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近代中国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历程--习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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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近代中国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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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近代中国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历程
中国社科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习五一
提要：在近代中国，产生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问题，主要是针对西方来华传教势力兴办的基督教学校。近代中国基督教学校世俗化的动力，更多地来自社会变革运动的冲击，特别是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教会学校的教学宗旨受到日益严峻的挑战。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的教育法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不断发展，迫使中国基督教教会学校逐步世俗化。
关键词：教育与宗教相分离&&近代中国基督教教会学校&&五四新文化运动&非基督教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
在近代中国，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问题，主要是针对西方来华传教势力兴办的基督教教会学校。在近代中国新式教育体制的建设中，世俗化大学占据主导地位，在国立大学中没有宗教神学的位置。因此，在各种近代中国教育史中，很难找到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相关论述。以往，近代教育史研究的学者，将教会学校归入私立学校教育章节中，略涉及这个命题。
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是西方国家在近现化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
众所周知，中世纪的欧洲社会，基督教占据主导地位，上层建筑，当然包括教育体系，是在基督教的统领下生存的。这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著名大学基本上源于教会大学的历史背景。随着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大学校园中思想自由发展日益蓬勃，要求摆脱神学统治的呼声日益强烈。随着西方国家政教分离的体制逐步建立，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逐步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流。当今世界，西方著名大学都已经实现世俗化。
&&&&2006年，中国无神论学会代表团到美国访问时，一位美国圣经大学的校长告诉我说，美国最重要的高等学府已经全部世俗化。目前，教会系统的大学属于中小型学院。其影响正在日益萎缩，生源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这位校长说，目前，韩国进修基督教神学博士的学生最多，可能后来居上的是来自中国的学生。
从宏观角度考察，如果说，西方基督教大学世俗化的动力中，自由思想家的作用比较突出的话；那么，近代中国基督教教会学校世俗化的因素，更多地来自社会变革运动的冲击。
中国基督教教会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兴办的传教事业。其办学的宗旨是为培训传教人才。一句话是为宣教事业。进入民国时期，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基督教教会学校的办学宗旨受到日益严峻的挑战。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的现代教育法规，国立大学的竞争，特别是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推动了中国基督教教会学校的世俗化进程。
在这些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中，有三大高峰，即：现代教育体制的确立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民族主义高涨中的非基督教运动；矛头直指基督教教会学校的收回教育权运动。
