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歌的两种思想倾向和后人评价
　　李白一生怀有宏大政治抱负，希冀建功立业，报效国家，垂名史册。另一方面，他在日常生活中常常痛饮求欢，放诞不羁，周游名山，求仙访道，表现出遗弃世俗的倾向。李白为人的这两种不同倾向，在其诗歌中均有鲜明的表现。历代李诗评论者，虽然多数人都看到这两种不同倾向，但有的人在评论时不免强调其某一面而忽视其他一面，因而产生了若干片面的言论。本文拟概述李白思想入世、出世的两重性，然后围绕这一问题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看法进行考察和分析。
　　一李白诗歌的两种不同思想倾向李白在青年时即怀抱建功立业的志向。他在20多岁时离开故乡蜀地，仗剑东游，即是为了谋求政治出路。在寓居安陆时，他申述自己的政治抱负有曰：“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具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天宝初年，他被唐玄宗征入长安，供奉翰林，不久即受谗言诋毁，被放出京。在前后不满三年的时间里，李白认识了朝廷政治的黑暗，并痛感到自己怀才未中的不幸遭遇。其《古风》中的《咸阳二三月》、《燕昭延郭隗》、《大本扬飞尘》、《登高望四海》诸篇和乐府歌行《行路难》、《梁甫吟》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大本扬飞尘》篇痛斥玄宗手下的一些宦官以善于斗鸡而得宠幸。《燕昭延郭隗》云：“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登高望四海》云：“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鸾。”都是当时政治黑暗、佞人得志、贤才遭受排挤打击现象的真实写照。《行路难》三首，更是长歌当哭，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他怀才不遇的悲愤。离开长安后，李白继续漫游各地，对天宝后期的政治腐败，国运垂危，耳濡目染，有进一步的认识，并形诸吟咏。如《古风》中的《胡关饶风沙》、《羽檄如流星》两篇，对扩张战争中唐朝军士的无谓牺牲，特别是天宝十载攻南诏大败，唐军死亡六万，表示强烈不满。又如《远别斋》、《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篇，则对当时佞臣擅权、贤能之士遭受谗毁迫害、唐朝国运危殆等现象进行了讽刺和控诉。
　　安史之乱爆发，李白认为这是一次建功立业的良好机会，欣然接受永王李璘的邀请，入其幕府。他痛恨叛军对中原地区的严重破坏，“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古风·西上莲花山》）。他自负能在李璘部队中发挥决策作用，戡定叛乱，“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二）。他希冀李璘部队能长驱告捷，荡平敌寇，收复京城，“南风一扫胡尘静，西上长安到日边”（同上其十一）。不料唐王朝统治阶层发生内部矛盾，李璘部队被肃宗派兵消灭，李白也因此获罪。在奔亡以至被囚阶段，李白写了若干陈诉衷情、继续关心国事的诗篇，如《南奔书怀》、《赠张相镐》等。流放归来后，他仍然关怀国计民生。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他写了《豫章行》，表现了对豫章郡（今江西南昌市一带）人民应征入伍抗击安史叛军的深切同情。上元二年，唐太尉李光弼率大军出镇临淮（今安徽泗县一带），追击史朝义。李白当时在金陵、宣城一带，闻讯后准备从军，半路因病折回，因此写了《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中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一诗以纪其事，可见他报国之志至老不衰。次年，他逝世于当涂。
