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事舍人府罗周冯三位老爷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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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 
1.宣传概况: A、因党内一般政治水平线的低落和客观上交通的迟滞,党对于政治宣传甚少,不但群众就是党员都还停滞在打土豪劣绅、打清乡团等极其简单的临 时鼓动当中。因此,群众和许多落后党员至今对于党与革命还缺乏正确认识。 在赤色区域里土豪劣绅打倒了,清乡团、白军也不过有时来骚扰一下,对于 彻底的坚决地进行土地革命,建立群众自己政权苏维埃等宣传太不充分。在 白色区域里,除宣传工作路线不正确,更加群众受白色恐怖的监视及我们自 己工作的困难,群众接受宣传的机会的确非常之少。因此都不能更加深入和 扩大党的政治影响,虽然鄂东北孝、陂、安、麻、光各县群众是如何如何积 极参加或者同情于党,但多是客观自发的性质,少由主观力量计划的推动。 政治的宣传不能深入和扩大,没有注意中心口号的宣传,为宣传工作上主要 缺点之一。  B、特委宣传部由宝三同志担任,但宝三同志兼任秘书,秘书事务非常繁 忙,因之顾及宣传很少。同时大多以宣传工作就是作宣传大纲(宣传大纲都 少做)、做传单、写标语就算完了,对于宣传工作没有系统、条理、有计划 去做,下级宣传工作如何也未加以考察。各下级党部宣传部都不健全,大多 同志的观念,以为负宣传指导工作的宣传部,总以文章做得好的来担任,宣 传部实际就是秘书处,宣传工作是简单的技术工作。C、因宣传的指导和训练 甚少,在红色区域里党员的宣传是简单的鼓动群众打土豪劣绅、打清乡团, 实际上早应该前进到另一阶段了,这些话群众已经听够了。群众提出的问题, 如土地政纲中的问题,一般党员不能给以解释,群众对于政治的了解认识与 党员差不多,有些腐化了的落后的党员还不及群众的忠实、坚决和活动能力。 在白色区域里亦因宣传教育缺乏,党员是多较群众更胆怯更不开口和动手做 宣传工作,又不能提出中心口号,不能从小的联系到大的,提高群众的认识, 从经济斗争懂得政治斗争。总结说来,宣传工作做得绝不可否认的效果,而 且效果是逐日增大,宣传工作是逐渐改善,但是增进的道路是走得太迂回了、 太迟缓了——由于主观的努力不够。2.宣传鼓动口号:  A、城市的宣传鼓动。城市里的宣传鼓动工作甚少,黄安的城市没几多, 八里湾和县城成了清一色的反动,宣传工作没有方法打入进去。麻城宋埠稍 好,有时能带传单、标语进去,主要口号是:反对压迫中小商人的豪绅地主; 中小商人不是资本家;中小商人的痛苦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团结起来革命 才能得到解放;反对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到底;杀死虐待店员、学徒的店东老 师等。其他黄陂、孝感大略相同,兵士宣传洋后。  B、农村的宣传鼓动。在赤色区域内者为“实行乡村戒严;国民革命军是 清乡团的后台老板;保护自耕农和富农利益,保护中小商人利益;没收豪绅 地主土地归农民;建立苏维埃政府;杀尽一切反动派,杀尽豪绅地主”等。 在白色区域者“实行五抗政策——抗祖、抗税、抗课、抗粮、抗富人债;杀 尽豪绅地主;反对使工人失业、农民破产的军阀战争;共产党是穷人的救星; 打倒欺骗穷人、帮助富人的国民党”等。C、兵士的宣传鼓动:对兵士的宣传 鼓动工作在文字上最多,主要口号为“枪决辱打、辱骂克扣军饷的长官,哗 变到红军里来;欢迎被压迫的劳苦兵士弟兄们哗变到红军来;工农兵都是一 家人;穷苦的兵士弟兄们不要开枪打穷人吧;分配兵士土地和工作;发路费 给愿意回乡的哗变兵士;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等等。  3.宣传方式和内容: A、因下级同志宣传工作能力不好,由上级文字宣传占最多。宣言标语、布告都是用油印,只有区委出最少的写一点,内容大概是根据前述主要口号 的原则。  B、从经验中歌谣的宣传效力最大,因为各种文字宣传识字者最少,意义 又深,又少味,农民最喜欢唱歌。现在赤色区域所有农民都尽唱革命歌,妇 女、小孩没有一个不记得一两首来唱。所编的歌甚多,大都是由农民自己或 区委、支部等下级同志编成,他们来得很自然,或者中间意义词句稍有错误, 经上级同志修改过,但是上级同志(尤其宣传负责同志)没有编出来一个。 歌中最著名的收效最大普遍传布在黄安、麻城、光山、黄陂的是《十二月穷 人歌》、《枪会革命歌》、《兵变歌》,随时随地都听见这革命的歌声,甚 至白色区域里的妇女、小孩也自然无顾忌的歌[唱]出来。C、画画因没有会的人,没有。4.宣传费:已详“经费情形”中。 六、城市工作情形鄂东北区的城市工作异常落后,最近虽稍有进步,但仍是进步不够。  1.京汉铁路从前所找得的广水一个旧线索支部,一因其脱离组织大久、 太腐化,再因无人前去考察、整理,最近消息不明,大概找不到了。从前所 说在横店祁家湾有发生组组[织]的可能,但最近曹香[向]时同志回来报告毫 无把握,还没有路线去进行。2.黄安县城最近找得同情者,能在城里订报送出来看,并侦探得一点消息。  3.麻城城市工作有进步,县城宋埠中官驿都有组织,并能起点作用,发 生政治影响。宣传品时常在街中发现。4.黄陂城市工作较次于麻域,因其组织不健全,多是不动。  5.光山最近准备新集(如[与]黄安、麻城、光山毗连区域之最大市镇, 为光山之首镇)斗争起来时,绝对防止如黄安农民烧七里坪一样。对反动派 房屋只许拆毁,严禁放火,并保护中小商人利益,为他们组织联合会,不准 其故意抬高市价以剥削农民贫民。新集已有群众组织八十余人(革命的枪 会),党员十余人,不过组织不健全。新集反动派极其恐慌,多数逃跑或准 备逃跑,阶级分化极快,红色的新集即在不久的将来。七、乡村工作情形  乡村工作目前仍是急激发展形式,红色区域不断扩大,不过都偏向北部 扩大。  黄安:(1)黄安全县除[八]里、永河、平安(都是南部)三区组织薄弱 工作不普遍外,其余都是组织普遍的纯粹赤色区域。(2)所有在赤色区域里 的农民完全加入农会。(3)农委会百分之三十几能按期开会,但一切由党包 办。农委会目前主要工作是支配站岗放哨、侦探,指挥农村自卫队,清算祖 积公债,制备土枪弹药和解决口角及事务纠纷等。(4)苏维埃政府还未正式 建立,政权由农委会代替(农委会由党包办,故“一切权力归于党”)。(5) 七里、紫云和桃花、仙居之一部的土地,已经分配给雇农、贫农耕种。(6) 因雇农只占百分之几,雇农工会虽准备成立,但很困难。(7)目前农村中心 工作:乡村戒严与肃反。(8)仙居区之“共产村”(该村——六、七十家烟 户——农民完全自动的共同生产、共同消费,仅吃饭分开,因没有那么大的  房子共食)依然继续下去,毫未表现困难和灰心及崩溃的模样。 麻城:(1)除乘马岗区、顺河区普遍建立农委会外,目前城区农运大有发展,但土地仍然原佃农、雇农耕种,未重新分配。党以为分配时,农民对 于祖积公债和伺堂、庙产等公地易发生纠纷、争执,还在准备分配中。(2) 其他最近情形无变更。  黄陂:(1)北部红色区域有易于扩大的可能,但其已与黄安打成一片, 但扩大的方向是南部。(2)红色区域里的土地,如麻城,同样未分配。(3) 在南部反动势力较雄厚,尤其极南部近武汉,但革命影响已渐次布散去了。(4)黄陂党不健全,斗争常是自发的形势。 光山:(1)光山南部、西南部和东部(即与黄安、罗山、麻城交界之部分)变为红色势力范围以后,农委会代替政权机关。(2)农委会领导权在贫 农、雇农手里。(3)因罚款下条子太厉害,有许多侵害到中农、富农利益, 农民因不满意党员个人,就指为反动派捉来枪决,私人报复之事非常之多。 赤色范围以外的北方豪绅地主纷纷开跑,群众的革命情绪日益迅速的增高, 赤色范围向北进展极易。  孝感:(1)孝感农村工作近偏其重心于南部,农民群众组织数量不详(约 二千余人),北部汪洋店尚待恢复,与陆安交界之工作渐退化,固旧组织多 腐化。(2)孝感整个农村工作都是和平发展的倾向,交通便利,反动监视较 严,于是党内同志亦有主张和平发展的。(3)京汉铁路沿线区域农运工作极 不发展。其余安陆。应山、云梦、罗田、商城、罗山农运情形,或很简单已经写过或不知道。 八、兵士运动与军事工作(一)兵士运动:1、鄂东北区虽然有较广大的游击战争,有纵百七、八十里的红色区域和五百六十五人枪的红军,但对于兵运,至今尚未能在白军 清乡团中发生发展革命的组织,只有从外部的宣传,且宣传亦未能与他密切 接触。在驻军较远的地方贴传单、标语,不能深入到他的营驻所去。但就是 这样,反动军队里的兵士群众无疑的是接受了相当部分的革命影响,在和我 们作战时,最显著的征象是表示怠工,如朝天放枪;乱放枪,或来袭击我们 时故意先放枪示意,对俘虏农民的谈话都可看出。