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元视野宏观中国现代化：蒙古西征与人类文明
来源：史学集刊日 15:12
　　值得注意的是《游记》中关于中国江南地带商贾的社会生活和心态的描述。书中记述江南商人生活富裕，家中人等自妻女至奴仆均衣着华丽丝绸，宴席上美食不胜枚举，而且十分好客，礼貌周到，令外人宾至如归。“但一听到[蒙古]骑队蹄声，他们即时脸色大变，匆忙散席，入户闭门”，这应该是实况。(下文再论)　　(二)大众迷思与教廷使者　　关于蒙古人与西欧的交往关系和文化对比，比较可靠的，应该是在13—14世纪百多年间罗马教廷多次派到蒙古和蒙军占领地区的使节的记录文献。但这些文献问题更多。“[蒙古西征]这一在西方乃至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章节，常常为西方史学家所忽视”，“到目前(1989年)为止，关于教廷与蒙古交往的拉丁文文献，分散各地，尚未经妥善整理”。(这可能与上述西欧史学家关于此问题的“隐讳”有关)。　　另一原因是文献学上的：当时欧洲各民族国家尚未奠基，西方各国文字亦未成型；散处各地的封建贵族，上至领主(lords)下至武士(warrior—vassals)，多为文盲。唯一的文字是教会僧侣使用而保存下来的拉丁文。但写在羊皮纸上的拉丁文字，常常字母脱落，文法不通，字迹不清。因此欧西近代史学(以德国为首)是由比对各种破旧的羊皮纸上的文献字迹、确定其文字、拼音、文旬、文法、古义等基本“小学”(语文学Philology)工夫，来解读羊皮纸上的文字开始的；这种“小学”工作比清代的“小学通而经学明”的“小学”(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的学术阶次低很多；但其工夫则是更为繁杂困难，其成就亦更为可观。　　这些拉丁文籍，对当时教廷派出使者的次数这最根本的记述，亦前后矛盾。能确定的是，公元1245年在里昂召开的公教大会中，由教宗InnocentⅣ主导的教廷决定派4个使节团至蒙古王庭。其中之一，由伽比尼之约翰比安(Giovanni del Pian di Garpini)为首，抵达上都哈刺和林参与了蒙古定宗贵由(Guyu，在位)在公元日的登位大典，并于1247年11月返抵里昂市。约翰比安教士对教廷呈交的报告，为当时唯一的官方实录，在西欧广为传阅，其后并收入比韦·文荪(Vin—cent Beauvais)的《史志》(Speculum Historiale)。另一重要的教廷文献，为在公元1253年出发的鲁卜克之威廉教士(Friar William of Rubruek)领导的使节团，他留下了关于蒙军地区更为详细的叙述。教廷的记录主要是有关宗教事宜。这些早期的宗教使节所产生的实质效应，和其他教廷使节们的行踪，今日已难察知。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元1248年，“十字军东征”主帅法主路易士第九(LouisⅨ)在塞浦路斯忽然接到在中东的蒙古将领使者的来音，并派使者回报。由此可以推测，其他教廷派出的使节无论是否成功抵达大汗王庭，最少也接触到在中东各地区的一些蒙古军统领。而他们在对西欧和蒙军间交往所发生的作用，可能会超过曾面见蒙古定宗贵由的约翰比安。　　和马可波罗“天方夜谭”式的记述比较，这些教会文献关于东方物质财富的关注和对学术哲思等精神文化的忽视，大约相类。不同的是这些教士们向蒙古大汗传布基督教信仰的宗教使命的执着。从其后五六百年间西方教士在东方传道的比较可靠的史实上看，这些(新旧基督教)教士传教的宗教热诚，前后如一。不同的是：　　(1)在13—14世纪，欧西的文明水平(包括物质财富，人文造诣，科技水平和军事力量)都远远低于中东回教地区和远东的中国；其时的基督教士是以弱势求乞的心态到东方来的。这境况与16—19世纪西方的文明水平(特别是军事力量)逐渐超前了中东与东亚，而西方教士以强势的救援心态(所谓白种人的承当，The White Man’s Burden)到来的情况大不相同。　　(2)对宗教信仰的态度，欧西(乃至中东回教)和东亚人不同。东亚人们基于“人本”立场，认为“天道远，人道迩”，一切宗教都是为人而设(神道设教，救世、救人、救灾、治病、长生)，甚而带有浓厚的功利心态(信神求福，多多益善)；因此在13世纪时君临天下的蒙古大汗，对教廷劝其归信上帝基督之举，能够容忍，不以为怪，也不以为不恭；在16—19世纪，中国民间相信“儒、道、耶”三尊同列，乃至三教合一者，亦多有其人。即使在19世纪以后，西方传教士挟西方帝国主义声势，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下，享有特权，凌驾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国人民信仰基督教的人数仍然不少。这与西方的基督教与回教虽信仰同一的上帝，而基督新旧教更信仰同一的上帝、耶稣和《圣经》，但彼此之间却势同水火互不相容，相去实如天渊。　　(3)至于在13—14世纪时的罗马教廷，乃至西欧封建社会，在一切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在传教上却有如此自信自大的心态(包括所谓“十字军东征”)，则是人类文明史上很值得注意的问题。这问题须要十分慎重详细的分析，以后再论；在本文论述上，可以指出的是：　　(i)在近东、中东(包括印度)和欧洲地区文化传统中的狂热宗教心态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很难以理性诠析：在21世纪科学倡明的当今，在此地域中基督教与回教间乃至在英国爱尔兰之基督新旧教徒间的暴力冲突，仍然归根于此宗教狂热。　　