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势所趋　人心所向_教育学习-牛bb文章网您的位置：&>&&>&大势所趋　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人心所向（原作者：王伯惠）[关键词]改革开放；纪念；党心民意；胡耀邦；陈元方；杨伟民[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8)09-0048-06(接上期)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挺身而出在陕西的领导干部中，称得起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人，就是陈元方同志!胡耀邦同志担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时，他是省委秘书长，是胡耀邦同志反对“四清”运动“左”的错误的主要支持者。陈元方同志主要的理论贡献是他在1959年发表在陕西的《人文杂志》上的《论否定》一文，一九六二年又写出《谈谈否定的否定规律》一文，上海人民出版社曾确定出版此书，因反右倾而停止。《论否定》和《谈谈否定的否定规律》的可贵之处，是它不仅具有高水平的理论性，而且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和反对“左”的错误和左倾路线的战斗性。陈元方同志写道：唯物辩证法的否定，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是“既克服又保留”的否定，认为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否定，一方面是扬弃旧事物中消极的东西，另一方面又继承和发展了旧事物中积极的东西。这是符合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正确而明智的否定。一切具有“左”的错误思想和奉行“左”的错误路线的人，都特别不喜欢和反对这个唯物辩证法的否定论，他们都是形而上学的否定论者，他们讲的和搞的否定，是“一刀两断”、“一笔勾销”和“一棒子打死”的否定，是凭自己主观意志搞的“任意的否定”，是“一种拙劣的愚蠢的否定”。斯大林在其名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讲唯物辩证法的规律时，完全抛弃和不讲否定之否定规律，对这一基本规律来了一个主观任意的彻底否定。他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许多错误思想和作法，都与这种主观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直接相关。陈元方同志在《谈谈否定的否定规律》中，讲第一个问题：“否定的否定规律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规律”时，就从哲学的高度，用很大的篇幅，专门分析和批判了否认否定的否定规律是一条具有完全独立性质的辩证法规律的错误思想。反“左”的旗帜非常鲜明，论点非常中肯而有力。如果说陈元方同志《谈谈否定的否定规律》的反“左”锋芒主要是指向国外的权威人物的话，那么《论否定》的锋芒就主要指向国内的“左”的错误。他从哲学的高度，反复批判了否定按劳分配和价值规律、等价交换等原则的“左”的错误思想。又在最后的结语中说：“客观实际过程的发展并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实际情况表明：该否定的东西，而硬不否定，但是新生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旧的东西终究要死亡的，到头来还是否定的。该肯定的东西而硬不肯定，但是，富有生命力的东西总是要生存下去的，到头来，还是要肯定的。例如，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阶段，有人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和价值规律、等价交换等等原则，可是按劳分配等等原则是无论如何也死不下去的，它们仍然经常地实际地起其应有的作用。我们在前面曾提到形而上学的否定只是主观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否定，就是由于这个道理。”正因为《论否定》的反“左”锋芒非常锐利，就受到了当时流行的“左”的错误思想的抵制和批判，长篇大论的批判文章曾在报刊上不断出现。但是历史的发展并没有否定《论否定》一文的正确性，反而把那些形而上学的“左”的否定论者的文章，通通否定了!