2、最近驻军和“剿共”部 队是夏斗寅部。夏为麻城人,其部下多黄安、麻城籍(黄安籍多土匪成份, 和我[有]曾经打过仗的宿怨),且多新编队伍。因社会关系,目前对夏部的 兵运较有把握。3、无论何部驻黄安、麻城者,常常都有零星一、二或三、四 兵士开小差或拐械潜逃的,他们多因地形不熟和畏惧红军或通讯接头误会误 了,溃散或者当土匪或被敌人追去枪杀的,这确是兵运的损失。(二)红军工作:分红军、赤卫队、游击队、自卫队、红枪会等报告。1.红军情形:  (1)红军编制:a、名称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在商城方面者为第 三十二师);b、全师共六百余人,长短枪五百余支,分五团,每团约百余人(实际等国民党一连编制),团以下分三排九班;每团有战斗兵九十九人, 传令二人,勤务二人,伙夫三人,挑夫一人;师部传令班五人,勤务五人, 伙夫三人,挑夫三人,c、直属师部有特队(专作筹款工作)二队,每队十二 人,完全使用驳壳。有医院二所,购有数百元的药。d、师长吴光浩死后,秘不发表,师长名义虚悬,现由徐象谦①任副师长,戴克敏任党代表,曹学海[楷] 任参谋长,其余军需一人,各团团长一人,军需一人。  (2)红军训练:师政治部三人,主任陈定侯,各团政治指导员一人。训 练方式编有一册政治常识小册子,其余就党务干部学校讲义中,如公开者, 上讲堂式教授。教授的人是政治工作人员和军事工作人员,政治部任务只管 训练与宣传,红军的游击战争当中政治行动完全未过问。军事训练有相当环 境和时间,就操场讲堂,教的人非常难找。  (3)红军的游击战争:平时大概是分驻,相距不过一天途程,但总是在 红色区域里(红色区域因红军而红)。最近集中四团以解决麻城黄土岗区的 反动派,指挥是统一的,但最高指挥权在特委,红军自己不能决定游击工作 的路线。  (4)红军中党的组织。师委直属特委,师委七人,三个兵士同志,书记 陈定侯。师委以下各团一个支部,每排则一小组,师部为直属小组,特务特[队] 和医院亦各为一支部。  (5)兵士委员会最近成立,主要工作做到者为宣传,组织宣传队在驻地 和行动时宣传。  (6)经济委员会。只有师部经济委员会,委员七人,师部和各团军需及 指导员参加五人,兵士委员会推出代表参加二人。2.赤卫队、游击队情形:  黄安赤卫队:总数约二百余人,分成二十几个分队,每分队约十二至十 六人,长枪共约二十枝,驳壳二十八枝,余尽“黄安造”单打一。每队一个 分队长,名义上属黄安赤卫委员会指挥,但赤卫委员会绝对受黄安 C.P.县委 指挥。因赤卫队成了极流动的,各分队由 C.P.县委介绍给所在地区委指挥, 每区大概配置有二、三队,多分散游击,但有时亦集中游击,但其任务为肃 反、布防、筹款和红军合作作战等,但其最多工作是筹款。麻城游击队,从前为赤卫队名称,现改为游击队,其任务、性质与黄安赤卫队完全相同。总数一百八十余人,长枪三十余枝,驳壳二十余支,余亦 系单打一。战斗力较黄安强,指挥系统与黄安同,权在县委。孝感、黄陂、光山都各赤卫队二队,人枪微有参差,任务大概都是为筹款,其次杀反动派。  3.农民自卫队在赤色区域里才有之,属农委会指挥调遣,每村都有,不 脱离生产,每村人数不等,大概在十人至三十人左右,用土铳刀矛,工作为 轮流站岗放哨(赤色区域里每个重要道路隘口、山尖都有自卫队站岗放哨, 盘查过客,如发现敌军前来,则一声吆喝或鸣枪,则群众知有敌来,即作准 备),其作用甚大,为农村赤色戒严和警卫之基础势力。九、青年运动
(一)因闹党团关系纠纷问题和团本身组织的薄弱,青年运动在安、麻 的都不好,尤其城市工作缺乏是顶大缺点;(二)在农委会中成立青农部者, 只[有]黄安的七、紫两区;(三)黄安、麻城只有少数极不完备、极简陋的 乡村平民学校,现在学龄儿童读书要求甚切,农委会虽欲设法改善扩充,但 教材与教员困难问题尚无法解决。十、妇女运动①
即徐向前。  (一)农村妇女革命要求极热烈,在赤色区域里真表现得显著。过去在 安、麻,恐发生男女斗争纠纷惹起农民反感,完全没有注意和领导妇女参加 反地主阶级的革命斗争和代表其本身利益的特殊要求,但最近妇女纷纷自动 要求组织、要求参加工作。黄麻农委会中渐多妇女会员,他们赴会报告、讨 论都非常热心。可惜党对妇女运动多抱玩弄观念(安、麻、陂、光党里负责 人除最少数外,约有四分之三的多数,总与数十、数百女人发生性的关系, 因此养成进步妇女向堕落、腐化、浪漫方面走),不严正的看成是一支革命 队伍。  (二)光山党曾经正式决议,在农委会开会到会妇女只准旁听,禁止发 言。因为他们当农会开会时,常常自动约集村中所有妇女前来围观,进步点 的且参加发表意见(当时不会依照议程),最近始改为妇女得依正式手续入 会,但有无意见仍是特别待以苛刻条件①,(三)安、麻妇运虽未尽量发展, 但已具有许多成绩,礼教压迫已减去许多,不羞人了,小女孩完全未缠脚, 成年的妇女也很多放了脚。七、紫两区完全未由父母代订婚姻,妇女渐渐种 地下田,参加从前社会风俗习惯所不许和不可能的工作。十一、济难工作 过去鄂东北济难会由党指派几个党员附带做,未开过开[会],只给群众医病,发少数钱来救济,及后负责人浪漫怠工,且对经费开支浮滥,募捐向穷苦农民,农民认为是新苛捐,于是将济难会工作取消。现在党认为有农委 会就[不]必要济难会,一切问题都可在农委会内解决,过去罗霖部队进攻, 农民大授[受]损失牺牲,由农委会名义发给临时救济费千余元。同时因济难 工作的相当负责[人]难找,所以是主张不恢复他。十二、对中央的请求(一)派一特委书记前去。  (二)派红军总指挥一人前去,副师长徐象谦同志能力、经验、计划俱 好,维身体大弱,走几里路又必歇息一下,将来大的游击战争前来,必然不 能奈[耐]劳苦,故请再派一能总指挥责的一人前去,同时客观环境上红军有 大发展的可能。(三)派红军政治工作数人前去,现在红军中政治工作人员都不能担负下来,以故红军的训练大差。(四)派一能作绘画的人前去充当画报主任。  (五)特委因交通和地盘太大,特委本身力量薄弱的原故,不能顾及京 汉区工作,仍请中央单独划开。另将现在豫南所属商城、光山、罗山划归鄂 东北区管辖,因现在该三县事实上与豫南信阳中心县委的关系极不密切,完 全成了脱离的形势,而鄂东北特委直接、间[接]都不断的给以指导和帮助, 且对东北特委所指挥的红军的游击路线有重要关系,该三县将为红军经常驻 防或游击区域。
(六)特委常委卢玉成叛[变]枪决及枪决两个红军中叛党分子——卢在 三月间,在京汉铁路横店车站上车被捕至武汉,以后二十余日,卢写信特委 说明他已被释放将前来黄安。卢由信阳中心县委经过,送他们到黄安,卢带 有两个湖南人做军事工作的同志来,卢向鄂东北特委的报告,他因过去同学 反动派认得,被捕至汉口,只监禁了半天。他自己因和鲁涤平的参谋长写信,①
原文如此。请他援救,他登时派兵持条前来将他释放。他在汉口有许多旧相识在政治地 位上有势力,于是趁势在汉口多住住,以便多探看反动政局的情势和找一找 武汉旧的失掉联络的同志。因此,他就在汉口住起来,住在汉阳公安局长处 及其他几处。汉阳公安局长是他的老同学,知道他是 C.P.分子,劝他不要干, 他也装做说不干了,这局长因和他交情极好,百事任他的便,但对 C.P.一切 总是仇视。卢又和鲁涤平参谋长周旋,送了他些钱,户将老婆从应山接到汉 口去玩。二十余天中,因没有人注意他,并且保了险到处去找,找着许多失 掉组织的同志(但没有工人同志),大多数是军事工作同志,打算介绍给武 汉市委(不知道武汉没有市委),但找不着市委。在第一师、第二师中间也 有许多失掉组织的同志,或倾向 C.P.的同情者,大半是他过去的同学、同事 或同过组织工作的。他同时找着鄂东在武汉购枪的同志,他又为鄂东帮忙买 了几十枝枪,他还找得有大批购买的地方。带来黄安的两个都是湖南人,一 名陈某(是报告人忘其名),现易名胡勋,湖南辰州人;一名段中玉。陈系 由中央军事部介绍到湖南去做军事工作,因找不着组织折回武汉,同时又不 能来上海找中央。段亦系失掉组织的军事工作同志,此次他特带到鄂东北区 来参加红军做军事工作。但胡勋的中央介绍信因时间久失掉了,陈是本来没 有介绍信的,他可以负责担保等。当时鄂东北特委除卢玉成是执委外(王秀 松纪律问题发生后,卢才递补为常委任组织),并分配胡勋为红军的团长, 段为另一团的政治指导员,但特委因卢前次由汉口来信报告他已被捕释放, 时正值徐梵生叛党,对供词出来说被捕释放者是反动收买的奸细,因之对卢 注意,同时接豫南巡视员郭叔[树]勋在汉某旅馆会着卢玉成,正说间有华丽 衣服二人入,卢登时变色,二人去后,郭问此二人为谁?卢答系失掉组织的 同志,似此情节令人怀疑,请东北注意其行动等语。东北根据以上疑点即注 意考察其行动,于是更有发现:1、卢玉成同彼二人由信阳转后,某夜各同志 相聚畅谈间,卢问处置党中异派混人的纪律如何,各同志有些杂乱答语,卢 此后俯首不乐;2、卢和其他同志数人送胡勋到红军中初去工作,临别胡向卢说:我们不要失了联络吧!被另外同志听见;3、因胡自谓前从中央来,各同志请他作政治报告,他的政治报告中有第三国际助冯三百款子,改 组派在冯处大活动,是改组派的政治分析,不是 C.P.的政治分析;4、 卢玉成常说改组派活动甚烈,必然要推倒蒋家天下来专一次政;5、卢玉 成常坚请来中央去接洽工作;①6、卢玉成主张武汉党既不能收容武汉失 掉组织的同志,鄂东北党应分别收容;7、最后拣得胡勋所写之信交卢玉 成较交汉口某(忘其名者)者,信内容说:“??弟到此间后,生意颇称顺手,惟最缺司厨、司账、司书等人材,请兄向总号调此项人材来,以 弟愚意兄亦可来,不知兄愿属就否?请斟酌示复,来示由卢君转可也”。 特委罗集上面种种疑点证据,经黄安、麻城、红军和特委四委联席会决 定处卢玉成、胡勋、段中玉三人以死刑,并先经审讯迫取口供以作材料。 但审讯时,因三人分开住着,先审卢玉成,用重刑,卢始终抗辩,不承 认有叛党事,说:“那对老胡写的信,也不过是写得幼稚,措词不好
