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钱湖水上乐园殷家湾居士岭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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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便直排东钱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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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说,10月26日早上,村委会要建新房,将原来的厕所推倒,结果挖开化粪池,造成粪便流进东钱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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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孙思拓本报讯 昨天,快报报道了,“日湖会拆迁后留下大量建筑垃圾,与周围湖光山色相伴,显得很不协调”。(详见本报昨日N01版报道)今年3月,日湖会地块在“三改一拆”专项整治期间被强制拆除。拆除后总面积约6000平方米地块将由江北区城管局复绿。昨天,江北城管局项目办工作人员介绍,这块绿地将种植本土花卉树种,春天赏樱花,秋天赏红枫,一年四季都有色彩,“乔木以香樟为主,有50多棵,还有20多棵女贞、银杏,同时点缀樱花、桂花、银杏树。”按计划,工期60天,施工单位即将进场,也就是说,12月底或1月初,市民又多了个休闲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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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中的东钱湖缅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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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中国论文网 /5/view-6465151.htm  东钱湖去宁波市区东南约三十里,环湖皆山,山峦起伏。其间八十一岭荟萃,七十二溪奔流,众水依势蜿蜒汇聚成湖。据考证,早在上古时期,东钱湖为海迹天然?湖,后因四明山向东入海的余脉缓缓隆起,阻隔了与海的联系,最终成为与东海隔山相望的一泓清幽碧波。东钱湖原由谷子湖、梅湖和外湖组成。由于历史上尤其是建国后大规模围湖造田的原因,梅湖现已湮为农田。上世纪七十年代,人们又在外湖中央筑成跨湖大塘,将外湖隔为南湖和北湖。现在的东钱湖便由谷子湖、南湖与北湖所组成,总面积约二十平方公里,周长四十五公里,约四倍于杭州西湖,是名副其实的浙江最大的天然淡水湖。   东钱湖东南有福泉山巍峨耸立,西北有月波山妩媚横陈。其间又有陶公山、百步尖、青山、隐学山、狮子山、二灵山、霞屿等众多山岭隔湖遥遥相望。湖面辽阔,岸线曲折,烟波浩淼,山水环抱,湖外有山,山外有湖,山重水复,气象万千。环湖的自然风光因裹挟着来自悠远岁月的丰富信息而不断跳动着山水的波诡云谲,惹人遐思。自西晋以后,东钱湖四周代有兴筑,尤其是南宋以后多官宦学子消闲隐居之处。