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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0多年的改革走了一条怎么样的改革和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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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多，改革开放后引进了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做了三十多年的世界工厂中国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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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青岛报纸电子版
&第04版 理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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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突出人民政协特点抓好政协办公厅工?强化农机培训推进农机化事业发展?密切联系群众辩证看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论述
邸乘光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志。坚持并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反复强调并高度重视的一个重大问题，更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所深刻阐述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论述,是对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改革开放凝聚了共识、指明了方向。
&&&&一、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蓬勃生命力，就在于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产生，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壮大。
&&&&二、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是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于中国实际而作出的一个重要论断，也是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和方向所作的一个根本的原则规定。能否坚持这一性质和方向，将直接关系到改革开放的成败。所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指出：“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所进行的改革开放，既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也是一场伟大的实验。马列的书本上没有现成的答案，我们的前人也从来没有做过，因而没有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只能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摸着石头过河”即是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们确定的改革开放的方法。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证明，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总结说：“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他还强调，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也要继续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不断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
&&&&四、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的社会，社会主义的改革也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体制改革等，对外开放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各项改革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要更加注重各项改革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形成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合力。”要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要求，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方面改革，不断在制度建设和创新方面迈出新步伐，不断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
&&&&五、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必须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改革、发展、稳定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三个重要支点。发展是解决经济社会一切问题的关键，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和保证，三者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是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只有改革发展不断推进，社会稳定才能具有坚实基础。要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正确把握和处理三者的关系，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是中国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就的一条基本经验。
&&&&六、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改革开放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当然也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有着深刻的理解和体会。他明确指出，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越繁重，我们越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越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善于通过提出和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善于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完善政策主张，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为深化改革开放夯实群众基础。这也是改革开放基本经验之一。
&&&&七、改革开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重的事业，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改革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普遍形式，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这既说明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必然性，同时也说明了社会主义改革的长期性。关于改革开放的长期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开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重的事业，必须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去。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八、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发生的变化及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特别是我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已经跃升至世界第二。但是，我们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一些矛盾和问题。目前，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这就要求我们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聚合各项相关改革协调推进的正能量，不断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奋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据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应对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挑战，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特别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要积极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对深化改革开放的强烈呼声和殷切期待，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推动国家各项事业发展。
&&&&九、必须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改革创新是时代精神的核心，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就必须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为此，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找准深化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明确深化改革开放的着力点，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继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继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不断在制度建设和创新方面迈出新步伐，不断促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适应，促进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相协调。
