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公共意识--百度百家
中国人的公共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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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中国人的餐厅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人公共意识的极度贫乏。如果你在餐厅都做不到有素质、有教养、有修养，怎么可能在别的地方可以做到？只有所有人的公共意识都增强了，每一个个人的利益才会得到最好的保护，而不是相反。
中国人的公共意识
（《保印说国民性》）
导读：中国人的餐厅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人公共意识的极度贫乏。如果你在餐厅都做不到有素质、有教养、有修养，怎么可能在别的地方可以做到？只有所有人的公共意识都增强了，每一个个人的利益才会得到最好的保护，而不是相反。
说国民性，道国民性，苦辣酸甜，绵延千年。劣根多少，美德几何，吾国吾民，听我评说。欢迎收看《保印说国民性》，我是主持人曹保印，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在本期《保印说国民性》中，我给大家谈一下“中国人的公共意识”。
1872年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来到中国，他接触了上到庙堂、下到江湖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人不懂得什么叫“公共”。所以，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没有“公共意识”一说。为了证明自己的这个观点，亚瑟·史密斯就讲了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亚瑟·史密斯说，在中国本来有非常多的官道，这些官道作为重要的交通，联系着中国的很多城市和乡村，但是亚瑟·史密斯看到中国的这些官道全都是破烂不堪,官道不仅仅没有成为交通便利的工具，反而阻碍了交通，因为官道确实非常破烂。亚瑟史密斯不解地说，假如从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由于战争的原因，官道被破坏，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清朝建国之后一直到1872年，已经有了很长时间的历史，这些官道也并没有被修复，这就只能说明，中国人确实缺少公共意识。
不要说道路没有人管，连城墙也没有人管,很多中国人甚至把城墙的墙砖抠下来拿回家，或者是盖自己的房子，或者是垒猪圈。他甚至举了一个更加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某港口有一个外国人的墓地，因为没有人看管，结果墓地的砖同样被中国人一块一块搬回了家。所以，他说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公共”二字为何物。
不仅举出了这种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他还讲了另外一个政治故事。亚瑟·史密斯在中国的时候，正好清朝的道光皇帝驾崩，这帮外国人就特别想知道，道光皇帝驾崩之后谁来接他的位子。当时道光皇帝有三个儿子，到底是大儿子接呢，还是其他的两个儿子接，他们非常想知道中国人的看法。于是，亚瑟·史密斯和他的几个外国朋友，就到了中国的茶馆里，试图和中国人聊一聊皇位继承的事。
结果，无论他们用什么样的方法，中国人压根儿就不理这一茬，直到最后，一个年长的中国人走到他们面前，拍着亚瑟·史密斯的肩膀说，哎呦老外啊，你们还真是无聊，讨论什么皇帝继承的事情！那是大臣们管的，我们根本管不着，我们就管我们的事。你看，你们总在那儿聊皇帝继位的事情，茶也凉了嘛，饼也没得吃了吧，所以呀，该干嘛干嘛去，别管这些闲事。
亚瑟·史密斯通过讲这类故事，来说明中国人缺乏公共意识。时代发展到了今天，我们看中国人是不是真的缺乏公共意识呢？恐怕还真是像亚瑟·史密斯所说的那样。
