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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ame(src='///ns.html?id=GTM-T947SH', height='0', width='0', style='display: visibility:')“现代派”与先锋小说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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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派”与先锋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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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先锋文学在叙述上完善了中国当代文学
　　编者按
　　在30年的创作道路上，他能够持续引领读者、批评界乃至同行的目光；他的每一部作品总能引起巨大的讨论乃至争议——他是余华，中国当代文坛乃至世界文坛独具魅力的作家。
　　日前，余华入驻北师大仪式暨“先锋的道路：余华创作三十年研讨会”在北师大召开，十几位著名文学批评家齐聚一堂为余华号脉。同时，我们也得到余华的授权，得以首次发表他的硕士论文：《文学是怎样告诉现实的》。中国的先锋文学与先锋作家的“出头”与一本文学杂志《收获》最具渊源，余华作为亲历者，也撰文回忆了先锋文学在中国的第一步……
　　文学的真实
　　作家不仅要见到众人所见，更要见到众人所不见
　　作家世界观最直接方式，便是他对于真实的理解，他眼中的真实是什么？
　　简单的说法，那就是作家为何而写作？一位真正的作家是为内心的需要而写作。这里所说的“内心的需要”与“精神的真实”有所不同，“内心的需要”是强调一位作家应该具备的忠诚，即对真实的忠诚。只有内心才会真实地告诉他，他的自私，他的高尚是多么突出。内心首先让他真实地去了解自己，然后再真实地去了解世界。
　　这是难能可贵的品质，这品质不仅包含了忠诚，同时也包含了智慧与警觉。他看到了什么？他的目光所及之处事物是否闪闪发光？他不仅要见到众人所见，更要见到众人所不见。因为作家眼中的现实已经不是客观意义上的现实了，已经转化成立场和角度了。
　　作家必须关注现实，关注人群的命运，这也是在关注他自己，因为他孕育在人群之中，置身于现实之间，所有发生的，都与他休戚相关。
　　长期以来，我的创作都是源出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我沉湎在想象之中，又被现实紧紧控制，我能够明确感受到这种类似分裂的状态，我无法使自己变得单一，我曾希望自己成为一名童话作家，要不然就是一些实实在在作品的拥有者，如果能够成为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我和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也许会得到缓和，可是这样一来，我的作品中的力量也会因此而削弱。
　　作家应该去寻找真理，我所说的真理不是观点和看法，是事实，永恒的事实，连接着过去和将来，又穿越了现在的事实。在这样的作品里，我们才能听到高尚的声音，这高尚不是指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以同情的目光去注视世界。
　　真正的作家是为内心的需要而写作，不会为坚持某一理论或者某一流派风格而写作。一成不变的作家只会快速奔向坟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捉摸不定与喜新厌旧的时代，事实让我们看到一个严格遵循自己理论写作的作家是多么可怕，作家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在于经常的朝三暮四。
　　所以我宁愿相信自己是无知的，实际上也是如此。任何知识说穿了都只是强调，只是某一立场和某一角度的强调。事物总是存在两个以上的说法，不同的说法都认为自己掌握了世界真实，而真实却永远都是一名处女，所有的理论到头来都是自鸣得意的手淫。
　　对创作而言，不存在绝对的真理，存在的只是事实。比如艺术家和匠人的区别，匠人是为利益和大众的需求而创作，艺术家是为了虚无而创作。因为他们是这个世界上仅存的无知者，他们唯一可以真实感受的是来自精神的力量，就像是来自夜空和死亡的力量。