　　表现积极用世、关怀国计民生的篇章，在李白诗集中有好几十首，在全集中占有一定比重，上面列举的篇章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李白一生喜欢求仙问道，其诗歌也常表现出超尘出世之志，他少年时在蜀地所写的《登峨眉山》诗末尾云：“倘逢骑羊子，携手凌白日。”即有升空出世之想。其后出蜀东游，有《游泰山》诗六首，更具体地表现了他的求仙意向。长安从政失败以后，他进一步信仰道教，亲自接受道箓。李阳冰《草堂集序》说李白当时“遂就从祖陈留采访大使彦允，请北海高天师授道箓于齐州紫极宫。将东归蓬莱，仍羽人驾丹丘耳”。直至暮年流放归来，李白求仙之志不变。该时所作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诗有云：“五岳寻仙不辞远，一坐好入名山游。”表现了他一生游名山求神仙的行为和意向。该诗末尾更说他服食丹药，修炼功夫颇深，仿佛已看到仙人在飞翔，他准备追踪遨游太空。李白这类直接描写求仙学道的诗篇也有相当数量。此外，他还有一些不直接写神仙丹药、只是写山中隐居乐趣的篇章，也流露出超脱少俗之志意。如《答俗人问》绝句云：“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李白一生十分喜爱喝酒，常常痛饮以至大醉。大醉之后，就什么也不顾了。他在长安时和贺知章、张旭等结为酒友，号称八仙，杜甫《饮中八仙歌》称他：“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可以想见其风概。他有不少诗作歌咏饮酒之乐，《将进酒》、《襄阳歌》、《月下独酌》（四首）更是这方面的名篇。在痛饮中，李白时常表现出遗弃世俗之意，如云：“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将进酒》）
　　李白集子中还有许多酬赠亲友、抒写日常情景、描写山水风景的作品，不涉及从政或隐遁避世。就其鲜明表示生活理想和态度方面说，主要是上述建功立业和求仙饮酒遗弃世俗这两种倾向。这两种倾向在李白身上都相当强烈，从青年时期即已形成，并且贯穿他的一生。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曰：“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又志尚道术，谓神仙可致。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指出李白既追求饮酒取乐和神仙，又企慕登高位建立显赫功业，是相当中肯的。范传正《唐故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则曰：“饮酒非嗜其酣乐，取其昏以自富。。。好神仙非慕其轻举，将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壮心、遗余年也。”认为李白纵酒求仙，完全是长安从政失败以后发泄苦闷的举动，败失之片面。如上所述，他在长安从政失败以前，即已纵酒求仙。我们只能说，在长安从政失败以后，他的纵酒求仙的活动，在程度上有所加强而已。
　　唐代一部分士人有一种风气，即是隐居山林，培养身价，邀得统治者的赏识，藉以获取政治出路，把隐居作为一种手段，作为仕宦的终南捷径。李白早年也曾有这种意向。但对爱好过逍遥自在生活的李白来说，仕宦和隐逸毕竟是一对矛盾。他解决这一矛盾的原则是功成身退，即是先建立功业，垂名史册，然后功成不居，退隐山林江湖。这在他的诗篇中常有表述，如《从驾温泉赠杨山人》云：“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赠韦秘书》云：“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其例颇多，不烦列举（参考赵翼《瓯北诗话》卷一）。在这对矛盾中，李白把立功放在第一位，即是首先要立功，然后才甘心隐退，如他自己所说，“铭鼎傥云遂，扁舟方渺然”（《金门答苏秀才》）。李白一生两次从政。入长安待诏翰林前，他正在江南越中一带隐居，参加永王李璘幕府之前，他正在庐山一带隐居，两次征聘，他都欣然出山，说明他先要立功的强烈愿望。两次从政都失败了，他还不甘心，垂暮之年，还打算投身李光弼的大军。
　　正因为李白十分重视建功立业，报效国家，因此他在诗歌创作方面，重视诗的政治功能。他大力推崇《诗经》，认为诗歌应当继承《诗经》美刺比兴的传统。《古风·第一》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运用《礼记·王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的史实，表现出他认为诗歌应当反映社会现实，有裨于政教。《古风·第三五》云：“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也是追慕《诗经》雅颂之音。其《泽畔吟序》赞美友人崔成甫“忠愤义烈，形于清辞”，主张诗歌应关心政治，表现悲愤内容。孟棨《本事诗·高逸》载李白认为“寄兴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也是说明他推崇《诗经》，提倡比兴传统。他的诗歌理论和建功立业的愿望是吻合的。
　　二对李诗思想倾向的不同评价
