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与中国期货市场互利共赢|证券期货|期货市场|汇率_新浪财经_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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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与中国期货市场互利共赢
　　专访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姚红辉
　　1中国地区的业务需积极开拓
　　“和港交所一样，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的市值在全球所有上市交易所中跻身前五名，是全球最大的交易所之一。”据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姚红辉介绍，历史上，巴西曾经有数量繁多的交易所，然而随着国家的经济中心从里约迁往圣保罗，众多交易所便逐渐合并，最终成就她所效力的巴西唯一的交易所――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巴贸易往来突飞猛进，双边贸易额增长了25倍。在这个阶段，投资者教育是姚红辉的工作之一，“三年多来，中国投资者去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投资的总交易量翻了4倍，中国企业去巴西当地设厂也慢慢地多了起来，这些公司如果想在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或者在当地融资，我们会帮助他们多做了解”。
　　当前，中国是巴西最大的出口国，占巴西总出口量的19%，中国去巴西的直接投资也在飞速增长。“中国是我们在亚洲最重视的市场。”姚红辉表示，去年3月，中国证监会批复同意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在上海设立代表处。目前，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在海外有纽约、伦敦、上海三个办公室。
　　“我们在中国，一方面，要做一些便利中国投资者去巴西投资技术上的提升，另一方面，我们也和中国的机构及交易所谈合作。”姚红辉表示，在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上海代表处经常举办投资者教育活动，“我们经常把上市公司和一些经济学家组织起来，让中国客户尽量熟悉巴西的交易规则”。
　　在上海代表处强力推动下，巴西除证券期货交易所之外的金融机构(包括政府机构)也开始重视中国投资者。姚红辉说：“去年，我们第一次将巴西的央行、财政部、证监会和银行业协会的政策制定者请到中国，为中国投资者讲解巴西的宏观经济和政策。”
　　2交易所创新业务需反复推敲合约设计
　　作为一家海外交易所，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在合约设计、投资者教育、风险控制等部分都值得我国借鉴。姚红辉不无感慨地说，“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走的道路与中国和欧美不同，在制度和交易规则上与西方市场也有不少区别。但它依然受到众多国际投资者的认可，这种经验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很有用”。
　　在衍生品方面，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的利率期货和外汇期货非常活跃。目前，巴西基准利率为11%，利率水平较高，且波动相对低利率国家更频繁，巴西的利率市场以极高的流动性吸引了众多海外投资者。如今，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的利率期货合约是全球第二大的期货合约，仅次于美国的利率期货合约。美国期货业协会(FIA)发布的2013年全球期货交易量调查报告显示，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的短期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期货合约稳定增长，2013年该合约交易量达3.9406亿手，较2012年同比增长15.6%，成为全球第二活跃的利率合约。经过几年的持续稳定增长，现年交易量总额已逾2008年的2倍。
　　目前，巴西的外汇合约量也稳居全球第五名，前四名分别为印度多种商品交易所(MCX)、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NSE)、俄罗斯证券交易所(RTS)和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据了解，自1999年巴西采取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后，其外汇期货交易规模迅速增长，在2007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由于投资者避险需求明显上升，增长尤其显著。2011年，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外汇期货的日均交易量已超过41万手。
　　今年年初以来，中国国内的外汇期货及利率期货上市呼声颇高。对此，姚红辉认为，交易所层面在合约设计方面应该反复推敲、再三斟酌，“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在合约设计方面做得很好，每个细节问题都会反复计算，精确论证”。
　　3严控风险是交易所制度建设的根本
　　此外，姚红辉强调，“交易所在投资者教育方面需要特别重视”。因为对于很多个人投资者来说，衍生品的概念还存在太多模糊地带。而对于中国交易所的风险控制环节，姚红辉认为，目前几家交易所风控做得很好，非常严格，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在风险方面，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也严格把控。2013年，昔日巴西首富埃克?巴蒂斯塔(Eike Batista)旗下石油公司OGX宣布破产，其股价的暴跌令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的股指产品受到了很大影响。在OGX破产清理完以后，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有着三十多年历史的股指计算方式第一次发生调整。“我们认为单个股票对于指数的影响太大了，所以就将这个计算方式做了调整，把单个股票的比重减小。”姚红辉表示，在避免系统性风险中，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的基础市场制度，特别是清算体系功不可没。
