精神的人和组织提供资源，解决社会问题。其价值观是：我们崇尚人自身的尊严，寻求社会公正。因此其资助的主要领域是：寻求强化民主价值观，减少贫困和不公，促进国际合作和提高人类的成就。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则是本着众生平等的理念，致力于帮助所有人享受健康而高效的生活。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使命更加远大和好记：最初是“促进全人类的安康”，后调整为“在全世界造福人类”。如果你了解该基金会近百年在世界医疗、教育、科学、农业发展等方面的项目成效，了解该基金会上世纪对中国医疗卫生、教育事业和社会进步的促进，你会相信该基金会真正践行了其宗旨与使命。
再看中国一些基金会的宗旨，你能感觉到其间的差距。中国青基会的宗旨是：通过资助服务、利益表达和社会倡导，帮助青少年提高能力，改善青少年成长环境。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宗旨是：扶持贫困社区和人口改善生产条件、生活条件、健康条件并提高其素质和能力，实现脱贫致富和持续发展。中国红基会的宗旨定位虽较远大：“致力于改善人的生存和发展境况，保护人的生命与健康，促进世界和平与社会进步”，但不够凝炼和好记。
整体和个体实力差距巨大
盖茨基金会2011年度财报显示其资产总额为346亿美金，年度资助支出和费用总额达到49亿多美金，自成立以来累计资助发放总额达到261亿美元。福特基金会2011年底的资产总额为103亿美金，其在中国的年资助总额为1900多万美金。据王雯研究美国基金会的文章介绍，2006年“美国有各类公益基金会7.2477万家，总资产达6147亿美元”。而据中国基金会中心网统计，“截至2012年底，中国全国基金会总数达到2912家，总资产仅有604亿元人民币”。如按现行汇率折算，中国基金会的总资产仅为美国的1.5%，整体实力差距巨大。
另一方面，美国的大基金会基本上都是资助型基金会，以花钱为主，一般都把投资增值部门与资助部门严格区分，一个团队负责投资理财，一个负责公益资助。投资收益好的年份资助额会提高，差的年份则削减下一财年的资助计划。其运作可持续、可预算。负责开展公益项目的团队由于有充足的财力保障，完全可依据其使命来选择项目，既不像企业那样单一追求利润，也不像政府那样受制于选民倾向和国会，因此在一批有人类进步、社会改良理想的职业人士治理下，这些基金会的确在从事造福人类、改良世界的伟大使命。
中国的公募基金会大多是筹资运作型为主，既要筹资又要实施公益项目，年度筹资计划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是软预算，很多公益项目的实施取决于筹资进展。大多基金会的资产总额在百万元级，亿元级基金会不多，基金会投资理财由于缺少舆论和政策环境，还刚刚起步，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近年成立的少量非公募基金会虽具有一定实力，如一些大型央企设立的基金会、大学的基金会，捐资机构和捐赠人控制太强，理事会缺少独立性，又缺少专业人才运作，目前还未体现其活力和影响力。
中国基金会管理处于发展初级阶段
目前，福特、盖茨这些基金会已经形成理事会与管理层、决策权和执行权的分立，管理者与执行者责任明确、项目设立、执行和监督评估体系科学。而中国的公募基金会大多还依附于其主办机构，非公募基金会大多由其出资方控制，职业化还远未形成，管理和项目执行水平都处于初级阶段。
福特基金会和盖茨基金会在华机构均网罗了具有多年非政府组织工作经验、语言和业务素质极佳的职业化团队，其工作目标清晰，运作机制科学，其理事会是真正的最高权力机构，每年有明确的资助目标和精细的经费预算，办事处和每个项目官员的职责明晰，考评机制完备，激励和约束机制健全。盖茨基金会奉行用企业的科学管理做公益的理念，注重项目实施前的评估、过程中的考量、实施结果的评估，让公益资源的分配和使用更有效率。
近年来，中国的基金会在行业发展和管理水准上虽然已有所提升，一些优秀基金会在管理的科学化上也有了很大进步。但在治理结构、员工职业化、激励和约束制度建设、绩效考量、公开透明等方面与国际著名基金会仍存在很大差距。更不用说还有63%的合规性指标都不合格的那些基金会(据基金会中心网公布的数据)。
中国基金会离这些基金会差距的确还十分遥远，但近年来已经出现了好的苗头。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国民财富的增长，非公募基金会数量增长已经超过公募基金会，而且开始有数十亿人民币资产的非公募基金会出现，如河仁慈善基金会。还有上百亿捐赠的基金会正在酝酿，加上公益行业的自觉，与国外行业的交流学习，专业人才的培育和成长，中国伟大基金会孕育的土壤正在形成。可以确信：不久的将来，胸怀人类和全球的伟大基金会将在中国的非公募基金会中出现！
杜月笙怎么做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1947年，上海滩青帮大头目曾经亲自审定了一份履历表。在“担任职务”一栏中，一共列出了38份职务。其中，第三份就是“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按照现在的行政级别，算是“副部级”领导干部了。