限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陈元方同志没有可能从更多更深的层次上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理论探讨，但是它阐述的理论观点，却给我们继续进行探讨和研究，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就以建国以来的历史看，也是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的发展过程。全国解放初期的新民主主义时期是一个肯定，也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及其以后的年代是一个否定，也是中级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是一个否定的否定，也是高级阶段。否定之否定的高级阶段，是前进运动和仿佛“回复”运动的统一。它否定了否定阶段(中级阶段)的“左”的和过时的东西(如阶级斗争为纲、闭关锁国、计划经济体制、农村的人民公社体制、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等等)，又保留和发展了否定阶段(中级阶段)的一切正确的积极的东西(如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公有制、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等)。不仅如此，否定之否定的高级阶段，还在一些方面仿佛“回复”到第一个肯定阶段(初级阶段)，如农村的家庭经营，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建立，甚至连初级阶段少有的与国外合作的“三资”企业也滋长起来了。这许多现象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旧事物的复活，是一种“倒退”，实际上它是在高级阶段的新的基础上和新的条件下复活和发展的，它们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一个有益的组成部分。它们在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发挥其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粉碎“四人帮”之后，陈元方同志担任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1979年1月，他在陕西省三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极左路线》的讲话，这是一篇慷慨激昂义正辞严的讨“左”檄文，当时我还没有见过和听过有哪一位领导同志这样早地站出来在党的正式会议上发表这样的讲话。这篇讲话的主要内容是：极左或左倾错误路线，是林彪、“四人帮”若干年来强加给我们的一个主要精神枷锁。这种极“左”或“左”倾路线，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后就萌芽了，不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帮”，还有理论恶霸陈伯达、康生把它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全国如此，陕西也是如此。如果说还有什么陕西特色的话，那就是这种极“左”的形式更加简单，更加粗暴和野蛮。他们竟然可以在大街上，在稠人广众之中把已经获释的张策同志(原西安市委书记)第二次抓入七十三号秘密监狱。杨伯伦同志(原陕西省政府民政厅长)说了一句怪话，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被迫逃亡躲在四川女儿家中好长时期。农民讨饭吃，他们竟然认为农民有讨饭吃的习惯，或者有吃观音土的习惯。一对未婚青年工人在恋爱时期发生关系，他们竟给男方判了二十年徒刑，如此等等，无奇不有。极左路线是一种完全错误的路线。从认识论上说，它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它是“长官意志”的反映，并不是事物本来面目的反映，并不是客观规律的反映。从政治上说，它严重地打击与损害了广大干部与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破坏了党群关系与工农联盟，腐蚀了党的肌体，损害了党的形象。它办了敌人想办而办不到的事，有利于敌、不利于我。在经济上，它破坏生产，给国民经济与人民生活制造了极大的灾难。从组织上说，它结帮组派，人为地制造矛盾，分裂党、分裂干部队伍、分裂人民，搞得党和国家既不安定，又不团结。总而言之，罪大恶极，非打倒不可。这种极左路线，流毒最广、为害最烈、为时最长，因而后果也就最为严重。它是我党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一次错误路线。这种路线把辩证唯物主义篡改为“唯意志论”和“唯斗主义”。无限夸大精神的作用，无限夸大（原作者：王伯惠）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无限夸大对立面的斗争，否认对立面的统一。