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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三观：中国人原来是“猪的传人”？
文章来源：百度百家　作者：大象公会 　更新时间：<font color="#14-06-23 15:15:54
& &&龙的原型是什么？是蛇？是鳄鱼？是恐龙？是闪电？这些假说都没有证据，有完整证据链的，是猪，它起源于猪图腾。如此说来，难道中华民族竟然是猪的传人？
& & 龙是汉、朝鲜、壮、侗、泰、佬、掸、芒、苗等民族传说中，具有超凡力量的动物，近世在建构中华民族概念过程中，又逐渐成为中华民族象征物。今天，标准的龙具 有鹿角、蛇身、鹰爪、狗鼻、牛嘴、鱼鳞、虾须等复合特征，既像典型食草动物（比如有角），又像食肉动物（比如有爪牙）。
& & 少有人相信古代有龙这样的动物，但它的原型是什么？近代以来学者们提出各种假说，根据龙的外形和它的某些能力，认为其原型主要是蛇、鳄等爬行动物，也有认为它是远古的恐龙，甚至认为它的原型是闪电。
& & 但是，这些假说考古上都缺少完整闭合的证据链。比如，龙若由蛇逐渐演进而来，出土文物中应找得到由蛇图形逐渐变成4条腿龙的完整证据链。反之，按初具龙形的出土文物演进线索上溯，能否找到龙的原型？
& & 距今约五六千年，出土于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的C形玉雕龙，被称为中华第一龙，它于1971年被发现，是今天中国最著名的早期龙形象。
【第一龙的长相问题】
&中华第一龙&玉雕
& & 这枚&中华第一龙&由绿色岫岩玉雕琢而成，因其呈C形，又被称为C形玉雕龙。它造型高度洗练、简洁抽象，颈部长鬣弯曲上扬，有腾云驾雾的动感，与后世造型繁复具象的龙风格截然不同，乍一看有横空出世之感。
& & 它的原型是什么？严格来说，它不属于我们熟知的任何实际存在过的动物，从躯体形象看，最接近的当然是蛇，而不是其他动物。那么，它的头部像什么动物呢？让我们放大它的细部。
&中华第一龙&玉雕头部放大
& & 龙的吻部前伸，略略上翘，嘴紧闭，鼻端截平，有对称的圆鼻孔&&它的头部与我们熟悉的龙差别很大，是否很像我们熟悉的某种动物？C型玉雕龙并非孤品，还有另外一个外形完好的黄玉刻件，被称为中华黄玉龙，也出土于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与&中华第一龙&是同一时代的文物。
中华黄玉龙
& & C形玉雕龙和黄玉龙，因为非正规考古发掘，具体年代不易估算，但肯定属于红山文化。红山文化距今5000年&6000年前，由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西辽河上游流域活动的部落集团创造，因其最早是在内蒙古赤峰红山后挖掘的遗址，故得名红山文化。
& & 一般认为，典型玉龙仅出现在红山文化中。而两例C形雕龙均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带有强烈的域型特征。其他绝大多数红山文化玉龙造型，都是类似的C形，我们不难看出它的传承关系。
天津博物馆征集的红山文化玉龙
& & 下图是红山文化中两个很具代表性的龙形象。它们由于长得像猪，如今被统称为玉猪龙。右图中还长有野猪特有的獠牙，说它是熊或别的动物，确实不太容易令人信服。
左图：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右图：带獠牙的玉猪龙（辽宁博物馆征集，出处不明）