现在，我们的很多道路虽然不称为官道了，但是作为道路，有多少人真正爱惜，愿意主动去维修呢？就算是路政部门，也并不真的爱惜道路。前几天我在天津出差，坐在出租车上，总感觉出租车像弹簧一样蹦，我就问司机，你这车怎么了，是不是该修了？司机苦笑了一下说，哪里呀，都是这个路造成的！因为不管什么人、什么车，都从这个路面上走，也不管车是不是超重，结果，这个路面就变得坑坑洼洼。路政部门在修这些路的时候，也是挖了一个又一个补丁，但是，补丁倒是挖了，可他们并不及时去修复，于是车行驶在满是补丁的路面上，可不就变成弹簧了吗？我在天津遇到的这种事，在全国很多地方你也都可以发现。比如说，很多的公共道路，由于超载的车辆特别多，于是就造成修好的路面很快就被破坏掉。这些道路不仅仅没有成为非常便捷的交通工具，反而造成了很多的事故。
我们想一下，今天的道路问题和1872年清朝的道路问题，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呢？由此，也确实可以看出，在中国人的意识中缺乏“公共”二字。
不过，具体到政治权力的继承问题，中国人现在讨论得倒是非常热闹。但，讨论归讨论，其实大家心里都有底，因为领导人继承的问题，根本就不是普通人所能够决定的，所以说讨论也是白讨论。还是清朝道光年间那位老先生说的，你们管这些闲事干嘛，该干嘛干嘛去，该喝茶喝茶，该喝酒喝酒，这不是你们该管的事。当然，用这个事情来证明中国人缺乏公共意识，在我看来并不恰当。虽然政治确实是最大的公共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并不能够真正参与到这些公共的议题之中去。然而，是不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确确实实不能参与这些公共议题呢？是不是说，在很多公共利益问题上，我们真的就不能有所改变吗？难道说，中华民族真的就是一个自私自利到丝毫不关心政治的民族吗？
事实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中国人缺乏公共意识的事情，的的确确非常多。我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餐厅里吃饭——中国人的餐厅和西餐厅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西餐厅安安静静，中餐厅人声鼎沸。在西餐厅里，人们喝酒也同样是安安静静，顶多是轻轻地碰杯。但是，在中餐厅里，中国人往往是划拳猜枚，高谈阔论。在中国人的餐厅中，你会经常看到人们如此吆五喝六：“哥俩好啊，五魁首啊，八匹马呀！”这样一来，中国人的餐厅确确实实热闹非凡，而由于人们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于是很多人只能用更大的嗓门来跟对方交谈——你的嗓门高，我的嗓门比你的还高，于是，在中餐厅里，如果你不高声说话，就压根儿就听不清一起就餐的对方在说什么。
如此，你就该知道，中国人的公共意识，在餐厅中表现得多么差劲！不仅仅是高谈阔论，中国人还特别喜欢在餐厅中抽烟，仿佛吃饭不抽烟就不是神仙。所以，你就看到，在中国人的公共餐厅中，食客们根本不管周围的人是不是抽烟，也不管周围是不是有老人、孩子、妇女，一个个烟民就在那里吞云吐雾，一根又一根。有的人点燃了香烟，却又并不抽，而只是让它在手里燃烧。我就曾经见到过这样一幕，一个人在中餐厅里，从点燃香烟到灭掉香烟，他就只抽了一口，也就是点香烟时的那一口。
我就不明白，你既然不抽，干吗非要点燃这支香烟，并且让这支香烟一直燃烧，持续散放出毒气呢？如果你问他，他马上就会说，这关你屁事！于是，我们也觉得，对啊，这关我屁事？在餐厅里吃饭人又不是我一个？可事实上，这确实关我们的事儿，而且确实不是屁事。因为如果一个餐厅里乌烟瘴气，人人都高谈阔论的话，那么这个环境可以说是极为低劣的。在这个环境之中，你不仅享受不到美味，享受不到生活的休闲，反而觉得在这种乌烟瘴气的环境中，更加让人心烦易燥。所以，我如果到餐厅吃饭，就一般不太喜欢坐在散座上，如果能坐包间，宁愿多花几块钱，也一定要坐包间。为什么呢？就是特别不喜欢那种乌烟瘴气、满耳鬼哭狼嚎的嘈杂环境。
餐厅是中国人经常去的，如果在餐厅之中，大家都没有公共意识，最终造成的结果是什么，现在大家都很清楚。假如说，我们中国人的餐厅，也能够像西方人的餐厅那样，安安静静、干干净净，那么我们的生活质量，是不是因此大大提高了呢？事实上，中国人的餐厅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人的公共意识。如果你在餐厅都做不到有素质、有教养、有修养，怎么可能想象你在别的地方可以做到？是啊，中国人经常爱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可是，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做，我们的公共环境就会极为恶劣，难道这不会影响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品质吗？难道这不会影响中国人的道德素养吗？难道这不会影响中国人的民族形象吗？