(ii)在公元15世纪以前，罗马教廷和西欧社会对蒙古人传教的心态，显示了其对东方地区的极端无知。“在公元400—1000年间，欧洲乃是一孤立自闭的文明，在不断的战乱中，人们惟求自保活命……在这大地上，人们所关心的主要是直接威胁着他们生存的中东回教人；除此之外，对东方文明一无所知”。当时在欧洲人们心中残存对东方的记忆，大多源自远古蒙昧时代流传下来，后来经过重重改写而保存在基督教的拉丁文《圣经·旧约》中关于世界各地人民的神话传说。　　西方的基督教，源自中东，对东方世界保存了不少迷思(myths)。其中一传说，谓古犹太民族的一支族远渡东土，成为西周王朝之远祖。另一盛行于公元3世纪的传说，则叙述基督教圣·汤马士(st.Thomas)在印度传教，发展成东欧的“景教”(Nestorianism)和印度的大卫王(King David)。这种文化上的迷思，充分地表现在12世纪(蒙古人兴起的前夕，公元年，年间)弥漫在罗马教廷和西欧社会上关于“约翰长老”(Prester John或Presbyter John)的传说(这传说一直流传至17世纪)中。在公元1165年间，一些据说是“约翰长老”的书信在欧洲广为流传。传说中“约翰长老”是一仁慈、正直、公平的基督教君主，他在东方异教蛮族间，建立了一极殷富的基督教国家，打败了最强大的异教徒(回教)国度(按：可能即上述之花刺子模)，并盼望与西欧的基督教政权(其时西欧武士割据，不足以称为国家)联系。这“约翰长老”建国何处，则说法纷纭，有说在印度，有说在北非，有说在中亚、西亚，乃至“西域地区”。又说他的儿子或孙子是印度的大卫王，在公元1141年前后打败了许多异教武力，并计划收复圣地耶路撒冷重建圣城。又说他是蒙古成吉思汗的“养父”或“岳父”，后来更说他就是成吉思汗本人。其后又说他打败了蒙古人。　　当时西欧本身的低文化水平，其对外面世界的无知，欧洲基督教“十字军东征”的节节失败徒劳无功，蒙古帝国对欧洲基督教的死敌回教阿拉伯人的致命威胁(因而成为西欧的救星)，蒙古人对宗教(包括基督教)的接受和容忍的态度，蒙古军对西欧的和善友好，和蒙古西征带到西方的东方(中国)的高度文化因子等等，都与这传说的日益流行息息相关。这传说充分隐示了蒙古西征对西欧来说不是“黄祸”，而是天大的“黄福”。　　三、蒙古西征对俄罗斯的影响　　由于种种特殊原因，俄国和西方学者对蒙古西征及其“金帐汗国”对俄国后来的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整体文明变化的影响，有比较详尽的研究分析。这些原因包括：　　(1)蒙古西征对当时俄境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基辅(Kiev)的致命打击，和对其北面的莫斯科大公的兴起成为今日俄国(和前此的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定居在俄境南部及东南部的蒙古族群，其后成为苏联的成员和苏联解体后俄国境内或沿边的半独立或独立政体的种种演变，都有决定性的直接影响。其重要性是相当明确的。　　(2)俄国社会主义大革命后，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使流血革命和新政权合理化，把大量前此鲜为人所知的关于莫斯科大公在13—15世纪时对蒙古汗国奴颜婢膝的黑资料大量公布。后来新政权稳定后，对帝俄旧传统的态度亦改变了，因而力图收回这些“黑材料”，但其中不少已经流传到了西方。　　(3)年间，西方学术界对当时视为大敌的苏联强烈关注，特别着眼于其专制独裁本质的历史文化与民粹渊源——由苏联追索到帝俄，由帝俄追索到莫斯科大公与蒙古汗国的关系。这和年间西方学者把中国中央集权体制的根源追索至秦汉的大一统帝国，和把中国社会主义的根源追索到儒学孔学的倾向相似。　　这些研著可大略综述如下：　　(i)在公元1223年蒙古远征俄境以前，俄境较高水平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基辅。其原因有不同的析述。从经济立场着眼，基辅地区是当时俄境内外的貂皮(包括其他皮制品)与农林产品相互流通交易的地带，商业与城市建构有高水平的发展；从民族文化视野着眼，基辅地区是斯拉夫族群与非斯拉夫族群交接乃至杂处的地域，因而是多元文化互动交流的中心。公元年，在位的“基辅明主”雅罗斯拉夫王公(Yaroslav，the Wise)，便是北欧斯堪的纳维亚人与斯拉夫人的混血种。　　(ii)但基辅的地域环境也有对其不利的因素——常发的受到当时横跨东南欧与中东地带的突厥帝国的不稳定性的冲击。这种冲击在政治上更为明确。为了应对这境况，以基辅为中心的俄罗斯雅罗斯拉夫王公遗诏分封属下所有王子在俄境各据一城及其周边地区(有类西周的封建与春秋时期的“国”与“野”——当时俄境很多原野尚属无主地区)，并冀望他们互助合作，忠于“共主”基辅(有类西周与春秋时期的“周室”)。这显示出俄境“封建”体系和西周与春秋时代的“封建”体系相似的地方，但时间上比西周晚了两千多年。西周封建体系在中华中原大地维持了三四百年相对稳定的政局，但基辅王公分封王子的措施不到百年便成为战国纷争的局面。在公元1169年和1182年，基辅曾两度为俄罗斯的王子们联合其他蛮族所攻掠。　　(iii)在这些封建王子中，地处俄罗斯广大北境的罗斯托夫(Rostov)和瓦拉德摩尔(Vladimire)之间的斗争冲突尤为激烈(有点类似春秋最初期的鲁郑之争)。由于俄罗斯的广阔北境多为无主地带，此二强相争，使得渔人得利——地处莫斯科旷野一小堡的中下贵族(Boyars，有如西周时的卿士？)，日渐兴起，成为日后的莫斯科大公。而在瓦拉德摩尔的王子瓦斯窝罗德(Vsevolod，)则篡号自称为王公(Grand Princess，这原是基辅领主独一无二的尊号)。　　(iv)在这种混乱情况下，蒙古人向俄境的三次征战(公元，)，似是摧枯拉朽，所向无敌了。