& & 这个S形猪龙比C形龙要古老得多，它大约距今7000年前或者更早出现（处于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过渡阶段），于河北北部的滦河流域征集，属于对红山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早期母体文化。说它不是猪而是熊，就需要很大勇气了。
& & 陶器上的猪龙形象比玉猪龙更早，下图陶器出土于内蒙古赤峰敖汉旗，属于比红山文化更早的赵宝沟文化时期，距今7200年&6400年，它写实风格的野猪特征更明显。但这种龙与后来的龙风格相似，都是野猪头加蛇身，而且也是S形。
陶尊上的猪龙造型：赵宝沟文化猪龙图案S形构图
& & 比陶器上猪龙更早的，是石头堆塑龙形图腾，它出土于内蒙赤峰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属于比赵宝沟文化更早的兴隆洼文化时代，距今约8000年，由石块与猪 头骨摆放拼接而成。兴隆洼遗址是内蒙及东北地区时代较早、保存最好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是中国最早的旱地农业发源地之一，考古学界有&华夏第一村&的美 誉。
& & 兴隆洼文化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玉文化地区，值得注意的是，该地出土的多数玉器都是闭合的圆环被切开一个小口的C型（见下图），与附近地区后来出现的各种C型玉龙有强烈的风格延续。这种C型玉器，推测是在金属工具出现之前，无法以钻孔方式在较厚的玉石中间切出内圆，只能用细绳由外切出一个小口方式加工。
& & 红山文化同时代的中原地区，考古未发现此类器物，但商人在中原建立政权后，玉猪龙的形象开始出现在中原地区。从外形上看，它与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带有强烈的继承关系特征。
商代玉猪龙，河南安阳殷墟出土
& & 不过，商代的玉龙已与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猪龙形象有了相当差异，虽然也有C形和S形，但已由高度简洁抽象的风格趋于工艺更为繁复细致，这也许是商代的工具已大为进步，可以雕刻更为复杂图案的缘故。
& & 商代的玉龙大多已彻底摆脱野猪形象，开始揉合其他猛兽特征，部分已略有今天龙的雏形。不过，即便玉龙的头面部已有巨大变化，但从整体形态上看依然有强烈的风格袭承，无论是C形还是S形，都是细小的蛇形尾，并随着打破C形，尾巴也有了从内卷到外卷的各种变化。
商代卷尾龙
商代玉龙，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造型更接近后世龙形
& & 周代的墓葬中也出土外形高度近似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因现代技术手段无法确定玉器完成的具体年代，很难断定它到底是周人还是商人的作品。有专家根据《逸周书&世俘解》中记载&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认为周代玉猪龙很可能是商人的遗物。
周代芮国文物玉猪龙，陕西韩城出土
&周代人的龙玉佩，山西曲沃晋侯墓地出土，与后世的龙几乎没有太大区别
& & 读到这里，应该有读者强烈质疑了，&中华第一龙&难道不是1987年河南濮阳出土的贝壳堆塑的龙吗？
【谁是中华第一龙】
& & 论知名度，河南濮阳的&中华第一龙&现在早已超过C形玉雕龙。它还以《中华第一龙》为题进入了小学课本，文章带有强烈爱国主义教育色彩&&结尾写道：&中华第一龙&的发现，再次证明中国是龙的故乡，中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中国人是龙的传人。
