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英雄，红色的间谍(14)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2年第12期，作者：陆昇，原题为《李茂堂：潜伏“中统”十五年》2007年，中央电视台8套黄金时间热播的40集谍战大剧《特殊使命》好评如潮。该剧讲述了一个“无间道”式的中共特工因与组织失去联系，单枪匹马在敌人情报系统内部奋战十多年的谍战故事。故事发生在，主人公巩向光的生活原型，就是原国内贸易部（现商务部）首任副部长，曾任国民党中统局驻西北局专员、中统陕西省室主任的李茂堂。【中共党员变身中统特务】李茂堂又名李自靖，化名杜清。1906年生，陕西渭南人，1921年进西安电报局开办的电信人员传习所学习电报技术，之后被派往北平、杭州、开封工作。李茂堂1926年在西安补习时，由罗承运、林达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去武汉，任职中华全国总工会。大革命失败后，李茂堂回到陕西搞工运，历任中共陕西省电报局支部书记、西安市东区书记，曾两次被国民党反革命派通缉。1935年9月，在李茂堂赶去郑州参加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路上，全部与会者因叛徒告密被抓。整个陕西省委委员就剩下他侥幸躲过了大搜捕。他跑回家，呆了两天，换了一身破衣服，什么话都没说，又走了。敌人放出话来：只要李茂堂自投罗网，别人一概无罪释放。李茂堂天真地想用自己换取其他被捕同事的自由，主动送上门去。结果，答应放的人一个没放，本来自由的人反倒不自由了。李茂堂被押送反省院。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徐恩曾派中共陕西省委原书记、叛徒杜衡以高官厚禄对李进行利诱劝降。李茂堂顺水推舟“上了贼船”，成为国民党中统特务。李茂堂被敌人逼着去揭发自己的同志。无奈，他只能有保留地去做些事情应付敌人。他想到了王世英曾跟他说过王超北失去了组织关系，就想用王超北去搪塞敌人，于是带着特务去上海抓王超北。据王超北说，他的被捕与李茂堂的自首有关。王超北出狱后重新接上组织关系，而李茂堂却“陷入敌人营垒，和我分道扬镳，彼此失去了联系”。情况报到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当时代管临时中央局、中央特科的王世英执著坚信：“这个人，绝对不可能叛变。”王世英让人给李茂堂捎话，单线联系，长期潜伏，“越貌似反动越好”。【冒死跳伞“营救”】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国民党南京政府乱作一团。宋美龄、宋子文等人主和，何应钦等人主战，内战一触即发。中统特务系统也提出众多营救蒋介石的方案，其中以李茂堂提出的“空降营救”方案最为抢眼，这一石破天惊的举动，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甚得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赏识。李茂堂的长孙李炜京后来接受采访时说：“当时就是要救蒋介石。到底怎么救？谁去救？老是定不下来。出主意的人很多。一个比一个足智多谋。就是没有一个干实事的。我爷爷就主动请缨，铤而走险。他说他熟悉西安，熟悉周围地形，朋友也多，父老乡亲也多，一个人坐上飞机就飞过去了。”李茂堂天生胆大，说干就干，在一个天低云暗的夜晚，真的独自登机飞去西安，在郊外跳伞下来。当时西安城内兵荒马乱，昼夜戒严，他只好藏身在一个姓武的亲戚家中。李炜京说：“亲戚不让我爷爷出门。说你不能出去，人家知道有人跳伞过来了，到处找呢，可是他还是出去了。他说不出去怎么救人？他简单化装一下就进城去了。”在西安城门口，李茂堂被如临大敌的东北军看出破绽，当场五花大绑。东北军发现李茂堂是中统派来的特工，再三逼他如实交代方面的动向，李茂堂无论对方如何大刑伺候，就是装聋作哑，一声不吭。李茂堂的顽固激怒了，下令把他拖出去毙了。幸好后来事变和平解决，李茂堂才侥幸免死。李茂堂英雄般地返回南京，不仅徐恩曾称赞他“对党国忠诚可嘉”，另眼相待，就是蒋介石也礼迎他的归来。李茂堂就此脱颖而出，得到重用，成为中统新星。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李茂堂在无意之中抓到刺杀韩国独立党主席金九的日本凶手。此人心狠手辣，身怀绝技，任务就是刺探军情，伺机刺杀蒋介石及其左右。李茂堂再立新功，蒋介石对他恩宠有加，连升两级，提拔为中统特训班总教官，后任中统陕西调查室副主任，成为中统特务在陕西的重要人物。【密送“中统电报密码”】1941年，李茂堂由兰州回到西安，他委托表兄、地下党员武少文给王超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可以把国民党中统局陕调室的反共阴谋资料偷出来交给共产党，要求见王超北一面。王超北即把原信交给当时直接领导其工作的中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伍云甫。伍云甫思考后让王超北去见一下李茂堂。王超北立即说：“李茂堂我不见！李茂堂在1935年自首后向敌人出卖过我，并带着特务去上海搜捕我，是我的死对头，我是发过誓不见李茂堂的。”伍云甫听后批评他要顾全大局。胡宗南现正准备破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而我们正苦于无法了解敌人的阴谋诡计。后来，中央决定由王超北和李茂堂联系。为了更好地为党工作，李茂堂争取从兰州调到西安，任中统陕西省室副主任。据王超北晚年回忆：李茂堂利用他任特务头子的公开身份，向党提供了敌人的许多政治情报和军事情报。例如，由胡宗南亲自主持的“党政军警宪特联席会议”是极其机密的。出席者一律用化名，本人如不能出席，不得派代表参加。然而，日由胡宗南亲自主持的，有谷正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祝绍周（陕西省主席），王友直（西安市长），杨尔瑛（陕西省三青团头子），李犹龙、李茂堂、陈建中（均为中统特务头子）等参加的第一次会议的全部记录，都被李茂堂搞来了。后来每次会议的记录，李茂堂都按期送交西情处（中共西安情报处——作者注）。同时，他在掩护地下党组织、保护西情处工作人员安全、破坏敌特组织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最重要的是，他曾把中统的电报密码告诉我党中央，中央因此破译出敌人的许多重要军事情报。（王超北《来自秘密战线的报告》，百花出版社1997年版）【利用国民党派系之争接掌一方大权】国民党特务系统有“中统”和“军统”等派系。在中统和军统内部，又分为不同系统。进入中统高层的李茂堂，了解到国民党高层“朱系”与“CC系”的矛盾。抗战初期，朱家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任用亲信王季高为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属于这一派的有省党部委员杨大乾、米志忠等。另一派是CC系，后台是陈立夫、陈果夫，直接联系的是二陈的表弟徐恩曾。朱系力图打击、排挤、收买CC系的人。CC系十分不满。李茂堂向王超北反映这一情况后，王、李与潜藏在国民党陕西党部的中共情报员陈子敬暗中商议，决定进一步挑起敌人的派系矛盾，以便坐山观虎斗，瓦解打击敌人，以此提高李茂堂在中统内部的地位，搞掉王季高并取而代之。1943年春末（一说1942年末），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召开年会，李茂堂带头发难，质问王季高为什么扣押他们向上级的报告。王季高回答不出来，早已埋伏在门外的CC系人马一拥而入，把王季高和组训处长翟绍武打得鼻青脸肿……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闻讯大怒，一状告到蒋介石处，指名要惩办祸首李茂堂。蒋介石亲自下令，李茂堂被专机押送重庆，打入大牢候审。陈立夫、陈果夫不甘示弱，也向蒋介石告状，说王季高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横行霸道，才激起下属群起反对。一时两大派斗法，鹬蚌相争。这场官司打下来，由于蒋介石与陈氏兄弟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微妙关系，朱家骅输了，陈果夫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谷正鼎接任王季高的陕西省党部主任。CC系大获全胜，在西安为李茂堂召开庆功会。论功行赏，李茂堂被任命为中统陕西省室主任、西北局专员，掌握了陕西中统的最高权力。1944年夏，谷正鼎到陕西不久，在西安办了一个集中营，关押许多中共地下党员和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在国共合作的局面下，国民党没有理由继续关押，可又不甘心放虎归山。谷正鼎设了一条毒计：派遣一个叛徒，以苦肉计方式取得难友信任，而后策动大家越狱，再由监管当局借口越狱暴动，用机枪扫射。在敌特联系会议上，李茂堂得悉这一阴谋后，西情处立即通知狱中地下党提高警惕。 果然，集中营里来了一个新犯人，多次带头顶撞监管当局，并受到严刑惩罚，俨然敢斗分子。一天，周围的警戒人员突然不见了，此人振臂高呼：“同志们，机会来了，逃啊！”就在他带头爬上高墙的时候，难友们把他拉下来，大喊：“打死这只狐狸精！”一顿拳脚，这只癞皮狗就呜呼哀哉了。谷正鼎机关算尽，却吃了一个哑巴亏。他做梦也想不到令自己阴沟里翻船的正是亲信李茂堂。