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老虎被开除党籍了！那么问题也来了|周永康_新浪新闻
周老虎被开除党籍了！那么问题也来了
从今年7月29日，官方宣布对周老虎正式展开调查至今，都快半年时间过去了
　　就在刚才，当夜已深，人已困，但以新华社为首的官方媒体却集体玩起了“零点发”，准时在12月6号零点到来的时候发布重磅消息：中共中央决定给予周老虎开除党籍处分，将周永康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从今年7月29日，官方宣布对周老虎正式展开调查至今，都快半年时间过去了，终于，关于周老虎的第一支靴子终于落地！可以预见，这个周末的新闻版面将属于周老虎。观察君觉得，不妨围绕这几个问题来思考一下。
　　问题一为什么零点发？对此，多维新闻网的分析称，公布时间选择在凌晨，实属罕见，但这也符合官方之前对周案处理的一贯低调态度――谨小慎微。另外，多维新闻也分析官方淡化周案的迹象比较明显，包括人民网、新华网在内的主要官方媒体，都将周案的消息放在了不显眼的位置。而其它门户网站在将相关的新闻推上头条后不久，也很快被下移。由此可以看出，官方希望尽量降低周案可能造成的影响。
　　问题二周老虎被定五罪有什么玄机？
　　在新华网发布的通报中，罗列了周老虎的“五大罪状”，分别是：
　　一利用职务便利为多人谋取非法利益，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受巨额贿赂。
　　二滥用职权帮助亲属、情妇、朋友从事经营活动获取巨额利益，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
　　三泄露党和国家机密。
　　四严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本人及亲属收受他人大量财物。
　　五与多名女性通奸并进行权色、钱色交易。
　　其中关于周及其家人收受贿赂，买官卖官，与多名女性通奸进行权色交易等在意料之中。但“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却是最为严重的一大罪状。周老虎向谁泄露了党和国家机密？这种泄密行为造成了什么严重后果？这些疑问还要留待官方进一步公布更多信息才能知晓。
　　问题三周案会否公审？可能怎么判？
　　去年，薄熙来案的公审被看作是中国司法的一次进步。那么周老虎被移送司法之后，官方会采取什么姿态回应公众的关注，是否同样会进行公审，也是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另外，与薄老虎和徐老虎相比，周老虎的罪名更重，情节更恶劣，他又会被判以何种重刑呢？
　　问题四下一个大老虎会是谁？
　　《华尔街时报》时报评论说，惩办周案彰显了习近平重树中共政治力的决心。而在之前的反腐行动中，多名来自政法及石油系统的贪官落马。另有外媒评论，周老虎还有一个大问题是进行朋党活动，在各个系统安插自己的人马，估计涉及的副部级官员至少不下200人。这也说明，周案涉及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影响之恶劣，绝非开除周老虎一个人党籍能够彻底铲除的。那顺藤摸瓜，周案还会牵出多少大老虎？这需要持续关注。
　　英国BBC的分析称，长久以来周老虎可以说是全中国“最恐怖”的一个人。而对周老虎进行调查，现在又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无疑将为习近平的改革扫清障碍，提升执政党的形象。联系到官方在第一个宪法日后公布周案的消息，似乎实在传递将进一步推进制度化、法治反腐的信息。对此，外界应抱有更高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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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决定给予令计划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将令计划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_新浪新闻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令计划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将令计划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7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令计划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令计划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根据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在查办案件中发现的线索，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对令计划立案审查。