??”最后一声,“中国共产党里面有冤枉的。”气绝身死。。对胡勋、 段①
原文如此。  中玉亦未取得口供。兵士见把团长突然打死了,有的非常惊疑(因打胡 勋是未经审讯,说恐他察觉了,拼命抵抗,故乘其睡着开枪打死)。鄂 东北特委认定卢玉成、胡勋、段中玉是改组派,因卢前自述曾经过在上海讨 饭时(失掉组织时),改组派请他投稿,他不肯。改组中许多事情他特别明 了,他的此来是为要破坏党和红军,同时此事关系不清,特委请中央对此事给以审查并指示。  (七)豫南中心县委及其所属与鄂东北区邻近区域的党(除最近的商、 光、罗),充满了机会主义的和平发展、不动主义、小资产阶级倾向等等, 信阳中心县委放弃商、罗、光斗争区域,不给以指导和接济(光山在二月以 上,罗山在一月以上不派人来,去信亦无答复),复不介绍鄂东北区代替其 职任,致使该三县斗争虽纷纷起来,但找不着上级。除该三县外,还有许多 县也同样不给指示,不尽中心县委指导和帮助的责任,有时不过派人前来提 款。信阳中心县委的这种避免斗争,走上右倾腐化的道路上的危险,请中央 严重注意给以纠正。尤其信阳中心县委委员陈孤零曾两次来鄂东北区,经特 委考察其言论、行动特别右倾,小[资]产阶级色彩非常浓厚,鄂东北特委对 他具有怀疑,请中央予以注意,以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  (八)豫南区所属商城的红军,过去是由鄂东北派徐子清、徐其虚和其 他数个同志前去帮同发展组织而成的。最近已有人枪五百余,势力约等鄂东 北区方面红军(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师长周维炯,即前从民团中哗变出 来之同志)。徐子清任党代表,徐其虚任参谋长、师委书记及其他重要工作。 五月间信阳中心县委委员陈孤零前去巡视商城,和商城县委书记共同负责将 徐子清枪决,将徐其虚监押,已由信阳中心县委批准此次处置。处置理由是: 二徐都有反革命行动,不过徐子清较徐其虚情节更重,故先将其解决,对徐 其虚则报告中央后解决。(1)徐引用第三党嫌疑青红帮首领,且经当地党决 定由[要]枪决他,二徐力保,其后竟任为师部秘书,并介绍入党;(2)擅改 商、罗、麻边界特委区为鄂豫皖边界特区的非法组织,阴谋扩张地盘,反抗 豫南中心县委和商城县委的指示;(3)对信阳中心县委的特派员召集的县扩 大会,鼓动同志不出席以捣乱组织;(4)徐子清强奸妇女,挑[排]挤师长周 维炯。以上为其主要理由。鄂东北特委认为信阳中心县委此种处置,竟有大 半错误:(1)徐子清、徐其虚对党的组织观念虽较薄弱,但经多次的困难斗 争,其主观的革命情绪和客观的社会环境、经济地位都不许其反动,信阳中 心县委所举他们反动的理由必不确实。(2)徐子清思想较不可靠,徐其虚则 为鄂东北区许多同志所敢坚决担保不致反动,至于鄂豫皖边界特区的组织, 是他不明新近组织路线,不能推论为阴谋扩展地盘的反动证据(但承认徐其 虚的领袖思想是有的,从前他硬要红军第三十二师的名称,实际当时才从民 团哗变五、六十枝枪出来)。(3)处置此事件时应征求鄂东北特委的意见, 因二徐是鄂东北特委派去的人,当然更清楚其历史关系。直待两月之后,鄂 东北特委从旁面闻得消息之后,写信去问,才给答复。处置后两月中,从未 见来信(过去是常有信来的,自发生此事后,即绝不来信)。(4)鄂东北特 委认为已经枪决的徐子清,待以后调查好后再讲,暂不管他。但被豫南监押 着的徐其虚同志,如照豫南所举之罪状来请中央解决,中央无疑要枪决的, 但鄂东北特委请求中央转豫南把徐其虚送鄂东北区处置。徐其虚颇有军事能 力经验,将来考察其行动,如只有较小的错误,则给以相当纪律制裁,以后 或许可支配他在红军中专做军事工作,就不送东北区、也不应当枪决。鄂东  北特委相信他绝不至犯有死的纪律制裁的。(5)鄂东北特委估量信阳中心县 委此种错误处置的来源,完全是由于二徐渺视豫南负责同志是无经验能力、 怕死、不动、小资产阶级气息、书生样子等,言语态度之间与豫南负责人如 陈孤零以难堪。同时二徐本身亦有其他浪漫错误的行动(但不是反动),如 此事件发生的基本原因,鄂东北特委请中央对此问题给正当解决。  (九)中央豫南巡视员郭叔勋同志(三、四月间)前次来鄂东北参加鄂 东北和豫南两区联席会议后,往商城巡视,因在路上听说不好走即转来到光 山,并不停歇,在罗山(抑是潢川?报告人记不清了)只宿三夜,作了个极 其深奥的政治报告,对于任何工作都未指示,就一趟跑回信阳,豫东南的巡 视就算终了。此时,商、光、罗都有斗争,正需上级指示和督促,郭同志来 时衣服漂亮,不能接近群众和下级同志,据闻郭同志又不使信阳中心县委知 道中央通信处,以便对豫南巡视工作吹牛。鄂东北特委请中央健全豫南巡视 员——健全豫南巡视员是健全豫南党的先决条件。鄂东北特别区委员会代表何玉琳报告湖北黄安的青年状况(黄安通讯)(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向明  黄安县是鄂东北农民斗争的中心,两年来农民曾与地主豪绅军阀做过残 酷的长期的牛争。今年自蒋桂战争之后,蒋系军阀代替桂系军阀统治了湖北, 对于鄂东北——尤其是黄安,便决定一个进攻的计划。当时敌方计分五路进 攻:(一)是夏斗寅的军队,约二团余,由黄安的西南部向七里区紫云区进 攻;(二)东南用清乡团与收编的土匪向麻城西部进攻;(三)东北利用枪 会与土匪共一千余人,向麻城的乘马区进攻;(四)西北利用李克祁(邦) 的土匪一营余同光山的枪会六千余人,向光山的财神(柴山)保区进攻,直 逼黄安的七里区,结果,黄安与麻城等县的民众自然又受了一次残酷的蹂躏。 可是因农民的武装——红军与赤卫队努力奋斗之故,直到现在仍然在乡间保 持赤色区域——苏维埃区域。  在这种继续不断的斗争中,群众对于革命的认识渐渐提高,特别是一般 青年群众表现得更坚决更英勇。每次武装斗争、游击战争之中,青年都积极 参加。红军与赤卫队的组织,青年在其中占很重要的地位。至于乡村中的自 卫队,则更完全由青年组织而成。他们勇敢地进行放哨、站岗、侦探及其他 特殊工作,有时并且参加作战。青年群众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认识极清 楚,他们觉得只有青年团才能完全代表青年的利益。团所发起的少年先锋队, 他们都很踊跃地来加入。儿童则组织在童子团之中,成绩亦颇可观。兹将各 种青年组织的情形略述如下:一、青年农民的组织  过去乡村中有许多青年的组织,如“青年联合会”、“兄弟会”等,名 称不一致,指挥亦不统一。自从青年团的临时县委成立之后,便决定取消这 些组织,而引导他们全体加入农民协会,在农民协会中设立青年部。现在七 里区紫云区等处已恢复了农会的组织,青年部也就跟着成立了,其他各地现 正在进行中。农会青年部部长都是青年团员,他们站在团的立场上,提出保 护青年农民利益的要求。可惜的是对于有组织的青年农民尚没有一个有系统 的调查。二、童子团的组织  过去童子团的一个大缺点,也就是名称、组织和指挥的不统一。最近经 过一次改组,共计儿童约一万左右,暂时的组织系统如次:  十人为一排,设排长一人;五排为一分队,设分队长一人;五分队或(成) 一大队,设正副大队长各一人;五大队成立一区联队,设正副区联队长各一 人;由许多区联队再成立全县童子团总队部。自分队至总队部,均可聘请指 导员。  童子团经常的工作,大概可分以下几项:一、开会:会期有五天一次七 天一次的,大部分能按期开,因为他们以为开会很有趣。开会的时候, 多半是夜里,方式有的是在屋子里坐着,有的是拿着木枪木棍,军事式的来 站着队开。他们开会每个团员都要演讲,有时也讨论工作。二、操体操:他 们有许多已制有木枪、木棍(农会给他们制的),每天操体操,学习红军与 匪军作战,一部分装做匪军,另一部分装做红军。他们最不欢喜装做匪军, 因为总是打败仗。三、做识字运动:由青年或农民协会替他们办贫民夜校、  农村小学等,教育他们认识文字。他如对演讲会、辩论会、音乐队等,也都 在开始进行。七里区已成立了一个音乐队,有二十余人,乐器是笛子与铜鼓, 曾参加过几次群众大会,有相当的成绩。  