　　我们看到，唐代评论者对于李白诗歌，相当注意其关心政治社会现实的一面。李阳冰《草堂集序》曰：“凡所著述，言多讽兴。”即是说李白诗歌内容，针对现实，富于讽刺和比兴。这评价和李白自己“寄兴深微”的主张相吻合。后来李商隐在《献侍郎钜鹿公启》中有曰：“推李杜则怨刺居多，效沈宋则绮靡为甚。”也是认为李白诗对时弊富于怨刺内容，并在这方面把李白诗和杜甫诗相提并论。李商隐《漫成·其二》诗云：“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集仙殿与金銮殿，可是苍蝇惑曙鸡。”李商隐在这里指出李、杜两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表现大体相似，两人诗歌牢笼万象，内容丰富，境界阔大，这里也包含着对政治社会现实的关心和怨刺。唐末吴融在为释贯休所作的《禅月集序》中说：“国朝能为歌为诗者不少，独李太白为称首。盖气骨高举，不失颂美讽刺之道焉。厥后白乐天讽谏五十篇，亦一时之奇逸极言。”吴融也肯定李白诗富有美刺内容。因为贯休长于七言歌诗，所以吴融就七言歌诗立论。李白七言歌诗写得多，部分篇章如《远别离》、《梁甫吟》等的确富有怨刺内容，因而吴融特别加以称道。所谓“白乐天讽谏五十篇”，指白氏《新乐府》五十首（后世亦称《白氏讽谏》），也是七言歌诗。白氏还有《秦中吟》等不少讽谕诗，因是五言古体，所以这里不提。杜甫有许多富于美刺内容的作品，因为大多数是五言体，七言歌诗体颇少，所以这里也没有提。
　　和上述李阳冰、李商隐、吴融请人大力肯定李白诗富于美刺比兴内容有所不同，白居易在这方面对李白诗有所不满。他的《与元九书》评论李白诗曰：“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认为李白诗歌能继承《诗经》风雅传统、具有比兴内容的篇章太少。白居易写《与元九书》，主旨在大力提倡讽谕诗，因而不满李白这类篇章数量太少。在这方面，白居易评杜甫诗，虽认为杜甫有一部分很突出的篇章，但数量也不多。这种意见，只是代表白居易在其中年强调讽谕诗时的一时偏重之论。因此，总的看来，可以说唐代评论者大抵对李白诗关心政治、社会现实，注意讽刺这种倾向是相当重视并加以肯定的。
　　和唐代不同，宋代有的批评者对李白诗的思想内容加以指责，评价颇低。这方面可以王安石、苏辙、黄彻为代表。《钟山语录》载王安石曰：“（李）白诗近俗，人易悦故也。白识见污下，十首九说妇人与酒。然其才豪俊，亦可取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引）又惠洪《冷斋夜话》载：“公（王安石）曰：太白词语迅快，然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诗人玉屑》卷十二引）王安石认为李白诗歌识见污下，作品十有九篇涉及妇人和酒，这种批评是很片面和错误的。实际李诗内容涉及妇女与酒的，其比重远没有达到全部作品的十之八九。再说，李白诗歌写妇女，言及狎妓而流于庸俗者究属少数，它们或写少女天真姿态和诚挚爱情，如《越女词》、《长干行》等，或写妇女忆念征夫，如《子夜吴歌》、《北风行》等，都很优美动人。其歌咏饮酒的诗，有一部分明显地是借酒浇愁，表现了怀才不遇的悲愤，间接反映了当时政治的腐败，如《行路难》、《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等。笼统地指责李白诗歌大多数沉湎酒色、识见污下是不公平的。唐人诗歌，接受南朝乐府清商曲辞和宫评诗的影响，较多描写妇女和男女之情，到北宋，诗的这一功能逐渐为词（长短句）所替代，诗体进一步雅化。王安石生活在婉约词风隆盛的北宋，却不喜写艳词，无怪乎对李白诗的内容要加以贬抑了。苏辙指责李白不识义理。其言曰：李白诗类其为人，俊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语用兵则先登陷阵，不以为难；语游侠则白昼杀人，不以为非，此岂其诚能也？白始以诗酒奉事明皇，遇谗而去，所至不改其旧。永王将据江淮，白起而从之不疑，遂以放死。令观其诗固然。唐诗人李、杜称首，今其诗皆在。杜甫有好义之心，白所不及也。。。白诗反之（指汉高祖的《大风歌》）曰：“但歌大风云飞扬，安用猛士守四方。”其不识理如此。（《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引）苏辙认为李白为人不识义理，其诗亦然，并认为杜甫重视义理，为李白所不及。以后黄彻的《。。溪诗话》指责李白及其诗，见解和苏辙很相近，其说曰：愚观唐宗（玄宗），渠于白岂真乐道下贤者哉，其意急得艳词媟语，以悦妇人耳。白之论撰，亦不过为玉楼、金殿、鸳鸯、翡翠等语，社稷苍生何赖？。。历考全集，爱国忧民之心如子美语，一何鲜也！。。自退之为“蚍蜉撼大木”之喻，遂使后学吞声。余窃谓如论其文章豪迈，真一代伟人；如论其心术事业，可施廊庙，李杜齐名，真忝窃也。（《诗人玉屑》卷十四引）