　　经查，令计划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组织纪律、保密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多人谋取利益，本人或通过家人收受巨额贿赂；违纪违法获取党和国家大量核心机密；严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本人及其妻收受他人钱物，为其妻经营活动谋取利益；与多名女性通奸，进行权色交易；对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力敛财牟利负有重要责任。调查中还发现令计划其他涉嫌犯罪线索。令计划的行为完全背离了党的性质和宗旨，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极大损害党的形象，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纪委《关于令计划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参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决定给予令计划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令计划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原标题：中共中央决定给予令计划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将令计划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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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建国前党员脱党期间党籍、党龄问题的几点补充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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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以来，对在历史上曾经脱过党的同志的党籍、党龄问题，多数都做过结论，现在有一些同志提出申诉或要求复议。鉴于建国以前党组织多数处于秘密状态，斗争非常艰苦，环境十分复杂，一些同志的脱党原因不尽相同，脱党后的经历和表现各有差别，且距离现在的时间已经很久，因此，各级党委在处理这类问题时，要本着实事求是，严肃认真，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精神，首先把这些同志脱党的原因、脱党后的表现等情况搞清楚，然后再考虑其党籍应该不应该恢复。应该恢复的要抓紧审批，予以恢复；不应该恢复的，也要耐心地做好说服工作。为了妥善地做好这项工作，除重申按照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对脱党分子的党籍和工作的处理和计算党龄问题的指示》的基本原则办理外，特作如下补充规定。　　(一)关于脱党期间党籍、党龄问题的处理原则：　　1　党员被迫脱党后，积极设法找党，因客观条件限制，未能找到党组织，但仍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其历史经过严格审查，每段都有可靠证明，确无问题的，其脱党期间的党籍可予以恢复，党龄连续计算。　　2　党员被迫脱党，后又回到革命队伍，过去审查时，因客观原因，脱党期间的情况无人证明而暂按重新入党处理的，现已查清其脱党期间曾积极找党，继续进行革命活动，每段都有可靠证明的，可以改为恢复党籍，党龄连续计算。　　3　党员被迫脱党后，曾有短时间(如一年以内)政治上一度表现消沉，但不久即转为积极找党，为党工作，表现好或工作有成绩，很快又被重新接收为党员的，其脱党期间的党籍可予恢复，党龄连续计算。　　4　党员被迫脱党后，有的有条件找党而没有找党，有的虽曾找过党，但行动上不积极，致使脱党时间较长(三年以上)的；或入党时间很短，脱党时间较长的，这些同志在脱党期间尽管有过某些进步活动，他们的党籍也不能恢复。　　5　党员虽系被迫脱党，脱党后政治上有过动摇，或有其他政治错误，革命形势好转后才回到革命队伍又重新入党的，其脱党期间的党籍不能恢复，党龄应从重新入党之日算起。但有的同志归队后，已将自己的问题如实向组织交代清楚，过去审查已经作了恢复党籍处理的，现在也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也可不再变动。　　6　有的同志虽系被迫脱党，但由于脱党期间的历史比较复杂，过去没有审查清楚，一直没有解决党籍问题。现在本人全部历史已经审查清楚，虽然不符合恢复党籍的条件，但也没有发现其脱党期间有损害党或革命利益行为，目前本人基本具备党员条件的，可以重新入党，不要预备期。