&&&&&&&&&一、建立早期现代教育体制：神圣与世俗的博弈
近代中国，在建立早期现代教育制度中，外国基督教会势力与中国世俗社会势力的博弈，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发展，相互影响，此起彼伏。
（一）教会办学的宗旨是“为基督征服中国”
鸦片战争后，列强在华基督教会依仗不平等条约的特权，迅速掀起一场“为基督征服中国”的传教运动。为了培养传播福音的人才，各国差会（西方宣教会），引入西方教育制度，相继成立了许多教会学校。
世纪末到世纪初，是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时期。无论政治体制、经济结构、文化价值、社会风俗都发生深刻的变革。从变法维新失败以后，西方基督教差会将“为基督征服中国”的重点，逐渐转向文化教育事业。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帝国主义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使中国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教会势力得以迅速扩张。从1901年至1920年，是近代中国基督教发展最迅猛的时期。1918年，教会学校比1900年增长了4倍，共一万三千所，包括14所教会大学，其中天主教大学1所，基督教大学13所。这些教会学校没有一所经过中国政府批准，是侵犯中国教育主权的非法行为。
在教会大学中，美国势力独占鳌头。美国政府以庚子赔款办教育的政策，是采纳传教士明恩溥的建议。日，传教士明恩溥到白宫劝说罗斯福总统。他认为，如果要防止义和团反帝斗争再度爆发，最好的办法是传播基督教，多多开办教会学校。罗斯福总统十分赞成。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将庚子赔款半数退还中国用于办学，并兴办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后改称清华大学）。基督教会系统的中华教育会宣称：
“教育是传教最得力的助手。……现在中国的新教育制度实际上是在代表各教会团体的基督教徒控制之下。这事实上就是人类大家庭中的四分之一的青年都受到基督教会的控制。”
所有的教会学校都以福音传播为首要宗旨，规定学生必须参加礼拜仪式和读经班。依据教会学校的宗旨，传授西方的科学技术，只是传播福音、“摧毁异端”的手段。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宣称：“如果科学不是作为宗教的盟友，它就会成为宗教最危险的敌人。”他要求教会不要让“异教徒或基督教的敌人来开动这个强大的机器。”&
而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而言，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必须归依基督教是难以接受的条件。如：清朝末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想送孙子到一所教会学校――文华学堂读书，学习西方的语言和数学，表示愿意捐助巨额资金。他提出唯一的条件是孙子不参加礼拜。但是，张之洞要求遭到校方拒绝。
（二）建立新式学堂：中外势力的博弈
20世纪初，清政府为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开始推行新政，其中包括教育制度的改革。1901年开办京师大学堂；1902年颁布张百熙草拟的《钦定学堂章程》；1904年颁布了张之洞编订的《奏定学堂章程》。这两部学制结束了传统的儒学教育和科举制度，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的里程碑。
1905年，清廷发布诏令“废除科举考试”，仿照欧美现代教育制度，建立新式学校。清政府公布的这些教育章程，在新式教育学堂中，除教授儒家伦理外，禁止传播外国宗教。在《奏定学堂章程》中明文规定：
“外国教员不得讲授宗教。此时开办学堂，教员乏人。出版之师范学堂及普通中学堂以上，势不能不聘用西师。如所聘西师系教士出身，须于合同内订明：凡讲授科学，不得借词宣讲涉及宗教之语，违者应即辞退。”
1906年，清政府颁布诏令，大力推广建立新式学堂。“现今振兴学务，各省地方筹建学堂，责无旁贷；极应及时增设，俾使国民得有向学之所。”对于外国教会设立的学堂，“并无允许之文，除已开设学堂暂听设立，无庸立案外，嗣后如有外国人呈请在内地开设学堂者，亦均毋庸立案”。
日益衰败的清政府，在列强威逼下，委曲生存，自然无力管制教会学校，只能采取鸵鸟政策，即不承认、不理睬的“毋庸立案”。但是，执政当局对教会学校的芥蒂之心仍是显而易见的。如：清政府招考官员不准教会大学毕业生参加考试。
教会学校依仗不平等条约的特权，无视中国政府的主权，自成一体。教会大学虽然建立在中国土地上，但是在外国注册立案。如：苏州东吴大学于1902年在美国的田纳西州注册；上海圣约翰大学于1906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州注册；南京金陵大学于1911年在美国华盛顿州注册。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权沦丧，教会大学对中国法律不屑一顾。这些教会大学被称为是在中国领土上享受治外法权的“外国文化租界”。