& & 被认为距今约六千年的河南濮阳&中华第一龙&，系用贝壳堆塑（蚌壳标本C14测定距今6600年），一同出土的还有一头用贝壳堆塑的老虎，而躺在青龙、白虎 间身高1.84米的遗骸，很可能是黄帝颛顼。此外，该墓还出现了最早的&北斗&，一举将中国天文学起源时间，从过去的公元前1000年提到公元前4500年。濮阳因此被称为&龙城&。
& & 但濮阳&中华第一龙&的名头很快在1994年6月被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发现的鹅卵石堆塑龙抢去，这条19.7米的长龙，距今约8000年，比河南濮阳的第一龙还要早1400年。
& & 濮阳考古队员在挖掘&中华第一龙&时曾有种种奇遇，而阜新考古队员碰到了更多的奇遇，据亲历者称，挖到石龙前的当晚，现场曾有&几道神秘的地光，时隐时现&。由于阜新龙只是单独出现，既无白虎伴随，更无疑似三皇五帝的墓主，所以知名度很低。
& & 这两条&第一龙&不可思议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孤立的存在，周边同一文化圈内没有任何与之相似的同时代龙形文物，而且一出现就风华正茂，外形与今天的龙高度相似。
& & 如果我们以红山文化的玉猪龙为龙的起点，龙的外形就是个漫长的演进过程：先出现C型的圆环和S型的写实猪龙，后出现C型的玉猪龙，再演进为不像猪的龙，玉龙 的尾巴也由圆柱型断面，渐变为细小蛇尾，然后再内卷或外卷，汉代才由蛇形尾演变为鞭型，到了五代才开始出现狮尾，明清才开始变成鱼尾。
& & 商代的玉器和青铜器上，大部分龙还没长出腿，但濮阳的第一龙不但有腿，而且腿上有四爪。虽然龙头努力想让人联想起像霸王龙之类的食肉动物，但龙尾的形状已经 进化到接近清代的龙尾。而&昂着头，弓着背，跃跃欲试，想要腾飞&阜新版第一龙，虽然肢体残损不完备，但在形体姿态上比濮阳的第一龙更像现代龙。
& & 一直有人质疑河南濮阳第一龙（濮阳的黄帝墓葬未见任何彩陶之类随葬器物出土报道）和辽宁阜新第一龙，但它们毕竟被官方所承认，而且对提高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向心力贡献巨大。
& & 所以，这样的表述或许是不会错的：龙这种动物，在中国历史上至少被独立创造发明了三次，前两次（阜新和濮阳）都是横空出世后就失传了。较晚的红山文化圈的人们只好重新创造它，这次历时较长，由很像猪逐渐变得不像猪，最后才越来越像我们熟悉的龙的样子。
& & 必须强调，并非所有人都用玉猪龙来称呼红山文化圈出土的龙，某些猪的特征不够明显的会被称为&玉熊龙&，就像河南濮阳的贝壳龙旁边刚好躺着三皇五帝中某一位一样，称之为玉熊龙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古史记载&黄帝为有熊&，熊崇拜正好与古代神话中黄帝的传说相吻合。
& & 也有人认为，这些玉龙全都是熊而非猪，理由是&我们不是猪的传人&，称玉猪龙是&玷污了中华民族&。下图这个&玉猪龙&，就有人要求为之恢复名誉，改称&玉熊龙&。
& & 如果黄帝来自有熊氏，而玉熊龙是有熊氏象征的假说成立，黄帝就不是河南濮阳人，而是东北人了。那么，传说中的黄帝应该是哪里人？
【龙自何方来】
& & 传统观念认为，中原才是华夏文明的源头，但龙的原始形象商代以前不见于中原（至少是埋掉后失传了），而此前有浓厚玉文化的地方，目前中国境内只发现两处：东 北的红山文化，以及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太湖东部浙江余杭县周边，距今约5300年&4200年，以最早发现遗址的余杭良渚得名）。
& & 从出土文物的器形上看，红山文化圈的玉器不但数量大、类型丰富，而且工艺水准明显要远高于良渚文化。当代考古学大师苏秉琦先生曾提出：&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与之相应。&