　　据了解，与中国的清算体系不同的是，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采取清算到户的结算方式。目前，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旗下有四家清算所，分别具备外汇、期货、股票和债券的清算功能。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今年即将“合四为一”，目前已完成整体系统设计，进入合并最终阶段。对于这一进展，姚红辉非常自豪，“清算所合并以后，交易所就可以统一考量客户的风险和保证金。对于投资者来说，资金的利用效率会提高，而对交易所来说也可以统一管理，降低成本”。
　　巴西的这种清算模式得到海外投资者的广泛认同，甚至被当作成功监管的典范。对此，姚红辉表示，“清算到户是巴西证监会的规定，这也实现风险可控，是对于投资者的一种保护”。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的客户多为机构投资者，客户数量虽不如中国这么庞大，但清算到户的工作量也是巨大的。“中国证监会在监管上也是非常严格的，中国的监管机构可以多宣传沟通，造成其市场影响力。”姚红辉认为。
　　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与其他海外交易所均有深入合作。2010年，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与CME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除了互相持有5%的股权，更以产品互挂、订单路径、搭建电子交易系统等多种形式互利合作。姚红辉坦言，国外交易所之间竞争比较激烈，而互换股权的模式很好地解决了交易所之间的利益问题。“我们两家交易所本身都是上市公司，互持5%的股份很好地解决了合作基础的问题。持股后，大家对很多长期和短期利益上的矛盾会缓和很多。”
　　日前，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总部已确定设在上海，该银行首任董事会主席将由巴西提名。随着金砖五国经济交流的深入，对于与中国交易所的合作，姚红辉也有很多期待。姚红辉透露，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与上证所、中金所都探讨过产品及信息等方面的合作事宜。“交易所产品合作对于两地市场的融合、信息共享有很多益处，也是巴中双方共同的意愿。”
　　在交易所之间的竞争问题上，姚红辉认为，巴中合作的基础本身就比较深厚，“巴西与中国在地理位置上相隔甚远，双方都是新兴市场国家，非常尊重对方的利益，大家以互利为出发点，合作前景光明”。
　　4金融期货已成国际期市发展的趋势
　　从事金融行业二十多年，从深圳有色金融交易所场内交易员，到赴香港担任风险总监、投资总监至总经理，再到近年出任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中国区首席代表，对自身经历，姚红辉以“机遇”二字概括。
　　“亲眼看着期货市场从成立到一路前行，这种经历对我来说非常触动。”姚红辉感慨道，作为一名曾经的市场人，转而进入交易所工作，让她对资本市场有了更多、更开阔的思考。“资本市场本身就是为经济服务的，金融危机以后，我也在思考如何让市场更健康，不要太脱离它的初衷。”对于现在的中国期货市场，姚红辉认为，转型和提升非常必要。
　　在海外，金融期货在衍生品市场占很大比重，就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而言，除了提供现货外汇、股票、固定收益证券的交易服务，在衍生品方面也提供股票、证券、指数、商品等衍生品合约。另外，利率和汇率的衍生品合约也是他们的重要产品。“如果中国期货市场能够与金融市场更好地融合，对于吸引人才和整个行业的提升都会有重要作用。”姚红辉对期货日报记者说道。
　　今年年初至今，我国监管机构及交易所频频吹风国内外汇期货和利率期货品种的上市，期权的推出也箭在弦上。近日，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中，同样提出要丰富汇率避险工具，加大外汇产品创新力度，增加外汇市场交易品种，研究外汇期权组合产品和期货业务创新，形成即期、远期、期货、期权等多种产品结合，汇率产品和利率产品结合的产品体系。
　　另外，在汇率方面，央行也提出要继续完善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根据外汇市场发展状况和经济金融形势，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进一步发挥市场决定汇率的作用，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目前，中国期货市场有很多商品期货品种，为中国的实体经济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然而姚红辉认为，“金融期货或许是未来期货市场发展的方向，若只有较多的商品期货品种，可能跟资本市场的联系就不那么紧密”。
　　同样，在上海自贸区这块试验田里，金融改革创新与跨境贸易投资制度创新正在精心孕育。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自成立以来做出诸多创新，目前已有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政策，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开来。对于自贸区分账核算系统FT账户先行先试的创新之举，姚红辉也认为这是一个较好的模式，监管层在监管上能够通过这个渠道去控制风险，在必要的时候采取相应的措施。
　　在交易所方面，作为世界交易所联盟(WFE)的评估小组人员之一，交易所在法制化、公司化等制度上的完善，是世界交易所联盟评估小组评判的一个重要环节。交易所上市、公司化运作或是交易所未来运营的发展方向。对此，姚红辉也阐述了她的理解：“对于交易所而言，若要强化自己的公司治理和优势，切实在国际上吸引投资者，市场化运作很有意义。”
　　“其实巴西有很多地方要向中国学习，”姚红辉坦言，由于历史上有过高通胀，巴西人民的消费习惯与中国截然不同，他们不喜欢储蓄，将资金用于投资、理财的国民非常少，所以巴西的个人投资者非常少。“我们甚至还请来了球星罗纳尔多为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做宣传，希望能吸引更多个人投资者参与到资本市场中来。”姚红辉笑称，相较之下，中国期货市场的个人投资者数量庞大，在这方面的教育、宣传和监管上值得巴西借鉴。