　　先锋小说
　　先锋文学重视到了叙述领域里的所有技巧，唯一疏忽了抓住读者的技巧
　　今天，对于所有开始写作和还在写作的人来说，小说早已不是首创的形式，它作为一种传统为我们所继承。因此我们无法回避这样的问题，我们写作的意义何在？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什么？
　　我自己的回答只能是这样：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使这种传统更为接近现代，也就是说使小说这个过去的形式更为接近现在。
　　我在当时根本不知道自己会成为先锋文学的一员，我只是不喜欢当时流行的那种小说叙述方式，我感到它们的笨拙，并且单一，在表达时总是给我种种束缚。尤其是语言，当时我认为被文学广泛表达的语言是一种确定了的语言，或者说是日常语言，是消解了个性的大众化语言，这种语言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无数次被重复的世界。
　　我那时反对语言大众化，我认为世界并不是像一把椅子那样明白易懂。那时我感到世界并非一目了然，面对事物的纷繁复杂，语言时常显得力不从心，无力做出终极判断。为了表达的真实，语言只能冲破常识。
　　应该说先锋文学在叙述上完善了中国当代文学，从而彻底清除了遗留其中的非文学因素。正因为有了先锋文学，今天的文学才如此丰富和充满朝气。先锋文学重视到了叙述领域里的所有技巧，唯一疏忽了抓住读者的技巧。
　　就我个人创作来说，是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呼喊与细雨》(《在细雨中呼喊》原名)《活着》与我过去的作品不同之处，那就是人物来到了我的作品中。
　　一直以来，我对那种竭力塑造人物性格的做法感到不可思议。我实在看不出那些所谓性格鲜明的人物身上有多少价值，那些具有所谓性格的人物几乎都可以用一些抽象的常用词语来概括，即开朗，狡猾，厚道等等。性格关心的是人的外表而并非内心，因此我更关心人的欲望，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个人存在的价值。
　　我不认为人物在作品中享有地位，比河流、阳光、树叶、街道和房屋来得重要，我认为人物和河流、阳光等一样，在作品中都只是道具。河流以流动的方式展示欲望，房屋则在静默中显露欲望的存在。人物与河流、阳光、街道、房屋等在作品中组合一体又互相作用，从而展现出完整的欲望。这种欲望便是象征的存在。
　　先锋文学能持久吗？
　　后现代主义里看到的只是聪明，标新立异，听不到大师的声音
　　欧仁·尤奈斯库说，“当一种表达形式被认识时，那它已经陈旧了。一件事情一旦说定，那就已经结束了，现实已经超过了它。”
　　在三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期间，是先锋派在人类精神活动的各个领域里最为积极的时代。在他们那里，没有统一的行动纲领，也没有统一的思想准则，他们之间唯一的共同之处那就是反对所处的时代，反对现有的文学规则，制定自己的文学规则。这时候他们不再是现有体制的破坏和反对者，而成为了现有体制的保护神。所以说，先锋派在人和时代，任何领域里都只能是一个过程，一次行动。先锋派不是主义，也不是最后的目标。先锋派是冲锋，或者像词典里所说的，是一支武装力量的先头部队，其任务是为大部队进入行动作准备。
　　中国的先锋派和西方的先锋派不同之处在于：西方先锋派是文学发展中出现的，而中国先锋派是在文学断裂之后开始的。并且是世界范围内不太可能出现先锋派的时候出现了，它的出现不是表明中国文学已经和世界文学走到了一起？
　　我想今天的文学和世界文学趋向了和谐。文学今后该向何处去？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但有一点已经明确，今后的文学不会是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到今天已经完成了，已经成为了权威，成为了制度，成为了必须被反对的现行体制，否则文学就不会前进。
　　虽然有后现代主义出现，可是我们在后现代主义的成果里看到了什么？我们所看到的只是聪明，只是标新立异，看不到标志一个全新时代到来的日出景象，也听不到大师的声音。后现代主义说穿了只是现代主义的残余，正是它的出现，我们才意识到一个时代过去了，另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
　　(本文节选自余华硕士论文《文学是怎样告诉现实的》，感谢童庆炳教授提供资料)
　　附：在本次研讨会上，余华再次重申了对真理的追求——