湖东下水村为南宋史氏家族的发祥之地,所筑功德寺、石窟、墓葬颇多。元明期间,文人时有僻居湖山间,四周山麓多名人遗迹。曾经久居东钱湖边甚至可说是靠山湖的风水起家的南宋丞相史浩在《东湖游山》中咏叹道:“四明山水天下异,东湖景物尤佳致。”   东钱湖的山水胜概、人文史迹在历史上曾交相辉映,清人史大成的《游东钱湖形胜赋》就以全景的视野生动描绘了这种盛况:   (东钱湖)宋名东井,唐号西湖。带八塘而通四硖,渥七乡而及三县。古松怪柏,争胜于牛眠之地。瑶草琪花,竞秀于虎号之坪。地接马山,湖通象坎。锦屏漾霞屿之口,银镜浮月波之面。浮浮渔艇,每弄姜郎湾前。隐隐客帆,时过陶公山外。慈云岭断,秀峰远映于寒潭。福泉山危,重峦直绕于烟浦。看青山岭畔,远浦归舟。观绿野塘边,平沙落雁。悬青献碧,秀耸和尚之山。逐浪挑空,波泛观音之洞。美矣!师姑山内,木石俱奇。休哉!道士湾中,花卉具备。……一十八峰,遥知秀气之毓;七十二岙,尽被王化之恩。呜呼!山外山,叠叠兮青山。上水下水,悠悠兮绿水。慨陶公其已逝矣,自偃王而何在乎?徒存钓鱼之矶,空有穿藤之石。睹梨花于书院,悲芳草于茶亭。烟波之馆虽虚,天镜之桥岂废。时已迁变,景若长新。   东钱湖在历史上曾有多种别称,如“?湖”、“钱湖”、“万金湖”等,但也常被简称东湖,这主要是因为它和古?县治的相对位置而言。东钱湖原在古?县之西,因此被称为西湖,后来?县治迁往东钱湖之西,东钱湖便被称为东湖。但在一些文人墨客眼中,东湖本质上也是审美视角中参照杭州西湖的结果,正是在与西湖景色的映照中,东钱湖才焕发了卓尔不群的宝贵品格。那么,东钱湖的特殊品质体现在哪里呢?简单地说,西湖喧嚣、繁华和世俗,东湖幽静、质朴而超俗。清初甬上诗人李邺嗣《泛舟东湖同徐霜皋作》:“歌吹喧西湖,尽在白苏后。未若兹湖佳,幽寻自不偶。”忻恕《东钱湖竹枝词》:“家在东湖一画图,不将西子比西湖。西湖风景东湖有,西子从来天下无。”繁华的西子湖人间常有,而清幽的东钱湖世上独存。   杭州西湖与宁波东钱湖几乎都在南宋王朝迎来了它们在历史上人文关注的高潮。不消说,杭州是南宋的都城和政治文化的中心,西湖与市井又比邻而居,摩肩接踵的人群和烦嚣的宴饮歌舞几乎把西湖给淹没了,而西湖也就在这种过度消费中享受着世俗尊宠的荣耀。宁波在南宋则是最重要的对外门户,也迎来了城市发展史上的高峰岁月。这一时期宁波航运繁忙,商贸兴盛,宁波先人遗传的商贸基因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尽情的舒展。尽管东钱湖去城东南不过三十里,但这个距离却足以阻隔普通人流连山水的世俗兴趣,但寻幽探胜者已迈开了前往一游的步履。实际上,浙东秀丽的山川风光在宋以前获得的人文眷顾并不多,倒是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加速了对浙东山水的人文开发。   但东湖与西湖承载的人文情愫终究是不同的,如果说东钱湖是属于自然的,那么西湖的风貌已经被世俗所侵蚀。西湖的天然妩媚因其密集的人文抚摸而逐渐丧失了纯粹的自然禀性。于是,东湖在与西湖的映照中尽管不能说获得了绝对的优势,却无疑收获了某种特殊的品格。元代诗人袁士元在《寒食过东钱湖》中就对这种景况做了简约精妙的概括,这差不多已经成为后人感知东钱湖的特殊魅力所在了――   尽说西湖足胜游,东湖谁信更清幽。   一百五十客舟过,七十二溪春水流。   百鸟影边霞峪寺,翠微深处月波楼。   天然景物谁能状?千古诗人咏不休。   二   东钱湖卓尔不群,天生丽质,山环水绕。山不高而气势森然,水不深却气象万千。东钱湖的清幽一半可说缘于她的自然禀性,而另一半却实在和她所负载的由其历史纵深发出的人文信息密切相关。   在东钱湖的东南不远处,一片苍翠掩映之地为隐学山,相传为西周时期徐国国君徐偃王隐居读书之处。