　　对于中国的监管层，姚红辉用“非常好学”来形容，“中国的监管层会参考各方经验，他们有理论基础，学历也非常高。他们在很多方面都比较能为企业考虑，为企业服务，也做了很多工作，这也让人很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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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俄罗斯、巴西的地理位置差异主要是突出中国地理位置优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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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处温带.环境适宜.俄罗斯虽然比中国大一倍,但是冰天雪地,唯一不冻港,海参崴还是抢中国的.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政治地缘环境复杂.海上线来说,中国的位置非常不佳.在台湾不收回情况下,中国被第一岛链包围,相当于内陆国.巴西、中国及印度减贫工作之比较
巴西、中国及印度减贫工作之比较
作者：[澳]马丁o拉瓦利恩 石芸 译
日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8期　　浏览次数：0　　文字大小：
摘要：巴西、中国和印度三国在各自改革进程中，贫困状况都有所减少，但是程度各不相同，成因也各不相同。中国在其以市场为先导的经济发展之初，历史机遇较好，减贫速度较快。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机会不平等现象一直有增无减。在巴西和印度，机会被富有一族攫取在手中，使社会各领域的不平等严重影响了两国减贫进展。虽然仅从经济增长角度看，巴西成绩有限，但近年来其推行改革，市场先行，辅之以渐进的社会政策，使其减贫速度快于印度。随着不平等现象的快速上升，中国应学习巴西施行这些政策的成功经验。印度在确保民众参与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政策方面还有更多工作要做，可向中国和巴西学习。中印巴三国均认识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对于减贫工作至关重要。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更好地同贫困作斗争，争论颇多。巴西、中国和印度的减贫历程反映出人们对此的不同看法。此三国都进行了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改革。中国最早，长达25年的计划经济使其在始于70年代末期的改革中释放出巨大潜力。巴西和印度在90年代早期至中期开始切实地施行改革，之前都有过改革的尝试。
　　三国在改革期间减贫都颇有进展，只是各自程度不同。从增长模式和分配变化来看，中印两国共同点较多：经济增长迅速，但不平等情况加剧（在中国情况更为明显）。巴西增长相当有限，但不平等情况减少。
　　在过去的15年，中印巴三国在政策，尤其是在对宏观经济的重视程度，特别是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在诸如政策在对收入进行再分配中的影响等方面又有较大的差别。如果细究这三个国家的历史和政策体制就会发现，巴西和印度两国同中国相比有较多相似之处。但三国彼此都有可学习借鉴之处。其他减贫工作成效不佳的发展中国家可学习和借鉴它们减贫措施的优劣。
　　减贫业绩
　　全国家庭调查被用来衡量三个国家的贫困和不平等情况，辅以价格数据和得自国民核算和人口普查的数据。幸运的是，这三个国家都有贯穿其改革时期的可供互相比较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中国第一次全国抽样调查是在改革刚刚开始的1981年，巴西和印度在改革之前就有这类调查）。
　　这些调查衡量了家庭收入（巴西和中国）以及家庭消费支出（印度）（我会再谈及这个区别）。本文会多次用到贫困线这个概念，确定为1.25美元/天，这是依照2005年购买力平价对消费交换比率转换而成。这是世界最穷15国的平均贫困线数值。我还会使用对照2005年购买力平价的2.00美元/天这一贫困线数值，这是依据现有数据对所有发展中国家所定出的中等贫困线。本文中也会指出各国贫困线数值的区别。贫困与否是依照贫困人口指数来衡量的，即个人收入低于贫困线的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不平等的测量是依照基尼系数，增长率来自国民核算，数据来源牵涉诸多方面。
　　我研究了1981年、1993年和2005年三个国家的汇总数据。1993为中间点，这也是鉴于巴印两国在1993年前后政策产生诸多变化后而作出的自然选择。注意，我采用了调查结果均值和&混合均值&（基于国民核算的人均个人消费支出的估值）。此法不被看好，因其主观成分较多（特别是基于调查结果的相对分布情况适合混合均值）。不过，对于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对得自印度全国抽样调查和国民核算的消费总额数据之间差距不断加大情势的担忧，它倒不失为一种敏感性测验。
　　鉴于各国贫困现象的初始情况不同，我采用减贫相应年度比率来衡量减贫效率和进展（即贫困人口增长率与总人口增长率之差），而不是采用年度百分点来衡量。
　　数据表明，在改革初期，中国贫困人口占世界人口数最多，高达84%的人口生活在1.25美元/天贫困线标准之下（此标准为2005年依购买力平价兑换人民币价格数值）。现有数据表明，在1981年，只有4个国家（柬埔寨、布基纳法索、马里和乌干达）贫困人口指数高于中国。到2005年，中国贫困人口比例降至16%&&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的26%的平均值。年减贫相应比例高达6.6%（若采用混合法数值会略高），贫困人口数以每年5.5%减少。
　　若采用相同的贫困线数值，巴西贫困人口比例则大大低于中国。年期间其比例从17%左右降至8%，减贫相应比例为3.2%。虽不及中国，但也相当可观。减贫率自年间的2.3%升至年间的4.2%。考虑到人口增长率的因素（在这两个时间段内人口增长率下降），贫困人口数在改革之前较为稳定，之后逐年以2.7%的比例减少。若使用混合法来看这两个时间段，其差异更为明显：年减贫无进展，93年后人口指数减少率则为每年5.1%。依照2.00美元/天贫困线标准，若仅以调查结果为准，可以看出减贫速度较为缓慢，而且改革期间同改革前二者差异不断缩小，虽然混合法测试结果显示基本上所有减贫成效都出现在改革前。
　　2005年，按照&1.25美元/天&的标准，印度的贫困人口指数为42%，中国为16%，巴西为8%。一直到90年代中期，印度的贫困人口指数都还远低于中国。1981年印度贫困人口指数为60%，大大低于中国（采用接近官方的贫困线标准，以2005年1美元购买力平价为准，其贫困人口指数从1981的42%降至2005年的24%）。印度以年均1.5%的减贫比例（按照1.25美元/天贫困线标准），比巴西和中国都低。只是较年时间段稍高。若以2.00美元/天标准看，其减贫比例更低。
