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胜印刷网-论中国雕版印刷史上的几个问题-图书
　您现在的位置：当前位置： >>
论中国雕版印刷史上的几个问题
论中国雕版印刷史上的几个问题
《当代中华印刷史文选》&&&&浏览次数：1
作者：李兴才
　　一、前 言
　　西谚说：印刷乃文明进步之母(Printing,the mother of progress!)。国父 孙中山先生曾在《实业计划》中指出：印刷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与食、衣、住、行同等重要；印刷是民生五大工业之一，尤其印刷术是由我中国首先发明，早已举世公认；凡是中国人，莫不引以为荣。兴才在大学院校教授印刷逾三十年，感受尤为深切。惟对于中外史家在中国印刷史上若干迄无定论的争议，却耿耿于怀。诸如：中国的印刷术是在何时发明？是由何人发明？中国的印刷术究竟是如何发明？中国在唐代以前有无雕版印刷？现在世间的最古印刷品，为何日本印的反比中国为早？欧洲印刷术受中国印刷术的影响如何？……？
　　研究印刷史，不仅是史学家的责任，也是印刷人的责任。兴才只是一名庸碌的印刷人，对史学文献之涉猎甚少，在史家之前班门弄斧，只以职业关系，对印刷专史颇有兴趣，爰经多年搜证与思索所得，就印刷人立场，效野人献曝而略述管见，希望能有片言只字可供史家为订正我中国印刷史之参考之处，则属荣幸之至。盖治史必先通史，治专史者，如果缺少该项专业知识，有时会不免隔膜一层，不易透澈；故若由专业人与史家配合，对澄清问题，或不无助益。
　　以下管窥之见，谬误难免，敬请高明长者有以教之，幸甚幸甚!
　　二、雕版印书起始的争论
　　雕版就是用雕刻方法制成的印刷版，或用雕刻方法制作印刷版的工作。雕版印刷是最早的一种印刷方式，从中国古代的树皮布印花饰，到隋、唐、宋、元、明、清的图文印刷，皆相习沿用，均属于雕版印刷类。到现在，除了版画家和印章之外，已无人作雕刻凸版。但在凹版印刷方面，如印制钞券的雕刻凹铜版、雕刻凹钢版，还是采用雕刻方法；不过，除了手工雕刻，也采用机械雕刻、电子雕刻、计算机程序雕刻、雷射雕刻相与配合表现①。
　　中外史学家，对中国印刷史长久争论不休，而且迄无定论的，要算雕版印刷起于何时的问题。因为文字结构形式的关系，中国人特别重视雕版印刷，欧洲人特别重视活字版印刷 。所以，宋代毕升发明了胶泥活字版印刷术，创意虽好，但以后的效用不彰，并未有损于雕版印刷的沿用。直到四百年之后，欧洲受中国发明印刷术的影响，德国人顾登堡（Johannes Gutenberg ）于公元1445年发明合金活字版，随着欧风东渐，活字版印刷术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逆流我国，才于清末民初之际，取代了中国的雕版印刷方式。
　　雕版印刷究竟起源于何时？史学家主要可分为两派：一派主张雕版印刷始自隋代。一派主张隋代尚无雕版印刷，而是始于唐。原因都是《历代三宝记》所引发。按隋朝费长房所著《历代三宝记》一书，收录经律论计六千二百三十五卷，其中有云：“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十二月八日，隋皇帝佛弟子姓名，……废像遗经，悉令雕撰 。”
　　明代陆深（公元）所著《河汾燕闲录》中首先引用《历代三宝记》说：“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此印书之始,又在冯瀛王（冯道,公元881～954）先矣 。”问题的症结就出在“印书之始”四字,以后常被明、清学者所引用。在陆深逝世后七年出生的胡应麟（公元）着《少石山房笔丛》中,就曾直接引用,并将“雕撰”改为“雕版”。不过,他的意思是：“余意隋世所雕，特浮图经录,盖六朝崇奉释教致然,未及概雕他籍也。唐中叶以后,始渐以其法雕刻诸书,至五代而行,至宋而盛。”并在最后作成结论说：“编综前论，则雕版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此余参酌诸家，确然可信者也 。”
　　清代阮葵生（公元）所著《茶余客话》中则说：“隋书，文帝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则隋唐已有刻印 。”阮葵生认为“雕撰”就是“刻印”。但他引《隋书》，实系《历代三宝记》之误。
　　清代张澍（公元）所著《蜀典》中则说：“考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此印书之始 。”与陆深的《河汾燕闲录》相同。
　　日本学者岛田翰（Shimada Kan）于1904年所著《古文旧书考》中也说：“陆深《河汾燕闲录》：元隋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版。信斯语也，则隋时已有雕版也 。”
　　民国七年（公元1918）孙毓修所著《中国雕版源流考》也引用《河汾燕闲录》的说法，只是他将“雕撰”改为“雕造”，并且认定我国在东汉时代就有了拓印。他说：“按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亦谓；隋代已有雕本，是我国雕版肇始于隋，而实张本于汉；灵帝时惩贿改漆书之弊，熹平四年命蔡邕写刻石经，树之洪都门，颁为定本；一时车马阗溢，摹写而归，则有颁诸天下，公诸同好之意，于雕版 事已近 。”
　　以上是主张雕版印刷始于隋的代表性说法。法国人俞琏（Stanislas Julien.）也写过一篇论文在1847年法国科学院宣读，欧洲学者也因而承认中国人在六世纪时已有雕版印刷。
　　认为雕版印刷是始于唐代的，则有以下一些代表性的学者：
　　宋代朱翌（公元）所著《猗觉寮杂记》中说：“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 。”
　　宋代王应麟（公元）所著《困学纪闻》中说：“国史艺文志，唐末益州，始有墨版 ”。
　　清代王士祯（公元）所著《居易录》中说：“陆文裕（陆深谥号）《燕闲录》云：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此印书之始。予详阅其文义，盖雕者乃像，撰者乃经；俨山（陆深字）连读之误耳 。”他认为雕的是像，撰的是经。
