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病？下台？添子？普京“出镜”力破谣言
来源：新华社　
　　本月5日会见到访的意大利总理马泰奥·伦齐后，俄罗斯总统普京便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引发网络传言和西方媒体臆测，包括“生病”“下台”。俄罗斯国家电视台13日播出一段电视画面，显示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莫斯科州新奥加廖沃官邸的工作场景。这是近期部分西方媒体炒作他身体抱恙以来，普京首次“出镜”。同日，普京的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否认普京不露面是因为“新添一个孩子”。
　　与法院院长交谈身体无不适迹象
　　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这段简短的视频显示，普京身穿灰色西服，系蓝色领带，与最高法院院长维亚切斯拉夫·列别杰夫在办公室交谈，身体没有不适迹象。
　　同一天，俄罗斯总统网站发布两则消息，一为普京听取列别杰夫汇报，并配发三张图片；二是宣布普京定于16日在圣彼得堡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尔马兹别克·阿坦巴耶夫会谈，磋商吉尔吉斯斯坦加入欧亚经济联盟议题。
　　普京、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和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原定13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会晤。但俄罗斯总统网站11日发布消息显示，此次会晤推迟。
　　部分西方媒体随后炒作，称会晤推迟原因是普京身体情况欠佳。俄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予以辟谣，称推迟会晤是三国领导人的共同决定，而不是由于外界传言的“普京生病”。普京的日程通常可以从俄总统网站查询。最近一周，公开信息显示，普京至少露面4次，照片中精神状态不错。
　　忙于处理经济问题有些日程未公开
　　面对流言满天飞，俄罗斯官方多次辟谣。13日，普京的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否认普京不露面是因为“新添一个孩子”。
　　佩斯科夫告诉《福布斯》杂志记者，这一说法“不属实”。“我想，那些有钱人可以组织一场竞赛，看谁能获得最佳假新闻奖，”佩斯科夫说。前一天，这名发言人还反驳普京生病的传言，奉劝“关心者”们“不用担心，他身体好得很”。
　　对于普京下台的传言，俄罗斯舆论研究中心13日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普京的支持率创新高，达到88％。
　　普京去哪儿了？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是否知道？面对这个问题，白宫发言人埃里克·舒尔茨在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告诉媒体记者：“紧跟一名世界（大国）领导（奥巴马）的行踪已经够我忙的。这是俄罗斯的事，你们应该去问他们。我相信，他们很乐于回答。”
　　那么，普京究竟在做什么？佩斯科夫说，他正忙于处理俄罗斯严峻的经济问题，安排了许多会议，并非所有日程都向外界公开。
　　这不是普京第一次“被患病”
　　2003年，西方媒体猜测普京罹患直肠癌；2005年，又有媒体报道称，美国专家在对普京身体语言研究的过程中，注意到他的步态极其不稳定，因此认为其患有某种疾病。2014年，美国纽约时报以一名德国老医生为消息源报道说，普京患有胰腺癌。今年二月，普京又被美国国防部的绝密文件“诊断”为自闭症。随着普京一次次以健康强壮的身体公开亮相，这些患病的谣言不攻自破。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西方媒体如此恶炒普京身体状况，原因嘛，你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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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历来不问政治，对一九四九年的政权变更，没有什么感觉。后来，见到那么老实的外公、外婆变成了需要抄家的“破产地主”，而神气活现的竟然是李龙这样的人，她心里有点窝火。
&&&&土改工作队走后，来了几个复员军人担任村干部，村长是一个跛脚的残疾军人。妈妈对军人有成见，因此心里还是……”这是来自余秋雨的《吾家小史》。
&&&&薄薄一本《吾家小史》，从“文革”的囚室写起，在父亲临终的床头重新拾笔，直到为母亲写出悼词。回想起来，围绕着全家的长久阴影，一是造反，二是造谣，可以概括为“两造”。&&&&“两造”在中国古典文化中是一个重大词汇，因此我也不忍糟践，就把家庭魔咒转化成了生命笔墨。我相信，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年轻人还是外国人，都很难读懂里边的内容，因此想用最简单的语言介绍几句――&&&&余秋雨的《吾家小史》这本书，写了现代中国一个普通家庭三代人的历史；&&&&这历史，虽然低微却以小见大，与通行的历史教条有根本区别；&&&&而正是这区别，与生存良知有关，与文学本性有关。
第一章&&&&一&&秘史朦胧&&&&二&&秘史渐近&&&&三&&还债&&&&四&&墓碑&&&&五&&朱家小姐&&&&六&&乡下&&&&七&&那天下雨&&&&八&&叔叔二十岁第二章&&&&一&&无产地主&&&&二&&妈妈下楼了&&&&三&&夜晚l&&&&四&&姨妈和表哥&&&&五&&上海的事&&&&六 饥荒第三章&&&&一&&大民主&&&&二&&同一个省 &&&&三&&那个冬天&&&&四&&裸体&&&&五&&稍稍打开的窗&&&&六&&老人和老N第四章&&&&一&&紫玉楼梯&&&&二&&齐华&&&&三&&祖母无名&&&&四&&在位和退位&&&&五&&绣花婴儿鞋&&&&六&&妓女和口红&&&&七&&逃向海边&&&&八&&爸爸的秘密&&&&九&&悬崖守护&&&&十&&天人对话归结&&&&一&&侍母日记&&&&二&&为妈妈致悼词&&&&三&&远方的海
&&&&一&&&&中国文化有很多优点，也有很多毛病。毛病中最让我感到痛切的，是它纵容谣言。&&&&在《何谓文化》一书中，我曾用八个押韵的短句概括过谣言在中国的优惠待遇：&&&&造谣无责，&&&&传谣无阻：&&&&中谣无助，&&&&辟谣无路；&&&&驳谣无效，&&&&破谣无趣；&&&&老谣方去，&&&&新谣无数。&&&&不少上了年纪的读者告诉我，这几句话他们已经能背诵了，因为实情确实如此。只要是中国人，一读就能会心微笑。&&&&但是我必须指出，当这种实情充分展开的时候，受害者的遭遇极为可怖。几千年来不知有多少气吞山河的将军、贤臣、诗人、智者未得善终，细细追索悲剧的成因，最后总会找到几句关键谣言。&&&&“青史因高尚而立，高尚因谣诼而溃”。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国历史步履蹒跚的一个重要原因。&&&&且不说古老的血迹、邻家的悲泣了，就以我自己家里为例吧，谣言之祸害，刻骨铭心。&&&&我叔叔在“文革”中自杀，就因为几句辩不清的谣言。我爸爸被关押十年，也因为几句辩不清的谣言。他们两人一死一关，我家经济来源断绝，老老少少八口人饥寒交迫、生死挣扎，就是因为那几句谣言。&&&&叔叔刚烈，决心以生命的代价让“革命群众”明白，那些都是谣言。但他一死，“革命群众”齐声说，他是“畏罪自杀”。他们让他的鲜血，加固了谣言。&&&&爸爸老实，原来也想自杀，却又考虑到全家生计而活了下来，天天在歹徒们的暴虐中撰写长文来反驳谣言。这种长文，他连续写了十年，还用蓝印复写纸誊抄，一手擦泪一手执笔，直到眼睛几乎失明。因此有时，经造反派当权者批准，由他口述，由我记录，一份份往上送。但事实证明，这些堆积如山的长文，并没有反驳掉任何一条谣言。
&&&&叔叔和爸爸后来在名义上都已“平反”。他们墓头的草树，枯了又青，青了又枯，不知多少年了，但是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当初的造谣者是谁。
&&&&叔叔和爸爸是社会最底层的小职员，连个“副科级干部”都挨不上。当时，比他们高得多的人物，直到国家主席、学术权威、艺术大师，全被谣言困住了。更不可思议的是，当时社会上的每一个单位，都发生了“谣言井喷”，几乎一切稍稍像样的人都成了叛徒、特务、汉奸、流氓，而且都有大量“细节”、大批“证人”。于是，全国几百万个“专案组”为这些谣言而设立，一设十年，却没有一个专案组破除过一个谣言。这么大的数量，这么长的时间，实在是人类史上的奇观。
&&&&造成这种现象，除了从上而下的政治背景外，更由于从下而上的文化土壤。
&&&&政治背景容易更替，文化土壤很难改变。
&&&&广大民众喜欢谣言、企盼谣言、参与谣言、庇护谣言，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也就是集体文化本能。结果，造谣在中国，变成了一种既安全又显赫的群体职业。在这一点上，我对中国“国民性”的评判，比鲁迅更为严厉。原因是，鲁迅没有遭遇过那么多运动，那么多民粹，那么多谣言，那么多灾难。