关于中国人的公共意识，著名作家柏杨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臭鞋大阵》，他在文章中是这么说的：中国人喜欢把自己穿的鞋放在门口，于是你到中国人家里做客的时候，总会见到门口有一堆一堆的臭鞋，你要穿过这个重重叠叠的臭鞋阵，才能进到主人的家里去。而主人的家里呢，干干净净，没有一丝臭鞋味。所以，柏杨先生就说，中国人是多么缺乏公共意识啊，他们只顾自己家里干净，根本不管门口的公共空间出现了什么问题。
现在呢，至少在我居住的北京，已经很少能够见到家门口摆放着很多的臭鞋，大家都把鞋放到屋里去了。这到底是大家的道德水平提高了呢，还是因为现在的鞋都贵了，怕被别人拿走？我虽然不知道确切的原因，但现在这种放臭鞋的做法是的确少了，不过在中小城市，你还是可以经常看到这种臭鞋大阵。
不过，在北京的楼道里，虽然臭鞋少了，但是杂物却丝毫不见减少，很多楼道里面放着废弃的自行车、不用的家具、各种烂纸箱子等。就算物业一次次催，有的小区里边也依然是杂乱无章，公共空间被挤占得越来越狭隘，空间非常逼仄。楼道里面堆放的这些东西，显然会造成很多的安全隐患，包括消防。要知道，一旦出现安全问题，一旦出现消防问题，它马上就会跟每家每户的利益直接相关。可是，中国人并不这么想，中国人总觉得倒霉事情不会到来，就算来了，也是倒霉到别人头上，而永远轮不到自己倒霉。所以，该往公共空间里边放东西，还是往公共空间放东西。这种自私的做法，在今天的中国不是依然十分流行吗？所以，从这种角度上看，中国人确实是缺乏公共意识。
中国人缺乏公共意识的最大体现，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些日常生活的经验，更多的是在公共议题的极少参与上。比如说，很多事情明显就是不公平，明显和很多人的利益相关，但是，就是没有人愿意出来挑头，指出这种事情不公平，并且努力去解决这种不公平。具体来说，很多人从前坐火车的时候，如果在餐车上吃了顿饭，列车员往往不会给你开发票。这种不开发票的做法，当然会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也造成公民的权利被剥削。
要知道，你所要的并不仅仅只是一张发票，而是你的一份权益。我消费了，我就当然需要得到发票。我有了发票之后，假如说在列车上吃东西吃坏了肚子，我就了维权的证据。可是长期以来，没有人关注这件事，列车员也以不给发票为正常了。后来，有一个叫郝劲松的律师不服，一纸诉状把铁路部门告上了法庭，要求裁判这种不给发票的做法是不对的。后来，经过法院的裁决，法院支持了郝劲松的诉讼。因此，当我们现在在列车上吃东西的时候，你是可以索要发票的，并且列车员必须要提供发票。
但是，像郝劲松这样的律师，在我们的身边并不多，大多数人依然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就算是事关己了，也依然挂起，因为他不想做那个出头鸟。长期以来，中国人都相信一句俗话“枪打出头鸟”，所以，没有人敢去挑头“惹事”，唯恐挑头以后自己的利益受损，而别的人却坐享其成。由此，在很多公共议题上，中国人是不愿意参与的。
比如说，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都没有主动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像我们使用的手机，我掏了多少钱，购买了多少流量，如果我用不完流量，那么，下一个月我就继续用，或者送给别人，都可以。因为流量是我买的，就是我的，如何使用他人无权干涉。还有，我用手机打了多长时间的电话，我就按实际打电话的时间付钱，而不是说我打了一秒钟的电话，你却给我按一分钟的消费记账。这本来是消费的常识。
可是，自从有了手机以后，自从出现了移动互联网之后，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无论你到月底剩了多少流量，运营商们都会在月底将流量全部清零，你想和别人分享都不行，你想自己用也不行。真的是技术手段没有达到吗？当然不是，技术手段早就达到了。究其原因，是运营商处于垄断地位，而和垄断者是无理可讲的：我们通电话，假如说打了一分零一秒，那么，运营商的计费方式是按照两分钟计算的，而不是按照一分零一秒计算。这样一来，运营商们的利润自然滚滚而来，比强盗还赚钱快。
显然，这样的问题就是公共问题。可是，对这类公共问题，又有多少人真的会一纸诉状，把移动运营商们推上法庭了呢。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也没有做到这一点。说实在话，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我也深知自己身上缺乏公共意识。因此，在这方面我也需要解剖自己，反省自己，这也同样是我决定做《保印说国民性》这样一档自媒体的节目的原因和动力。我试图通过自己的反省，对自己的批判，来引发全体中国人对国民性劣根的认识。