【:两个主任介绍一个主任，我能不同意吗?】1945年春，抗日形势好转，中共中央要王超北去延安汇报工作，接受新的任务。李茂堂也想去延安，解决他的党籍问题。经再三考虑研究，认为秘密去不可能，只能明去。他们想出一条妙计，由李茂堂直接找“西北王”胡宗南，以到延安打探中共召开七大后的动向为由，提出到延安搞到中共高层的情报。但胡宗南认为危险性太大，李表示为了党国，粉身碎骨在所不惜。不料奸诈的胡宗南马上变脸，大拍桌子，令人把李茂堂带下去枪毙。当李从容走出门外时，胡宗南又把他叫回来，问他在枪决前有什么话要说。李脸不变色心不跳，说:“我李茂堂在胡长官领导下，为党国赤胆忠心，光明磊落，要杀就杀，问心无愧，还说什么!”胡宗南说:“我担心你到延安之后，中共如对你有怀疑，突然把你抓起来，要杀你，你吃不消;同你开个玩笑，你不必介意。”李茂堂因此获得胡的信任。应胡之请，他说出自己的锦囊妙计:“我准备化名张怀中，以中央交通部邮电视察员的身份去延安，视察邮电工作。直接去找李秉昆(堂兄)。随行人员不多带，由我的堂兄李茂荣陪同。他想去边区做点生意。这样可以减少中共的怀疑。同时，让第一战区长官部给延安联防司令发一公函，叫他加以照顾。”胡宗南听罢，连说妙计。延安也同意李茂堂等的计策。8月，李茂堂穿着笔挺西装，以中央视察员身份通过国民党封锁线。而王超北则打扮成富商大贾的样子，以商人身份跟随。李茂堂、王超北抵达延安后，中央社会部(统管情报与保卫工作)副部长李克农及罗青长、师哲等人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李克农紧紧握住李茂堂的双手，欢迎他归队回家。李茂堂则百感交集、恍如隔世。“旧路青山在，游子白首归”。王超北与李茂堂向中央汇报了情报处几年来的工作。在会上，李茂堂郑重提出重新入党的要求。入党问题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问李克农:“李茂堂的党籍问题，你们为什么不给他解决?”李克农说:“有人说不行啊，都断了那么长时间。”毛泽东说:“这不是问题。问题是入党要有介绍人，你们谁愿意介绍李茂堂入党呢?”李克农说:“罗青长和汪东兴可以介绍李茂堂入党。”当时罗青长是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汪东兴是中央社会部二室主任，而李茂堂则是国民党中统陕西省室主任。于是，毛泽东哈哈大笑:“两个主任介绍一个主任，我能不同意吗?”(郝在今《中国秘密战》，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为了迷惑国民党，中央把中共七大的文件《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及中央对时局的政治态度等文件，交李茂堂带回，作为在延安搜集到的共产党“情报”。李茂堂离开那天，延安新华社还发表了一条消息:国民党邮电视察员“张怀中”到延安后擅自行动，并发表攻击边区政府的言论，很不友好，本社授权声明，“张怀中”是不受延安欢迎的人。延安之行，满载而归。西安CC特务大小头目，以至胡宗南、祝绍周等都赞扬李茂堂的冒险之举。在国民党陕西省代表大会上，李茂堂成了大红人。CC的大小头目都把他视为不避艰险、敢入虎穴的英雄。1945年秋末的一个晚上，胡宗南在小雁塔第一战区长官办公室主持召开“党政军警宪团特”联席汇报会议。司令部情报处处长刘庆曾汇报说:他获得关于中共西安地下情报组织的匪首胖子所在地点的确切情报，决定在今晚12时动手。他已制订了详细的行动计划。此时，离12时还差2个小时。参加会议的李茂堂知道要抓的胖子就是王超北。他故作镇静，在会上提出一连串的突袭行动的建议，希望尽快结束会议。但中统西北局局长陈建中还在滔滔不绝地讲着。胡宗南也毫无倦意。李茂堂急中生智，佯装毒瘾发作，突然弄摔茶杯和热水瓶，满嘴喷吐白沫，一头栽倒地下，吓了大家一跳。胡宗南见状，赶忙吩咐左右送他去医院。一到医院，李就打电话给他的夫人张蕴玉:“刚才听说狄仁权今晚得急病，要马上送医院动手术，你立即去照料一下，要快!”夫人一听，知道狄仁权是西情处的代号，王超北遇到了危险。她立即通过奇园茶社的老板梅永和转告王超北，及时作了转移，脱离险境。当刘庆曾十万火急地带着一群特务赶到预定地点时，早已人去楼空……【设计巧取潜伏特务名单】1947年10月，中统改组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员通讯局，简称“党通局”。由于新局长叶秀峰把主要精力放在清洗老长官徐恩曾的势力和培养自己的班底上，陕西方面也就大换血，以向离替代李茂堂。1949年初，中共西北野战军连续发动荔北战役和宜川战役，胡宗南部主力遭到毁灭性打击，西安解放指日可待。此时潜伏在国民党“党通局”内部的李茂堂，已经获取国民党即将派遣大批特务，潜伏并实施炸毁西安的“焦土政策”。为彻底摧毁这一惊天阴谋，李茂堂经过深思熟虑想出了一条连环计。他釜底抽薪，派人将潜伏名单中的一名特务刺杀于西安火车站。听说自己的亲信被杀，向离马上驱车赶到现场，追查打黑枪的杀手。但即使这样，也于事无补，因为他千挑万选定的那一份潜谍名单已报到南京。向离最怕惊动顶头上司叶秀峰。他快刀斩乱麻，一边严密封锁消息，对外一律说死者得了急病，一边重新起用李茂堂的旧部谢维杰，要他顶这个空缺。向离欺上瞒下，自以为得意，却深深陷入李茂堂给他设下的圈套。谢维杰是李茂堂的亲密战友。他是西情处的骨干成员，而他的公开身份是中统资深特务。向离重新起用谢维杰，给西情处猎取那份潜谍名单及其背景资料提供了方便。但这还远远不够。李茂堂想要一石二鸟，除了逼迫向离以谢维杰补缺，还要进一步斩草除根。李茂堂抓住了一个可以置向离于死地的机会，他得知“党通局”陕西省通讯组二科科长王克平与向离面和心不和，让王克平带上重礼去南京见叶秀峰，状告向离瞒天过海。叶秀峰拍案怒起，当即撤了向离的职，由王克平取而代之。这一来，李茂堂就又策反王克平。王克平迷途知返，临阵倒戈，把全体潜伏特务名单交给了谢维杰。李茂堂还策反军统起义。据王超北说:“突击军统特务起义的工作，李茂堂作了一番艰苦的努力。到1949年5月，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军统陕西站组长任鸿猷将他所能拿到手的人事档案资料全部交给西情处，把他所知道的军统特务潜伏情况全部抖出。西情处已基本掌握了陕西省军统特务的分布及活动。西安解放后，李茂堂向有关部门递交了一份6000多人的国民党潜伏人员的名单，为整个西北地区扫除了巨大的隐患。【兵不血刃解放】李茂堂几乎把国民党的营垒变成了共产党的天下，胡宗南却还蒙在鼓里，把他当做最可信赖的知己。国民党快撤退时，胡宗南打算撤往终南山，李茂堂劝胡不要往终南山撤，意思是胡的名字和终南山谐音，不利，到那儿就死亡。胡宗南听了他的劝告，向陕南和四川退。其实，李茂堂不希望胡宗南撤到终南山，是因为离西安太近，只有几十里路，威胁太大了。为了给解放军做内应，李茂堂向胡宗南主动请缨，由他代表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和西北绥靖公署暂留西安，统一指挥有关各方有序疏散，并监督实施摧毁西安的“玉石俱焚”计划，最后再去宝鸡与胡会合。胡宗南特意留下大批人员、物资、钱财和飞机由他调度指挥。1949年5月中旬，当胡宗南得悉解放军已占领渭河北岸，正向西安推进，便挟持陕西省主席等人登机飞汉中。但是胡并没有听到西安剧烈的爆炸声，在西安地下党的配合下，李茂堂和西情处彻底粉碎了胡的阴谋，他们挖出了胡宗南部逃跑前埋下的炸药，使文化西安免遭破坏。人民解放军兵不血刃，拿下了一个完好如初的西安。胡宗南听到的是欢庆解放的锣鼓和鞭炮，为此他在台湾遭到国民党的审判。新中国成立后，李茂堂任国内贸易部第一任副部长，后因对他的政治问题有怀疑，以“他在敌人营垒染上了吸毒等旧习未改”为名，1950年12月遭到逮捕。1953年患病出狱治疗，5月在北京病逝，终年46岁。李茂堂潜伏在敌人心脏，英雄虎胆，屡建奇功，但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这位红色特工的传奇人生差点被尘封湮灭。然而，共和国不会忘记那些为民族独立和解放立下历史功绩的人——1982年3月，经中央有关部门复查，李茂堂得以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他的英名，将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丰碑之上。王超北和李茂堂的恩恩怨怨他们都是西安情报处的领导，他们都是隐蔽战线的同僚，他们却有着不为人知的恩怨情仇，他们之间的关系至今扑朔迷离……关于两个人，百度上都可以搜索到，这里不再赘述。王超北和李茂堂都是大革命期间入党的老党员，老相识，但是在1935年的一场事件中，两个人从此结下了一生的死结。当时任陕西省委委员的李茂堂侥幸躲过了国民党的大搜捕，却天真想用自己换取其他被捕同事的自由，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还被敌人逼着去揭发自己的同志。无奈，李茂堂只能有保留的去做些事情应付敌人，他想到了王世英曾跟他说过王超北失去了组织关系，就想用王超北去搪塞敌人，就带着特务去上海抓王超北。结果真的给找到了，找是找到了，不料还蒙在鼓里的王超北还向李茂堂打听如何寻找王世英接上组织关系。这样就违背了李茂堂想蒙混过关的初衷，情急之下，他向特务说王超北背后还有中共重要领导，要放长线钓大鱼。同时设计让王超北撤离上海，当然他也付出了代价，重新被中统投入了大牢。纵观这段，其中有很多至今含糊不清的地方。尤其是为什么李茂堂要把王超北作为“献给”中统特务的见面礼的原因，一直难以讲清楚。这也直接影响到了李茂堂后来的二次入党问题。尽管后来李茂堂了解到王超北的真实情况后用自己的政治生命帮他解了围（当时特务质问李为什么放走王时，李说：“我是共产党的叛徒，叛徒的话你们就相信么？”其中的意味不言自明），但是这段固然在王超北心中留下了难以释怀的心结。