元人徐本原在盘桓隐学山时不禁动情追忆了历史上这段义薄青天的感人故事:   周穆曰盘游,九鼎几欲移。造父御八骏,万里觞瑶池。   邦家叹无主,神器将安归?诸侯悉朝徐,瑞应惟其时。   忽闻黄竹歌,拒战非所宜。避位向吴越,直至东海涯。   德义感人心,臣?争相随。山以隐学名,上有栖真祠。   翁仲翳草莱,再拜空嘘嘻。辽鹤竟不返,附葬冢累累。   子孙繁且衍,谱牒能相贻。零落千载下,恻然起遐思。   偃王为西周时期徐戎国第三十二世君王,治国有方,素以仁义闻名于世。加上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民安居乐业,国力不断增强,来朝贡者日益增多,统治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史载,当时周边来朝者“三十有六国”,“地方五百里”,范围涉及到淮河、泗水流域。这无形中对西周中央政府的权威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于是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周穆王慑其影响,命造父联合楚文王进攻徐国,要将这个“仁者”统治的诸侯国消灭在萌芽中。徐国与楚国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非常悬殊,一旦交战将不可避免地会对无数平民百姓的生命造成巨大的戕害。仁义在心的徐偃王思虑再三,于心不忍,就在战端一触即发之际选择了罢战逃亡的道路,数万百姓感其仁义,一路苦苦相随。真是“德洽民心服,身罹国步艰”。偃王以毅然决然的自我放逐避免了无数苍生的生灵涂炭。这确实是一个无私忘我的“仁者”的博爱故事。   徐偃王终以“仁义”而彪炳史册,但他的下落在历史上却一直众说纷纭,扑朔迷离。一种说法是他死于彭城武原县(今江苏邳州)东山,此去徐国近在咫尺,逃亡在此似乎并不明智,也无任何安全感可言,其可靠性值得怀疑。另一种说法是,偃王“不之彭城而之越城之隅,弃玉几砚于会稽之水。”最终卜居于东钱湖畔的隐学山。此后他盘桓山水,读书思考,临终时感叹道:“吾赖于文德,而不明武务,以至于此。”这种痛心自责之言,与其说是懊悔今生,倒不如说更像一个仁者面对战端频发的无道乱世所发出的无奈感慨。因此尽管徐国离浙东海边的东钱湖相距甚遥,但这个距离并不能成为偃王奔赴心灵之约的障碍。据说徐偃王死后葬于此山,后人为纪念徐偃王的仁德,唐建中二年(781年)曾在隐学山上建隐学讲寺,元明清三朝屡圮屡建。这里成为后人发思古之幽情的一个好去处,元人徐本原另诗吟诵了这种情怀:   访古叩禅关,招提尽日闲。鸟啼青嶂里,僧语翠微间。   今日栖真地,前朝隐学山。石坛芳草碧,墓道落花殷。   德洽民心服,身罹国步艰。代周知逊位,命楚反羞言。   凤去彭城路,龙潜越水湾。惟留翁仲在,不见令威还。   碑藓应难认,烟萝已倦攀。陇云同杳杳,涧水自潺潺。   瞑合千峰紫,春残一径斑。夕阳归兴缓,清磐隔尘寰。   从中原之侧的徐国到浙东海边的东钱湖,两地相距近千公里,且中间跨江隔海,在当时的自然条件下跨越这个空间的确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偃王一路走来想必历尽了千辛万苦,他终于在陆地尽头的东钱湖边停下了疲惫的脚步。   路在隐学山前消失了,前方是浩瀚的大海,但思却在隐学山前继续……冥冥之中,大仁大德之人和东钱湖的山水禀赋在这里达成了神秘的契合。也许隐学山幽静灵异之所正是偃王孜孜以求的最后归宿地。尽管在历史上仁义面对武力总是那样的不堪和无助,但高义之人的高风亮节能够逾千年而不衰,也足可见仁义常在人心,另具一种征服时空的强大力量。   大概正因为偃王淹留在东钱湖畔,日后便在浙东大地上播撒了仁德的种子。