　　清代袁栋（公元）所著《书隐丛说》中说：“陆文裕谓始于隋文帝开皇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或谓：雕者乃像，撰者乃经也；非雕刻之始也 。”可能是引用王士祯的说法。
　　清末叶德辉（公元）所著《书林清话》中说:“‘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意谓:废像则重雕,遗经则重撰耳。”他又说：“阮吾生（阮葵生号）《茶余客话》，亦误以雕像为雕版，而岛田翰必欲附合陆（深）说，遂谓陆明人，逮见旧本，必以雕撰为雕版。不思经可雕版，废像亦可雕版乎 ？”他正式提出雕版技术的核心问题。“经”可以雕版，“像”何以不能雕版？稍后再为讨论。
　　民国十四年（1925），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卡特（Thomas F.Carter ）在其名著：《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中，也同意袁栋、王士祯、叶德辉等人的说法。但他为雕版印刷作结论时说：“因为技术的进展是渐进的，所以雕版印刷究竟始立何时？难于断言。……较为可能的时期是唐玄宗时代（公元712～756）。因为当时的中国，不论国力和文化，都发展至鼎盛 ”。
　　民国十七年（1928），向达所著《唐代刊书考》，也认为“雕者属像，撰者乃经”的解释正确 。
　　民国四十六年（1957），李书华着“唐代以前有无雕版印刷”一文说：“根据中外学者的研究结果，我们可以认定《废像遗经，悉令雕撰》，应当解释作《雕废像，撰遗经》。……总之，无论文献与实物，全找不出唐代以前已有雕版印刷的证据。除将来另有新发现外，我们现在可以作一结论，就是唐代以前未有雕版印刷 。”
　　除了以上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也有比较慎重的说法，摘如下：
　　日人桑原腾藏（S.Kuwabara）于一九二五年着“论卡特印刷起源于支那”一文中说：“撰、造、作既可通用,则陆深解“雕撰”为《雕造》，不无相当理由”。但他又说:“据此文即以为当时已雕造印行佛经,固失之太早；然谓为决未尝雕造印行佛经,亦未免武断 ”。
　　民国二十三年（1934），邓嗣禹着《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一文中说：“吾人一方面固不敢信费长房雕撰废像遗经之言，确认雕本始于隋之开皇十三年，然观六四五年归自印度之玄奘，每岁印施佛像，则亦不敢必其决非起源于隋也 ”。
　　民国七十三年（1984）,史梅岑着《印刷沿进与中华文化》中说：“书籍雕版，究起何时？有谓始自五代，有谓始自晚唐，亦有谓雕版始自隋代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盖雕版之始，必以雕字为先导。由甲骨而金石，由竹简而枣梓，相因相习，沿变蜕化，……累积多人之智慧技巧，雕刻木板，应运而生 ”。[next]
　　三、印刷术与印书的混淆
　　上述雕版印刷史的论争，原因就出在将印刷术与印书混为一谈，专门在文字上穿凿附会，添油加醋，自圆其说。主张唐代以前尚无雕版印刷的学者，也以史实中找不到印书的明确证据，也就误认为没有印刷的书籍，就是没有雕版印刷术的存在。包括时人李书华先生在内，都没有跳出此一陷阱。
　　其实,印刷并不等于印书。印刷的范围很广泛，印书只是印刷术中很小的一部分。古代的印符咒、印佛像、印经文、印告白，……都不是书。但是，符咒、佛像、经文、告白、……可能是书中的一页或一部分。简言之，将散页的印刷品一张一页地连缀或固定成册成本，就是书。我们绝不能说印刷的散页单张印刷品是书，更不能说不是书就不能称作印刷品，甚至说印刷散页单张印刷品的工作不是印刷术。
　　现代生活中接触到不可或缺的印刷品，像钞票、邮票、车票、支票、股票、信封、信笺、卡片、名片、请帖、广告、招贴、地图、报纸、杂志、单据、花色衣料、花饰壁纸、彩色磁砖、电路板、仪表板、……您能说它是书吗?当然不是。但您能说它不是印刷品吗?当然是印刷品。一位印刷技师，甚至一家规模不小的印刷工厂，对于以上所列举的印刷品，不是样样都能够印刷的。能印钞票的不会印电路版，能印报纸的也不会印钞票。
　　雕版印刷，是中国古代印刷方式的一种，如雕树皮布或树叶漏印花饰、雕陶土印花纹、雕石鼓或石碑拓印经文、雕木版印符咒或佛像、雕印章盖印纹、雕泥土为活字、雕铜版印会子（钞券）等等。也就是说，雕版印刷并不一定是指印书而言，更不可能刚开始发明雕版印刷的技术就用来印书，但不印书的雕版印刷术却绝对早已存在，不容抹煞。
　　像时人学者李书华先生的论文“唐代以前有无雕版印刷”之中,差不多全是讨论印书的问题，但李先生结论时却肯定地写出：“总之,无论文献与实物,全找不出唐代以前已有雕版印刷的证据，除将来另有新发现外，我们现在可以作一结论，就是唐代以前未有雕版印刷”。如果他的论文题目和结论,都把“印刷”改为“印书”,便是一篇很难推翻的论文。因为,说唐代以前没有印书的证据,所以肯定“唐代以前未有雕版印书”大体上是站得住的。但他说“唐代以前未有雕版印刷”那就有欠妥当了。理由请容下节详述。
　　上节曾说，最初陆深的原文，本来是“雕撰”；胡应麟引用之后，变成了“雕版”；阮葵生则认为“雕撰”就是“刻印”；到了孙毓修，又将“雕撰”改为“雕造”；所以桑原腾藏说：“撰、造、作、既可通用，则陆深等解‘雕撰’为‘雕造’，不无相当理由 ”。
　　也许，雕版印刷论争的导火线，是首由明代的陆深所引燃。他于《河汾燕闲录》中引用《历代三宝记》，在“悉令雕撰”之下，加上自己的按语；“此印书之始”五字。如果陆深只说是雕版印刷之始，而不专指印书而言，笔墨官司恐怕会少了很多。
　　凌纯声先生说得好：“印刷的技术，在新石器时代与印纹陶器同时的印刷树皮布花纹，早已存在了！近世学者所讨论的印刷发明，是雕版印书究始于何时的问题而已 ”可见，将“印刷始于何时”与“雕版印书始于何时”混为一谈，结果便是指驴为马，纠缠不清。[next]
　　四、中国印刷发明的源头