&&&&十、当前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深入调查研究一些重大问题。改革开放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离不开深入地调查研究。为更加自觉地把握改革的规律性，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找准深化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明确深化改革的着力点，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深入调查研究的一些重大问题，包括进一步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为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不竭动力；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进一步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制度安排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权益；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并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这些重要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凝聚了我们朝什么方向改革、如何推进改革的共识和力量，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提供了基本遵循。深入学习领会和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并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论述，对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和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孙立平：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已发生&逼迫中国进行改革
原标题：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已发生逼迫中国进行改革
“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已经发生，最简单的政府感叹的队伍不好带，老百姓不好管了，政府说的这些话，老百姓也不信了。这就是逼迫中国进行变化的真正的动力。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希望走到这个东西的前面，但是无论如何要对这样的危机和矛盾作出反映，这个反映的过程就是我们改变的过程，就是改革的过程。”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在某媒体年会上如此表示。
孙立平说：
其中有一点我非常同意，就是落实法律对于人大的职责，在党中我觉得至少有三点，一个是对于财政预算的进度的作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实质性的内容。第二个对于官员的问责的制度，第三个重大立法和决策的辩论自寻的制度，如果有这三个，我觉得首先就开了一个很好的头。所以，我想这个切入点人大应当说是现在可以用的一个不错的框架，这是第一个问题，切入点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刚才姚洋教授提到是动力的问题，动力究竟从什么地方来？我前几天在广东开会，我听到比较多的一句话就是叫形势比人强。我觉得中国社会真正将来的动力可能在这儿。前些天美国的裴比新（音译）教授写过一篇文章，我概括成八个字，叫体制未改，生态理念，过去这十年，如果体制有多大的变化吗？没有，但是整个社会的生态已经发生了变化，裴比新把它叫做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已经发生了，最简单的政府感叹的队伍不好带，老百姓不好管了，政府说的这些话，老百姓也不信了。所以，可以看到这个社会在静悄悄的发生着变化，这就是逼迫中国进行变化的真正的动力。裴比新讲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希望他走到这个东西的前面，但是他无论如何要对这样的危机和矛盾作出反映，这个反映的过程就是我们改变的过程，就是改革的过程。所以，对这个动力，刚才姚洋教授说我是比较悲观的，动力就是不要太乐观，也不要太悲观。&
孙立平：趁老百姓对政府还有感情 尽早切割历史问题
“就现在来看，老百姓还残存着一点对我们政府的信任和感情，有的问题真正解决不了，有时候你道个歉，有的人还感动的泪水涟涟。但我觉得涟涟不了几年了，5-10年到头，十年可能到不了，五年可能差不多。如果到时候他都不泪水涟涟，那就说明切割的条件已经失去，切割都已经不可能了。”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在某媒体年会上如此表示。
孙立平说：
刚才我说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我们现在还能不能真正的回到法治的轨道，我们现在政府老讲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各位可以想，哪儿这么简单的事儿？甚至有人把它想的比较简单说我今天破坏法治了，明天不破坏了，回到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这不就依法治国了吗？但是，哪儿这么轻松的事儿？
你今天说回到法治的轨道，我按照法律办事，昨天的事儿怎么办？你刚做的，这个用违反法律的方式来做的，你解决不解决？那把昨天的解决了，前天的一堆这事儿呢，都跟这差不多，你怎么办？所以，现在我觉的从现实来说，我们现在能不能真正的回到法治轨道已经是一个问题。所以，今年年初我写过一篇文章叫走远了，回稳都难。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从世界上很多现实来看，在社会转型，其实地方很多地方都面临过这个问题，包括台湾蒋经国转型的时候也当时面临过这个问题，当时叫历史工业，有点历史遗留问题这点意思，最大的就是二二八，大家都知道。
那么，从世界上各个地方的情况来看，如果还能够用法治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都没有，什么办？拦腰一道切断，做一个切割，从今天开始，重打鼓令开张，老问题，老办法解决，新问题新办法解决，把历史遗留问题，把过去的问题作为历史遗留问题，想个办法一揽子解决，然后从今天开始重打鼓，另开张。我觉得现在中国的问题已经是这个问题，越早回这个头，越急早的切割越主动，而且如果将来能不能切割都是一个问题。政府有决心，有诚意，老百姓有宽容，有谅解，这个才能进行切割。
那么现在中国还有没有切割的条件呢？我个人的看法还不能完全说没有，但是已经相当的不乐观。我还得说一句比较难听的话，我觉得就现在的情况来看，老百姓还残存着一点对我们政府的信任和感情，然后就有的问题真正解决不了了，有时候你道个歉，有的人还感动的泪水连连，但是我觉得连连不了几年了，5-10年到头了，十年可能到不了，五年可能差不多了。如果到时候他都不泪水连连了，那怎么办，那就说明切割的条件已经失去，切割的机会已经错过，切割都已经不可能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时候只有唯一的一条路，什么路？武力为王，谁不服，我就镇压，这个社会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所以，现在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十八大”之后中国开启新的十年，我们得意识到我们站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可能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就是这一次的机会。那么，需要我们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历史的担当，真正有勇气，通过一场改革做这个切割，然后把这个国家真正的引向法治国家的轨道，那将来才是真正的长治久安。&
孙立平：政府社会需相互配合 逐步下放权力
凤凰卫视4月11日《震海听风录》，以下为文字实录：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我们还得先回应一下永年那个，我觉得永年刚才对我那个观点是一个误解，我是这个意思。
邱震海：论坛进行到现在终于有点火花了。
孙立平：我说他甩包袱是什么意思呢？仅仅是从动力和契机的意义上来说，我不太相信说这个政府能够把所有这些社会事物，都能管得了还能管得好的情况下，他会主动的推进，说把这一部分东西释放到社会，我根本就不相信这个。
这次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真正的契机是什么？我们不能从一个理想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个契机，真正的契机是社会生活越来越复杂了，事实也证明很多东西已经管不了了，这个时候如果自己的孩子自己抱，比我抱别人的孩子，政府可以说更觉得有好处，我觉得出现了这样一种饮食的契机，但是实际当中的改革会怎么进行，不仅仅取决于这个，还要取决于其他的因素。
刚才主持人提出这个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可能还更饱受一点，我觉得要经过很长的一个时间，要更加强政府和社会之间的配合，我不太相信现在。假如说我们分裂出一个独立的社会，一个独立的市场，一个独立的国家，然后各行其是就会有一个很完满的结果，我不太相信。
孙立平：我相信的，我们要逐步的来释放这个社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相当的一段时间，之间更加要强调互相配合的关系，这种配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一定的时间里，实际上还是权力主导的，在一些地方也发现有这样微妙的变化。比如说政府主导到政府引导，有一些地方在进行这样的尝试，也就是说会有这样一个时间，这个时间需要做的是什么，我觉得是法制建设，将来我们最终的理想是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国家的归国家，但是一定有连接三者之间关系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法制。&
孙立平：力促政府回归法治轨道已迫在眉睫
凤凰卫视4月11日《震海听风录》，以下为文字实录：
邱震海：讲到法治，显然是一个更重要，也是一个更沉重的话题，因为我们民族历史上千百年来有法制，但这个制是制度的制，而是三点水治理的治，我们千百年来永远是皇帝制定法律，皇帝用法律来完成对老百姓的统治，永远法律是工具，统治的主体永远是皇帝，我们从来没有让法律自己来自我治理，在我们民族的传统当中是从来没有的。
孙立平：我觉得法制的问题，最主要的还不是说法制不健全，是有不健全的一面，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法制不能够落实，这点汪洋统治的解释，我非常的赞成，他说乌坎没有任何制度创新，我们只是把法律法规当中的一些规定给做实了而已。
我觉得总的来说，我们这个框架是有的，所以主要的问题不是不健全，甚至我觉得从目前来看，也不是社会没有这个基础，现在中国我觉得走向法制化，最大的问题是在什么，我讲乌坎的时候，我讲了一个叫做纠错困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走远了，想回头都难，为什么呢？我们违反法制的事儿，包括我们政府老说已经做得很多了，现在你想回来，回到法治的轨道，现在有点回不来了，我就拿乌坎这个事儿来说。
政府如何回到法治的轨道
孙立平：乌坎我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没有，这个事情最后能够得到不错的解决，它是有一个幸运地方的，什么地方，最有争议的那块土地是没有开发的，它是开发商拿去几年的，是没有开发的，如果假如说这个土地要开发的，这事儿可就难办了，为什么呢？我们处理这个事情的转机，是承认村民的要求是合理的，合理的你就得认定原来土地转让的协议是无效的合同，如果是无效合同的话，可以是认定的，假如说有强迫的情节，有欺诈的情节。
但是认同是无效合同之后怎么办，要么赔偿，要么恢复原状，你可以看到这次乌坎幸运在什么地方呢？它可以恢复原状，12月底就把那400多亩地，宣布还给村民，但是如果那400多亩地上已经盖了二三十层的高楼怎么办？然后接着还有问题呢，乌坎这些年总共转让是3000多亩地，如果村民再揪那2000多亩怎么办，我们再可以说，全国征那么多的地，有几个是真正手续健全的。
