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一（下）语文自读课本《大海的召唤》第5篇《坐在最后一排》读书笔记_百度作业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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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下）语文自读课本《大海的召唤》第5篇《坐在最后一排》读书笔记
初一（下）语文自读课本《大海的召唤》第5篇《坐在最后一排》读书笔记
15:19很少见过有“喜欢”坐在最后一排的人.可有一个女孩恰恰相反,自卑与孤僻让她常常缩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尽管她既不高大又不是近视眼,成绩归到了差生的行列.但一位新老师的到来改变了她,分数由倒数直升至第一,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可她做到了,因为老师如表姐般和蔼的面容,和她说的那句话：“这世上有最后一排的座位,但不会有永远坐在最后一排的人.”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只要努力拼搏,谁都可以成为第一,因为奇迹随时都可以产生.哪怕是一棵小小的幼苗,只需要一点点关爱的雨露和阳光,都可以成长为参天大树.这个世界是人人平等的,不需要再自卑,不要再让自己蜷缩在阴暗的一角,打开心灵的窗户,让太阳绵绵不绝地释放灿烂温暖的光和热,你会发现,摆脱了自卑的阴影,发挥出自己的潜力,就能迈向成功的彼岸.在黑暗中守望光明,不如去寻找太阳；在绝望中守望成功,不如去战胜失败.名言：爱好出勤奋,勤奋出天才.[最后一课 郑振铎]郑振铎《最后一课》_好文章摘抄-牛bb文章网您的位置：&>&&>&&>&[最后一课 郑振铎]郑振铎《最后一课》[最后一课 郑振铎]郑振铎《最后一课》作者：崔纽藏&&来源：&&时间： 12:56:43阅读：所属专栏：
最后一课郑振铎这一天的清晨，天色还不曾大亮，我在睡梦里被电话的铃声惊醒。“听到了炮声和机关枪声没有?”在电话里说。“没有听见。发生了什么事?”“听说日本人占领租界，把英国兵缴了械，黄浦江上的一只英国炮舰被轰沉，一只美国炮舰投降了。”接连的又来了几个电话，有的是报馆里的朋友打来的。事实渐渐地明白。英国军舰被轰沉，官兵们凫水上岸，却遇到了岸上的机关枪的扫射，纷纷地死在水里。日本兵依照着预定的计划，开始从虹口和郊外开进租界。被认为孤岛的最后一块弹丸地，终于也沦陷于敌手。我匆匆地跑到了康脑脱路的暨大。校长和许多重要的负责者们都已经到了。立刻举行了一次会议，简短而悲壮的，立刻议决了：“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大学关闭结束。”太阳光很红亮地晒着，街上依然的熙来攘往，没有一点异样。我们依旧摇铃上课。我授课的地方，在楼下临街的一个课室，站在讲台上可以望得见街。学生们不到的人很少。“今天的事，”我说道，“你们都已经知道了罢，”学生们都点点头。“我们已经议决，一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立刻便停课，并且立即地将学校关闭结束。”学生们的脸上都显现着坚毅的神色，坐得挺直的。但没有一句话。“但是我这一门课还要照常地讲下去，一分一秒钟也不停顿，直到看见了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为止。”我不荒废一秒钟的工夫，开始照常地讲下去。学生们照常地笔记着，默默无声的。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清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上了刺刀，“引满待发”。镇定安详，没有一丝的紧张的神色。该来的事变，一定会来的。一切都已准备好。谁都明白这“最后一课”的意义。我愿意讲得愈多愈好；学生们愿意笔记得愈多愈好。讲下去，讲下去，讲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应该讲授的东西，统统在这一课里讲完了它，学生们也沙沙地不停地在笔记着。心无旁用。笔不停挥。别的十几个课堂里也都是这样的情形。对于要“辞别”的，要“离开”的东西，觉得格外的眷恋。黑板显得格外的光亮，粉笔是分外的白而柔软适用，小小的课桌，觉得十分的可爱；学生们靠在课椅的扶手上，抚摩着，也觉得十分的难分难舍。那晨夕与共的椅子，曾经在扶手上面用钢笔、铅笔或铅笔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涂写着，刻划着许多字或句的，如何舍得一旦离别了呢!街上依然的平滑光鲜，小贩们不时地走过，太阳光很有精神地晒着。我的表在衣袋里低低地嗒嗒地走着，那声音仿佛听得见。没有伤感，没有悲哀，只有坚定的决心，沉着异常地在等待着，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远远的有沉重的车轮碾地的声音可听到。几分钟后。有几辆满载着日本兵的军用车，经过校门口，由东向西，徐徐地走过，当头一面旭日旗，血红的一个圆圈，在迎风飘荡着。时间是上午10时30分。我一眼看见了这些车子走过去，立刻挺立了身体，作着立正的姿势，沉毅地合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道：“现在下课!”学生们一致地立了起来，默默地不说一句话，一个女生似在低低地啜泣着。没有一个学生有什么要问的，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彷徨，个个人都已决定了应该怎么办，应该向哪一个方面走去。赤热的心，像钢铁铸成似的坚固，像走着鹅步的仪仗队似的一致。从来没有那天无纷纭的一致的坚决过，从校长到工役。这样的，光荣的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暂时结束了她的生命，默默地在忙着迁校的工作。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张进　 9:15:28人们都知道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却很少有人知道，中国著名爱国作家、学者郑振铎先生的“最后一课”。那是1941年，大半个中国仍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下，唯有上海的租界仍在英美的势力范围，犹如“孤岛”。12月8日这一天，“孤岛”也沉沦了。大清早，暨南大学校长办公室里，空气仿佛凝固了。老校长老泪纵横，正主持着简短的校务会议。最后，他颤声宣布：“……课照常进行。只要看到一个日本兵，或是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就立即停课。”