一边是黑道大佬，一边是慈善组织——杜月笙是怎么担任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并且将“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发扬光大呢？
杜月笙是在中国红十字总会原副会长史量才被暗杀后，被推选为该会副会长（会长是蒋梦麟）。是为日。当选后，杜月笙的名次一直排列于另一位副会长刘鸿生之前。到1943年为止，杜月笙一共担任了12年副会长的职务。
其实，在担任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之前，杜月笙就以热心公益闻名于世。上海工商界都有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传统，而杜月笙更是积极投入。不但每次大灾之后都捐出大笔款项，更是为赈灾出谋划策。黄金荣办64岁大寿，收到贺礼大洋50288元。杜月笙提议将之作为慈善款项进行赈灾。
或许是因为小时候只读过5个月小学一年级，杜月笙对教育事业非常重视。1930年，杜月笙老家建了一所学校，学生读书费用全免。1931年7月，他又在法租界善钟路116号创办了私立正始中学，自任董事长，由自己的私人秘书陈群担任校长。他赞助学校常年经费，1933年6月他一次就捐给学校大洋20000元。
对于杜月笙的善举，蒋介石、汪精卫都曾亲笔题词称颂，蒋的题词是“乐善好施”，汪的题词是“仁民爱物”。据称，由于在慈善公益事业上的慷慨解囊，杜月笙这个曾经首屈一指的大富翁，在去世之时，身上只有10万元存款。另一个故事是，晚年，杜月笙拿出多年来别人写给他的各种欠条，付之一炬。
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中，杜月笙和史量才等人组织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在自己开的赌场内办公。杜月笙带头为坚持抗战的十九路军募捐，亲自开车运送食品到十九路军军部。抗战期间，杜月笙等他共募集了93万元捐款，不仅为前线军队提供了大量物资，还开办了65个收容所，收容了3万多难民。
蔡廷锴对杜月笙等人的义举感怀不已，他曾经表示，“35天血战，十九路军永远不会忘记一个人，这就是杜月笙先生。”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全面进攻上海。杜月笙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名义，联合各团体组织上海市救护委员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成立救护队、急救队、临时救护医院，收容救护受伤的抗日军民。除了上海，杜月笙还在松江、昆山、苏州、无锡、杭州、南京等地设立重伤医院。南京沦陷后，杜月笙来到汉口，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
据统计，至抗战结束，红十字会所救护的军民总数达260万人。这里面当然有红十字总会工作人员的卓越贡献，但其中杜月笙居功至伟。很多救护物资、车辆，都是在他的号召下募集到的。
除了募捐善款、救护伤员，“八一三事变”发生后，杜月笙还与戴笠共同创办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参加淞沪抗战。对了，这就是样板戏《沙家浜》中“忠义救国军”的前身。杜月笙捐了5000支快慢机手枪，还动员帮会成员入伍。当然，由于成立太过仓促，本身又缺乏训练，这支别动队在与日军作战时伤亡惨重。据事后统计，淞沪会战期间，别动队员共牺牲1500多人，受伤500余人。对此，杜月笙异常悲痛，哀悼那些为国捐躯的爱国青年。因为这支别动队里，很多就是他的徒子徒孙。
上海沦陷后，杜月笙拒绝了日本人的拉拢，率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理事室迁移香港。在香港，杜月笙继续主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工作，接受海外捐助的物资，将之源源不断地送到内地，支援抗日事业。1942年，杜月笙筹建了重庆医院，当时有床位300张，各科设备齐全，是当时最先进的战时后方医院，受到舆论的称赞。
此外，杜月笙还与戴笠合作，积极开展搜集情报及锄奸策反工作。据说，上海另一帮会头目张啸林投敌被暗杀，就是杜月笙指派人手所为。在杜月笙与戴笠共同策反下，汪伪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陶希圣和蒋介石特派员高宗武宣布脱离汪伪集团，并向世人公布“汪日密约”，堪称奇功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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