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无休止地搞政治运动，把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篡改为“精神可以代替物质”，“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以斗为荣，以斗为快。结果越斗越垮，越斗越乱，越斗越穷，越斗越消极，越斗越落后。在阶级斗争问题上，这条路线的信奉者们，认为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中国社会仍然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在他们看来，阶级敌人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阶级斗争不是越来越减弱，而是越来越尖锐，已经熄灭的还得重新把它点燃起来，而且这种阶级斗争是什么“无处不有处处有，无时不有时时有，无事不有事事有，无人不有人人有”；以至于需要农民不种地，工人不做工，学生不上课，大家都来干阶级斗争。你说，阶级斗争固然不能忘记，但光干阶级斗争，没完没了，也不行，还得吃饭呀，总得“三大革命”一起抓呀!他说，这是“右倾”，这是宣扬“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阶级斗争抓好了，就是颗粒无收也不要紧。”于是，大家就只好抓吧、斗吧。然而，阶级敌人在哪里呢?总得有个斗争的对象么。到处寻找，先到农村找，找不出多少地富分子。怎么办?有办法，就再划订吧!社教中划了一大批，文革中又划了一大批，零星划的还不算。在蓝田县，汪锋同志(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家中十多口人，有土地不到二十亩，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洗劫一空，烧毁全部房屋，张榜悬赏，通缉汪锋同志及其直系亲属，致使全家逃难隐蔽在蒲城，直到解放。就是这个家庭，在社教中，竟被订为富农(土改时订为中农)。赵伯平、赵守一同志家(原陕西省省长和陕西省委书记)也被订为地主。汪家、赵家如此，其他家还能在话下吗?地富分子，多多益善，全省大约错划了九万户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当然要在城市里找，先在党外找，找不出几个，又在党内找，果然找到了，所谓“走资派”，不仅是“一小撮”，而且是“一大批”(请看《五?一六通知》)，什么“老干部等于民主派等于走资派”，越揪越多，后来竟然找出一个“党内资产阶级”。还有知识分子，也得从中找阶级敌人。先在旧知识分子中找，找不出多少，又在新知识分子中找，也找不出几个，最后干脆不找了，一律宣布，所有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么一来，就可以对“阶级敌人”发动所谓“全面进攻”，实行所谓“全面夺权”、“全面专政”了。党纪国法，尽被践踏，形式上的民主，也不给人民一点。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一次运动，把千百万人民推到阶级敌人营垒中去，又一次运动，又把千百万人推到阶级敌人营垒中去。为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天天急风暴雨，人人胆战心惊，处处是“阶级敌人”。哪里还有工夫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去，哪里还有心思把生产搞好。在社会主义制度问题上，这条路线所搞的并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而是平均主义。这实际是一种反映小农经济的思想和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合作化后期的强迫入社，公社化时期的强迫升级，大跃进时期的“一平二调”，以及前不久的“穷过渡”等等，都带着平均主义与剥夺农民的性质。历史的经验反复地证明，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不能搞平均主义的，在人民内部是不能搞剥夺的，我们对于资产阶级还采取赎买政策，怎么能对农民实行剥夺呢?列宁向来主张对农民是要慷慨一些的，而我们的极“左”主义者，却把农民卡得那么紧、限得那么死、搞得那么穷。我们知道，在人民内部无论是队与队之间、农户与农户之间、人与人之间在经济上、生活上的不平等现象，是要消除的，但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渐消除，达到共同富裕，绝不能采取剥夺农民的办法去强迫拉平。采取平均主义的剥夺的办法只能使贫穷普遍化，达到共同贫穷。我们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主观主义的模式、平均主义的道路、农业社会主义的道路是绝对走不通的。