默默无声的人群中，有一个紧锁浓眉面孔清癯的中年男子。他，就是暨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郑振铎。还是在东北三省刚刚沦陷时，他就写了历史小说《取火者的逮捕》和《桂公塘》，愤怒斥责国民党卖国政策。写作时，他时时横眉拍案，连声大喝：“奸贼，奸贼误国！”1936年10月，他和鲁迅等人联合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1937年底，国民党军队撤退，上海成了“孤岛”，郑先生仍在上海坚持救亡活动。当时，日特活动猖獗，有许多人因与抗日有关而失踪、死亡。少数人动摇了，甚至做了汉奸。郑先生却凛然正气，无所畏惧。1938年3月，他参加了中国文艺界抗日战争协会，被推举为理事。他还专门到被称为上海“抗大”、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社会科学专科学校”去兼课，为党、为新四军培养了不少干部。有一天，一个刚当汉奸的老友来了。此人掏出一张开有巨额金款的支票，说：“郑先生，你近来生活很困难，清水先生已知道了。清水先生一直很敬佩你的文章学问，想让你主持一方面的文化工作……这是清水先生的小意思！”郑先生一听“清水”，便知道是主管文化侵略的日本大特务，他一怒之下扯了支票，朝老友脸上掷去，大骂：“瞎了狗眼！”此人只好夹着尾巴逃跑了。不久，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大美晚报》记者张似旭二位名流被刺杀，于是有人警告：“你要当心！”郑先生也差点遭到暗算，幸好有学生通知，但他事后仍继续为祖国命运奔波操劳……郑先生从回忆中惊醒，快上课了，他拿起讲义夹，急匆匆进了教室。教室里坐得满满的，鸦雀无声，多像小说《最后一课》的描写啊！郑先生热泪盈眶：“我想……大家都知道了，今天是我给你们上的中国文学史的最后一课。要永远记住，我们是中国人！”讲课开始了，一分一秒都显得格外沉静。平素调皮的学生，今天也是屏着呼吸，满噙了眼泪。不幸的时候终于来临。近处忽地传来了沉重的车轮碾地声，几辆卡车已进了校门。阴森森的风中，一面太阳旗抖动着。时针指着10∶30。“现在下课！”郑先生挺直了身体，作了立正的姿势。全体同学唰地一下站起来，很久很久，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有几个女生低低的啜泣声……师生们的胸中都燃烧着爱国的烈焰，一个一个捏紧了拳头。这就是郑振铎先生在暨大上的最后一课，也是他教书生涯的“最后一课”。抗战胜利后，因为他继续反对国民党的亲美卖国政策，便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利，蒋介石不许任何大学聘请他。但郑先生的“最后一课”所表现的崇高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却教育了千百个后来者！郑振铎，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又是著名作家、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训诂家。出生地：浙江省永嘉县原籍：福建省长乐县出生日期：日（戊戌年）逝世日期：日（戊戌年）毕业院校：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生平简介郑振铎，（－），生于浙江温州，原籍福建长乐。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又是著名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训诂家。字西谛，书斋用“玄览堂”的名号，有幽芳阁主、纫秋馆主、纫秋、幼舫、友荒、宾芬、郭源新等多个笔名，曾就读于北平铁路专科学校，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为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1]1898年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市区乘凉桥），曾在广场路小学、温二中、温州中学就读。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今北京交通大学）学习。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开始发表作品，1920年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创办《文学周刊》与《小说月报》，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主编，上海大学教师，《公理日报》主编，1927年旅居英、法，回国后历任北京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上海暨南大学教授，《世界文库》主编。1937年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与胡愈之等人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主编《民主周刊》，1949年后历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全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5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及学部委员。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突然失事遇难殉职。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桂公塘》，散文集《山中杂记》，专著《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通俗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俄国文学史略》等。有《郑振铎文集》。还有《猫》。《燕子》一文已编入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三年级下册第一组。《别了，我爱着的中国》已被选入五年级教材（18课）《唯一的听众》已以他的笔名“落雪”选入五年级教材（第28课）《猫》一文已编入初中一年级下册教材（人教版 第26课）《最后一课》已被编入人教版初中一年级下册自读课本《大海的召唤》（第15课）代表作品专著《文学大纲》、《俄国文学史略》、《中国文学论集》、《中国俗文学史》、《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基本建设及古文物保护工作》、《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版画史图录》等。