晋代著名文人陆云在《答车茂安书》中对宁波的淳朴民风赞不绝口:“且彼吏民,恭谨笃慎,敬爱官长,鞭朴不施,声教风靡。”宁波地域的这种敦厚儒雅的民风也许就是从偃王那时开始的吧。   三   东钱湖西南有陶公山,当为纪念春秋时期越国大夫范蠡而命名。后人游此留诗曰:   平吴霸越谢成功,退隐湖滨作钓翁。   自有石矶留胜迹,此山依旧属陶公。   诗句抒发了对越国大夫范蠡的人生事迹尤其是对他最后归隐东钱湖的无限感慨。   东钱湖和范蠡的神秘联系从另一个侧面撩开了东钱湖的奇特魅力。俱往矣,从东钱湖的历史纵深处发出的信息总是那么明灭闪烁,散发着晦暗诱人的光辉,令人禁不住浮想联翩……   如果说徐偃王是中国历史上胸怀博大的“仁人”,那么范蠡无疑堪称中国历史上聪明绝顶的“智者”。仁人智者似乎分属两种不同的人生风范,自成高标。但让人惊诧不已的是,这两位中国历史上的“仁人”“智士”却在东钱湖边意外邂逅,不约而同地都将自己的余生托付给了东钱湖的湖光山色,这种人生抉择似乎应验了中国先哲的那句老话:“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由此看来,东钱湖的山光水色确实具有某种特殊的魔力,虽千难万险,山川阻隔,虎狼当道,也无法阻挡大仁大智者们竞相前往的步履。   东钱湖是神奇的湖。   遥想当年,范蠡辅佐越王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灭吴兴越,成就了越国的一番霸业。功成名就,本当志得意满,春风拂面,等待论功行赏的尊崇,但世事洞明的范蠡却没有被胜利的喜宴冲昏头脑。他深知越王勾践“可以同患,难以处安”,更省察“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中国专制君王的御人之术。于是明智地功成身退,辞职归隐。他先化名鸱夷子皮,到齐国商贸重镇陶做起了生意,以自己的智慧聚敛了惊人的财富,人称陶朱公。但范蠡似乎并不以追求财富为真正目的,经商致富好像只是他继续实现人生价值的雕虫小技,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但随后又散尽千金救济市井贫困人士,博得了为富有仁的好名声。他也无疑可以进入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慈善家行列。最后在阅尽人世繁华以后,“乘扁舟浮以江湖”,神秘地莫知所终。   让人颇感兴味的是,范蠡的神秘身影最后竟然意外地晃动在了东钱湖边的山间水畔。传说范蠡最后携着美女西施悄悄来到了东钱湖边,隐居于湖畔西南的伏牛山上,寄情山水,笑遨江湖,悠闲而不乏智慧地打发着他最后的人生时光。后人追怀范蠡的兴越之功,把伏牛山改名陶公山,将其临湖垂钓处的牛头渚名为陶公钓矶。南宋宝庆三年,庆元知府胡榘在陶公山上修建“烟波馆”、“天镜亭”。亭馆早圮,石矶亦毁,今仅留其名。清人董沛有诗记其事云:   陶公山下水深深,苔覆渔矶树覆岑。   绝代红颜容一舸,起家赤手致千金。   秋风蔓草宫游鹿,寒月芦花浪打禽。   闻说烟波曾置馆,旧时台榭费追寻。   这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但这个传说和东钱湖的联姻却传递出了来自地域文化源头的某种令人振奋的悠远信息,它赋予东钱湖卓然不群的人文意义。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体会,东钱湖非但不排拒范蠡的莅临,反而以更充分的理由诠释着东钱湖与范蠡之间存在的某种内在联系。人和自然的关系看起来似乎有些神秘,但正如丹麦近代著名学者勃兰兑斯断言的那样:“人是大自然的子宫里孕育出来的”,生命在本质上与自然相统一,人对生命栖息地的选择无非表明了这种天人合一的自觉性。   