　　我已经到了这个时候，我该提醒自己不要自以为是了。罗素曾在接受采访时，对一千年后的人们说一句话，他的回答是，“不要放弃对真理的追求”。所以，我现在一直在提醒自己，不要把个人的嗜好和经验当做真理了，永远不要放弃对真理的追求。
　　童庆炳(北师大资深教授)
　　今天见到余华，我不再用在鲁院教室里讲课时的眼光看他。余华已经成了一棵参天大树。我为他感到骄傲、自豪。余华在参加了北师大和鲁院合办的作家班之后，又在北师大继续研读了两三年时间。他在1993年9月到10月之间写了硕士论文《文学是怎样告诉现实的》。
　　余华创作的成功是多方面促成的，包括他的天赋、努力、坚持不懈，以及他对生活的了解、观察等等。但是今天我又读了一遍他的硕士论文，我觉得，现在人们经常说余华的创作分为两个阶段，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是先锋派阶段，后来他开始写《活着》等作品，似乎转到了现实主义的写作。但是重读他的硕士论文，这种感觉淡了。我认为余华关于文学的观念、理论，对于文学真实的理解，是一贯的。
　　从8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他的文学观念没有变。他在这篇论文里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文学现实。论文的摘要部分，余华写到，“文学的不断改变主要在于真实性概念的不断改变；认为生活只有进入广阔的精神领域，才能真正体会到世界的无边无际。文学的真实应该连接着过去和未来，而不是一个环境，一种性格。”
　　正是余华坚持这种理念，他的精神世界是非常辽阔的，所以他能够写出各种各样的故事，有的让我们觉得有点荒谬，这就是文学的魅力所在。余华是找到了文学钥匙的大作家，所以他打开了文学这座宝库，把宝库里的各种各样的人物故事告诉我们，实际上这些东西呢，又常常跟我们日常的现实纠结联系在一起，有时候拥抱，有时候又要战斗，这样他的作品就变得深刻了。
　　我不想讲它的作品，就用他自己硕士论文中的一句话，文学现实和真实的概念，使他回忆起他当年怎么想的，实际上他现在仍然是这样想的，因此他的作品里有很多批判、悲剧、荒谬、幽默，都不足为怪的，这些都建立在他的文学的观念之上。
　　1987年秋天我收到第5期的《收获》，打开后看见自己的名字，还看见一些不熟悉的名字。《收获》每期都是名家聚集，这一期突然向读者展示一伙陌生的作者，他们作品的叙述风格也让读者感到陌生。
　　这个时节是文学杂志征订下一年度发行量的关键时刻，其他杂志都是推出名家新作来招揽发行量，《收获》却在这个节骨眼集中一伙来历不明的名字。
　　这一期的《收获》后来被称为先锋文学专号。其他文学杂志的编辑私底下说《收获》是在胡闹，这个胡闹的意思既指叙述形式也指政治风险。《收获》继续胡闹，1987年的第6期再次推出先锋文学专号，1988年的第5期和第6期还是先锋文学专号。马原、苏童、格非、叶兆言、孙甘露、洪峰等人的作品占据了先锋文学专号的版面，我也在其中。
　　当时格非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我们这些人带着手稿来到上海时，《收获》就将我们安排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招待所里，我和苏童可能是在那里住过次数最多的两个。
　　白天的时候，我们坐公交车去《收获》编辑部。李小林和肖元敏是女士，而且上有老下有小，她们不方便和我们混在一起，程永新还是单身汉，他带着我们吃遍《收获》编辑部附近所有的小餐馆。当时王晓明有事来《收获》，几次碰巧遇上格非、苏童和我坐在那里高谈阔论，他对别人说：这三个人整天在《收获》，好像《收获》是他们的家。
　　晚上的时候，程永新和我们一起返回华东师范大学的招待所，在我们的房间里彻夜长谈。深夜饥饿来袭，我们起身出去找吃的。当时华东师范大学晚上十一点就大门紧锁，我们爬上摇晃的铁栅栏门翻越出去，吃饱后再翻越回来。刚开始翻越的动作很笨拙，后来越来越轻盈。
　　由于《收获》在中国文学界举足轻重，只要在《收获》发表小说，就会引起广泛关注，有点像美国的作者在《纽约客》发表小说那样，不同的是《纽约客》的小说作者都是文学的宠儿，《收获》的先锋文学作者是当时文学的弃儿。多年以后有人问我，为什么你超过四分之三的小说发表在《收获》上？我说这是因为其他文学杂志拒我于门外，《收获》收留了我。
　　其他文学杂志拒绝我的理由是我写下的不是小说，当然苏童和格非他们写下的也不是小说。
　　当时中国大陆的文学从“文革”的阴影里走出来不久，作家们的勇敢主要是在题材上表现出来，很少在叙述形式上表现出来。我们这些《收获》的先锋文学作者不满当时小说叙述形式的单一，开始追求叙述的多元，我们在写作的时候努力寻找叙述前进时应该出现的多种可能性。结果当时很多文学杂志首先认为我们没有听党的话，政治上不正确，其次认为我们不是在写小说，是在玩弄文学。