此外,如学生运动、青工运动、妇女运动等,在黄安均有相当的发:展, 此处因篇幅所限,恕不一一详述。(选自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列宁青年》第一卷二十四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的 鄂东社会经济概况 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  这里所泛指的鄂东,是今湖北省东部的红安(黄安)、麻城、大悟、孝 感、黄陂、新洲(当时属黄冈)、黄冈、浠水、罗田、英山、蕲春、广济、 黄梅十三个县,即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湖北省部 分(其中英山县曾属安徽省;黄梅白湖渡以南地区曾属江西省所辖)。它位 于大别山主峰以南,长江之北。其北有大悟、红安,麻城与河南交界;其东 有罗田、英山、蕲春、黄梅与安徽相毗邻;其南则有广济、黄梅与江西的瑞 昌、九江隔江相望。  按地势东北高而西南低。东北部有千山万壑纵横盘结的大别山脉,其中 有木兰山、天台山、万紫山、大雾山、大悟山、桐山、古角等大山;西边有 纵贯大悟、孝感、黄陂的京汉铁路;南有横经新洲、黄冈、浠水、蕲春、广 济、黄梅的南北天堑——长江。从战略上说,除有形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大 别山外,而且还可以控制京汉铁路和长江的交通运输,形成钳制武汉的形势。 交通运输:水路除长江外,尚有■水、滠水、倒水、举水、巴水、浠水、 蕲水等河流和星罗棋布的湖泊。陆路除京汉铁路外,各县间均有公路相连接。 本地区,沿江有广阔的平原,并湖泊星布,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素称“鱼 米之乡”。主要农产品有稻米、棉花、小麦、花生、苧麻等。山区丛林遍野, 出产各种杂粮及菠、茶、桐油、木籽、竹木、药材等物产。西南部的江河湖 泊地区,还盛产各种淡鱼、藕、菱等。主要矿物则有铁、煤、硫磺、磷、石绵、云母等出产。  这里北部山高林密,悬崖迭嶂,西南部沼泽四布,蔓草丛生,又物产丰 富,有自足自给的经济条件,这就构成了坚持革命斗争的绝好场所。(据鄂 东各县调查材料及有关县志综合)军阀吴佩孕、肖耀南和豪绅统治下的鄂东政治  一九二一年,湖北人民苦于北洋军阀的虐政,展开了驱逐督军王占元的 自治运动。这年八月,吴佩孚借“援王”为名,进兵湖北,取王占元而代之。 八月六日,北洋政府任吴为两湖巡阅使,肖耀南为湖北督军,从此,便开始 了他们的黑暗统治。在吴、肖统治下,连年军阀混战,打张作霖、打四川、打福建,打湖南、打广东??弄得民穷财尽,民不聊生,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无形 中被剥夺了。军阀和贪官污吏到处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加上外币充斥,物 价飞腾,广大人民更加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各县的反动统治(俗称衙门)是军阀政策的执行者,土豪劣绅,不法地 主阶级的代言人。县一级机关中设有知县、帮审、警察局、财务局等。此外, 还有所谓“谘议局”(黄梅称“自治局”,黄陂称“行政会议”),这是土 豪劣绅当权派所控制用来欺骗劳动人民的工具和把戏。人民讽之为“古董” 和“妖魔”,县下设区(黄梅称镇、蕲春称乡,离县较远之地还有什么“县 佐”,罗田又称“奎”),区下设“会”,“会”下设保或村。这一套反动 统治机构,特别是“会”之一级。完全为豪绅地主所占领。会首不仅是军阀 国家基层的官僚,同时又是族长和当地有名的大土豪劣绅,如黄安的谘议局 长李介仁,既是会首又是族长,占田五千亩以上,他既是经济上的剥削者, 又是政治上和宗族内的统治者。“会”一级机关具有司法、行政和财政征收  权(浠水专门设有“财政征收委员会”),那些活闰王随时可以对人民施行 榨取、逮捕、监禁、审问和施以种种刑罚,成为无法无天的“土皇帝”。  在军阀豪绅地主的联合统治下,鄂东农民完全处于无权的地位,任何人 不能说衙门半个不字。街谈巷议亦受警察干涉,甚至走路也得让路于富人, 佃户还要给地主磕头,称他们为“老爷”??农民简直无人格可言。县里是 “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县以下更是官宫相卫,同样是一鼻 孔出气的“城狐社鼠”,所谓“朝里有人就有知事做。”农民要告状,首先 要请他们喝酒,“有钱有理,无钱无理。”实际上,衙门是地主的衙门,农 民弄得家破人亡,倾家荡产,打官司也没有说话的地方,就是理由十足也会 变成十分无理的。那时有首民谣,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富人真是狠, 袖里有衙门,穷人得罪他,累断脊梁筋”。农民完全处于被鱼肉的地位。  封建宗法制度也是地主豪绅统治人民的重要手段。族长利用其政治经济 特权和宗族关系,掌握着乡村的一切大权。如黄梅的宗长有祭把权、司法权、 经济权等等,甚至可以私立种种残酷的家法和族规,如驮枷、打屁股、沉塘、 活埋等,操纵了农民生杀予夺之权。宗族统治的经济基础是封建土地所有制, 除宗族内所有公产由族长支配外,他自己还占有几千担课的地产。宗族统治 的政治靠山是军阀和贪官污吏。如黄冈肖姓族长依靠的是军阀头子肖耀南, 这是一方面,另方面贪官污吏也得巴结当地土豪劣绅,如英山、黄陂等县的 知事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拜访当地大劣绅,遇有重大事情还要请他们参加 决定,否则,知事就会当不稳。总之,都是一丘之貉,狼狈为奸。族长还经 常挑起宗族间的械斗,一方面用以勒索钱财,什么损失费,枪支费,另方面 用以维护其封建的宗法统治,加强农民的宗族观念,欺骗农民在“光宗耀祖, 一致对外”的口号下,互相残杀,心甘情愿地受其剥削和压迫,以实现用宗 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用宗族斗争掩盖阶级斗争阴谋。械斗结果,双方地主 同样握手言欢,而农民呢,累遭“卖妻鬻女,家破人亡”的惨祸。军阀、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除了加强其政治统治和精神统治外,还不断地加派各种苛捐杂税,以满足他们荒淫腐化的生活和逐年增加的军费。他们 不断加派军饷,预征钱粮,发行金库券和增加税额。如一九二四年发行金库 券中规定,大县出五万,中县出三万,小县出一万。预征了一九二五、一九 二六年两年的地丁税、取消了教育经费,加重了烟酒税,实行“盐斤加价”、 “红契复验”,甚至连码头工人,也逃不脱他们的吃人的魔爪。苛捐杂税更 加多如牛毛,什么人口税、户口税、牛头税、商税、田亩捐、皮花税??名 目之多、不胜枚举。有一首民谣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穷人不得了, 到处伸手要,卖儿和卖女,捐税不能少。”农民终年辛勤劳动的成果,就这 样还填不满统治者的无底的卑鄙欲壑。  为了维护地主政权,各县各区还设有保卫团(黄冈称团练),这是地主 阶级和贪官污吏用来勒索苛敛,捕捉农民的爪牙和走狗。但总的说来,当时 地方的反动武装是薄弱的,人少分散(一般只二三十人),武器差(多是土 枪和腰刀),尤其是英山、罗田、黄安、麻城等县,山高林密,交通不便, 加上离反动统治中心城市较远,极有利于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以上综合自 黄冈、黄陂、黄梅资料汇编)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鄂东经济 一、土地占有概况与封建剥削的残酷性、多样性 在军阀吴佩孚统治时期,鄂东 70—80%的土地,都被只占乡村人口不到 10%的豪绅地主(包括饲堂)寺庙所占有,而占乡村人口 90%以上 的雇、贫、中农,却总共只占 20—30%的土地,这种情况下表可以得到 说明:黄梅多云镇蒋家嘴一九二四年以前的土地占有情况表:阶级
户数及百分比
占有土地及百分比
户数
百分比
占有田地亩数
百分比
地主
6
7.31%
280 亩
58.49%
富农
2
2.43%
35 亩
7.36%
中农
7
8.53%
30 亩
6.31%
贫农
65
79.26%
30 亩
6.31%
雇农
2
2.43%
100 亩
21.52%
共计
82