　　前述争论雕版印刷究竟是起始于隋或起始于唐的问题，其实是印书起始年代的争论，绝不是印刷术发明年代的争论，印刷术是早在隋唐以前很久很久就有了。笔者十分赞同凌纯声先生的宏论，他说：“以上研究的印文陶、陶印版、玺印陶文、模印砖瓦，可见印刷的发展，先印花纹进而再印文字。新石器时代的印文陶只印花纹，至战国已有陶印文字，秦汉时模印砖瓦文字盛行。故欲研究中国印刷术发明时期问题，在广义方面，应溯源至新石器时代的树皮布印花和印文陶印纹；至于狭义的印文字，则先秦时玺印陶文和砖瓦模印文字早开其端。
　　今之史学家谓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应在公元八世纪上半期。这只能说是印书于真纸的开始，不是印刷术发明的正确时期 ”。
　　的确，世人皆知印刷术乃中国人首先发明，但如追问：中国印刷术是何时发明？由何人发明？则无人能作肯定的答复，因为印刷术是经过长时期的孕育，结合无数先民的智慧，逐渐发展而成的 。
　　印字的意义有二，一是印章、一是印刷。“印”字不仅甲骨文有，印章在殷墟就有，而印纹陶器则在殷代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已有了 。在中国西北的是用毛笔在红底的陶器上绘画花纹，有黑色、白色……色的，故名“彩陶”。在中国东部沿海，用木锥在涂油的陶坯上刺刻花纹，烧成的陶器呈黑色，名为“黑陶”。中原地带及东南部则把花纹拍印在陶器表面，名为“拍纹陶”或“印陶”。印陶又分“绳印纹”、“加花印纹”、“加印印纹”三类 。
　　中国在秦始皇以前一千年已有印章，至周代，用玺已颇普遍。 《左传》哀公二十九年:“玺书追而与之”。《周礼》地官司徒:“货贿用玺节”。《吕氏春秋》:“固封玺”。汉代蔡邕着《独断》中说:“玺者印也,印者信也；古者尊卑共之”。除官印之外,平民百姓也有印章。《后汉书》卷十九：“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 ”。古代玺印皆以金、银、铜、犀、象为方寸玺，用于印布帛、印木、印陶、印泥。其中又以封泥印最为普遍。
　　凌纯声先生说：“古代印玺用于印布、印帛、印木、印陶、印泥，皆印刷之先河，盖玺之钤拓与雕版印刷，在技术上不过一间之差耳。至于模印瓦当与甓砖的花纹及文字，为雕版印泥，在技术上完全同于雕版印刷，其不同者，为所印之物一印泥一印纸而已 。”瓦当上的人物鸟兽花饰及文字，上自周秦，下迄魏晋，甚为盛行。
　　中国古代的斑文布,乃是印有文饰的树皮布、楮皮布、榖皮布，早在第三世纪已有文献著录,沈莹的《临海水土志》有云：“……夷州在临海东南（即今之台湾）……能作细布，亦作斑文布，刻画其内，有文章以为饰好也 。”即是在树皮布上用刻版印刷花纹，这种刻版印布的技术，一直保持到今天，像流行于东南亚的“蜡染”便是，可以说明中国的印刷术早已存在，所不同的是印花和印字之别而已。
　　汉时的湘西武陵蛮族，经唐而宋，犹未完全开化。南宋朱辅作《溪蛮丛笑》，记其奇风异俗有云：“或以五色间染布，名顺水斑。又模取铜鼓文，以蜡刻版印布，入靛缸渍染，名点蜡幔。”可见还保留有古代以树皮布印花的技术和风格。
　　美国卡特教授说:“在晋代末叶以前的印章，都是凹雕的阴文，当用朱砂印油在平面上捺盖时，就出现红底白字。到齐梁之际，有人创意凸雕成阳文，用朱砂印油捺盖出来的就是白底红字了。这种凸刻成阳文的反字，实在是印刷史上的重要且必需的转变 。”所以印章实在是雕版印刷的雏型，方法、程序和效果都相同。
　　中国的石刻文字，现存最早的是周秦时代的石鼓。秦始皇东巡，曾在邹泽，泰山、琅玡、之罘、碣石、会稽六地刻石纪功 。至于儒家，早在西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一年），王莽命甄丰摹古文易、书、诗、左传于石，刻成碑文。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蔡邕“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册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往取正焉。及碑既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 。”因在万头攒动的拥挤情况之下，摹写不易，遂有好事者创拓印之法 。惟拓印与盖印章不同，因在碑文字是正书刻成阴文，印章文字则不论刻成阴文或阳文，均是反书；拓印是在碑上覆盖纸张，再将印墨涂在纸上，盖印则是将印油涂于印章，再转压到纸上。
　　梁武帝于天监元年（公元502年）追尊其皇考萧顺之为文皇帝，庙号太祖，在其镇江的墓前竖立石兽、石碑、华表。华表呈十字形，在华表的横石上刻了“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个字，但这八个字是反书倒读（图1）。
　　反书倒读的刻法，与印章无异，亦即与后来的雕版印刷刻版无异，涂墨在版上，等转印到纸上之后，便是正书顺读的印刷品了。梁武帝当皇帝的时候，他父亲已死多年，梁武帝便在他父亲墓前加了石兽、石碑和石华表，华表上反书倒读的字，在使当时参加致祭的官吏，将华表横石上的文字印下来作为纪念品，以表谢意 。卫聚贤先生肯定地结论：“中国的印刷，是从公历五○二年（梁武帝天监元年）起。”他同时还认定碑拓方法亦是起自梁代，因为“隋书”经籍志有“满石经若干卷”的记载。卫聚贤先生并按：日本塔中近年曾发现藏有隋代年号的版印佛像 。惜未见详述。
　　东晋时代，道教作家葛洪着《抱朴子》，其中内篇，登涉，卷十七载有“入山佩带符”，以枣心木方二寸刻之。同卷又云：“抱朴子曰:古之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着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则虎狼不敢近其内也。”一块木刻大印章，大到可以刻上一百二十个字，像是木刻印版了。
　　美国的Carter和Goodrich两氏，都认为世界第一个雕刻木版印刷者，或是制符录的道家。伯希和（paul peliot,）也认为当时道家所刻之印，系反字阳文，且已印在纸上 。
　　文献上还有最大的木印是:“又有督摄万机印一纽,以木为之,长一尺二寸，广二寸五分，背上为鼻纽，纽长九寸，厚一寸，广七分 。”如此大的木刻印，而且是印在纸上，实在与木板雕刻印刷没有什么分别了。[next]
　　五、关于经咒佛像的雕印