也正是因为中国人缺乏公共意识，所以，垄断的移动通讯运营商们有恃无恐，无论舆论怎么抨击，依然是巍如泰山。当然，现在出现了一个好现象，就是虚拟运营商们开始发力，像苏宁等拿到了虚拟运营商牌照的商家，开始推出了新的升级手段。据说，这些手机号到了月底不清零，可以往下个月累计，也可以分享给亲友。但是，这只是商业上的竞争，只是说政府开放了移动通讯这个领域，并不是由于中国人作为公民发起的一场场诉讼达到的目标。所以你看，如果我们不注重公共意识的培养，不主动通过各种合法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最终的结果是会在很多方面受到损害。
中国人缺乏公共意识，还体现在其他更多的方面。比如说，对很多的公共空间，我们真的并不珍惜。以旅游为例，很多人到了旅游景地，在良辰美景面前，不是珍惜、热爱，而是去破坏。2013年以来，不就广泛出现过游客在景区乱写乱画的报道吗？很多人到旅游景区之后，拿了刀子或其他尖锐物品，在景区乱涂乱画，最多的句式是“某某人到此一游”。还有些人到了美好的春天，看到公园里漂亮的花就去摘，自己倒是过了一把瘾，可是造成了公共环境受到了破坏。虽然媒体也在对这样的事情口诛笔伐，但是依然有很多中国人喜欢“到此一游”，喜欢到路边摘花拔草。这种做法就是中国人的一种习惯，觉得这是公共空间的东西，我无论怎样去摘花拔草都无所谓。在这方面无所谓，在别的涉及公共利益的方面，他就有所谓了吗？肯定不是。
是不是中国人一开始就这样没有公共意识呢？不是。比如，在《诗经》中就有这样的诗句：“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意思是说，天上下雨了，祈求上天先将雨水流到公田里去，那些多余的水啊，再流到我的私田里去。这就是对公共利益的重视。现在，我们又看到多少这种做法呢？当然，那个时候的“公”并不完全等同于“公共”，因为那个时候的“公”更多的是等同于统治者。所以，亚瑟·史密斯拿这样的例子说中国人很早就有公共意识，我也并不是完全赞同。尽管如此，作为中国人有公共意识的论据，当然也并非完全不成立，所以，我也就以此为据了。
可是，中国人在更早的时候，至少是在私有制建立之前，确确实实是有公共意识的。这一点，和世界上的其他民族有相似之处。但，很可惜这样的时代离我们实在是太遥远了，而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经过专制统治的荼毒，造成中国人越来越重视个人的私利，而不重视甚至漠视公共利益。这种现象的出现警醒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有教养的人，就必须注重自己的公共意识，不论是在家还是在外边，都应该言行一致。对公共事物的爱惜，应该像爱惜自己家里的东西一样。什么时候我们能做到在公共空间中不伤害他人、不影响他人，什么时候我们作为个人才是真正有素质、有教养的，整个民族也才会真正有素质、有教养。否则，就算把自己的家收拾得再好，假如你肆意占有公共空间，肆意破坏单元楼里的公共设施，肆意破坏居住社区的花草树木，肆意破坏城乡的公共道路，那么，你说自己是有素质、有教养的人吗？
中国人发展到现在，尤其是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应该更多地强调自己的公共意识，只有这样才可以真正维护自己的权利。因为，只有所有人的公共意识都增强了，每一个个人的利益才会得到最好的保护。1872年亚瑟·史密斯说，中国人的生活中没有“公共”二字，那么到了今天，我们是不是需要把这两个字写进中国人的生活辞典呢？我看需要，你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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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其实到现在也没弄明白他们是怎么赚钱的，很多人都会把自己都成功归结为能力的结果，事实上这个是最大的可悲。
　　很多人其实到现在也没弄明白他们是怎么赚钱的，很多人都会把自己都成功归结为能力的结果，事实上这个是最大的可悲……　　所有的成功失败，很大程度上都不是自己个人能力决定的，而是很大程度上被大趋势给决定了。