(祭产田即祠堂田,名义上同族共有,实际上为土豪劣绅所掌握,残酷剥削农民) 当时鄂东到处都出现拥有万石以至数万石土地的大地主,如黄冈的大地主刘维真就占去二万五千石的田地,大地主方本仁占去一万二千石的田地,浠水何家寨的几姓祠堂就占有二万四五千石的祭产田;黄安七 里坪的龙潭寺也占去三千多亩的寺庙田,进行残酷的收租剥削。 不仅一般的田地为豪绅地主所占去,就连公共的草地湖泊也被这些 寄生虫霸去了,如黄梅的龙咸湖,桂西湖等,穷人在湖上打鱼,还要向 这些寄生虫缴纳鱼课;蔡山的一块大草地,农民在这块草地上放牛拾柴 也要请豪绅地主喝酒。 在这种封建土地的占有状况下,使农民不得不租种豪绅地主所占去的土地,而忍受苛重的封建剥削。向地主租种土地一般分为批田、包种、带田(各地的名称不同)等形式,所谓批田就是地主把田地分成田“底”和田“面”, 贫苦农民要得到田面的使用权,就先要向地主交地价一半以上的押金(批礼, 寄庄金),然后规定租额(不论年岁丰歉,都一样交租),如果农民交不清 租课,地主就夺佃,押金就被地主吞了;分种(包种)是分成制,农民要以 自己终年辛勤劳动所得收获物的一半以上,甚至八成,交给地主,而且地主 随时都可夺佃;带田是低洼地区收获没有保障的田地,农民耕种如果有收获 的话,则 50%以上的收获被地主夺去。那时,大地主还往往把田地先租给小 地主、富农,再由他们来租佃给农民,他们又从中榨取高额的地租。  农民除遭受高额的租课剥削外,而且还担负着残酷沉重的额外剥削:农 民除开始向地主批田时交大笔的押金外,而且三五年又需重加押金;此外, 农民还要向地主做各种无偿的劳役,如黄陂县佃农每年要花十二天的工夫为 地主修房子,六天工夫为地主抬轿,还要挑粪做杂工,佃农妇女要为地主做 鞋、抱小孩、打零工、饲养牛马;并且地主还露骨地用小亩出租(不到一亩 的田以一亩计算出租),大秤大斗收租,如英山地主收祖的秤,就是一斤等 于二十两的,孝感地主收租课的斗,一斗要比一般的斗大四升;地主来收租 时,佃户要办课酒,年节要向地主送礼,如果农民一时送不出,也要送个条  子计帐;还有无穷无尽的吸吮民血的课,佃户家出产什么,地主就要什么课, 如麦课、棉花课、黄豆课、鸡课、鸭课、鱼课、木籽课、花生课、柴课?? 当时英山县的农民就受着二十四种课的榨取。  这时,鄂东高利贷的盘剥更加惊人,贫苦劳动人民向高利贷借钱,就要 拿田地、房屋、家畜等家产抵押品,利息一般都是四、五分以上,甚至高利 大加一、大加二、大加二五(即借一元月利一角、二角、二角五分)借期很 短,通常都是一月为期,过了一月债主就把利息变成本钱(月月红),利上 滚利,滚到“儿子大过老子”,利息大于本钱(臭虫利),到期穷苦人还不 起,债主就把抵押品夺去。如黄安福德乡的吴刚勤的二亩田和一条牛就是被 高利贷者夺去的,秦锡兴被高利贷者逼得上吊自杀。  更残酷的就是实物借贷,青黄不接时,农民向地主借一石谷(借青苗), 到收割谷子后,就得还二石,甚至二石四斗,借四十斤红苕皮,到割谷后就 得还一石谷。同时高利贷者还放黄丝、油盐、柴??等实物来榨取人民的血 汗。  和高利贷同时向农民敲骨吸髓的盘剥就是当铺。穷人拿东西到当铺里去 当,本可值元的东西,只给二元,又还要大加一、大加二的利息,由于往往 穷人到期无钱去取东西,当的东西就变成“死当”,东西就被当铺夺去了。(以上综合黄安、黄陂、黄梅等县资料汇编)二、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 十九世纪下半世纪以来,外国侵略者的势力已侵入鄂东的黄冈、黄梅、广济、蕲春、浠水和其他交通较方便的地区,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前,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和搜刮原料已深入农村,甚至偏僻的山区。 帝国主义侵略者,通过各地的洋行、商行、代办处大量倾销洋布、洋油、纸烟、洋瓷器、洋火??,同时又通过它们大量搜刮鄂东的棉花、苧麻、桐油、烟叶、皮油(木籽油)、生漆、牛皮、猪宗??。洋货的倾销,使不少 的手工业遭到破产。如黄梅考田过去不少农民自己种棉花、纺纱、织布、但 洋布大量倾销后,使织布的手工业遭到破产,洋布代替了土布。帝国主义搜 刮原料的过程,就是残酷榨取鄂东人民的过程,每当农产品上市的时候,洋 人便通过代办,商行压价收购,这些侵略者把收购的原料加工后,又高价出 卖来榨取人民,如九江的外国侵略者,每当黄梅的棉花上市时,便派人到黄 梅来压价收购棉花,他们把棉花运到九江加工后,又高价出卖。广济县每当 麻上市的时候,日本人便通过当时的麻行来贱价收购,使广济劳动人民吃亏 不小。  同时,帝国主义者在鄂东各地还直接设码头和洋行,来剥削鄂东人民, 如英帝国主义者在广济的武穴便设有“太古趸船公司”,日本人设有“大阪 趸船公司”,在蕲春日本侵略者设有“日清公司”,英帝设有“怡和公司”, 在黄冈团风也设有“太古油公司”??等来直接倾销商品搜刮原料,残酷地 榨取鄂东人民的血汗。(以上综合自黄冈、黄梅、广济资料汇编)三、工商业的状况和商人、高利贷者、地主三位一体的剥削网: 在军阀统治时期的鄂东,还没有近代的大工业,除少数县(如孝感和广济的武穴)有电厂和碾米厂外,一般都只有手工打铁、打铜、纺纱、织布、 丝织、染布、轨面、油漆、陶器、造纸、竹器、木器等等手工工场。一般都 是规模狭小、资本微弱,如黄陂的织布,建绒(丝织)等手工工厂,小厂只 有两三张机子,大厂也不过一二十张机子,几十个工人。除这样的手工厂外,家庭手工业也还广泛存在,如做蔑货、木货、薰烟、 豆腐、面条等等,产品有的自用,有的到市场上去出卖,换取油盐,粮食等生活必需品。 当时鄂东商业发展情况也极不平衡,主要商业城镇都在沿京汉路和 长江,如黄州、团风、孝感、武穴等,山区较落后。那时的商人也就是大地主,高利贷者,他们一方面和洋人相勾结,替洋人倾销商品,搜刮原料, 男方面又和军阀、官僚及封建主义的钱庄、当铺相互勾结,进行投机取巧, 囤积居奇来敲诈勒索人民,如黄梅菸叶上市时,商人便把三十多吊一担的菸 叶压低到二十一、二吊,农民卖了菸叶后;只能拿到几  吊现钱,其余的便开个条子到钱庄去兑,可是钱庄的钱要到第二年二三 月才能兑到,而且一吊钱只能兑到八百钱。在粮食上市时,商人便贱价收购, 囤积起来,到青黄不接时,便高价出卖,从中榨取人民的血汗。(据黄陂等县资料汇编综合) 四、工农的悲惨生活和自发斗争:  当时,鄂东农民一年辛苦劳动,但到收割时除了交租付息所剩无几。那 时黄陂、麻城等县的农民流传着:“农民一年到头忙,收了谷子满稻场,扬 叉扫帚一放下,还是落得精打光”的民谣,这就是当地地主残酷掠夺农民劳 动成果的真实写照。由于豪绅地主的残酷掠夺,使广大的劳动人民过着饥寒 交迫的生活。如英山的农民俗语叫“八月饱”,“二四八餐”,即是说农民 在收谷子时才能有几餐饱饭吃,平常一天二餐,四天八餐,过着“糠菜半年 粮”的生活,农民说“吃油是长斋,吃盐是花斋”。黄冈的农民,粮食被地 主夺走后,只能吃些小麦,大麦、荞麦、高粱、小米、野菜、油树皮、油树 叶、黄花菜、鸟麻叶拌稀饭水。山区的农民,每年二月开始便上山挖葛根、 削树皮、找野菜来充饥,如果一遇上水旱天灾,歉收年成,葛根、树皮、野 莱都吃光了,便只好吃观音土,因吃了后不能消化,不少的农民便失去了生 命。一九二五年,鄂东天大旱,“赤地千里,百草不结籽”,地主便把囤积 的粮食大量往外运,谋取暴利,如孝感滑石冲、桥边村姓石的几家大地主, 把粮食藏在仓里霉烂,倒到河里去,不卖给农民吃,使老弱者多为饿死,活 着的人有的沦为地主的长工,有的便只好组织“讨米团”到外地逃荒,造成 十室九空的凄凉景象。可是用人民血汗涨饱了的豪绅地主却囤积大批劳动人 民创造出来的粮食,过着花天酒地的可耻生活。那时英山上水田地区流行着:“上水田,四面环山。山多田地少,穷人生活难。年年最怕秋收日,地主保证来逼捐,要尽黄金谷、逼尽卖儿钱,一 家大小忍饥饿、哭望天涯泪不干。何时见苍天?出尽万重冤”的歌谣。这不 仅是英山,而且是整个鄂东农民生活实况的写照。  在封建统治者残酷榨取下的鄂东农民,住的是草棚,甚至往往草棚都是 向地主租来的。冬天许多农民没有棉被盖,没有棉衣穿,如果有棉被棉袄的, 也是几代相传,破烂不堪,不能御寒的。如黄安的吴家湾有四十多户人家, 没有棉被盖的就有三十多户,没有棉衣穿的就更多了。因此,就只得烤火过 冬,吴信香家里的小孩一个冻死,一个冻得麻木倒在火里烧死。英山的农民, 热天也没有衣洗换,只好晚上洗衣服,第二天才有穿。残酷的封建剥削逼得 广大劳动人民无法生活下去了,如黄安万胜乡的汪治兰,缴不起租,耕牛被 地主夺去了,逼得上吊自杀,不少的农民被地主剥削得无法养活自己的小孩, 往往便忍心地把初生的小女孩溺死。    工人(手工业工人、码头工人、店员工人)也和农民一样,过着极端悲 惨的生活。工人的劳动时间很长,清早起来做到天黑,一天工作十二三小时, 老板为了赚钱还要加班加点,工人是没有星期天休息的,只有年节才放几天 假,工人的工资很低,劳动力强技术高的才勉强维持两个人的生活,劳动力 较弱技术差的只能维持自己个人的生活,女工的工资就更低了。学徒是三年 没有工资的,第四是帮活,只领一般工人工资的二分之一。