红山文化出土陶塑人像，距今5300年
& & 当前的考古证据表明，玉猪龙出现在中原地区，应当不早于商代。商人起源众说纷纭，有中原土著说，有东夷说，有西来说，但越来越多人类学证据支持北方起源说。
& & 体质人类学家发现，殷墟商人中上层墓葬人骨特征与平民人种差异较大，他们更接近东北地区的古人，即接近红山文化古人。而此类古代种系从未在商代以前出现在中 原地区。人类学家还发现，红山文化以及其后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古人，其种系特征较为单纯，与其他东北地区的古人接近，被称为&古东北类型&。
& & 不过，青铜时代早期，一种最早出现在内蒙古中南部鄂尔多斯地区的种系开始出现在赤峰、辽西地区，到了青铜时代晚期，&古东北类型&种系在这一区域近于消失。几乎与此同时，他们陆续出现在河北中南部、河南、山东等区域。
& & &古东北类型&种系的人群在离开故地后，玉文化在当地并未消失（辽西地区盛产岫岩玉），但玉龙却消失了。中原这时开始出现了玉文化。并且，这些玉器多非中原本地玉石雕琢而成，而是用东北岫岩玉或和田玉（东北岫岩玉与和田玉成分很难区分，故有专家认为它们是和田玉）。
& & 人类学家用古DNA技术分析殷墟商人与同时代其他古人之间的遗传学关系发现，商人与内蒙古赤峰地区青铜时代早期古人接近程度最高，这进一步支持商人北方起源 假说。目前，研究人员正在破解商人的父系基因密码，对比红山文化古人的父系血统，可以更深入地判断商人的父系血统起源。
& & 如果DNA技术证明商王朝的统治阶层来自北方，那么与权力象征紧密相关的玉龙乃至龙图腾，应该是由北方红山文化圈带入古中原的。
& & 红山文化的父系血统基因标记为N1*，这一遗传标记尚未被在当前破解的中原和江南古人的基因库中发现。有可能是红山文化古人或其兄弟族群从北方农牧交界地区带入中原，并进而带入江南地区。
& & 今天，这一遗传标记广泛见于包括汉族在内的东亚诸民族，尤其以藏缅语系的彝族和珞巴族最高，比例可超过30%。基于当前的小样本量研究，不同地域汉族之间差异较大，广东汉族最高，可达15%，其他地方要低于10%。
& & 而该基因家族万年前分离的兄弟家族，则广泛见于从西伯利亚东北到欧洲西北部的欧亚大陆北部区域。比如东方的雅库特人多数是此类型，芬兰人60%+，俄罗斯平均20%，北部俄罗斯可达40%。
& & 红山文化古人所属的N基因家族在全球范围的地理分布图，颜色越深表示该基因家族成员比例越高
& & 俄罗斯帝国的&始皇帝&留里克家族便属于这一兄弟基因家族。只是在基因家族大迁徙的年代，他们可能尚未学会雕刻玉龙，或者生活环境没有玉石，否则，没准今天的俄罗斯人也会自称&龙的传人&或&猪的传人&。
【侯德健惹的祸】
& & 以野猪为图腾在世界史上并不鲜见。在原始狩猎民族中, 野猪是人们惧怕、崇拜的对象。农耕民族驯化出家猪后，并未影响图腾观念。比如珞巴人的米古巴部落神话中, 猪的形象是氏族女性始祖, 是生育和繁衍的期望。除了传说, 珞巴族还有与猪有关的祭祀仪式、宰杀禁忌等。
& & 中国境内除了满、苗、珞巴、傈僳等民族都曾以猪为氏族图腾或存在猪图腾崇拜遗迹外，北方汉族地区也曾有类似习俗。《山海经》中有关于今天山西、河北及东北广大地区以猪为图腾的记载。伏牛山、桐柏山地区的先民也以猪为图腾。
& & 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都曾有埋葬猪骨的习俗, 来源于猪与地母的认同，这种习俗可以看作是图腾崇拜的一种表现方式。出土了石头堆塑猪龙形图腾的&华夏第一村&兴隆洼，就有人猪并穴埋葬的风俗。其中一个地位特殊的墓主与雌雄两头猪同穴并列埋葬。
兴隆洼文化人猪合葬居室墓