公元1223年，蒙古军攻击俄域东邻的普罗夫泽汗(Polovtse)，由于此汗与俄国西南部的加力西亚王子(Galicia)有姻亲关系，加力西亚王子组合了部分俄域王子救援普罗夫泽汗。蒙古派出使者要求他们停止此举，但俄人杀了此使者。这对蒙古汗国而言，是不可轻恕的罪恶，双方交战结果，俄罗斯联军大败，其中七位王子和七十位贵族领主被俘后，在蒙军庆功酒宴上以残酷方法被活活“板压”而死。这次事件发生在俄罗斯境外。但事件并未了结。公元1237年12月至1238年2月蒙军西征俄境，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横扫俄国东北地区，先后“占领”了里亚山(Riazan)、莫斯科河瓦拉德摩尔等广大地域，这只能用“望风披靡”来形容了。这些地区地广人稀，其贵族领主们根基很浅，无法整合作出有力的抵抗，但也因此而没有受到很大的伤害。比较起来，在公元年，蒙古军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来征伐以基辅为中心的俄国东南部和南部；基辅一城在抵抗了一星期时间后，在公元日沦陷而被屠城。这地域不如以瓦拉德摩尔和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北境广大，但蒙古军却花了近十倍的征战时间才能克服。可能由于战争的激烈，也可能因为当地强烈反抗的立场，此地区因而受到极大的残害。罗马公教“方济各”教团僧侣帕拉诺·加尔比尼(Plano Garpini)在数年后路经此地时记述说：　　我们路经此地，但见平原上遍地头颅枯骨。此地曾经是人口众多的大城，但现在已空无一物。只有不到　　二百间房屋尚存，住户都是极卑贱的奴隶。俄国史学都一致认为蒙军对俄国南部的打击远远甚于北境。因为在公元1238年蒙军横扫俄罗斯北境后不到两年时光，此地的瓦拉德摩尔王公即能在公元1240年组成大军与其西境来犯的立陶宛人作战了。足见其元气并未受到重创。自此以后，俄罗斯北境的瓦拉德摩尔王公和其后的莫斯科大公便取代了基辅而成为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v)俄国北部的瓦拉德摩尔王公和莫斯科大公的兴起不但与其在蒙军西征时对蒙军的不抵抗态度有关，更与他们在蒙古金帐汗统治下对蒙军奴颜屈膝的降顺行为有关。蒙军征服俄域后，虽建立了金帐汗，但其主力大部分撤回亚洲，留下的军队能否有效占领俄域都成问题，更不要说有效地统治俄域了。据俄国史学家的估计，如果当时俄境的贵族们群起反抗，大概在被征服后不到四十年时间，便可把蒙军驱出全境了。在公元1270年(蒙军征服俄域40年后)无论金帐汗的蒙军变得如何衰弱和分裂，俄境的王子们都决心领导人民顺从蒙军的统治。在公元年蒙军已完全失去了对俄域的控制力；在公元1380年第一次俄人起义抗击蒙军而获得全胜；但一旦蒙军重整旗鼓，俄国的王子们便立刻降服并再次接受蒙人统治了一百多年，直到1482年在俄境的蒙古金帐汗彻底消失为止。因此，蒙古金帐汗在俄境的失利以至消失，完全是由于其自身的衰落，而与俄人的反抗无关。　　当时俄地各王子都要携带贡品礼物亲赴金帐汗所在地朝拜，接受封号(Yarlyk)。史载，公元1250年俄地的车尼哥夫(Chernigov)王子迈克在朝拜金帐汗所时，因为不肯向蒙古成吉思汗的神主跪拜，便立即被处死。而在他之前到来朝拜的加力西亚(Galicia)王子丹尼罗曼诺维奇(Danial Romanovich)则受到蒙古汗大量的赏赐并加大其封地。这位王子对蒙古汗王奴颜卑顺的行为可想而知。因此大多的俄境王子们都争相向汗王屈膝求宠，其中尤其以瓦拉德摩尔王公为最甚。　　另一例证是，蒙军在征服基辅地区三四年后(公元1245)即下令“括户”(调查户口)，但在较早征服的俄罗斯北境却在公元1257年才进行“括户”，而且效果不佳。原因是：在俄罗斯北境，蒙人的统治完全靠降顺的俄人王子领主们代为执行，无庸蒙军躬亲。而基辅地区的王公贵族则由于强烈反抗蒙军而被大量杀戮，因此要蒙军亲自调查户口以征收税粮(按：这和本文下节论蒙军征服南宋后在中国南方的理算钩考可相比对)。在蒙古金帐汗统治俄境的二百多年间，这些俄国王子贵族，都屈身为蒙汗的爪牙，作为其“收税代理人”(Tax Collectors)，并常追随蒙军作战，镇压自己的人民。其中以瓦拉德摩尔王子为尤甚。因此他受到蒙汗的特殊恩宠，领土与势力大大增加，并取得原为基辅王公独有的最尊荣的“王公”(Grand Prince)尊号。其后，莫斯科大公也尽心尽力对蒙汗卑顺求宠，甚而后来居上，逐渐取代了瓦拉德摩尔王公的地位，成为日后帝俄的沙皇世家。“莫斯科这名字在公元1147年才出现于俄国史籍；一直到1248年还只是俄境中的一小堡，多年来都没有一位王子惠顾。”这小小堡主最后却成为俄国的统一大帝。因此“早期俄国的史家大都认为莫斯科的兴起与俄国的统一，主要是由于蒙军的影响作用”。一位早期的俄史专家更指出：“奇怪的是，为何许多与莫斯科作对的俄境王子都被蒙古金帐汗无故杀戮？”答案是：“莫斯科王子历来都是对蒙古汗王最奴颜屈膝的，因而取得了瓦拉德摩尔的王权大位。”其后莫斯科王子必然成为瓦拉德摩尔的王公，二者合为一体。到现今，一般人大多只知有莫斯科而不知有瓦拉德摩尔的名号了。　　和前此的瓦拉德摩尔王公和其他众多的俄境王子们不同的是：莫斯科王公在羽毛丰满后，对日益衰落的蒙古汗国渐渐违逆。开始是把替蒙汗征敛的税收部分私自吞没据为已有，因而大大增加了莫斯科的财力(按：这也滋长了莫斯科市民的影响力，成为俄国市民经济与中间阶级的先驱)。后来在蒙军力量大大衰退的时候，莫斯科王公更进行武装反叛，并最后在公元1480年的一战，把蒙军砌底击破而成为俄罗斯的解放者与统一者了。　　导致瓦拉德摩尔与莫斯科长期对蒙汗屈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其在扩展势力过程中和其西面的特夫尔(Tver)领主不断发生冲突；后者联结了境外西邻的立陶宛为援。