　　正如所料，混合法对印度减贫成果的衡量影响最大。采用此法，年时间段按照1.25美元/天计算的贫困人口指数的相应减少比例成倍增加，达至年均3%。这表示了贫困人口的减少数。现在93年后的减贫比例稍高于93年之前的时期。采用混合法来比较的话，中国会领先印度大约7个年头。但是，即使采用混合法来比较，印度在93年之后的时间段里减贫成果仍不如巴西。
　　经济成就并不能准确反映出减贫成果。中国经济增长率最高，减贫率也最高，人均GDP增长率大约为9%。印度在改革期间年增长率大约为5%，巴西在改革期间人均GDP增长率略高于1%，较印度虽然增长率低，但减贫进展却较快。巴西经济增长率在改革期间有所增加，年均1.3%。印度在年人均GDP增长率年均低于2%，但在1991年后增长不止两倍。
　　另外，通过计算人均GDP单位增长中贫困的相应变化，即减贫的增长弹性，也可知悉这种差别。就所有贫困衡量指标来说，巴西却是最高的。例如，采用1.25美元/天标准，年人均GDP增长的弹性为-4.3，而相对应的中国的弹性为-0.8，印度为-0.4（混合法测得数值为-0.8）。
　　这些即是经济增长率对贫困的影响所产生的巨大差别，特别是巴西同中印两国之间。鉴于这些差别，我们可以计算出增长率及弹性数值相合所蕴含的减贫相应比例（这些计算结果表明弹性数值差别大小并不意味着它在巴西的政治经济能达到中国的增长速度的同时又能保有自身的弹性）。假设，印度具有巴西的弹性，在印度的增长率则对应着15%的减贫比例&&远高于中国。即便印度有中国的弹性数值，它的减贫比例也会两倍于调查结果所得出的比例数值(同混合法得出的比例相似)，贫困人口数会大为减少。或者如果中国有印度的弹性数值（基于调查结果），则其减贫比例会比现今数据的一半还少。
　　经济发展中减贫弹性有如此大的差别，原因何在？后面我会探讨初始条件和政策的作用。但有一个因素非常明显：由基尼系数所测定的不平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最初不平等程度低的国家（中国、印度）上升，而在不平等程度高的国家（巴西）下降。自然地，不平等的上升会弱化经济发展对减贫的影响，而不平等的下降则有助于增强经济发展对减贫的影响。
　　中国：减贫成绩巨大，但进展不一
　　中国减贫成果巨大，但在时空跨度上并不一致。20世纪80年代早期和90年代中期的减贫成果远远好于其他时期（80年代后期）。沿海地区成果明显好于内地。对中国以及其他想学习中国减贫经验的国家来说，这种情况值得关注。
　　地区和产业发展模式也会是重要的因素。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农村地区生活水准较低，但是城乡之间差异较大。20世纪80年代左右，城乡间的贫困比率为1∶10，因此首先改革农村经济至关重要。自80年左右开始，中国进行了一系列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改革。先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辅以其他改革措施，为农业产品资料打开市场。80年代早期中国减贫成效巨大，主要归功于这些刺激农户积极性的改革以及相关的为解放农产品市场而采取的措施。
　　80年以来中国减贫成功的大部分成果在于农村经济的发展。1981年以来，农村经济的繁荣对减贫的影响远大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同样，基础产业的发展（主要为农业）对减贫的影响比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影响更大。事实上，从对减贫的影响来看，中国农业发展是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的4倍。一些研究者所做的省级层面的数据分析表明，产业发展对减贫产生的所有影响几乎都会经由基础产业来发挥效用。
　　中国的行业发展模式拖了减贫工作的后腿。农村地区平均收入和长期增长率较低，造成城市和内地农村经济上的差异。自90年代中期开始这种差异特别明显。同样，尽管在包括80年代中期在内的某些时间段农业发展增速明显，但农业增长率却趋于下降。在任何发展中国家，如果经济不断增长，人们可能会认为农业在全国产量中所占比例会下降。但在中国，尽管经济高增长，农业方面（同80年代前半期相比）却是成绩平平，这影响了减贫进展。从农业部门对农业发展所施加的外部影响来看，因为在政策上对其他部门行业的倾斜，也可能造成农业整体上的效率低下。为便于理解经济增长过程中行业不平衡的影响，可以想像一下其他行业拥有同样数值的总体增长率，那么这种均衡发展可能只用10年而不是20年就能将贫困人口指数降至10%。
　　由于地域原因，发展进程是不平衡的。在某些省份，脱贫的速度远远高于其他省份。沿海地区的发展要高于内陆地区。中国内陆省份贫困人口指数的下降率不及沿海省份的一半，某些省份农村收入增高，脱贫速度较快，对全国的脱贫影响更大，但是，其收入增长率同其他省份一样都不高。
　　中国的发展模式不纯粹是市场驱动的过程。发展中国家容易出现发展不平衡的局面，但是逐渐加大的沿海&内陆的差别是政策决定的一个结果。沿海城市已经拥有有利于发展的优先条件，国家政策又决定优先发展沿海城市；同样，政府也影响了发展过程的各个组成部分，比如说在80年代中期政府决定优先发展非农业经济成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调控措施也影响了积极发展的方式，该措施包括：对主要行业（包括能源、公用事业和土地）实行价格补助；管理的弱化（包括环境的保护）；工业贷款的优惠政策，尤其是对大型（私有和公有）企业的优惠政策；通过户口制度对劳动力流动实施的限制；城市中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歧视性规定；地方政府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导致的结果是离开农村的人们极有可能失去农业土地使用权。
　　价格调控在两方面发挥作用。第一，通过将农民所交的公粮的价格提高到市场水平，中国渐进的发展经济的观念和做法为这场有利于穷人的改革留下了更多进行下去的机会。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第一阶段是建立了公粮采购制度，政府通过设定公粮数目，使采购价格低于市场水平（确保较为贫困的城市居民有能力购买），有效地向农民征税。这在短期内给了政府一个强有力的扶贫杠杆，在90年代初期，提高公粮采购价格有助于减少贫穷和不平衡。第二，全面价格水平的大幅上涨从反面影响了贫困人口（绝对的和相对的）。高通货膨胀时期会产生更多的贫穷问题。若国家调控经济发展，高通货膨胀仍存在，则可视为是收入分配的影响。
