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遇哲：不再鼓励“大义灭亲”是一种进步_新闻中心_新浪网
张遇哲：不再鼓励“大义灭亲”是一种进步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审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此次刑诉法修改拟规定除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外，。如果此条得以通过，长期以来在我国大力提倡的“大义灭亲”司法政策将被颠覆(详见本报今日A18版)。
　　“大义灭亲”中的“大义”两字，其实就已经界定了这在传统上是一个褒义词。1979年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制定时，沿用了“大义灭亲”式的法治理念。刑诉法48条更是规定了公民有绝对作证的义务，作为犯罪嫌疑人的家属没有沉默权，这就意味着，如果不检举、揭发、作证亲人犯罪，那么自己也可能将身陷囹圄。
　　2003年，河南农村少年张鸿雁为了筹集哥哥上大学的费用而偷窃了舍友4万元。在警方的动员下，张鸿雁的哥哥将张骗到其住处，致使张被抓获。事后，哥哥的“大义灭亲”行为遭到舆论强烈质疑。因为我们的感情，似乎更接受“亲亲相隐”这样一种传统规范。
　　事实上，虽然自古以来中国社会不乏“大义灭亲”的故事，但为社会和国家法令所遵循的主导性原则还是“亲亲相隐”。而在现代司法体系中，很多国家法律也都有容隐制度，亲属享有拒绝作证的权利。
　　“大义灭亲”的法律规定，使得犯罪嫌疑人的亲属陷入“两难悖论”：如果出庭作证，亲属间的背叛极可能导致嫌犯心灵绝望；不予揭发，则可能导致全家受刑罚制裁的惨痛后果。显然，大义灭亲理念下的强迫揭发，加剧了法律和情理的冲突，背离人之常情和常理，容易导致削弱损坏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伦理关系，也有损害传统道义规范的嫌疑。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不应该为保存风纪，反而破坏人性；须知人性却是风纪之源泉。”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应该充分尊重社会伦理纲常，不能为了某种底线价值去一刀切地否定后者。大义灭亲生硬割裂了维系社会的血缘亲情，无视国民间基于人性而生的伦理关系，其恶果远甚于犯罪本身。倘若亲人之间缺乏起码的信赖和情感，而充满猜忌和提防，对于维系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和睦，必将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须知，从来没有哪个社会因为犯罪而崩溃，但是道德沦丧的社会却可能走向终结。
　　当下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关键时刻，能否成为一个拥有正常社会伦理，又能具备有效司法权威的法治社会，“容隐权”又一次充当了风向标的功能。近些年，学界主张部分恢复亲亲相隐制度的呼声渐高，如今终于进入立法部门的视野。赋予一般案件中父母、子女和配偶等近亲属拒绝作证的权利，是司法对人性价值的理性回归，彰显法律与情理的水乳交融，值得肯定与期待。　　(河南 张遇哲)
| （编辑：SN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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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如：孔子为什么主张【大义灭亲】？孔子孟子商鞅秦法亲亲相隐
分类： 非儒这个小文主要批评邓晓芒先生，没有认真阅读儒家著作，未能理解孔孟大义。
一、儒生厌恶孔孟学说，对孔子主张进行了曲解 在邓晓芒和儒生的辩论中，双方都隐含一个前提：孔子主张亲亲相隐，而不主张大义灭亲。这实际是当今儒生厌恶孔孟之学，假造出来的印象。邓晓芒不查，上了他们的当。未能指出：既然儒生们厌恶孔孟思想，为什么不弃儒投墨？ 众所周知，“亲亲相隐”的典故出自《论语》。“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叶公认为儿子举报偷羊的父亲是“直”，孔子反驳说不举报才是“直”。 邓晓芒看出了其中一个关键：孔子反对举报。注意，是反对，而不是容忍。当今各国法律都有容忍亲亲相隐的内容，而不是鼓励亲亲相隐。正如不制止犯罪应该被容忍，而鼓励犯罪、参与犯罪也是犯罪。容忍亲亲相隐，和孔子的不亲亲相隐就是错误，有着本质的不同。当今儒生知道孔子错了，却贪恋孔儒提供的饭碗，曲解孔子欺师灭祖。看过一点古籍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儒生厌恶对亲亲相隐的鼓励，就应该弃儒投墨。道理很简单，儒墨几乎处处相反。 但是邓晓芒没有去研究什么是“直”，也没有注意孔儒还主张大义灭亲。先谈这个“直”。所谓直，大儒朱熹解释说：“直，无私曲也”。即“直”是无私的。孔子认为子为父隐、父为子隐是无私的。也就是说子为父隐，是儿子对父亲的一种无私奉献。其中关键就是要无私，而不是当今我们直觉以为的“为小家庭利益”是自私。那么为什么孔子会认为为小家是无私呢？这是因为孔子认为：“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在家庭中就训练好孝顺父亲，然后“移孝为忠”（孝经子曰），就可以孝顺君王，不犯上作乱了。所以父子相隐是公不是私。所以要鼓励父子相隐。这一点与孔子主张大义灭亲是相通的。