现在你说我们重新回到法治的轨道，这一系列的东西就会提出来了，不但土地的东西会提出来，计划生育当中的东西会提出来，上访当中的问题会提出来，事业下岗当中的问题会提出来现在我觉得我们这一点必须得意识到一点，我们现在走的有点远了，想回头都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极早回头无论克服什么样的困难，尽快回到法治的轨道，已经可以说是迫不及待的事情了。
邱震海：您刚才看到的是不久以前在广东顺德我们参与协办的“中国广东社会管理创新论坛”的部分内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到现在，我认为现在万变不离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探索改革开放的深层规律，而这些深层规律一言以蔽之，就是市场经济的四位一体，就是政府、社会、市场、尤其是法治之间，四者关系到底如何处理，所以我们认为最近在广东展开一些探索政府放权培育社会，这种事有必要引起全国各地的密切关注。
然而从我个人的立场上来看，我非常衷心的希望广东有朝一日在完成了政府放权社会培育之后，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够看到广东在探索法治的进程方面，也能够迈出可行的一步，当然这一点显然更加敏感，然而也更加重要。与此同时如果中国的改革或者转型不展开法治探索的话，中国的市场经济就永远不能成为成熟的市场经济。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也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震海听风录》，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孙立平：枢纽性组织助政府主导转向政府引导
凤凰卫视4月11日《震海听风录》，以下为文字实录：
邱震海：欢迎再次回到《震海听风录》，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不久以前我们在广东顺德参与协办的“中国广东社会管理创新论坛”的部分内容，坦率来讲在中国如果说我们现在要探索中国改革或者转型的深层规律，要政府放权培育社会，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主体就是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坦率来讲在开始阶段，我们难以避免政府主导的角色，然后到了一定的时候，政府主导的角色又必须向着法治的进程去进行回归，这个中间如何进行衔接，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讨论。
您说的这个由政府主导到政府引导，我想这在社会管理方面，让我们想起早年东亚经济成长的模式，基本上都是政府主导，然后政府要慢慢的推出市场，慢慢的要开始，无论是行政现代化，还是政治民主化。现在同样在社会管理的问题上您提出，也是要权力主导、政府主导，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在中国往往是政府主导市场，最后就走向了某种程度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有些偏向，您说的政府主导社会培育。
当然您强调的一个前提是要培育法治，但这个法治坦率来讲，也是在我们民族当中，不是植根在我们血液深处的，并不是很容易的，如果说走的不好，这个政府主导的话，在顺德当然走的很成功，走得很顺畅到目前为止。但我们不能保证全国每个地方，都是广东那样先进的地方，更不能保证每一个落后的地级市，都是向顺德那样，所以这个中间的风险怎么把握？
过程：政府=&引导=&建立社会
孙立平：我觉得是这样，准确来说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政府主导，政府引导到这几家共同合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知道我理解是不是有偏差，比如说广东现在做的，这个社会建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很强的带有政府主导的色彩，这是避免不了的，因为现在中国社会没发育到这个程度，然后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要逐步有一个从政府的主导到政府的引导，但是有一个东西我没怎么弄清楚，就是也有很多朋友跟我讲，叫枢纽性组织。
说广东要建设枢纽性组织，我觉得是不是从政府主导然后引导，到真正的建设社会，这是中间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在中间的状态当中，我们可能想像的不完全是远离政府的角落里的社会，可能是一个更复杂的形态，政府能够直接影响到这些社会组织，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这种意义上讲枢纽组织，然后真正比较独立的社会，我觉得可能要经过这样一段时间，最后社会的独立性在不断的增强，增强之后法治要起的作用是什么，怎么来连接这个不同的部分。
孙立平：比如说国家、市场、社会，怎么来连接，怎么形成这当中的规则，我觉得这是法制建设，无论它有每个这样传统，我们总要连接这个东西。&
清华教授孙立平：中国改革的方向在公平正义
原标题：“改革究竟卡在了什么地方”
清华教授孙立平来深授课，畅谈转型中国的“改革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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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孙立平：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已发生&逼迫中国进行改革" />
晶报记者陈晓航/文温文锋/图
孙立平简介
辽宁人，1955年出生，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现代化、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转型社会学。曾出版《社会现代化》、《走向现代之路》、《发展的反省与探索》、《断裂——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等著作，主持多项大型研究项目。
孙立平会场谈幸福：
我曾到广东省委组织部学习，当时就讲到幸福感的问题——当时汪洋同志讲，在全国都在搞阶级斗争的时候，广东人最早知道挣钱；现在全国都知道挣钱了，广东人又提出要过幸福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
去年年初，各地制定“十二五规划”时有人统计了一下：总共有59个地方把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写到了“十二五规划”当中。我觉得这是我们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就是你发展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更幸福！虽然现在因为“我姓曾”“搅和”了一下，但即使这样，我觉得这仍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在我看来，幸福感至少应该是两条主线：一条是民生的主线，一条是公平正义。
《走出转型陷阱，实现改革的再出发》——昨日，
“深圳市社会建设专题培训班”首期在深圳市委党校开课，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以此为题担纲头讲。来自全市社工等各系统的70多名公务员、基层工作人员，聚精会神听完了3个小时的精彩演讲。
课程由深圳市社会工作委员会主办、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深圳分院承办，初步陆续开到明年一月，其间将包括当前中国社会管理的问题与方向、中日社会比较、欧洲社会政策与组织研究、加拿大公共政策与公共施政等12项课程，三名外籍专家也将应邀加入讲师团。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社工委主任王穗明，副市长张文带头从头到尾听完了第一课。听课中，王穗明看到讲台上孙立平被旁边的花束挡住了视线，主动走上前把花束挪走，又帮着把水挪近孙教授面前；为了不影响孙立平讲课，她还礼貌地婉拒了服务员倒水的服务。会后，她盛赞孙立平的讲课“非常有穿透力，把模糊问题讲到了根子上”，并再次要求与会者认真听讲，课后还要积极组织分组讨论：
“有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我们困惑的”。
微辞VS危机
背后是中国在呼唤社会进步
推动新一轮改革的条件已经出现——孙立平从三份曾被《中国青年报》报道的“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谈起，开始了自己的授课：2010年4月，一份关于社会稳定的报告；2010年9月，一份关于社会建设的报告；今年1月，一份关于当前改革难点的报告。他表示，在这三份报告发表之后，一些地方在维稳课题上，开始了一系列的探索。
今年2月份，《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宁要微辞，不要危机》，孙立平说：“有人把它看作是中国重新启动改革的第一篇文章”。他表示，评论中，就引用了他谈及的三份报告当中发表的部分内容及观点。
晶报记者翻阅发现，《宁要微辞，不要危机》文中提及“转型期陷阱”一词：对当前各地各部门千头万绪的改革来说，面对“躲不开、绕不过”的体制机制障碍，如果怕这怕那、趑趄不前，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态度，甚至将问题矛盾击鼓传花，固然可以求得一时轻松、周全某些利益，但只能把问题拖延成历史问题，让危机跑在了改革前面，最终引发更多矛盾、酿成更大危机，甚至落入所谓“转型期陷阱”。
孙立平提出，中国现在正需要一场跟过去有着明显不同的改革——一方面，社会正在开始形成普遍的改革共识，一些敏感话题，在网上被公开地谈；另一方面，在使用了诸多“技术性的办法”后，正处在十字街口的中国，却已经不再是以前那样面临着非此即彼的选择。
“改革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但改革的阻力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需要呼唤一种好的价值理念——社会进步的理念，来支配中国社会的运作；在此理念下，选择正确改革方向，广泛凝聚社会的共识，重新形成改革动力，破除改革的强有力障碍。
“通过一场改革，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这是我们这个社会将来必然的主题”。孙立平说，即使今年没人提出这个问题，5年后也继续会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这是将来中国真正要走的方向。” 他平静地说。
中等收入陷阱VS转型陷阱：
背后是改革的再出发
孙立平一直在关注社会热点，
“最近两年，我跑珠三角、长三角比较多，这是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两个地方，现在人们感觉都有点和原来不一样了。”
孙立平说，表面上看，我们好像是陷入了世界银行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
人均国民收入五千美元出头后，经济放缓趋势出现了，社会矛盾正在增加，腐败问题也越发引起关注。但他认为，其实，背后还有更深层原因，就是实质性改革乏力，改革已经“走不动了”，整个社会也就显得越发沉重，陷入“转型陷阱”。
改革究竟卡在了什么地方？
孙立平认为，在改革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要求不要往前走，维持现状就行，是最大的问题。“往前走，走到彻底的市场化，你是可以高价卖房，但对不起，你得高价拿地——有刚才的好吗？没有！你说它主张倒退，假如倒退到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你不用钱就可以拿地，但对不起，房子也不能卖了——对它有好处吗？也没有好处。于是，没有比现在这种状态更有好处的了，权力和市场结合在了一起。”
他援引了他授课一开始提及的三份报告中的一段话：