黄冈、广济等县 的码头工人,还普遍受着封建把头的剥削,一般 10%的工资都被把头夺去, 新来的工人还要请把头喝酒,缴五、六块钱的进码头费。(据黄安、黄陂、 黄冈等县调查材料综合)  在军阀豪绅地主残暴统治时期,黄安、黄陂、孝感、黄冈、黄梅、蕲春、 英山等县,先后都有农民自发地起来向军阀豪绅地主开展斗争,如一九二○ 年腊月,蕲春蔡受乡的农民,在木匠出身的蔡旺尔的领导下,组织了不少的 农民,高举写着“蔡天顺”的大红旗,向土豪劣绅展开斗争,提出“劫富救 贫”的口号,不准剥削阶级抬高谷价来榨取农民。后来受军阀的摧残而失败 了。每当水旱天灾歉收荒年的时候,地主便把囤积的粮食高价出卖或大量运 输出境,攫取暴利。这样就使丰年也难得一饱的农民陷入极度饥懂的境地, 除了起来反抗没有别的出路。因此,黄安、黄陂、英山、孝感等县农民都不 断起来烧地主的房屋,打地主的谷仓,其中声势特别浩大的,就有英山县一 千多饥民打大地主张清和谷仓的斗争。在一九一九年,黄梅县的大当铺(同 心典),企图更残酷地榨取人民的血汗,便提高利率,引起了广大人民的愤 怒,因而便把同心典打了。在城市中的工人也是一样,纷纷起来进行斗争。如一九二二年的端阳节,黄陂叶义和的二十多个染织工人,在工人曾作志的领导下,向资方提出加薪 加餐的要求、并罢工一天进行斗争,最后资方不得不加薪 10%,加餐一倍。(据黄冈、红安、英山等县资料汇编综合)半殖民半封建性质的鄂东文化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的鄂东,由于广大劳动人民受着无穷无尽的剥削敲榨,使文化非常落后,尤其是山区就更为落后了。如黄安文盲就占全县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高桥肖家湾,全村有三十多户,识字的只有二人。全 县只有城关一所高级小学和其他乡村中有几所初级小学外,其余都还是私 塾,教书的多为五、六十岁的八股先生,教的都是四书五经之类的旧东西, 灌输三纲五常、孔孟之道的封建思想。那时能上学读书的十之七八都是剥削 阶级的子弟、到外地读书的就更不用说了。纵有个别贫苦子弟苦于求学,但 往往被生活所迫,而读个一年半载就不得不中途停学了。  婚姻方面,仍处在封建的包办买卖的婚姻制度中,养童养媳的现象非常 普遍,青年男女对自己的婚姻大事是无权过问的,往往造成投塘上吊的惨事。 狡猾阴险的统治阶级还用毒辣的迷信手段来麻痹人民的思想,当时鄂东各地寺庙很多,和尚、尼姑、道人等讲神说鬼来欺骗人民。 披着传教士外衣的英、美、法、德、意、西班牙等国的侵略者,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不仅侵入黄冈、黄梅、蕲春、广济、浠水、英山等县的城 关,而且还侵入到广大的乡村,甚至偏僻的山区,这些侵略者恶毒地通过办 学校(如黄冈的懿范学校,广济的刊江中学)和办医院、育婴堂(如黄州的 鄂东医院、广济的普爱医院和育婴堂)等所谓“慈善事业”,进行可耻的文 化侵略。这些家伙毒辣阴险地宣传迷信,说什么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人要安分守己,甘受痛苦才能上天堂,梦想从精神上来奴役人民。而且可耻的传 教士还直接干涉地方政治,强买民田民房,如英山县的教堂就强买民田四十 多亩,进行收租剥削,黄冈的教堂,仅在汉川门外就强夺民房二十多间,传 教士还横行乡里、调戏妇女,盗窃文物。  侵略者的罪恶活动,引起鄂东人民极端愤恨,洋人出门,鄂东的劳动人 民就用石头揍这些家伙。当“五卅”惨案消息传到鄂东时,引起了广大人民 的无比愤慨,黄梅人民气愤地把教堂的耶苏象撕掉,广济“刊江中学”(教 会学校)的学生,都纷纷退出学校,进行反帝宣传。(据红安、黄冈等县资 料汇编综合)(摘自“党在鄂东地区革命斗争史资料”)鄂东地区党组织的初建  由于五四运动所引起的各方面条件的变化,促进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 播,工人运动的发展,为马列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更重要的是具有 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深入并实际领导工人运动,把马列主 义和工人罢工斗争在实践中结合起来。  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越来越发展和深入的时 候,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首先成立,接着北京、长沙等地 的共产主义小组也先后成立。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于一九二○年七月开始筹备,八月在武昌抚院街董必 武同志寓所举行第一次会议。参加者有董必武、陈潭秋、郑凯卿等。会议选 出了临时小组书记,并决定租武昌多公祠五号为机关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 成立不久,就开始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潭秋等同志创办了“星期评论”、 “武汉评论”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以浑代英同志为代表的湖北先进知 识分子,开始由急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在浑代英同志的影响 和号召下,不少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当时,在黄冈由 恽代英、陈潭秋、林毓南等同志创办了濬新小学、聚星小学等,作为宣传马 克思主义和进行革命活动的据点。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董必武、陈潭秋同志回到武汉。不久,成立了中共武汉区委。为了培养党的干部,宣传马列主义,董必武同 志创办了武汉中学,陈潭秋同志创办了共进中学。武汉区委成立后,黄冈地区以濬新、聚星小学为中心,吸收了一些人入党,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在八斗湾、陈家宅成立了两个党小组。到一九二二年 发展成为两个支部。一九二三年夏,黄陂成立第一个党小组。一九二三年,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形成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湖 北得到了具体的贯彻。董必武等同志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并领导了国民党 湖北省党部,以此领导湖北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统一战线的形成,加速了革 命的步伐。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我党组织在农村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九月,鄂东在武汉读书的不少革命青年学生加入了党、团组织。如黄安、麻城的徐希烈、戴继伦、戴克敏、曹学楷、王秀 松、王健、桂步蟾、吴焕先,罗田的肖大椿,孝感的颜光第、卫祖胜等。他 们回到家乡后,就以学校和革命团体为中心,进行革命活动,同时发展了一 批党员,建立起党团组织。黄安、麻城党团特别支部于一九二五年冬成立。 一九二六年十月,成立了商、罗、麻三县特支,肖大椿(即肖方——编者) 任书记。与此同时,孝感、大悟等县也成立了党的组织。此时,黄冈、黄梅、 黄陂三县党团组织在原有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很多地方新建立了党的小 组、支部和区委。黄冈、黄梅党员最多。黄梅有五个区委,仅第二区就有十 一个支部。黄陂在一九二六年九月成立县委,吴光荣任书记。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进驻武汉后,湖北的工农运动出现了一个空前 高涨的局面。工农运动的高涨,一方面要求党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另一方面 又为党的队伍的扩大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因此,湖北各级党组织在原有 基础上得到迅速发展。  