　　中国在其改革初期产生的低水平的不平衡有助于确保穷人能对推动经济发展的政策做出贡献并从中获益。这种较低的不平衡性倾向于使穷人不仅能得到大份额的蛋糕，而且能得到不断增长的蛋糕中的大份额。重要的是，中国原先的收入不平衡同时是主要财力和人力方面的相对不平衡。中国农村地区分配土地的低不平衡性在确保农业增长有利于穷人方面看起来是尤其重要的。打破传统的集体主义，确保土地分配相对平衡变得有可能。（然而考虑到家庭流动的受限制性，集体之间仍然存在较为突出的不平衡情况。）80年代早期农村经济改革即通过土地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使重新分配土地相对平衡，所激发出来的农业生产积极性极大地减少了贫困。
　　公共健康和教育方面的相对较低的不平衡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比如说，1980年中国的小学入学率达到100%，1981年成人受教育率（指年龄在15岁以上，能够读写）是61%，到2007年提高到93%，新生儿死亡率远低于50&，预期寿命达到65岁。即使按照今天发展中国家水平来看，这些都是很好的社会指标表现。事实上这些数据跟印度差不多，但是是25年之后的印度，却比当时国内经济改革刚刚开始认真实施时的印度好得多。正如有些学者所观察到的，中国在公共健康和教育方面的成就早于其经济改革所带来的成就。所以，虽然实施社会主义一般被认为不是一个有效的组织生产的方法，但是在中国改革初期阶段，它有力地降低了公共健康和教育方面的不平等。
　　从最初对经济有利的多个方面的不平等情况来看，原先的有利局面加上早期重视农业和农村发展，确保了中国在80年代最初五年减贫进程的迅速开展。
　　中国的经济飞快增长伴随着不平衡的急剧加大。基尼指数显示，其趋势增长率是每十年7个百分点，这暗示着中国在2025年将达到巴西目前的不平衡水平。虽然不平衡增长的趋势是明显的，但这种增长并未在所有的各个阶段出现：20世纪80年代早期、90年代中期和2000年不平衡一度下降。原先有利的局面意味着中国的发展会给贫困人口带来巨大的收益，但不平衡的增长开始阻碍贫困人口得到应有的收益。
　　大部分改革过程中造成不平衡持续上涨的压力来自多个渠道，包括人力市场的解放和相关学校教育利润的上升。具有争议的是，有些不平衡是好的方面的不平衡，至少开始是这样，因为它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经济机会。但是其他的不平衡就不那么有利了，因为它们导致了机会的不平等。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在健康和教育方面的不平等导致了地区生活水准的巨大差异，也同时产生了机会的不平等，这取决于一个人住在哪里。
　　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初期，基础教育在中国全面推广，但是教育成就的显著不平衡仍然存在，这些不平衡成为机会不平等越来越重要的因素。接受初中教育，有时候接受高中教育，事实上已成为能够不务农特别是进入城镇的先决条件。城镇地区工资水平远远高于农民的收入，因此缺乏教育在减贫方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限制因素，不仅在中国，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发展模式也影响了中国的不平衡的发展，反映出好的不平衡（比如说新机会的产生导致新资源的流动）和不好的不平衡（比如说地理位置的不同产生的贫困）。农村发展特别是农业发展趋向于降低中国的不平衡现象，但是有时候某些地区的发展滞缓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乡村的经济发展减少了城市和城市之间、乡村和乡村之间的不平衡，也同时减少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不平衡。
　　不平衡加大只是中国为发展和减贫而付出的简单代价吗？这问题难以回答，但是不应认为就存在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不平衡取决于其源自何处；如果不平等以机会的高度不平等形式出现，则其可能会对总体的经济发展前景产生影响。令人吃惊的是，中国的经历事实上没有佐证这种观点，即存在一种代价的交换。一系列实证研究发现这种观点有问题。首先，随着时间发展不平衡倾向于加大，但是发展加快的时期并没有导致不平衡的加快发展；相反，不平衡降低的那段时期（95&1998）正是家庭平均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第二，第一产业发展最快的那段时期并没有导致其他产业的低速发展。最后在农村收入增加更快的省份并没有经历不平衡的急剧扩大；如果有问题的话，情况正好是相反的。相关固定样本数据显示，就贫困而言，考虑到未发现任何证据表明非农业经济发展有助于减少贫困，几乎不需要产业发展模式和整体发展水平付出代价。
　　展望未来，如果中国不采取任何措施解决已扩大的不平衡，它很难保持像过去那样的进步。某种程度上讲近期的历史总会导致将来的后果。可以预见，今日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不平等会制约将来减贫的发展。高度不平衡是个双重障碍&&取决于它源自何处，尤其是有多少源于机会的不平等。机会的不平等意味着发展水平降低，贫困人口从经济发展中所得到的份额也变得更少。不平衡性在中国正在持续发展，并且已成为影响将来减贫工作的重要因素。中国在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初期，减贫水平较高，不平衡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变化。
　　中国在努力减贫方面，直接干预再分配并不是显得很突出。尽管经济已发生巨大变化，包括失业率上升和劳动力流动的增加，基于企业的社会安全保障还是保持原来的模式。不过有迹象表明这也在发生变化。中国政府在应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社会保障方面的新挑战时所作出的反应是建立最低居民生活保障制度，即低保制度。该计划旨在保证城市居民最低收入，由各地政府通过弥补居民实际收入和低保线之间的差距来实施。
　　这种政策有望在将来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虽然今日中国不平衡现象仍然存在，但通过再分配政策调整仍有潜力减少贫困。简单地量化这种潜力的方法是看在中国&非贫困&人口需交多少税以消除贫困。可以理解的是通过向中产阶级征税以资助低保制度的计划会受到抵制。所以为了证明这种计算，我们假设根据美国贫困线向所有高于此线的中国居民征收线性渐进所得税，由此产生的财政收入用于资助再分配以使每一个穷人达到国际贫困线，比如说每天1.25美元。这种必需的最低税收率可以由此计算得出，答案是2005年税收率为36%，也就是说，那些生活在美国最低贫困线以上的中国居民，大约需要交纳他们的收入与美贫困线之间的差额的1/3以使每一个中国居民达到1.25美元/天的贫困线（平均税率是从0开始，即个人收入与贫困线相同；然后慢慢上升，即个人收入慢慢增加）。我们后面会看到这与巴西和印度相比有什么区别。不过，这里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果在1981年实施这种计算方法，很显然，对于处于改革初期的中国来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需的最低税率是远超过100%。在那时贫困线差距是如此之大，国家如此之穷，实施这种再分配不实际。