&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赵志军研究员也认为，那两条C型玉雕龙的出现，说明早期龙并不一定源于对自然神的崇拜，而有可能还是那时的动物崇拜，如野猪、麋鹿。
& & 从六七千年前的猪到今天的龙，其逐渐定型完备要比我们通常的印象晚得多。汉以前的龙还是没有长出鳞片的走兽，大体到了唐宋时代，龙才定型为我们熟悉的龙的形状。但龙爪、龙尾、龙首、龙须的形状此后一直在不断变化。
& & 我们无法准确得知大体在什么时候龙开始成为权力的象征。传说周公旦（公元前1100年）所著的《周礼》中规定&五爪天子，四趾诸侯，三趾大夫&。不过《周礼》实际是西汉末王莽时期（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刘向和其子刘歆的伪作。
汉代龙纹瓦当
& & 自汉代始，龙开始成为帝王权力的象征，其后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断强化，最终在明清两代龙的使用权被皇室垄断，成为至高无上的帝王象征。
& & 历史上龙从来没有成为中国的象征，更不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因为中华民族是辛亥革命后才构建的概念。它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是更晚的事&&1978年，台湾音乐人侯德健谱写了《龙的传人》，1980年代初，经香港歌星张明敏演绎后风靡大陆，龙的传人由此深入人心。
1988年春晚侯德健演唱《龙的传人》
& & 如果没有侯德健，很难想象龙会被拔高到如此程度，蒙古人不称自己为苍狼白鹿的传人，突厥语民族不称自己为狼的传人，法兰西人不称自己是鸡的传人，大约是因为他们都缺少一位侯德健这样音乐文化人的缘故吧。
& & 当中国人普遍接受自己是龙的传人时，若得知龙的形象竟然源于猪图腾，确实情感上难以接受。不过，下面的发现或许是个好消息：
& & 考古学家通常认为红山文化古人以农业生产为主，但有体质人类学研究者发现，红山文化古人的龃齿率与其他狩猎民族相近，低于同时代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他们因 此认为，直到旱地农业文化更深入发展的红山文化时代，狩猎仍占有重要地位，这可能意味着红山文化的猪骨遗存仍可能是狩猎所得，而非人工饲养。
& & 就是说，我们祖先曾经崇拜的是野猪而非家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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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筝哈”和他的传人
南城大沙燕　北城黑锅底
　　风筝是北京人最喜欢的民间玩艺儿之一。放风筝在中国有2000多年的历史。据史书记载，春秋时期，鲁班曾削竹子做了一个鹊，“飞天三日不下”。按这个说法，鲁班爷做的这个竹鹊，应该是风筝的始祖。后来风筝成为借助风力进行通讯的工具和打仗的武器。风筝作为民间的放飞和观赏的玩艺儿，最早见于宋代画家苏汉臣的作品。不过那会儿风筝还不叫风筝，叫纸鸢。风筝这个词儿怎么来的呢？明代的陈沂写了一本书叫《询刍录》，其中记述：“五代时李邺于宫中作纸鸢，引纸乘风为戏，后于鸢首以竹为笛，使风入竹，声如筝鸣，故名风筝。”宋代商承的《事物纪原》里也有“纸鸢俗谓风筝”的话。由此可见风筝一词大概是宋代以后出现的。也是从宋代以后由皇宫里的游戏演变为民间的玩艺儿，按过去的民俗，老百姓平时不放风筝，只有到了正月十五元宵节以后才放，一直放到开春的清明节。宋代商鼎的《村居》诗里有这样的描写：“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风筝除了放飞，作为观赏的民间工艺品则是清代以后的事。到现在，已有300多年。