先秦时曾设贸县于东钱湖以东贸山处,汉时加“邑”成“?”,其意为商贸之人聚居之地,《十道四番志》云:“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故名贸。”因此,“?”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以商贸命名地名的唯一文字。与?山毗邻,所以东钱湖亦名“?湖”。据说,秦始皇“乡东观沧海遂御六军南巡狩,登稽岳,刻文石,身在?县三十余日”。李邺嗣诗曰:“风迹千春问有无,山川历历在荒涂。登峰曾说秦始皇,重水犹传文大夫。”这表明东钱湖周边的地区在春秋时期即已开始了它的商贸之旅,果然如此的话,则这方水土上演了宁波商帮的先祖们的最初的财富故事,宁静的东钱湖为这个故事提供了舞台和背景。   作为被后世顶礼膜拜的“商圣”,范蠡选择?县之侧的东钱湖作为栖身之所,不但顺理成章,几乎可说独具慧眼。他曾身为越国大夫,在会稽生活多年,对东去会稽百十公里的东钱湖地区当不会一无所知吧。东钱湖地处山边海隅,达江通海,进退可据。因此表面上看范蠡隐身湖山,实际上他选择了一方最适合其进退的据点。他据此一方面可以以一介生意人的身份周旋于商贾之间,在滚滚红尘中继续创造财富的神话,另一方面则可以寄情于东钱湖的山水,智慧地打发他的有限人生。对于他来说,演绎完了兴越称霸的风云大事,致富万金的商场神话,经历了那么多的人事沧桑,还有什么功名利禄会割舍不下呢?他确实到了繁华过后归于平淡的时候了。再说,在重商言利的浙东人群中,范蠡的社会角色更会受到人们自发的拥戴。于是作为智者的陶朱公在人们文化心理的期待中缓缓降落在东钱湖畔的伏牛山上,成为中国人文的“商圣”,理所当然地受到后人的顶礼膜拜。   陶公山因范蠡的缘故而无疑成了中国商人及其商文化的圣地,他临水垂钓的石矶也被后人定格下来,成了著名的“钱湖十景”之一的“陶公钓矶”。后人到此游观凭吊之诗代不乏人――   宋人史弥宁《东湖泛舟》:   扁舟去稳似乘槎,瞥眼轻鸥掠浪花。   绝爱陶公山尽处,淡烟斜日几渔家。   明人洪性《登陶公山》:   霸越平吴此息机,蓑衣终日坐鱼矶。   一竿风月高名在,千古江山旧是非。   四   东钱湖的山水特征是清幽,这清幽之中包含着一种内敛而不张扬的气质,内秉着一种不可亵玩而适合隐逸的生命韵味。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徐偃王和陶朱公之流那么钟情于东钱湖,将自己的生命终点选择在这里的原因了。   在中国文化史上,江南秀丽的自然地理一直氤氲着一股天然的隐逸情调,对那些高蹈避世者产生着不可抗拒的诱惑。正如梁代吴均《与朱元思书》所说:“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这意思是说,优美绝伦的自然山水能够让追逐功名利禄的人流连忘返,消去俗念尘心。宋人孙因在《越问?隐逸》中深刻分析了那些著名的隐士之后指出:“彼皆不事王侯兮,以高尚而避世。亦地气之所钟兮,多秀水与名山。”所以江南多隐士一方面缘于人,另一方面则缘于山水,秀丽的山水无疑对培植隐逸之气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东钱湖无疑是一个旷达隐逸者的天地。在东钱湖的历史上有两类人与它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密切接触,一类是退休官宦,一类是寺院僧人。他们的生存形式从表象上看是“隐”,即试图远离世俗社会,但从生命深处打量却是“逸”,即来自对现实生命的精神超越。不管怎么说,这两类人临湖而居都是希望获得安身立命的内在满足。   史载,佛教自西晋开始传入鄞地,西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僧人慧达在东钱湖以东的?