　　苏辙、黄彻指责李白及其诗歌，其言论具有明显的片面性。李白参加李璘幕府，是为了乘时建功立业，报效国家，此点前人、近人多有辩证，这里不须细说。李白狂放，的确有悖理之处，如苏辙所举反汉高祖《大风歌》之诗句，但这类诗句在李集中毕竟很少，不能以偏概全。如说李白缺乏杜甫那种“好义之心”，那就不符合事实了。黄彻所谓“玉楼、金殿、鸳鸯、翡翠”，见李白《宫中行乐词》八首之二：“玉楼巢翡翠，珠殿琐鸳鸯。”李白的《宫中行乐词》八首、《清平调词》三首，固是歌颂唐玄宗宫廷行乐生活的奉旨之作，但黄彻执著于此，看不到李白在长安时期及以后，以《古风》为代表，也写了不少爱国忧民的作品，指责李白缺乏这类诗篇，立论就显得很片面了。宋代讥评李诗者不止上述三家，此外如赵次公曰：“白之诗，多在风月草木之间，神仙虚无之说，亦何补于教化哉！”（《杜工部草堂记》）罗大经指责李白在安史乱后所作诗歌，“不过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间耳。社稷苍生，曾不亲其心膂”（《鹤林玉露》）。看法与王安石、黄彻相似，其片面性也是很明显的。
　　对李白诗的思想内容，王安石指责为识见污下，苏辙、黄彻指责为缺乏好义之心和爱国忧民之心，这和唐代批评者肯定李诗富于讽兴和美刺是大相径庭的。宋人在诗的政治社会内容方面，何以对李白诗如此不满，评价如此之低呢？我想，这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说明。从李白诗歌本身看，他爱国忧民的篇章数量不但较杜诗要少些，而且表现得不及杜诗明朗而容易引起读者的深刻印象。杜诗咏时事，往往直陈其事，鲜明具体，故被后人称为“诗史”。李诗则往往运用比兴手法，意旨微茫，令人难以指实。如《古风》中的不少篇章，讥刺玄宗后期政治弊端，但“其间多隐约时事”（这种写法大约受到阮籍《咏怀诗》的影响），主旨不明朗，因此像《蟾蜍薄太清》等篇章，究竟针对什么史实，后世注释、评论者多所猜测，看法不一。他的乐府诗《远别离》也是如此。由于表现不大鲜明突出，读起来印象就不及杜诗之深而容易被忽视。再则，李白的一部分篇章，如上面所提到，如《行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等，表现了他长安从政失败后的失意和悲愤，曲折地反映了黑暗现实对贤能之士的压抑和摧残，也具有进步的政治倾向性。但这类诗篇，伴随着悲愤的是纵酒和求仙，从表面看去，很容易只注意其纵情酒、仙的消极一面，而忽视其控诉不合理现象的积极内容。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宋代士风、学风的转变。北宋统治阶层，惩于唐代士人缺少名节和廉耻，大力提倡儒学。理学在北宋得到发展并产生重大影响。在这种环境和氛围中，宋代批评者往往用纯正的儒学标准来衡量和评价许多事物，包括历史人物在内。李白的思想内涵比较复杂，除儒家外，兼有道家、道教、纵横家、游侠等多方面的思想因素，在宋人看来显得驳杂不纯。再加上李白性格狂放，爱说大话，出语夸张。苏辙指责李白“华而不实”，“语游侠则白昼杀人不以为非”，就是从纯正的儒学标准来估价的。杜诗、韩文在宋代获得高度评价，被奉为圭桌，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即因杜甫、韩愈两人的儒家思想浓厚，符合于宋人的口味。明代许学夷《诗源辨体》卷十八在引用苏辙批评李白的那段话后加按语说：“宋人议论，往往皆然。”这里所谓宋人议论，大约指的即是以纯正的儒学标准来衡量、评价许多事物。（许学夷还针对王安石指责李白识见污下，评为“尤俗儒之见”）宋人讥评李诗的思想内容，成为一时风气，也是从纯正的儒学标准出发。元明清时代，言及李白诗的批评者繁多，他们绝大多数人均对李白及其诗的思想内容给予肯定和赞美，而不接受王安石、苏辙、黄彻等的贬斥意见。像元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清陈沆《诗比兴笺》等，注意通过笺注方式来阐发李诗一部分篇章的政治社会内容（其诠释也有失之穿凿附会之处）；评论著作如方东树《昭昧詹言》、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刘熙载《艺概》等都对李诗的讽刺内容加以指陈和肯定，他们的认识，可说与上述唐人的批评意见相接近。他们中有的人，如明许学夷、清吴乔、潘德舆等，还对王安石、苏辙贬抑李诗的见解给予驳斥。他们对李白诗歌的认识，往往显得较为全面合理，如潘德舆论李白求仙学道有曰：太白一生笃好仙术，尝与陈子昂、司马承祯、贺知章为仙宗十友，又请北海高天师授道箓于齐州紫极宫，亦惑之至矣。必谓其诗中凌倒景、游八极、折答木、餐金光等语尽如骚人之寓言而为之讳，诚属多事。然亦由其志大运穷，如少陵赠诗所谓“才高心不展、志屈道无邻”者，乃愤而为此轻世肆志之言。