20世纪初科举考试被废除后，各种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当时中国兴办的新式学堂，新式师资力量严重不足，教育课程仍以传统文化为主。相形之下，教会学校最先引入西方教育制度，开创了现代女子高等教育和现代医学教育的先河。因此，教会学校成为没有能力出国留学的青年人选择的目标之一。教会学校规模不断扩大，许多学生入学是为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并不是来聆听福音的。这些青年学子对教会学校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的制度，提出越来越多的挑战。
&&&&&&&&&&&&&二、现代教育思潮和五四新文化运动
在近代中国，基督教教会学校面临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挑战是，现代教育思潮和五四新文化运动。
（一）蔡元培的现代教育思想：“以美育代宗教”
在近现代中国教育史上，蔡元培先生堪称旗帜性人物。辛亥革命，结束千年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制度。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刚一成立，便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他走马上任时，教育部只有职员三人。临时政府存在的时间短暂，还来不及制订新的教育方针，但是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的教育思想，反映出教育变革的时代要求。
1912年4月，蔡元培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对于新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奠定了民国初年教育方针的思想基础。他指出：
“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为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
蔡元培认为，专制时代的教育标准隶属于专制的政治，而共和时代的教育标准应立足于“人民之地位”。因此，新教育方针必须变革清末学制。蔡元培说：“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他提出五项教育方针，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他认为，“军国民主义为体育；实利主义为智育；公民道德及美育毗于德育；而世界观则统三者而一之。”他认为，新教育的主旨就是养成科学的头脑、劳动的能力和艺术的兴趣。蔡元培主张的“五育”说，基本上揭示了现代教育的方针和内容，对近代中国的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后，蔡元培任担北京大学校长十年（)，身体力行，贯彻其教育方针，影响至今。蔡元培校长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镇，也为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平台。
与本文命题相关的是，1917年8月，蔡元培校长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为什么要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呢？蔡元培应邀发表演说指出，现在有许多人“误听教士之言”，将西方社会的进步，“一切归功于宗教，遂欲以基督教劝导国人。”还有些人“以孔子为我国之基督，遂欲组织孔教，奔走呼号，视为今日重要问题。”
蔡元培认为，古代社会，宗教与知识、意志和感情相关。近代社会随着科学的发达，文化的进步，知识和意志皆脱离宗教。生物进化论批判神创论，是知识脱离宗教的证据；生理学、心理学的发展，是意志皆脱离宗教的证据。而与宗教关系最密切的情感，即美感，也出现脱离宗教的趋势。
蔡元培指出：宗教的排他性，特别是一神教强烈的排他性，引发激烈的宗教战争，如果美育依附宗教，则宗教的弊端使美育失去陶养人生的教化作用。他说：
“美育之附丽于宗教者，常受宗教之累，失其陶养之作用，而转以激刺感情。盖无论何等宗教，无不有扩张已教，攻击异教之条件。回教之谟罕默德，左手持《可兰经》，而右手持剑，不从其教者杀之。基督教与回教冲突，而有十字军之战，几及百年。基督教中又有新旧教之战，亦数十年之久。至佛教之圆通，非他教所能及，而学佛者苟有拘牵教义之成见，则崇拜舍利受持经忏之陋习，虽通人亦肯为之。”