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这种极“左”路线，打着革命的招牌，反生产，反建设，反“四化”，反引进，反科技。他们宣扬上层建筑决定论和生产关系决定论，大批所谓唯生产力论。根本否认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和物质基础的重要性。这条路线，有时也谈工业化，但不是把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联系起来，更反对从国外引进先进的设备与科学技术，而是把自力更生搞成关门主义，把延安精神单纯解释为艰苦奋斗，热衷于“小土群”、土法上马。1958年大跃进，到处上马，万马奔腾，遍地开花，搞了不少的建设项目。为了国家的工业化，广大干部和人民确实是积极热情的，废寝忘食的，但是由于对共产主义的一些想法太天真，而且性子太急，办法也不对头，除了极少数规模较大，技术先进的工厂而外，多数落后的、经济上不合算的、赔钱的工厂，都不得不相继下马。马不走了，你不下来怎么办?我们搞工业化缺乏经验，又加上眼光狭小，头脑闭塞，没见过国外的现代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只好按自己的主观想法干，结果没有跃上去。花的人力、物力、财力确实不少，但没有干成几个像样的现代化的工厂和工程，而是干了许多后来不得不下马的东西。这条极“左”路线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上，也制造了不少混乱。党的政策和国家宪法所允许的“自留地”是资本主义；正当的集市贸易是资本主义；生产队用拖拉机搞运输是资本主义；只能搞农业，不能搞副业，搞了副业就是资本主义。还有，国营工厂的产品，国营商业不收购，也不能自销，如果自销，也是资本主义。动不动就大反“资本主义，”动不动就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这种观点和作法，既打击了生产，也打击了流通，似乎把生产的一切门路，商品流通的一切渠道，都堵得死死的，才是社会主义。这种极“左”路线在经济管理上，提出一大堆错误的反动的口号，反对什么生产第一、技术第一、业务挂帅、工分挂帅、物质刺激等等。实践已经证明，这一套都是违反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实行这一套，绝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只能把国民经济搞下去。这条极“左”路线，在分配上，根本否认社会主义社会按劳分配的原则，不承认它是客观规律，反对奖金制，反对多劳多得，把计件工资排除在工资形式之外，反对评工计分，推行平均主义，推行按政治表现评定工资等级，鼓吹吃大锅饭，把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诬蔑为资本主义的原则。结果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极大地挫伤了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极大地损害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条极左路线，在价格政策上，否认价值规律在流通过程中的作用，推行不等价交换，收购压级压价，反对采取适当措施逐步解决工业产品与农产品之间的剪刀差问题，以致剪刀差的差距，不是逐步地走向缩小，而是继续扩大。打击了农业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既影响了粮食生产，也影响了副业生产。这种极“左”路线，在粮食政策上，反对农村的负担需要相对的稳定，竭泽而渔，年年征过头粮，多打不能多分，以致把农民搞得很穷，吃不饱饭，甚至讨饭吃，农民得不到休养生息，没有劳动积极性，回过头来（原作者：王伯惠）又打击了生产，恶性循环。这条极“左”路线，对人民群众的生活毫不关心，反对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对人民群众在经济上以及政治上的要求和呼声，充耳不闻。谁要是实事求是地反映一点实际情况，提一点合理的意见，就说是“为民请命”，给你吃一老棒，难道共产党人不为民请命，谁来为民请命?为民请命，何罪之有?这种极“左”路线，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是反动统治者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他们把人民当敌人，无法无天，任意处置，从批、斗、砸、抄、抓，直到血腥镇压。完全不象个共产党人的样子。这种极左路线，在党内生活中，破坏民主集中制。他们只要个人的集中，不给党员以民主，只要一言堂，不要集体领导，实行专制主义。即使在党的委员会里，也不能有不同意见，否则就是右倾、右派，反党或反党集团，一棍子打死。