　　前述“雕版印书起始的争论”，史家都在“雕”、“撰”两字上大做文章。“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最早解释为“雕者乃像，撰者乃经”的，是清代王士祯。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俞樾在苏州春在堂与日人岛田翰笔谈时，驳岛田翰“隋时已有雕版说”：
　　“引开皇勒谓：隋时已有雕版，则恐不然，悉令雕版，‘雕版’二字，自是撰写之误。雕像撰经，乃是两事。若云：废像遗经，悉令雕版，废像岂可雕版乎？ ”
　　清末的叶德辉着《书林清话》中也说：“阮吾山茶余客话，亦误以雕像为雕版，而岛田翰必欲傅合陆说，遂谓陆氏明人，逮见旧本，必以雕撰为雕版，不思经可以雕，废像亦可雕版乎？”李书华先生十分支持俞樾与叶德辉的看法：他说：
　　“所谓像者，本绘画之像，摹塑之像，与雕版（可能李氏手稿是雕刻，为大陆杂志手民误植为雕版）之像。此三者之中，只有绘画之像可以雕版印刷。……这里既然是‘雕废像’，或‘重雕废像’，则像应该是雕刻之像，而非用墨或颜色所画之像，亦非用泥土所塑之像。……如果不是绘画之像，当然不能雕版。……这是记载隋朝恢复佛教的经像，与雕版印刷无关，不能作为隋朝已有印刷之证。 ”
　　笔者因一直从事印刷教学逾三十年，就技术而言：经文可以雕版，人像当然也是可以雕版的。人像雕版，不限于是雕立体的像。在平面材料例如木板、石板、铜版上雕浮雕人像、雕平面人像，当然是人像雕刻，也称为人像雕刻印刷版。有如现代木刻版画家，不也常作阴纹或阳纹的人像版画？新台币上的国父遗像，是中央印制厂用最精密的现代雕刻技艺，以手工直接在铜版或钢版上雕刻而成的，国父的一个人头雕像，雕刻师须费时数月之久。这种雕刻而成的人像凹版，称为原版，然后翻制成复制凹版，可供大量印刷。如果原版坏了，或者钞券的版式改了，便要废去原版雕像，重雕新像。为什么前辈史学家俞樾要坚持：“废像岂可雕版乎？”叶德辉要强调：“不思经可以雕，废像亦可雕版乎？”时人李书华先生也肯定：“如果不是绘画之像，当然不能雕版。”焉知“废像”不是“绘画之像”呢？现代用电子与雷射雕刻，可以直接从照片原稿雕刻成印刷版，照片“不是绘画的像”不也照样可以雕版么？
　　敦煌发现的许多印刷品,例如最有名的唐咸通九年（公元868）王玠为其双亲普施所刻印的金刚经，在卷首扉页的佛祖讲经佛像，就是木板雕刻印刷的。古时没有照像制版,佛像如果不能雕,如何可以印刷出佛像来？民国十三年，杭州西湖的雷峰塔倒塌时，在塔内发现有五代吴越王雕版印刷的陀罗尼经，内容也是佛像和佛经同在一块印版上雕印的。这不是说明经可以雕，像当然也是可以雕吗？
　　美国卡特教授说：“就敦煌所见而论，单页雕印较整部书的雕印的进步要快的多。这些单页的种类虽多，但内容都与宗教有关。其中大多数是经咒以及为许愿而雕印的经典，尤其以许愿的为主。当时民间的风俗，显然可见，即富人以在寺庙中绘画佛像作为还愿，有些绘像，到现在仍留存着，像下并有施主的姓名。而贫民无力负担绘像者，则以价钱较廉的单页印刷佛像复本代替之。单页印刷因此而盛行。这些单页，大约一英尺长，七八英寸宽。其上半页，往往是观音或其它的佛像，下页为经文，大多是偈赞。有的是用一块雕版所印，有的佛像和经文，很明显是两块雕版。 ”
　　李书华先生说:“既然是‘雕废像’,则像应该是雕刻之像。”今已明白印刷品上的佛像，在印版上也“是雕刻之像”，因为非经雕刻，就不能印刷。怎么可以说“经可以雕”，而“像”就“不能雕”呢？按“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撰者，造也，集也，述也，属词记事日撰。雕者，镂也，刻也，将废损的印版佛像遗经，重新雕制印版，以便复制再印，谁说不宜？怎可肯定“悉令雕撰”与雕版印刷无关？又何以不能作为隋朝已有印刷之证？
　　人类文化,乃先有图画，后有文字。印刷的技术，也是先印图画，后印文字。前面说过的印文陶、瓦当、斑文布、抱扑子入山符、……等，都可以归入图画的一类。文字则自甲骨文、钟鼎文、石鼓文、玺印、石碑、木刻、……。图画雕印，内容由简而繁，文字雕印，字数由少而多；以后又图画与文字混合雕印，相得益彰，便形成了中国发明印刷的特有文化。
　　梁启超说：“文物专史，以其说是史学家的责任，毋宁说是研究其某种专门科学的人，对于该种学问的责任。……做文物专史，一须专门，二不可贪多，若能以终身力量，做出一种文物专史来，于史学界便有不朽的价值。 ”
　　上述印刷人的浅见，认定佛经文字可以雕版印刷，佛像图画也可以雕版印刷，而且雕印图画人像尚在雕印文字之先。史家以为可乎？[next]
　　六、历次毁寺焚经的浩劫
　　研究历史，重在史实，就是要拿出证据来。前述雕版印书究竟是始于隋或始于唐的争论，症结就在于找不到实物证据。正如李书华先生的论文结论：“无论文献与实物，全找不出唐代以前已有雕版印刷的证据。”不过，所谓的“文献与实物”，笔者不敏，以为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那就是雕版印刷的书籍。至于雕版印刷品，前已一再说明，像玺印、符咒、斑文布、佛像、花纱、花布、佛经、碑拓、……应该是物证俱在了。这些不都是印刷品吗？
　　美国卡特教授说：“在整个印刷术发展史中，从起源于中国到目前止，几乎没有一种语文的初期印刷品，不是属于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中国首先是印刷佛教的经文和图画。…… ”
　　中国自汉末起,初则三国鼎立，继之五胡乱华，于是民间普遍存在退隐尘世的观念，寺庙佛塔纷纷建立。《魏书》,“释老志”有：“自兴光至太和（公元227～232），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四方寺六千四百六十所。神龟中（公元518），寺至三万有余。”当时的君主更多信佛教，如后赵之石勒、石虎曾为佛图澄所感化；前燕的慕容皝曾建立佛寺；前秦符坚极敬重释老道安；后秦的姚兴礼鸠摩罗什，待以国师，吴之孙权在金陵建寺；东晋明帝、孝帝皆为佛徒；宋齐王信佛尤笃；梁武帝曾三次舍身同泰寺；陈武帝曾在大庄严寺讲经。
　　为了宗教信仰的需要，道士们仿印章复制符咒，佛教徒则刻印经文和佛像，儒家主要在摹拓碑石经典。卡特教授说：“和早期的雕版印刷术并行发展的这种石印（拓），也曾在寺庙中进行，一直发展到产生整部的书籍。其中尤其著名的是，隋唐北宋的四百年间，佛教经典刻石的数量达七千一百四十五块。 ”