&&&&二
&&&&我原以为，经历过“文革”，中国人对谣言的癖好也许会稍稍减轻一点。后来发现，完全不是这样。
&&&&“文革”的谣言只由大字报传播，而现在，谣言凭借着网络和传媒，可以顷刻笼罩万里江山。一次次以谣言为基础的群体投注，使一个民族的心理底线因过度消耗而日渐脆弱。那些造谣者，更是具有了呼风唤雨的号召力，远远超越他们的前辈，或他们自己的前半辈子。
&&&&中国古人说：“谣言止于智者。”这其实只是一个空洞的自我期许，而不是社会真相。因为智者未必是仁者，仁者未必是勇者，不存在阻止谣言的道义和胆气。相反，他们的智能极易成为谣言的动力，使谣言更精致、更耸动、更有传播力。因此，无数历史事实证明，“谣言止于智者”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谣言。
&&&&我相信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少数谣言有可能被阻止。但在整体上，我们对谣言基本上无能为力。谣言在什么时候又会快速点燃人们的轻信、无知而酿发新的破坏性运动，搅起新的社会灾难？几乎难于避免，而且难于预测。在如此无奈中，我能做的，仅仅是记取自己叔叔和爸爸的惨痛教训，那就是：不为谣言自戕，不与谣言争辩。
&&&&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要考验我对谣言的这一系列深刻认知，居然，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谣言狂潮。
&&&&为什么说“前所未有”？只要与叔叔、爸爸的遭遇一对比，就能明白。
&&&&第一，叔叔遭受谣言攻击，半年就自杀了，爸爸则被谣言闷住了十年。而我，已被谣言包围了二十年，等于又经历了两场完整的“文革”；
&&&&第二，叔叔、爸爸所遭受的谣言攻击，主要集中在本单位，没有报刊参与。而对我，除了本单位没有参与外，全国一百六十余家报刊……利的英勇老将，终于牺牲，为了他的儿子。
&&&&三
&&&&对这件事，我写道：
&&&&我是一个博爱主义者，常常对那些严重伤害过自己的人
&&&&予以原谅；但我又l是一个中国人，终身不会淡忘“杀父之
&&&&仇”。我即使把“必要仇恨”缩得再小，也会永远记得爸爸
&&&&临终床边放着的那些报刊，以及报刊背后那几个人。
&&&&博爱使我容光焕发，仇恨使我双目炯炯。
&&&&我的宗教情怀反对我报仇，却不反对我流浪。前思后想，觉得我们夫妻两人也算非常对得起这片土地了，只是年纪已大，很想避开歹徒们的惦记，寻个安全，已无须汗颜。但是，歹徒们的势力范围很大，欺骗领域更大，我们只能敬鬼神而远之。我和马兰讨论过塞浦路斯、以色列、南非，而在这本书的最后，则指向了西太平洋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
&&&&那里有可能是几千年前河姆渡文化或良渚文化湮灭时的先民逃生处，因此也可以看成是远祖的家园。在密克罗尼西亚，我们特别羡慕那对在海上航行了整整二十五年，从未上岸栖宿的夫妻，那位妻子还是中国人。但是，看来只能羡慕了，我们已经没有那么多精力。
&&&&当然，不管到哪里，还是阐扬中华文化。可以想象在那个归息之地，我展卷而叹，抚伤而忆。而马兰，则拭泪而歌，仰天而吟。
&&&&临了，还要以这本书的名义，对谣言表示感谢。
&&&&谣言也有正面意义，那就是，让我们在内心确认真实之为真实。
&&&&因为有那么多虚假，真实就显得更加珍贵。但在平时，有关真实的记忆常常沉睡了，黯淡了，褪色了。等到谣言一起，。真实的记忆从深处唤醒。唤醒一处又会连带多处，生命的重量又重新回归。
&&&&我自己，就曾一次次被谣言带出来的真实所震惊，所感动。
&&&&前面提到，爸爸在“文革”十年间天天撰文反驳谣言，其间又因眼疾由我代笔。我发现，一切反驳都是回忆，点点回忆连成逻辑，很快，愤怒的口气变成了动人的自述。我毕竟懂得文学，总是向爸爸追问人情细节，祖母和妈妈又在一旁补充。结果，在那一个个风雨凄迷的夜晚，一部小小的家族史诗渐成雏形。
&&&&爸爸把这些自述的一部分珍藏在抽屉里，我在他去世后找得。一页页轻翻旧纸，一次次眼湿鼻酸，觉得还应该继续做点什么。我开始了“长辈寻访”，这就是《借我一生》那本书前半部分的由来。我把这种写法称之为“记忆文学”。因为是文学，便增添了一些细节描写，改易了一些人物姓名。
&&&&书出版后，更多的长辈、亲友、同事、邻居参与了回忆。他们不断向我指出需要补充和更正的地方，但他们提供的素材，又互相矛盾，还常常与我自己的记忆不同。于是，我再度一一拜访，细细追问，认真比勘，小心排除。结果，素材越来越多，篇幅反而越来越少，历史的筋骨出现了。因此，我把《借我一生》删改成了《我等不到了》，最后又改写为眼前这本书。有了这本书，以前的那两本只能算是草稿了，不必再出。
&&&&有趣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我还收到了寄自浙江、福建、湖北、安徽、四川、湖南、江西等省份的诸多《余氏宗谱》，以及与余姓有关的大量考证、搜集、名录、事迹、诗文。这使我产生一种兴奋的晕眩，一次次重新判断自己究竟属于哪一支脉。
&&&&你看，如果当初不是谣言对爸爸的反面催动，哪里会有这本书的起点，哪里会有后来的这些篇章？
&&&&这本书的后半部分，主要写我们一代，更是由谣言激发出来。
&&&&我甚至认为，正是二十多年一拨拨不间断的谣言进攻，帮助我完成了这本书。
&&&&因此，我要告诉年轻读者，祸福相依、善恶相随的古典哲学，一点不错。如果哪一天你们眼前的坏事已经坏到匪夷所思，那么，千万不要沮丧，里边一定埋藏着一个重大契机。
&&&&试想，如果没有那个有关“文革写作”的谣言铺天盖地，我怎么可能发布那个著名悬赏？我在悬赏中宣布，只要造谣者举出一个最细微的证据，例如我写过的一句话，便可立即获得全年高额薪水。这个悬赏使造谣者们产生了急迫的法律担忧和金钱向往，非常辛苦地查找了十几年，居然一无所获。这个结果，连我自己也十分惊讶，因为中国文化界很少有人经得起如此规模的查找。我为什么会这么干净？一幕幕往事渐渐浮现。于是，由爸爸、妈妈写了前半部分的家庭小史就由我延续下去了。与此同时，我受同一个谣言的反向刺激，写出了开启我的一段记忆。例如，这个，是因为我在主持上海文科教授评审时否决了他的申请；那个，是因为我公开声斥了他的变相盗版行径；这个，是因为我没有推荐他担任某个职位；那个，是因为我退回了他吹捧我的几篇长文……
&&&&他们的骂声后面，是我内心的隐隐歌声。他们的假话后面，是我内心的历历真相。于是，我在别人无法接受的荆棘丛中，获得了真正的自在。
&&&&尤其是那位坚持二十多年而不懈的造谣者，我更要深深感谢了。正是他的坚持，从一个连贯的侧面印证了我生命的硬度和亮度。他竟然非常天真地以为，社会上还会有人记得他几十年前的过去，记得我的绝交信；他更加可爱地以为，他已经成了文化界的翘楚，而我的存在却掩盖了他的这种地位。正是这些“以为”，使他不停地细读我新发表的每一项文化成果，总是坐立不安。于是，有了他心结绵绵而又梦话滔滔的二十年，有了我不动如山而又疾步如风的二十年。
&&&&我为什么能“不动如山”，又“疾步如风”？还是要感谢他。由于他连续不断的谣言堆砌，使我成了一个谁也不知真相的“雾霭人物”。他不知道，这对我来说实在太好了。“雾霭”成了一个隔离层，使我能够不受任何干扰地写那么多书，走那么多路，研究那么多重大课题。
&&&&因此，没有他，就没有我近二十年来的文化成果，没有成熟意义上的我。当然，更没有这本书。这，还不值得感谢吗？
&&&&由此，我体验到了很多历史人物的共同尴尬：终于发现自己的最大恩人是以仇人的面目出现的，却又找不到感谢的方式。那就只能偷偷一笑，继续接受对方的特殊恩泽。
&&&&本来这个过程还会延续下去，可惜他衰年失智，居然伪造了我妻子的离婚声明，致使“毕生谣业，毁于一旦”。这一来，我的书也就失去了反向推动，写不下去了，真是遗憾。
&&&&照理，这本书是应该写得更长一点的。
&&&&四
&&&&就这样，薄薄一本书，从“文革”的囚室写起，在父亲临终的床头重新拾笔，直到为母亲写出悼词。回想起来，围绕着全家的长久阴影，一是造反，二是造谣，可以概括为“两造”。
&&&&“两造”在中国古典文化中是一个重大词汇，因此我也不忍糟践，就把家庭魔咒转化成了生命笔墨。我相信，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年轻人还是外国人，都很难读懂里边的内容，因此想用最简单的语言介绍几句――
&&&&这本书，写了现代中国一个普通家庭三代人的历史；
&&&&这历史，虽然低微却以小见大，与通行的历史教条有根本区别；
&&&&而正是这区别，与生存良知有关，与文学本性有关。