　　当时《收获》感到叙述变化的时代已经来临，于是大张旗鼓推出四期先锋文学专号。《钟山》、《花城》和《北京文学》等少数文学杂志也感受到了这个变化，可是他们没有像《收获》那样大张旗鼓，只是隔三差五发表一些先锋小说。
　　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可以说是命运多舛，刚刚宽松起来的文学环境三度进入紧张状态。有些文学杂志因为发表先锋小说受到来自上面的严厉批评，他们委屈地说，为什么《收获》可以发表这样的小说，我们却不可以？
　　什么原因？很简单，他们没有巴金。巴金德高望重，巴金的长寿，可以让《收获》长期以来独树一帜，可以让我们这些《收获》作者拥有足够的时间自由成长。
　　1988年再次推出两期先锋文学专号后，有关方面决定改组《收获》编辑部。从1988年底折腾到1989年3月，最终不了了之，李小林继续控制《收获》。李小林转危为安，《收获》和先锋文学也转危为安。先锋文学转危为安还有另外的因素，当时文学界盛行这样一个观念：先锋小说不是小说，是一小撮人在玩文学，这一小撮人只是昙花一现。不妨让这些作家自生自灭。
　　这个盛行一时的“不是小说”的观念让我们当时觉得很可笑，什么是小说？我们认为小说的叙述形式不应该是固定的，应该是开放的，是未完成的，是永远有待于完成的。
　　我们对于什么是小说的认识应该感谢我们的阅读。在经历了没有书籍的“文革”时代后，我们突然面对蜂拥而来的文学作品，中国的古典小说和现代小说、西方十九世纪小说和二十世纪小说同时来到，我们在眼花缭乱里开始自己的阅读经历。我们这些先锋小说作者身处各地，此前并不相识，却是不约而同选择了阅读西方小说，这是因为比起中国古典和现代小说来，西方小说数量上更多，叙述形式上更加丰富多彩。
　　我们同时阅读托尔斯泰和卡夫卡他们，也就同时在阅读形形色色的小说了。我们的阅读里没有文学史，我们没有兴趣去了解那些作家的年龄和写作背景，我们只是阅读作品，什么叙述形式的作品都读。当我们写作的时候，也就知道什么叙述形式的小说都可以去写。
　　当时主流的文学观念很难接受我们小说中明显的现代主义倾向，持有这样观念的作家和批评家认为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这些十九世纪作家的批判现实主义才是我们的文学传统。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马尔克斯他们，还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和荒诞派等都是外国的。我们感到奇怪，难道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他们不是外国的？
　　当时的文学观念很像华东师范大学深夜紧锁的铁栅栏门，我们这些《收获》的先锋文学作者饥肠辘辘的时候不会因为铁栅栏门关闭而放弃出去寻找食物，翻越铁栅栏门是不讲规矩的行为，就像我们的写作不讲当时的文学规矩一样。二十多年后的现在，华东师范大学不会在夜深时紧锁大门，可以二十四小时进出。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马尔克斯他们与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他们一样，现在也成了我们的文学传统。
　　◎余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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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又称新潮小说，它主要是指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一批具有探索和创新精神的青年作家所创作的新潮小说，代表作家有、、残雪、、、格非、北村、、等。[1]类&&&&别小说别&&&&称新潮小说
先锋小说重视“文体的自觉”（即小说的虚构性）和方法的意义和变化，带有很强的实验性，因此，又称“”。
“先锋小说”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先锋小说”是指具有先锋精神的小说创作，即“”中的小说创作。所谓“先锋精神”，意味着以前卫的姿态探索存在的可能性以及与之相关的艺术的可能性，以不避极端的态度对文学的旧有状态形成强烈的冲击。在中，先锋精神的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文革”中青年一代在诗歌与小说领域里的探索，即“”的诗歌和（）的小说《》等。在这之后，具有先锋精神的创作还有以北岛、为代表，以为代表的意识流小说和以、为代表的荒诞小说，以及以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戏剧等。