　　虽然理论上低保计划会消除贫困，但实施起来却未达到预期效果，大部分原因是未能覆盖到目标人群以及城镇之间存在的不平衡。
　　巴西：经济低发展，减贫有成效
　　巴西在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经济停滞时期的特点是极度通货膨胀，这是财政赤字累积和相关金融政策的结果。那是一段具有拉美风格的宏观经济趋于平民化的时期，财政赤字居高不下、通货膨胀率高、贸易异常、某些行业企业国有成分过多、社会保障体系未能惠及穷人。通过结合劳工合同的去指数化和基于外汇汇率的稳定政策（即&真实计划&），政府最终在1994年控制住了通货膨胀。这也标志着1988年以来实施的以下调关税和消除配额限制为特点的贸易自由化政策的结束。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的政策体制倾向于接近&华盛顿共识&：宏观经济要稳定，财政政策要慎重，要进行贸易改革，某些国有企业应私有化。然而有一点与华盛顿共识大为不同：新政策的实施伴随着对社会保障政策和援助政策的重大改革，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政策目标更为清晰。
　　很显然，同中国相比，巴西在利用再分配来解决贫困问题方面能力更强。我们再来考虑一下对非贫困人口利用边际税率来消解贫富差距（采用美国1.25美元/天标准）的问题。可以看到，在中国，征收的边际税率需为36%。相比之下，2005年巴西的边际税率则仅为0.7%!即使是依照2.0美元/天标准，其边际税率也仅为4%（若采用接近于巴西全国贫困线的3.0美元/天标准，边际税率攀升至12%）。当然，在现实中能否实现这样的可能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尝试通过调节再分配来减贫这种可能方面，一系列旨在帮助穷人的现金转账计划&&包括由雇主支付的养老金，无条件转账和有条件现金转账及汇票转账计划&&自90年代末以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CCT计划旨在面向贫困家庭，条件是其子女需在学校接受教育和享有基本的医疗保健（后来扩展到包括儿童医疗保健）。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以实施和巩固CCT计划，后发展成&Bolso Famila&，从一开始覆盖了1100万户家庭或总人口的1/4，发展到以净收入考虑，覆盖了最穷的那部分人口中的60%。贫困家庭是借助代理方法测试的，该测试是基于已知的对贫困的共变相量上。
　　近年来，CCT计划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早期的例子是孟加拉共和国实施的&教育口粮&计划和墨西哥实施的&进步&计划（现称为机会计划）。本质上它们都是对信贷市场失败而严重侵害了穷人的利益这一现象所作出的反应，希望能够减少这种市场失败所带来的影响，不至于影响下一代。信贷市场失败包括贫困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资减少。只有使现金转账付诸实际行动，我们才有希望引导贫困家庭为它们的子女教育作出最佳选择。也许同等重要的是，转账接收的条件（经常被称为共同责任）使得CCT计划在政治上是可行的和可持续的。
　　8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领域内的改革使得经济适度发展，但它对贫困的作用令人失望。跟中国不一样，巴西是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90年代中期基尼指数略低于0.60，但中国在80年代早期基尼指数还不到0.60的一半。巴西的这种不平衡意味着，如果不平衡没有改变，巴西需要比中国更高的经济发展速度以维持其减贫的速度。在巴西这种收入高度不平衡条件下，我们发现人力资源发展的不平衡尤其在教育程度方面较为突出，这使得收入呈现坡度变化。
　　这些不平衡限制了贫困人口参与社会事务、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能力。
　　然而，在改革阶段（比如说90年代中期以来），巴西和中国（还有印度，以后会提到）之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在巴西，不平衡现象随着时间而减少，包括不同地区间和城乡间的不平衡。前面提到过，尽管巴西经济增长缓慢，但不平衡现象的减少是帮助巴西减贫的一个主要因素。
　　与中国相同，巴西发展模式重点是穷人的发展。在中国，农业的发展在减贫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而在巴西则是服务业。一直以来服务业比农业或工业的增长更有利于穷人。但是1994年以后，服务业发展减慢，从而对减贫产生了（小幅）负面影响。所以发展模式改革并不利于穷人。
　　但是94年之后，经济的全面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其发展模式的变化。事实上，80年代中期以来，巴西减贫的主要阶段是发生在94年之后。一些学者使用回归分析方法发现，94年以来，降低贫困的主要因素是通货膨胀率的大幅降低（&真实计划&的实施）和联邦政府社会援助开支的扩展和改革，包括在Bolso Famila方面。事实上有学者估计，如果经济发展不理想，又缺乏相关转移政策，巴西的贫困人口指数（按照巴西自己的标准）在2004年可能会高出5个百分点。
　　社会援助开支、通货膨胀和政策决定中的其他变化，还有收入分配，它们共同影响了产业发展模式。除了纯粹的发展方面的影响外，行业发展模式也影响收入分配。
　　但是收入分配所受的主要影响来自宏观经济的稳定和社会开支。一揽子政策计划中这两个因素对减贫的累积效果远远超出了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成分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展望未来，我们可以期望，贫困家庭子女受教育程度会大幅提高（受CCT计划所支持），这有助于贫困人口的更好发展。
　　从巴西的经历中可以得出两个经验。第一，有利于贫困人口的社会政策改革在减贫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哪怕是在经济发展停滞阶段，也是如此。第二，明智的宏观经济和贸易政策应不伤害贫困人群的利益，那么在应对高通货膨胀过程中，这些政策有可能对减贫工作贡献甚大，即使这不是它的首要目标。
　　印度：经济发展，穷人失望