　　风筝讲究扎、糊、绘、放“四技”，有“南派”“北派”之分，北京的风筝作为民间工艺品，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可以说是“北派”的代表。老北京的风筝以沙燕为主，根据制作的工艺风俗，分为两大家：一家是“风筝哈”，一家是“风筝金”。金氏几代人在地安门大街的火神庙前摆风筝摊，哈氏几代人在琉璃厂开风筝铺。一北一南，各有特色。老北京人玩风筝，一般都认这两家，至今还流传着“南城的大沙燕，北城的黑锅底”的说法。所谓“黑锅底”，是用烧柴锅的锅底灰当颜料，涂的色，做出的沙燕黑白分明，远视效果极佳。金氏风筝的传人金忠福和金淑琴，兄妹俩住后门桥一带，一辈子没结婚，也没留下后代，二人去世后，“风筝金”断了香火。到20世纪70年代，京城做风筝的又出现了两大家，一家是曹氏风筝的代表孔祥泽，另一家是具有文人画意的风筝代表马晋。1973年《文物》杂志发表一篇文章，说发现了曹雪芹的一部遗稿《废艺斋集稿》，其中有《南鹞北鸢考工志》，主要讲风筝的制作工艺，曹雪芹对风筝工艺很有研究，《红楼梦》中多处提到放风筝的事。孔祥泽通过此书稿，挖掘出曹氏风筝的工艺，形成独立的门派。马晋是位画家，他做的风筝独树一帜。可惜的是他去世后，其子马龙以绘画为主，不做风筝了。孔祥泽先生今年已78岁，其子孔令民和孙子孔秉军现仍在做风筝。除了这风筝界公认的“四大家”之外，京城做风筝的还有刘汉祥、费宝龄、郝德立等名家，但没有形成流派。
　　民间工艺要想形成流派，首先要有自己的风格特点，其次是大家公认，此外是流传较久。就上面说的这“四大家”而言，京城风筝界，真正承传有序，并在保持传统工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的，首推哈氏风筝。哈氏风筝到现代已经是第四代传人了。
“风筝哈”流传至今160多年
　　“风筝哈”是回族，祖籍河北河间县。其祖辈是考武状元时进的北京，后来中过武状元的哈氏家道中落，在西琉璃厂把口儿开了个两间门脸儿的铺子，位置现在“一得阁”门前停车场把角儿。“风筝哈”的第一代哈国良，最初是做灯笼的，后来琢磨起风筝来。哈氏风筝一般是用高级的绢做的，选材严谨，骨架坚固平整，画工精致生动，品种繁多，各具特色，最出名的是大沙燕。孙殿起写的《琉璃厂小志》中记载：“哈氏风筝在路北仁威观。数十年以哈氏风筝制售为最著。”可见当时哈氏风筝名不虚传。“风筝哈”的第二代传人哈长英，子承父业，专做风筝。当时哈氏住在护国寺大杨家胡同4号。11间房的小独院，哈长英有5个儿子1个女儿。老大哈魁斌，老二哈魁寿，老三哈魁亮，老四哈魁光，老五哈魁明，女儿哈晶漪。6个孩子都住在这个小院，跟哈长英一起做风筝。其中大爷魁斌和五爷魁明扎糊绘的技法最好。二爷魁寿长得人高体壮，专管试飞。过去做风筝是三季做，一季卖。一年之中吃的是大年三十到正月十五这十多天的买卖。由于“风筝哈”在京城做风筝有名儿，四九城的人都奔他这儿买风筝，最火的时候，一天卖过73块大洋。赶到平时，哈记风筝铺为了维持生计，便改做清真小吃，卖烧饼、年糕。
　　哈氏风筝早在几十年前，就为北京人在国际上争了脸。1915年，当时的农商会买了哈氏4件风筝作品：蝴蝶、蜻蜓、仙鹤、凤凰，到巴拿马世界博览会参加展览，让外国人大开眼界，4件作品获得了银奖。哈长英1946年去世，哈氏5兄弟把父亲的绝活继承下来。哈记老铺直到解放后公私合营时还卖风筝。但5兄弟中，真正支撑门户的是五爷哈魁明。