请看王超北在文化大革命之中的《狱中自述》是这么说李茂堂的：一九三九年第一次国民党反共高潮後，李茂堂由兰州回到西安，托他表兄武少文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李茂堂讲，他可以把国民党中统局陕调室的反共阴谋资料偷出来交给共产党，要求见我一面。我即把原信交给当时直接领导我工作的中共西安办事处主任伍云甫。伍云甫思考後让我去见一下李茂堂。我立即说，李茂堂我不见。李茂堂在一九三五年自首後向敌人出卖过我，并带着特务去上海搜捕我，是我的死对头，我是发过誓不见李茂堂的。…………我服从了组织的决定，怀着极不情愿的心情见了李茂堂，当时连李茂堂自己也没想到我会去找他。李茂堂急切的表白，他是在兰州见到顾斧南，得知我在西安後，便以母亲年迈，没人照料为由向中统局要求调到陕西工作，并说只要在西安找到我，就可以为党工作了。李茂堂说，他在兰州审一个案子时，把一个正要开口向敌人告密的“共产党员”一杠子打死了。还说他在徽县，偶尔看见一个“二臣”碑，刺了他的心，让他难过。他再也不能呆在中统局机关内了，一定要找党组织，为党工作，立功赎罪。所以一碰见顾斧南说我在西安，就下了决心，一定要回西安。鉴于当时的特殊环境（不仅处于文化大革命中，而且李茂堂的冤案也没有平反），王超北在这段话中极力撇清自己和李茂堂的关系，甚至讲了违心的话。因为当年要不是李茂堂打掩护，王超北是插翅也难以从上海逃到天津的，而到天津见到王世英后，王世英不仅说李茂堂不可能叛变，而且要王超北命令李茂堂将计就计打入敌营。从那时候起，李茂堂就背负起“间谍”的使命了。但是王超北在《狱中自述》中完全切断了李茂堂的政治生命，给旁人看来，李茂堂回头革命的应该从1939年后算起，而实际上李茂堂在1936年就带人托话给党组织：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我要在敌人的肚子里搞垮他们，显示了李茂堂在敌方阵营中革命到底的决心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中，李茂堂的儿子李克前给王超北写信，希望王能证明他父亲的，王超北是这么说的：李茂堂是革命的，我和在廿、卅年代领导我们的王世英同志是十分了解他的。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是很有本事的人。硬是在蒋介石、胡宗南肚皮里把他们搞垮，而没有被他们识破他的真面目。原西情处的工作能坚持到胜利，李茂堂的功劳是不小的。这是事实，应该肯定。”上述这段话，肯定了李茂堂后阶段的，但是仍没有解释1935年那段，看得出王超北对那段上海经历仍然耿耿于怀，他甚至不愿提笔写证明材料，原因说是自己中风了不能写字。而此后不久他却出版了《来自秘密战线的报告》，这本自传体的自述中，他是这么评价李茂堂的：李茂堂在大革命中与我有过联系，后来犯了政治错误，和我分道扬镳……这里，王超北流露了他对“上海事件”的看法，这是一个政治错误。的确，1945年李茂堂回延安希望恢复自己的党籍时，和李克农大吵了一架，也是缘于此。后来毛主席发话，批准他为特别党员，重新入党。由此可见，李茂堂在1935年的行为直接导致了自己政治生命的中断。李茂堂1950年入狱，冤案直到32年后才平反。至今这段案情仍然扑朔迷离，似乎和他抽大烟有关，而王超北在这个案件中的角色也不为人知，这也是希望大家能补充的。１９４７年王超北和（芸）一起住在西安东柳巷１号后院李茂堂家．直到西安解放．后．王超北反而到处告发李派人抓获他．1949年初，中共西北野战军连续发动荔北战役和宜川战役，胡宗南部主力遭到毁灭性打击，西安解放指日可待。此时潜伏在国民党“党通局”内部的中共西安情报处（以下简称西情处）副处长李茂堂，已经获取国民党即将派遣大批特务，潜伏并实施炸毁西安的“焦土政策”。设计盗取潜伏特务名单“党通局”陕西省通讯组组长向离千挑万选定了一份潜伏特务名单，已经报到南京。但是，那份名单上赫然名列第一位的特务，在西安火车站被李茂堂派的人刺杀。向离最怕惊动南京，惊动顶头上司“党通局”局长叶秀峰。一旦南京怪罪下来，他将四面楚歌，众叛亲离，他的组长宝座会塌倒。所以快刀斩乱麻，向离一边严密封锁消息，对外一律说死者得了急病，一边重新起用李茂堂的旧部谢维杰，顶了这个空缺。向离越是欺上瞒下，自以为得意，就越是深深陷入李茂堂给他设的局，下的套。谢维杰是李茂堂的亲密战友。他是西情处的骨干成员，而他的公开身份是中统资深特务。向离重新起用谢维杰，给西情处猎取那份潜谍名单及其背景资料提供了方便。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谢维杰的地位局限了他的活动范围。他还不能涉及核心机密，接触整个特务网络。李茂堂想要一石二鸟，除了逼迫向离以谢维杰补缺，还要进一步斩草除根。向离原是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委员、CC死党，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向离之所以能够在新老交替之际，巴结上叶秀峰，借着他压制、清洗徐恩曾势力的机会，把李茂堂排挤出局，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一举捣毁了西情处的联络站。向离十恶不赦，无所不用其极，对西情处太有杀伤力了。李茂堂抓住了一个可以置向离于死地的机会，他得知“党通局”陕西省通讯组二科科长王克平与向离的面和心不和，让王克平带上重礼去南京见叶秀峰，状告向离。听说向离瞒天过海，谎报军情，将被人枪杀的部属说成是暴病而死，叶秀峰拍案怒起，当即撤了向离的职，由王克平取而代之。这一来，李茂堂就又策反王克平。王克平迷途知返，临阵倒戈，把全体潜伏特务名单交给了谢维杰。兵不血刃解放西安李茂堂把几乎国民党的营垒变成了共产党的天下，“西北王”胡宗南却还蒙在鼓里，把他当作最可信赖的知己。国民党快撤退的时候，胡宗南当时要往终南山撤退，李茂堂劝胡宗南不要往终南山撤，意思胡宗南的谐音和终南山重复在一块儿，这对胡宗南不利，到那儿就死亡，胡宗南听了他的劝告，就向陕南和四川退。为了给解放大军作内应，李茂堂又向胡宗南提建议，由他代表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和西北绥靖公署暂留西安，统一指挥有关各方有序疏散，并监督实施“玉石俱焚”计划，最后再去宝鸡与胡“长官”会合。李茂堂压根儿就不打算走。日凌晨，当胡宗南得悉我军已占领渭河北岸，正向西安推进，便挟持陕西省主席等人随他登机飞汉中。人民解放军兵不血刃、拿下了一个完好如初的西安。他这才知道自己上了李茂堂的当。西情处核心人物被抓“玉石俱焚”计划失败，胡宗南向西安市警察局局长下达“密杀令”，命令行刑队将那些关押在监狱里的“共党要犯”统统处决。行刑队紧急出动，闯入陕西省第一监狱。他们手握名单，反复核对，却发现少了一个名叫“梅永和”的“共党要犯”。1945年8月，在西安古城繁华的闹市区莲湖公园里，多了一家新开张的“奇园茶社”。王释奇是茶社的经理，梅永和是茶社的掌柜。梅永和是个神枪手，曾经是吉鸿昌的警卫员。奇园茶社就此成为了西情处的联络点，由延安或其他地方来的秘密交通员，都在茶社找梅掌柜喝茶，接关系、交接情报；当地的进步群众和革命青年到茶社“品茗酣饮”来取阅延安新华社的新闻稿，满足精神上的“渴望”。奇园茶室在梅永和的苦心打点下经营了三年，直至胡家兆、王释奇相继被捕。日凌晨，国民党保密局陕西站的特务冲进陕西盐务局电台，抓捕了正在发报的胡家兆。胡家兆是个微不足道的报务员，子女又多，家境贫寒。王释奇就以天德福银号襄理和奇园茶社经理的身份接济他，让他利用职务之便帮他炒黄金，发些商报。胡家兆根本不知道是给延安、给共产党发电报。胡家兆只工作两个多月，发了十来份电报就被敌人发现了。胡家兆被抓两天后，王释奇在家附近的街上被捕。王释奇被国民党保密局特务押送到了太阳庙门街至善巷13号西北特种拘留所。先是胡家兆出事，接着是王释奇被捕，这下西情处处长王超北急了。王释奇是西情处的正式成员，如果他招供，至少王超北等人就难逃灭顶之灾！随后，王超北去奇园茶社找梅永和商量。梅永和是知道西情处内部核心机密最多的一个人，他和李茂堂有联系，和情报站有联系，和电台有联系。他如果被突破，西情处就要瘫痪。敌人没能抓到梅永和，就在王释奇的身上大发淫威，滥用暴力。王释奇是条硬汉，他原以为他的受刑可以换来同志们的安全。可不曾料想到，一年以后，失踪的梅永和却自动现身，帮他姐姐卖布，被国民党的特务抓获。梅永和被押送进了关押王释奇的同一所监狱。敌人反复用刑，没能撬开梅永和的嘴巴，就设计了一个圈套，有意让王释奇和梅永和在放风时碰面。他俩果真上当、串供，串供中又提到了西情处处长王超北。特务们逼梅永和从实招来，他们把梅永和往死里整。营救西情处蒙难人员战友蒙难，西情处的人格外难受、揪心。他们都是打入敌特机关内部的西情处成员。他们自然千方百计，大力营救。案子是保密局办的，西情处副处长李茂堂，利用自己在党通局的公开身份把保密局西安站站长、副站长全都约出来吃饭，边喝边聊边收买，一心打通关节，想把案子接过来办。1948年夏，李茂堂等人的努力终于见效，胡家兆、王释奇、梅永和从西北特种拘留所转到了陕西省第一监狱。同年9月20日，反动当局以一般刑事案件进行公开审理，分别判处胡家兆有期徒刑12年、王释奇有期徒刑10年、梅永和有期徒刑5年。王释奇之子王荦明介绍：我父亲是北京教会学校毕业，英语好，给两个典狱长的子女当英语老师，不用去做苦役。胡家兆身体不太好，1948年底或是1949年初，胡家兆在监狱中病逝。胡家兆的死引起了西情处同志们的无限悲痛，他们不想看到梅永和变成第二个胡家兆。他们深知胡宗南是一个杀人魔王，在西安解放前夕一定会大开杀戒。所以，他们拼命给典狱长塞钱。终于抢在胡宗南下达“密杀令”之前，把生命垂危的梅永和救出了虎口。日，上海解放，西安同时举行盛大集会和群众游行。病床上的梅永和一定要身边的同志背他上街，最后看看古都的新生。西安解放后几天，梅永和还没有来得及享受胜利的喜悦，就在国民党特务酷刑所造成的创伤中去世。梅永和和胡家兆以及1999年12月因病去世的王释奇一起，至今长眠在西安烈士陵园里。原中共西安情报处处长王超北出任西安市公安局长，西安警备区司令部副司令员、改革开放后又任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直至去世。原中共西安情报处副处长李茂堂1953年病逝于北京。这些潜伏在胡宗南身边隐姓埋名，战斗在敌人心脏中的战士，为西安解放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共和国不会忘记——记原西安情报处的斗争历史图为西安市自卫总队驻地（现为市政府礼堂）解放后，中共中央西安情报处部分成员合影。前排右四抱孩子的为王超北，右三为地下党员、打入中统陕西站并成为该站负责人的李茂堂，前排右一为译电员、后来成为北京大学教授的高秀芳。西安解放前，王超北化装成国民党空军军官搜集情报。国民党特务捣毁并焚烧的西安进步报纸《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编辑部。　　
