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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雨不停
下雨天，下班，和同事坐在德克士里，等着DHL来取件。梁静茹的歌声，会把那种淡淡的悲伤渲染出来，说着说着，和同事说到工作上的很多，共同的迷茫，共同的毫无方向，毫无顾忌得说着。情绪激动却也哀婉。
和她一样，同样都是自认为各自命运很坎坷。生活总没有别人那么顺利，什么都要靠自己去创造，一直这样累累的活着，但是我们都经历着，那可能就是我们比那些幸运儿多得财富吧。自我安慰着，或许人生没有到最后，谁也说不准谁能笑到最后。
人生，如果失去方向那是很可怕的，与其坐在办公室拿着和前些日子一样的薪水，但是渴望自己是忙忙碌碌，充实好过浪费青春。工作是为了谁呢？自己。永远要记住这点，时刻提醒自己这句话，为了自己，才能有更好的生活。
和年长的谈话，总能收益不少，如若5年后，我想自己也定能像她那般看淡生活，当别人再问起我某些事情时，我能很平淡得陈述着。所以，一切看的从容些才是我应该需要明白的，凡事豁达的好。
对于工作上的，今晚有点小小开心。因为爱尔兰的客户给我了无限的鼓励，他真的很好。遇见他也是我的幸运吧。但愿，用心生活的人都会顺利。
去留无意，再次对自己说这话，好好开始，去忙碌，去工作，去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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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人如海一身藏
作者/何奇阳
（何奇阳：文化学者，资深媒体人）
社会的热闹场中，匿迹了，我静守上海一隅，修习生命和生活之道。坚守，不单单需要境界，更需要勇气。我在人群里有颗纯粹的求法之心，实践着苏东坡的诗句“万人如海一身藏。”和圣严法师的法语“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我领悟世间万物本来面目。
机缘来了，我也走出上海，与有缘众生结缘。
冷军与我是好友，借十一假期，我去武汉与他一聚。
冷军现任湖北省文联副主席、武汉画院院长等职，1990年代他就以纤微毕现的超写实主义画风闻名全国，以精湛的艺术技巧和空间处理在当代中国独树一帜，多次获得全国美展金奖等大奖，为国内外著名美术馆收藏。他的作品不仅受到艺术界、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同时也是当前艺术市场上最受瞩目的油画家之一，2005年创作的《肖像之相小罗》曾在拍卖市场创下3136万元的成交价位。
学生奇令曾经留学欧洲，学成归国后任职于跨国集团。他对冷军大师十分敬仰，这次也随行武汉。
在冷军画室，奇令本来希望听到我与油画大师的艺术对话，让他失望了。他却见证了我与冷军谈佛论道。
离开画室，我和奇令长江边漫游。奇令说：“与冷军大师促膝而坐，没有想象中的距离，他给人的感觉清爽、谦和而又不乏智者的仙风道骨气，有一种处于人生巅峰的淡定与安然！”
我颔首认可学生的感性认知。
边欣赏长江景色，边与奇令交流：“大唐以降，中国禅师为了开悟，就喜爱行脚、走江湖，风餐露宿，不辞辛劳；他们孤身万里游，寻师访友，求法悟证。辛亥革命首义于武昌，武汉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我们在此与冷军大师谈天论地，也是在求法一个过程！”
我又告诉奇令：开国之君最喜欢武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即来源于此。
谈及当代人和事，我提醒奇令：根基深的人，磨难越大。他能在困境中磨练出来，将来成就也越大。
有句话说，聪明学不来，根基夺不走。其次要顺其自然，到了一定时候，各种缘分就会自然而然遇到，师徒缘分也不是巧合。
自古修道一事，首先要真正做到看破红尘，真正从内心放弃人世间的富贵、恩爱，才能放下一切，自然就没有烦恼，自然就能够入定。
任何事情都要拿得起、放得下，知足常乐，不能有一点虚伪心、嫉妒心、嗔恨心、贪财心、贪色心，不能有一点私心杂念，修道就是修的这颗心，只有把心中的所有垃圾都清扫干净了，才能真正入定。这个道理，佛教和道教的经典上都讲了，但是，知道的多如牛毛，能做到的非常少，真能做到确实不容易，不是人人做得到。做到了，自然就能入定。做不到，就是打坐一辈子也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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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万人如海一身藏(2)
发布人：站主【主站留言】&&& 日期： 23:12:01&&&
　　杨绛先生是一位著名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学者，同时她也曾经是女儿、妻子、母亲，这么多角色杨绛先生是如何把握的呢？在不断的角色转变中她有何感想？
　　杨绛说：“做女人肯定比做男人苦。我一直抱歉的是没有做好一个妈妈，妻子做得也不