　　关于印度的经济发展是否有助于其减贫，争论甚多。以前较有影响的争论中，一些学者认为，绿色革命所带来的农业发展过程给农村贫困人口几乎未带来任何好处，而另一些学者则指出，农产品发展是农村减贫的主要因素。借助于更多数据和更多农业生产力与贫困相关渠道，相关研究者发现，高效的农业生产力（每单位产量）给印度农村贫困人口带来的既有绝对收益，又有相对收益，而这些收益大部分得自高效的农业生产力所带来的实际高收入。
　　关于城镇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惠及贫困人口的问题，也存在一场争论。许多印度的独立后计划者（post?independence planner）乐观地认为，国内大规模的以城镇为基础并且受到重点保护的工业进程会给城镇和农村贫困人口带来长期的收益。但此观点当时，以及自提出之后，都并不被大多数观察家所认可。消除这些论调会给有利于穷人的非农业经济发展过程带来更多的希望。
　　在80年代印度曾有过经济改革的一些尝试，但真正切实实施改革是在经历过一场收支平衡危机的1991年。印度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支持私有企业，推行更为开放的经济形态，并努力重组公有企业。虽然农业被忽视（此点同中国不同），但贸易和工业领域的政策的实施意义重大。
　　印度的全国抽样数据显示，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困也在减少，包括在改革阶段。然而一系列因素影响了减贫的发展。正如许多观察家所注意到的，不平等增加是一个因素。不平等的增加影响了减贫的发展，在这背后可以发现印度发展过程中区域差异和产业差异性的迹象，其中一个方面是城乡发展的结合。就像在中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那样，印度的绝对贫困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虽然其城乡差别不像在中国那么大（印度城乡之间平均消费比值是1.3,差不多是中国的一半）。印度在城乡消费方面的差距随着时间而在增大，这导致总体的不平等增加。另外，自90年代初期以来，城乡地区内部的不平等都在扩大。
　　跟中国一样，过去的研究表明，印度农村经济发展对全国减贫作用巨大。虽然有迹象表明，经济发展的过程发生变化，使得城镇经济发展更有利于贫困人口。有证据表明，90年代初期，城镇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工作之间联系紧密。
　　同中国和巴西相同，高通货膨胀时期伤害了印度贫困人口的利益。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印度的经济传导机制，它在非熟练工人工资在短期内的停滞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印度国内各邦之间的发展也是大不相同，尤其是非农业经济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减贫方面。这与初始条件的差别相关，尤其是在人力资源方面。毫无疑问，在这三个国家人力资源发展的不平衡影响了减贫工作的进展，但印度的问题尤为突出。前面已提到过，在两国改革初期，印度的教育不平衡明显高于中国。在1990年，印度的小学入学率仍未达到100%，而中国在十年前已达到这个水平。在中国90年代，几乎80%的成人（大于15岁）受过教育，而印度不足一半。80年代早期，当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际，2/3的成人受过教育，这比十年后印度实施改革后整个受教育人口数都高得多。
　　但是，我们发现在中国不同行业部门对减贫的影响各不相同。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一样，印度的趋势增长率在扎根于城市的现代工业和服务业中一直比农业部门更高。可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在其减贫业绩中所具有的重要性程度远要高于印度，反观印度，其服务业所占比重则更大。在这方面，印度同巴西共同点较多。对这种差异最为合理的解释在于资产的初始分配，农业土地在中国的分配比印度更为平均。农业的去集体化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中国在这个方面占据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优势。
　　在医疗保健方面印度发展仍然滞后。1990年印度的新生儿病死率为80&，是同期中国的两倍之多。人均寿命方面两国也相差8岁（印度平均寿命为60岁，而中国为68岁）。
　　各邦在以上和其他方面不平等的差异也反映了减贫的重要性。在印度所有邦，非农经济发展对贫困影响的差异反映出多个方面的不平衡：低效的农业生产力，较城镇地区落后的生活水准，以及落后的基础教育，都影响了穷人加入非农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各邦之间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差异已成为解释非农经济对贫困产生不同影响的主要因素。那些没怎么上过学，钱又少，或者没机会接触信用卡的人，几乎没有可能去充分利用市场改革所带来的新机会。在印度各邦之间文盲率的差异更多的是由于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差异而引起的，这更有力地解释了减贫程度不同的情况。
　　与中国尤其是巴西相比，印度使用收入再分配来解决贫困问题的可能性更小。再次回顾为中国和巴西所做的假设税率计算：在印度，从高于美国贫困线的居民收入税收中增加财政收入以填补按照1.25美元/天标准得出的贫困差距几乎是不可能的，边际税率将超过100%。甚至，即使边际税率超过100%，由此而增加的税收只能填补印度存在的整个贫困差距的20%。如果使用综合方法，边际税率仍然会超过100%，只是略微超过而已。
　　印度有很长的直接干预历史，目标是减贫。比较著名的是食物补助、农场配给补贴以及信用制和工作福利制资助，特别是对食物和化肥的补助，耗资巨大但收效甚微。有些穷人很明显得到好处，但许多人并没有得到，相反有些有钱人倒是捞了不少好处。年的数据表明，财富最少的那五分之一人口是最没有可能得到定量供应卡（ration card）（能允许得到补助食物）的，而那部分最富的五分之一人口却最有可能得到。
　　在考虑以上项目对贫穷状况的影响时，有几点需要引起注意，其中包括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但是几乎所有细心的观察家都会认为印度的这种扶贫政策成效可圈可点。按照传统的&贫穷&定义，这些干预措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贫穷，但针对性不强，而且这期间一直有腐败问题。