（照片均为本报资料照片）　　在共和国成立60周年华诞之际，党和人民不会忘记那些为新中国成立作出贡献的无数英雄模范人物，他们的革命精神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那些奋战在对敌斗争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的功绩，也将永远铭刻在共和国的丰碑上。本文所追记的，就是战斗在古城西安的对敌斗争隐蔽战线上的——中共中央西安情报处（简称西情处）的斗争历史。　
　（一）　　西情处的这一光辉历史，曾得到党中央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贺龙、习仲勋、马文瑞、汪锋等的高度称赞。　　中央直属西安情报处于1945年经中央正式批准成立，王超北任处长（王超北原名王祥初，化名庞智，陕西澄城县人，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由魏野畴、武恩茂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930年受同学张汉民之邀任十七路军警卫团军需主任，同张汉民、阎揆要、史唯然等，在军中秘密进行革命活动，替红二十六军和红四方面军采购、运送电台、医药等军需物资，护送党的干部去川北红区，搜集军事情报，受到周恩来副主席的表扬）。李茂堂任副处长。（李茂堂，陕西渭南人，1926年加入共产党。“七·七”事变后，李茂堂要求回头革命，经组织批准，参与西情处的工作，1945年中央令王、李一同去延安汇报工作，经中央批准，李茂堂重新入党，并任西情处副处长。李茂堂自1941年回头革命以后，以中统陕西调统室专员的大特务头子的公开身份，为党作了重要贡献，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赞扬）。　　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中央频频电示，要求西情处收集有关情报。西情处的同志们，特别是情报组的蔡茂林、吴宗鲁、文稚青、屈伸及机要组的王惠今、高秀芳、杨碧桃等，共同努力，在宜川战役前后几次把关于胡宗南军事动态、军力部署电告中央，提供了500多字的胡宗南在陕北的兵力部署情况。　　毛主席在看到西情处情报后说：“庞智（王超北的化名）是无名英雄”。宜川大捷后，日，中央给西情处来电说：“一年来，你们军事情报很好，对西北我军帮助颇大，今后战争将继续向南发展，望继续努力，多加搜集西北蒋胡匪帮军事情报。”为此周恩来副主席还批给了西情处一大笔活动经费。　
（二）　　为了从各方面搜集敌人的情报，西情处先后利用各种手段，与敌人斗智斗勇，在西安地区先后共掌握了8部电台供西情处使用。最早的一部电台就设在西北行营主任熊斌的住处“止园”。其中还有两台分别设在大莲花池街7号院后院王超北家里和东柳巷一号李满堂的后院楼上。而第八部电台也是最后一部电台，建立在陕西省电政管理局的250瓦特大型国际电台上，一直与中央联系到西安解放。　　从1939年到1949年，西情处（西情处虽然正式成立于1945年，但其实际工作从1939年即开始）共向中央发电报2400多份，约30万字。在白色恐怖的极端恶劣环境中，西情处一直坚持与中央电台的联系，这些电台之所以能坚持下来，一靠中央的正确领导，二靠群众的掩护，三靠情报工作者的机智勇敢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1938年12月到1939年10月，国民党加剧了反共摩擦活动，特别是在陕甘宁边区，先后制造了150多起摩擦事件，其中属于军事进攻的就有20多起。西安市内的七贤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副官王克、押运员郭步海和派在火车站看守仓库的4位同志，先后“失踪”。国民党在全国同样制造了多起骇人听闻的杀害八路军、共产党的惨案。其中有1939年6月，新四军湖南平江通讯处，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全部惨遭杀害；同时，河北省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400余人遇害；同年11月，国民党特务和军队，制造了闻名的“确山惨案”。国民党的这些法西斯血腥暴行告诉我们，胡宗南完全有可能在一天早晨，奉蒋密令，突然包围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再制造一起惨案。　　1940年冬，一个北风呼啸的夜晚，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负责人伍云甫找到王超北，对王说：鉴于全国各地八路军、新四军办事通讯联络机构，不断遭受国民党的突然袭击而发生流血事件，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同样受到胡宗南的严重威胁，办事处又不允许设电台同延安直接通报。为了防止意外事变，亟需在西安建立一部秘密电台，一旦遇到胡宗南突然袭击西安“八办”时，我们可以用秘密电台同中央联系。　　王超北面对伍云甫同志的重托，欣然接受了这个光荣而迫切的任务，他经过精心策划设法从上海搞到一部电台，经过深思熟虑的一番安排，第一部秘密电台建立起来了，电台就设在原杨虎城将军公馆“止园”的内院，开始了和延安的电台联系。　　1946年，国民党积极发动全面内战，陕西和全国一样，山雨欲来风满楼，西安市内一片白色恐怖，国民党军、警、宪、特、团虎视眈眈。西情处直接支持和平民主的力量，并将西安的情况电告中央。　　毛泽东主席飞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西安的《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态度鲜明，为欢迎毛主席到重庆而写的社论，非常精彩，社论的题目是《团结在望，国家之光——欣闻毛泽东先生抵达重庆》。社论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热烈讴歌，受到全国进步舆论的一致好评。反动派如坐针毡，暴跳如雷，祝绍周、谷正鼎、杨尔瑛等反动头子，说它比共产党还可恨，特务立即写黑信，将子弹装在信中进行恐吓。　　西情处当即给中央发电报，报告了恐吓黑信的内容，又将收到的新华社的广播稿及新华社的新闻电讯，全部供给《联合版》，使《联合版》在西安的影响不断增大。但是西安的法西斯采取了种种暴行和恶劣手段，使《联合版》被迫停刊。　　王任是一位具有强烈正义感的律师，他对蒋胡集团残酷镇压《联合版》、镇压民主的法西斯暴行强烈不满，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坚持为《联合版》声辩。这位杰出的反法西斯民主斗士不幸惨死于胡宗南的屠刀之下。　　胡宗南并未因此而善罢甘休，一个更加罪恶的阴谋计划正在进行之中，他们决定暗杀《民众导报》主编李敷仁，并拟定了逮捕名单，还要特别处置杜斌丞。西情处紧急电告中央，同时设法告知有关人员。由于李敷仁对敌人的凶恶本性估计不足，不幸惨遭毒手。　　在十万火急的情况下，西情处即向中央发电，中共陕西省工委书记汪锋、工委统战部长吕剑人、组织部长王俊、西安市工委书记韩夏存等，立即千方百计，不惜代价进行组织营救，好在敌人的罪恶子弹未击中李敷仁要害，关中地委派人将李敷仁送到延安，伤愈后，毛主席接见了李敷仁，高度赞扬了他坚持正义，坚持民主，不怕牺牲，为老百姓办报的革命精神。　　日凌晨，全城的人们还在熟睡之中，建立在国民党陕西盐务局的西安电台仍在紧张的工作——向延安发电报，发电报者就是西情处四号秘密电台台长胡家兆，电报的内容是关于胡宗南新的作战计划。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一片寂静，一群凶神恶煞的特务踢开门闯进了发报室，正在全神贯注发电报的胡家兆手中的密码被夺走，一副冰冷的手拷戴在了胡家兆的手上。特务将胡家兆押入位于太阳庙门街至善巷13号——西北特种拘留所秘密监狱。　　两天以后，西情处的机要科长王释奇也在梆子市街杂货铺门口被特务逮捕，一同关在秘密监狱。　　胡家兆、王释奇两人被捕后，军统特务即对他们严刑逼供，酷刑用遍，胡家兆、王释奇始终坚贞不屈，他们用自己的生命维护了情报工作的机密。党组织一直在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加之李茂堂的特殊关系，最后军统判处胡家兆有期徒刑12年，王释奇10年，后来被捕的西情处保卫科长梅永和判刑5年。西情处将三人被判刑的情况电告中央，中央来电表示深切慰问，并资助救护费用。胡家兆同志因受刑过重，不久牺牲于狱中，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杜斌丞是中国杰出的民主革命活动家，是我党的忠诚朋友。蒋胡集团曾用高官厚禄拉拢他，被他严辞拒绝，因此，蒋胡集团对他恨之入骨，把他视作眼中钉、肉中刺。　　西情处根据中央的指示，对杜先生的个人安危非常关切，不断加强情报工作，并及时报告中央。　　据李茂堂获悉，军统将陕西名流及教育界进步人士和十七路军退休军人张翔初、杜斌丞、成柏仁、杨子廉、李虎臣、王菊人、杨明轩等百人列入要加害的黑名单。　　中央电示，西情处设法告知杜老，让其提高警惕，注意安全，并提供必要的帮助。在西情处获得了祝绍周的“杜斌丞、向柏英、王菊人等通匪有据，速即查办”的情报后。西情处处长王超北设法当面告诉杜先生上述情报，但杜先生并未完全看透胡宗南和祝绍周的凶狠本质，认为他是有一定地位的知名人士，蒋胡不至于马上对他下毒手。　　日，正是春寒料峭的时节，古城西安，乌云翻滚，寒风瑟瑟。就在胡宗南侵占延安的第二天，敌人采取了极其卑鄙的栽赃诬陷手段，逮捕了杜斌丞先生，同时被捕的还有王菊人先生。西情处立即将这一消息电告中央：“杜斌丞先生和他的侍从杜良民与王菊人均被逮捕。”中央回电：指示西情处注意敌迫害杜的进一步阴谋，随即电告，并让西情处注意自身安全。　　敌人对杜斌丞先生进行了残酷的折磨，但杜先生坚贞不屈，正气凛然，还暗中关心鼓励关在对门的王菊人先生，让其不要伤了身体，以备将来为革命事业好好工作。　　日，敌人以捏造诬陷的贩毒罪，把杜斌丞先生等多位革命者杀害于西安古城的玉祥门外，古城西安被血雨腥风所笼罩。　