“如果一个社会用体制固化了一个利益结构；如果一个社会在面对这种利益结构时，失去了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如果一个社会对正义的呼唤，不能作出积极而明确的回应；如果一个社会对于现状，不能提出在道义上能够服人的理由和解释；如果一个社会要用很不体面的方式，来维护利益格局；如果一个社会，为了维护新的利益格局，不惜与人类的核心价值相对立——这个社会的溃败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
有感于此，他表示，当前，需要我们怀着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和历史担当，然后通过一场变革，走上法制国家轨道，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
原地不动VS再出发
公平正义是中国社会正解
让孙立平思考的是，当前，在某些地方“灿若桃花”的背后，一个偶发因素，就可能牵出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件——
“表哥”一笑，牵出“表叔”、“房叔”；一个未成年小孩跑去打架，最终竟牵出一堆豪车背后的外地官员私生子传闻；
他认为，这些都跟“转型陷阱”、跟社会的公平正义出了问题有密切的关系。
他尖锐地批评某些学者，“现在有的学者，还在琢磨什么问题：摄像头安在什么地方，看得更清楚一些；给领导干部讲讲，坐主席台时别把好表给露出来，起码穿个长袖；豪华烟别摆主席台；发言人跟媒体说话，别老被抓住把柄——
还在这上面做文章，心思还留在这上面，只有害国害民，中国现在是需要转变的时候！”
他意味深长地说，在纪念南巡20周年时，很多谈论改革必要性的人，都深情忆述邓小平的一句名言：不改革开放，是死路一条。
在孙立平的思考中，中国正面临四种可能的选择与思路：一种，是在一定意义上向旧体制复归，但这种可能性随着今年的一场思想拨正，已越来越小；一种是延续过去30年的改革模式，
但其产生的弊端也正为民众所反思；一种是“原地不动”，定型现有体制，但其引发的诸多矛盾，也正越来越为社会所诟病；最后一种，是选择新的改革方向——把公平正义，作为改革的基本目标和追求，“这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正解，既能广泛联系社会的共识，也能弥合左右的分歧。”
“中国社会的出路在公平正义，公平正义的实现在机制，机制的建立在改革，改革的核心，是如何处理权力和权利的关系：一方面，如何限制、规范、约束公权力，另一方面，保障民众的权利。”以这样一句话，孙立平结束了自己3个小时的讲述。&
孙立平：中国改革的四种思路
最近一段时间，改革的呼声再起。原本在前些年似乎已经破裂的改革共识，又在重新开始凝聚。这一波对于改革的重新呼唤，是发生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中：在过去的若干年间，历时30多年的中国改革实际上已经处于停滞状态。而在这种停滞状态背后的，就是“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将其称之为“转型陷阱”。
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和社会发展越来越畸形化，经济和社会问题在不断积累，经济与社会的危机日益明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改革共识的重新凝聚，是基于对改革停滞所形成的现状和问题的不满。
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重启改革的契机。但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现在所面对的情况是相当复杂的。甚至可以说，现在我们面临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启改革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正确选择中国改革的思路和道路，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近些年改革共识一度破灭的现象告诉我们，中国的改革已经处于“输不起了”的境地，如果在改革的选择上发生重大失误，今后再次凝聚改革共识就更加困难了。
下面我们将从不同选择或思路的走向，其内在的逻辑，背后的社会力量，不同道路的意识形态取向及会使用的符号策略，不同选择的现实性以及可能导致的问题等方面，对这四种不同的可能选择或思路，做一个概括的分析。
第一种思路：在一定意义上向旧体制的复归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这样的一种思路，不能简单地按照意识形态的符号将其漫画化。其实，在过去的30多年中，即使是在改革如惊涛拍岸之时，对改革的质疑之声，甚至在特定意义上要求回归旧体制的声音，也没有完全消失过。在这当中，当然有所谓思想僵化者，有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但其实也并非完全如此。
更加强调平等理念的旧体制对社会下层具有天然的吸引力。有许多研究表明，社会中的下层往往对权力抱有更多的希望。其原因是，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下层人具有很强的不安全感，较差的竞争能力使得他们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力对他们提供保护，尽管他们其实往往是权力的受害者。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是以走向市场经济为基本取向的，虽然在改革的最初阶段出现过一种为时很短的“平等化效应”，社会边缘群体获得了改革在最初阶段上提供的机会，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在90年代中后期的国企改制中，下层人所处的不利地位日益显现出来。特别是在改革由于走样变形而日益沦为“掠夺财富的战争”的时候，他们更是成为被掠夺的对象。因此，对于这些改革中利益受损的群体来说，希冀在旧体制的回归中找到希望，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在这样的一种思路背后的社会力量，除了部分下层民众之外，还有左翼知识分子，其中不乏悲天悯人之士，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不乏对人类发展的走向和世界格局有着很深刻的理解。但总体说，这条路缺乏中间层支撑。其间最值得注意的变数，是近些年来由于生活成本上升，而收入增加缓慢的人数众多的小白领。可以预见的是，如小白领窘境不变，其中的部分人会成为其追随力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近些年来中国的左翼运动有明显的发展。
从意识形态资源来说，这条思路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理念中的平等价值观，但同时又具有某些民粹主义的色彩。需要注意的是，近些年来，由于新老左派的共同努力，在重整意识形态资源上已经有明显进展，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亦开始提出一些系统性的要求。这种思路在底层有一定基础，也体现了社会中尤其是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底层民众的某些合理诉求。在此基础上，更有人将这种思路与危机以来世界上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及超越资本主义的讨论联系起来，希望能找到一条能超越传统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如果放到目前中国的现实条件下，特别是就如何解决我们在体制上的困境来说，这条思路的问题就相当明显。如果将这种带有某些合理要求的思路，外化为一种完整的体制，可以说，这条思路总体上不仅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相悖，而且在历史上口碑不佳，在改革前近30年的实践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留给人们的经验教训，使得这种思路不会为社会主流接受，即使是一般体制中人也对之怀有深深的戒备之心，企业和经济界人士对之更是深恶痛绝。
第二种思路：“深化改革”或“改革攻关”
这种思路一般被称之为自由主义的改革思路，但其实并不准确。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其实就是在改革的主张者和推进者中，关于改革的思路也是很庞杂的。这如同秦晖（微博）教授所说的，当时共同的一点，就是脱离旧的体制，但走向哪里，并不明确。回过头来看，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社会中的氛围和变革思路，是最靠近世界主流文明的。这也是中国最有自信的时期。那个时候的自信表现为对自身问题的不回避，以及向别人学习的劲头上。但不久，这条改革思路就被一种暧昧而含糊的取向所取代。
说这条改革思路暧昧而含糊，有两点含义。第一，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除了极少数时期，对于改革一直缺乏一个可以进行明确而透彻讨论的环境，很多重要的问题，只能用含含糊糊的语言来表述，甚至只做不说。第二，改革到后期，变成了能改什么就改什么，不能改就绕道走，甚至只有对自己有利才改的选择性改革。但尽管如此，应当说，在这样的改革思路中，走向市场经济这一点还是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此而言，这是与人类主流文明的方向一致的。但也要看到，这种思路比较偏向现代主流文明恶的一端，即推崇优胜劣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端。在主流意识形态中，这种思路将社会主义解释为就是发展生产力，而对人类文明中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因素采取了回避的态度。结果，脱离神圣化意识形态的过程演变为唯利是图，唯金钱是图；对于绝对平均主义的破除演变为为过度的贫富差距合法性提供的论证；对于效率的片面追求成为损害社会中公平正义的理由；实用主义的改革策略成为不择手段的代名词。
从理论上来说，上述改革路径至少是在最优不可能的情况下的一种次优选择，但最终的结果似乎并没有带来次优的结果。特别是到了今天，这条思路的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社会严重两极分化、社会不公的问题日益突出，由此引起的民众的不满和频发的社会矛盾，已经预示着这条改革的思路已经走到了尽头。也许从结果追溯原因，是我们对这条改革思路进行反思的正确途径。
现在有一种倾向，即对于9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总的评价趋势是褒经抑政。即认为过去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成功的，而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其实，褒贬不说，现在看来，这两个方面的改革都是值得反思的。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不用说了，结果是权力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迅速膨胀。而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尤其在过去20年中，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谨小慎微形成鲜明对照，经常鼓励人们大胆去试，不要怕犯错误。就鼓励改革勇气来说，这似乎无可厚非，但结果却是造成经济生活的高度非规范化。其实这个阶段的改革，最需要的是通过自上而下以立法形式推动的改革，尤其是诸如国企改革等这样的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的改革就更应如此。但由于不具备相应的政治体制条件和社会氛围，只能以打左灯向右转或“摸石头过河”的方式进行。由此造成的结果，一方面是越来越膨胀且不受制约的权力，另一面是非规范的经济。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是无约束的权力与非规范的市场相结合而形成的权钱结合的混合性体制。进入21世纪之后，这样一种建立在权力与市场因素相结合基础之上的新体制逐步定型。这个新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权力和市场结盟，在行政能力继续强化的前提下，把市场体制打碎为市场因素，通过权力重组市场因素，实现对资源的高度垄断。这个新体制是以总体性权力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特征的。就此而言，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中派生出的发展模式。