山乌石岙建舍,标志着佛教开始传入宁波地区。西晋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僧人义兴云游至去东钱湖不远的太白山东谷,因爱其山清水秀,乃于此结茅修持,后建太白精舍,成为天童寺的开山始祖。从此佛教开始在东钱湖周边地区流传开来。隋唐以后,寺院大增。到了清同治年间,鄞地寺庵达518座,其中天童寺、阿育王寺、观宗寺、七塔寺并称为“浙东四大丛林”。东钱湖周边一度是寺院密集,梵声悠扬,香火鼎盛。有道是“梵宇浮镜入,琳宫蹑屏上”(戴良《游东湖》)。历史上东钱湖周边重要的寺院有隐学寺、青山寺、二灵寺、月波寺、霞屿寺、大慈寺等。   月波寺位于东钱湖西北的月波山下,隔湖与霞屿相对。宋淳熙五年(1178年),越王史浩从官场息心归隐以后,相中这里的风水,在此建月波楼,后叠石成岩,为“宝陀洞天”。后来又于此建四时水陆道场,宋孝宗赐“慈悲普济寺”额,又御书“水陆无碍道场”以揭于殿。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定名月波寺。   《咏东钱湖》表达了史浩触目东钱湖渴望隐逸的欣悦之情:   行李萧萧一担秋,浪头始得见渔舟。   晓烟笼树鸦还集,碧水连天鸥自浮。   十字港通霞屿寺,二灵山对月波楼。   于今幸遂归湖愿,长忆当年贺监游。   元人胡琏《月波山》云:   水边楼阁郁嵯峨,一棹清秋看月波。   南竺老禅能梵语,东州狂客作吴哥。   天垂断岸明河动,云拥长松独鹤过。   亦有风流如贺监,画船载酒共婆娑。   诗中的“贺监”即唐代的著名诗人贺知章。贺早年因“清淡风流”为时人所倾慕,证圣时(公元695年)擢进士。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迁礼部侍郎,累迁秘书监,因此也称贺监。贺知章秉性放达,晚年辞官归隐后曾客居宁波,自号“四明狂客”,东钱湖是他经常往访的地方之一。其旷达洒脱的人生风范一直令后人仰慕不已。   月波寺后来虽屡有兴废,逸性却一直没有稍减。到了明代万历年间,月波寺虽圮,但这块荒芜野地却迎来了退休宰相余有丁的光临。余有丁,字丙仲,号同麓,鄞县人。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举顺天乡试,次年中进士,授翰林编修。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以右庶子领南翰林,次年为国子祭酒,颇多建树。万历六年,余有丁升史部左侍郎进礼部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政事,后任丞相。由于处理政事光明正大,待人宽厚,与同僚共事相安无猜,朝政为之一新。   余有丁生性达观,喜访秀丽山水,对故乡东钱湖更是情有独钟,曾赋诗云:“钱湖佳胜万山临,映水楼台花木深。开拓平畴八百顷,不知谁祀陆南金。”当初他以南学士告假归乡时就在东钱湖买地造屋,观湖光潋滟,荡小舟湖上。时常与名士交游,“传一时江左风流”。晚年退休,他在月波山建读书楼,在月波寺废址上构筑“五柳庄”,园名“日涉”,门扉曰“常关”,古松曰“盘桓”,院墙洞穴曰“犹存”,园中小径曰“不远途”,正堂曰“归来”,左房曰“遗世居”,右房曰“情话室”,都取名陶渊明的《归去来辞》。   余有丁“素达生,奉养甚备,所居一日,必饬亭榭?花木以自娱。善饮,喜宾客,客常满座。非大故不废丝竹,每对客诧东湖之胜,口津津未尝一日置也”。东钱湖的岁月中,余有丁赢得了“风流宰相”的美名。李邺嗣《竹枝词》云:“藏书高阁揽湖烟,御笔曾题一洞天。尚有白鸥庄外柳,风流宰相至今传。”余相书楼也成“东湖十景”之一。清人忻恕《钱湖十景?