重新入党的时间，可根据审查结果，由省级以上党组织酌情研究决定。　　7　凡过去自行脱党，后又参加革命工作和重新入党，现在要求恢复其脱党期间党籍并连续计算党龄的，一律不予解决。　　(二)有的同志被迫脱党，后来回到革命队伍，当时党组织对其脱党的情况未作全面审查，即予接上组织关系。如现在已将其脱党期间的情况审查清楚，可根据各人的实际情况，参照本规定上列有关条款的精神，有的可以恢复其脱党期间的党籍，连续计算党龄；有的可将其接上组织关系的时间，确定为重新入党的时间。　　(三)在地下工作环境中，有些同志曾经加入过党，但因本人并不很明确或因组织上的原因，未承认其党籍的，现经查证，本人一直在革命队伍里工作，三年以内又重新入了党，并有两名以上党员能证明其在这以前确实曾入过党，这段党籍可予以恢复，党龄从第一次入党时算起。　　(四)对于已经逝世多年的党员，其家属子女要求恢复其过去脱党期间的党籍并连续计算党龄的，如果没有切实可靠的证明材料又不能提供证明人线索，一般不予复查，但属于历史上的冤假错案，涉及到党籍党龄的，则应予复查。对不再复查的，也要向其遗属耐心做好说服工作。　　(五)审批手续问题：　　1　要求恢复建党初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7月底以前)的党籍并连续计算党龄的和中央管理干部的党籍、党龄的更改，由省、市、自治区党委或中直机关党委、国家机关党委审理后，报中央审批。　　2　要求恢复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至日)的党籍并连续计算党龄的和省、市、自治区或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一级党委管理干部的党籍、党龄的更改，应报省、市、自治区党委或中直机关党委、国家机关党委审批。　　3　其他党员，应由县或相当于县一级党委审理后，报地(市)委审批。　　4　军队干部的党籍、党龄更改的审批手续，由总政治部作相应的规定。　　(六)复查处理脱党人员的党籍、党龄问题，主要是依据切实可靠的证明材料。本人要忠实地提供历史情况和证明人线索。组织上在调查取证时，应该要求证明人本着对党负责的态度，提供符合历史事实的证明。如果发现证明人有改变或更正过去屡次证明的事实时，证明人应说明改变或更正事实的充分理由，组织上要对这些证明材料进行认真地审核鉴别。　　处理党籍、党龄问题是一项严肃的政治工作。要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不认真负责地考虑申诉人的意见，而多方强调客观困难，对申诉敷衍应付，甚至一推了之，该复查的不予复查，该改变结论的不予改变结论；另一种是不注意查清事实，不仔细研究调查证明材料，不按党的原则和有关规定办事，随意作出迎合申诉人意愿的不恰当的结论。　　(七)凡过去的结论基本符合本规定精神而本人现在要求不合理的，或过去已作过结论，现在没有新的可靠的证据和其他理由足以改变原结论的，不再改动。但应耐心做好说服教育工作。附：　　中共中央关于对脱党分子的党籍和工作的处理和计算党龄问题的指示　　(日)　　(一)对脱党分子的党籍和工作的处理问题　　在全国胜利的形势下，过去脱党的分子现在来找我党要求解决党籍及工作问题者，日益增多，情况亦甚复杂。自1949年6月以来，经各地介绍或本人直接来信，或迳赴北京找中央组织部及中央各负责同志者已达百余人。其中大多数为大革命时期及内战时期入党，而在内战时期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况下脱党者。脱党原因有被迫与个人错误之别。脱党后的表现亦各有不同：或消沉，长期未作革命工作；或一度为反革命工作；或中间有一段做过一些革命活动的。目前对此类问题的处理，除按照“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对脱党、自首、叛变分子的处理的指示”及“中央组织部关于归俘人员党籍问题的处理方法”的精神外，并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了并采取着以下办法：　　甲、凡党员过去被迫脱党后，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并设法找党，但因客观困难终未能找到者，其历史经省委或市委严格审查，每段均获有可靠证明，确无问题者，可准予恢复党籍，并分配以适当的工作。　　乙、凡党员过去自由脱党，旋又自行悔悟，重新参加革命工作，设法找党不获，现在恳切要求入党者，经审查后有确实证明时，可准予重新入党，并分配其工作。　　丙、凡党员不论其过去系自由或被迫脱党，凡有以下情节之一者，均须加以长期考察，不应即予考虑其党籍问题。　　1　长期未作革命工作，虽未发现有反党行为者。　　2　曾有损害革命之行为或嫌疑者。　　3　曾为敌人服务后又为我工作者。　　4　本人历史复杂一时无法获得证明者。　　为了保持党的纯洁性和照顾党内外的影响，对脱党分子在政治上尚不能完全信赖时，不应分配在党的系统或军政重要领导机关和带有机密性之部门工作，且不宜任以负责职位。至于历史不清或有政治嫌疑者，除其具有专长，须要慎重加以使用外，其余一般地应送学校学习，在学习中继续考察，不宜马上分配其工作。　　