但立陶宛亦有时遣使者以厚礼与蒙汗联结，形成对立的二方争相向蒙汗求宠的局面。但多方争宠时，不免有所失误。在公元1382年即因信使失误——莫斯科信使赴金帐汗所时，汗王已受到立陶宛的要求而离开汗廷带领蒙古大军出发，替立陶宛攻陷了莫斯科；公元1408年，蒙军更横扫瓦拉德摩尔全境，所到残破。不过最后还是瓦拉德摩尔(莫斯科)获得蒙汗的特别宠爱。在这种多角多方角斗(不但包括俄境诸王子们的内斗，也包括蒙军的内部分裂)之下，莫斯科的市民逐渐发挥了一些独立的影响作用，和俄境勇于内斗而怯于抗蒙的王公王子贵族们相对比，便成为平民或中间阶层的民族主义精神的代表了——在15—16世纪史籍中，莫斯科市民群体常成为一独立于俄罗斯封建领主间的势力。　　上述史实和观点，多取材自美国保罗·哈里逊·丝乐芬教授(Paul Harrison Silfen)《蒙古人对俄罗斯的影响：视野面向史》(The Influence of the Mongols on Russia：A Dimensional History，Exposition Press，NewYork，1974)。此书取材极广，视野多元，综合了前此对俄罗斯史的数十种重要论著而分析其视野和立场。但由于兼重史实与史论(史观)——兼述兼评(此书副标题为“视野面向史”，Dimensional Histo—r)r)，因而述与评之间系统比较杂乱，旨指不免含糊。其叙述的史料史实大多直接展示出蒙古西征与金帐汗对瓦拉德摩尔王公、莫斯科大公和其后的帝俄沙皇的兴起的决定性作用，并反映了帝俄政权的专制独裁腐朽的历史根源(按：西文“political despotism”一词，指的不只是“专制独裁”，而是带有欺善怕恶，对上逢迎，对下压迫的隐喻义)。不过作者为了强调其史观立场的客观公正，书中叙事里不时加入一些相反的论点，因而显得论述芜杂了(如上文所述瓦拉德摩尔王公、莫斯科大公对蒙军曲顺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要应对其西面的特夫尔王子和境外西邻的立陶宛的威胁，而不是本性的懦弱)。　　四、统治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从上述蒙古西征对中东(花刺子模、回教与阿拉伯地区)、西欧和俄罗斯各地文明所引致的各个不同的实际影响(非价值型的判断)，可见：　　(i)蒙军的一贯作风是，其征战所过各处，对当地人的态度，与当地人对蒙军的反应态度密切相关：抵抗强烈的地区，多受到残酷的打击(屠城杀戮)，如中东回教地区和以基辅为中心的俄罗斯南境；相反，对蒙古表示友好(如西欧)或降顺的地区(如俄罗斯北境)，则每以善意对待和大力支助与护持。　　(ii)上述各地对蒙军的反应态度，和该地的文化发展程度有密切关系：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对蒙军的抵抗较为强烈——如中东回教阿拉伯地区和俄罗斯南部的基辅，乃至后期的莫斯科地区人民(属于所谓“后封建”阶段，或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的“萌芽”时期？)。反之，处于部族部落与封建发展初期的地区(如13世纪时的西欧和俄罗斯北部)，则大多对蒙军友好与降顺。同样地，蒙军对其征服的各地的态度也与该地的文化发展水平有关：对文化水平比蒙人低或相差不远的族群，较为优遇和宽容(如当时的西欧和俄罗斯北部)；而文化水平比蒙人高的地区，则多遭摧残破坏(如回教阿拉伯地区与俄罗斯南部)。　　(iii)蒙军对所征服各地人民的态度和政策，与其征服该地的时间先后有关：蒙军兴起的第一阶段是征战杀戮与掳掠驱户牲口，所过地域大多残破。但征战结束后，大军或撤离，或在当地建汗挟附驱口；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虽有主奴之分，但同属军事汗国的一体，没有彼我异类之分。成吉思汗以及蒙军第一次西征属于这一阶段。　　蒙古军事汗国发展的第二阶段，蒙古军事汗国已略具执政体制，大军所至，如遇强烈抵抗，则会遭到屠城式的杀戮(如俄罗斯基辅地区)；对望风而降者，则大约秋毫无犯(如俄罗斯北境)；但这些降顺族群常常被视为异己异族，生杀由己(如俄罗斯地区的各王子领主)。　　从以上三点观察，可以解释蒙元汗国征服南宋后的一些特殊措施：　　(1)蒙汉间的文化差异与武力对抗　　中国南方经济力量之开发，肇端于汉末；其间六朝金粉的盛况，较诸质朴之北地民风，已成强烈对比。隋唐帝国的政治中心虽然仍在北方，但在经济方面，倚靠南方的程度，愈益加深。唐末五代，中原干戈扰攘，而南方吴、南唐、吴越、闽、楚诸国，反而可守境自保，安享比较富裕升平的日子——中国此时的印刷业与“交钞”的使用多以南方为首，是著例。两宋时期，中国南部文明发展的水平(包括城市工商业经济)，为全球之冠，远远高于蒙古所征服的其他地区(论述见本文第二节)。　　由于汉文化的文治传统(重文轻武情况，至两宋为最甚)，南宋抗元的行动较诸蒙军征服的其他地区可能不算是最激烈。但从公元1235年蒙宋交恶起计算，南宋抗蒙军时间长达四十年。在公元1276年蒙军人南宋都城临安后，宋帝最在福州(公元1278年)和潮州(公元1277年)，宋帝爵在广东压山(公元1278年)，至公元1279年陆秀夫负帝滔海溺死，张世杰战至舰覆人亡，又抗战了三年。这远远长于公元年俄罗斯南部以基辅为中心的地区强力抗蒙的两年时间。比起从前在中华本土隋朝南征或北宋统一时，中国南方政体不战而降，“二十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的情况，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当时抗蒙军者不只是落难的南宋朝廷，更多的是南方各地的义军。