　　哈魁明是“风筝哈”的第三代传人。他称得上是位玩家，除了风筝扎得地道，他还爱玩鸽子玩鹰。相鸽子和熬鹰，他很有功夫。此外，他还是京剧票友，工老旦。年轻那会儿，他玩儿过跤，个子不高，长得非常敦实。魁明为人豪爽仗义，1956年，缅甸的吴努来华访问时，我国领导人送给他两件礼物：哈氏风筝一素一花两只蜻蜓。当时外交部的同志要买哈魁明的风筝。哈魁明听说这两只风筝是当国礼用，坚决不收钱。后来外交部的同志送给他一支“派克”钢笔留作纪念。此事登载在当年的《文汇报》上。
　　“文革”时，风筝被视为“四旧”：哈魁明怕因为风筝引火烧身，把父辈留下来做风筝的画稿和竹子、工具等放在一个大缸里，偷偷地烧了，因为玩艺儿多，焚烧了三四天才烧完。现在想起来实在是可惜。晚年，哈魁明根据自己的记忆，整理了一部哈氏风筝的画稿，起名《筝践》，由于许多实物已烧毁，留下许多遗憾。
　　解放后，哈氏兄弟相继有了固定的工作，哈魁明也入了西城饮食公司，做清真小吃。扎绘风筝只能用业余时间。1979年，二爷魁寿的儿子永增从部队复员，到五叔魁明家串门，看到他挤在昏暗的小屋子里扎绘风筝，而且年纪已大，眼瞅哈氏风筝要后继无人，便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恳求国家对民间艺人提供从艺机会。不久，小平同志的秘书给永增打电话，让他们找轻工部工艺美术总公司下属的工艺美术研究所。研究所接纳了哈魁明，当时哈魁明已62岁，在研究所工作了3个月，考虑到自己的岁数，他后来在西城饮食退的休。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市成立了风筝协会，哈魁明当选为副会长。
第四代传人哈亦琦独挑大梁
　　哈魁明的次子哈亦琦，是“风筝哈”的第四代传人。哈亦琦从10岁起就跟父亲学做风筝，16岁跟一位老师学素描、色彩、油画。这些绘画基础，为他扎绘风筝打下了基础。亦琦是“七○届”初中毕业生，17岁从北京四中分配到首钢，开始在车间干活，后来被调到工会搞宣传，从1976年开始介入风筝界，在父亲的悉心栽培下，他把哈氏风筝的绝活传承下来。与“风筝哈”的前三代不同的是，到了哈亦琦这一代，开始把传统的技法跟国际上的先进制作工艺有机地融合到了一起，可以说，他不墨守陈旧，使哈氏风筝有了新的发展。
　　这些年，哈亦琦频繁地出国比赛，表演和讲学，使他接触了大量的外国风筝，开阔了他的眼界。目前他已收藏了不同国家的70多件风筝作品。1983年，他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中国风筝展，在那儿呆了一个多月。展览会最后一个项目是比赛，他当场利用菲律宾的竹子和从北京带去的面料，扎了一个8尺的瘦沙燕，获得了特别嘉奖。在这次风筝展上，他看到一些新型风筝，如一个几何形体的风筝，有一房多高。我们的风筝讲究的是扎、糊、绘、放，属于民间工艺。外国风筝以放为主，风格完全不同，但外国风筝用的材料新，体形大，有动态，这一点值得借鉴。回北京后，哈亦琦把自己的观感告诉了父亲。哈魁明听了不以为然，看到亦琦动手做新型风筝，跟他急了：“你家传的风筝还没学扎实，怎么学这个。”为这碴儿，爷儿俩3天没说话。后来，亦琦主动跟老爷子交心：“传统的技法当然不能丢，但总吃老本，跟不上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风筝哈到我这代就得断了。”通过交流，老爷子理解了亦琦。亦琦现在做的风筝已经突破了原有的哈氏风筝色彩。他说：“传统的民间工艺往往不受局限，只靠艺人的感觉，到我这儿，在制作上要讲工艺，使之规范化，不能光凭感觉。”