由于此类问题今后必然增多，为了更易于搜集材料，解决问题，并节省人力物力起见，各地组织凡遇此类问题，应依照中央指示自行照规处理。一般地不应迳送中央。本人自行来中央者，如其问题中央易于解决者应即处理，如其问题地方较为熟悉者，应转由地方处理。　　(二)关于计算党员党龄中是否可以扣除中间一段党龄的问题　　七大以前，关于处理党员党籍办法中，有因党员脱党后较长时期未继续为党工作，或脱党时期某段情况一时无人证明，或因有其他不好表现者，采取扣除党龄的办法，即恢复其党籍，但中间一段不算党龄，予以保留或作为处分。　　七大以后，中央组织部在处理此种问题时，没有采取中间扣除党龄的办法，因为此种办法有割断历史的缺点。如党员系被迫脱党、确无法找到组织，且因能力限制及缺乏社会关系，不能作出显著工作成绩，而当其一有机会即又继续找党者，其党籍应予全部恢复。若党员脱党后，无反党行为，只一度消沉，未及时积极找党和为党工作，但为时不久旋即觉悟，转为积极，工作表现有成绩，因而又回到组织者，亦应全部恢复，中间表现消沉的一段应以错误论，不扣党籍，只酌情给以适当处分，或给以批评，并在结论中指出。　　如党员在脱党期间一段无人证明，应分别情况或暂准重新入党，或暂不解决其党籍问题，俟获有确切证明后再行处理。　　如党员在脱党后长期未积极找党，亦未做革命工作，现在环境一好又来找党者，其党籍不能恢复，自无扣除党龄问题。如果以后在长期工作中表现其成绩和进步，因而可以重新入党者，其过去的党龄，因其自行脱党，自应取消，不能再算。　　如党员在脱党后失去党员气节，或叛卖党和阶级者，即使过去功劳很大，或失节后又复坚定起来。其过去党籍应予以开除，今后若各方面具备一个党员条件时，可考虑其重新入党，不能扣除其中间一段，恢复其前后两段。　　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处理的办法是很不一致的，现在需要一个统一的规定，故指示如上。
（责任编辑：赵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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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n. all rights reserved　　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我国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成绩有目共睹，但也存在了不少的问题，只有正视这些问题，党才能更好的发展。　　一是一些党员长期忽视甚至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思想空虚，是非不辨，方向不明，缺乏清醒的政治辨别力，对党的方针政策理解不深刻，思想上庸俗，精神上萎靡，工作中缺乏自觉性和主动性。　　二是一些党员理想信念发生动摇，革命意志衰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信心不足，沉湎于实用主义和所谓的关系学，热衷于一些消磨意志的低级趣味，有的甚至参与封建迷信活动等。　　三是一些党员组织观念不强，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对党的规章制度和国家的法律法规置若罔闻，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乃至拒不执行党组织做出的决定。还有一些党员长期不参加组织生活，不按时交纳党费，不做党组织分配的工作，不能严于律己，甚至违法乱纪。　　四是一些党员人生观、价值观错位，缺乏党的宗旨意识，丢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肆意挥霍公共财物，或侵占国家、集体和群众的利益，为自己和亲友捞取“好处”。　　五是一些党员不能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怨天尤人，牢骚满腹，对党的理论创新不理解，对改革开放的政策有疑虑，对社会发展中的新事物求全责备，说三道四。　　六是有些党员丢弃了艰苦奋斗的作风，追求奢糜的享乐生活，认为讲艰苦奋斗就是叫人去过清教徒式、苦行僧式的生活，就是要否定合理的物质利益，进而追求享乐主义，陶醉于灯红酒绿，满足于纸醉金迷，不愿意到艰苦的环境工作，拈轻怕重，向组织讨价还价。　　七是一些党员缺乏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工作和学习上得过且过，不能在急、难、险、重的紧要关头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但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甚至做了群众的尾巴。　　