　（三）　　情报的重要性表现在军事上显得尤其突出，西情处在军事情报工作中，也作出卓越贡献。邯郸战役是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以前发生的，在战役发生的前两个多星期，当国民党军队出动后，西情处就向中央发出了“酉江电”，及时地向中央报告了国民党军的数量，进攻路线，进攻时间，使我军为取得战争的胜利，争取了主动。　　延安自从成为中共首脑机关之后，蒋介石一直妄想进攻延安，好战的胡宗南更是蠢蠢欲动。重庆和平谈判后，蒋介石磨刀霍霍，加紧备战，叫嚣进攻延安，有意制造紧张空气。　　日，在延安的窑洞里，毛主席起草了《关于暂时放弃延安的指示》。而早在1月1日，西情处的“子东电”就向中央反映了胡宗南叫嚣进攻延安的动向。日，蒋介石亲自到西安进行督促动员，西情处又把蒋胡企图打延安的新动向于6月21日向中央发出了“已马电”。中央接到西情处的几份电报后，于5月22日回电，认为西情处的军事情报质量很好，对了解敌情很有帮助，这使西情处的同志们深感欣慰。　　日夜，夜深人静，西情处打入胡宗南总部的情报员吴宗鲁送来紧急情报：我军攻榆林，榆林向蒋介石告急。蒋闻讯大为震惊，于8月7日亲自飞抵西安，命令胡宗南率部北上，并命整编36师师长钟松率该师123、165旅轻装组成快速兵团，沿咸榆公路增援榆林。西情处立即将此电告中央。而钟松到达榆林后，自以为援榆有功，误认为我军闻讯逃跑，掉头南下追击我军。我军佯作东渡黄河之态，钟松贪功冒进，陷入彭总设下的包围圈，大部被歼。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沙家店战役。8月20日中央来电通告西情处：“西北战局已根本改变，解放军已开始反攻。”事实上肯定了西情处沙家店战役前的情报工作，同时也对西情处的工作予以鼓励。　　在沙家店大捷鼓舞下，西北战场转入战略反攻，中央多次电示西情处，注意搜集胡宗南军动态及军事意图。日又来电问：“胡军最近动态如何？胡宗南现在何处？”西情处很快了解到胡宗南部的董钊整一军，从陕北出潼关去河南对付陈谢兵图，陕北只剩刘勘部的整29军，守宜川的只有何文鼎的76师24旅约5000人。西情处把这一情报电告中央。并在宜川战役前先后几次把关于胡宗南的军事动态、军力部署电告中央。其中最重要的是2月27日500多字的“丑感电”。　　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赵寿山、阎揆要等领导在获悉重要情报后，率领指挥西北野战军，于2月28日，对宜川发起进攻，至3月3日，宜川战役胜利结束。日，中央来电说：一年来，你们军事情报很好，对西北我军帮助颇大。今后我军将继续向南发展，望继续努力，加紧搜集西北蒋胡匪帮的军事情报。　　这些潜伏在西安国民党敌特机关的西情处的同志们，用自己对党对人民的忠诚，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壮歌，为党和人民立下了赫赫战功。
（四）　　情报搜集到以后，传递情报也要及时，当时的主要手段有两种，一是电报，一是靠交通员传送。电台的优势是迅速及时。但是有些文字太长，如军政会议的记录、成册的机密文件资料图表、成册的武器弹药统计等材料，就必须由地下交通员输送。为此，西情处先后建立了东路、南路、北路三条秘密交通线，人称红色交通线。比如，东路地下秘密交通线是沿陇海铁路到华阴车站，渡过渭河，北经朝邑、澄城两县，过黄龙山至洛川旧县，偷越封锁线，进入边区富县、茶坊。秘密交通线，除运送秘密情报外，还负责护送去延安的革命青年及进步人士。西情处这条交通线先后护送了潘自力、张瑞华（聂帅夫人）、张琴抚等百余人去延安解放区。　　为了加强同重庆方面的联系，西情处又建立了南路地下交通线。南路交通线最早是共产党员武志平开辟的，武志平当时是活跃于川陕的著名老交通员，他的公开身份是杨虎城部孙蔚如的38军少校联络参谋。1933年，他通过大巴山历尽艰难险阻，完成了川北红军与杨虎城部孙蔚如38军签订共同抗日反蒋的“巴山之盟”。事后被蒋介石觉察，因此，武志平受到蒋介石的通缉。　　当然武志平此人的作为，杨虎城是知晓的，这只不过是蒋介石将杨虎城的军。孙蔚如将军表面上下令通缉武志平，实际上是他亲自派去做联络工作的，只有保护起来了事。　　潘自力奉中央之命去红四方面军，就是走的这条路线，他是由王超北陪同到汉中找到武志平。武志平第一次拿上军用地图去联络川陕红四方面军，更是充满传奇色彩，被人们广泛传颂。　　
（五）　　荔北战役以后，西北地区的形势和全国一样大好，为了保证西情处的安全和迎接西安市的解放，地下党组织认为应该组织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此时，西情处从西安绥署方面获得情报，胡宗南要扩编西安市民众自卫队。　　由于胡宗南的主力已受到歼灭性的打击，不仅野战军没有力量，城防也很空虚，他想把西安市原来的民众基干队扩编为民众自卫总队。自卫总队是西安市的武装，当时西安市是院属直辖市，因此，胡宗南便以中央行政院名义，电令西安市政府，把原基干队扩编为12个大队，辖23个中队的西安市民众自卫总队，共有官兵2000余人，总队长由西安市长兼任，设立专职副总队长一人，以掌握领导自卫总队的全面工作。各大队长由各区区长兼任，另设专职副大队长。主要任务是协助正规军防守西安城和维护社会“治安”。王超北决定将这支自卫总队控制在党的手里，以迎接解放军入城和保卫西安市。西情处将此情报电告中央，中央同意，并指示要慎重行事。　　王超北要控制自卫总队，关键一点是把专职副总队长争取到手。西情处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最后决定将闵继骞派去做这个专职副总队长。　　闵继骞是陕西渭南人，1930年在中共陕西省委和王超北一起工作过，时任胡宗南的中央党校第七分校驻西安办事处少将主任，本人和胡宗南的高级幕僚都有关系。经中央同意后，王超北做闵继骞的工作，闵表示很愿意争取这个职位，愿意为党做工作。　　王超北经过艰苦细致、曲折复杂的工作，使胡宗南下手令任命了闵继骞为西安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　　西安解放前夕的日，解放军逼近渭河北岸，西安警备司令见势不妙，准备逃跑，便命令自卫总队接替西安城防。18日，西安城已可以听到解放军的炮声，西安城内的军警宪特一片惊慌，秩序大乱。胡宗南下令炸工厂、机器，破坏西安市的市政设施，王超北以地下党组织的名义，向闵继骞提出，自卫总队要采取有力措施，保护主要机关、工厂和档案，加强岗哨巡逻，防止敌人破坏捣乱。由于解放大军的迅速入城，胡宗南企图炸毁西安城这一阴谋没有得逞。　　5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六军军长罗元发率部进入西安市。自卫总队按照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参加欢迎解放军入城的行列，王超北、李茂堂和闵继骞等人一同去见罗元发，向他介绍西安地下党组织和自卫总队的情况。罗元发指示自卫总队开赴指定地点，协助维护社会秩序。几天后，西安民众自卫总队奉命改编为第六军第十六师的补充团，正式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行列。　　西安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西情处也完成了它光荣的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王超北和他领导的西情处的同志们，战斗在对敌隐蔽战线上，身处险境，出生入死，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英雄虎胆、屡建奇功，是当之无愧的无名英雄，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们的英名，将永远铭刻在共和国的丰碑之上。