&&&&癸巳春日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二&&妈妈下楼了&&&&妈妈历来不问政治，对一九四九年的政权变更，没有什么感觉。后来，见到那么老实的外公、外婆变成了需要抄家的“破产地主”，而神气活现的竟然是李龙这样的人，她心里有点窝火。&&&&土改工作队走后，来了几个复员军人担任村干部，村长是一个跛脚的残疾军人。妈妈对军人有成见，因此心里还是灰蒙蒙的。除了做一些家务之外，她成天躲在楼上，哼一些上海流行的歌曲，看着我，等我一点点长大。&&&&有一天，村里一片热闹，很多人奔走相告，说几个村的干部联手，配合解放军，领着民兵，把匪首陈金木抓住了。&&&&那天，妈妈不再哼歌，下楼了。她陪着祖母坐在家门口，与邻居谈这件事。看到跛脚村长在远处走过，妈妈和祖母还破天荒地招呼他来喝茶。&&&&妈妈端着一杯绿茶送到村长手上，说：“为民除了害，你们辛&&&&二妈妈下楼了&&&&妈妈历来不问政治，对一九四九年的政权变更，没有什么感觉。后来，见到那么老实的外公、外婆变成了需要抄家的“破产地主”，而神气活现的竟然是李龙这样的人，她心里有点窝火。&&&&土改工作队走后，来了几个复员军人担任村干部，村长是一个跛脚的残疾军人。妈妈对军人有成见，因此心里还是灰蒙蒙的。除了做一些家务之外，她成天躲在楼上，哼一些上海流行的歌曲，看着我，等我一点点长大。&&&&有一天，村里一片热闹，很多人奔走相告，说几个村的干部联手，配合解放军，领着民兵，把匪首陈金木抓住了。&&&&那天，妈妈不再哼歌，下楼了。她陪着祖母坐在家门口，与邻居谈这件事。看到跛脚村长在远处走过，妈妈和祖母还破天荒地招呼他来喝茶。&&&&妈妈端着一杯绿茶送到村长手上，说：“为民除了害，你们辛对村里的隐秘还不摸底。&&&&妈妈直到晚年还记得很清楚，她发现笃公的秘密，是在刚嫁过来不久的一个晚上。&&&&那天晚上，她在朦胧的睡梦中被一种声音惊醒。是一个女人在唱戏，幽幽的，让人毛骨悚然。妈妈连忙划了火柴点灯，几次点不亮，像是被风吹了。后来发现不是风，是自己慌张的喘气。&&&&第二天问祖母，祖母居然没有听见。正好李龙过来，祖母向他打听，李龙说：“那是隔壁楼上的一个女疯子在唱，唱给北村的笃公听。”&&&&女疯子？笃公？祖母和妈妈都好奇极了，细加盘问。李龙说不明白的，再问别人，终于弄清了事情的大概。&&&&原来，笃公和那个女子是邻县一个流浪戏班的男女台柱，两人早已日久生情，形同夫妻。一天，笃公的父亲派人带来口信，说自己已不久于人世，命他快速回家完婚，对方是出生时就由双方父母订过婚约的族亲。笃公一听就回家了，去看望病重的父亲，再看看有没有可能解除那份婚约。但是，他的立即回家，让这位女子误解了。她解散了戏班子，自己削发为尼，进了余家村东边的尼姑庵。但那时尼姑庵中只有她一人，难以为生，又只好嫁给了住在我家隔壁的一位老木匠，不久就疯了。等到笃公在家乡为老父送了终，又解除了婚约，已是半年之后，回来已经找不到戏班子和这位女子。他苦苦打听了一年，才找到余家村，但那时，老木匠已死，那个疯女人把自己锁在楼上从不出门。笃公去敲过门，喊过话，都没有回应。只有在晚上，能听到她的哼唱。笃公也就在余家村找了一个屋子，住下了。&&&&……&&&&P63－65打开微信扫一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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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啦：旧书库存不准确经常断货，为保证您的利益，拍前请务必联系卖家咨询库存情况。&&&&&对于未事前进行咨询直接付款的买家，本店有权拒绝发货。请知悉&&&&!&&&&&&&&&&&&&&&&&&&&&&&&&&&&&&&&&&&&&&&书名：何谓文化&(继《文化苦旅》之后,余秋雨20年来文化思索最新著述,最有价值的文化读本&)&&&&&&&&&&编号：3025842&&&&&&&&&&ISBN：2[十位:]&&&&&&&&&&作者：余秋雨&&&&&&&&&&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日期：2012年08月&&&&&&&&&&页数：269&&&&&&&&&&定价：38.00&元&&&&&&&&&&参考重量：0.410Kg&&&&&&&&&&-------------------------&&&&&&&&&&&&&&&&&&&&&&&&&&&&&&&&&&图书类型：正版二手旧书&&&&&&&&&&&&&&新旧程度：八成新左右，绝不影响阅读，详细情况请咨询店主&&&&&&&&&&&&&&如图书附带光盘、磁带、学习卡等请咨询店主是否齐全&&&&&&&&&&&&&&&&&&&&&&&&&&&&&&&&&&*&内容提要&*&&&&&&&&&&&&&&&&&&&&&&&&&&&&在《何谓文化》中,余秋雨先生首次对文化这一根本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在学理层面上进行分析辨源,逐一解答了文化是什么、文化的根本目标以及中国文化的特点等重要问题。在生命层面上展开回忆,回忆了与巴金、谢晋、黄佐临、周恩来、白先勇、余光中、林怀民等文化巨匠的交往经历,回忆文革往事,从这些大家身上找寻文化的奥秘。值得注意的是,余秋雨在书中第一次全面澄清和驳斥了历年来媒体和个人针对他的各种质疑和诽谤。&除此之外,余秋雨又结合了自己对多处文化遗址的考察,从古典中提炼文化涵养,谈古论今。&&&&&&&&&&&&&&&&&&&&&&*&图书目录&*&&&&&&&&&&&&&&&&&&&&&&&&&&&&学理的回答&何谓文化&003&利玛窦说&032&世界报告&039&身上的文化&051&向市长建言&067&生命的回答&谢家门孔&089&Let&them&say&106&巴金百年&129&四十年前&156&寻石之路&170&欠君三拜&187&仰望云门&204&大地的回答&炎帝之碑&219&法门寺碑&221&采石矶碑&223&钟山之碑&225&大圣塔碑&227&金钟楼碑&229&秦长城博物馆&230&云冈石窟&232&都江堰&234&昆仑第一城&236&谢晋&238&古典的回答&《心经》今译&241&《离骚》今译&245&《逍遥游》今译&256&《赤壁赋》今译&265&&&&&&&&&&&&&&&&&&&&&&*&文章节选&*&&&&&&&&&&&&&&&&&&&&&&&&&&&&何谓文化&简目&1.文化到底是什么?&2.文化的最终目标;&3.中国文化的特性;&4.中国文化的弊病;&5.近三十年的进步;&6.当前的文化隐忧。&我历来认为,人生最大的享受,不是华宅美食,而是与高人相晤。但是,科学高人们总是极其繁忙,又星散各地,很不容易畅叙。为此,我要再一次感谢澳科大为我们创造了这个机会。&与这些科学家不同,我这次获颁的是“荣誉文学博士”,因此我今天的演讲也就推不开文化的话题了。但是在这里我首先要向科学家们叫几句苦:讲文化,看起来好像比你们讲科学容易,其实并不。原因是——&第一,科学有定量定性的指标,文化没有;&第二,科学有国际标准,文化没有;&第三,科学家很少受到非专业的评论,但在当前中国文化界,非专业的评论者在人数上是文化创造者的几百倍,在言论上都非常激烈。&这三个原因,已经造成文化话语的yan雾迷茫。本来,社会转型的终极目标是文化转型,但是,正当社会各部门纷纷向文化求援的时候,原来处于滞后状态的文化领域反过来充当起了老师。结果就产生了一系列反常现象,例如,最需要改革创新的时代却推崇起复古文化,最需要科学理性的时代却泛滥起民粹文化,最需要大爱救灾的时代却风行起谋术文化,最需要发掘人才的时代却重拣起咬人文化……,等等。正是这些反常的文化现象,使国际间和**下一代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更多的误读。&这种误读的后果是严重的。&我想用一个比喻来说明问题。现在的中国就像一个巨人突然出现在世界的闹市区,周围的人都知道他从远方走来,也看到了他惊人的体量和腰围,却不知道他的性格和脾气,于是大家恐慌了。阐释中国文化,就是阐释巨人的性格和脾气。如果我们自己的阐释是错乱的,怎么能够企望别人获得正见?&有一个对比,我每次想起都心情沉重。你看,德国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本来国际形象很不好。但是,当贝多芬、巴赫、歌德等人的文化暖流不断感动世人,情况也就发生了变化。中国在世界上,并没做过什么坏事,却为什么反而一直被误读?&我想,至少有一半原因,在于文化的阻隔。&但是,我们对此也不必沮丧。既然问题出在文化上,我们也就可以比较完整地思考它一下了。&1.文化到底是什么?&你们如果到辞典、书籍中寻找“文化”的定义,一定会头疼。从英国学者泰勒(E.Burnett&Tylor,)开始,这样的定义已出现两百多个。那两百多个定义,每一个都相当长,我敢担保,你们即使硬着头皮全部看完,还是搞不清楚文化到底是什么。请记住,没有边界的国家不叫国家,没有边界的定义不是定义。&文化定义的这种毛病,让我想起了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洛威尔(A.Lawrence&Lowel,)发出的叹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形状。我们想用文字来定义它,这就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除了不在手里,它无处不在。&文化确实很难捉摸。因此,我们传媒在讲述文化的时候,也只是说它有可能发挥的效果,如“凝聚力”、“软实力”、“精神家园”等等,都是比喻,至于文化本身是什么,还是没说明白。近来又有不少地方把文化等同于“创意产业”,这又把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了。因为文化中那些最经典、最高尚的部位,早就在千百年前就完成“创意”,更难以变成“产业”。&按照我的学术经验,对于那些最难下手的大题目,可以从它的裂缝处下手。你看,文化在这里就露出了它的一条裂缝:我们身边有很多跨国婚姻一一离散,离散的原因大多是“文化差异”,然而仔细一问,男女双方既不在“文化界”,也不是“文化人”。可见,“文化”的含义远远大于文化部门和文化职业。这条裂缝,可以让我们窥知文化的一些奥秘。&我们现在所关注的文化,既不能大到无限广阔,又不能小到一些特殊的部门和职业,那它究竟是什么呢?看来,还要想办法给它一个定义。三年前,我在香港凤凰卫视的《秋雨时分》谈话节目中公布了自己拟订的一个文化定义。我的定义可能是全世界最简短的——&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对于这个定义中的几个关键词需要解释一下。