二、孔子主张大义灭亲 《左传·隐公四年》记载：石碏为国大义灭亲之事，孔子曰：“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这是中国的经典中第一次出现的“大义灭亲”。大义灭亲很可能是孔子发明的，孔子是主张大义灭亲的。石碏的儿子犯上作乱，孔子就主张大义灭亲，而不再是亲亲相隐了。这里面关键的问题是“大义”，实际指的是“不犯上作乱”。与前面孔子父子相隐的主张相通。家庭中训练人们父子相隐，孝顺父母，是为了移孝为忠，去孝顺皇上。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孔子自著的作品极少，很可能就是一本《春秋》。其中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犯上作乱。孔子的历史功业，隳三都、杀少正卯，原因都是砍杀犯上和作乱（传播邪说）。 商鞅很好地继承了孔子的这种思想。先简单交代一下商鞅。商鞅是李悝的学生，是儒家子夏系统的杰出代表。子夏系统也是后世所谓今文、古文经学的渊源。后世儒生厌恶儒家思想，编造出一个先秦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名词“法家”。可惜儒生们弃儒却未能投墨，换了些名词仍然在行儒道，制造了中国的黑暗中世纪。商鞅去秦国立法依据的是《法经》。而《法经》正是儒家子夏系统的作品。商鞅为秦国立法说：“不告奸者腰斩”。典型是孔子式大义灭亲。也许今儒厌恶孔孟思想，把“奸”字解释为一切违法犯罪的事情。但先秦之时，“奸”指的就是犯上作乱。《说文》「奸，私也」。注意“奸”与“公”相对。而“公”在先秦指的就是家国。墨家就很是厌恶这个“公”字。十万多字的《墨子》书，仅出现一个“公”字。而《列子》记载“孔子贵公”，即孔子贵家国大义！《国语·鲁语》记载了什么是“奸”，注意是孔子的鲁国语。“夫莒太子杀其君而窃其宝来……违君命者，女亦闻之乎？对曰：
“臣以死奋笔，奚啻闻之也！臣闻之曰：‘毁则者为贼，掩贼者为藏，窃宝 者为宄，用宄之财者为奸”。在这段记载中，莒太子杀其君而“窃其宝”。可见此段的“宝”指的是国宝印绶之类。所以“窃宝 者为宄，用宄之财者为奸”，所说的正是：跟随犯上作乱的人，被称为“奸”。所以，儒家秦法的原意是：不举报犯上作乱的人，要被腰斩。否则通奸、偷窃之类罪行如果被腰斩了，那么还有什么更重的刑罚去威吓呢？我们诚实地阅读经典，而不被儒生因为厌恶孔孟学说而作的曲解。那么我们就会知道，商鞅先生在秦国的立法，最忠实地体现了孔子的学说。犯上作乱者必须诛杀，而且要用腰斩这种极具儒家智慧的刑罚。要让被杀的人一分两半之后，还能活一段时间，还有时间悔恨自己的犯上作乱所为。
结语： 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商鞅作秦法，乱民贼党亡。 孔子同时主张“亲亲相隐”和“大义灭亲”，其内在理路是一以贯之的。这个理路就是：要孝敬君王，不得犯上作乱。孝敬父母、父子相隐，是初级训练。为了将来的“移孝为忠”。父子相隐在孔儒看来是小公无私的。而大义灭亲则是儒家修身的更高境界，也许是最高境界。是大公无私！家，相对于个人是“公”，是小集体；国相对与个人还是“公”，是大集体。儒家伦理是集体主义的伦理，与个人主义一点关系都没有。正是因为儒家将家庭视为大公的初级训练营，是家国架构里的最小组织单位。所以商鞅的秦法，在家之上增加了一个“什伍”，即更大一些的集体。便于管理而已。仍然是孔子思想的继承。在更大的集体组织里，就要舍小家为大家，大义灭亲。孔子曰：“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如果按照先秦字义理解，那么孔子是在说：大义灭亲是要被遵从的！亲亲相隐和大义灭亲，就是这样在儒学中被奇妙地融合在一起。儒学中的“家”，对于个人是“公”呀！所以亲亲相隐是小公无私，为皇上隐则是大公无私。儿子不能犯父，臣民也不能犯上作乱。如果出现了这两种情况，就要大义灭亲！儒家社会，刑罚最重的恰恰是这两种罪行…… 当今儒生厌恶孔孟学说，欺师灭祖篡改孔孟之学。邓晓芒先生应该告诉他们：既然你们厌恶孔孟学说，为什么不愿意扔掉孔儒的饭碗。学着诚实起来，试着成为墨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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