观其对当时宰相称海上钓鳌客，且谓以天下无义丈夫为饵，则知其愤激不平、舌唾一世之大意。譬如刘伶、阮籍之遁于酒，不可谓其纯正，亦不能笑其荒湎者也。。。夫太白咏仙咏佛，虽云游戏神通，终属瑕疵，不得曲护。后人于李集旁涉异教之什，学其寓言讽世者而弃其惑溺不明者，斯为善学太白者耳。（《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一）指出李白相信神仙之术，在政治失意后这方面行为有所加剧，其中言及神仙之事，有惑溺不明者，也有寓言讽世者，分析比较客观全面。我认为不但对求仙，对李白诗中的纵酒内容，大致上也可以作这样的分析和评价。潘德舆又说：“吴子华（吴融）所谓太白诗气骨高举，不失颂咏讽刺之遗有，即其安身立命处矣。”（《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一）肯定唐代吴融的评论，认为颂咏讽刺是李白诗歌思想内容的主要方面，也是很有见地的。
　　又如陈沆《诗比兴笺》认为李白诗多用比兴手法，有曰：“《古风》五十九首，今笺其半，彬彬乎可以兴，可以观焉。”又在论杜甫诗时说：“世推杜陵诗史。正知其显陈时事耳，甚谓源出变雅，而风人之义或缺，体多直赋，而比兴之义罕闻。然乎哉！然乎哉！。。《丽人行》虢、秦、丞相，炙手可热，语太直露。太白乐府必不尔也。”刘熙载《艺概》也说：“李诗凿空而道，归趣难穷，由风多于雅，兴多于赋也。”指出李白诗多用比兴手法，与国风相近，杜甫诗多用赋体，与小雅相近，也是能看出李、杜两家诗在艺术表现方面的不同特色的。
　　三诗仙的不同涵义和评价
　　在后世文人评价李白及其诗歌时，常常以仙、仙才、诗仙等称道李白及其诗歌的显著特征。细加分析，以仙称李白，实具有三种不同涵义。一是就其容貌举止和文才而言，是说李白其人看去像仙人，并具有超凡的文学才能；二是就其诗歌风貌而言，谓其诗歌飘逸奔放，如仙人之摆脱拘束；三是就其诗歌的思想内容而言，谓其诗歌内容多描写神仙和仙境，有超尘出世之想。第一项是说人，第二、三项是说诗，二、三两项都可说是第一项仙才的具体表现。以上三者固有联系，但毕竟有区别，第三项和李白诗的隐逸出世思想关系最为密切。下面对以上三项分别予以说明和分析。
　　说李白容貌举止有如仙人，是李白同时代人目击诗人后的评价。李白《大鹏赋序》曰：“余昔在江陵，见天台司马承祯，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因著《大鹏遇希有鸟赋》以自广。”这里的仙风道骨，指李白的姿容和举止谈吐。又李白《对酒忆贺监二首序》有曰：“太子宾客贺公（知章）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此处谪仙人，主要当亦指李白的容貌举止，同时兼及李白的文才。魏颢《李翰林集序》曰：“故宾客贺公奇白风骨，呼为谪仙子。由是朝廷作歌数百篇。”裴敬《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也曰：“时人又以公及贺监、汝阳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为酒中八仙，朝列赋谪仙歌百余首。”可见贺知章呼李白为谪仙人后，影响颇大，当时朝中文人竞相写作谪仙歌，惜均不传，李白自述也有“青莲居士谪仙人”（《答湖州迦叶司马》）之语。孟棨《本事诗·高逸》载李白初见贺知章，“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则是指其超凡的诗才。李白《冬日于龙门送从弟京兆参军令问之淮南觐省序》载李令问尝对李白说：“兄心肝五藏皆锦绣耶？不然，何开口成文，挥翰雾散？”实际也是说李白具有非凡的仙才。
　　称道李白诗歌风貌宛若天仙，当代人已有这种看法。李阳冰《草堂集序》曰：“不读非圣之书，耻为郑卫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辞。凡所著述，言多讽兴。”这里说李白诗歌文辞宛似天仙，当然是指诗歌风貌而非指其描述神仙出世的思想内容。这种诗歌风貌，系从形式、语言立论，与诗的政治社会内容并不抵触，故李阳冰接着就说李白诗言多讽兴。魏颢《李翰林集序》称李白诗：“三字九言，鬼出神入，瞠若乎后耳。”殷璠《河岳英灵集》评李白诗：“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魏颢称李诗超越鬼神，殷璠称李诗奇之又奇，虽然没有直接称李白诗风如仙，却可说是对李阳冰“天仙之辞”的较为具体的说明。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曰：“故为诗格高旨远，若在天上物外，神仙会集，云行鹤驾，想见飘然之状。视尘中屑屑米粒、虫睫纷扰、菌蠢羁绊蹂躏之比。”此处“若在天上物外”，也是泛指李诗风貌若天仙，“神仙会集”以下数句，则又兼指李诗一部分描写仙人、仙境、藐视尘世的思想内容。又皮日休《刘枣强碑》，称李诗曰：“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磊磊落落，真非世间语。”是兼指其诗歌风貌和思想内容而言。