狭义的“先锋小说”则专指在80年代中期出现的以形式探索为主要特征的小说创作潮流。其主要作家有最初的、、、、，和稍后出现的格非、、、、、北村、，也可以包括再晚一些出现的更年轻的、、、东西、、等被称作“晚生代”的作家。但“晚生代”与“先锋小说”的关系，有些类似于“新生代”与“朦胧诗”的关系，其反叛的先锋精神又促使他们的许多创作特征偏离于“先锋小说”，是否应归于“先锋小说”还有待于对具体创作发展情况的观察。[2]“先锋小说”的兴起大致可能性分为两个阶段。以、莫言、残雪的创作为代表，并同时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生存探索三个层面上进行。马原是叙事革命的代表，著名的“”和“马原的叙事圈套”是其标志。莫言是语言实验的先锋，以个人化的感觉方式有意地对进行了“扭曲”，“我爷爷”、“我奶奶”成了打有莫言印记的专利产品；残雪则是率先在生存探索方面有所突破的前驱，“人间地狱”般的生活场景和内心世界是她个性化的独特创造。以格非、、的创作为代表，他们也是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生存探索三个层面上同时展开，并都有新的突破，甚至把这种艺术探索的力度推到了极致。格非在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叙事迷宫”，孙甘露则在莫言的基础上把小说语言变成了“梦与诗”的结晶体，余华则在残雪的基础上大开杀戒，充分展示了人性中原有的暴力和血腥。
我们所说的“先锋小说”，特指狭义的“先锋小说”。[3]注意80年代的产生、发展及影响：
随着1978年对西方现代派文学较大规模的介绍、评价和研究，理论界掀起了一场关于现代派文学的论争。进而，讨论进入到中国是否需要现代派文学的阶段，一批作家如、、、等人，从自身的创作实践中提出了对传统文学观念的质疑与引进现代派文学技巧和手法的倡导。随着《现代派小说技巧初探》一书的出版，以及冯骥才、王蒙等人关于中国需要现代派的通信，构成了这场讨论的高潮。而围绕“朦胧诗”“三个崛起”的讨论，则把讨论引向对新时期文学中现代主义倾向的评价阶段。之后，理论界的介入和创作的探索同步进行，构成了新时期文坛上的繁荣景观。新时期的产生有其必然性。
首先，“十年动乱”所导致的普遍精神危机，人们在抚摸伤痕、反思痛苦的同时作出了“我不相信”的结论。正是在主体确立的寻找与情感抒发需求的过程中，他们所表现出的迷惘与对世界的不信任感，对非理性世界的否定态度，在思想上表现出了现代主义倾向。同时，由于精神危机而导致的信仰丧失、和虚无主义态度，使人们面对变化万端的大千世界而无所适从、不知所措，再加上现代文明快速演进过程中转换的不完善、不彻底，又使自我的确立成为难以实现的虚妄举动，因而自我往往处于“边缘人”、“”的角色位置上，在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上表现出现代主义特点。
其二，新时期的文化背景为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空间。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给中国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而文学作品自然庄严地接受了从现代主义视角来表现生活的使命，所以“社会要‘现代化’，文学何妨出现‘’”口号的提出，也成为时代某种需要的回声。另一方面，“创作自由”口号的提出，在思想界、理论界和文艺界创造和建构了平等、自由和宽松的思考、创作环境。对更加丰富、复杂地了解生活、在心理要求直至审美倾向不断向认识的深处、广度挺进的需要变化，都使敏感的作家们在创作的同时，感觉到了仅用传统现实主义一副笔墨的局限与束缚，便自然而然地把思维重心移向了创新与突破。
其三，改革与开放的，打开了封闭多样的国门，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奇葩一下子展现在中国人的面前，西方文化思想和在哲学思想和艺术创作上，给中国人打开了另一扇窗户。这既成为中国当代作家借以观照自己所处环境与反思中国社会以及表现矛盾心灵的参照体系，也成为直接用以表现自己内心世界与生命过程的重要艺术模本。既在心理上产生与所表现的某些主题的认同；也通过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来表现立体的、多层面、超时空、快节奏的心灵世界，以弥补或反叛传统现实主义，并保持与世界文学同步，因而在形式上表现出了现代主义的反传统追求。[4]在80年代的发生、发展，大致可分为二个时期。　　