　　实施新型国家农村就业保障计划（NREGS）大有希望。该计划保证，每年在印度农村地区以不低于法定农业劳动低收入为标准，给那些需要的家庭提供100天无需技术的体力劳动工作。印度在实施此类计划上经验比较丰富，可追溯到19世纪末的饥荒法规上。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实施的著名的就业保障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型国家农村就业保障计划。就业保障计划（EGS）旨在通过以低工资给那些有任何需要的人提供无技术性体力劳动，以此确保农村地区的收入。该项计划在全国得到资助，主要来源是那些比较富有的城市居民的税收。&就业保障&是EGS的新特色，它使国家的保障功能得以实施，也同时帮助了那些无能为力的穷人。那些寻求救济的穷人必须好好工作以得到支持，他们所做的工作能够极大地改善急需的公共设施建设，尤其是在贫困地区。工作需求也有助于确立某种程度上的自我定位，因为富人们经常不乐意从事这类工作。帮助穷人建立自我定位而不是铤而走险，是这类计划不同于其他计划的一个显著特点，包括被巴西所青睐的定位转移支付。然而，实施此类计划也要付出代价，且经常较为隐蔽。特别是，工作要求本身也是参加者的一种代价，虽然能理所当然地获得报酬，但是他们的时间也耗在这个工作上面了。
　　之前关于此类项目的研究已经表明设计特点（design feature）对实现潜在利益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预算，工资水平与就业保障是一致的。与其他项目相比，扶贫中创造出来的价值对于成本效益是很关键的。项目的实施与监控、贪污腐败情况也关系到NREGS的实施。NREGS符合改革创新的一系列特点，这能帮助它解决一些所关心的问题，包括使用公众审查、先进的监督和信息系统。NREGS看来会在印度农村地区减少贫穷，虽然其力度有多大还不得而知。
　　印度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包括巴西）的方法，努力确保减贫资金捐助能切实到达穷人手中，并且能推动产生积极的行为（比如说印度的女孩受教育问题）。
　　了解这三个国家在减贫成果上的差异的历史很重要。中国在减贫方面的快速进展不仅反映出其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消除由于以往政策失灵导致的破坏性），还反映出其改革前有利的初始条件，尤其是获得生产性投入（土地和人力资本）方面相对较低的不平等情况，正是这种不平衡性意味着穷人能够更充分地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
　　相比较而言，巴西的前期改革政权是高度不平等的，而政策的歪曲则可能是导致这种局面的一个因素。历史上巴西的这种高度不平等很明显已经成为减贫进程中的制约因素。高度不平等不仅意味着发展过程中穷人得到了较低的利益分配，而且还可能彻底地延缓增长速度。尽管在改革期间巴西国内的增长速度有所好转，但一直以来还是处于低靡状态。巴西过去的宏观经济虽然极不稳定，但这三个国家的经验证实了控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性，通货膨胀较高的时期，三个国家的减贫进程更加缓慢。但是没有高经济增长率，巴西很难取得像中国那样的减贫成绩。
　　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持续上升的不平等状态削减了穷人在经济增长中的利益分配，同时也使未来的增长进程受到威胁。由于缺乏有效的再分配机制，中国将真的会如巴西一样走上高度不平等国家的道路。在致力于解决国内新的不平等问题上，中国可以向巴西汲取经验。如果能将中国的加快经济增长的政策与巴西的社会政策相结合，对所有国家来说，这都是一个不错的方案。
　　在某些层面，印度减贫的历史相对于巴西而言更与中国存在共性，特别是在不平等增加和贫困下降情况共存这个方面。然而若加以深究的话，印度与巴西仍然存在相似性。印度的消费不平衡相对较低，当然也不像巴西的收入性不平衡那么高，但是印度的收入不平衡有可能高于消费性不平衡。据估计，这种收入不平衡也不比巴西低多少。虽然在改革期间，印度城镇经济增长对贫困所产生的较强的影响呈现了振奋人心的迹象，但在其他方面的（较大程度的）不平衡，包括人力发展方面，已经很明显阻碍了该国的减贫进程，尤其是非农业经济增长方面。在过去的时间里，两个国家为应对前期机会的高度不平等问题上或许都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在这三个国家里，产业增长模式和减贫同等重要，不受总体增长率影响。在中国，第一产业（以农业为主）的产量增长曾是削减贫困的主要驱动力；在印度和巴西，第三产业（服务业）则更为重要（尽管通过另外两个产业的增长它必将产生间接的影响）。在需要不同类型的政策来扶持不同产业增长的情况下，各产业决策者的当务之急（在一定时期内各个国家和国家之间都会有所不同）都关系到减贫进程的发展。
　　巴西（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和印度（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很明显已经在通过直接干预的手段抵制贫困方面作出了比中国更加强有力的努力，例如利用转移支付的方式（有条件的和无条件的）。考虑到巴西在通过再分配来抵制贫困方面比中国或印度更有能力，上述事实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在解决高度不平等问题上可以从巴西的成功范例中学习经验。当然，中国似乎已经开始在再分配方面拥有与巴西类似的能力。所有这三个国家都需要在对其未来社会政策的影响性评估方面加以更多的投入。
　　展望未来，印度为其贫困人口成功地提供更好的健康和教育条件无疑被视为确保更为有效地削减贫困的关键因素&&容许穷人更充分地享有国家经济强劲增长所产生的种种机遇。正如巴西开始认真解决其国内高度的收入不平等一样，印度需要更加精力十足地处理其自身的种种不平等，尤其是在人力发展方面。
　　人们可以通过设想一个简单记分卡，用来概括衡量国家抵制贫困的有效性。这种记分卡设计有两个关键部分：扶贫性经济增长和扶贫性社会政策。在它们的改革期间，中国很显然在扶贫性经济增长方面取得较好得分，而巴西和印度都未能做到；巴西缺乏增长，而印度缺乏减贫性增长。巴西在社会政策方面一直得分较高，中国和印度则比不上；对中国而言，一直以来与新型市场经济相关的新的社会政策的贯彻实施进程都很缓慢（尽管过去的体制在这一领域遗留下了一些历史性优势），而对于印度，更大的问题则是现有的许多政策在何种程度上被非贫困人口掌控着。【本文是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局局长、全球贫困问题专家马丁?拉瓦利恩（Martin Ravallion）在2009年10月发表的研究报告。】
　　（译者单位：廊坊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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