蔡元培认为，为避免宗教冲突带来的伤害，应当“舍宗教而易之以纯粹之美育。”如何解释“劳动与艺术”、“情感与宗教”等等这些命题，众说纷纭。分析“以美育代宗教说”的哲学思路，不是本文的核心命题。我认为，在民国初年，蔡元培高唱“以美育代宗教说”，是为了发挥美育的德育功能，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公民道德和美育的感化，取代以宗教为核心的传统道德。“以美育代宗教说”的社会作用，反映出人类社会日益非宗教化的历史趋势。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人权，批判神权
从思想文化史的视角考察，新文化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紧密相连的启蒙运动。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杂志，批判锋芒指向封建传统文化，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现在历史学家将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概括为“科学”与“民主”。我们打开历史文献一看，思想家最初的口号是“人权”与“科学”。《新青年》1卷1号的《敬告青年》一文提出“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新文化运动以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法国的启蒙运动为榜样，本质上是一场人文主义运动，是一场世俗化运动。它必然要高扬人权，批判神权。科学与民主成为批判宗教的思想武器。科学质疑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民主则倡导尊重人权。激进的陈独秀专门撰写《偶像破坏论》。文中说：“天地间鬼神的存在，倘不能确实证明，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上帝也是骗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骗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新文化运动是一场重新评估一切价值的运动。这种标榜怀疑一切的批判精神，必然使他们喊出“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
此时，他们批判的锋芒主要指向中国的封建礼教，只是顺势地说了几句批判基督教的话。而到少年中国学会发起对宗教问题的讨论时，对基督教的批判成为主要议题。学会在北京举行三次宗教问题演讲大会，于1921年春出版三期“宗教问题号”，形成新文化运动以来第一次研讨宗教的热潮。
批判宗教者占大多数。恽代英的《我的宗教观》带有战斗的无神论气息，显示出其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周太玄则有明显的学者特点，他的《宗教与人类的将来》和《宗教与中国的将来》，塑造出无神论思想家和科学家的形象。周太玄认为，“人不是宗教的动物，人类的将来是无宗教的”。李璜的《社会主义与宗教》是一篇锋芒犀利、讨伐宗教的檄文。文中引述了许多马克思的言论，但其理论基调是无政府主义。他的论述闪耀着许多思想的火花。他说，社会主义的产生，“全靠18世纪要求解放的哲学思潮”开路，而18世纪的哲学是“一致反对宗教的”。它将人类思想从基督教教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科学的发明，揭示出宇宙不是神创造的。因此，人类“依靠神的心便泠了，依靠自己和同类的心便切了”。于是，人类“本着这个平等自由和同类互助的道理，创造出社会主义来。”他认为，社会主义赖以产生的条件注定它必然反对宗教。“社会主义的精神全放在此世界，宗教的精神全放在天堂。”
有趣的是，正在中国访问讲学的英国哲学家罗素积极参与这场争论。他发表一系列的演讲，批判宗教。罗素特别赞美中国的传统文化。他说：“中国的运气真好”。其好运为：一、远离欧洲，避免了宗教战争的影响；二、有史以来没有产生过“和欧洲一样险毒的宗教”。他希望中国能保持这种没有宗教的文化传统。
少年中国学会发动的关于宗教的争论，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新青年》、《觉悟》、《学衡》、《新潮》等一批报刊纷纷载文褒贬宗教，形成规模巨大的批判宗教的热潮。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以知识精英为领袖，以青年学生为骨干，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
&三、现代民族主义高涨中的非基督教运动
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空前高涨，对基督教会发起的挑战空前激烈。《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作者评论说：
“从前的反对基督教，象征着一个古老文明决心抵御有毁灭它危险的外来势力。20世纪的反对基督教，则表现出一个年轻的国家急于寻找新的自尊基础。排外主义仍延续下来，但是，它是在新环境中延续下来的。这个环境与其说形成于畏惧，不如说形成了愤怒；与其说形成于旧式仇外情绪，不如说形成于现代的民族主义。”
(一)教会学校“建立上帝之国”的挑战态势