他们把斗争绝对化、扩大化，不斗则已，一斗就无限上纲，把党内矛盾当做敌我矛盾；不斗则已，一斗就要把人斗倒、斗臭；不斗则已，一斗就要“打倒一切”。蓝田县二十九个公社有二十八个公社党委书记被打倒，仅剩下洪门寺公社党委书记张润华一个人，人称“书记种”。还有，不斗则已，一斗就碾转株连，妻子儿女，亲朋故友，都难以幸免，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案，仅在庆阳地区就株连了一万二千多人。这种极“左”路线，对我党历史进行了不能容忍的歪曲与篡改。他们打着突出毛泽东同志的招牌，诬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他们从党史中抹掉。延安纪念馆的陈列中，人物出现就很少。1973年，周恩来同志曾经提出批评，指出当时的革命，就是这两三个人干的吗?在我们这样伟大的党的历史上，每个历史时期、每个地区、每个斗争，每条战线，都有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出现，然而都不能提，不能写，不能描述，党史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党史不能编，地方志不能写。谁要编写，就“无端棍子啪啪下，不尽帽子顶顶来”，不是说你为某人“树碑立传”，就说你闹“地方主义”。解放快三十年了，我们还是“有党无史”、“有地无志”。这种极“左”路线，对我党的地下斗争，进行了恶毒地诬蔑。他们打着突出革命根据地(也不是突出所有的革命根据地)的招牌，否认白区工作是我党对敌斗争的一个重要战场，否认地下党的作用，否认党的隐蔽精干政策。形而上学地实际是别有用心地把打入敌人内部和以敌伪职业为掩护的地下党员、进步人士，诬蔑为“敌人”和“为敌人服务”，如果被捕过，那就一定是“叛徒”，是“特务”。1943年延安整风审干时期，康生、高岗曾把陕西地下党诬蔑为“红旗党”，文化大革命中，胡炜一伙又把陕西地下党诬蔑为“第二国民党”、“土匪党”。制造了大量冤案，使不少的地下党员和党的同情者，遭到残酷迫害。临潼徐杨的杨宜汉同志，1936年掩护过刘少奇同志过境，竟被掘墓扬尸，家中房屋被拆光，并在《陕西日报》上以头版头条新闻批判，说是包庇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不讲道理，以至于此。方仲如同志，1930年从苏联回来，在上海做我党的无线电工作，被敌逮捕，监禁了六、七年。在监狱中，在法庭上，遭受严刑审讯，但他始终坚持斗争，没有暴露身份，连他的真实姓名与籍贯，敌人也不知道。就是这样一个好同志，却被打成“大叛徒”，长期遭受迫害。还有陈煦、罗明、常黎夫、时青、刘拓、刘文蔚同志等多人，都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叛徒”。1936年陈煦在西安被捕时，尚非党员，自然无党可叛，他们竟胡拉乱扯地以李秀成为“案例”，说什么李秀成也不是共产党员，还不是叛徒?对于常黎夫同志，他们“勇敢”地把他定为“叛徒”，却怯懦得至今不敢承认是谁给定的，成了“无头命案”。这条极“左”路线，在文教科学战线，推行愚民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他们反对学生“以学为主”，大批所谓“智育第一”和“白专道路”；压百花、灭百家、整教师，整作家，整演员、整科学技术工作者。在陕西，他们制造什么“柯、马、黄黑帮”、“彭康黑帮”，批什么“反党文艺”、“反党党史”，还有什么“黑画展览”，搞得思想文化战线一家独霸，万马齐喑。有人说，共产党内的能人很多，英雄辈出，人才济济，为什么能让林彪、“四人帮”把党和国家的事情搞到这种地步?为什么广大干部竟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整得束手无策，甚至无法自保?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打着无限忠于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招牌，贩卖私货，妄图实现其篡党窃国的阴谋。对于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广大党员是衷心爱戴的，特别是我们这一代的党员干部，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成长的；我们亲自参加和亲眼看到中国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胜利的，中国革命没有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这一个根本条件就不会胜利。这一点我们最理解。革命的干部和人民，谁不敬仰毛泽东同志?谁不热爱毛泽东同志呢?然而我们也太天真了，谁也没有想到竟会有人打着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招牌来大干坏事。我们许多人对林彪、“四人帮”所搞的一套不理解、想不通，但人家又一再宣扬这一切都是毛主席指示的，或者画了圈的，整个文革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大家还能不相信吗?