第一阶段大致在1979年前后，它以“朦胧诗”的崛起、、宗璞等人的小说以及等人的话剧作品的出现为标志。这一阶段的主要创作特征表现为反抗既有的意识形态规范，在主题上与伤痕、同步，表现出启蒙主义理性和忧患的社会责任感。同时，他们对传统文艺观念、文艺模式进行反拨，创作手法上主要以吸收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技法为主，通过移植、模仿来开拓新的文学创作途径与新美学范畴。这是新时期现代派文学的萌动期与初创期。
第二个阶段是在1985年前后，这时出现的部分诗人、“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大展”、、残雪甚至部分寻根小说，以及《》、《野人》等戏剧作品，都表明8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进入到了形成和繁荣期。无论在创作姿态或手法技巧上都表现出更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个性化风格。
在以后便不断发展而成为80年代的重要内容。新时期现代派文学的崛起，开拓了中国小说走向新生的广阔道路。
当然，就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先锋精神而言，它的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文革中青年一代在诗歌与小说领域的探索，但是直到80年代中叶文学中激进的实验才形成了强大的阵容和声势。[5]所谓先锋精神，至少表现在两个层面上，即表现为思想上的异质性，对既成的权力叙事和主题话语的某种叛逆；表现为艺术上的前卫性，对已有文体规范和表达模式的破坏性和变异性。
作为朦胧诗前身的，不但标志着中国当代启蒙主义文学思想的诞生，同时也可以视为是整个先锋的真正发端。在这之后的、、都显现了先锋文学的发展。这个发展过程，明显地呈现出从启蒙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发展。
具体的说，在先锋小说真正引起文坛关注前，大致有这样一些铺垫为它的出现做了文学的准备：八十年代初期，中国文学有了第一次较为自觉的运动，始作俑者就是朦胧诗的崛起；但对先锋小说直接产生影响的哈、宗璞等人的意识流小说。很大程度上给了先锋小说作家以艺术上的自信和借鉴的勇气。如果说等人的小说所呈现的新的美学因素还没有在中国文学中造成革命性的影响的话，那么，文化寻根小说在文坛上的崛起则实实在在在中国文学一个根本性的触动。于是，在世界文化和世界文学参照下进行民族文化和历史反思的文学寻根运动诞生了，它结束了文学单一的写实时代，扬弃了小说创作上所谓主题性、情节性、典型性的规范，在小说的叙事方式和语言形式上取得了可贵的突破。它不仅为先锋小说扫清了部分艺术障碍，先期完成了一部分艺术实验，同时也以文本的生涩培养了一部分读者的阅读心理，使他们不至于在以后面对先锋小说的晦涩时而显得惊慌失措。这是比寻根小说稍晚露面的新小说，以、、等为代表。他们表现出对现实生活和生活观念的背叛，没有寻根作家的文化批判的神圣感和庄严感，也没有寻根作家文化建构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相反，他们有的是对神圣、信仰、崇高的亵渎热情，是冲决既有生活的准则和规范，以游戏的态度对待人生，他们是一帮生活的玩主，粉碎了我们曾经建立的完整的生活形象。实际上他们在寻根小说的文化批判之后又完成了对生存观念的批判。
在此基础上，先锋小说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浪潮。
先锋小说，则是中国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产生的文学现象，它的创作者主要是50年代末期、60年代初期出生的一群具有较高学历和文学修养的年轻作家，他们受到西方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等众多不同作家的作品的影响，不满于中国文学长期以来的固定模式和陈旧技巧，试图通过小说形式的探索和实验来革命中国小说的面貌，从而实现他们走向世界的文学抱负。
80年代中期，文学对文体的重视和强调，是从文学主题、题材、主流话语表达的内容范畴限定中逐渐解脱出来的。先锋小说家们的出现，使小说写作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形式美学状态，文学话语大大突破了传统文学语言的叙述和描写功能，并创造了新的情感表现和隐喻象征功能，给传统观念以冲击。