　　笔者曾撰文提到自己为什么离开股市，突然只是因为觉得个人能力不如别人，勤奋不如别人，运气不如别人，凭什么跟人在一个能力充分竞争市场上赚钱？唯一盈利性的机会其实只有一个，就是猪都会赚钱的时候，才有赚钱的机会啊。　　也就是风口来的时候，例如06年，例如09年，那时候，满大街都会听到谁赚了多少，赚了多少，于是就能有机会赚钱了，如果在一个不是普遍性的盈利市场上的时候，赚钱一般都是辛苦钱，也就是跟人比体力才能赚钱，花更多的时间，做更多的调研，那些都是辛苦钱。　　而可悲的可能是竞争越充分的市场，你会更可悲的发现即使很辛苦了，也是不赚钱的。　　后来衍生出去看很多问题，发现其实不单是股市，任何行业好像都是差不多，2002年的时候，很多同学离开了中国去美国读书，都是名校啊。　　十多年过去了，在国内啥事情也没干，结婚生子，然后没事只能买房子，一套两套三四套，然后就发现那些国外读了n年的书的同学们可能就比较悲催了，回国可能一套房子也买不起。　　是我们能力强么，不是的，是因为赶上了好时候，中国大发展都格局里，能力其实是不需要的，自己也很悲催的发现，回老家去，甚至不如那些没考上大学的同学们，他们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就开始闯荡江湖，更早的接触社会，更早的在外贸领域做业务。　　而你因为可能是大学毕业，选择也比较多，反倒不如他们有更好的积累，尤其在过去十年赚钱最多行业，一般比拼的其实也是胆魄而非能力。　　东阳是建筑之乡，很多人很小就跟着走南闯北做工程，然后在过去十年里，一个个都赚了很多钱，反观我们自诩名校毕业，其实是不如他们的，当然现在趋势也在变化，互联网出现的格局里，房地产衰退之下，这个趋势不同了，盈利逻辑也跟着变化了。　　前些日子碰到一个ut出来创业的小伙子，当年ut可能在全国招聘的为数不多的本科生，他打败了无数的人终于挤进了ut，而那些被他打败的人，黯然的走进了阿里的大门，彼时的阿里容纳了一帮乌合之众，很多都是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的学生，名校几乎没有。　　十多年过去了，那个进了ut的天才，现在要出来创业了，那些没办法只能去阿里的人，一个个身价过亿要给那些牛逼哄哄当年逼的他们无路可走的牛人们投钱去了，能力决定一切么？好像还真不是。　　前些日子，跟黄晓捷师兄谈话，他谈到他2001年在五道口读书的时候逃课去卖空调，希望发家致富，结果卖了一年多，晒得黑黑的回学校，然后说了一句话，叫辛苦不赚钱。　　这简直就是句真理，这个世界上，赚钱的事情，从来不是辛苦的事情。你们比辛苦，比的过那些富士康的工人么，比得过农民伯伯么？但是他们比你更赚钱么？　　所以世界上，如果一个行业要靠比能力来赚钱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赚的只能是辛苦钱了。更苦逼的是甚至很多人还赚不了辛苦钱，例如现在一堆苦逼的淘宝电商。　　现在创业的人很多，创业有时候选择大方向很重要，因为赚大钱和赚小钱说白了，其实都会很辛苦，都很艰难，路边开一个小店铺要做成赚钱，其实也不见得比做好一个国有企业要容易到哪里去，都不容易，但是同样辛苦，结果是截然不同的。　　这个时候，大格局大趋势就显得非常重要，尽量去做一些趋势性的机会的事情，市场整体向上的机会，只要做的稍微好点，总还是有机会的，而有些行业，怎么做，其实都注定了最终的结果都不会好。　　做投资的要去投资一个赚的是辛苦钱的时候，那就会发现赚取的只能是社会平均回报率，于是我们到最后发现得出的结论其实也还是尽量淡化能力的重要性，更多看中趋势性的投资机会。　　在大趋势性的格局里，在进行一定程度的铺量投资，能力无法量化，很难确切的预测，而大趋势的视野还是有一定的逻辑可循。　　周鸿t有篇文章是说，趋势之下无可抵挡，孙中山很多年前有句话叫，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意思就是任由你在牛逼，你也无法对抗历史的潮流，这就是趋势的力量。但是问题来了，趋势到底是什么呢？　　趋势是什么很难定义，第一个特征其实是趋势只有在将起未起的时候，才有意义，太早看到趋势其实毫无意义，你会错过太多的东西。　　也是为什么很多聪明人都赚不到钱的原因，趋势看到了最后就是虚无主义者，因为觉得这个也就这样那个也就那样，看的太远的人，其实挺适合做先知，当然也很容易成为先烈，看的太早的悲催案例太多了，意义更是不大。　　哥白尼在中世纪就看到了地球不是宇宙中心，于是就被火烧死了，太多太多聪明人死在了不在当下生活的故事里去，等好不容易撑到风口来的时候，他已经先没了。　　而如果，趋势都被人看到的时候，其实趋势的意义也就没了，当真理都被大家接受的时候，真理就会沦落为常识，你已经没有任何机会和优势来成为一个布道者了。　　在现实中也有挺多好玩的事情，前些日子听到一个农民说，政府让种葱就种蒜，政府让种蒜就种葱。这个就是极为简单的朴素的趋势性发现的案例。当趋势被所有的人都看到的时候，你其实只能回归到赚辛苦钱的逻辑里去，记住辛苦钱往往不赚钱的真理吧。　　在这个特征里，收获的东西是什么呢？是提前预判很重要，因为只有在人们尚未发现，而你却提前发现，也提前动手了，那或许能有先发性优势。　　这里挺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其实都能看到一些趋势性机会，但是能下手的人其实也不多，看多做空，看空做多，甚至看而不做的人，其实都挺多，经常听很多人说，当年我怎么怎么看对了，但是这种看对了，跟你有啥关系么。　　