北伐军到武汉后,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立即恢复。一九二六年底,中 共湖北省委继之成立,张太雷任书记。在湖北省委领导下,各县、区党的领 导机关普遍从农村转到了城镇,党员人数急剧增加,支部分布很广。如黄冈  县一九二七年五月就建立了十六个区委会,党员六百四十三人;黄梅县绝大 部分地区建立了党的区委会,共有三百八十九个党员;黄安县的七里、紫云、 高桥等区,党组织发展更为迅速,仅七里坪小学教员就有 80%是党员。罗田 县党员这时也增加到二百二十人。其他各县如黄安、麻城等县都建立了县委 会。不仅党的队伍有了迅速增长,党员成分也大不相同,在革命斗争中涌现 出来的大批工农优秀分子被吸收入党,如孝感县一百多党员中,农民党员就 占了三分之一以上。到一九二七年五月止,湖北全省共有党员一万四千多人。 散布在各县的约七、八千人。每县多者数百人,少者数人。  随着党组织的发展和壮大,为在各县、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组织提供了 领导与组织力量。一九二六年九月六日,在武昌设立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 我党派董必武参加领导工作。被派到各县去开展农民运动的共产党员,大部 分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领导和帮助国民党建立了各级地方党部。(摘自“党在湖北地区革命斗争史资料”第一分册) 鄂东地区的农民运动农民协会的初建 一九二四年底,中共湖北党组织已派人在黄梅蒋家嘴组织了农民研究会,研究农民问题,宣传农民受昔的原因,号召抗租抗税。一九二五年夏、 秋,黄冈、黄陂、浠水等县建立了秘密农协。从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第二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湖北省党部的报告看来,当时湖北农民运动的发展,不论 就地区之广和农民协会会员的人数来说,都具有相当规模,其记载情形如卜 黄冈县:在儒博桥、孙家嘴、杨鹰岭、回龙山等处均有农民协会组织,会员各在一、二十人以上。  黄安县:在汪家河、张家田、郭受九、沙平会的栗林嘴、高桥河的喻家 湾、槽门等处,已成立十四个村农民协会,会员共一千五百余人。黄梅县:该县的农民运动始于一九二五年大旱时候,大旱期间,地主更加沉重地剥削农民,农民组织反抗,于是断桥、张林、多云三处首先成立三 个农民进德会,共约会员六百余人,由进德会发起减租运动。地主与伪县长 勾结,联合对农民实行残酷的镇压,进德会的革命活动只得转入地下。此外, 该县尚有平民学校十余所,也是联络和组织农民进行革命活动的机关。黄陂县:“于去年(一九二六年)春,在三合店一带开始组织农民协会,集中力量从事奋斗”(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在北伐军进 军湖北时,曾配合北伐军将军阀缴械送交北伐军”(大公报一九二六年九月 十五日)。  一九二六年一月,正式成立湖北省农协。省农协代表大会于一月三日召 开,“到会有黄梅、黄安、黄陂、汉川、应城、枣阳等十余县的代表,选出 委员,并决议发表成立宣言。”(新青年第五号一○四页)省农协成立之后, 推动了农民运动进一步发展。湖北省的军阀封建势力便恐慌起来,对农民运 动极力进行摧残。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一日,省农协遭直系军阀封闭,并捕去 执行委员聂洪钧,会所被迫由武昌迁到汉口,进行秘密活动。党继续不断地 派出特派员到各县加强农运领导工作,使这一运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到 北伐军出师北伐时,全省已有十余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增至三万人左右, 到一九二六年七月底,猛增至七万二千人。农民既已有了组织,斗争也就开 展起来了。减租抗租,反对盐斤加价和复验红契等斗争此起彼伏。农民协会的发展  北伐军进入湖北以后,湖北农民协会转向公开。一九二七年早春,毛泽 东同志也从广州到了武汉。此时,湖北的农民运动便象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 来。  这时,秘密的农民协会转向了公开,被军阀解散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没有建立的地方,也迅速普遍的建立起来。会员人数激增,一九二六年十二 月末,有三十四县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人数达二十八万七千人;到一九二 七年二月中旬,已有四十多县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增至五十万人;到湖北 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开幕时,前后不到一个月,已成立县农协的有二十 二县,正在筹备的有二十一县,区农协共三百五十个,乡农协三千一百六十 个,会员人数高达八十多万人。仅次于湖南、广东,成为全国农民运动最发 达的省分之一。据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农民工作部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发表的 关于农民协会的统计和在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各县代表的报告,其中 黄冈县有十六个区农协,二百六十个乡农协,会员十万零五千人;麻城县有 九个区农协,一百二十九个乡农协,会员二万二千二百八十七人;广济县有 区农协十四,乡农协一百二十,会员一万三千人;黄梅县有区农协十六个, 会员三万四千人;圻春县有会员一万一千人;黄陂县有会员七万二千人;黄 安县有会员二万三千五百人;孝感县有会员二万八千九百人;罗田县有会员 一万六千人。各级农会组织的普遍建立和发展,农民们普遍行动起来,在很 短时间内造成了一个空前未有的农村大革命的局面。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党培养大量的农运干部。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毛泽东同志便着手筹建“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后为满足全 国农民运动急剧发展的需要,一九二七年三月初旬,全国农民运动委员会决 议将“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为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习所的 领导机关采取委员制,毛泽东同志任主任委员。第一届入校学生为七百三十 九人。其中湘、鄂、赣最多,河南、安徽次之。共开四班,四个月毕业者三 班,月余毕业者一班。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汉开办,直接推动了湖北农 民运动的发展。为了迎接农村大革命风暴的到来,湖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于三月四日在武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开幕。毛泽东同志等被聘为大会的名誉主席, 会议根据农民的要求,通过了县政问题、武装问题、工农联合问题、地租问 题、雇工问题、土地问题、农协组织问题、扩大反英宣传问题等共三十五个 决议案,选出了新的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于三月二十二日胜利闭幕。湖 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闭幕以后,湖北各地的农民运动更是飞跃地发展 着。据四月一日统计:全省成立县农协二十二个,成立县农协筹备处的二十 一个;区农协三百五十个,乡农协三千一百六十个,会员人数除通城等四县 未详外,共计七十九万七千人,“可受农协??指挥的群众五六百万”。至 五月底,全省六十九县中,组织县农民协会的有五十四县,其中已正式成立 的二十二县,正在筹备的三十二县;区农民协会三百八十个;乡农民协会三 千八百五十二个;会员总数高达二百八十四万二千二百三十九人,约相当于 三月份会员总数的三倍以上。