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和《桂公塘》，散文集《佝偻集》、《欧行日记》、《短剑集》、《困学集》、《海燕》、《民族文话》和《蛰居散记》。译著《沙宁》、《血痕》、《灰色马》、《飞鸟集》、《新月集》和《印度寓言》。其它《郑振铎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版）《郑振铎选集》，编辑《中国短篇小说集》《北平笺谱》（与鲁迅合编）等。其中《别了，我爱的中国》是散文集《离别》中的一篇，后入选上海教育出版社小学五年级第二学期第18课。《燕子》入选人教版小学三年级下册第1课（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版）。《猫》其入选人教版初一下册第26课；初中四年制初二下册26课。《唯一的听众》选入五年级第1学期第17课。诗篇：《我们是少年》、《燕子》和《离别》等。个人履历青年时期郑振铎的祖籍是福建长乐，日出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1917年夏，靠亲友的帮助到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今北京交大）求学，课余读了不少西方社会学著作和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思想上、文学上都受到启蒙教育。不久结识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等人；五四运动爆发时，他们各自成为所在学校的学生代表，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运动。1919年11月，他们一起创办了《新社会》旬刊，提倡社会改造。1919年12月，《新中国》月刊发表了他翻译的列宁的《俄罗斯之政党》。1920年夏，他和耿济之共同翻译了《国际歌》歌词。1920年11月，郑振铎与沈雁冰、叶绍钧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1921年春，他毕业后到上海工作。不久担任《学灯》（上海《时事新报》副刊）编辑，又由沈雁冰介绍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同年5月10日，他主编的文学研究会机关报《文学旬刊》创刊，为初期新文学运动中有影响的刊物。同时开始主编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还参与创刊了《戏剧》月刊，《诗》月刊等。1922年 1月，他主编中国第一个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周刊，并写作了许多作品，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事业起了开山作用。1923年1月，他接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在此期间，他在《文学旬刊》、《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文学评论，与封建旧文学作了坚决的斗争，并批评了新文学阵营中一些人“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成为当时与沈雁冰齐名的文学研究会的重要理论批评家。创办报纸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郑振铎与叶绍钧、胡愈之等创办《公理日报》，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暴行。同年，他参加发起“中国济难会”，并与郭沫若、沈雁冰、胡愈之等人签名发表《人权保障宣言》。这一时期，他撰写的主要学术著作有《俄国文学史略》、《太（泰）戈尔传》、《文学大纲》等。《俄国文学史略》（1924年）是中国这方面第一本专著，对介绍俄国文学(包括苏联文学)起过积极作用。书中列专章介绍评述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文学理论，高度评价了高尔基的创作及其文学思想，在当时尤为难得。《泰戈尔传》（1925年）是中国第一本介绍、评述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的专著。80万言的《文学大纲》（1927年）将中外文学史及其名著合在一部书中叙述，开阔了文学工作者的眼界，在介绍世界文学历史、加强中外文学交流和比较研究等方面都有过大的影响。成立公会1927年2月，郑振铎与叶绍钧、胡愈之等人发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会”，公会积极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的革命活动。“四?一二”政变后，他与胡愈之等人致信国民党当局，强烈抗议屠杀革命群众，为此险遭逮捕。欧洲避难及游学5月，他乘船到欧洲避难和游学。在法、英等国家图书馆里，遍读有关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变文等书籍，并研究了希腊罗马文学，译著了《民俗学概论》（后毁于日军炮火）、《民俗学浅说》（1934年）、《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1930年）等专著，还创作了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1929年）中的大部分作品。1928年10月，又回到了上海。回国回国后，郑振铎参加发起“中国著作者协会”，并任执行委员。1931年秋，去北平任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中文系教授。1932年，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此书图文并茂、史料丰富、眼界宽阔，充分肯定了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1934年，又出版了《中国文学论集》、《佝偻集》等论文集，以及借希腊神话题材歌颂现实的革命斗争的小说集《取火者的逮捕》。这一个时期里，他还参与主编了著名的大型文学刊物《文学》、《文学季刊》等。1935年春，郑振铎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此后，他主编了大型文学丛刊《世界文库》，组织许多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系统介绍中外古典文学名著，规划宏伟。