八是一些党员脱离群众，不能主动维护群众的利益，不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遇事不同人民群众商量，不能及时向党组织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在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侵害时，不能挺身而出，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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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性本恶，所以马式共产主义不可能实现　　性恶论是人之初，性本恶的理论。人之初性本恶与人性恶不完全相同。人性恶是指人生下来自始至终都是恶的。人之初性本恶是指人性在最原始状态有恶的趋势，以后的发展受到环境的影响。　　什么是恶？自我利益膨胀以至侵犯了别人的利益，就叫恶。推动人类社会，乃至动物界，自然界向前发展的，就是自我利益的最大化。植物为得到更多的养分，根越扎越深，枝越长越长。食肉动物为吃到其它小动物，更加凶猛、狡诈。食草动物为延续后代，耳朵越长越长，繁殖力越来越强。为什么我们发明自行车、汽车，以及各种机械、电子设备？为什么资本家要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增大工人的劳动强度？为什么工人要罢工，要求缩短劳动时间、降低劳动强度，增加工资？为什么我们渴望共产主义早日实现，大家能够各取所需？因为我们要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要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本身没什么不好，但是如果侵犯了别人的利益，就是恶。我想过舒适的生活，必须有钱。怎样才能有钱呢？我可以去找工作、去发明、去偷、去抢、去骗。同样是得到一笔钱，有不同的方法，而被认为是恶的，则是侵犯别人利益的行为。　　不难看出，人的这种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趋势，如果不加以限制任其发展，就会侵犯到其他人、其它动物、自然界的利益。　　人的这种利益最大化的趋势源于祖先。人的大脑分三个部分：最中心的部分是大脑基底核，是爬虫类的脑，原始、野性、凶残，富于攻击性，像鳄鱼；包裹着基底核的是大脑边缘系统，攻击性弱，像普通的哺乳动物的脑；最外一层是人类特有的大脑新皮层。人只是高级的动物，它和其它动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也许你认为讨论性善性恶和我们的实际生活没有什么关系，但我以为关系比较大。　　在立法精神上，性善论和性恶论的支持者产生了不同的立法。性善论的支持者因为相信人是善良的，所以立法时会把法律定的粗糙一些，多一些原则，少一些细节，最后成文只是薄薄的一本。古代把官员称为父母官，就是性善论的表现。你敢质疑你的父母吗？父母官说什么是什么，官府盘剥乡里、贪污公款、草菅人命、鱼肉百姓就是这么来的。性恶论的支持者因为认识到人总有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趋势，所以立法时会把法律规定得很细。他们让三权分立，政府、议会、法院互相牵制。因为不信任，他们让官员受到重重限制，并把官员称作公仆。从而形成一种人人都想恶，人人都不能恶的局面。林语堂说过一断话：如果把十个官都设想为清官，不加以限制，那么最后十个中可能有九个是贪官；如果把十个官都设想为贪官，对他们加以种种限制，那么最后十个中有可能有九个清官。　　结合性恶论，综合分析，共产主义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被描绘成这样：世界大同，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情况下，人们以劳动为第一需要，各取所需。　　物质极大丰富不可实现。1、从实际的物质量来说，地球面临着资源匮乏的局面，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将进一步合理利用有限的资源进行生产、生活。除非有十个地球才能让人类感到物质极大丰富。2、从心理上讲，丰富是一个程度副词，它没有一个标准。如果你给一个古人讲现代的生活，给他描绘自己会跑的铁壳（汽车）、自己会喷水的铁管（水龙头）、可以看到十万八千里的方盒（电视），他一定认为你生活在天堂。但是，你满足了吗？你不想更多的钱买汽车、买大房子吗？未来的人也会一样，他们决不会满足现有的生活条件，总会有自己的梦想，物质怎么能够呢？　　各取所需必造成极大浪费。需要是分等级的，有必需品，有奢侈品。在以金钱为一般等价物的今天，我们会将有限的金钱大部分用在必需品上，小部分用在奢侈品上。一旦物品损坏，我们会对它进行维修，直到无法使用。同一类商品，也有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区别。我新搬了宿舍，需要一台电视。电视就是必需品。但我的工资少，花二、三百元买一台二手电视是正常的。但我非要买一台新的三十四吋背投彩电，就不切实际了，背投彩电对我来说就是奢侈品了，在宿舍看也是一种浪费。但如果真是各取所需，我会去搬三十四吋背投彩电，如果在搬运过程中碰掉一块漆的话，我会扔了它，再搬一个新的。任何物品都是有成本的，我们的需要必需和成本相比较。为什么我们不用黄金、白银做电线，因为成本太高。