1922年春天爆发的非基督教运动，原因十分复杂。除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外，20世纪20年代基督教在中国传教事业的挑战态势，也刺激了中国知识界。
著名的教育家、国民党人蒋梦麟在《西潮》中的一段话，具有代表性。他说：“基督教以兵舰做靠山的商业行为结了伙，因而在中国人心目中，这个宣扬爱人如己的宗教也就成为侵略者的工具了。”“中国人也实在无法不把基督教和武力胁迫相提并论”。“如来佛是骑着白象来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
力量在城市传播；二是重点发展高等教育。的基督教传教士集中在万人以上的城市中。基督教教会学校学生总数达9人。以1909年为基数，到年增长了倍，年平均每年增长。年春，中外教会联手调查在华传教事业的报告发表。本书的英文名为，中文本书名为《中华归主》。
《中华归主》的姐妹篇是《基督教教育在中国》一书。教教育在中国》出版发行。关于基督教教育的目的和作用，该书论述道：
“基督教教育对在华教会全部工作的特殊贡献在于，运用教育手段实现基督教差会的目标，即通过引导人们直接与耶稣基督接触，缔造一个基督教社会秩序，以建立上帝之国。”
基督教华教育事业的宗旨是“建立上帝之国”。教会学校的传教士们认为，西方文明就是基督教。输入西方的科学知识，是使中国基督教化的手段。山东齐鲁大学的创办人狄考文认为，传教士应先教授科学和艺术，然后再传播福音，这样才能“摧毁异端，使基督教信仰和道德渗透到整个社会的结构中。”&
（二）从非基督教运动到非宗教运动
到1922年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11届大会在北京举办前后，中国民众的愤怒如同火山一样爆发了。
这场运动首先在基督教教会势力最强大的城市上海爆发。1922年2月，上海一批青年学生发起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其宣言指出：“基督教会”是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先锋队”。同时向北京清华学校暨全国各地学校发出通电，号召抵制在清华校园召开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通电强调指出，清华是国立学校，“非教会所立”，且北京“不乏耶教会场”。如果坐视这一大会在清华召开，则外人将讥讽“中国无人”。
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是美国人穆德于1895年创办的基督教国际性组织。这次穆德选择在中国举办第十一届大会，因为他认为“那时中国是反基督教运动斗争的重要据点。”穆德有意识地到中国来挑战，而且选定在北京的清华大学。
上海点燃的火炬传到北京。3月11日，北京大学一批青年学生宣布成立“非宗教大同盟”。宣言思想激烈，宣称：
“我们自誓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人类是进化的，宗教偏说‘人与万物，天造地设’。人类本是自由平等的，宗教偏要束缚思想，摧残个性，崇拜偶像，主乎一尊。人类本是酷好和平的，宗教偏要伐异党同，引起战争，反以博爱为假面具骗人。”“好笑的宗教，与科学真理既不相容；可恶的宗教，与人道主义，完全违背。”
这番慷慨激昂的批判成为非宗教运动中的代表作。其思想之锐利，言辞之激烈，有振聋发聩的威力。在今天看来，其中有些主观武断的言论，存在着非理性的因素。比如“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这样的命题就难以成立。当代世界宗教区域性复兴表明，人类精神生活是极为复杂的，在科学日益昌盛的当代社会，宗教依然具有相当的生命力。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信仰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
同日，北京的非宗教大同盟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各界人士“依良心之知觉”，“本科学之精神”，抵制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次大会在清华校园召开。李石曾、萧子升、李大钊等师生签名，随后，学界名流蔡元培、王星拱、吴虞等“加入注册”，汪精卫、胡汉民、陈独秀等纷纷加盟。3月28日，非宗教大同盟公布简章规定：“专以解脱宗教羁绊，发挥科学真理为宗旨。”科学成为解脱宗教束缚的思想武器。
在抗议声一浪高过一浪中，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在抗议声中如期举办。4月4日至9日，北京政府派大批军警到清华大学保护会场，会议主题是“基督在世界重建中”。北京政府总统接见全体代表。
会议开幕当天，北京非宗教同盟致函清华大学学生，抗议以国立大学的资源为宗教服务，指出此举违反政教分离的原则。信函中的名言“金钱与枪炮奴役我们的肉体，基督教的福音奴役我们的灵魂”，在非基督教运动中流行一时。
这场非宗教运动以科学为号召，以知识界人士为领袖，以青年学生为主力，坚持启蒙主义的方向，对宗教发动了猛烈的冲击。运动中虽有激烈言论，但主流是理性的，行动是克制的。与义和团运动激愤抗争，依仗“神术”排外，有质的区别。