我前面说到不少跨国婚姻因“文化差异”而离散,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作为丈夫的华人每年清明节必须从美国的公司请假回故乡扫墓,使他的美国妻子觉得难以理解。这就在“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上,说明了“文化差异”是什么。&文化是一种时间的“积累”,但也有责任通过“引导”而移风易俗。在这个动态过程中,渐渐积淀成一种“集体人格”。中华文化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Gustar&Jung,)说:“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他在这里所说的“浮士德”,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名,而是指德意志民族的集体人格,也就是德意志文化的象征。这种集体人格早就存在,歌德只是把它表现了出来罢了。&在中国,自觉地把文化看成是集体人格的是鲁迅。他把中国人的集体人格,称作“国民性”。他的作品《阿Q正传》、《孔乙己》、《药》、《故事新编》等,都在这方面作出了探索。因此,直到今天,他还是高出于中国现代的其他作家。&当文化一一沉淀为集体人格,它也就凝聚成了民族的灵魂。必须注意的是,民族的灵魂未必都是正面的,从歌德到鲁迅都曾经深刻地揭示过其间的负面成分。&按照我所拟定的文化定义,今天中国文化在理解上至少有以下五方面的偏差:&第一,太注意文化的部门职能,而不重视它的全民性质;&第二,太注意文化的外在方式,而不重视它的精神价值;&第三,太注意文化的积累层面,而不重视它的引导作用;&第四,太注意文化的作品组成,而不重视它的人格构成;&第五,太注意文化的片断享用,而不重视它的集体沉淀。&所以,大家看出来了吧,我的定义虽然简短,内涵却是不小。这不是我的功劳,而是文化在本性上的必然诉求。&由于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因此在任何一个经济社会里它都具有归结性的意义。十几年前,在纽约召开的“经济发展和文化转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各国学者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值得我们参考。&例如:&“一个社会不管发达和不发达,表面上看起来是经济形态,实际上都是文化心态”;&“经济活动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文化”;&“经济发展在本质上是一个文化过程”;&“经济行为只要延伸到较远的目标,就一定会碰到文化”;&“赚钱,是以货币的方式达到非货币的目的”;&“赚钱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衣食,而是为了荣誉、安全、自由、幸福,这一些都是文化命题”。&说这些话的人,大多是经济学家,而不是文化学者。他们不深刻,却是明白人。&2.文化的最终目标&我们已经从定义上说明文化是什么,但还没有指出它的最终目标。不管是精神价值、生活方式,还是集体人格,总会有一个正面、积极、公认的终极指向吧?它究竟是什么呢?&我刚刚引述的在纽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诸多经济学家的发言,都强调了文化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却都没有说明他们追求的文化目标是什么。&他们所说的文化,如果按照上述定义来解析,那么,在精神价值上,很可能是指理想、荣耀、成功;在生活方式上,很可能是指游学、交际、冒险;在人格修炼上,很可能是指崇敬、反省、乐观。诸如此类,都很不错。但是,还缺少终极指向。“理想”的内容是什么?“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反省”的基点是什么?&在这里我想举出美国企业家贝林先生的例子来说明问题。我曾为他的自传写过序言,与他有过深入的交谈。&他对我说,他原先为自己定下的文化目标是“展现个性的成功”。其中,又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他追求“多”,即利润多,产业多;第二阶段,他追求“好”,即质量、品牌都达到国际一流;第三阶段,他追求“独”,即一切都独一无二,不可重复。他说:“当这三个阶段全都走完之后,我还不到六十岁。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无聊,甚至觉得连活着都没有意义了。”&直到二○○一年三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亚洲某地把一把轮椅推到一个六岁的残障女孩前,女孩快速学会运用后两眼发出的生命光辉,把他的生命也照亮了。几年后,在非洲,一个津巴布韦青年背着一位完全不认识的残障老妇人,用几天时间穿过沙漠来向贝林先生领轮椅,贝林先生看着这个青年独自向沙漠深处走回去的背影想:“我一直以为有钱才能做慈善。他让我明白,我这一生把梯子搁错了墙,爬到顶上才发现搁错了。”&现在,贝林先生成天在世界各地忙碌,早已没有一丝无聊之感。他在做什么,我想大家一猜就明白。&这是一位六十岁之后才找到了文化的最终目标的大企业家。&他明白了,文化的最终目标,是在人世间普及爱和善良。&贝林先生与我们一样,当然从小就知道爱和善良,并把它们看成是道德之门、宗教之门,却很少与文化联系起来。文化,似乎主要是来制造界线的:学历的界线、专业的界线、民族的界线、时代的界线、高低的界线、成败的界线、贵贱的界线、悲喜的界线、雅俗的界线……。在这重重叠叠的界线中,人们用尽了才华和智谋,编制了概念和理由,引发了冲突和谈判。这一切,似乎全都归属于文化范畴。贝林先生原先争取的“个性”、“成功”、“多”、“好”、“独”,也都是因为一条条诱人的界线而被误认为是“文化追求”。&歌德的一句话,就把整个“局”破解了。他说——&人类凭着聪明,划出了一条条界线,最后用爱,把它们全部推倒。&因此,贝林先生在六十岁之后获得的转变,是他摆脱一重重“小文化”的界线之后所发现的“大文化”。这种“大文化”,居然是他从小就听熟的词汇:爱、善良。&爱和善良超越一切,又能把一切激活。没有爱和善良,即便是勇敢的理想,也是可怕的;即便是巨大的成功,也是自私的。相反,如果以爱和善良为目标,那么,文化的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全都会因为这个隐藏的光源,而晶莹剔透。&一个最复杂的文化课题,立即变得不复杂了。&中国儒家说:“仁者爱人”,“爱人者人恒爱之”,“与人为善”,“止于至善”。他们都把爱和善良看成是最高德行,最后原则。&回溯远古历史,最早所说的“文化”,就是指人活动的痕迹。当这种痕迹集中起来,“文化”也就是人类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上的生态共同体。但是,这样的共同体应该很多,为什么只有很少几个能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生存下来,而其他却不能?过去的解释是,能生存,只因为强大。其实只要稍稍研究一下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和传染病疫就能明白,人类在巨大而突发的破坏力面前,一时的所谓强大并没有用。如果不能互相救助,反而互相争夺,那么,谁也存活不了。因此,存活之道,繁衍之道,发展之道,必然包含着大爱之道、善良之道。&从大说到小,就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存在,也必定是无数前人善良的结果。我曾在一篇散文中写道:&唐末一个逃难者在严寒之夜被拉进了一扇柴门,宋代一个书生涉江落水被路人救起,这很可能是我的祖先。一场灭绝性的征剿不知被谁劝阻,一所最小的私塾突然在荒村开张……这些事情,也都可能远远地与我有关。因此,我们区区五尺之躯,不知沉淀着多少善良因子。文化是一种感恩,懂得把它们全部唤醒。&我不否认,历史上更多地存在着“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但是,正是在血泊边上的点滴善良,使人类没有退回丛林变为动物,这就是动物所没有的“文化”。世间很多最初原理都会变成终极原理,善良也就由此而成了文化的最终目标。&在这个问题上,儒家文化宣示得非常堂皇却分析不多,而佛教文化却建立了一个更精密的精神架构。&佛教的逻辑出发点,倒不是善,而是苦。人为什么有那么多苦?因为有很多欲求。而细究之下,所有的欲求都是虚妄的。世间种种追求,包括人的感觉、概念、区分,都是空相。在快速变化的时间过程中,连自己这个人也是空相。由此,得出了“无我”、“无常”的启悟,可以让人解脱一切羁绊。但问题是,处于早已蒙恶的世间,“独善”的自己已不真实。那就应该解救和引渡众人,在“精神彼岸”建立一处净土。这一来,对于整个人间,都要用善良和慈悲的情怀拥抱和融化,所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是这个意思。&包括佛学家在内的很多哲学家都认为,人之为人,在本性上潜藏着善的种子。灌溉它们,使它们发育长大,然后集合成一种看似天然的森林,这就是文化的使命。&对于这一点,我本人,是从中国民众一次次自发救灾的壮举中才深深体会到的。