余相书院》云:   小筑园林息宦情,湖山从此结新盟。   晓吟竹叶当窗碧,午听茶声入梦清。   自昔山中栖宰相,于今洞里访先生。   游人欲问读书处,夜半楼头月尚明。   令人遗憾的是,官场羁绊却让余有丁的东湖隐逸生活戛然而止,一纸朝廷圣旨使他不得不以老迈之躯再赴京城,陪侍左右,最后竟客死京城。王右仲在《吊五柳庄诗序》中对余有丁的命运喟叹道:“夫综括半生,拮据累岁,营此菟裘,未获终老,缅怀彭泽,竟属空谈。”也许可以令余有丁身后欣慰的是,死后终于魂归故里:初葬东钱湖隐学山,后迁宁波南郊冯家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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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链接:东钱湖十景之“殷家湾的码头和街市”
殷家湾位于东钱湖镇不远处,说是村落,更象一个湖中半岛形成的古街市。大约是明清时代,这半岛的沿水周边就有了无数的小码头,码头旁的通道就自然地沿着半岛形成了古朴弯延的街市巷道。一条主干道,两旁无数弄堂,一边的弄堂通向码头,另一旁的弄堂进入了人家和山道。
我们在殷家湾的古街市上行走,看看昔日石板铺就的弄堂,走进高高的门楼和矮矮的平房,看着哪些或完整或破败的老房子,时有狗儿出没还有猫儿在打盹,问问三三两两的居民。就这么优哉游哉地逛着,路程不短,约有五六里。神奇的是,不知不觉中,从村口进去,又从村口出来,恰好环村一周。
殷家湾是背山面湖的古村落,湖水浩渺、山算高,风景也是怡人。东钱湖旧十景之一的“殷湾渔火”指的就是这里。
《鄞县志》关于“殷湾渔火”有这样记载:东钱湖北面的殷家湾,旧时渔户糜集,渔舟泊岸,每当夜色朦胧、星月无光之际,有渔火闪烁、渔歌吆喝。昔人有诗写其景:“水阔烟深望渺然,霎时渔火满前川”。
据传说,当年宋军和金兵开战,宋军兵残马疲,歇息在东钱湖附近芦苇丛中。金兵看到殷湾众多渔火闪烁,以为宋军援兵已到,吓得赶紧撤回。可见当时殷湾渔火之壮观。
殷家湾应该是过去水陆要塞,乘船可通达周边海上和海上,过去的岁月把这里修炼成天然良港,所以有了这么些码头,有了这些街市,有了这些不凡的老宅子。
历史上工商业比较发达,蕴育了一批成功的企业家。村人项莲孙就曾于解放前在上海办起我国历史上第一家国产帆布制造工厂。二三十年代,殷湾人还在村里办起了全乡第一家民办布厂——钱湖布厂,后来又办起了大昌布厂。后迁至宁波的大昌布厂在殷湾开办了30年。殷湾还以酿造黄酒而闻名县内外,全村黄酒最高年产量达7200余埕。
交通便捷、渔、工商业发达,因此殷湾村家境殷实的人家多,当时这—带流传着“陶公山一山,不如殷家湾—湾”的说法。如今走进该村,青砖高墙依然随处可见,从东西廿四间、亨二房、祥兴、宝成门等地名中可知当年繁盛。
殷湾向来人多地少,山林有限,耕种甚为不便。依湖吃湖,所以驾船打鱼成为当地人旧时一条主要的谋生之道。至20世纪初,当地渔民开始驾着大对船出海捕捞,等回到湖边后,渔民们就摇着“瞎眼船”(当时对小船的一种叫法),敲钹鸣锣,惊鱼入网。那时打鱼人吃住在船上,晚上就在船头挂一盏由玻璃围成方形的煤油灯,几百条船上几百盏灯齐亮,灯光在湖水中闪烁,成为当地独特的—景。&&
&&&&&据说,殷湾自宋元时代即是殷姓氏族聚居之地,但历经多年世事变迁,迄今全村已几乎没有姓殷的居民,而以郑姓居多。郑氏祠堂是殷家湾目前最宏伟的建筑。两个在主干道上的月亮门,三进两厢的高大祠堂建筑,显得格外醒目。殷家湾还有项氏祠堂和陈氏祠堂,也颇为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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