（特约撰稿人：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李正义）王超北和李茂堂是典型的地下战线无名英雄。因为地下斗争的复杂性，李茂堂曾经被迫加入中统，又失去和组织联系一段时间，而王超北又大力重用李茂堂，这就为二人的建国后的遭遇埋下悲剧的种子。大革命时期入党的李茂堂,被捕后参加了中统,经过争取,表示愿意为我党服务。李茂堂后任中统陕西省室主任,从而使我党能够及时掌握中统的动向,为党的情报工作立下大功。1943年,经毛泽东亲自批准,李茂堂重新入党。他在中共西北情报处是副处长，是处长王超北的得力干将。做谍报人员，无间道，很容易成为双面间谍，因为身不由己。这是间谍最大的苦恼。但他们的信仰是很坚定的，尤其是李茂堂，很不容易，尽管是毛主席亲自批准他重新入党，但解放后还是被整死了；王超北地位较高，保下一命，满口牙齿被打掉，被关押17年，而且是文革前就被整了，和潘汉年的遭遇差不多。现在拍摄他们为原型的电视剧，就等于公开为他们平反。只不过这一天来得实在太晚了。－－－－－－－－－－－王超北（）陕西澄城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上海大学肄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师政治处处长，八路军驻南京、武汉、重庆、西安办事处科长，中共中央西安情报处处长。建国后，历任西安市公安局局长、西安警备区司令部副司令员、中国国际旅行社副经理、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地矿部顾问。而李茂堂的资料，几乎找不到。只知道他在甘肃省公安厅的任上被迫害致死。王超北在情报战线的地位，据说可以和潘汉年媲美，有南潘北王之称，整个西北地区的白区情报工作都是他领导的。王超北与党的秘密机关□韦效基西安城内七贤庄，有个八路军办事处，这是国共合作时期，我党在国统区的合法公开机关。今天已成为革命历史纪念馆、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红色旅游景点，国内外驰名。然而当年在莲湖路一带，曾经有一个规模可观、建造科学、设备复杂、时间长久、贡献很大的我党的地下秘密机关，今天知道的人就不多了。秘密机关是一座民宅，后院修建了离地面5.7米的地下室，里面有两个窑洞，一个用于收发电报，一个印刷文件。通向地面的天线、防护机器受潮、存放密码和机密文件、调节空气的天窗等等设备一应俱全。天窗就伪装在后院厨房的烟囱内，中午还可透进一丝阳光。还有两口水井，一明一暗，明的，传递消息，吊送食物，暗的，排粪便，销毁文件。地下室有三个入口，分布在后院每间住人的室内，遇警讯，可随时下去。两个出口，通向别屋。通地下室的地道极窄，同时只能下一人，重要转弯处必须爬行。万一被敌人发现，只要打死首下者，其尸体则堵死地道，后面的敌人就无法下去。在接近窑洞入口处，另有鹞子翻身设备，到此须爬行进入一小洞，翻转身躯，然后才可到达窑洞。洞口各设有三寸多厚四边都钉有毡毯的榆木盖。上面再压两个近200公斤重的青石碌碡，这样连水和毒气也进不去了。当然地下室的人，可以从通路随时走脱。地面上掩护的房子包括四座院落，三道大门、一个偏院，大小20多间，完全与普遍民宅一样。但内部却是经过特殊设计的。遇有事情，第一道大门的专人可以通过大门内厢房的暗藏电铃，使里屋的人及时下地下室。尽管这处院落曾被敌特当做“特殊户”投入大量人力、用尽各种手段监视过，但直到1949年西安解放，始终未被敌特发现过。这一我党的秘密机关，就是解放前长期在西安从事地下工作、令胡宗南等敌特人员发抖的优秀共产党员王超北同志，将他父亲留给他的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遗产在家乡变卖后，在自己私宅的基础上，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先后用了近三年时间，用去10多万块砖、20多吨灰沙，秘密改造修建而成的，不为外人所知。王超北是陕西澄城人，早年参加革命，1923年曾就读于上海大学。1937年10月平型关大捷后，港澳同胞为八路军捐献了一批慰劳物资。第二年夏天，他奉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之命，去港抢运这批物资，几经周折，千辛万苦，运回时已是1939年秋。武汉、广州早已失守。他只得将这批物资运抵宝鸡密藏，自己住西安，以便设法分批运往延安。当时他受西安办事处林伯渠同志的指示，以香港灿华公司代表、西安雍懋商行老板的身份，长期从事党的秘密活动。当时的西安既是我党通向国统区的秘密大门，又是胡宗南的老窝、反动派包围陕甘宁边区的据点。军警宪特真是密如珠网多如牛毛。秘密工作的难度、危险程度可想而知。王超北以他丰富的经验、超人的智慧、无畏的胆识、坚强的党性和谨慎的工作，完成了各项任务，直至西安解放。西安解放后，王超北出任市公安局长，为镇反肃反，为西安人民的安全作出了突出贡献。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为革命变卖家产、不顾个人安危、忠心耿耿的共产主义战士，却被康生、“四人帮”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为“叛徒”、“特务”关押了近17年之久。“文革”中被造反派打掉满口牙齿，受尽折磨。落实政策出狱后，王超北任地矿部顾问，度过了晚年。那处秘密机关的房屋在建国后城市改造中已被拆除了。－－－－－－－－－－－－－－－古城铮铮一铁汉——沉痛悼念老战友王超北同志●阎揆要；刘贯一；高克林；张仲实（）听到超北逝世的噩耗，不禁潸然泪下。超北同志，陕西澄城人，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我们和他都是二十年代认识的老战友。红军时代，揆要和超北都在杨虎城的张汉民部工作。超北同志是澄城县党的创始人，该地区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也是延安县（当时叫肤施县）党的创始人之一，该县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超北同志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环境险恶，任务艰巨，经常受到国民党特务、军警的追捕，但超北同志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他机智勇敢，出色地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任务。超北同志是我党一位优秀的白区工作的英勇战士。1937年秋天，日军疯狂进攻上海，情况十分危急。党派毛泽民同志和超北同志从南京八路军办事处赶到上海，去抢运一批爱国群众支援抗战而捐献的物资。当他们到达上海时，吴淞、江湾、闸北等地均已沦入敌手，交通断绝，北四川路和杨树浦一带已不能通行。上有敌机轮番轰炸，下有敌炮不断袭击，加上国民党军警的破坏，找不到任何运输工具，汽车司机也不敢开车。如果再过四十八小时，这批近五百吨前线急需的物资，就运不出来了。正在非常紧迫的时刻，突然听到汽车司机高喊：“号外！号外！快看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号外！”一时群情振奋，人心激动。超北同志急中生智，向工人群众亮出了自己的身份证件，说明自己是八路军运输科长，是专程替抗日前线的八路军来抢运这批物资的，现因没有车，前线八路军急需的物资无法运到，请工人师傅帮忙。话音未落，工人们的情绪更加高涨。由于对日寇的无比仇恨，由于对共产党、八路军抗日行动的衷心拥戴，汽车司机和搬运工人立即冒着生命危险，很快把这批物资抢运出来，装上火车安全运抵西安。这趟列车是上海沦陷前最后开出的一次列车，也是替中国共产党运输的第一列火车。1939年7月，林伯渠同志派超北去香港采购电台、医药、通讯器材及二十多辆汽车，并把外国友人赠给八路军的救护车运回来。运输这批共有二十多辆汽车的物资，特别是电台等通讯器材和医疗物品，是国民党集团所根本不允许的，因此，既要防止日本侵略者截击，又要防止国民党的阻挠。从香港到延安，远隔千山万水，加之阴雨连绵，一路上艰辛险恶，可想而知。超北同志克服了重重困难，巧妙地绕道越南，由海防、睦南关（友谊关）经广西、贵阳到重庆转西安，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武汉失陷后，因为国民党积极反共，超北同志被迫脱下军装转入地下，在西安从事情报工作，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隐蔽斗争，工作更加复杂、艰巨和险恶。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一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尤其在解放战争时期，胡宗南对革命者更是杀人如麻不闻声，特务暗探遍布全城，军警多如牛毛。超北同志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及时地、准确地向党中央提供了大量的关于国民党，特别是胡宗南集团的重要军事、政治和经济情报，对保卫党组织及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安全，对解放西安和大西北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946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前后，超北同志负责西安情报处工作，向中央提供了不少关于胡宗南集团及西北战场的战略部署的重要情报。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1948年3月，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同志率领西北解放军发起宜川战役，接着又进行西府战役和荔北战役。