因此我曾多次说,我的文化课程,部分完成于课堂,部分完成于书房,而更重要的部分,则完成于一个个遗迹废墟,和一个个救灾现场。&德国哲学家康德曾多次表示,对于人类最终的善良原则和道德原则,不可讨论,也不必讨论。它们像星座一样高耀头顶,毋庸置疑,必须绝对服从。&雨果又补充一句:&善良是精神世界的太阳。&当然,不管是星座还是太阳并不能取代一切。文化的天地辽阔而多变,接受善良的光照会有很多不同的层面和方式。例如,思索人生过程,寻找审美形式,表达震惊、恐惧、怜悯、软弱、无奈,都是以珍惜生命为起点,因此也在善良的坐标之内。呐喊、诅咒、谴责、揭露,也都与此有关。即便是纯粹描写山水,创造美的形态,也都是对人类感觉的肯定,对居息星球的探询,皆属大爱范畴。&因此,以爱和善良为终极目标,并不会缩小文化的体量。&3.中国文化的特性&讲了文化,就要缩小范围,讲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特性究竟是什么?很多学者发表了各种意见,我大部分不赞成。原因只有一个,他们所找出来的“特性”,并没有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真正特殊性。&例如:“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海纳百川”、“尊师重教”、“宽容忍让”、“厚德载物”等等成语,一直被轮番用来概括中华文化的特性。看起来好像并没有错,但一旦翻译成外文就麻烦了,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的经典中都有类似的说法,我们只不过是用汉语文言来表述罢了。&这表明了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可贵一致,却也表明,我们不能以这些一致性来说明中国文化独特性。&更重要的是,这些美好的语汇,大多是古代思想家对人们的教诲和宣示,并不能说明大家已经投之于实践。有一些,恰恰古代思想家是看到大家没有做到,才提出这种训诫的。因此,所谓文化特性,还必须具有广泛而长久的实践性。&按照独特性和实践性的标准,我把中国文化的特性概括为三个“道”——&其一,在社会模式上,建立了“礼仪之道”;&其二,在人格模式上,建立了“君子之道”;&其三,在行为模式上,建立了“中庸之道”。&用这三个“道”来说明中国文化与别的文化的根本区别,外国人能接受吗?&我从六年前开始,就应邀分别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马里兰大学、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以这样一条思路进行演讲,反响十分积极。每次演讲之后,我照例还会与当地的教授、学者作一些讨论。大致可以肯定,这样的思路比较容易被国际学术界认可。&下面,我想用最简单的话语,对这三个“道”略作说明。&先说“礼仪之道”。**祖先早已发现,文化虽软,但要流传必须打造出具体的形态。从原始社会传下来的各种民间文化,大多是以陋风恶俗的强硬方式来推行的。那么,思想精英们试图推行的仁爱、高尚、温厚、互敬、忍让、秩序,也不能流于空泛,而必须设计出一整套行为规范,通过一定的仪式进行半强制化的传扬。例如,出于亲情伦理的孝文化,年幼的孩子尚未获得深刻认知时,也必须学会每天向父母亲请安。这种请安就是半强制化的行为规范,也是孝文化得以延续的缆索。因此,所谓“礼仪”,就是一种便于固定、便于实行、便于审视、便于继承的生活化了的文化仪式。设计者们相信,只要规范在,仪式在,里边所蕴藏着的文化精神也就有可能存活,否则,文化精神只能随风飘散。因此,荀子说,“礼者,人道之极也”。意思是,礼仪是人文道德的根本。礼仪当然也会给每个个人带来很多不自由,这一点孔子早就看出来了,因此说“克己复礼”。正是孔子和其他先师们的努力,使中国在不少时候被称为“礼仪之邦”。&把“礼仪”当作社会模式,也使中国文化在几千年间保持着一种可贵的端庄。缺点是,“礼仪”太注重外在形式和繁文缛节,限制了心灵启蒙和个性表达,更阻碍了大多数中国学者进行超验、抽象的终极思考。&再说“君子之道。儒者企图改造社会而做不到,最后就把改造社会的目标变成了改造人格。起先,他们设定的行为程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出发点,谁知辛苦到后来,治国、平天下的计划基本落空,因此,出发点又变成了目的地。他们修身的模型,就是君子。&把君子作为人格理想,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特征。在这里我们不妨作一个宏观对比: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觉者”,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先知”,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巨人”,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绅士”,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骑士”,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武士”,而中华民族的人格理想是“君子”,不与它们重复。&**祖先没有给君子下一个定义。但是比下定义更精采的是,他们明确设定了君子的对立面——小人。而且,在一切问题上都把君子和小人进行近距离的直接对照。这种理论方式,形象鲜明,反差强烈,容易感受,又琅琅上口,非常便于流传。&你们看,历来中国人只要稍有文化就能随口说出“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等。结果,两千多年说下来,君子和小人的界限成了中国文化的第一界限。只要是中国人,即使失败了也希望失败得像个君子,而不希望转变为成功的小人;即使被别人说成是坏人,也不愿意被别人说成小人。如此深入人心,证明古代儒者确实已经把一切政治之梦、礼仪之梦凝缩成了君子之梦、人格之梦。&最后说“中庸之道”。简单说来,就是中国文化在本性上不信任一切极端化的诱惑。“中庸之道”认为,极端化的言词虽然听起来痛快、爽利,却一定害人害己。因此,必须警惕痛快和爽利,而去寻求合适和恰当;必须放弃僵硬和狭窄,而去寻求弹性和宽容。&“中庸之道”是一种整体思维方式。它反对切割,而提倡整合;它希望清晰,却又容忍混沌;它要求结果,却也承认过程;它知道是非,却又肯定转化……。它认为,互补、互动、互易的整体,是世界的真相,而极端化思维则是虚假思维。&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不少极端化事件,就近而言,像义和团、“文革”等等,但时间都不长。占据历史主导地位的,还是基于农耕文明四季轮回、阴阳互生的“中庸”、“中和”、“中道”哲学。这种哲学,经由儒家和道家的深刻论述和实践,已成为中国人的基本行为模式,与世界上其他地方一直在痴迷的宗教极端主义和军事扩张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我认为,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类几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和消亡的幸存者,有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秘密就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在一次次巨大的灾难中起了关键的缓冲作用、阻爆作用和疗伤作用,既保全了自己,又维护了世界。例如,中国的主流文化不支持跨国军事远征,这就和其他那些重大文明很不一样。这种区别,连很多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也过了很久才弄明白,发觉根源就是“中庸之道”。二○○五年我曾在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利玛窦说》的演讲,以一系列历史事实,从文化哲学上批驳了“中国威胁论”。&好了,三个“道”,社会模式、人格模式、行为模式齐全,而且组合严整,构成了一种大文化的“三足鼎立”。这尊文化之鼎,既是中国人精神凝聚的理由,又是中国人在地球上的一个重大建树。别人如果不承认,那是他们自己没有见识。&有些人,直到今天还经常拿着西方近代建立的一些社会观念贬斥中国和中国人。不错,那些西方观念都很优秀,很值得我们学习,但我稍稍也有一点不服气。因为在那些观念产生之前,中国文化已经相当刚健地存活了至少五千年。“相当刚健”的证据,就是当同年的邻居早已纷纷死亡,而它还生气勃勃地活到了今天,活出了诸子百家,活出了秦汉唐宋,活出了人丁兴旺。活得那么久,活得那么大,难道就没有自己的精神价值么?&几个月前在台北,我与一位美籍华人政论者产生争执。他说:“西方的价值系统,是我们讨论全部问题的起点和终点。”我说:“是不是终点,你我都没有资格判断。但是,我有资格肯定,起点不在那里。”&4.中国文化的弊病&说了中国文化的建树,那也就有必要讨论一下它的弊病了。&中国文化体量大、寿命长,弊病当然很多。我为了与前面讲的三个“道”对应,也选出了三个“弱”。&中国文化的第一个弱项,是疏于公共空间。&“公共空间”(public&space)作为一个社会学命题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重新阐释的,却是欧洲文化自古至今的一大亮点。