不知道还有坏人干扰、破坏。不少的同志被整死了，但他们至死还以为这都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哩!他们至死也没有搞清楚，到底应该怎么样正确地对待领袖，应该怎么样正确地对待毛泽东思想，也没有搞清楚到底什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不少同志的悲剧就在这里。这是林彪、“四人帮”所以能够骗人、吓人、整人，横行于一时的主要原因。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不知道从哪一年起形成一种制度，班长说了算，每一级党组织都有一个班长，因此也都实行个人说了算。所谓少数服从多数，所谓集体领导，只是一句空话。“长官意志”就是真理，“长官意志”错误，本来是可以讨论研究一下的，然而不许讨论，不许研究，只能服从，只能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结果把事情干坏了，又把责任一股脑儿推给别人，推给下级，不替下级干部承担责任，而他们自己呢?却是永远正确的。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党内存在一些投机商式的风派人物。此种人的特征是趋炎附势，看风使舵，见利即上，投机钻营。他们在党内反倾向斗争中不讲原则，只讲利害，稍给一点压力，他就可以变过去，稍给一点诱饵，他又受宠若惊，立刻投靠过去。至于这种变过去和投靠过去对不对?该不该?他是不管的，明明是错误的东西，他也拥护；明明是正确的东西，他也反对。他们的绝招是善变，一有风吹草动就变，变来变去，甚至今天的观点同昨天的观点，今天的行为同昨天的行为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他也不管。十多年来，他们的表演是不坏的，但他们的政治倾向是不好的，我们党的许多事情坏就坏在这些人的手里。林彪“四人帮”为什么会如此横行，有如此的能量?这些人物给他们抬轿子、吹喇叭，推波助澜，火上加油，不能说（原作者：王伯惠）不是一个原因。林彪也好，“四人帮”也罢，都是以“假高举”起家的，都是打着极“左”的旗号来大干坏事的。林彪说“打着红旗造反，不易被人识破”，张春桥说“凡事左三分”(其实岂止“三分”)，就是这些野心家、两面派的自供状。看来利用“左”的旗号来搞反革命的破坏活动，越来越为一些反党野心家所利用。我们党的一个沉痛教训就是对于以“左”的面目出现的敌人识破得太迟了，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这个经验教训是我们党和人民永远不应忘记的。四、干部和群众开始突破旧的经济体制1961年夏秋之际，陕西省委派省委常委常黎夫和省委政策研究室的王伯惠到榆林地区的定边县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定边县农民的主要生产和生活工具毛驴归集体所有，集体饲养后死亡多，乏瘦不生驹，严重影响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征得定边县委的同意，就把毛驴下放给农民私有私用，短短几年内，毛驴等大家畜就增加了1.52倍，有力地促进了当地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定边县毛驴下放，对毗邻地区宁夏的盐池县、甘肃的环县、华池县和延安地区的吴旗县，都有很大影响。1962年夏季，陕西省委组成工作组由王伯惠任组长，到清涧县进行调查研究，同该县五个公社，五十一个生产队的干部和群众进行了座谈讨论，写出了绝大多数群众要求生产到户的调查报告，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农村的情况和群众的要求，其内容是：(一)农业社是个大摊摊，精精捉憨憨。在许多生产队中，粮食和牲畜比刚合作化时略有增加的约占百分之七左右，百分之九十三的队都减产、减畜，一般的减三分之一，有的减少一半，个别队牲畜减少百分之八十以上。减产原因，除了已经纠正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和瞎指挥以外，当前突出的矛盾，在公社外部是公购粮负担重(五八年前每户平均负担一百二十多斤，现在是三百多斤)，农副产品收购不合理。在生产队内部，主要是社员与社员之间劳动记分和分配上存在着严重的平均主义。刚合作化时，因为社员家底厚，粮食分得多，摊子小，大家还没经验，劳动热情高，这个矛盾不很显著。公社化以来，又被“一平二调”等主要矛盾冲淡了，现在这个矛盾就突出来了，成为生产队内部的主要矛盾。上级干部天天强调评工记分、定额管理，以为这是改善经营管理、解决平均主义的根本办法。但是到了下边，死分活评和定额管理根本行不通，都是死分死记，八分与十分之差，平时做好做坏，做多做少，做轻做重，在记工和分配上再无差别，实际上变成等级工资制。有些生产队自合作化以来只给一两个劳动不好的社员降了一次分，还吵的弄不成。群众说：“你们干部几年评一次工资都有意见，叫我们天天评工分，不是给人寻事哩!”