在这种思路的改革中，还需要反思的是所谓渐进主义的改革模式。改革当然要谨慎稳妥地进行，但过多地强调激进与渐进的两分法，其实会导致很多误解。首先，中国改革都是渐进的吗？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很难完全概括为渐进的模式。比如，国有企业的改革，几千万人失业下岗；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一夜之间上亿人失去或被削减了社会保障。这些几乎都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行的。相反，在涉及一些重要的既得利益的改革中，则往往是以渐进式改革为名，掩饰着实际上的不改革。在公车改革、官员财产公示等问题上，莫不如此。大讲渐进式改革，但同时没有时间表和路线图，其实是不想改。经过这30多年的改革实践，所谓渐进式改革的弊端也日益表露出来。其实，改革中实质性问题，往往不是激进还是渐进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对一些实质性问题进行改革的问题。改革有时需要惊险一跃。
从目前情况来看，这种改革思路最大的问题，是由于其造成的种种弊端，导致了民众对改革的认同在急剧流失。对于改革的推进来说，现在关键的问题不仅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更在于由于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滥用了改革，已经败坏了改革的声誉，使得相当一部分民众对改革失去了基本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形成改革共识已经是相当难能可贵。如果不对过去的改革进行系统的反思，延续这条路继续深化、攻关，有可能导致极为危险的局面。但要看到，支持这个思路的群体掌握相当资源，话语权较大。更主要的是，各级领导人对走这条路人们比较熟悉，因此，一提重启改革，人们的思维就会定位在这条路上。这在改革有可能重启的今天，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第三种思路：定型现有体制
这种思路没有明确的表述，但却是很多人内心里的一种默契。这首先是源于对现状的满意感。在讲到为什么近些年改革的动力越来越弱，许多人都提到是因为日子好过，所以不思进取。首先是经济在迅速发展，与此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迅速增长，政府的日子好过；其次，是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型企业的日子好过，银行从破产的边缘变成世界上最赚钱的银行，国企从过去的亏损大户变成盈利大户。而在这背后，实质上是在过去30多年改革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日子越来越好过。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貌似过渡形态的混合型体制，最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
这种状况使得我们需要对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过程重新反思。过去我们总是假定说改革或社会转型有一个起点、有一个终点，起点就是过去的计划经济，终点就是市场经济，扩展一点说就是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等等。改革和转型的过程就是从起点走向终点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当我们从一个起点在往终点走的时候，中间每一个点上都有可能停下来，在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中，会逐步形成一种既得利益格局，尤其是像我们这样渐进式的改革，就更容易形成既得利益格局。结果就是我们一开始所说的“转型陷阱”的形成。
转型陷阱对中国社会的羁绊，来自结构与体制的双重固化。其实，现在我们的社会中，一些问题的解决之所以很困难，不仅仅是在于既得利益集团对弊端的维护，也不仅仅在于这些问题和弊端本身有多么复杂，这种困难更在于“纠错困境”：对于这些问题，不解决会日积月累以至积重难返；努力解决的话，又会引起连锁反应，甚至会挑战体制的承受能力。正是这一点，给了既得利益集团以维护现有体制不变的理由。如果不能通过实质性的改革突破“纠错困境”，将会出现的逻辑，我将其称之为“饰错依赖”。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一个错要用十个错去掩饰或弥补，十个错要用一百个错来弥补，这样，路将会越走越窄。因此，要走出“转型陷阱”，解决中国社会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必须要用实质性的体制变革走出这种“饰错依赖”。
第四种思路：融合公平正义与普世价值
今天改革共识的形成，并不是因为人们开始重新认同过去那种造成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的改革模式，而是基于近几年的现实形成的“不改也不行”，甚至“不改更不行”的认识。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看到新的改革共识重新凝聚的这种背景和原因，看到新的改革共识是针对什么状况重新凝聚而成的，那么，也就大体可以看到，人们对于未来改革的期待是什么，人们要求重启的改革是一种什么样的改革。
改革新共识是在原有共识破裂之后的再次凝聚，形成改革新共识的这种背景明确告诉我们，现在是不改革已经不行，但按原来的老路子改也不行。在中国改革进行了30年后，之所以会陷入“转型陷阱”，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改革模式内在的逻辑使然。如果仅仅是继续过去的改革模式，20年后，我们有可能还会走回到今天。正因为如此，要真正有改革的再出发，就需要对原来的改革进行系统的反思，形成新的改革思路和设计。
考虑到现在社会的弊端，考虑到人们对新的改革的期望，更重要的是，考虑到我们这个社会未来的走向和前景，在这种新的改革思路中，应当将公平正义作为未来改革的基本方向和价值取向。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头，需要执政者，以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以人民福祉为终极关切，以人性和自信面对我们这个社会的问题，带领我们这个社会以不卑不亢的态度融入人类主流文明。选择这样的一条改革之路，前面将是一片海阔天空。
在实践中，以公平正义为取向的改革，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获得实质性突破。（1）对权力的有效制约。由于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当今的时代甚至需要一种更强的权力。但这必须以下面的两个条件为前提：第一，这种权力是有边界的，在权力发挥作用的边界内它应当是强有力的，但不能越界。第二，越是强有力的权力，越是要置于社会的监控和制约之下。目前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往往都是与权力受不到有效约束有直接关系的。（2）对既得利益集团的约束。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影响，是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个症结。但在现实的情况下，想消灭既得利益集团是没有可能的。关键的问题是，社会中为利益集团设定的制度安排是什么样的，提供的制度性活动平台是什么样的；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平台，正当利益主体所形成的利益集团也会蜕变成不正当利益集团，相反，如果有一个好的制度平台，就是由不正当利益主体构成的利益集团，也只能按照社会设定的规则从事自己的活动。（3）建设社会的法治基础。要实现公平正义，要约束损害公平正义的那些因素，必须依靠法治。（4）落实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力量的发育，逐步推进民主制度的建设。除此之外，国有企业的改革，将是对这个思路改革的最大考验之一。如何对待畸形膨胀的这么大一块国有资产，按照第二条思路很可能是会重演上个世纪90年代瓜分国有资产的一幕。而在公平正义取向的改革中，则要考虑在破除垄断的同时，如何公平地处置国有资产，对此，人们实际上已经在开始提出种种设想和方案。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在以公平正义为基本取向的改革中，促进权利平等的改革要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应当认识到，在过去30年的改革话语中，平等的问题一直摆不上位置，甚至有人将这种要求看作是与改革所追求的市场经济和效率相矛盾的，是需要在改革中加以破除的。这也是后来改革走样变形，甚至导致社会不公加剧的重要原因。结果是，改革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也随之破裂。不久前，经济学家华生指出，当一个社会的一般大众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权利不平等时，政治改革是有风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平等权利是当前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因此，在未来的改革中，权利平等应当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其具体内容至少包括如下几点。一是社会平等，包括改革户籍制度，逐步取消社会保障中的双轨制甚至多轨制等；二是经济平等，破除垄断，建立平等的准入制度，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等；三是政治平等，包括破除领导干部的特权，实现人大代表的合理构成等。
为了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我们应当以自信的态度接纳而不是排斥普世价值。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不是某些国家和地区所特有，是人类历史已经证明的迄今为止最好的制度框架，其中所体现的价值，绝不是某些地区或国家专有的价值，而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是人类的核心价值。对于这些价值的拒绝，不仅会使这个国家在国际上处于尴尬的困境，而且会恶化自己的经济社会生活。实际上，对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拒绝，恰恰是我们陷入转型陷阱的重要原因。在今天，对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拒绝，会成为维护既得利益格局的手段。在目前的情况下，形成如下的判断是重要的。尽管今日世界格局的变化平添了许多变数，尽管国际国内的许多变化令人眼花缭乱，但我们必须明确地意识到，在朝向现代化迈进的途中，中国社会发展需要解决的一些最基本问题没有变化，一些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一些新的情况不能成为我们忽视要解决的基本问题的理由，更不能成为我们朝着另一个方向走的理由。&
孙立平：转型陷阱，中国面临的制约
摘要：自十七大提出“加强社会建设”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纷纷推出一系列的重大改革部署，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开始作为重要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比如广东省专门成立社会工作管理委员会。
&#9633;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自十七大提出“加强社会建设”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纷纷推出一系列的重大改革部署，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开始作为重要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比如广东省专门成立社会工作管理委员会。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日前举办社会建设论坛，邀请各界专家学者对如何加强社会建设问题进行深入的研讨，本报记者现将精彩观点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我今天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社会建设的基本背景是什么，可能会遇到的最主要障碍究竟在什么地方；第二个是社会建设究竟应当建设一些什么东西，应该是什么样的内容。