共产主义社会也必需考虑成本问题。　　人类不可能将工作视为第一需要。你也许会说，现在有些大企业的老板不缺钱，但还是在工作。他们把工作视为快乐，但也会明天就给自己放假去阿尔卑斯滑雪，你能吗？人类始终把快乐、舒适作为第一需要。所有工作都能给人带来快乐和舒适吗？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做着他们喜爱的职业，大部分人都在做不得不做的工作。如果不发工资，谁会整天面对枯燥无味的东西。工作为了生活，还是生活为了工作？没有了利益还会有多少人去工作？　　人类思想能否进化到以工作为第一需要，是我于某位共产主义者的争论焦点。我以为不能。以工作为第一需要，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我们设想共产主义社会本身，就是人类自己贪婪的证明。贪婪的现代人怎么能设想未来的人不贪婪呢？　　我只能说，未来生活会更美好，人类将变得更加理智。
　　共产主义直接源自基督教义　　十九世纪,对基督教进行真正继承和改革的,当数马克思(所谓“马教”时期)。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关于人类未来的两幅蓝图,尽管各自的表现手法不同,但都表达了同一个意境:在未来的人类生活中,没有战争,没有压迫,没有恐惧,人们都过上了和平、富裕、幸福的生活。而基督教未来蓝图中的犁头和镰刀,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标志——榔头和镰刀,又是何等地相似。　　基督教是公元四世纪开始得到广泛传播的,而马克思主义是十九世纪产生的,两者虽然相差十五个世纪,但二者却暗流相通。从来源来看,共产主义理论和基督教义可谓一脉相承。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文中曾经谈到,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除了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中承受了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外,“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从头做起。”的确,人类有史以来所创造的各种思想学说唯有基督教是早古老最长久的。基督教的名称虽是公元一世纪出现的,但它的实质内容,即它以上帝为核心的信仰体系,却早在公元前九世纪左右,就己经在其前身犹太教中明确而具体地存在着了。比如圣经《弥迦书》,据考证是公元前八世纪的犹太先知弥迦的作品。即使有人对基督教文献的产生时间有怀疑,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即:基督教所主张的对于上帝的信仰,是伴随着犹太民族一步步走过来的,几乎和犹太民族一样古老!当基督教在公元四世纪以后得到广泛传播后,特别是到了延续千年之久的中世纪,它成了欧洲人的主导思想,影响了欧洲社会的方方面面。共产主义学说自然也不例外。　　这首先表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背景和知识来源上。二人生活在德国、英国和法国,这三个国家是深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特别是他们的故国德国,更是受基督教影响至深至大的国家。基督教历史上意义重大的宗教改革运动,就是在德国兴起的。尤其是通过路德把圣经译成德文而广泛见诸于德国民间,基督教在德国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马克思恩格斯不信仰基督教,实是由于基督教在当时的德国太盛行了,以致到了极端崇拜的地步。而马克思恩格斯是极具叛逆性格和逆反心理的人,依据他们的个性,是不能不对基督教产生怀疑态度的。但尽管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还是深受基督教影响的。因为无意识的影响也是一种很大的影响。据有关资料统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引用圣经中的典故有300多处,其中还不包括重复的,所提及的圣经人物有80多个。而据《世界历史》2004年6期张倩红的〈从《论犹太人问题》看马克思的犹太观〉一文介绍,则“马克思出生于德国莱茵省的特利尔城,祖父马克思·利维是该城有名的拉比,祖母爱·里沃夫更是出身于拉比世家。母亲罕丽达·普列斯波格也出身于荷兰的一个拉比家庭。父亲原名希尔舍·马克思。1817年,35岁的希尔舍·马克思接受了基督教洗礼,并把自己的犹太名字“希尔舍”改为基督徒常用的“亨利希”。1824年,亨利希·马克思让他的6个儿子都接受了洗礼,时年马克思年仅6岁。马克思的母亲由于家人的强烈反对,没有立即改宗,但在其父母过世后,也接受了洗礼。”　　其次,共产主义学说的直接来源是乌托邦理论,而这种理论跟基督教义有千丝万缕联系。