　　这些印刷的经典，当然以寺庙为集中和使用场所。回想我国教育，无论以前的私塾和新式的学堂，早期莫不借用寺庙场所实施教学。笔者在云南家乡启蒙，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设在寺庙之中。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几次毁寺焚经的浩劫，使得雕版印刷的经书荡然无存，证据淹没。以下略述大要。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213），……丞相李斯曰：“……臣请史官非秦记者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识，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者弃市。……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焚书。
　　《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二：“着为七略，……凡三万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公元24），又被焚烧，……。”这是第二次焚书。
　　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熹平石经立于太学门外仅仅七年，就遭董卓之乱，石经损毁。
　　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前赵刘曜、王弥入洛阳，焚毁二学（水经、谷水注），经石再毁。史称“永嘉之祸”。
　　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魏主与崔浩皆信重寇谦之，奉其道。浩素不喜佛法，每言于魏主，以为佛法无诞，为世费害，宜悉除之。……浩因说帝悉诛天下沙门，毁诸经像，帝从之。……先尽诛长安沙门，焚毁经像，……其一切荡除，灭其踪迹。……诸有绘图形像及胡经，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 ”
　　《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三：“齐永明中（约公元487），秘书丞王亮，监谢朏，又造四部书目大凡一万八千一十卷，齐末（公元502），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
　　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上恶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赵归真等复劝之；乃先毁山野招提、兰若，……寺非应留者，立期令所在毁撤，仍遗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公廨驿舍，铜像、钟磬以铸钱。……凡天下所毁寺四千六百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大秦穆护、妖僧二千余人，毁招提、兰若四万余区。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 ”第二年，武宗就死了。
　　美国卡特教授说：“寺庙的毁坏以及唐末的内乱，有唐一代的灿烂文化因之荡然，中国印刷品之无唐懿宗咸通九年以前者留存，或即由于此。 ”
　　佛教所需的经典、佛像印刷品，当然多是集存寺庙之中，皇帝既恶僧尼只知消耗粮食而不事生产，所以要毁寺焚经，使其无经可念，无寺栖身而还俗耕织，自谋生活。
　　孙毓修着《中国雕版源流考》，中有“按唐时雕本，宋人已无著录者。盖经五季兵戈之后，片纸只字，尽化云烟。……可闻而不可见矣。”
　　前面所述关于雕版印书的争论，只有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是隋代所著，他所称的“悉令雕撰”，即使雕的就是雕版印刷的书，经过浩劫，已经荡然无存，以致后来的明、清学者及时人史家，都以找不到证物为理由，就认定“雕”的是“像”，而不是雕印刷版，所以才说“唐以前尚无雕版印刷”。[next]
　　七、雕版印刷技术的外流
　　武帝太康五年（公元284），《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经百济（今朝鲜半岛西南）传到日本，是为中国文教东被日本之始。宋明帝泰始六年（公元470），日本雄略天皇遣使于吴（今江苏）求工艺，得纺织、缝工而归。梁武帝时代（公元502～549），佛教从中国经百济传入日本。隋唐之世，随遣唐使来华之日本学者僧人日多，于是日本的典章制度、学术、工艺以及生活习惯，无不仿效中国长安。日本历史上的“大化革新”，实际上就是“唐化运动”。
　　“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日本人吉备真备在长安留学十九年后，东归日本，取中国字部首发明片假名，他是称德女天皇的顾问，在他主持之下，日本的雕版印刷术兴起了。”
　　“玄昉和尚在中国留学十八年后，在天平七年（公元735）携带着五千卷佛经及很多佛像，返回了日本。……称德女天皇热心于佛教，她曾诏令雕印百万卷《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放置在百万个锡木制的塔（经幢）中。这工作是在神护景云三年（公元770）以前完工的。” 这些百万塔经，现在还存于日本的法隆寺和美国图书馆与博物馆。正因为历史上的日本，除去二次大战以外，从未被外族征服过，所以其古物能免遭战火的浩劫；也没有像中国这样，遭到很多次君主的查禁命令而损毁。难怪现在存世的雕版印刷品，日本反比中国的为早。