“农业上的活零零碎碎，一天七事八事，定额管理太复杂、太繁琐，我们脑子简单，实行不了。”事实上谁也不愿意惹人，谁也受不了那麻烦，以为惹下人是自己的，打下粮食是大家的，只好“以大家卖大家。”大段包工，虽然可以解决一些磨时间的问题，但是能够实行小包工的活路不多，而且质量没有保证，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社员参加集体生产都是受的“死腌苦”，所谓“三七苦”、“四六苦”、“对半苦”，都没有把力气出尽。农业社越办人越精、越惯越滑了，劳动好的人时间长了也背不住了，再好的金刚钻能钻几钻头，慢慢也疲沓下来了。高杰村大队一百多个劳力中，只有白新山一个人能吃亏，其他都互相依赖，互相捉弄，精精捉憨憨，结果憨憨也不憨了。这个队有个白顺心只识三个指头的数，过去大家都让他做重活，现在他也说：“你们怎不做?你做我也做”。社员在自己地里一天能劳动九小时，在集体地里顶多劳动六小时，而且质量粗糙，种地不种畔，三垧种成两垧半。人哄地皮，结果地哄肚皮；互助组时是三“开台(顿饭)”，人民公社是两“开台”，照这样干下去，以后就要一“开台”了。大家都为这个问题煎熬，劳动好的人恨得连话都不想说，队干怨社员，社员怨队干，都说：“生产队烂咯烂不了，办咯办不好，人人都着急，人人没办法”。看来，我们强调的一套评工记分、定额管理等经营管理制度，同现在农业生产的条件和群众觉悟水平是不相适应的。回想一下，这些办法大多是在农业合作化初期从苏联集体农庄抄来的，搞了七、八年普遍行不通，很可能是三包一奖制度后的第二套烦琐哲学，值得从根本上加以考察。(二)自想办法，寻找出路。集体生产靠不住，就纷纷从个人生产方面想办法，寻出路，形式多种，花样翻新。主要是多留自留地，扩大十边地，自留地一般都占总耕地面积百分之十以上。高杰村公社有三分之一的大队自留地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五到三十。十边地一般每户都在三亩以上。社员在自留地里劳动，在集体地里歇工，自留地丰产，集体地靠天，许多社员的自产粮食已经和集体分配的口粮拉平，有相当一部分社员已经超过。马家西沟大队苏振乾等五户社员，去年共自产粮食三十二石，超过集体分配口粮(十九石二)的百分之六十七。其次是将部分土地下放到户，由社员耕种，或者是麦田包产到户。高东村公社去年有十二个生产队就下放了六百亩麦田。有的队集体只耕种“公购粮田”，其余土地由社员自己种。有些队分给老年人几亩口粮田，自种自食。许多队要求划小核算单位。老舍窝公社，一个十三户的生产队要求分队，公社李社长说：“那可不敢，一个分开，哗啦一下全社都分开了。”有的把集体饲养的毛驴和羊子卖给社员。有的明干，有的暗干，有的公社干部已经发现，有的尚未发现，很难统计。这些现象目前仍是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暗到明逐步发展着，许多人说：“软不是个软，硬不是个硬，再不从根本上想办法，生产队就要拖垮呀!”(三)“看不住摊子了”。去年省林业厅鱼厅长和榆林专区马专员带了几个干部，来这里纠正单干倾向，虽然起了一些作用，但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们走了以后，群众对当地干部说：“地委书记和专员都没有把我们咋样，你们还能怎么样”。县上的一些负责同志说：不晓得我们的能力弱，工作做得不好，老区的群众思想特别落后，还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要求，解不开了!公社和生产队的干部说：不纠正，犯政策，一纠正，群众不接受，就是接受了，也拿不出克服平均主义的好办法，势必减产，有的干部嘴硬心软，实际上是应付政策，也有的干部认为增产不增产没关系，实行包产到户和单干，干部要负责任，就硬性纠正，硬叫减产，不让单干，硬烂群众，不烂干部。群众说：你们要是增产粮食，还是要干合作化?干部也没有多少道理可讲，只说政策不允许。有的向群众说：你们村，中央、省上和专区的干部都有，总要给那些人顾个面子才行。有的社干部因为纠正单干倾向，村里不给他的家里照顾粮食。有的队给社干家庭分下地，不要就要顶口粮，只好种下。店则沟公社马家西沟大队，按公社的指示要收社员多留的自留地，开了多少会都没行通。社员说：&&“谁收我的自留地，就是要我全家的性命，（原作者：王伯惠）恐怕你的队长也当不成。这事专员来了，也办不成，不要说你了!不收自留地，公家要关禁闭，我们给你送饭吃。”群众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硬箍住合作化。上边干部还没饿够?还不改变办法。干部感到纠正单干倾向实在难办，再不想办法，这个摊子就看不住了。(四)越小越好，包产到户更好。合作化道路要走，单干不可能，只有包产到户最合适。也有部分群众要求干脆分田到户，各干各的，如果不能实行包产到户，就划小核算单位，实行三户、五户的“牛伙计或驴伙计”。但是大多数的群众和干部最迫切要求的，还是包产到户，其好处：(1)不会拆散集体经济。土地归集体所有，不能买卖、出租；牛驴主要也是几户伙有；主要产品小集体统一计划，按包工实行按劳分配；在分户劳动的基础上，仍有必要的自愿两利的劳动互助。所以，它和其他各种分化集体经济的形式，有着本质上的区别。