北京与上海两地运动有明显的差异。其一，北京的宗旨扩大为反对一切宗教，而上海仅仅针对基督教；其二，北京的大同盟包容各界人士，而上海仅仅是“学生同盟”；其三，北京的宣言以科学、民主的口号代替马克思主义宣传。上海的青年学生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城市生存，政治倾向日益激进。而北京大同盟社会成份多元，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基础。正是因为北京大同盟的精神理念更具有包容性，使这场运动迅速波及广东、湖南、福建、山西、浙江等地，形成全国性的思想运动。
（三）非宗教运动：教育必须与宗教分离
在这场非宗教运动中，现代教育必须与宗教分离成为重要的议题。封建帝制崩溃后，思想界充满春天的生机，新型的知识分子趋向科学和理性的价值观。这种潮流导致了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兴起。大多数知识分子倾向无神论，否认存在超自然的现象，有非宗教的倾向。他们认为科学和理性可以使人们摆脱宗教的束缚，增加人类利用和控制自然的能力，从而增进人类的福祉。
1922年4月9日，在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闭幕的当天，非宗教大同盟在北京大学召开第一次大会，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表演说，从信仰自由的角度，阐述教会学校“诱人入教”是侵犯“人权”。他指出：
“因为现今各种宗教都是拘泥着陈腐主义，用诡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引起无知识人盲作的信仰，来维持传教人的生活。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世界，可算是侵犯人权的。我尤所反对是，那些教会的学校的青年会，用种种暗示，来诱惑末成年的学生去信仰他们的基督教。”
在演说中，蔡元培重申日前发表的《教育独立议》一文的主张，提出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三项措施：（1）大学中不必设神学科，仅于哲学科中设宗教史、比较宗教学等；（2）各学校中均不得有宣传教义的课程，不得举行祈祷式；（3）以传教为业的人，不必参与教育事业。
教育与宗教分离，是近代先进教育家的共同思想主张。1922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济南召开第一届年会，讨论教育革新问题。到会人士共370人，会议收到议案122件。在会上，胡适提议；“凡初等学校（包括幼稚园）概不得有宗教教育（包括理论与仪式）。”&陶孟和、丁文江附和此议。他们的理由如下：
“儿童当此时间受感力最强，而判断力最弱，教育家不应利用这个机会，灌输‘宇宙中有神主宰’、‘上帝创造世界’、‘鬼神是有的，并且能赏善罚恶的’等等不能证实、或未曾证实的传说；也不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用祈祷、礼节、静坐、咒诵等等仪式来做传教的工具。总之，学校不是传教的地方，初等学校尤不是传教的地方，利用儿童的幼弱无知为传教的机会，是一种罪恶。”
胡适等人的主张在议案表决后，即以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名义，“一面函达各教会学校及悟善社、同善社等等宗教团体所设的学校，一面文字的鼓吹此意。”此议案的提出意义重大。从此，主张教育脱离宗教的影响，逐渐成为教育界有识之事的共同认识。
批判教会教育的先锋仍是少年中国学会。1923年10月，少年中国学会在苏州开会，制定新纲领明确提出“提倡民族性的教育，以培养爱国家、保种族的精神。反对丧失民族性的教会教育及近于侵略的文化政策。”学会评议员余家菊撰写了著名的《教会教育问题》一文。他对教会教育进行了空前猛烈的攻击。他在开篇写道：“于中华民族之前途至大的危险的，当首推教会教育。教会在中国取得了传教权与教育权，实为中国历史上之千古痛心事。”&文章揭露教会教育的三大危害：1、“教会教育是侵略的”2、“基督教制造宗教阶级”：3、“教会教育妨碍中国教育之统一”。&余先生在文章中明确提出“收回教育权”的问题。他认为，教会学校“托庇于治外法权”，“背后挟有无数兵舰”，试图把中国“变作一个基督教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教育权之收回实为一紧急问题。”这是国内学者第一次明确表示要收回教育权。
四、收回教育权运动
1924年，国共两党实现合作，中国的反帝运动出现高潮。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舞台上的新生力量充满希望，政党、知识精英与民众运动密切结合，中国革命出现崭新的局面。正是在这一年，非基督教运动再次兴起，众矢之的是教会学校，“收回教育权”成为运动的主要目标。
(一)矛头直指基督教教会学校的“收回教育权运动”
&&&&&1924年初，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日渐高涨，反对基督教的宣传开始在教会学校发生反响。教会学校当局对学生的高压政策已经引起学生的不满。《中国青年》刊登一篇教会学校学生撰写的文章，题为《可怜监狱条件下的学生》很有代表性。文中写道：