总体来说，爱折腾的人，胜算更大，未来的创业很大程度上会比拼试错的次数和成本的综合。尤其是趋势留的时间窗口越来越小的时候。　　笔者算是在金融领域这几年稍微有些薄名很大程度上还是做了些预判的吧，回头看两年来写的一系列金融文字，还是很大程度上预判来我国的金融经济形势，也对一些企业做了整体性的判断，大体还是经得起推敲，实践也在不断的验证一些当初的观点。　　笔者2011年提出经济形势下行，金融去杠杆化即将开始的情况的观点，持有货币现金是相对合理的理性选择，现在基本上也得到了验证。　　最近很多人都在提说企业做好过冬的准备，其实现实的情况是，如果过去两三年前不提前准备好过冬，现在大部分企业都已经半截子入土了，也就无法过冬了。尤其是杠杆很高的金融企业，难度更大。　　一个普遍性的经济下滑趋势下，金融的整体性盈利格局是很难维系的，整个逻辑链条其实是很简单清晰的，难度就在于你怎么判断经济下行的格局，尤其是在2011年还不是很明显的市场情况下，乐观气氛浓厚的2011年里提通货紧缩的确是不太容易让人接受的观点。　　笔者对得简单理解就是金融很大程度上看天吃饭的行业，在普遍性不赚钱的市场里，你金融机构要实现盈利，难度其实很大，这种典型看天吃饭得行业得合理逻辑就是能赚钱得时候，狠狠得赚钱，不能赚钱得时候就回家休息，游山玩水。　　不跟大趋势做对抗，当然不是说大趋势不好，你没有赚钱得机会，只是这种机会会很辛苦，好汉不赚六月钱？火中取栗得事情玩他干什么呢？　　笔者过去几年在四川一个高利贷培训班，一直都是这个观点，很多学生都问我，那我们怎么办呢？难道等死么。　　为什么不做就是等死，不干事情，难道就不能休息睡觉？为什么要每天把自己弄的累死才心满意足？事实上，与其在家勤勤恳恳到处作风控放高利贷，不如跟着我游山玩水，骗吃骗喝，这个花钱一年能花多少？　　笔者承认，这课程一直不太被人喜欢，因为这个世界做个说实话的人，向来都不讨好，说实话尤其说难听的话的人，往往都挺可悲　　当年袁绍官渡之战，谋士跟他说，不能打，不能打，一定败。袁绍不听非要打，还把谋士关了起来，后来果然败了，别人就跟谋士说，主公败了，真该听你的话啊，回来会感激你得。谋士就叹气说，不是的，如果主公胜了，一定会很高兴，然后天天奚落我，骂我神棍，我还能活命，如果败了，他一定会觉得面子挂不住，反倒把我给杀了。　　没多久就应验了，这个世界没人喜欢说真话，的确是有道理的。不过好在我是自由身，这个也是互联网带来得好处，就是喜欢听就听，不喜欢听就不听。　　但是两年过去了，随着民间金融出事越来越多，其实基本可以验证一个观点就是，过去维系金融体系蓬勃发展的市场性基础在坍塌。　　从过去三十多年来看，维系中国信贷金融体系的基础其实是市场的企业一直是赚钱的，我们八九十年代，企业能赚钱，无论你是摆地摊还是生产物品，都能赚不少钱。　　2000年以后，生产可能本身不赚钱了，但是资产升值所赚取的利润甚至比单纯的生产本身还赚钱，使得你过去的金融体系，无论是低利贷还是高利贷都可以被收益覆盖，企业只要赚钱，金融机构你怎么玩，都不会出问题。　　但是现在的市场的可怕之处在于谁都不赚钱，在一个整体不赚钱的市场里，金融的逻辑则永远无法实现，企业赚了十块钱，还你三块钱愿意，但是总共赚个三块钱给你两块，估计就心不甘情不愿了，如果亏钱了，要还你三块钱，基本就是跑路的格局。　　所以谈金融困境很多时候首先要谈的问题是经济问题，都不是本身单纯的金融问题，核心是你信贷供给无法解决企业是否盈利的问题。　　目前市场企业为什么不赚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整体性的产能过剩，这个问题恰恰是非金融命题可以解答的，你放水也好，扶持也好，都无法消耗整体性的产能困境，这样的市场里，去产能成为了必然的格局，去产能是成本很高，代价很大，而放松金融恰恰不是去产能的逻辑，如何理解金融扶持呢？　　如同一桌子人嗷嗷待哺都快饿死了，怎么办？现实的选择应该是饿死一部分人，然后给剩余的人支持，这样就能延续下去，而金融放水是什么？放水就是如同来一场盛宴，给所有的人一起吃，然后呢，强壮的和不强壮的，是都能吃一场饱饭了，但是结果呢？结果其实是一起死。如此现实残酷，怎么选？不知道。　　某地区政府呼吁救市，其实现在的救市其实说一场惩罚好人，保护坏人的制度，是恶制度，为什么呢？许多规范经营的好企业，其实过去几年都挺安分守己的，反倒是很多不安份的企业过去几年一直在扩杠杆，没节制的借钱，还大打价格战。　　浙江很多企业一直以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目的并不是为了产品获得利润，而是以此为基础向融资，进行其他领域的投资，他们的存在本来就让那些安分守己的企业很难生存了，现在出现问题了，结果要去救他们了，那不是扯淡是什么呢？坏人总是得不到惩罚，好人总是得不到保护的市场，最终就是大家都一起变坏吧。　　