(2)能够从根本上克服社员之间的混工分和平均主义现象，人人争着超产粮食，并且能够充分挖掘家庭辅助劳动的潜力。只要包产到户，每个劳力每年多打三百斤粮食不成问题。三年内粮食产量一定能恢复到过去的水平。能够把牲畜饲养管理好，有利于恢复和发展耕畜。(3)能够鼓励个人积极投资，进行扩大化再生产。把现在用于日常生活消费的一大部分钱，买牲畜、添农具。(4)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自留地、十边地和集体耕种土地的矛盾，社员对公、私田都会一样看待。(5)能够从根本上制止分田到户、土地还家、“井田制”等单干倾向的发展，同时可以从根本上稳定生产队的规模，不再变来变去，有利于生产。(6)简单省事，彻底废除了定额管理和评工记分等繁琐的，很难行通的办法，有利于社员之间的团结。(7)能够适应现在农业上手工劳动的特点。这里一个劳动者种六十亩地，家中有一个辅助劳动力，完全不需要变工。无辅助劳动的也只需要在播种时变半个月工，其余的活路一个人完全可以作过来。何况现在各生产队一个劳动力只种四十来亩地，更有余力。(8)有利于促进社员养猪、种植经济作物，农副产品加工等家庭副业生产的发展。(9)队干部误工少，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干部不参加劳动的问题。(10)公购粮和无劳、少劳、灾病户的口粮照顾，能够从包产中得到合理解决。有人担心有些户故意不交够承包产量怎么办?高杰村大队一百五十三户，计算一下。只有两三户可能出问题。但只要交给群众，他短不下，即使短下，也不会影响公购粮。有人提出，包产到户不利于农业机械化，群众说：“现在是增产粮食保住耕牛的问题，根本不是使用什么机器的问题”。实际上我所说的这种包产到户和改革开放初期在全国推行的联产到劳，都被群众自己创造的“大包干”代替了，这种“大包干”，就是土地分到户，地权归生产队小集体所有，农产自主经营，劳动成果是“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种家庭承包模式，既简便易行，又能充分发挥农户自主经营的积极性，所以，很快就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实行起来。这是最合乎国情，最合乎农民意愿，收获最大损失最小，而且能够长期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群众的一个伟大创造。这个伟大创造同杨伟民同志建议书中说的“土地分到户，而地权仍归集体所有，劳动致富，生产发家”是完全一致的，历史说明杨伟民同志的建议具有远见卓识，真正代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心愿。这一时期，陕西关中地区的群众和干部也有三项重要的改革和突破：一是农民普遍饲养莎能奶山羊。它是西北农学院畜牧系刘荫武教授培育出来的优良品种，个头大，产奶量多，容易饲养，很快就发展到40万只左右；二是关中农民户户购置架子车，多达四、五十万辆，用较新的生产资料把自己武装起来，有力地推动了农副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三是民间自由贸易的大发展，西安市开辟了有名的八仙庵自由交易的大市场，吸纳全国14个省区的上万群众进行自由交易，对搞活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群众和干部对旧经济体制的突破，加上中央和陕西省委对旧经济体制进行的一些重要调整，如人民公社体制下放到以生产队为基本生产和核算单位，落实社员的自留地，养猪饲料地，初步恢复农村集市贸易等，这两种力量结合在一起调动的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使当时陕西全省出现了较好的经济状况。在全国经济三年严重困难时期，陕西都是粮食调出省，所以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主管财经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诙谐地称“陕西是富裕中农”。当这个较好的情况，正在遭受“四清”运动破坏的时候，胡耀邦同志主政陕西100余天的大力纠“左”才减少了这个政治运动的破坏程度，再加上到1965年陕西的气候条件好，陕西粮食、棉花和工农业总产值分别比1964年增长35.7％。72.7％和38.0％，其中粮食总产创历史最高记录，工农业总产值达历史最高水平。可惜很快就被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彻底破坏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才挽救了中国，也挽救了陕西，使我们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责任编辑　黎峰欢迎您转载分享：热门教育学习好评教育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