　　韩国文化一向受中国文化的启发，传到日本之印刷术，既然是经由百济，故朝鲜受中国印刷术之影响犹早。梁武帝时期（公元502～549），百济国表求讲礼博士，诏令中国的学者陆诩为代表，应聘到百济讲学。与陆诩同时受邀去百济的，还有梁朝的雕刻工匠和绘画师等。后来，新罗时代的朝鲜和尚、留学生等，相继来到唐朝，人数多至一百余人。他们回去之时，大量的雕印书籍，或作为礼物，或为商品，便输入朝鲜。至八世纪初，朝鲜已有了雕版印刷的书籍。
　　“一部开始于公元一二一五年（南宋宁宗嘉定八年）完成于公元一二三六年（南宋理宗端平三年）的韩国版《大藏经》，在公元一三○八年（元武宗至大元年）曾回赠给元朝一部。……公元一三一四年（元仁宗延佑元年），一万零八百册的图书从南京运往韩国，另加四千零七十卷是元皇帝所赏赐的。” 数十年后（公元1392年），李成桂将军的李朝盛世开始，韩国创用铜活字印书。随即传回中国，也传到日本。
　　南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蒙古人开始征伐畏吾尔王国、花喇子模、波斯、俄罗斯、巴格达、波兰、匈牙利、……。“中国和欧洲是会面了，前者是具有数百年印刷史的文明古国，后者是正感到需要书籍的欧洲。在蒙古时代末期，欧洲终于出现了最初的雕版印刷品。” 蒙古人南下所征服的领土，是以印刷术为基础的文明中国，元军西征，到处发行纸币，军中可以玩纸牌消遣，一定得有不少印刷技术人员随军印刷供应补充。就在公元年间，欧洲十字军七次东征，促使地中海的商业交通发达，沟通了中西的印刷文明传播工作。
　　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意大利人马可孛罗（Marco polo,）来到元都开平,深受忽必烈宠爱,留在中国工作十七年,遍游各地。后经南洋、印度、波斯,于1295年回到威尼斯,因战争被俘入狱。口述《东方见闻——马可孛罗游记》,其中说到关于纸币、纸牌和书籍等印刷品:“凡元人势力所及之地,无不风行。”
　　“公元十四世纪末叶，Feltre地方一个叫 Pamfilio Castaldi的印刷匠，因为看到马可孛罗带到威尼斯的几块在中国用以印书的雕版，而学得此技艺。”
　　美国卡特教授，对中国印刷术的西传，有过精深的研究，他作结论时说：“世间所有的伟大发明中，以印刷术最具有国际性。中国发明了造纸，并且最先实验雕版及活版印刷术。……突厥民族是把雕版印刷术携出亚洲之外的主要人物。……至于雕版印刷术之传入欧洲，虽然意大利自称是以其为通道之说甚为有力，但苏俄以通道自居之说的根据则最为悠久。”他又说：“中国印刷术对欧洲的实际影响有下列各点，值得再略为叙述。
　　⑴ 纸的影响：纸是发明并且完成于中国，其后经过回教世界传至西方。纸是印刷的主要材料。
　　⑵ 纸牌的影响：纸牌在公元第十四世纪后半期，从中国间接或直接地传到了欧洲。雕版印刷术及由其产生的纸牌，即因此开始于欧洲。
　　⑶ 纸币的影响：在蒙古军队突然到达亚得里亚海，掠劫波兰和匈牙利，侵占日耳曼的西里西亚后，纸币曾流入欧洲。
　　⑷ 雕版肖像的影响：至今仍留存着的有早期欧洲雕版印刷品，……在设计上、主题上及目的上，所使用的墨水及技术的运用，都受中亚印刷品的影响。
　　⑸ 中国雕印大量书籍的影响：从中国回到欧洲的旅人，尤其是传教士，不可能未将远优于欧洲的书籍在中国传播的情形、报道给他们的同胞。
　　⑹ 活字版印刷术的实际应用方法，曾以某种方式报道于欧洲，……。”[next]
　　八、新发现雕印本的佛经
　　由于历代毁寺焚经与战乱的浩劫，唐代以前的印刷文献和物证难求。有文献明白记载最早雕版印书的，除了引起争论的隋朝《历代三宝记》之外,是明代史学家邵经邦,他在所著的《弘简录》，卷四六有云：“太宗后长孙氏，撰《女则》十篇，帝令梓行。”这是唐太宗贞观十年（公元636）的事。
　　后唐冯贽所著的《云仙散录》卷五，“印普贤像者”，引《僧园逸录》所载：“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参证其后三、四十年留居印度的义净和尚《南海寄归录》所述，则《云仙散录》所传之事实，谅非无据。向达在所著《唐代刊书考》亦以为佛印之作，传播已久，《云仙散录》所记，不无可信。唐玄奘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去印度，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回长安，他译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着《会宗论》、《三千颂》、《唯识量颂》。
　　唐武后天授三年（公元692）、游学印度达十二年的大和尚义净，将译经名为《南海寄归录》寄回中国，其卷四，三十一“灌木尊仪”条有云：“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所谓“印绢纸”，乃是将佛像印于绢上或印于纸上。
　　唐穆宗长乐四年（公元824），元稹（字微之公元779～831）为白居易（字乐天公元772～846）的《长庆集》作序中有云：“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并加注云：“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余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
　　唐文宗太和九年（公元835）,东川节度史冯宿（公元767～837）奏准敕禁断印历版。“……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其印历已满天下……。 ”
　　以上摘录的这些文献。都已找不到当时印刷的实物成品可供参证。清德宗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周道士在甘肃敦煌石窟中发现一贮藏古籍的秘室,共藏有古籍一千三百函,每函十三卷。七年之后,被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Aurel Stein ）以搜刮方法购得三千卷,另单页残篇五六千。又次年,法国人伯希和（Paul peliot,）闻声而来,将其余古籍搜刮二千卷运回法国。这些封闭于宋仁宗景佑二年（公元1035）的古籍，埋藏石室至发现，已历九百年，是前此发现最早的中国雕版印刷书籍。其中一部完好的印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图2），现存伦敦“大英博物馆”二楼，笔者于1982年及1984年先后两次游英伦，均曾前往仔细观赏，其字迹确是表现出精湛的刻印技艺，绝不是初期的雕版印刷品所能望其项背的，令人感怀不已。