英国人莫尔在其《乌托邦》一书中描绘了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他笃信基督教,书中的乌托邦居民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反对无神论和宗教派别斗争。法国的圣西门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杰出代表,著有《新基督教》一书。认为未来的理想社会,应能充分体现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是基督教所提倡的兄弟姐妹间的关系。他关于社会依次进过五个发展阶段以及经济关系的变革决定这种发展进程的观点,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提供了参考。英国的欧文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又一杰出代表。他虽然说过私有制、宗教、宗教婚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祸害,但他所反对的是当时盛行的宗教迷信行为,并不是宗教本身。他主张对基督教采取理性的态度,提出过建立理性宗教的主张。他通过研究英国古典经济学说,提出了“剩余产品”理论,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剩余价值”理论的直接源泉。　　当然,最重要的还在于:共产主义许多理想跟基督教义的理想也如出一辙。我们看到,共产主义的许多学说,特别是关于以公有制为基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是在吸收、借鉴乌托邦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过来的。而乌托邦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是由信仰基督教或具有基督教思想的大师们所提出来的,是深受基督教的启发和影响的。尤其是他们关于维护穷人利益,建立社会公正的主张,更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之一。善待穷人、助贫济困、公平公正等思想,自始至终贯穿于圣经全书中。　　同时,他们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诚如圣西门的《新基督教》那样,是深受基督教的影响的。史实、教诲、预言,是撑起圣经大厦的三根支柱。在圣经预言中,有许多关于美好未来的宣示,可以说,共产主义学说与基督教本是同根生。也就因为这个原因,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就直接将共产主义和基督教进行比对,进而认为:“辩证法唯物主义”在共产理论中,具有至尊的位置,相当于“耶和华”在基督教中；“马克思”相当于“弥赛亚”；“无产阶级”相当于“(神的)选民”；“共产党”相当于“教会”；资本家应受的惩罚相当于“地狱”；“千禧年”相当于“共产国际化的日子”等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基督教——包括一切重要的文化基因——也会在其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广取博采推陈出新,或者,这就是我们应该研究历史和学习文化的最根本原因。
　　现在中国正在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这场危机，其持续时间和范围，影响会很深远。也许是变形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中国如何应对，最终才能避免日益迫切的经济危机？　　看完这个帖子，你就能够找到解决方案，请参考：　　/post-worldlook-.shtml　　《效率与公平的逻辑关系》　　杨帆 新浪财经 日　　抽象谈论效率与公平的文章，浩如烟海。我们需要的，是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把二者关系做具体的，历史的说明。理论上的真问题，必须结合实际中的真问题，才能具有实际意义。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基本关系。所谓效率，主要指经济微观层面，企业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但经济效率也可扩大到产业层面，指一个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拉动效应，有前向关联，后向关联等；还可包括宏观经济层面的总体效率，即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波动的减少，防止垄断，过度竞争，倾销和重复投资，改善对外贸易条件等等。不能仅仅把经济效率理解为单个企业的眼前利润，即使单个企业的经济效率，也离不开长期发展战略，市场的占有率，长期合作伙伴关系，社会贡献与社会形象等多种因素，不是单纯的利润指标可以代替的。