当代小说真正地具有现代品格——那种真正与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念进行彻底决裂的小说，是被成为作家的、洪峰、格非等人的创作。在“文化寻根”和“现代派”小说的基点上，先锋派小说获取了自身发展的支柱，在这个框架下获得了自己的、，从而使中国当代小说最终从政治、社会学、历史学以及文化学的种种制约中独立出来。以马原为代表的先锋小说家所进行的形式革命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他们向传统的审美经验和文学观念进行了强有力的挑战，意味着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历史性转折的最后完成。[5]1985年前后，、莫言、残雪等人的崛起，是先锋小说历史上的大事，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看成是先锋小说的真正开端。
这一开端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生存状态三个层面上同时进行。
小说常常被人称为“”小说、“结构主义小说”，这说明他们的小说对表现技巧和形式的注重和追求。他们所强调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尽一切可能去颠覆人们已经习惯和熟悉的阅读经验和欣赏观念，尽可能破坏传统的艺术秩序，从而使读者和作品之间呈现出疏离化、陌生化，造成了人们普遍“看不懂”的现象。而在“看不懂”的表象背后，恰恰是在揭示它自己的意识形态，它刻意创造的形式外观是在对读者宣布或传递某种世界观，当读者在这些作品面前感到艰涩、冰冷和无从理解时，恰恰表达了对现实的态度——拒绝和超越。也就是说，他们用自己的使人们对自己所熟悉的世界感到陌生，对自己所熟悉的事物感到茫然失措。
而先锋派对传统的反叛，表面上似乎是指向技巧、形式、规范、秩序的层面，但它最终的结果和真实的目标却归于哲学、情感和历史。形式和技巧只是一个中介，被用来充当一道感觉的藩篱，把人与现实疏离开来，造成人们对人生、世界的陌生化。所以文体上的晦涩、隔膜、冷漠、实际上也就是对生活、对周围人的类似的感觉
是叙事革命的代表人物，并因之被某些批评家称为“者”。在他的创作的顶峰期，他写了许多被当时让人耳目一新的小说，如《》、《西海的无帆船》、《》、《涂满古怪图案的墙壁》等作品。这些小说中，手法的使用，在打破小说的“似真幻觉”之后，又进一步混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作者及其朋友的名字直接出现在小说中，并让多部小说互相指涉，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效果；设置许多有头无尾的故事并对之进行片段连缀式的情节结构方式似乎暗示了经验的片段性与现实的不可知性，产生了似真似幻的叙述效果……马原的这些叙述探索形成了著名的“马原的叙事圈套”（《马原的叙述圈套》，，1987年第3期），并以引人注目的方式消解了此前人们所熟悉的现实主义手法所造成真实幻觉，成为以后的作家的模仿对象和小说实验的起点。
与相比，莫言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以小说《》、《》系列等小说形成了个人化的神话世界与语象世界，他的贡献就在于使先锋小说带有了奇异的感觉，他擅长把儿童性感觉镶嵌在小说中，尤其在叙述进入惊心动魄的时刻，这种感觉越为引人注目。他的感觉方式的独特性，对现代汉语进行了引人注目的扭曲与违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个人文体。这种文体富于主观性和感觉性，在一定意义上是把诗语引入小说的一种尝试。这在他的《》、《》、《》等小说中表现尤为明显。
残雪引人关注的是她的的心理小说，同样是以感觉取胜，残雪的感觉则充满了对女性的歇斯底里的尖刻，她的小说具有一种梦幻般的结构，叙事混乱而毫无逻辑可言。无论是人物、故事，还是场景、对话，都变化无常、闪烁不定。残雪小说文本构成的方式实际上就是一个个噩梦的自然主义的呈现。她的《山上的小屋》等小说则以一种丑恶意向的堆积凸现外在世界对人的压迫，以及人自身的丑陋与无望，把一种个人化的感觉上升到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寓言的层次。