这些义兵的领袖或幕后支助人，都是地方有力人士。《元文类》中姚燧《参知政事贾公神道碑》谓：“(宋)幼主既降，其相陈宜中、文天祥，挟益卫两王逃之闽广，爵人号年，东南大蠢，觊幸之徒，相煽以动，大或数万，小或数千，在在为群……请急尽歼鄂之豪杰大姓以绝祸本，……江东……有列巨室姓名百数来上，云与贼连。”这说明了当时南方的民间领袖和各地反抗军的密切关系。《胡仲子集·谢翱传》：“谢翱，建宁人也，家故赢于财。元兵取宋，宋相文天祥亡走江上，逾海至闽，檄州郡大举勤王之师，翱倾家赀，率乡兵赴难。”安仁县世家张氏亦帅安仁义师，从谢枋得勤王，这都是具体例子。至于蔓延各地的所谓盗寇，也大多是地方民力的组合。《元史·世祖本记》：“至元三十年，江西行院官月的迷失言江南豪右多庇匿盗贼”。《滋溪文稿》卷一五《赵公神道碑铭》：　　宋亡，宋臣陈宜中、张世杰，挟益卫两王走闽海，表年官人，图复宋，其下倡乱从之，闽大扰。有盗万余起剑南来犯建宁。　　《元文类》卷六三姚燧《颍川万户邸(泽，字润之)公神道碑》：　　宋亡，陈宜中……规为兴复，幸利之徒，在在起应……屠杀长吏，劫民为兵，动万为群……以抗官兵……而兴宁之民，效恶酃盗。　　《滋溪文稿》卷一五《赵公神道碑铭》云：宋社既墟，顽民胥动……荷矜为兵，裂裳为旗，动万为群……大肆獗狂……经三十年，岭海始宁。　　其抗蒙军时间长达三十年。又《元典章》卷四一载：　　至元三十年九月，福建行省准江西等处……东接浙东温台衢婺，南濒大海，西抵湖南，北至大江，自来草贼生发去处……积年作耗……东出西没……调兵追捕，各散元住乡村，递相隐庇，无可追究。　　在蒙元政权眼中，这些都是盗寇；对南宋遗民而言，这些都是抗蒙义军。类此的史证很多。《元文类》卷五一，卢挚《湖南宣慰使赵公墓志铭》：“(平南宋未几)衢寇瓷起，连江浙数郡逐宪臣……”。这些义兵的力量有时更压倒了占领江浙地区的所向无敌的蒙军了。　　和上面(ii)的分析对比，这显示了当时南宋文化(经济、社会、政治)高度发展的水平和民族主义精神的激昂。　　依据上面(i)和(ii)的分析，由于当地对蒙军的激烈抵抗，蒙军征服南宋后对中国南方各地的摧残破毁，应最为惨重。但根据上面(iii)的分析，则蒙军对南宋遗民的杀戮则反而会轻于其西征时对中东和俄罗斯南部地区的蛮横行径。威尼斯人(Venise)马可波罗(Marco Polo)于公元来华，畅游南北各地；其时江南一带甫为蒙古铁骑所征服，大劫之余，宜其满目疮痍，惨不足睹矣。然而《马可波罗行记》所述南方“蛮子”诸城，其富饶繁荣的情况，俨然一派升平气象。虽然此所谓繁华，乃是与当时欧陆贫困落后的状况比较而形成的印象，或许有所夸大。然不能因此抹煞其观察之真实性。　　公元1276年南下灭宋的蒙古军队和成吉思汗征战初时的野蛮作风，有显著的分别。《新元史》卷九：“至元十二年二月，诏谕江、黄、鄂、岳、汉阳、安庆等处门附官吏军民，令农者就未，商者就涂，士庶缁黄各安本业。”又《南村辍耕录》卷一：“至元十一年，世祖命伯颜取宋，谕以曹彬不嗜杀人”，此言虽未尽可信，然元代史料中，关于伯颜“以不杀之仁，克定江南”之记述，不止一处：如《国朝文类》卷十一，阳恪《平蛮记》；卷四十，阎复文；卷五十九，姚燧《湖广行省左丞相神道碑》等。　　至正间江淮兵起，蒙古在南方之政权土崩瓦解。南中国在经济上复原之迅速，令西方史学家十分诧异。朱元璋削平群雄，出兵北伐攻下燕都，逐元顺帝于漠外，其所凭藉之江南地方力量，震撼全国。明太祖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由南方北伐而统一全国的胜利者。种种迹象，都说明了在这时期江南经济力量的重要发展。　　(2)传统社会和文化结构的整体变异　　上面论述的都是经济和政治最基本的层面。本文在第二节指出的马克·尔文关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经济发展在明清时期遇到的困境的论析的最大弱点，是忽视了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结构整体“上层结构”的特色。这些特色根源于儒学和士大夫阶层的道义精神和理想。这是韦伯(Max Weber)氏的重要论旨——文化“上层结构的精神和理想”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可惜韦伯对中国的论述受到西方对东方的“本质主义”偏见的影响有很大的误差。美国汉学家对此有深入的评析。灭宋的蒙军虽一改其起初时的杀戮掳掠野蛮作风，但其征战过后的统治态度和方式，在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整体文化上层建构的发展上，都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南方。蒙军征服南宋的时间，是在其多次西征横扫阿拉伯回教地区和俄罗斯全境之后。其时蒙人已发展出本身独特的征服者文化(包括新蒙古文字)和新军事汗国体制(包括征收赋税的代理人——如以莫斯科大公为首的Tax—Collectors)。这些较高层次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系都是在征服南宋之前已经在中东和俄罗斯地区发展成型的。除了华北原在辽金治下的“汉人”对此有所参与外，“南人”完全被拒于局外。这些从低文化水平(蒙古部落)开始，结合次低文化(“西域”、“色目”人等)建构而成的统治文化体系，和发展至高度水平甚或进入“现代早期”的中国南方文明(尤其是儒学和士大夫所代表的精神理想)相比较，是有极大逆差的。上述南宋地区有力之士的抗元义军之举是二者间文化冲突的一种表现。　　清代学者赵翼及日人箭内亘等认为在蒙元大汗内，人分四等：一蒙古人，二色目人(蒙军西征带回来的西域、中东、俄罗斯各地人员)，三汉人(原在辽、金统治下的中国北方人)，四南人(南宋遗民)。