　　宋代以降，称道李白诗歌风貌如天仙者络绎不绝。有的虽不直接点出仙字，但在指陈李诗风貌特征时，如上引魏颢、殷璠的话那样，都是突出其宛若天仙之辞的特色。这方面的评论很多，这里只举若干较有代表性的例子：王安石：“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引《遁斋闲览》）
　　黄庭坚：“余评李白诗，如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椠人所可拟议。”（《苕溪渔隐丛话》卷五引）
　　严羽：“人言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词，长吉鬼仙之词耳。”（《沧浪诗话·诗评》）
　　高棅：“太白天仙之词，语多率然而成者。”（《唐诗品汇·七言古诗叙目》）胡应麟：“太白《蜀道难》、《远别离》、《天姥吟》、《尧祠歌》等，无首无尾，变幻错综，窈冥昏默。非其才力学之，立见颠踣。”（《诗薮》内编卷三）又：“太白五言绝自是天仙口语，右丞却入禅。”（同上卷六）
　　王士祯：“尝戏论唐人诗，王维佛语，孟浩然菩萨语。。李白、常建飞仙语，杜甫圣语。。（《居易录》）
　　沈德潜：“太白（歌行）想落天外，局自生变，大江无风，涛浪自涌，白云卷舒，从风变灭。此殆天授，非人力也。”《说诗晬语》卷上）
　　赵翼：“神识超迈，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不屑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劳劳于镂心刻骨，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然以杜（甫）、韩（愈）与之比较，一则用力而不免痕迹，一则不用力而触手生春，此仙与人之别也。”（《瓯北诗话》卷一）
　　方东树：“发想超旷，落笔天纵，意法承接，变化无端，不可以寻常胸肊摸测。如列子御风而行，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威凤九苞，祥麟独角，日五采，月重华，瑶台绛阙，有非寻常地上凡民所能梦想及者。”（《昭昧詹言》卷十一）以上不少评论，或称李诗为仙语，或具体形容李诗纵逸如天仙的风貌特征。这种特征，主要是指构思设想、章法结构、语言运用而言，表现为诗的形式和风格。沈德潜说李诗风貌殆出“天授”，则又指出其天仙语出自仙才。前人往往把李白诗和《庄子》、屈赋相比，主要也是从这方面立论。这种特征，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浪漫主义诗歌的艺术特征。这种艺术特征，固然适宜于表现歌咏神仙、仙境的内容，如《梦游天姥吟留别》；但也可以表现讽刺兴寄的现实内容，如《远别离》。因此，前人在称李白为诗仙的同时，也不忽视一部分李诗的社会现实内容。如王士祯，既称李白诗为“飞仙语”，其《古诗选》五言诗钞卷十六中，也选了不少富有比兴讽刺精神的《古风》。又如方东树《昭昧詹言》，既着重描写李诗艺术的超凡特色，同时又指陈《古风》若干篇章的讽时盛事内容（见该书卷七）。
　　李白写有不少表现神仙和仙境的诗篇。这类游仙诗，少数也有比兴寄托，但大多数则是表现他追求神仙、超尘出世的人生理想。在评论李诗的特色时，前人也有就其部分写仙人仙境篇章立论的，如：蔡絛《西清诗话》：“太白仙去后，人有见其诗，略云：‘断崖如削瓜，岚光破崖绿。。。摄身凌青霄，松风吹我足。’又云：‘举袖露条脱，招我饭胡麻。’真云烟中语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引）
　　吴乔：“太白诗如厉乡、漆园（指老子、庄子），世外高人，非有关于生民之大者也。”（《围炉诗话》卷四）
　　李调元：“太白诗根柢风骚，驰驱汉魏，以遗世独立之才汗漫自适，志气宏放，故其言纵恣傲岸，飘飘然有凌云驭风之意，以视乎循规蹈矩、含宫咀商者，真尘饭土羹矣。盖其仙风道骨，实能不食人间烟火，故世之负尸载肉而行者，望之张目咋舌，譬如天马行空，不施鞚勒，其能绝尘而追者几人哉！”（《重刻太白全集序》）
　　以上蔡絛的评论，仅就李白的个别篇章而言，称之为“云烟中语”。吴乔认为李白诗内容如老庄出世之言，不关民生，也仅就部分作品而言。吴乔对李白诗的社会政治内容是颇加肯定的。《围炉诗话》卷二有曰：“太白祖述骚雅，。。讽刺沉切，自古未有也。”又曰：“《上六四》，刺学仙也。《妾薄命》，刺武惠妃之专宠也。”李调元固然称道李白“飘飘然有凌云驭风之意”，“实能不食人间烟火”，强调李白及其诗的超尘出世一面，但从其“根柢风骚”、“其言纵恣傲岸”诸语全面考察，他强调李白的仙才，恐怕主要还是从李诗的风貌立论，只是比较突出了李诗的遗弃世务，一面而已。