转型陷阱可能引发社会问题
现在社会建设要面临的最基本背景是什么。我想讲的概念是“转型陷阱”，现在社会建设要解决的问题，我们所面对的制约条件，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个判断是很重要的。现在人们谈论得比较多的一个词叫“中等收入陷阱”，大家都会有一个感觉，好像这两年的情况跟原来有点不太一样，有人说整个中国社会的气质在变化，有人说改革已经死亡，总而言之有各种各样的说法。那么这种说法的背景是什么？现在人们提供了一个基本解释叫做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世界银行在2007年提出的概念，指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了人均G
P美元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槛过不去了，比如拉美国家、亚洲的马来西亚、菲律宾等等。大家担心中国的国民收入到了4000美元左右时，是不是也要遇到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中国不是拉美、不是菲律宾、不是马来西亚，中国面临的是很独特的状况，中国会面临的可能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转型陷阱。
那转型陷阱指的是什么？过去我们总是假定说改革或社会转型有一个起点、有一个终点，起点就是过去的计划经济，终点就是市场经济，扩展一点说就是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等等。改革和转型的过程就是从起点走向终点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当我们从一个起点在往终点走的时候，中间每一个点上都有可能停下来，在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中，会逐步形成一种既得利益格局，尤其是像我们这样渐进式的改革，就更容易形成既得利益格局。这样的基本利益格局形成后就要求不要往前走了，要维持现状，然后希望把我们认为所谓过渡型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这个体制是最有利于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我们假定一个房地产商，对他来说什么样的情形是最好的？当然是能够用行政的方式廉价拿到土地，然后盖成房子，在市场化中把房子卖出去。现在情况对既得利益者来说是最有利的，这样就有可能把这些东西定型下来，形成混合型体制。
这种情况下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现在我们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可能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这样一个转型陷阱，这个转型陷阱的种种迹象已经很明显了。有一次我去某地，晚上区长请我吃饭，就两个人，他说你知道我今年最难的是什么吗？今年最难的拆迁任务100万平米，这和我的乌纱帽连在一起，拆完了还当区长，拆不完区长别当了。我说拆哪，他说拆哪都行，只要拆出一百万平米。我们现在不是经济停滞的问题，而是走火入魔，陷入畸形发展，而这与转型陷阱有着密切关系。
转型陷阱特征是权力与市场结合
提出转型陷阱的概念，对中国现在具有重要意义，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更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究竟身在何处：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处在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中，也不是处在中间的过渡状态，而是处在一种结合了新旧体制的混合型体制的定型过程中。现在对新的体制，混合型体制最好的概括就是中国模式。
第一，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明确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二，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更准确理解到现在改革的主题集中在哪。现在问题的实质并不是改革旧体制，而是今天的既得利益者要固化现有的发展状况。在此情况下，将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国家、绑架社会的现象。
第三，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更明确地意识到改革遇到的实质性问题是什么。现在改革处于停顿状态，我觉得问题不仅仅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更重要的来自于在改革当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滥用了改革，败坏了改革的声誉，使得相当一部分民众对改革失去了基本的认同。现在很多人都在呼吁重新形成改革共识，但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形成改革共识已经相当困难。
第四，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看清楚种种困惑现象背后的基本逻辑是什么，为什么一些地方的发展会进入走火入魔的状态，为什么只能在一些特殊情形下的措施会常态化、体制化，所有东西的背后是有逻辑的，这个逻辑就是转型陷阱的逻辑。
第五，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对一个问题产生警觉，在转型陷阱的逻辑没有打破之前，那些所谓深化改革的措施，甚至那些想矫正目前问题的措施都可能被扭曲，变成获取既得利益的环节。在这种情况下，改革会进入进退维谷的状态，不改不行，改也不行。
第六，转型陷阱的概念有利于澄清笼罩在左与右争论上的迷雾。在转型陷阱的背景下，中国的问题已经不是改革与保守，前进与倒退的问题，甚至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左与右的问题，转型陷阱形成了混合型体制，这个体制最大的特征是权力和市场结合在一起。
改变社会力量对比打破僵局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转型陷阱的概念对我们认识社会建设当中的一些问题非常重要。就拿目前很棘手的一些问题，比如最近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来说，如果群众的要求是不对的，不能解决；如果老百姓的要求是对的，更不能解决。为什么？如果群众的要求是对的，解决了，解决一个出来十个，解决十个出来一百个，它已经形成了一种逻辑。再比如土地的问题，征地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在市场交易的契约上，在法制的框架下进行的，结果产生了很多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要不要解决？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其他人的怎么办？原来我们形成的那些问题，已经使得我们用新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只能用将来的错误做法维持过去的错误做法。所以，为什么我要提出转型陷阱概念，是因为这是我们整个社会建设面临的非常现实的问题。
在转型陷阱的背景之下，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打破转型陷阱当中的僵局。从这点来说，最近刚刚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我个人觉得，这是美国社会运行中机制在发挥作用，他们正处于打破社会僵局的过程中。这些年可以看到，美国社会出了严重问题，表现在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失衡。这些年金融资本不断扩大，已经成为了吸收社会财富的黑洞，并且社会已经无可奈何，传统的监管措施无能为力。美国财政部长讲了一句话，“法律赋予政府的权力，我们已经基本用尽，但是不起作用。”但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社会当中还是有一种机制在起作用，这个机制是什么，就是社会，就是民众。美国社会的民众开始介入这个过程，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抗议，对于打破原来的僵局，改变社会力量的对比，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这个事情如果利用得好，可能会形成一种变革，通过这场变革改革既得利益格局。
中国其实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大家知道现在都在讲“温州危机”，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有美国的一个类似因素，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失衡。过去一年，我们的产业经济、实体经济可以说是非常艰难，但前些天某银行行长讲了一句话，他说今年的业绩之好，让我们都不好意思公布了。一个老板讲，我手下1000人的工厂，一年的利润是100万，他说我老婆在上海买了八套房，挣了3000万，老婆这八套房子够我这间工厂1000人干30年。可我们要打破这样的僵局，机制在哪？只有社会力量的发育，我们才会有一个正常的社会。
建利益均衡机制和基础秩序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社会建设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但是这个社会建设最主要的是要解决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有六大问题：
问题一：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这是我在2005年提出的。我们到了市场经济的时候，整个社会的利益能不能有一个相对的均衡，关键在于有没有一套利益均衡机制。我们现在经常在讲这个问题，讲现代利益关系的时候就说，吃亏的永远吃亏，占便宜的永远占便宜，背后的问题是什么，是一个社会力量的失衡，导致了利益关系的失衡，如果没有这样一套新的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利益关系很难平衡。
问题二：要有一个好的社会结构，优化社会结构。我们前段时间讲得比较多的，是以中产阶层、中产收入为主的社会结构，但是我觉得还应该加上一条，就是结构要具有流动性，能够给人们提供希望。在这样一个转型陷阱的背景下，实际上不仅仅结构是不合理的，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定型化，定型后人们的机会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建立社会流动正常的渠道，我觉得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通过这个渠道提供希望，没有希望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问题三：促进公民意识和社会组织的发育。
问题四：要形成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制度化方式。现在人们都在强调社会矛盾多，社会矛盾尖锐，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中国最主要的问题，问题是缺少制度化的办法来化解社会矛盾。
问题五：促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问题六：重建社会的基础秩序。这是我十年前提出的概念，要把社会中和城市基础设施具有同样意义的最基础的制度建立起来。我们现在很多的问题为什么解决不好，跟我们缺少最基础的制度是有关的。&