掌握政权者尽属蒙古、色目二种人。汉人的政治地位已微不足道，南人则更等而下之。其实“南人”一词已属过誉。在《元典章》保存了蒙古语气的“半原始文档”中，蒙古统治者一般称南人为“蛮子”，如《元典章》卷一二：　　至大四年六月二十日御史台奏……一件老的每说蛮子田地里当(富？)户，每多书吏，每蛮子人内委用，有资那当(富)户每来往勾当里窒有碍，云南、海南、两广边远地面汉儿少，这四处书吏依先在体例委用，除那的外，别过廉访司书吏每汉人内委用，蛮子每革罢了他。　　《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述，只有“蛮子”一词而不知有“南人”称谓，可见“蛮子”用语在蒙古人口里的普遍性(与此相类的是马可波罗只知南宋都城为“行在”，而不知为“临安”)。当时为世界文明水平最高的民族却沦落为被半野蛮的统治者看作是“野蛮人”的情境，实在很不堪。　　根据史文，元代虐政为害最烈者：一为中央政府之理算，一为地方官吏之掊刻。二者大都发生在南方。《元文类》卷五九《平章政事徐国公神道碑》：“至元(二十四年)桑葛……为丞相，凡昔盗杀臣为领部……大为计局，钩考毫厘。……鄂省已剧，浙省大酷。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亲；又失，代输其邻，追系收坐，岸狱充牛刃，搒略百失，或阕夫三木……民不堪命。”又《元史·崔或传》：“衔命江南理算积欠逋赋，期限严急。胥卒追逮，半于道路。民至嫁妻卖女，殃及亲邻。淮扬钱塘受害最惨，无故而陨其生五百余人。近者闍里按问，悉皆首实请死……莫不愿食其肉。”　　理算之制，源自上述蒙古金帐汗任用以莫斯科大公为首的俄境诸王子充当的“赋税征收代理人”的成例。理算又名钩考，为蒙古大汗对各分部封建部署(如俄境诸王子)的一种控制。至元十三年平宋后不断出现在南方。如：至元十三年诏检覆江淮诸路钱谷(王圻《续通考》卷二)。至元十五年江南行省等分道检覆钱谷(《新元史》卷一0)。至元十七年检覆江淮行省……钱谷(《元史》卷一一)。至元十九年理算各盐运司及财赋府茶场都转运司出纳之数(《元史》卷一二)。至元二十二年理算江南钱谷(《新元史》卷一一)。至元二十三年钩考荆湖行省钱谷(《新元史》卷一一)。至元二十三年申复钩考湖广行省钱谷(《元史》卷一四)。“至元二十四年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安西六省……天下骚然。”(《元史·桑哥传》)至元二十五年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安西六省钱谷(《元史》卷一五)。至元二十六年理算江淮钱谷(《新元史》卷一二)。至元二十六年理算江淮省(《元史》卷一五)。至元二十八年钩考江南钱谷(《元史》卷一六)。　　(3)儒生士人地位的低落和精神文化的变异　　在中国南方，充当“赋税征收代理人”的不是上层社会的贵族(如俄境的王子王公)而是行径不堪的地方下级吏胥。这正是本文前面批评马克·尔文所忽视的“传统中华文明发展到现代初期——两宋时代——整体文化最重要的特质”(论析见下)。蒙元入主以后，南宋的传统社会制度受到鄙弃，作为传统社会文化支柱的科举制度被废弃。向居社会领导地位之士大夫，地位一落千丈，遭受到空前未有之逆运。部分人为保全门户，不得不投身为下级吏胥。在蒙古统治之下，蒙人为掌印正官高高在上，视佐僚为奴属。而这些蒙古掌印正官，不谙汉字，批议案牍之权委多交付佐僚，而这些被视为奴属的佐僚们地位低落，批议案牍只为形式，多委诸吏胥。以故吏胥之辈结成党羽，包围长官，威吓佐僚，联结同列，在地方上横行无忌。致使一般门户人家，每以其子弟投靠吏胥集团，以为保存门户之计。《元史·世祖本纪》：“二十八年江淮豪家多行贿权贵为府县卒吏，容庇门户。”《元典章》卷五七，大德十一年江浙行省准中书省咨：“把持官府之人处处有之……杭州为最，每遇官员到任，百计钻刺，或求其亲识引荐，或赂其左右吹嘘，既得进具，即中其奸计……遇有公事，无问大小，悉皆奔投，嘱托关节，俗号猫儿头，又日定门……受辱已多，致使善良为之丧志。”这种与两宋士人社会政治伦理完全悖逆的情况，发生在南宋旧都更是不比寻常。　　关于儒生士人的处境，当时有“九儒十丐”之说。郑恩肖《心史》：“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谢枋得《叠山集》：“滑稽之雄，以儒者为戏日：我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谓其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谓其无益于国也。”这与传统中国社会伦常更是差距太甚，有人认为不足信。但从蒙古部落传统和蒙元统治政权本质来看，这不是不可能的事。蒙古部落和蒙元政权的行事，权力在首领手上，“一官、二吏”的排列是必然的；其次是主导蒙汗多元宗教信仰的“三僧、四道”；再次是与原始人基本生活——身体健康和生产作业有关的“五医、六工、七猎”(没有健康，没有工具，便不能行猎)；“八民”可能是汉人中的商人和农民，他们的作业和蒙古传统的渔猎生活没有直接关系，但他们所交的赋税却是蒙元政权的经济基础，不能忽略。至于“九儒、十丐”，在蒙人眼里这是不事生产的无用之人；“八娼、九儒、十丐”的娼，也是有收入行业的人，从这角度看，也比儒和丐(无生产能力者)的身份高。　　和这问题有密切关系的是元代的书院。宋代书院的发展，显示了当时地方民间经济的繁荣，精神生活的提升，与儒门理学理想的发扬(这可与三四百年后在英国出现的学院colleges比美)；蒙元把书院归入地方政府管理，一般认为不失为一适当的应对方针。但从上述蒙元政权的本质来看，则不可能是这情状。