　　据上所述，可见在三种称李白及其诗为天仙的言论，以第二种最为广泛。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李白诗歌区别于其他诗人作品的最大特色，的确在于风貌飘逸奔放，如天仙之来去无踪，不受拘束。他的描写神仙、仙境以及部分醉酒狂歌的诗篇，表现这种风貌固然十分突出；但也有部分不表现这类题材的诗篇，也具有这种风貌特色，如乐府《乌栖曲》、《北风行》，绝句《早发白帝城》等。反之，他有的虽写求仙学道的篇章，但风貌比较平实，却缺少“天仙之辞”的特色，如《古风》中部分咏仙道的篇章。
　　“五四”以后，在一部分古代文学研究论著中，出现了强调李诗出世倾向的评论。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是其代表。他说：然而李白究竟是一个山林隐士。他是个出世之士，贺知章所谓“天上谪仙人”。这是我们读李白诗的人不可忘记的。他的高傲，他的狂放，他的飘逸的想象，他的游山玩水，他的隐居修道，他的迷信符箓，处处都表现出他的出世的态度。在他的应酬赠答的诗里，有时候他也会说：“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有时他竟说：“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但他始终是个世外的道士：“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叠道初成。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这才是真正的李白。这种态度和人间生活相距太远了。所以我们读他的诗，总觉得他好像在天空中遨游自得，与我们不发生交涉。他尽管说他有济世、拯物的心肠；我们总觉得酒肆高歌、五岳寻仙是他的本分生涯，济世、拯物未免污染了他的芙蓉绿玉杖。（《白话文学史》第十二章）
　　胡适强调李诗歌咏醉酒寻仙、隐逸出世的一面，认为这是李诗思想内容的主流。这显然是片面的。他举李诗“凤歌笑孔丘”句作例，以示李诗蔑弃入世的儒学，却回避了李白也说过：“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古风·其一》）“仲尼亡兮谁为出涕？”（《临终歌》）。像胡适一类强调李诗出世思想一面的评论，在“五四”以后20、30年代的论著中不是个别的。如曾毅《中国文学史》“李杜二家之比较”一节说：李受南方感化，杜受北方感化。李之品如仙，杜之品如圣。李出世，杜入世。李理想派也，杜实际派也。李受道家之影响，杜本儒教之见地。。。被海阔天空而乐自然，此每饭不忘于泣时事。（见该书第四篇第六章。该书1930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发行）
　　到40年代末建国以后，李诗的关心国计民生、积极入世一面，又得到不少论著的重视和阐述，这里不赘。
　　把表现游仙纵酒、遗弃世俗内容的诗作为李白诗歌的主要倾向，这种看法，在明清时代已见端倪，在“五四”以后一段时间内则较为流行。这种看法的形成，除掉评论者思想方法的主观片面以外，也有其客观原因，那便是李白诗歌中最具有艺术特色和感染力的作品，多数是表现求仙纵酒、遗弃世俗内容的那些篇章。
　　大家知道，李白诗歌艺术成就最为突出、最能打动读者的，是他的七言古诗（包括以七言为主的杂言诗）和五七言绝句。这一点，明清两代评论家屡屡指出，几乎已成为定评。下面举一些代表性的议论：高棅：“今观其《远别离》、《长相思》、《乌栖曲》、《鸣皋歌》、《梁园吟》、《天姥吟》、《庐山谣》等作，长篇短韵，驱驾气势，殆与南山秋色争高可也。（《唐诗品汇·七言古诗叙目》）
　　王世贞：“其歌行之妙，咏之使人飘扬欲仙者，太白也。五七言绝，太白神矣，七言歌行圣矣，五言次之。”（《艺苑卮言》卷四）
　　胡应麟：“太白《蜀道难》、《远别离》、《天姥吟》、《尧祠歌》等，无首无尾，变幻错综，窈冥昏默。”（《诗薮》内编卷三）又：“太白笔力变化，极于歌行。”“太白绝句超然自得，冠古绝今。”（同上卷四）又：“太白五七言绝，字字神境，篇篇神扬。”“太白七言绝，如‘杨花落尽规啼’、‘朝辞白帝彩云间’、‘谁家玉笛暗飞声’、‘天门中断楚江开’等作，读之真有挥斥八极、凌属九霄意。贺监谓为谪仙，良不虚也。”“太白诸绝，信口而成，所谓无意于工而无不工者。”“太白五言绝自是天仙口语。”（同上卷六）沈德潜：“五言绝句，右丞之自然，太白之高妙，苏州之古澹，并入化机。”“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主。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太白有焉。”（《说诗晬语》卷二）又：“七言绝句，贵言微旨远，语浅情深，如清庙之瑟，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开元之时，龙标（王昌龄）、供奉（李白），允称神品。”（《唐诗别裁集》凡例）