孙立平：打造公平正义取向的改革新共识
问：最近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清华大学凯风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提出的第三份“社会进步研究报告”，提出中国现在面对的是转型陷阱。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呢？
孙立平：这份报告的题目是《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很多人现在都有一个感觉，我们现下处在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时期。有人说“中国社会的气质正在发生变化”；有人说改革已经终结，已经死亡；有人说中国开始要进入一个停滞时期。一种沉闷而焦躁的社会氛围在悄然形成。如果将这种状态置于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其中具有的含义就更是耐人寻味：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特征是改革，90年代的特征前期是改革，后期是开放，而进入21世纪后的这10年，维稳则成了最基本的基调。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目前流行的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从发展角度提出的解释，即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种是从改革或制度角度提出的解释，即认为是改革处于停滞甚或倒退状态。
我们的报告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最需要警惕的既不是中等收入陷阱，也不是简单的改革停滞或倒退，尽管这两个问题也是存在而且需要加以关注的，我们现在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另一种可能性，即陷入转型陷阱。转型陷阱指的是，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转型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
问：那提出这个问题的意义是什么？
孙立平：提出转型陷阱的概念，对于我们认识和澄清当今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有着重要意义。
第一，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更明确地意识到我们现在身在何处。我们现在可能不是处在改革或转型的途中，也不是处在中间性的过渡状态，而是处在一种结合了新旧体制因素的“混合型体制”定型过程中。对这种新的体制最理论化的概括也许就是“中国模式”的概念。
第二，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更准确地理解现在改革的阻力究竟在哪里。现在问题的实质，并不是像有人担心的那样，是旧体制的拥护者在反对改革，而是一些昔日的改革者、今日的既得利益者在要求固化现有状态。严重者，将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国家绑架社会的现象。旧体制的拥护者与今天的既得利益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
第三，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更明确地意识到改革遇到的实质性问题是什么。对于改革的推进来说，关键的问题不仅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更在于由于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滥用了改革，已经败坏了改革的声誉，使得相当一部分民众对改革失去了基本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形成改革共识已经是相当困难。
第四，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看清楚今天种种令人困惑的现象背后的基本逻辑是什么。为什么维稳会到了不顾一切的程度，为什么一些地方的发展会进入走火入魔的状态，为什么一些只能在特殊情形下实行的措施会常规化、体制化，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是有其内在逻辑的，即转型陷阱的逻辑。
第五，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对一个问题产生警觉，即在转型陷阱的逻辑没有打破之前，那些深化改革的措施，那些想矫正目前一些弊端的措施，都有可能被扭曲变形，被组装为获取既得利益链条上的环节，或者说，被利用为形成转型陷阱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改革会进入一种进退维谷的状态。
第六，转型陷阱的概念有利于澄清笼罩在左与右争论上的迷雾。现在中国的问题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改革与保守、前进与倒退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左与右的问题。过多将争论集中在这样的问题上，不仅会造成社会不应有的裂痕，而且会模糊我们正在面对的实质性问题。
问：但是陷阱往往意味着进退两难、不易挣脱，中国如何才能走出转型陷阱？
孙立平：改革陷入困境，不仅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更重要的是由于在转型陷阱中既得利益集团败坏了改革的名声，使得改革在民众中失去了基础。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凝聚改革共识是很困难的。即使是顶层设计的改革，如果没有真正的社会基础也很难推进、实施。
这时，能够重新凝聚改革共识的，就是将推进公平正义作为改革的基本价值，作为改革的基本目标。温家宝同志指出，应当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在转型陷阱中，人们感受最深最不满的，是公平正义被破坏。前段时间，不止一次的社会调查都得出了类似结论，即在社会各阶层中存在一种普遍的弱势感。不仅是那些公认的弱势群体如此，就是被那些通常人们羡慕的群体，如公务员、警察、教师、民营企业家甚至领导干部，也都有明显的弱势感。在中国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经济又是如此高速发展的今天，这种普遍的弱势感是很值得人们警觉的。这种现象至少部分说明，在一个公平正义不能得到维护的社会中，每个群体的人生活得都不舒服。因此，重建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社会当前最急迫解决的问题。
我认为，打造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改革新共识，可以正面面对现有体制的主要弊端，能够凝聚民众变革要求，而且在意识形态上无太大阻力，可以超越左右分歧。
问：在一个贫富分化呈现加剧态势的断裂社会中，如何以公平正义来凝聚人心，形成你所谓的改革新共识？
孙立平：以公平正义为取向的改革，强调如下的改革内容：实现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将政治社会生活纳入法治轨道，破除权贵资本主义，建立利益表达、施加压力和社会博弈机制，促进公民意识和社会组织的发育，促进公民权利平等。
真正的公平正义，只有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主与法治的建设，应当是未来中国改革的核心内容。首先是要形成对公权力的制度性制约。因为，现在公权力的滥用和不受制约，是损害公平正义的第一位原因。公平与正义的实现，必须基于法治的基础，需要宪法权威、司法公正、行政公平。同时，以公平正义为宗旨的改革要破除权贵资本主义，如周瑞金先生所说，执政者要勇于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
如何以公平正义来凝聚人心？如何以公平正义来重新凝聚改革共识？所需要的，并不是什么深奥而复杂的东西，而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东西，这就是勇气。多少年来，罩在改革头上最大的魔咒，就是犬儒主义，就是对不公平、不正义的默认，就是一种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哲学，就是过于讲究策略的圆滑和“成熟”，就是缺乏面对实质性问题的勇气的体制性拘谨。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中国最需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能够正视既得利益格局，冲破既得利益格局，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走出目前僵局与困境的勇气。执政大国，智慧、谨慎是重要的，但在今天的中国，勇气和魄力显然要比智慧更为重要。&
孙立平：这一次，变化真的发生了
乌坎模式的意义
峰回路转。一度令有关方面陷入困境的乌坎事件，在经历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点之后，步入了良性的轨道。新的村党总支组建了起来，村民选举委员会和村民代表经由村民认可的民主程序选举产生，村委会的选举也正在酝酿之中。
乌坎选举的意义在哪里？
有人说不要夸大乌坎选举的意义，因为类似的选举其实早就存在，甚至有的做得比这个更好。如果就选举本身来说，我同意这种看法。但如果将这次选举放到整个事件的链条中去看，意义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和那些风平浪静中的选举相比。
这个链条是：由于某一事件发生了牵扯到官民关系的剧烈社会矛盾，经过一段时间双方的试探和博弈之后，最终选择了一种用理性和妥协解决矛盾的方式。这种方式就是用选举这种民主的过程，形成一个制度性的构架，促使矛盾从可能的恶性循环走向制度化的良性循环，同时满足民众表达争取利益权利和政府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双重需求。
可以说，这个过程包含了中国政治的一些基本逻辑，乌坎用自己的实践，论证了在较为严峻的情况下用民主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这个事件具有促进中国社会走向民主化和社会长治久安的潜力。这就是我认为的乌坎事件的意义。乌坎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问题的缩影。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乌坎实验的关键之处就在于，看我们能不能同时实现两个目标：民众具有表达自己利益和进行博弈的权利，社会具有化解矛盾保持基本稳定的能力。而这恰恰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两个症结。同时解决这两个似乎矛盾却又分不开的问题，是对中国社会智慧的挑战。这个实验中，包含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逻辑。这比包产到户那次更难，因此也就更有意义。
尽管媒体对选举的报道大都强调选举的独立与透明，但我认为，更有意义的是下面这个事实：在事件基本平息下来之后，当局大胆起用了抗议者，将乌坎短暂自治期间的领头人林祖銮任命为该村新的党总支部书记；参加示威的洪睿超，是去年12月被警方拘捕的五人之一，现在被选为选委会成员；曾带领乌坎村民进行土地维权，后被警方抓捕后去世的薛锦波之女高票当选为村民代表。这个事情是异乎寻常的。在过去类似事件的处理中，即使承认群众要求是合理的，甚至在经济上做很大让步，对维权领袖也一定会给颜色看。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秋后算账”，其道理是对以后的维权者产生事先威慑。当这次乌坎事件出现初步转机的时候，人们也是担心这次会不会故伎重演，担心可能的秋后算账造成事态的再次恶化。事实表明，这一次变化真的发生了。
再如果说，在发生官民矛盾之后，用选举的方式解决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的话，将抗争领袖任命为村庄领导人，同时村民将抗争领袖（或家属）选举为村民代表，很可能是第一次。可以说，这是对“民众的利益要求是正当的”一次实实在在的确认，是对民众争取自己权利的一种真正的尊重，是对“秋后算账”这种屡试不爽的模式的一种有诚意的终结。而恰恰是这些，体现了一种解决涉及官民关系的利益冲突新模式的实质性要素。当然，这当中，既有民众抗争的力量，也有官方的开明。