图 金刚经扉画
　　这部《金刚经》，共有六百经文和一页雕印的佛祖讲经佛像，每页长两英尺半，宽一英尺，七页粘合成一长十六英尺的卷子，经文之末印有：“咸通九年（公元868）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其印刷的精美，胜过顾登堡以前的欧洲任何雕版书籍，也胜过日本雕印的“陀罗尼经”。
　　这部距今1118年雕印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竟然比日本称德女天皇于公元770年雕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晚了九十八年，除了前述的毁寺焚经与战火浩劫的理由以外，的确使我们这个发明印刷术最早的中国后代子孙感到十分迷惑。1966年（民国五十五年），韩国学者在古都庆州“佛国寺”的释迦塔内，发现舍利瓶上放着一个绸丝袋，袋内装了雕版印刷的汉译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韩国史学家李弘植先生撰文《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发表于1968年五月的《白山学报》第四号，页167～198。美国史学家富路特（L.Carrington Goodrich,胡志伟先生译名古德瑞•克宁顿，亦谓其自署中文名为善富），亦撰文“Printing:Preliminary Report on A New Discovery）在1967年的《Techology and Culture》八卷三期上发表。据考证，都认为是公元七○四年至七五一年间（新罗圣德王三年至景德王十年，即唐武则天长安四年至玄宗天宝十年）刊印的。比起日本的百万塔经要早一九年到六十六年，比王玠的金刚经要早一百一十七年到一百六十四年，算是现存于世的最古雕版印刷书籍了。在中国的雕版印刷史上，意义十分重大。
　　据富路特说：“新发现的经卷是桑皮纸（mulberry paper）所印，卷轴形式，轴心是竹制的，两端涂以光漆。经文长约六三○公分，宽六公分，印纹部份为五•三公分宽，其中有三分之一已被虫蛀。经文是用十二块木刻印版印刷，每块印版约二十至二十一英寸长，印刷后粘接为长卷。……可能是一个或几个中国或韩国的和尚在新罗王朝时代采用这种新技术。稍后几年，由另一些中国或韩国或日本的和尚将之传到日本的首都奈良。……”
　　按《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是由一名弥陀山的和尚译成中文的，弥陀山是中亚细亚吐火罗人，于公元680～704年间（唐高宗永隆元年至武则天长安四年）居住中国的首都长安，后来他回到家乡。武则天正好是在这段期间统治中国，她创造了十八个“制字”。
　　韩国学者李弘植教授，将这卷佛经与韩国大邱加衣山海印寺的“高丽大藏经”版本逐字核对，发现两种经文有字句上的差异，字形也有差异，最重要的是这卷陀罗尼经中使用了四个武则天创造的制字——证、授、地、初，共出现九次。李弘植先生推断说：“经过对本经字体的核对，证实本经实际上是新罗时期的遗物。”李氏在此经卷中找出六十几个写经体的异体字，拿笔迹与日本奈良正仓院所藏古文书对照,发现很多是两者相符合的。同时举出日本度云四年（公元707）元正天皇亲笔写的王勃诗序中也有不少武氏制字为证,认为是“新罗的东西”。其实是在唐朝刻印后带到韩国去的。主要有五点理由：
　　⑴ 载初元年（公元689）武后创制了十八个制字，译经者，刻版者为了遵从武后法令，或社会上已极流行，才会使用这些新字。假使这些新字传到新罗，也只是在少数文人之间偶一使用，不会流行，因为新罗没有遵从武后法令的必要。
　　⑵ 唐朝与新罗文化交流频繁，贞观十三年，新罗、高句丽、百济各遣子弟到唐朝留学。新罗在唐初由僧人慈藏取去《三藏》四百余函，举国欢迎。僧人洪庆又自唐闽府航运《大藏经》回新罗。既然卷帙浩繁的大部书籍都运送回国，小小的一本《陀罗尼经》随之带回，自在情理之中。
　　⑶ 我国在吐鲁番出土的《妙法莲华经》一卷，内容为“分别功德品”第十七、黄麻纸，行十九字，是用武后新字的刻印本。
　　⑷ 李弘植先生未能举出武后新字在新罗很流行的情况和新罗写本中有武后新字的证据，却知此经的字形与字句与《高丽藏》有所差异。
　　⑸ 日本正仓院所藏的唐代图书文物，大部分是从唐朝带到日本去的，其笔迹自然与唐朝印本相符。[next]
　　九、五代以迄宋元的雕版
　　唐室衰亡以后的半个世纪，是为中国历史上的五代时期，内乱绵延，各地割据称雄，频于改朝换代，唯有远处西陲的四川，独保安宁，物阜民丰，文物称盛，也是印刷术非常发达的地方。
　　蜀相毋昭裔出私财百万，大兴学馆，且奏请刻版印刷九经，蜀主从之。 及后唐建立，历事五代中四朝七帝的宰相冯道，于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公元932）上奏：“汉时崇儒，有一字石经，唐朝亦于国学刊刻，今朝廷日不暇给，无能别有刊立。尝见吴蜀之人，鬻印版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如经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于文教矣，乃奏闻 ”旋奉准依石经文字，刻版印卖，由国子监田敏总领其事，至后周太祖广顺三年（公元953），成雕版印刷之经文及注释一百三十卷，费时二十一年，其书叶类似唐朝的卷子，每半叶八行，每行十六或二十一字。是为历史上由官方主持大量印书之始，并因公开售卖，故流传颇广。
　　宋王应麟（公元）所著《玉海》有云：“后唐长兴三年二月，令国子监校正九经，以西京石经本抄写，刻版颁天下。四月，命马缟、陈观、田敏详勘。周广顺三年二月，十一经及尔雅、五经文字、九经字样板成。判监田敏上之。”