蒙军初用兵，每得一地，即封一人，使之世守，及取中原，亦以此法行之。《元史·世祖本纪》虽谓至元元年八月诏定官吏员数，分品从官职，给俸禄，颁官田，并禁勿擅科差役。然据《元史·陈天祥传》，则至元十三年平宋以后，南方各州县官吏亦无俸禄，而由长吏从便规措。《束维子集·送帖山提举序》：“天下之士之难于司杭征也，盖制元课吏禄食，俾就食其征，则不可以责其人之不盗”。蒙元把书院归入政府管理，用意不是支持教育，而是要搜刮这些书院的田产，归人“官管官用”、“管儒食儒”之途。《谢迭山集·送方伯载归三山集序》：　　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诸道各置提举儒学二人，提举既日大有司，设首领官、知事、令史、尤繁……曹类，啁啾相呼而谋日我国朝……管僧食僧，管医食医……吾徒管儒，不食儒，将坐而待毙乎？摧肌刷肉于儒户，不足则括肉敲髓……管儒者益众，食儒者益繁……儒者不胜其苦，逃而入僧、入道、入医者，什九。　　即使当时儒者士人的处境不是如此不堪，其所受到的打击也是极严峻的。《揭文安集·送也肃答尔赤序》：“自科举废而天下学士大夫之子弟，不为农则为工为商……六十年而教化不兴，风俗日坏，奸宄屡作。”王圻《续通考》记“学校出身者……国子监学、蒙古字学、回回国学、医学、阴阳学、童子、州县学等”，儒学只是其中一项。王恽《秋涧集·中堂事记》云“时选至省者，士人首以有无生理，通晓吏事为问，能否从事，及手笔何如耳。”这与传统儒学，尤其宋代儒学，有天渊之别。《黄金华集·送郑生序》：“今之官于学校者……若夫县教官，率选署于就闸外，累其月至九十，始得上名铨曹，补郡文学，而与医、卜、执扳者凿，满上岁乃得预流内，其阅历之勤且久如此。”这和上引“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的说法相近。　　元末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十月议科举之制，计：　　延祐二年春二月廷试进士赐护都答儿张起严等五十有六人及第出身有差；　　延祜五年春二月廷试进士护都答儿霍希贤等五十人；　　至治元年春三月廷试进士达鲁化宗本等六十有四人；　　泰定元年春三月廷试进士捌剌张益等八十有六人；　　四年春三月廷试进士河察赤李黻等八十有六人；　　天历三年春三月廷试进士笃列图王文燥等九十有七人；　　元统癸酉科同；孛齐等复增名额以及百人之数，取士莫胜于斯。　　后三年，其制遂罢。前后二十余年间，所取进士，不过五百五十一人；较之全国吏员之数，不过沧海一粟。《元史·韩镛传》：“当时由进士人官者仅百分之一”。又《清容集·江陵儒学教授答君墓志铭》：“国朝治定腧百年，始立科举，江南行省有三，而襄郢东淮西之士，亦隶南选，三岁止七十五人”。更值得注意的是时人对科举制度的态度。《青阳集·梯云在记》：　　晋地土厚气深……家皆安于田里，无外慕之好，间有豪杰欲出而仕，由他岐皆所以得官爵。故其为俗，特不尚儒。周行郡邑之间，环数百里，数百家之聚，无有一人儒衣冠者。……比年朝廷设科以待天下之士……独晋俗坚强不轻而变。　　又同集《两伍张氏阡表》：　　张氏本廓阳人……徙家淮南之两伍村，子孙繁富，皆有美田在湖上……民多尚勇力而事格斗，……[蒙元]混一以来，其俗益降，民之贤者，始安于农，其下则纷趋于末，以争夫鱼盐之利……故其俗益薄儒，以为不足以利巳。朝廷设科以谤之，今三十年，民亦少出应诏。　　又《杨君显民诗集序》：　　我国初有金、宋……南方之地远，士多不能自至于京师，其抱材蕴者，又往往不屑为吏，故其见用者尤寡也……故夫南方之士微矣。延佑中仁皇初设科目，亦有所不屑，而甘自没溺于山林之间者，不可胜道。　　无论今日我们对中华文化传统和儒学与士人的评价如何，蒙元统治在13—14世纪对这传统的打击是难以计量的。上文提到韦伯对中国儒学传统认知的误差和墨子刻与此对立的论析，原因在于韦伯所认知的儒学是蒙元以后西方传教士对儒学的论述，而墨子刻的论析则是蒙元以前的儒学。二者的差异，显示的正是蒙元统治对作为中华文化主干的儒士大夫的沉重打击。　　回到本文第二节马克·尔文对中国近代初期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分析。马克·尔文对中国整体经济从宋代革命性的开展到明清时期进入的困境，关键时期也是在蒙元时代。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聚合元明清史学者对这问题的集体研究《中国历史在宋元明时期的变迁论集》，对马克·尔文关于中国经济在明清时期进入困境的论点有重大修正。但结论只指出中国经济在元明清时期仍然有继续发展，不过由重要的大都会分散到各地的中小城市。这和本节所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社会、经济的精英主力在蒙元时代受到沉重的打击而虚弱不振的情况，是相照应的。对这问题具有创发性的早期论著是列文荪的《儒学中国与其现代命运》。在前第二节中我评析马克·尔文讨论“政治环境不利商业发展”的问题时，指出这些政治、社会、伦常思想和整体文化在宋、元、明时期的大异化，对中国现代化发生的困境极关重要；作为经济学者的马克·尔文忽略了这些大问题。　　18—19世纪西方现代化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其国家的政治乃至其帝国主义与海外殖民的军事力量的支持密切相关。中国在唐宋经济高度发展时并未向海外殖民，亦未以政府力量全面支持对外贸易，这可能与中华儒学思想乃至民族性格有关。西汉初年朝廷“重农轻商”的立场对商贾有过不利的影响，但汉武帝对经济的操控是由商贾的代表人物桑弘羊计划与推行的。其后东汉时期商业活动很显著，六朝隋唐的工商业更大有扩展；南朝虽在北方胡人军力威胁下，仍维持了其与远在东北亚的高丽的交往和建制在交趾的官府。