　　以上诸家，都是高度赞美李白七古、五七言绝句的艺术成就。在七言古诗方面，高棅举了《远别离》等七篇作品，胡应麟举了四篇（其中两篇与高棅所举重复），这些确是李白七古的代表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远别离》、《梦游天姥吟留别》、《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三篇都涉及神仙，后两篇更是写游仙的名篇。《梁园吟》、《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则是描写纵酒以求解脱，《鸣皋歌送岑征君》写企羡隐逸山林之思。这六篇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遗弃世俗的思想感情。此外，像《襄阳歌》、《行路难》、《将进酒》等名篇，也着重表现纵酒求欢的情绪。在以上这些脍炙人口的篇章中，有的也反映了李白怀才不遇、苦闷无聊的幽愤之情。但这种幽愤之情，或表现的语句较少，或写得不够明显，容易被表层的醉酒游仙的描写所遮掩，因而不能引起读者的充分注意。李白也有内容关注国运民生、艺术成就也较高的七古，如《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远别离》、《北风行》，但这类篇章数量毕竟太少，有的艺术成就也不很突出，因此反而不像上节那些篇章受人注意。总之从流传广泛、影响深入方面看，李白的七古名篇，诗人首先留给读者的是一个醉酒寻仙、遗弃世俗的形象。胡适说：“我们总觉得酒肆高歌、五岳寻仙是他的本分生涯。”立论虽属片面，但客观上也的确容易引起这种错觉。
　　除七古外，李白作品最受人欣赏赞美的是他的绝句，特别是七绝。李白的七绝，大部分描写自身的日常生活和情绪、山水风光以及对朋友的情谊。上引胡应麟举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早发白帝城》、《春夜洛阳闻笛》、《望天门山》四篇即是如此。其他佳篇如《送孟浩然之广陵》、《峨眉山月歌》、《横江词》、《客中作》、《赠汪伦》等也是如此，后两篇还与醉酒有关。其《永王东巡歌》、《上皇西巡南京歌》表现了安史乱后诗人对国运的关怀，但艺术魅力不及上举那些篇章强烈，因而一般选本较少选录。他的五绝佳作，如《静夜思》、《独坐敬亭山》也是写自己的日常生活和情绪，《玉阶怨》、《越女词》、《巴女词》等则是描写妇女的日常生活和情绪。李白的绝句佳篇，由于内容方面的上述特点，加上语言清俊、风格飘逸，也容易给人以遗弃世俗、飘飘欲仙的感觉。此外，李白少数脍炙人口的五古、五律名篇，如《长干行》、《送友人》等，情调风貌，也往往与其绝句相近。
　　李白关怀国运兴衰、民生疾苦的诗歌，在形式上多数为五古，《古风》组诗中尤多。他的《六风》，继阮籍《咏怀诗》、陈子昂《感遇诗》之后，较多关心并表现政治社会现实，其中也不乏思想性艺术性都较好的篇章，但比起他的七古和绝句，却缺少那种蹊径独辟的艺术创造性和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我们看历来不少分量较小的选本，对这类篇章选得很少甚至不选，其原因恐怕即在于此。明末钟惺评《古风》有曰：“此题六十首（按实为五十九首），太白长处殊不在此，而未免以六十首故得名，名之所在，非诗之所在也。”（《唐诗归》卷十五“凤飞九千仞”篇评语）即是认为《古风》并不是李白最优秀的作品。钟氏评诗，注意艺术性，因而有这样的议论。
　　上面分析说明李白最受人称道的作品，多数在样式上是七古和绝句，其中突出的名篇佳作，或表现醉酒求仙、遗弃世俗的思想行为，或着重表现日常生活和情绪等，很少触及政治黑暗、社会动乱、人民痛苦等题材，因而在一般读者特别是只读选本、不读全集的读者的脑海中，李白是一位飘飘若仙、不关心世务的诗人，至少认为遗弃世俗是李白思想及其诗歌的主要方面。历史上许多著名诗人，大抵拥有一部分最优秀、最脍炙人口的篇章，这部分作品为许多选本所选录以至广泛流传，这是很自然和合理的。但应当看到，这部分篇章在其全部作品中往往仅占不大甚至很小比重，也往往不能反映其思想感情的全貌。我们如要对某一诗人的思想感情全貌获得准确的认识，就必须对其全部作品进行全面的考察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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