容错空间：已经变得越来越小
这样的一种突破的意义，如果放到广东近来的一系列尝试中去观察，也许会看得更清楚一些。在近两年的广东，有两点很值得人们关注。
第一，广东最近群体性事件比较多。我觉得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说，广东是中国过去发展模式弊端最突出的地方。所有这些，都使得我们社会中最典型的问题会在广东最早最集中地暴露出来。比如，目前广东省1.1亿人口中，大概有三四千万是外来人口，由此形成的问题和矛盾当然要比其他地方更为突出。其次，在广东这个地方，不说公民社会，至少民间社会的根基在中国可以说是最深厚的。广东人务实，不容易被忽悠，家族的力量根深蒂固。而且，尤其是在粤东这样的地方，民众权利的意识在历史上就是相对比较强烈的。强烈的权利意识加上有凝聚力量的社会基础，民众表达自己利益要求的事件多发，也就可以理解了。我们要明确意识到，将来整个中国社会也要面对民众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的问题。
第二，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进行的一系列尝试。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广东官方近来在有意进行一些新的尝试和探索，以期形成处理社会矛盾的新思路新模式。对于乌坎事件的处理，可以看作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我注意到，在去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就明确表示，要处理好维稳与维权的关系，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努力健全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机制，以保障权利促进相对的利益均衡，以利益的均衡求得社会的稳定。更早的，在2009年，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陈伟光就提出，罢工并不是违法行为，因为目前罢工行为还处于法律的真空地带，希望能够就工人罢工问题进行立法。我还看到，在最近一段时间，广东官方对一些影响不是太大的游行示威（包括乌坎最初的抗争行为）采取了默认态度，在出动警力的时候，也主要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尽量避免冲突的发生。此外，广东近些年来着力推进社会建设，如放宽社团登记，促进各类社会组织发育等。我们可以将广东的这种思路概括为，通过建立社会性的机制，同时实现民众利益表达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双重目标。
这两个因素告诉我们的是，现实的中国已经开始逼迫我们不得不采取一种开明的新模式，来解决我们现在面对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事实上，近些年来，我国社会中的容错空间已经在变得越来越小，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前些年，上千万的国有企业职工不分青红皂白地被“失业下岗”，好像没有引起太大的问题；在一段时间里将相当一部分人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取消掉，好像也没有引起太大的问题；大规模地用非规范的、甚至野蛮的方式进行征地拆迁，也只是引起了零星的个体性的反抗。但必须看到，社会中能够容纳这些问题的空间已经在日益缩小。
合法性基础的脆弱，严重腐败引起的社会向心力的丧失，社会结构固化导致的希望感的破灭，民众维护自己利益的权利意识的增强，以及政府处理这些问题的制度化手段的缺乏等，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我们这个社会变得日益脆弱，社会的容错空间在不断缩小。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以拖延、不作为或强力压制的方式来应对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可行性已经越来越小；形成解决这些问题的新模式，已经是势在必行。
纠错困境：不仅是乌坎面临的挑战
乌坎的探索之所以值得重视，并不仅仅在于其现在所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更重要的是，乌坎事件实际上提出了有关中国在解决社会矛盾上所面临的困境的一些重要母题。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纠错困境”。现在，在体制内外，都有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甚至越陷越深，有许多抱怨。如果仔细分析，在这个问题背后，实际上是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时面临的一种深深的困境，一种进退维谷的困境。这种困境我将其称之为“纠错困境”。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走远了，想回头都难。
这种纠错困境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就是，在许多问题上，民众的要求如果是错的，你不能解决。如果是对的，实际上更不能解决。为什么？因为如果民众的要求是对的，解决一个出来十个，解决十个出来一百个。因为以前造成的类似问题太多了。
对于现在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乱象，包括很多社会矛盾和冲突，人们都呼吁要回到法治的轨道上来解决问题。从理论上来说这是不错的。但殊不知，如果开了一个在法治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先例，由于连锁反应，一系列此前的问题就会重新被提出来，而很多问题已经是无法解决了，至少是无法在法治的基础上解决了。这就是我们在现实中所面临的真正困境。而且，随着时间的延伸，这种困境会日益严重化。
乌坎事件给我们理解这个困境提供了一个机会。这次乌坎事件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村民的基本要求是收回原来被村领导人转让出去的土地。如果回到法律的层面，这涉及的是原来土地转让协议（即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根据合同法，凡是采用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凡是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都是属于无效合同。
而对无效合同的处理方式，一是恢复原状，二是进行赔偿。我们注意到，去年12月19日，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在乌坎事件媒体见面会上表示，原先已冻结的畜产有限公司用地，由政府出面协调、赔偿征地者损失，收回404亩事件所涉用地，通过征求规划部门和村民意见后再进行新的开发，并充分保障村民的利益。尽管在由市委来决定土地收回是否合法的问题上可能会有争议，但这个决定可以说是对村民最主要要求的一种正面回应，也是解决乌坎事件的一个重要环节。从逻辑上来说，这等于宣布原来土地转让的合同是无效的。其道理，可能是在当时土地转让时存在可以判定转让协议是无效的情节。
对于无效合同的判定根据和程序可能产生的争议，我们可以将其放置一边，这里我们最关心的是下面由此而导致的两个问题：第一，如何处理无效合同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乌坎是幸运的，因为那404亩土地还没有开发，可以恢复原状。但如果已经开发了呢？那就只能用赔偿的方式。问题是，谁来赔偿？拿什么来赔偿？答案只能是政府用财政来赔偿。且不说政府是否有能力进行赔偿（汕尾是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就是有能力赔偿，财政也是纳税人的钱，用纳税人的钱对市场中的无效合同进行赔偿，有法理基础吗？其实，就乌坎村来说，情况比这个更为麻烦，因为近些年来该村转让出去的土地共有3000多亩，这次能收回来的只有404亩。其他的土地能依此办理吗？
第二，可能引起的连锁反应。近些年来，在全国的征地拆迁中，不规范的情况甚多，如果细究起来，恐怕属于无效合同的不在少数。由此引出的问题就是，如果乌坎的案例回到法治的轨道解决问题，其他的地方如何办？有可能按照处理无效合同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从这里，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是什么。个案式的摆平甚至纠错是比较容易的，但如果上升到一种模式，就必须对这种困境进行有效的拆解。事实上，在诸如上访截访、失业下岗以及计划生育等问题上，我们都会面临这样的“纠错困境”。如果复原，复不了；如果赔偿，赔不起。可以说，如何拆解这些问题，是对中国改革者真正的考验。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
走出“纠错困境”和“饰错依赖”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历时30多年。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同时也造就了很多问题。前一段时间笔者曾经提出过一个叫做“转型陷阱”的概念。所谓“纠错困境”就是“转型陷阱逻辑”的一种具体体现。
在这种转型陷阱中，我们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弊端。现在的问题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困难不仅仅是在于既得利益集团对弊端的维护，也不仅仅在于这些问题和弊端本身有多么复杂，这种困难更在于“纠错困境”：对于这些问题，不解决会日积月累以至积重难返；努力解决的话，又会引起连锁反应，甚至会挑战体制的承受能力。
在这样的困境面前，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有勇气和魄力解决问题，二是没有勇气和魄力解决问题。以乌坎事件为例，当时实际上就存在这两种选择，或是用旧的模式解决问题，把村民的正当利益要求压下去，以换得一时的社会稳定；或是开启一种新的模式，不但解决导致这次事件的深层次问题，而且为解决以后的问题开辟法治化的道路。实际上，在当时另一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如果是另一种可能成为现实，将会出现的逻辑，我将其称之为“饰错依赖”。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一个错要用十个错去掩饰或弥补，十个错要用一百个错来弥补，这样，路将会越走越窄。因此，要走出“转型陷阱”，解决中国社会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必须要走出这种“饰错依赖”。
如何走出“纠错困境”，走出“饰错依赖”？除了勇气，还需要魄力和智慧。这当中最关键的环节是如何斩断纠错的责任链条。有人认为，台湾解决“历史共业”的办法，可供我们参考，即对于历史追溯的时效做一些限制，承认一些既成之错误不予追究。这无疑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但需要讨论的是，社会接受这种切割或时效限制的条件是什么，包括特定的社会氛围如何形成。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用诚意和真话对所面对的问题进行负责任的讨论，正视当前的问题，不回避过去30年改革的失误与局限，坦承目前面临的困境、制约因素与难处，打通全社会同心同德之路，展示执政者有向前的决心，民众有理解解决问题难度的宽容，以社会和解的氛围，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重建向前寻求出路的共识。由此，中国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可以说，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而且是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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