莫言和残雪是在寻找表达自己的感觉方式的时候显示出其在形式方面的先锋性的，这一点与不同，但他们确实基本涵概了以后的先锋小说的基本方面的萌芽。年，是先锋小说创作的第二个高潮。主要代表作家有格非、、、、洪峰、北村等人。他们是比更年轻的一批作家，又被称为“马原后”作家、“后新潮”作家。
第二代作家仍然具有各自的艺术个性，但或许更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在小说的观念上，他们在马原的“新潮”前辈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小说作为叙事文本的本体性，进一步否定了功利主义文学的传统。他们凭借人多力量大的优势，几乎对小说理论的一切层面都进行了全面彻底坚决而极端的清算、消解和颠覆。
与此同时，他们也以自己的创作彼此从不同的层面互补性地丰富、充实和建构了先锋小说的美学准则。他们的最大成就还是体现在小说形式层面上的小说语言、小说故事叙述和小说文本结构等几个方面。
格非的小说也致力于叙事迷宫的构建，但他的方式与不同。马原是用一些并置的故事块搭成一些近于“”的小说，在每个路口上他又加上一些让人误入歧途的指标；格非则主要以人物内在意识的无序性构筑出一团线圈式的迷宫——其中有缠绕、有冲撞、也有意识的弥散与短路。如在《》中，“我”与女人“棋”的三次相遇，表现得如梦似真，似乎有几个不同的“棋”存在于一个共时的世界中，但在小说进行的历时层面，每一个“棋”都对前面一个“棋”起着解构的作用。这标志着格非对现实的怀疑。所以他着重写人与物的背离，在一个错位式的的情景中，人物仿佛已变成了若有若无的鬼魂，身历的事件比传闻还要飘渺，人就是处在这样的从未证实而又永远也走不出“相似”的陷阱的一种假设的状态中。
先锋作家都很重视小说的语言，但在小说的语言实验上走得最极端的是的《信使之函》、《》、《请女人猜谜》、《》等作品。孙甘露的这些小说彻底斩断了小说与现实的关系，而专注于幻象与幻境的虚构，但这些幻象与幻境又都知识一些无关紧要的琐屑线索，无法构成一个条理贯通的虚构世界。他着力使小说语言诗化的诗性探索，词语被斩断的关系，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搭配起来。如《信使之函》中，“信是焦虑时钟的一根指针”、“信是耳语城低垂的眼帘”、“信是锚地不明的孤独航行”等等几十个诗意的梦呓式的对“信”的述说，在每一句述说下载录一段信使所送的信中的段落，这些段落同样华美、富于诗意而又没有任何现实或者象征的寓意。孙甘露的小说语言实验，其实最接近于超现实主义的诗歌和绘画，他的小说是这些语言的与视觉的幻象集合而成的恍惚暧昧的梦与诗。这比莫言着力于表现自己的主观世界的语言探索更进了一步：在莫言那里的语言仍然是有着主体的、现实的、与人文的意义，则抽空了这些意义而只剩下纯净的言辞。
而则发展了残雪对人的存在的探索，小说以一种冷静的笔调描写死亡、血腥与暴力，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人性的残酷与存在的荒谬。
需要指出的是，这代作家的创作有从形式向历史转化的趋势。他们之间形式探索的程度不同，蜕变和退化也难以避免。特别是到八十年代末期，这种分化就更加明显，除了孙甘露等少数作家坚持新潮阵地之外，大部分都已经收敛了他们的实验锋芒。1989年前后与“新写实小说”的联合就是这种撤退的突出表现。、、北村等作家都已经开始热衷故事性文本的创作。
随着新潮小说第二代的蜕化，人们纷纷预言了新潮小说的灭亡。确实各种小说的可能性都被实验过了，各种实验都到达了极限，当然根本的原因是新潮小说自身失去了继续探索的动力和目标。[5]到九十年代以后，先锋小说又一次复兴。这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是八十年代的先锋作家在销声匿迹一段时间后于九十年代夹带着他们的长篇创作重新杀入文坛。可以说这是九十年代长篇小说风起云涌，也是中国当代文学上个世纪最动人的文学景观。、、格非、等几乎每一位新潮作家都在短短的几年内出版了他们的长篇，这些作品无论从思想蕴涵还是从艺术形式来看，确实代表了这批作家创作的最高水平。这是八十年代先锋作家走向真正成熟的标志；
另一方面是九十年代一批新潮作家（也称九十年代）的崛起。鲁羊、、、朱文、、东西、海南等是他们的代表。他们在继续进行形式的实验的同时更注重了生活的体验性，像林白、陈染的作品甚至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同时他们已经从历史的迷雾从走了出来，表明他们已经不再对现实失语了，他们开始脱离西方话语模式而尝试建构和寻找文学的个人话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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