现实还有些好玩的逻辑，市场上生产企业不赚钱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发现，市场流动性会挺好的，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企业因为生产不赚钱，不但不会借钱扩大生产，反倒会挤压出很多钱出来，于是形成了今年二季度三季度的信贷规模下降的情况，好人都不借钱了，因为借来的钱如果无法赚钱，好人为什么要借？那么借钱的是什么人？　　是已经陷入困境的企业，流动性出现问题的企业，才需要借钱维系流动性，避免不崩盘，而这部分企业，银行又不敢借钱，于是就出现了存贷规模双降的情况，很现实的市场就是如此。　　那么这份生产中流出来的钱去哪里呢？安分守纪的情况下，应该是趴着，但是现实其实大部分的资金都不会安分守己，于是这部分钱，一部分成了游资，到处突击，寻找投机性机会，美其名曰做金融。　　另外一部分，其实是去了互联网领域，两个逻辑可能合一，互联网目前如此火热，恰恰反应的是整体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对渠道的依赖，互联网电商就是突出的表现，第二反应是钱无处可取，追逐目前市场最大的热点，互联网，犹如黑暗中的灯塔，现实越残酷，灯塔就越是明亮，然后大家飞蛾扑火。　　今年创业市场非常火热，大量的vc成立，是个人都成为了投资人，都希望投资出一个，腾讯、百度等等，一边是实体的不景气，一边是创业氛围的浓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个逻辑其实是相同的，实体越不好，资金就越挤入具备想像力的行业中。　　这个逻辑其实暗含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阳谋，就是政府鼓励和希望市场上的钱都尽可能尽快的被消耗掉，这是一场消灭钱的运动，可以理解成是金融去产能过剩的逻辑。　　趋势的背后其实反应很多问题，现在很多人都在说阿里如何牛逼，如何牛逼，其实这个话题怎么说呢？　　在一个趋势起来的时候，乘风而起其实难度并不如想象中大，在新兴领域并不需要太大大努力，就能较为轻松的击败固有规则体系里的王者，苏宁曾经是线下的王者，当年股价也是及其牛逼的，但是阿里打掉苏宁。　　笔者并不认为是一个企业对一个企业的胜利，他是一个时代对另外一个时代的胜利，每个时代里都有自己的王者，苏宁代表了互联网未出现之前的渠道之王。　　而阿里则是互联网时代的王者，本质反应的其实是人类走入了互联网时代，原先的生活作业方式时候对苏宁的依赖变得不再被需要。　　这个时候，会发现不是苏宁不努力，不牛逼，而是再牛逼也没用，你是很好很好的，只是我也不需要了，这个是挺悲伤爱情故事。　　事实上这种趋势性的颠覆市场上有过太多的案例，很多曾经在我们生命中如此重要且认为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东西，其实发现一点点都在离去，这个观点其实用在阿里、腾讯身上也上一样适用，你认为永远离不开的他们，也说不定很快会离去。　　想到苏宁，突然想起了国美，很多年前黄光裕和陈晓之争，笔者认同陈晓当时的思路，黄光裕在牢里写信要求每年新增门店数量，认为这是核心竞争力，是阻拦人家进入这个行业的高壁垒，门店越多，优势就预定先，很显然陈晓不认同这个观点，他砍掉了很多的不盈利的门店，经营理念之争引发了他们两个的恶斗。　　不去评价是非对错，单纯从结果来看，不得不说，其实黄光裕错了，在固有规则和体系里，门店越多，优势越明显，但是人类进入了互联网时代的时候，发现，门店越多，其实是死的越快的，因为你做的再好再好，人们都不回来了，都不需要你了。　　而当认识清楚这个趋势的时候，要掉头的时候，才发现压根无法回头，庞大的门店数量都是负担，而不是优势。必须先自我革命，让自己归零，才能跟人家一条起跑线上，但是人家会等你么？即使一条起跑线了，能保证一定能在新规则下玩得过人家么？　　这个就是可怕的趋势之争，不同维度体系里的竞争是极其可怕的，压根不是单纯和纯粹的能力之争了。　　互联网其实是个底层革命，改变很多的生产作业方式，从而使得固有生产作业方式上的一系列王者的优势丧失。　　因为互联网这个技术，我们被改变了很多，在很多行业都日益被互联网的今天，金融业不可避免受到波及，但是事实上金融业由于是低频交易，他所受到的波及并不如对其他行业影响大，但是又由于金融业的客单价高，这种变革带来的影响力却很大。　　对金融业的几个趋势性的改变，我最近很关注众筹，前几天跟红杉资本也谈到过这个话题，其实我想说互联网出现对早期投资的改变是比较现实的，最大的特征就是互联网使得投资非专业化的趋势大幅度加强，怎么理解呢？　　原先的社会体系里，投资其实是很高大上的行业，投资人每天打高尔夫，住五星级酒店，一堆人找他要钱，然后他给钱，感觉很爽，再过去那个年代里，钱是极其重要的门槛，无论是投资还是创业，钱都是重要的门槛，你没个几千万在手，做什么投资，其实几千万可能都不够。　　