中国文化对此一直比较黯然,历来总是强调,上对得起社稷朝廷,下对得起家庭亲情,所谓“忠孝两全”。但是,有了忠、孝,就“全”了吗?不。在朝廷和家庭之间,有辽阔的“公共空间”,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盲区。&你看,古代一个官员坐着轿子来到了某个公共空间,前面一定有差役举出两块牌子:“肃静”、“回避”。这么一来,公共空间一下子又不见了。那么,似乎只好让知识分子来关心公共空间了,但是中国文人遵守一个座右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里边所说的“窗外”,就是公共空间,他们不予关注。他们有时也讲“天下兴亡”,但主要是指朝廷兴亡。&这个毛病,与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一个重要论述对比一下就更明显了。康德说,知识分子的崇高责任,就是“敢于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我在国外游历时经常听到外国朋友抱怨中国游客随地吐痰、高声喧哗、在旅馆大堂打牌等等低劣行为,认为没有道德。我往往会为自己的同胞辩护几句,说那个高声喧哗的农村妇女,很可能收养过两个孤儿。他们的失态,只说明他们不知道公共空间的行为规范。责任不在他们,而在中国文化。当然,这样的事说到底确实也与道德有关,那就是缺少公德。&现在,中国文化的这个缺漏只能靠我们当代人来弥补了。很多城市提出要建设“文化强市”,我认为,最重要的支点不在于推出多少作品,而在于重建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是最大的文化作品,同时又是最大的文化课堂。广大市民的集体人格和审美习惯,都在那里培养。&中国文化的第二个弱项,是疏于实证意识。&已故的美籍华人史学家黄仁宇教授说,中国历史最大的弊端是“缺少数字化管理”。他故意幽默地用了一个新词汇,来阐述一个老问题。他特别举了明代朝廷档案《明实录》的例子,发现那里记载的数字大多很不准确,甚至极为荒谬,但从撰稿者、抄写者、审核者,到阅读者、引用者,好像都陷入了盲区。这个盲区,在中国现代有增无减。尤其是那些看上去最具有实证架势的数字,往往最难相信。什么“三个月戡乱成功”、“亩产二十万斤”、“百分之九十五的当权派都烂掉了”等等,这些风行全国的数字,有哪一个得到过实证?&实证意识的缺乏,也就是科学意识的缺乏。这种倾向,使中国文化长期处于“只问忠奸、不问真假”的泥潭之中。其实,弄不清真假,其他一切都失去了基础。现在让人痛心疾首的诚信失落,也与此有关。假货哪个国家都有,但对中国祸害最大;谣言哪个国家都有,但对中国伤害最深。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不具备发现虚假、抵制伪造、消除谣言的机制和程序。&多年来我发现,在中国,不管什么人,只要遇到了针对自己的谣言,就无法找到文化本身的手段来破除。什么叫“文化本身的手段”?那就不必依赖官方的澄清,也不必自杀,仅仅靠着社会上多数民众对证据的辨别能力,以及对虚假的逻辑敏感,就能让事实恢复真相。对此,中国文化完全无能为力,中国文人则大多助纣为虐,几乎所有后果最坏的谣言,都是文人制造出来的。本来,传媒和互联网的发达可以帮助搜寻证据、克服谣言,但事实证明,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了谣言的翅膀,满天飞舞。&总之,中国文化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局面,我曾用八个短句进行概括:造谣无责,传谣无阻;中谣无助,辟谣无路;驳谣无效,破谣无趣;老谣方去,新谣无数。&由此联想到社会大局,什么时候只要有人故意造谣生事,一定会引发一场场难以控制的人文灾难。我这些年在香港,惊讶地发现那里很多文人都固执地相信直到今天汶川地震的现场还“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我怎么用亲身见闻来反驳都没有效果。对照世界上其他遭遇自然灾害的国家,救灾行动远远比不上中国,却并没有这种谣言。因此我不能不认定,这里确实隐藏着中国文化的一大毛病。&中国文化的第三个弱项,是疏于法制观念。&我不是从政治角度,而是从文化角度来论述这个问题的。中国至今最流行的文学,仍然是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在艺术手法上颇多佳笔,但在文化观念上却一定在颂扬“法外英雄”。这种英雄国外也有过,如鲁宾汉、佐罗,但文化地位远没有在中国文化中那么高。在中国文化中,“好汉”总是在挑战法律,“江湖”总是要远离法律,“良民”总是在拦轿告状,“清官”总是在法外演仁。这类“总是”还可以不断列举下去,说明中国历来的民间灵魂大多栖息在法制之外,或者飘零在边缘地带。&当然,这也与中国法制历来的弊病有关。相比之下,与中国的“水浒好汉”几乎同时的“北欧海盗”,却经历了从“家族复仇”到“理性审判”的痛苦转化过程。中国的这个转化迟至现代才开始,但在文化上却一直没有真正开始。这个问题,我在《行者无疆》一书中讨论北欧海盗的那些文章,有较详细的论述。&中国文化对法律观念的疏淡,严重影响广大民众快速进入现代文明。让人担忧的是,现在有很多官员还在忙着表演离开法制程序的所谓“亲民”举动,把上访看作起诉,以调解替代审判,用金钱慰抚非法,结果,法律被贬,正义蒙尘,凶者得利,善者受损。更严重的是,不少活跃在传媒和网络上的文人还把自己的喧闹围啄当作“民间法庭”。其实,中外历史都证明,世间一切“民间法庭”都是对法律的最大破坏。&中国文化的弱项还有很多,我曾在香港凤凰卫视中很系统地讲过一年,今天由于时间有限,仅举上述这三点。但是,仅此三点已经够沉重的了。要克服,恐怕要经过好几代。&5.近三十年的进步&由于我对文化的定义是精神价值、生活方式、集体人格,因此在整体上对中国文化的现状很不满意,有时甚至很愤怒。虚假、空洞、重复、极左、奉迎、低智、恶趣、媚俗之风,在文化领域越演越烈。&我认为,造成了这些现象,主要原因是以往我国文化体制的惯性延续。由于这种体制与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越来越格格不入,因此比过去任何时代都不可容忍。&但是,如果不理会这种陈旧体制,而是看社会的正常层面,那么,在一些基本文化观念上还是取得了重大进步——&第一,由于三十年来“注重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的成功实践,比较充分地普及了“民生文化”。&这种民生文化,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思维主轴,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精神重点,与以前没完没了的斗争哲学划出了时代性的界限。以这种民生文化为坐标,过去流行的“宫廷兴亡史观”也在渐渐被“全民生态史观”所替代。目前,这种民生文化正在向更公平的分配制度、更健全的服务体系、更良好的生态环境推进。这一切,看似经济事件、社会事件,但在我看来,都是重大文化事件。&第二,由于改革开放,文化视野开拓,比较有效地普及了“多元文化”。&所谓多元文化,其实也是包容文化、差异文化、对峙文化。绝大多数中国人比以前更能容忍和欣赏许多异己的艺术形态,新生的一代更愿意把创造的前沿放在熟悉和陌生之间。这对于长期处于“大一统”传统之下的中国文化而言,实在是一大进步。&与广大民众相比,倒是有些官员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大为落后,仍然固守着保守的奉承观念,颐指气使。但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这已经不成气候,多元文化的观念已经推向了全社会。现在,反倒是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多元化进程缺少理解和宽容。&第三,由于一次次全民救灾的行动,在中国史无前例地普及了“生命文化”。&在我看来,全中国上上下下从心底呼喊出“生命第一”的声音,这是一次非常重大的文化转型。因为类似的情景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有了“生命第一”的观念,人性、人道的命题都可以一一确立,大爱、大善的行为也可以进一步发扬,直逼我在前面所说的文化的最终目标。显然,这是中国文化从精神上站立起来的最重要标志。&大家可能已经从香港的报纸上看到,我在5?12汶川大地震之后,与海内外那些热衷于编织“哀鸿遍野512”的奇怪人群展开了激烈争论,核心问题就在于:全民支援灾区的事实,要不要肯定?重建中国的文化精神,是靠爱,还是靠恨?我认为,中国社会沉淀的恨已经太多,好不容易迸发出了普天大爱,应该珍惜,不容糟践。&除了这些奇怪人群之外,不少文化人对于民生文化、多元文化、生命文化的了解也落后于广大民众。这也难怪,由于以前的文化包袱太重,他们大多还沉溺于书面文化、谋臣文化、大批判文化里边,我们应该帮助他们走出昔日的泥淖。&在肯定上述实质性进步之后我们还应看到,这些进步还带有不少被动性和脆弱性,有待于大力加固和提高。例如,民生文化的加固有待于社会体制的改革,多元文化的加固有待于民主进程的推进,生命文化的加固有待于宗教精神的重建,等等。好在希望已经出现,努力有了依凭。&6.当前的文化隐忧&当前中国文化遇到的问题,比它的历史弊病还要复杂。