企业的效率，前提是符合社会效益，如不能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社会等，在现代生产中，企业活动的外部性问题已被尖锐揭露，脱离社会效益的企业微观效率不能被社会承认，这一点在财务上也将体现出来，即把企业活动的外部成本内部化，打入企业成本以降低利润，企业的虚假效率必然被剔除。　　至于“公平”，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流派经济学家长期所忽视或者有意排斥的问题，他们的学术理由之一就是：效率有明确的指标可衡量，而公平的概念太泛，不能量化。其实，国际社会对于公平越来越重视，并给出了明确概念。2000年10月，180个国家元首签署的《千年宣言》概括了世界银行奋斗目标：消除饥饿和极度贫困；普及小学教育；消除性别歧视，赋予妇女平等权力；降低婴幼儿死亡率；减少孕产妇死亡率；消灭爱滋病、疟疾等疾病；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扭转环境资源的耗竭趋势。根据中国青年报采访世界银行专家邹恒甫，社会公正至少包括四大内容：　　第一，机会均等。每个公民都具有基本相同的发展机会。机会均等要求，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公共政策向机会最少的那部分人倾斜，以增加他们的发展机会。例如，教育是影响人们发展机会的关键因素之一，公共政策应该保证穷人也能享受基本的教育。　　第二，过程公平。虽然公民的先天禀赋，如身体状况、智力、家庭环境存在很大差异，但公民利用自己的禀赋、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回报的过程必须是公平的。人们不能因居住地、性别等方面的差异而受到歧视。例如，农村居民必须同城市居民一样，完全平等地参与竞争，同样的付出应该得到同样的回报。　　第三，按贡献进行分配。根据每个成员对社会的贡献大小进行有差别的分配，多努力者多得回报。　　第四，确保基本生存条件。社会必须给每个公民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机会，避免一部分公民陷入绝对的贫困和被剥夺状态。这就是说，政府必须调节资源的配置结果和收入分配格局，以维持每个公民最起码的生活标准。　　官员财产公示--瑞典240年前就已开始 民主并不是最先从美国开始的　　/post-worldlook-.shtml　　四个内涵之间可能出现冲突，例如为实现机会均等和避免绝对贫困，必须对弱势群体进行政策倾斜，会影响过程公平。阿马蒂亚·森在其名著《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指出，社会公正的具体内容和具体体现取决于每个社会自己的选择，只要社会的决策过程是民主的、每个成员都有表达自己偏好的正式渠道、政治决策机制能综合每个公民的意见，社会选择的结果就是可以接受的。　　依据国际上中等偏下的水平，中国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应各占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一，共占50%；按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30%计算，应达到GDP5%，三项共占15%。　　国际思潮可以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划线，主张效率优先的为右翼，主张公平优先的为左翼。我以此为依据，又加上手段的激进与温和，把中国社会思潮划为温和左翼，温和右翼，激进左翼，激进右翼四种思潮。我主张温和右翼与温和左翼合作，既反对激进左翼(原教旨计划经济思想)，也反对激进右翼。中国思想界的思维惯性实在太严重，许多人至今把“左倾”作为最主要的危险，对于新的“激进右翼思潮”缺乏警惕，甚至作为“改革开放大方向”加以维护，这就是主张以腐败为机制，将权力与资本相结合形成“精英联盟”，进一步买办化，走对外妥协，对内剥夺大多数人民的“拉美化”道路。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中国改革开放自1995年以后，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和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同时，忽视了对腐败的控制和对受损阶层的补偿，正在一步步滑向这一方向。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经济方面可以归纳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公平是指社会成员的收入均等化，效率是指资源的有效配置。计划经济有天然的公平取向，忽视微观效益；市场经济则重视微观效率而使收入差距拉大，这是效率与公平背后的体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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