　　2001年，北京市为争办2008年奥运会，在莫斯科搞了一个大型文化交流活动。贾庆林同志代表北京市政府送给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一件礼物，选的是哈亦琦做的鸳鸯沙燕，张茅副市长送给莫斯科副市长尚采夫一件哈亦琦做的蝴蝶风筝，两个小风筝镶在玻璃柜里，显得非常精美。哈氏风筝作为精美的工艺品，非常受国外朋友的喜爱，同时，通过这些文化交流，也提高了中国民间艺人的社会地位。哈亦琦应邀到美国西雅图市讲风筝的制作，市长亲自到机场去接他。1998年，荷兰的海牙建市750周年，搞了一个国际风筝会，跟哈亦琦提出做一条龙，亦琦做了一条150节长100米的龙，上面画了750个仙鹤。在风筝节上获得了金奖，并且把他的这件作品，永久性存放在海牙市政厅陈列。不久前，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三国驻华大使的夫人请亦琦的全家吃饭，干吗？三位大使夫人想拜他为老师，请他讲中国的风筝。您别小瞧这风筝，它现在已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纽带。
哈氏风筝不会断桩
　　哈魁明1993年去世。临终前，他对哈亦琦说：“该教给你的，我一点儿没糟踏，剩下的道儿，是你自己走了，我没什么可遗憾的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相信哈氏风筝不会断根儿。”说起来，哈亦琦肩上的担子不轻。哈氏5兄弟都已作古，只有哈晶漪健在，她在重庆化纤检验所工作，现已退休。到第四代，共有9个男孩，11个女孩。这么大一个家族，只有哈亦琦一个人现在做风筝。哈亦琦的哥哥哈继琦，曾跟父亲学过一段，后来扔下了，他现在金融系统工作，亦琦的妹妹肇秋，现已退休，也没干风筝这一门。更有意思的现象是，哈氏的第五代，加在一起有30多人，也没有人做风筝。
　　哈亦琦对记者说，制作风筝是门综合艺术，小小的风筝作为工艺品，有很深的文化底蕴，你光有绘画基础还不行，做骨架，你得是木匠，大的骨架要用刀斧刨磨，活儿很累的。此外，扎绘完了还要试飞，没有好体格，动作迟缓，你玩不转它。亦琦的夫人贺有铭是汉族，俩人是玩风筝结下的姻缘。亦琦是事业心很强的人，这些年忙着做风筝搞交流，东奔西走，直到三十好几了还耍着单儿。20世纪80年代初，风筝协会、市美协、中国美术馆、工商联联合组建北京风筝艺术公司，招收一批学员，贺有铭是其中之一，她在跟亦琦学徒时产生感情的。虽然比亦琦小6岁，又不是一个民族，但他们之间相濡以沫，恩恩爱爱，亦琦能在风筝事业上有所作为，全仰仗她的鼎力相助。他们的女儿今年12岁。不久前，亦琦在国际学会讲风筝课时，讲到了哈氏家族的历史，一位美国朋友问他：你的女儿会不会跟你学做风筝。亦琦说：“北京的民间工艺是在小作坊式的生产模式上发展起来的，当时家庭成员甭管老少为了谋生，都要参与，现在的社会发展很快，一切都变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志向和发展空间。我不能强迫女儿非要学我去做风筝，她长大以后会有自己的选择。”这番话说得很诚恳，赢得在场的人一片掌声。
　　亦琦作为“风筝哈”的第四代传人，现在的主要精力是挖掘整理哈氏风筝艺术的文化底蕴。他已出了一本名为《中国哈氏风筝》的书，目前正在搞哈氏风筝画谱，大约250幅。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大工程，一幅画谱要用20多天时间，现在已画了70多幅。他计划用3年时间画完。有人问，你画了这么多，是不是想卖钱？他说，不想卖，这些画谱是留给后人研究和制作哈氏风筝的宝贵资料，等画谱成集之后，我要把它捐献出去，给博物馆或奥运会组委会。亦琦说话奔50岁了。记者问他哈氏风筝的传人问题，他说：“现在还没有理想的徒弟，我的要求高，这方面比较谨慎。哈氏家族中有个侄子想学，我正在考虑之中。但我会在有生之年带出接班人，哈氏风筝到我这儿不会断，到下一代也不断。因为人们喜欢它。”（本报记者 刘一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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