&因此,我今天的演讲要在这个话题上停留较多时间,大胆地把几个隐忧坦陈出来。&第一个隐忧,复古文化正在冲击着创新文化。&前面刚刚讲过,我不赞成拿着西方文化的两百年来压中国文化的五千年。这话本该说得理直气壮却很难理直气壮了,因为最近几年,国内突然风行起复古主义,使事情失去了另一番平衡。&其实,任何文化的生命力都在于创新,而不是怀古。要怀古,比中国更有资格的是伊拉克和埃及。但是,如果它们不创新,成天向世界讲述巴比伦文明和法老遗言,怎么能奢望在现代找到自己的文化地位?&很遗憾,打开**电视、报纸、书刊,很少有一个创意思维引起广泛关注,永远在大做文章的还是一千年前的枭雄心计、七百年前的宫门是非,以及古人之夺、古墓之争、老戏重拍。&本来,做一点这种事情也未尝不可。但是,在文化判断力不高的现代中国,社会关注是一种集体运动,传播热点是一种心理召唤,倚重于此必然麻木于彼。几年下来,广大民众心中增添了很多历史累赘,却没有提升创新的敏感度,这不是好事。&复古文化在极度自信的背后隐藏着极度的不自信。因为这股风潮降低了中国文化与世界上其他文化进行平等对话的可能,只是自言自语、自娱自乐、自产自销、自迷自醉。这是中国文化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倒退。&更让人警惕的是,这几年的复古文化有一个重点,那就是违背我前面讲过的“爱和善良”原则,竭力宣扬中国文化中的阴谋、权术、诡计,并把它们统统称之为“中国智慧”、“制胜良策”。相反,复古文化从来不去揭示中华大地上千家万户间守望相助、和衷共济的悠久生态,这实在是对中国文化的曲解。这种曲解,已经伤害到了民族的文明素质,伤害到了后代的人格建设,也伤害到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这股复古思潮甚至对近百年来发生的某些社会文化现象也进行过度夸耀。例如在我生活时间较长的上海,一些人对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夜上海”、“百乐门”的滥情描述,对于当时还处于起步状态的学人、艺人的极度吹捧,就完全违背了基本常识,贬损了一个现代国际大都市的文化格局。不仅是上海,据我所知,这些年各地已经把很多处于生存竞争过程中的民间艺术、地方戏曲,全都不分优劣地当作“国家遗产”保护了起来,把它们称作“国粹”、“省粹”、“市粹”,顺便,还把老一代民间艺人一律封为不可超越的“艺术泰斗”、“文化经典”。这在文化史上闹了大笑话,还阻断了民间艺术新陈代谢的自然选择过程,反而恶化了文化生态。&保护,对破坏而言,是一个正面概念;但对改革而言,则很可能是一个负面概念。今天世界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就意味着倒退。&由于很多文化官员对于文化发展的大势缺少思考,这股失控的复古势头也获得了不少行政加持。结果,当过去的文化现象在官方的帮助下被越吹越大,创新和突破反倒失去了合理性。&第二个隐忧,民粹文化正在冲击着理性文化。&我前面曾经说到,康德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有勇气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这句话的关键词,除了“公共空间”就是“运用理性”。但这些年来,理性文化还没有来得及被广泛运用,却受到民粹文化的严重冲击。民粹和复古一样,都是在设定虚假信仰。任何虚假信仰,都是文化欺骗。&每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都应该重视民众的呼声,但是,这种重视必须通过真正民主理性和必要程序来实现。应该承认,世上许多重大课题,一般民众是感受不到,也思考不了的。例如,在我的记忆中,如果三十年前拿着“要不要改革开放”的大问题进行民意测验,肯定很难通过。因为这牵涉到很多“铁饭碗”保不住,而一般民众又无法预计中国经济后来得发展。又如,现在如果拿着“低碳”、“减排”、“禁猎”、“限牧”、“休渔”等等问题交付民意裁决,情况也很不乐观。&如果“民意”就是最高原则,那么,人类为什么还需要那些苦苦寻求真理的文化大师,而且他们都那么孤独?孔子流浪十几年,一路上没有什么人听他的,除了身边几个学生;老子连一个学生也没有,单身出关,不知所终。如果让当时的民众来评判,他们这些默默赶路的人什么也不是。民众追捧的,是另一类人物。&对于民粹主义,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都不陌生。那时候,普天下都是大鸣、大放、大批判、大揭发,号称大民主。发起冲击者,就是自称“革命群众”的造反派。他们被一些投机文人封为“弱势群体”,但当时真正的弱势群体,显然是那些天天遭受欺凌的文化精英。我一直认为,“文革”如果仅仅是一场上层的政治斗争,那还算不上灾难;但是,当民粹暴力以“民意”的名义大行其道的时候,立即就变成了一场全民浩劫。幸好,他们那时只用大字报,还没有互联网。&民粹很像民主,却绝对不是民主。民粹的泛滥,是对不民主的惩罚,但是这种惩罚唤不来民主。民粹对于民主的损害,甚至超过专制。因为专制让人向往民主,民粹让人误解民主。&由于民粹主义历来是一群投机文人挑唆起来的,因此还是要有一批真正的知识分子站出来坚持冷峻的理性,与他们对峙。一个可悲的事实是,由于多年来对于民粹的放纵,现在要面对着它来坚持理性,已经成为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民粹主义表现在文化艺术上,就是放弃应有的等级和标准,把低层观众的现场快感当作第一坐标。&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美学都告诉我们:快感不是美感,美是对人的提升。一切优秀的文化艺术本是历代大师辛勤架设的提升人们生命品质的阶梯,民粹主义拆掉了所有的阶梯,只剩下地面上的一片嬉闹。&当然,嬉闹也可以被允许。但是应该明白,即使普通民众,也有权利寻求精神上的攀援,也有权利享受高出于自己的审美等级。&今天我要请在场的同学们冷静下来设想一下,如果把人类历史上所有第一流的艺术大师都一一交给当时当地的民众来“海选”,结果能选上哪几个?我可以肯定,一个也选不上。“海选”,是社会上部分爱热闹的年轻人的短期游戏,与艺术的高低基本没有关系。最有精神价值的作品,永远面对着“高贵的寂寞”。虽然寂寞,却能构成夜醒之人的精神向往,如黑海的灯,远山的塔。&总之,不管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文化艺术一旦受控于民粹主义,很快就会从惊人的热闹走向惊人的低俗,然后走向惊人的荒凉。&第三个隐忧,文化的耗损机制仍然强于建设机制。&现在经常有人提出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却为什么迟迟不能出现真正被海内外公认的文化成就?”&答案,必定与文化的耗损机制有关。&耗损有不同的类型,我要先讲一讲“惰性耗损”。&“惰性耗损”是一种体制性的毛病,这种毛病耗损了文化的活力,浪费了文化的资源,使“恶性耗损”乘虚而入。&今天中国文化的“惰性耗损”,主要耗损在官场化、行政化的体制之中。直到今天,最重要的文化资源仍在体制之内,而最重要的文化成果却在体制之外。&文化的官场化、行政化,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中国大陆一层层“领导”文化的部、委、局,以及“文联”、“作协”这样的官方机构中。这些机构一定也做过一些好事,当然还可以继续存在,我的不少朋友也在里边。但是现在应该厘清它们的真实性质,免使它们继续受到不必要的指责。它们实质上没有太多权力,也没有当代的代表性,可能会给部分人员一些身份和津贴吧,却无法面对文化创建上的真正问题。&其实目前处于文化创建前沿的,是年轻的一代。他们天天遇到的障碍、挑战、挣扎、乐趣,是官方机构无法想象的。这中间的差异,就像“野战军”和“军人俱乐部”之间的天壤之别。现在的体制似乎把“军人俱乐部”里的活动当作了战场,错把大量的国家文化资源和荣誉资源都给了他们。而在真实的战场上,却风沙扑面,蛇蝎处处,缺少支援。&这就引出了“恶性耗损”。&我们应该检讨,在“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过程中,对于祸害极大的“革命大批判”,当时只是否定了它的具体内容,却没有否定它的行为模式。于是,几十年一过,当“文革”灾难渐渐被人淡忘,大批判的行为模式又沉渣泛起了。现在中国文化传媒界一些不断整人的投机文人,比“文革”时期的造反派更加恶劣,因为他们明知真相而坚持造谣,明知法律而坚持犯法。相比之下,当年的造反派倒是比他们无知得多。&这种大批判的行为模式,永远是假借“大众”的名义,通过捕风捉影、断章取义、上纲上线、鼓噪起哄,给文化环境带来巨大的不安全。因此大家都看到了,不少文化人为了安全起见纷纷寻求官方背景,甚至加入军方的文艺团体。没有获得这种背景而又有较大名声的文化创造者,就成了“恶性耗损”的重点对象。正是这种耗损,危及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命脉。&这中间,很多传媒起到了极为关键的负面作用。近十年来,这些传媒经常在境外控诉,它们的记者如何受到了哪个县长、哪个机关的不礼貌对待,似乎他们是正义的化身,又是备受欺凌的“弱者”。但是它们忘了告诉人们,自己就是一种强大权力,不知有多少文化创造者一直受到它们的诽谤、追殴而求告无门。当诽谤被一一揭穿,它们也从来不更正、不道歉、不受罚,总是转身去谋划着新的诽谤。&它们为什么敢于如此?那是因为,这些传媒都顶着“政府喉舌”的光环,不存在体制上的对立面,更没有法律上的担忧。