够好，女人也做得不够好。一个女人有好几个领域，每个领域我只能拿60分。”
“很多人都觉得你做妻子是最好的，否则钱先生在学术上不会有这么大的成就。”我说。
　　“那钱先生做丈夫也是最好的！”杨绛骄傲地说。我不由笑了，没想到九十岁的她还反应这么快。
　　“那么作为一个学者你认为自己如何？”
　　“我不是学者，这一点我与钱先生和女儿钱瑗不同。钱先生是学者，女儿钱瑗再活下去也是学者，我不是学者。”
　　据悉，钱钟书和杨绛的女儿钱瑗去世时将近六十岁了，可是在父母面前，女儿还是女儿，永远也长不大。杨绛先生不承认自己是学者，她认为自己只干了一些本职工作。其实杨绛先生可谓著作等身，有剧本《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小说有《倒影集》、《洗澡》；论集有《春泥集》、《关于小说》；译作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在九十岁高龄的今天还译了柏拉图对话录之一的《斐多》。
　　杨绛先生谦虚地说：“总而言之，是一事无成。”
　　１９３８年，杨绛随钱钟书携带只有一岁的女儿回国。杨绛说：“回国后因为孩子的原因不能去内地，只有钱先生孑身一人去西南联大。作为妻子，我应该陪他一起去内地的。在上海我做了中学校长，还兼高三的英文课，作业都改不完，根本没时间陪孩子玩。作为女儿呢？在父母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在国外。我回国后，我母亲已经去世了。”
　　我问：“您的专业好像和教育无关吧，怎么做了校长了？”
　　“我开始学的主要是理工科，后来是法律和经济。”
　　“从资料上看，您的父亲是上海著名的大律师，他当时却反对你学习法律？”
　　“我学法律主要是想帮助父亲，可是父亲坚决反对。因为那时候的女律师名声不好。所以我也没能帮父亲。一个女人的领域太广了，要做妻子、做母亲，还要工作，各个领域很难照顾。我看现在的女人也一样苦。的确，女人活在世上要比男人吃亏一点，吃亏就吃亏吧！我是吃亏主义者。”
　　杨绛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她心平气和地和你交谈着，语言简洁，娓娓动听，脸上的微笑像一缕和煦的阳光，让你觉得很温馨。可是，这样一个老人在“文革”中吃了太多的苦。社科院“文革”得比较晚。杨绛和钱钟书都被“揪出来了”，然后是无休无止地陪斗。在一次陪斗中杨绛被剃成了“阴阳头”，害得她整夜不睡，做了一顶假发，大暑天戴上，闷热不堪，也不敢外出，不敢坐公共汽车，上班只好步行。当时在社会上被剃了阴阳头的，就像过街的老鼠人人都会喊打。“文革”期间杨绛的主要任务是扫厕所，杨绛爱干净，把厕所打扫得一尘不染，连水箱的拉链都细致地擦干净，而且注意通风，没有臭气。这个女厕所成了她的“休息室”和“避难所”。红卫兵来了，她就躲入女厕。这一段经历，杨绛先生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中，讲得很详细。
　　恋清华
　　“在这一生中您最高兴的事是什么？”我问。
　　“我说不出来，没有什么高兴的事，没有什么让我得意的事情。”
　　“那么，您一生中最痛苦的事呢？”
　　“那就太多了，我失去了钱钟书，失去了钱瑗，现在剩下我一个人，这当然很痛苦。可是，我也撑过来了。”
　　我问：“在这个世界上您最留恋的是什么？”
　　杨绛回答：“我最留恋清华大学。在我的一生中和清华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年轻的时候一心想进清华大学。我的表姐、堂姐都是清华大学保送出国的。我在念中学时跳了一级，赶上那一年清华开始招女生。可是，不到上海来招，我没法考，只有上东吴大学（苏州大学前身）。第二年清华到上海招生了，我原先班上的考取了两个。我当时真后悔，如果我不跳级肯定也能考取，因为我成绩比她们好。”
　　过了一年，杨绛决定考插班生，名也报了，准考证也拿到了，偏偏在临考试的前几天她的大弟弟病危。作为姐姐的杨绛为了照顾弟弟哪里还能抽出空去考试。不久，杨绛的弟弟去世，考试的那些天，杨绛却正为弟弟办后事。
　　我问：“您第一次进清华是什么时候？”
　　“那是大四的时候，”杨绛说，“我去清华借读。我的朋友为我办的手续，我去借读了半年。这是第一次进清华。然后我决定考清华的研究生。当年考是来不及了，我就找了个自认为轻松的活，一边当小学老师，一边复习功课。也算是工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考上了清华的研究生，圆了清华梦。”
　　考入清华不但圆了杨绛的学业梦，也找到了她的爱情。在清华杨绛认识了大名鼎鼎的钱钟书，当时钱钟书正读大三。杨绛母亲为此跟自己的女儿开玩笑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线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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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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