&&&&“我是徐州培心中学――一个教会学校的学生，且将我们所受的待遇，报给读者诸君听听：我们学校洋大人……他们来中国办学，完全是利用耶教来灭中国。圣经、祈祷，是杀我们的灵魂底利器，青年学子的精神，完全被它消磨了。可恨的牧师，天天还来讲什么‘天国奥秘’、‘灵祷’，……青年为了天堂福气，竟然要讲国家完全忘掉了。……洋大人有时还要发脾气，骂学生是‘Shangdung&Robber’（因山东临城劫案），将土匪名词加在我们身上。五月十一日，又骂我们和教员，比Animal都不如。……因他们这样辱骂我们，而他们底教育又并没有什么教育底意味，所以我们已经开始与之开仗了！”
到20年代中期，随着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的增长，教会学校已犹如一堆干枯的柴草，任何一个突发事件，都足以引燃一场足以给教会教育带来灭顶之灾的熊熊大火。以广州圣三一学校(The&Anglian&Trinity&College)&的学潮为起点，以收回教育权为主要内容的第二阶段的非基督教运动正式爆发。
广州,圣三一学校是一所由英国圣公会创办的学校。由于受国立学校学生自治运动的影响，1924年3月下旬，该校部分学生决定成立学生会，以促进学生自治，并着手准备举行“五.九”国耻纪念活动。该校校长（英国人）获悉此事，严厉制止。校方提前放暑假，逼迫学生离开学校，禁止在校内集会，并开除了几名比较活跃的学生。校方粗暴举措激怒了学生。4月22日，该校学生发表宣言：要求争回教育权，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获得社会各界广泛的声援。由于学生大批退学，圣三一学校名存实亡，不久校方只能宣告停办。各地教会学校迅速掀起罢课、退学的浪潮。许多国立学校也卷入运动。两股力量相互激励，形成全国规模的反对教会教育运动。
在非基督教运动的第二阶段中，8月13日，非基督教同盟在上海重建。廖仲恺、汪精卫、吴稚晖、师复、邹鲁等一批政治人物加盟，同盟宣布“秉爱国之热忱，具科学的精神，以积极的手段，反对基督教及其所办一切事业。”随着国共合作，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迭起，各地纷纷效仿上海，非基督教同盟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这一阶段的运动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各地的非基督教同盟一边继续鼓动学潮，促进收回教育权运动，一边大力批判基督教及其在华的传教事业。并在圣诞节前后发起“非基督教周”活动。
第二阶段的非基督教运动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思想文化运动的色彩大为减弱。最重要的因素是国民党、共产党等政党的参与指导。国民党重量级人物蔡元培、汪精卫、戴季陶、吴稚晖、胡汉民、廖仲恺等。而共产党对运动的影响更为积极。如，1924年8月上海非基督教同盟重组，被推举的5个执行委员中，由3人是共产党员。参与第二阶段非基督教运动的中共领导人有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等众多的领袖人物。政党在非基督教运动中的作用日渐显赫。非基督教运动中融入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大潮。
（二）“收回教育权运动”：教育与宗教相分离
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教育与宗教相分离是重要的议题。
1924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召开第三届年会，与会人士1040人，盛况空前，重点讨论“收回教育权”。由陶行知提出的第一案修正案，逐条表决通过。同年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第十届年会在开封召开，共有19个省区的35名代表出席。会议表决通过了《取缔外人在国内办理教育事业案》和《学校不得传布宗教案》。
鉴于一些外国传教士“假办学名义，于校内传布宗教，强迫学生讲读经文，举行宗教仪式，颠倒错乱，失学校教育之本意”，大会一致通过《学校内不得传布宗教案》。该案制定了三项措施：(1)各学校内，概不得传布宗教，或使学生诵经祈祷礼拜等事；(2)各教育官厅应随时严禁各种学校，如遇有前项事情，应撤销其立案或解散之；(3)学校内对教师学生，无论是否教徒，一律平等待遇。
1925年2月，《中华教育界》出版“收回教育权运动专号”，刊登蔡元培、舒新城、陈天启等教育家的论文。他们指出，教育与国家民族“主权所关，生命所系”，务必收回自办，不可“让外人攘夺”。教会教育不符合信教自由的宪法原则。“信教自由是近代各国宪法上的一个通则，保障这个通则的根本办法，是要教育独立于各宗教势力之外，即无论、何种宗教，不得借教育做宣传的工具；无论何级学校，不得含有宗教的臭味、设有宗教的课程、举行宗教仪式，才能办到。”&&&
我认为，应当指出，“信仰自由”的前提是宗教与政治、教育分离。国家行政的力量必须超脱于各种宗教之外，不许任何宗教以教育作为宣传的手段。一旦传教享有绝对的自由，个人的信仰自由，包括信仰某种宗教，或不信仰某种宗教的自由就难以真正实现。