　　冯道雕印诸经工作，完成于宋太祖即位之前六年，故宋朝儒家得以解脱佛教之窒息而复兴，科学亦随之大进，指南针、火药、磁器均实用而精进。印刷方面，公私刻书之风大盛，计宋太宗时代，刊印《太平御览》、《说文解字》、《史记》、《前后汉书》；宋真宗时代，刊印《三国志》、《晋书》、《旧唐书》、《汉书》；宋仁宗时代，刊印《南北史》、《梁史》、《陈史》、《新唐书》。宋太祖开宝五年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72～983），佛教徒在成都刊印《大藏经》共一千五百二十一种，五千又四十八卷，刻印版十三万块，工程浩大。《道藏》亦刊印颇多。又流行“交子”（钞券）及纸牌，到处风行。私人刻书印刷，亦盛极一时，自印自卖，书肆大兴。
　　宋代对印刷术之最大贡献，是毕升于仁宗庆历年间（公元）创作胶泥活字版。其法用胶泥刻字，每字一印，火烧令坚，可按原稿检字组合成印刷版，以松脂火炀整平固定，一如木雕版印刷，印毕，热熔松脂，将活字拆归原位，供反复使用，极为神速。中文象形，字有数万之众，能先西欧字母文字国家早四百年而发明活字版，对人类文明进步之功，可谓至大。 创意虽佳，可惜泥土高温烧后变形，效果不好，未能发挥功用。
　　元代官刻，首推国子监本，有胜于宋刻者，盖元代士大夫竞学赵松雪书，多倩名手写赵体刻印版，弥足珍贵；亦有用欧体或柳体者，用笔整严，麻纸浓墨，摹印精工，足与宋刻相颉颃，而在数量上则超过宋朝。元代将江南雕版迁往北京，将雕印机构兴文署并入翰林院，更设置专事翻译的艺文监，将儒家诸经译为蒙古文刊印，刻书之风颇盛。如国子监本《伤寒论》十卷、兴文署本《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通鉴释文辨误》十三卷、中兴路《春秋比事》二十卷、瑞州路《隋书》八十五卷、建康路《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池州路《三国志》六十五卷、信州路《北史》一百卷、杭州路《辽史》一百六十卷、《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宋史》四百九十六卷、福州路《礼书》一百五十卷、西湖书院《文献通考》（图3）三百四十八卷、……等等。至于家塾及书坊刻书，更是不胜枚举 。惟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四说：“有元一代，坊肆所刻，无经史大部及诸子善本。医学及帖括经义浅陋之书，传刻最多。由其时朝廷以道学笼络南人，士子进身儒学，与杂流并进。”
图3 西湖书院刻印的《文献通考》
　　元代对印刷术之改进，有两大贡献，其一是王祯用木刻活字印书，其二是资福寺僧人用朱墨两色套印。元成宗元贞元年（公元1295）王祯任宣州旌德县尹，着《农书》，若用雕印，则板木工匠所费甚多，数载难成；若用毕升法以瓦活字或锡活字排之，又难于使墨，率多印坏。于是便自行设计，先在纸上写字，贴于木板上，请工雕刻，刻后分别锯开成单字，用小刀修齐大小一律，依稿按行检字拼排，行间用竹片隔开，排满一版，用竹片木楔塞紧固定，涂墨印刷。他刻了三万多个木活字，于大德二年（公元1298）试印过有六万多字的《旌德县志》，不一月而百部齐成。后两年，调江西，《农书》并未用木活字排印。王祯将他的经验，写成《造活字印书法》，分述“镂字修子法”、“作盔嵌字法”、“造轮法”、“取字法”、“作盔安字刷印法”等甚详，构思之精巧新颖，令人起敬 。
　　北宋初年，在四川已流行用朱、墨两色套印的交子（钞票），甚至有三色套印的。元惠宗（顺帝）至元六年（公元1346），资福寺僧人刻印《元释思聪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经文用朱色印，注文用墨印，经后刻有写经图一幅，写经法师像以朱印，上端的树枝用墨印，朱墨灿烂，赏心悦目。经研究，这部印本是用一块整版雕成，印时分刷朱墨，用纸一次印成。虽与后来明代每色各刻一版，逐次套色的方法不同，但确是后代多色套印的先驱，使中国的雕版印刷艺术，向前迈了一大步 。明崇祯四年（公元1631），胡正言以“拱花”及“饾版”方法雕印的《十竹斋画谱》,全套八册,彩色绚烂雅致,浑然天成,将木版雕刻印刷的技艺,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next]
　　十、结 论
　　经由前面八个小节的简要论述，关于中国雕版印刷史上的问题，试为作成以下十点结论：
　　⑴ 中国的印刷术，不是由某人独力发明，也不是在某一年代突然发明的；而是千百位先贤智慧的结晶，数千年经验的累积，逐渐综合演进发展而成的集体创作。
　　⑵ 中国的印刷术，起源极早；自新石器时代的印文陶、斑文布，而商周的甲骨文、钟鼎文、玺印封泥，而秦代的石刻碑文、模印瓦当，而汉代的石经拓印，而东晋的木版雕印符咒，都是雕版印刷的发展历程。
　　⑶ 雕版印刷起始于隋或起始于唐的争论，应该只是雕版印书起始年代的争论。雕版印刷术，早在隋朝以前很久很久就有了。说中国在唐代以前尚无雕版印刷，是书史学家对印书史的说法。
　　⑷ 道教徒雕印符咒,佛教徒雕印佛经佛像,远较儒家雕印经书为早；宗教家初期雕印的经像，也较儒家雕印的经书为多。
　　⑸ 经文可以雕版印刷,图画和佛像亦可雕版印刷。而且雕印图画的时期，较雕印文字为早。
　　⑹ 未发现唐代以前雕版印书的物证，是因为历次毁寺焚经与战乱浩劫的破坏，使印刷的经书佛像荡然无存所致。现存伦敦的中国雕版印刷品《金刚经》反比日本雕印的《百万塔经》为晚，其原因亦在于此。
　　⑺ 在韩国庆州佛国寺新发现的《陀罗尼经》，是由唐朝雕印后带到韩国去的。韩国的雕版印刷，源自中国。
　　⑻ 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先于梁武帝时传至韩国，再于唐玄宗时传至日本，后于元世祖时经中亚传入欧洲。
　　⑼ 雕版印刷术，肇始极早，由刻金、石、甲、骨而雕木版；东晋至梁，雏形已具，隋唐付诸实用，五代扩大范围，宋朝精益求精，明季达于颠峰。
　　⑽ 清末之际，欧式合金活字版逆流而入中国，照相制版法相继兴起，雕版印刷术乃逐渐式微而遭淘汰。
（原载1986年5月《印刷科技》二卷四期，台北，中央印制厂）
审订者简介：
审订者简介：
出版说明：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