在这些战役中，特别是在宜川战役前后，超北同志通过各种途径及时向党中央提供了大量的关于胡宗南部军事、政治的重要情报，对取得战争的胜利，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中央和周恩来同志曾多次表扬他和西安情报处的工作。1947年10月，中央告诉超北等同志：“最近你处所来军情颇有价值。”1948年7月，中央进一步说：“一年来，你处军事情报很好，对西北我军帮助很大，望继续努力”等等。1947年7月，我军大举反攻，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天险，太岳兵团飞渡黄河，陈粟野战军也大举进攻，蒋介石的统治摇摇欲坠。1948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秘密军事会议，有缩小战线、“撤退东北，确保华中”的意图，但尚举棋不定。党中央几次要超北同志了解南京军事会议内容，以便作出同蒋介石进行大兵团战略决战的决策，发起三大战役。超北同志经过多方努力，把这个战略情报搞到手，报告了党中央。当时国民党西北行辕主任，因与蒋介石意见相左，未能参加8月的南京军事会议，也不知道蒋介石的这一重要战略意图。毛主席很重视超北同志提供的情报，曾对在身边工作的叶子龙同志说：“庞智（当时超北的化名）是无名英雄。”1950年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同志在一次会上说：“超北同志的一个情报，抵得上战场上的一个师”。超北同志谦虚谨慎，生活艰苦朴素。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级别、地位、生活待遇向党伸手。他常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作官的。他也没有因工作中的成绩而忽视自己的缺点错误。他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虚心接受批评，勇于改正。1948年，他违反了隐蔽工作的纪律，与西安另一地下党组织发生了横的联系，经中央指出后，他即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并立即改正。超北同志不仅解放前在隐蔽斗争中有突出贡献。解放后，超北同志任西安市警备区副司令员和西安市公安局长时，对安定社会秩序，打击残余反动势力，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也有很大的成绩。五十年代初，经贯一同志推荐和组织批准，超北同志被调到北京和宋秋潭同志共同筹组国际旅行社，也成绩斐然。后在外贸部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工作时，开展了同西欧友好国家的平等贸易，突破了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以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购买了国家急需的钢材、有色金属等战略物资，受到了原外贸部叶季壮部长的表扬。然而，历史道路是那样的曲折，斗争是那样的复杂，超北的一生又是那样的坎坷不平。1962年，超北同志在恩来、仲勋同志和许多老战友的鼓励下，写了一篇回忆前西安情报处与胡宗南集团作斗争的文章——《古城斗胡骑》，发表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红旗飘飘》上。当时窃取中央要职的阴谋家康生，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竟诬陷超北利用写回忆录进行反革命翻案活动，把超北同志逮捕入狱。一夜之间，功臣变成罪人，与国民党反革命派斗争了大半辈子的超北竟成了“反革命”。“文革”中“四人帮”、康生之流进一步罗织罪名，诬陷超北同志是叛徒、特务、反革命，致使当时年已六十的超北，又坐了十七年冤狱。超北同志堪称是铮铮铁汉。他虽遭受残酷打击迫害，但他没有叹息，没有屈服，对党、对革命、对社会主义从未失去信心。1964年，在他被捕后写的第一封家信里，首先谈的是对我国突飞猛进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比兴奋的心情。他说：“我完全忘记了个人的一时苦恼。我没有失去信心，没有气馁。我要把余年献给党的社会主义事业，那怕拾粪、卖菜也愿意。”其次，谈到对妻子儿女的革命期望和自己的学习计划，独没有说到个人的不幸。他把个人的厄运和痛苦完全置之度外。?1975年，他被流放到江西珠湖农场，满怀豪情地写了一首诗，《珠湖农场口占》：虎口余生敢交锋，天留铁汉斗康生。流放南国不觉老，引颈北望迎春风。超北恢复人身自由后，我们和一些老战友去看望他，他也总是谈党的革命事业，很少谈及个人。对在运动中曾经整过自己的同志，他表示以大局为重，团结起来向前看。1979年，他在平反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他说：“今天正式宣布为我平反，推倒康生之流强加给我的诬蔑不实之词，我万分激动。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的理想使我挺过来了，我终于回到同志们中间，为人民的革命事业，为了美好的未来，我要将自己的有生之年，全部贡献给党和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超北同志忠于自己的誓言，他确实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平反后，他担任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顾问。1980年他由于长期监狱生活的折磨和工作过度的劳累，突患脑血栓病。从那以后，他身体越来越不好，但革命意志不衰。他曾写了一首豪迈的诗：冤狱廿载气犹豪，革命恨无杀人刀。他日若得龙泉剑，敢与天帝战三遭。超北暮年，猛志仍在，雄心浩气不减当年。病重期间，仲勋、青长、揆要等同志曾到医院看他，劝他安心养病，争取为人民多作贡献。我们原打算今年国庆节再去看他，谁知他竟于10月1日凌晨，因心肌梗塞与世长辞，和我们永别了。天乎！悲哉！超北的冤案平反后，他的一个老部属，从宁夏给他寄来一首王安石的诗：《孤桐》。我们和超北都是相交五六十年的老战友，深知他的为人和高贵品德。尽管王安石此诗中的孤芳自赏思想不可取，但为了表达对超北同志的钦敬之情，我们把《孤桐》一诗抄录如下，作为这篇悼文的结束语：天质自森森，孤高几百寻；凌霄不屈己，得地本虚心。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荫，明时思解愠，愿斫五弦琴。超北同志，党和人民已在你的墓碑上刻着：“革命的一生”五个大字。安息吧！我们的老战友。－－－－－－－－－－－－王超北长子因为父亲翻案，文革中被为定现行反革命，一九八二年平反，党委作了平反结论，可是院党组没有批准，直至二○○二年才批准。下面是复查报告：经复查：你的父亲王超北，系1925年入党的老同志，1962年受康生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被冤狱达17年事之久。王超北同志被捕后，你多次向中央申诉，说明王超北同志不是反革命，没有叛党，也不是特务。因王超北同志被冤狱多年，你曾讲过不满康生的话。在“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和深挖“五一六“运动中，原高检院军代表和“五一 七”干校党委，对你进行了错误的审查。日，原高检院留守组临时党支部作岀了“审查结论意见”。你对这个结论你一直不服。1980年1月，公安部就王超北同志问题下发通知：“经复查核实，原认定王超北同志所谓判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没有根据，纯属诬陷。业经中央批准，予以彻底平反。据此，高检院机关党委于日作岀的“复查结论”，申明“原高检院留守处临时党支部日所作的“审查意见”予以撤销，一切不实之词应推倒。予以平反。有关材料按中组部和国家档案局规定处理“。经研究认为：高检院机关党委于日作岀的“复查结论”是实事求是的，是正确的，高检院党组同意机关党委复查结论的意见。此复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二○○二年十二月六日一九八二年一月的结论，到二○○二年十二月批准，正正二十多年。这是什么问题？为什么王超北被抓，连累到儿子呢？因为这不仅仅是康生的问题，1962年逮捕王超北，是当时的检察长张鼎丞同意的。所以他儿子的平反也不那么容易，在最高检察院的党组就耽搁了二十年。当然可能和其他高检领导的阻挠有关系。－－－－－－－－－－－－－－－－－王超北生平年表1903年生于陕西省澄城县呼家庄。1903年—1908年孩童时期，家父遇到一个极为偶然的机会，竟使极其贫穷的家境发生突变。1908年—1916年先后在澄城县柏上、北坡、寺前镇念私塾和小学。后继在直赵庄、姬家河、郃阳县、平阳府、运城、新绛县读中学。1916年—1922年在外读书求学时，家父因反对“洋学堂”教“新文化”而绝情的断绝经济关系，被迫独立生活并将其名王同福改为王超北，意为“挟泰山以超北海”。后曾用名“王祥初”、“庞智”、“童夫”等。1922年，与李天筠结婚。1922年—1923年中学毕业，考入公费的江苏南通医学专科学习。1923年—1924年由高峰五资助，考入上海大学文学系又即转入社会科学系。