创业也是，阿里在十年前拿到了投资基本上就可以把别的竞争对手给灭了，拿到钱和没拿到钱的竞争压根不再一个层面上。所以投资人的高大上很大程度上是钱堆积出来的，他选了谁，谁可能就能快速成长，远超越同行。　　但是走到了今天两个明显变化，第一个是有钱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有钱人现在都进入了投资领域，随便个土豪都能拿出个几千万做投资的时候，我们发现高大上的投资已经彻底庸俗化了。　　而且原先被认为是专业性很强的行业其实被土豪也冲击的七零八落的，专业机构估值个千八万的项目，土豪一进来就轻松把你击垮，人家以亏了都无所谓的心态跟你玩，你很难玩的过他们，这种业余投资人的出现，对专业化还是有一定要求的行业来说是很可怕的。　　而互联网的出现是进一步加剧这个特征，互联网出现以后，让更多没什么钱的人凑在一起能量甚至超越了土豪。　　这个逻辑，越来越会得到验证，而且趋势呈现加强的态度，大量潘磕贸鑫匏娇鞯闷鸬那贤兑恍┛科撞豢科椎南钅浚缓笃戳嗣某涞币逦裢乒阍钡淖饔茫镏钅靠焖俪沙ぁ　　最终发现，以前一千个人想创业只有一百个人能创业的时代过去了，现在一千个人想创业九百个人能创业了，为什么，因为市场给了很多的办法给他钱，钱不是门槛的时候，市场越来越公平，能力竞争越来越充分。　　在早期投资格局里还采取传统基金的方式进行投资的逻辑，我个人感觉其实难度挺大的，现在的投资是两头当孙子，拿钱时候当孙子，投资项目时候也当孙子，我反正是不会去想做这种事情的，给人钱还看人脸色，这种钱不如不赚。　　趋势的第二个特征是什么？是随机偶然不可测。我们看到很多是因为技术的不可替代性，群体性特征的不可测性。　　使得技术是不可琢磨的，而且群体性特征的兴起使得热点不断被改变，社会整体的无意识，你很难把握未来趋势的机会在哪里。关于为什么社会整体的无意识，可以看我书章节里大数据这个章节。这里不多说了。　　世界上能跟着趋势赚钱的是两类人，一类人是马云、黄晓捷这样的人，他们天生具备敏锐的嗅觉，对于市场的理解很通透，而且执行力很强，天生爱折腾，且够狠，对自己能狠下心来的人，都能成点事情，如果看准来方向，能成大事。　　还有一类人压根不存在所谓选择一说，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所谓跟着趋势赚钱，并不是主动意识的结果，而是被动选择的结果，他们被社会的洪流抛向了不同的领域，然后就是花落谁家是谁家的格局，有人成事，有人败事，无非是祖坟冒青烟的结果罢了。　　94年被下岗的人，后来都能赚点小钱，而那些不下岗的员工，现在估计得下岗了，02年进不了银行得人，去了房地产或者去了阿里，现在赚了大钱。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面，这个逻辑和趋势很明显，决定你是否赚大钱的逻辑，不是选择，不是能力，而是运气，对，就是运气。　　这个世界，你赚小钱才是能力，赚大钱其实是靠命的，你努力勤奋，现在的社会，让你能过比较好的生活，但是，并不是努力勤奋就能让你成为马云马化腾的，命格不再，就别瞎想了。　　其实我在台湾大学做演讲的时候提过一个叫中美教育比较的观点，美国赚大钱的人都是名校毕业，至少考上了名校，美国要上名校，也是不容易的，都是牛人，但是中国其实赚大钱的很少是名校毕业的，首富也只是杭州师范大学而已，不是说这个学校不好，至少没有清华北大好，这个大家总是要认的吧。那么这里说明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因为大爆发的年代里，越是底层越容易被抛向不一样的社会洪流，而不一样的洪流，往往会有大机遇，很多人没得选择，更不会走固有的社会路径，也就更容易被抛弃社会的大趋势之中去。　　中国人过去十年的趋势性机会，不是互联网，互联网其实是最近一两年的趋势，过去十年的趋势性机会其实是资产升值，大量的房地产商在过去十年的盈利能力其实是极强的，只是趋势一旦逆转以后，互联网很轻松的就击垮了这个固有的社会趋势，不是房地产不行，也不是互联网太牛逼，而是社会趋势转化很快。　　在过去房地产是趋势的格局下，就会发现，曾经很多年的首富五十强，都是房地产老板，还有曾经的煤老板，他们的出身都极低，为什么呢？　　很多人其实到现在也没弄明白他们是怎么赚这个钱的，很多人都会把自己都成功归结为能力的结果，事实上这个是最大的可悲，哪里有什么能力的结果呢？　　你刚好在适合的年代碰巧做对了一件事情而已，然后以后就长期坚持这种策略，坚持固有的逻辑去做事情的话，结果可能会死的很惨。　　在底层架构改变的过程中，金融业是随之改变的，小逻辑必然是服从大逻辑的，所以看清楚互联网的趋势性变化，更有现实性意义。
(责任编辑：DF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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