因此,即使没有受到它们伤害的文化创造者也只能天天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就是当前中国文化成果寥落的主因。&我企盼政府尽快与大多数文化传媒脱钩,使它们不再享有特权,随之也能受到法律的监督和惩处。&从现在看来,中国的法律界习惯于把受毁损的文化人看成是“公众人物”,似乎理应挨打;把传媒的暴行看成是“言论自由”,似乎理应施暴。&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在文化领域,任何恶性耗损几乎都不必支付最低的成本和代价。时间一长,文化耗损者的队伍大大扩充,文化建设又何从谈起?&近两年,很多地方都在为缺少文化人才而着急,准备放宽政策、重奖重赏、多方引进。其实,在我看来,只要阻止了“惰性耗损”和“恶性耗损”,文化人才就成批地站在眼前了。真正杰出的文化人才数量有限,居无定所,永远在寻找着能够守护文化等级和文化安全的地方。&讲了当前中国文化遇到的三个隐忧,可能会引起大家的不少烦恼。这些问题发作的程度已经不轻,什么时候能够缓释?什么时候能够解决?&对此我想作一个让大家宽心的判断。&我认为,复古文化的热潮现在已经越过了峰尖,开始降温。原因是人们已经发觉那些老句子、老故事、老谋略对于当代生活帮助并不大,产生了厌倦。&同样开始引起人们厌倦的,是那种“恶性耗损”机制。大家渐渐发现,虽然这种机制每次发动进攻时都声势很大,但到最后都疑窦重重。时间一长,连幸灾乐祸的起哄者都疲顿了。我想,几年以后如果中国法院能对一些诽谤罪、诬陷罪作出刑事审判,而获罪的被告恰恰是那些横行霸道多少年的传媒和“大批判文人”,中国文化的情况必定会快速好转。据我所知,很多人都在迫切地期待着这一天。&我感到悲观的,反倒是那些看起来危害不大的“惰性耗损”。那么多争权夺位的协会,那么多假大空的晚会,那么多早已失去公信的评奖,那么多近似于“楼堂馆所”的“文化精品工程”,什么时候能够大刀阔斧地收拾一下呢?不少官员也看出了其中的虚耗成分,但觉得反正有钱,用文化做点“面子工程”也未尝不可。但是,事实证明,这种“惰性耗损”越热闹,真是的文化创造就越难产。这个毛病的克服,应该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在所有的焦虑中,我最为焦虑的,是民粹文化的泛滥。我已经一再警告,这里埋藏这一场巨大的人文灾难,危害性超过自然灾害和外敌入侵。但是直到今天,我还没有看到能够有效抑制它的观念和方略。反而,天天看到上上下下对它的畏怯、喂食和娇宠,致使很多忧虑者不得不移民远去。&说到这里,大家已经明白我为什么在演讲一开始就在叫苦了。文化,当它以自己的身份争取尊严的时候,一点儿不比政治、经济、科学简单。文化又大又难,在文化上即使终身不懈,能做的事情也不会太多。因此,进去的人流总是浩浩荡荡,出来的成果总是寥寥无几。这种情景,与科技领域完全不同。&我很抱歉向年轻的同学们说了这么多沉重的话题。我想,与其让你们自己去一点点吃惊地发现,还不如先把真相告诉你们,相信你们能够面对。&最后,我想改变气氛,缩小话题,提振情绪,对澳科大的同学们留几句鼓励的话,来作为演讲的了结——&同学们,不知你们听了我的演讲后,还喜不喜欢文化。但是不管怎么说,你们逃不开它。那就不要逃,主动投入吧,文化也需要你们。投入文化就是投入创造,就像**祖先刻第一块玉,烧第一炉窑。你们还那么年轻,应该立即命令自己成为一个文化创造者,而不仅仅是文化享受者。&作为一个文化创造者必须是善良的,绝不会伤害别人,指责别人,而只会帮助别人,把最好的作品奉献给别人。他的每一项创造,都是出于大爱。文化创造者的精力永远不够用,因为他们要探寻全人类和全民族的终极价值和重大忧患,还要探寻最佳的艺术形式,使每一个作品都能提升人们的生命体验。&作为一个文化创造者必须是诚恳的,不会假装“复古”来掩饰自己在现代性上的无能,也不会假借“民意”来遮盖自己在主体性上的乏力。作为一个文化创造者又必须是超逸的,既不会屈服于学历压力、职称压力、舆论压力、官位压力,也不会屈服于同行嫉妒、文人耍嘴、痞子泼污、传媒围攻。只有这样,我前面所说的诸多弊病、种种隐忧,才会被逐步冷落和化解。&中国文化的前途取决于像你们这样年轻的创造者。既然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那么,你们的品行、等级、力量、眼界、气度、心态,就是中国文化的未来。&就讲到这里吧。整整一个下午,大家听得那么专注,那么安静,让我感动。对于在座的名誉博士和各位教授,我实在要说“不敢当”,请你们多多包涵、指正;对于在座的那么多学生,我要说的是,学习科学技术的年轻人能够如此诚恳地面对文化课题,真让我安慰。&&&&&&&&&&&&&&&&&&&&&&*&编辑推荐与评论&*&&&&&&&&&&&&&&&&&&&&&&&&&&&&一、所有篇章均为第一次公开出版&用最动情的散文化语言回忆了与自己有过不寻常交往的多位文化巨匠,如谢晋、黄佐临、巴金、章培恒,以及台湾文化耆宿林怀民、白先勇和余光中,并特别回忆了四十年前亲自参与文化重建的周恩来总理。这七篇文章,是余秋雨一生散文写作中的自珍箧藏。而本书的所有篇章均为第一次公开出版。&二、关于“石一歌”,关于“文革”,关于“诈捐门”,余秋雨有话要说&第一次全面澄清和驳斥历年来媒体和个人针对他的各种质疑和诽谤。澄清了说明了社会各界关心的许多问题。特别是文革经历的诸多争议。&三、何谓文化?&继《文化苦旅》出版20年之后,余秋雨关于文化思索的最新著述,最有价值的文化读本。&第一次全面梳理和总结何谓文化这一根本性问题,旁及文化的定义,自己的文化观,中国文化的特性,以及文化的误区,人应该如何学习、践行文化等具体问题。&文化的最终目标,是在人世间普及爱和善良。&文化是一种手手相递的炬火,未必耀眼,却温暖人心。&文化的魅力,就在于摆脱实用,摆脱功利,走向仪式。&——余秋雨&&&&&&&&&&&&&&&&&&&&&&*&作者介绍&*&&&&&&&&&&&&&&&&&&&&&&&&&&&&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余姚(现为慈溪)人。在家乡度过童年后到上海读中学和大学,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上海写作学会会长。撰写过大量艺术史论和文化史论著作,在学术界影响巨大。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中国十大艺术精英”、“上海十大高教精英”、“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等荣誉称号。&20年前辞职后开始全面考察中华文明,然后又亲身考察埃及文明、希腊文明、希伯来文明、巴比伦文明、波斯文明、恒河文明遗址,以及欧洲96座城市。由于考察过程中要贴地穿越当今世界最恐怖的地区,又被电视追踪直播,引起全球各地的极大关注。在考察过程中写出一系列书籍,开创“文化大散文”的一代文风,获得两岸三地诸多文学大奖,长期位居全球华文书籍畅销排行榜最前列。&在大陆公布的近十年来全国最畅销书籍前十名中,余秋雨一人独占了四本,即《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余秋雨已被公认为目前全世界各华人社区中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为中国当代最畅销最长销的经典作家。台湾评论家把“余秋雨现象”定位为“把深入研究、亲临考察、有效传播三方面合于一体的罕见范例”。香港评论家认为他是“文采、学问、哲思、演讲皆臻高位的当代巨匠”。&曾应邀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以及亚洲各国演讲“中华宏观文化史”和“中外文化对比史”。2008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颁授成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余秋雨先生最近三年新任: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奠基教授,香港凤凰卫视首席文化顾问,澳门科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人文艺术学院院长,台湾元智大学桂冠文学家。&&&&&&&&&&&&&&&&&&&&&&&&&&&&&&&&&&&&&&&&&&&&&&&&&&&&&&☆&买&☆&家&☆&必&☆&读&☆&&&&&&&&&&&&&&&&&&&&&&&&&&&&&&&&&&&&&&&&&&&&&&欢迎您光临本店，购买前请认真阅读以下内容：&&&&&&&&&&&&&&&&&&&&&&&&&&&&&&&&&&&&&&&&&&&&&&1、本图书为正版旧书，即使是全新图书本店也一律按照旧书出售。购买前请认真核对图书名称，图片，作者，出版社和ISBN。&&&&&&&&&&&&&&&&&&&&&&&&&&&&&&&&&&&&&&&&&&&&&&2、图书新旧程度均在七成新以上，不缺页，不影响正常阅读。个别例外情况我们将通过旺旺等聊天工具告知。因为均为二手图书，所以不一定配有光盘、磁带、学习卡等，请咨询店主是否附带。&&&&&&&&&&&&&&&&&&&&&&&&&&&&&&&&&&&&&&&&&&&&&&3、拍下后请尽快付款，超过12小时未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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