党员数量,全省共一万四千余人,散布各县者 约七、八千人。农民的革命斗争 农民协会猛烈发展之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日益深入和尖锐。千千万万的农民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下,从政治上推翻豪绅地主政权,建立革命政权。他们逮捕土豪劣绅,宣布他们的罪状,没收他们的财产,由县政府、县工会、 县农会、县妇联等组成的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把需要惩办的土豪劣绅审判 后交县府执行。至一九二七年三月,黄冈已拘拿土豪劣绅五人,黄梅县农协 已没收了八个土豪劣绅财产,对逃跑的地主通缉在案。没有逃跑的豪绅地主, 也纷纷向农会写悔过书。黄梅农会自成立至一九二七年三月,共收到悔过书 一百三十九件。  随着豪绅地主政权的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也跟着动摇起来。过去 不能进祠堂吃酒席的穷人和妇女,现在成群结队拥入祠堂,族长“老爷”们 也只好点头称道。族权既被打倒,夫权也站不住脚,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和革 命斗争,提倡男女平等,主张婚姻自由。农会还领导农民进行反迷信的斗争, 许多地方进行了打菩萨运动,到处宣传:“菩萨是个假东西,稻草和黄泥, 说他有神气,实在是假的”。罗田近城解散了佛化会,黄冈数百人拆毁了安 国寺,黄安农民大闹龙潭寺,因为龙潭寺的和尚是大地主,所以不仅是一场 破除迷信的斗争,更重要的是一场政治斗争。另一方面,农村中的一些恶习, 也随之取缔。黄安各乡农民协会禁止赌博,禁演内容淫秽的花鼓戏;蕲春一 个区就没收了上千副牌,还枪决了两个流氓大赌棍;广济一大赌棍被农会捉 住后,给他戴上“好人莫学我,我是好赌博”字样的高帽子游乡;孝感果阳 岗街上的鸦片烟馆也被农会查封。诸如此类的禁令很多,在短短几个月中, 农村的面貌大变。农民在政治斗争中,除了摧毁封建豪绅政权建立革命政权外,还同工人阶级一道向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如支援武汉人民收回汉口英租界;反对英美 帝国主义增兵上海干涉中国革命;反对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武装挑衅等等, 各县都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群众大会。在进行政治斗争的同时,经济斗争也开展起来。一九二七年三月以前,经济斗争的内容是减租减息,反对豪绅地主的苛索,清算各种公款和改善雇 农待遇等。主要有:一、取缔粮食投机,不准囤积居奇,实行平粜;二、取 消包佃制度;三、废除苛捐杂税,取缔高利贷;四、开仓没收粮食,没收财 产;五、减租减息与抗租抗息,有的地区农民直接同地主算剥削账和贪污的 赃款。湖北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分配土地的要求,使广大农民的革命 斗争,由减租减息和抗租抗息进到要求烧毁田契、分配土地的斗争。三、四 月间,有些地方已发展到没收土地的阶段。如黄安城关区牌坊店农民协会实 行了“分种良田”的措施,没收了大地主李严谋的九百石良田。黄梅独山农 民协会进行了清丈田亩、登记土地的工作;蔡山农民协会烧毁了地主的田契 与债券。农民武装的产生 在推翻豪绅地主反动统治的斗争中,建立起了农民武装。其中有新建立的农民自卫军(有的称农民自卫团、队)和纠察队(又称梭镖队),也有由 旧武装改编的。鄂东各县的农民武装中,黄冈县的枪枝最多,包括钢枪、手 枪、土枪、土炮在内,全县约有二千条枪。黄冈农民武装建立的过程,也是 推翻地主武装的过程,革命前黄冈城乡设有保卫团、民团、商团和团防局, 为非作歹,欺压农民。农会成立后,就把他们的枪枝夺过来,解散了团防局, 清洗了兵痞流氓,逮捕了团总。大革命失败后,这支队伍编入了贺龙同志领 导的教导团。黄安全县共辖三种武装:一是县农民自卫军,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开始建立,其成员由各农协动员出自成分好、身体健壮的青年参加,有三十多条钢 枪(有说七十多条)。四月,省颁布了农民自卫军条例,允许农民武装合法 存在,县举行了农民自卫军成立庆祝大会,宣布成立自卫军管理委员会。一 是工人纠察队,没有钢枪,全部是原始武器,这是两支可靠的武装力量。还 有一支是县警备队,二十多条枪,这是改编过来的旧武装,不可靠。各乡农 民也相继武装起来,成立了自卫队与纠察队,按班、排编制,使用刀、矛、 土枪、梭镖等武器。当时一声号令,能集结几万人,此外,吴焕先、吴先筹 等同志还在箭厂河办了三堂革命的红枪会,对付光山反革命的红枪会。麻城 也有两种农民自卫军,一是在农民群众斗争中产生的,一是由旧军队改编的。 另外还有一支百余人的守备队。其他如黄梅、蕲春等县都先后建立了农民自 卫军。  各县农民自卫军的任务,主要是镇压反革命及其反动武装,保卫农民革 命政权,保护农民安全。如黄冈县农民武装曾消灭了何家寨、李家寨的反动 红学武装,攻开了反动堡垒金盘寨,平定了大劣绅曹某组织的反革命叛乱, 摧毁了三里贩土劣所组织的“保产党”,黄麻两县农民武装与河南光山反动 红枪会进行了长期英勇的武装斗争,打退了反革命的进攻,保证了农民运动 的胜利发展。“四·一二”以后的农村形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到鄂东后,农村掀起了反蒋怒潮。黄 冈的团风、回龙山、贾庙等地举行了万人大会和示威游行。高唱反蒋歌曲: “蒋逆介石,新军阀,残杀革命青年,破坏三大政策,打倒他。”黄安举行 了反蒋运动周。五月一日,黄陂举行了三万人的反蒋大示威,罢工罢市一天, 并逮捕了伪警察局长雷曼苏。其他各县的反蒋运动也广泛开展起来。但是,不甘心死亡的豪绅地主与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勾结,向革命发动了疯狂的反扑,企图恢复其反动统治。四月,黄麻的豪绅地主勾结河南光山反 动地主武装红枪会向黄麻人民进攻,黄麻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全力回击,吴 焕先等同志在箭厂河办的三堂革命红学也投入了战斗,沉重的打击了反革命 势力。同年夏,反动红枪会向麻城进攻,麻城县城被围,省委组织了“麻城 惨案调查委员会”,并抽调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三百人开赴麻城解围,打退了反革命的进攻。在罗田,原被我解除了武装的反动商团头子,组织了“黑杀队”,于五月三十一晨,捣毁了滕家堡区农会、 党部和贫农小学,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两次进攻县城,后遭到县农 民自卫军和外援部队的回击,扑灭了这股反革命的凶焰。这时,在统一战线 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也更为激烈了。广济县党部中的反动分子,趁县农 协干部开会时,逮捕了农协的主要负责人,我党为了挽救革命,组织五区农 民攻进县城,释放了被捕干部。但是,后来各级党部和农会的领导权多被国 民党右派篡夺去了。  五月十七日,湖北反动军阀夏斗寅受蒋介石的指使,乘武汉大部分部队 开赴河南北伐之际,在宜昌率部叛变,乘虚袭取武汉,经叶挺部英勇反击, 到六月初,把夏匪军击退。六月中旬,夏匪军溃窜鄂东的黄冈、浠水、罗田、 蕲春等县。六月十四日,夏匪包围了黄冈上巴河区党部,区农民自卫队三十 多人奋力抵抗。黄冈县党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县农协委员长陈防武率领 县农民自卫团及回龙山等地武装援救上巴河。夏匪闻讯,向浠水逃窜。此时, 各地的豪绅地主、反动分子已异常嚣张,纷纷组织反动武装(如黄冈、罗田  等县),残害革命干部,摧毁农民协会,强迫农民补缴租课,掠夺革命干部 和革命群众的财产。黄冈、浠水、蕲春等县的革命运动,已进入到危急阶段, 罗田等县的革命运动遭到了暂时的失败。黄安、麻城、黄陂、孝感等县的革 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也更为激烈了。(摘自“党在湖北地区革命斗争史资料”第一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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