（三）收回教育权运动与基督教大学的世俗化
在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史上，“五卅运动”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民族革命考察，这场运动显示出中国民族主义的全面高涨，其唤起的民众力量震撼了整个社会。在“五卅运动”掀起的民族主义的浪潮中，非基督教运动再次复兴，加速了收回教育权运动的进程。
非基督教运动第三阶段的标志事件是全国学联的宣言。1925年7月，全国学联在上海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指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现在全国的反基督教的运动，已经形成公然反帝国主义的奋斗。”全国学联制定一整套非基督教运动的行动方案，深入城乡基层社会，继续推动收回教育权运动。
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许多教会学校的师生踊跃响应爱国主义号召，积极参与罢课和示威活动。教会学校传播的西方科学知识，没有成为奴化中国知识分子的工具，反而成为启迪思想的源泉，成为民族主义的催化剂。
在第三阶段的非基督教运动中，真正居于指导地位的是政党。国共两党合作，掀起反帝运动高潮。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青年运动议案指出：“一切反基督教运动，应站在反帝国主义的观点上。”在这场反帝运动中，共产党的作用尤为显赫。如，在广东汕头地区，周恩来发起建立“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成功地推动了当地20多所教会学校，与英国长老会（English&Presbyterian）终止了联系。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日，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发《外国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明确规定“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学校的课程设置必须符合部颁标准，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课。”收回教育权运动要求教会学校必须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遵守中国关于教育法令。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加强对私立学校的管理。1929年，教育部颁布《私立学校章程》。章程规定学校要以教育为主。只准许自愿性性质的宗教活动。根据这个章程，教会学校要向政府注册，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科目”；二是“以中国人担任校长”。
经历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外国传教士控制教会大学的局面逐步被打破。30年代，大多数教会大学向国民政府注册。教会学校不再是外国传教士掌控的培养宣教人才的基地。多数教会大学校长由中国人士担任。教育成为学校的主要目的，废除学生必须参加礼拜的规定，圣经课程只能是选修科。正如一位研究教会大会的学者所指出的：神学教育从基督教大学“核心位置转向边缘位置，”“从王子转变成为贫儿。”
中国化和世俗化成为教会大学发展的趋势。在民族民主革命大潮的洗礼下，教会大学涌现出一批爱国领袖人物。教会大学的毕业生绝大多数成为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担任基督教牧师的平均只有5％。基督教会悲哀地评价说，能使基督教本土化的“伟大的中国神学家则一个也没培养出来。”
收回教育权运动是近代中国社会与基督教教会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公开冲突。30年代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族主义革命中，国民党与外国侵略势力之一的基督教会建立合作关系。随着日本侵略危机日益深重，国际力量发生新的组合，英美成为中国反法西斯的盟友。基督教教会成为共产党统一战线中团结抗战的对象。但是，在西方列强影响下的基督教教会与中国社会的矛盾依然存在。在剑与火的解放战争中，这种矛盾更多地突显在政治领域。文化建设难以成为激烈动荡社会中的主题。
&& 后记：习五一教授在发布博客时，将原文的页注转换为尾注时，注释号码混乱，因此只能割爱。需要注释的读者请自行查找。
&&&&&&&&&&&&&&&&&&&&&&&&& && 原载《科学与无神论》201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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