唐宋时期与阿拉伯地区的商贸更为频繁。这些发展虽然未受到国家力量全面的支持，但和国家整体的发展是有互动关系的。这情况在蒙元以后大有改变。蒙元渡海出征日本失败，引发了严重打击中国人海外航行活动的“海禁”。钞币和汇兑是现代工商业活动重要的工具；中国交钞的发行比欧西早了数百年，唐朝中末叶时先由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大商贾们首创，两宋时期由政府统一发行；在元代由于统治者无限地印发钞币，导致交钞大量贬值，成为废纸而告终结。这都是政府严重伤害经济发展的例证。更有害的是：蒙元民间经济的发展大多与帝国政治脱节，自生自灭，缺乏整合的力量与明确一致的方向。其中一重要因素是民间社会缺少了有力的精英领导群体。儒学士大夫受蒙元政权的严厉打击而没溺不振；商业发展也分散各地难以整合，而且大多游离在政府力量的边缘，自讨生计。本文前引马克·尔文论“中国传统的工业技术未能有进一步的开展，基本的阻力不在于缺少更高的科学知识，而在于那些促进工业技术的发明与进步更新的经济动力与智识思想力量的减弱”，指的正是这困境：动力和力量的减弱。虽然这困境也养成了近代中国商人乃至一般民众在十分不利的环境与情势下继续生存和发展的能耐与特性，但这已不是正常的成长了。在此情况下，中国的经济没有全面崩盘，并且在此后明清的数百年间，仍有量的增长；这的确显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难能可贵的力道。这并不是说在此时期的传统中国文化一无弊病，而是说在这困境(甚至是弊病百出)的境况下，传统文化也展现出的一些难得的内在力道，或残存的根基。这是我在本文第二节对马克·尔文和费正清的评论，也是本文的结语之一。　　结语牵涉到本文开始时提到的中国现代化的困境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君主专制与士人儒学之遗毒的关系。历史是不断地演变的，历史学和历史主义的主旨是要在这演变中观察和理解在特定时空中的文化和在这文化中的人的真正事实。在中华历史文化中，君主专制与士人儒学的存在和二者密切互应的关系是事实，但历史上真正的事实是这二者与其互应是不断地演变的。孔子时的儒学士人及其与当政者的关系和前汉时期大不相同；前汉时期的儒学士人及其与当政者的关系和后汉魏晋时期又大不相同。而凡此种切，在北宋南宋蒙元明清各时代的变异更为激烈。上述马克·尔文等的研究显示在北宋时期工商业财富的成长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大大地丰富了城市的市民文化生活，吸引了大量士族地主迁居入城，进一步增进了城市的财富与文化生活，并因而大大地加强了中央政府的实力(中国城市大多为行政中心所在的治所)，和相对地减弱了地方社群(大地主与宗族)的实力；这开始从基层上消除了地方对抗中央的力量；至此大一统专制的中国政治才真正成形。在两宋时期，儒学士人对中央朝廷君主专权的约制功能(此功能在东晋“王与马共天下”时期为巅峰)由于在地方上农业经济和地主与宗族势力的减弱而有所缩退，但由于城市经济的发达促进了文化教育(如私塾义学和书院)的发煌，相对地增强了文教精英们(现代所谓的“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因此儒学士人们对朝廷君主专权尚保持了相当的约制功能。但经过本文前述蒙元政权对儒学和士人的种种打击，此辈在中华传统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的地位及其精神道义理念均一落千丈，明代政权之建立是中华历代汉人政权里儒学士人们参与和贡献最微薄的——方孝孺被诛十族，引起“中国读书人的种子被根灭”之叹。大一统专制独裁的中国皇权政治至此才真正名实俱全。这变异是讨论中华文化传统的整体演变时不可不谈的。　　最后，析述一下一个和中国现代化密切相关的问题：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芽。在1950－60年代，这是国内的热门论题；上文第二节提到的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为其力作。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因仍其说，但改用韦伯的理论以示与马克思史观有异。依据本文所论各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芽应早在两宋时代。明代市民经济虽然可能较宋代发展得更为普遍，但这只是分散的量的发展，缺乏国家整体与主流社会强有力的支持，其本身亦缺少结构性的整体方向和冲刺力量，在“前资本主义”(proto—capitalist)式的发展上，已经成为强弩之末。这看法和很多东西方学者，包括前文讨论到的日本京都学派宗师内藤虎次郎，在他前面的一些英国著作，继起的钱穆、赖世和(Edwin O.Reischauer)与费正清(John K.Fairbank)、韦亚伯(Wolfram Eberhard)等，认定中国的“近代或现代文明在北宋开始”的观点是互应的。如果资本主义经济曾经于10—13世纪时在中国萌芽，这幼芽未能开花结果，便在13—14世纪时被摧折了。中国传统的想法——由《孟子》到《礼记·月令》——认为在春季不宜人山薪采，因为春季是植物萌芽的时间，这时薪采会伤害植物的幼芽；幼芽受到伤害，便会影响其后续的成长——这是我对中国现代化的困境的另类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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