在校期间接受革命进步思想，参加革命活动，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逢寒假，由学校党组织安排回陕西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25年因军阀战争，交通中断无法返回上海继续学习，留陕参加党领导的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在斗争中由武思茂、魏野畴介绍转正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在澄城县组建党的组织，进行革命活动。受党的指派，到肤施（延安）县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党在肤施（延安）县的第一个党支部——特别支部。即中共肤施（延安）县委，任书记。在领导学生、群众开展“反基督教”运动中被捕，但不久在革命势力的声援支持下获无罪释放。1926年参加党在西安的会议，适逢西安被北洋军阀包围，围城八个月。其间任城内党的第九支部书记，领导反围城斗争。1927年西安城解围，被党指派至国民联军陕西总司令部（于右任为总司令）工作，担任国民联军陕西独立二师政治部主任、党支部书记。1928年在高峰五独立二师做兵运工作。1929年策反高峰五武装起义失败，和省委失去联系。不久，陕西省委书记张新发直接传达中央书记向忠发“假自首，打入国民党内部为党工作”的政策，被要求利用和国民党省党部张守约相识的关系假自首。三个月后发觉上了党内错误路线的当后，即脱离国民党部去了上海，寻找党的正确路线。1930年在上海找到党的正确组织关系后，随即返回西安，重又参加陕西临时省委分配的工作。1931年经宋绮云介绍，到上海参加中央军委（特科）工作，受委中央军委（特科）陕甘特派员，回西安组织秘密情报工作。发展组织二十多人。此时的公开掩护身份为陕西省杨虎城主席警卫营（张汉民）的军需主任。不久，警卫营扩大为警卫团。经请示中央局同意，开展组织兵运工作，拟将该部组建成我党的一支秘密部队。1932年杨虎城警卫团扩编为警卫旅，任张汉民警卫旅西安留守主任，则更极力建设壮大改造这支部队。1933年全力支援川北红四方面军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电视剧中就以策反已经归顺中央军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残部为切入点）1934年加大对陕北红二十六军的武器、电讯器材、医药、军需的支援。1935年张汉民同志在陕南被我军误杀，警卫旅瓦解，失去了公开身份的掩护，艰难坚持工作。1936年重新为中央局特科与陕北红二十六军建立联系通道。继续支援红军，护送干部。为北方局和陕北中央购置运送五十瓦和二百五十瓦大型无线电台。1937年完成六年的中央局特科陕甘特派员的工作，调中央代表处（办事处）工作，任总务科长、运输科长。在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于上海沦陷前夕抢运出五百吨我党物资，创造了我党我军第一列军用列车的历史，并平安把物资全部运达西安转延安。1938年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受中央代表处之命用火车皮搞运输生产，为党筹措资金。1939年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为延安中央从香港采购急需物资和汽车，总行程达四千多公里，历时八十多天，胜利的把百部电台，大量医药、电讯器材等物资交给了延安。1940年冬遵照党的指示，由八路军公开军人身份转入地下工作，开始了在西安的隐蔽战线的对敌斗争。1941年创建党在西安的情报工作。通过社会关系搜集蒋介石侵犯陕甘宁边区的军事会议情报。在敌军政部西北军需局搜集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调动和部署的情报。在杨虎城西安“止园”的后院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架设秘密电台和延安中央联系。在陕西东路为西安办事处建立通往延安的秘密交通线。1942年在西安建立西安情报工作机关，修建地下秘密工作室，架设秘密电台，使用中央发给的密电码和延安中央联系。在西安市内设立秘密交通联络站（莲花池车行）。在西安伪警察局建立情报搜集工作。在西安国民党军统陕站建立情报搜集工作。1943年在国民党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部内建立情报搜集工作。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建立情报搜集工作。在陕西省伪保安司令部建立秘密电台和延安中央联系。1944年建立通往延安的北线秘密交通线和中央联络。1945年在国民党南京中央组织部内建立情报搜集工作。开始抄收延安新华社广播，向西安市各界有关人士散发宣传。再建西安市内秘密交通联络站（奇园茶社）。中央正式成立中央情报部西安情报处。1946年坚持对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在情报、安全、生活等方面的帮助，以及协助其安全撤离西安。帮助国、共、美三方军调小组共产党代表和中央的联系。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开展“高树勋运动”。1947年西情处在伪晋豫陕盐务总局的秘密电台遭国民党军统局破坏，报务员胡家兆、译电员王释奇、交通员梅永和先后被捕，全力营救。国民党在西安的白色恐怖加剧，大肆的搜捕活动使延安中情部在西安的另一地下组织系统遭到破坏，西情处地下工作机关被敌强占，地下情报工作严重受限，困难甚大，但没有一天停止工作。西情处在西安市近邻国民党咸阳专署电台架设秘密电台，继续和延安中央联系。在国民党军队第七补给区司令部内建立情报搜集工作。1948年在西安伪保安司令部建立情报搜集工作及策反工作。在国民党第一军军部建立情报搜集工作。策反国民党伪西安市市长王友直成功。控制“国民党西安民众自卫总队”，使之成为西情处秘密武装力量，以备配合解放军解放西安并保卫古城安全。在伪陕西省防空司令部架设秘密电台和延安中央联系。策反国民党中统局陕调室主任成功，获得国民党中统在西安的特务纲卡，及其预备的解放后在西安的潜伏计划、组织和电台，为解放后西安彻底肃清和镇压反革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策反南京、上海的国民党海军。策反榆林、兰州、天水、华县、临潼、新乡等地的国民党军队。1949年在伪陕西省电政管理局架设秘密电台和延安中央联系。“国民党西安市民众自卫总队”为西情处掌握控制，有效的维护了西安古城的安全，迎解放军进城，西安宣告解放。1950年中央情报部西安情报处工作自然告终，组织遗留问题颇多。在西安警备司令部、西安市公安局、市社会部任职，镇压、肃清反革命分子，肩负任务繁重的公安保卫建设工作。发现患有严重的糖尿病。1951年极力请示处理原西安情报处遗留问题，从而给西安情报处的工作做出总结结论。但始终未能如愿，压力很大。1952年因糖尿病阳性“++++”而住院医治。在北京党校学习，了却几十年的夙愿。1953年—1956年在全国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中遭到诬陷，但经查，毫无真凭实据，宣布平反。休养。筹建中国国际旅行总社，任总社副总经理。1956年—1962年被迫从党的情报战线转到外贸战线工作，任中国五金矿产总公司副总经理，在新的工作中成为内行。 （不再被信任）日—日再次遭到更大的打击，遭诬陷而被捕受审长达十七年之久。日—日曾在北京德胜门监狱、秦城监狱、西直门、公主坟等地被关押。在秦城的时间最长。先后被囚于狱内东北楼、东南楼、西北楼、南楼及西边新建楼内。其间受审讯四百多次，申诉争辩无济于事。六次长文向中央控告，却如石沉大海。学习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文集，毛泽东选集，以及史书、哲学著作，提高认识，增强信念，增强信心。日得到通知“限三日内离开北京——换个环境，给予结论”。实际是流放江西珠湖农场软禁。拒绝在“黑结论”上签字，随后又向中央写出第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次揭发申诉控告材料。适得其反，被视为现行反革命活动，重新收监北京秦城监狱。日—日经中央批准，获释回家，结束冤狱生活。但冤未伸、案未结。为讨回清白，全力向中央主席、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为原西情处申诉，为原西情处同志、为自己申诉。日在中央对“王超北问题平反的复查结论”上签字并写下“基本同意，另有几点意见，详见另页”十四个字。1979年10月—1983年中央及有关部门为原中央情报部西安情报处正式结论——原中央西安情报处是我党在西安的一个情报组织。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人，获得和传递了不少质量很好的情报，对中央了解敌情有帮助，对配合解放西安的工作、维持社会治安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正名公允的结论迟来了三十多年。1983年—日平反后，被任命为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顾问。参加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会。在会上突发脑中风。对结论中留的“尾巴”仍在申诉，但力不从心，一病不起，困于病榻，趋陷昏迷，脏器皆衰。在八五年国庆黎明之时溘然辞世。享年八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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