虽因当时条件所限未能全部实现原计划，但仍是30年代文化出版事业的重要成果。在这前后，他参加《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选工作，与鲁迅合作编选《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协助鲁迅编选出版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1935年底，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6月，"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郑振铎被选为理事。这个时期里，他还撰写了文学论文集《短剑集》（1936年）和历史小说集《桂公塘》（1937年）。抗战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郑振铎参与发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和创办《救亡日报》等。上海沦陷前后，他为国家抢救了大量珍贵的文献古籍，并编选影印了《中国版画史图录》、《玄览堂丛书》、《明季史料丛书》等。1938年他的《中国俗文学史》出版，此书代表当时国内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抗战胜利后，他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上海分会负责人，并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他主编《民主》周刊。与李健吾主编《文艺复兴》月刊，号召作家为人民、为民主而写作，还编印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等。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2月，郑振铎绕道香港进入解放区。7月，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名为作协）的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文物局局长、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化部副部长，以及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理事等职。编著有《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1952年）、《中国古代版画史略》（1985年）等，并主编了《古本戏曲丛刊》、《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等。1957年，他编集出版了《中国文学研究》三册，书中基本上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在中国文学研究中所涉及的各个领域、专题，反映了他在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日，他在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殉难。社会评价杰出贡献郑振铎对中国的文化学术事业作出了多方面的杰出贡献。在文学理论方面，他是文学革命初期"为人生"的文学的重要倡导者之一。1921年6月，他进一步提出需要“血和泪的文学”的口号（《血和泪的文学》），要求进步作家创作出“带着血泪的红色的作品”（《我们的杂记》）。从那时起，他一生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强调文学在社会改革中的功能，提倡文学为人民服务。在文学研究方面，20年代初即提倡和从事中外古今文学综合的比较研究，较早提出和着手用新的观点、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一贯重视民间文学和小说、戏曲的资料收集和研究，作了很多属于开拓性的工作。青年时期回故乡首先，要探索的是，郑振铎在青年时代是否回过故乡？ 郑振铎虽然生长在温州，后来升学到北京，从铁路管理学校毕业后到了上海，长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但是，他和故乡亲人却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回过故乡。茅盾在日致启明（周树人）的信中就曾提及“振铎回乡葬祖去了”（见《茅盾书信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出版）。据研究郑振铎的专家陈福康博士考证，这次经福州到长乐葬祖的时间有一个多月。这里的“回乡葬祖”，自然是回到祖籍地长乐首占村老家了。1995年初冬，长乐首占村为纪念郑振铎征集有关的文物，征集到一件珍贵的资料―――首占郑氏残缺的“讣告”，在一张八开纸上，尚能见到具名者共36人，其中有“缌服侄曾孙振铎”等字样，分析起来，这是郑振铎的曾伯祖或曾叔祖丧葬的“讣告”，这正印证了他有“回乡葬祖”之行。另据首占郑氏族亲追忆，那个年代，首占“岱阳郑氏宗祠”内悬挂有许多反映郑氏先辈事迹的匾额和介绍，正中挂有明嘉靖名臣、刑部尚书郑世威（年）亲书的“世培忠厚”的祖训……这一切，使郑振铎对先辈的业绩和可贵的品质有了更多的了解，对故乡增添了深厚的感情。因此，他虽然长期在异乡生活、学习、工作，但是，他却始终是关心和热爱故乡的。与故乡人民心连心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福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福州，各校学生曾先后两次集会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追悼被反动军警殴打致死的北京大学闽籍学生郭钦光；在厦门，青年学生举行集会示威游行，后来又发展成为有各界人士参加的国民大会，愤怒声讨军阀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五四的烈火，在八闽大地燃起，然而，日本帝国主义者却先后派军舰到厦门、福州，实行武装威胁，在福州甚至开枪逞凶。在北京的郑振铎闻讯，就积极参加组织旅京福建省学生抗日联合会，成为该会领导人之一。他参加编印《闽潮》，奔走呼号，声援故乡的反帝爱国运动，始终和故乡的人民心连心。原籍福建长乐的著名作家冰心，当时就读于北京协和女子大学预科，她就是在这次声援活动中认识郑振铎的。时隔60年，冰心对他的爱国爱乡热情和感慨激昂的发言，还有深刻的印象。热情接待故乡学子郑振铎虽然长期在京沪一带任职，但凡是故乡有人来访，他总是热情接待，并仔细了解故乡的情况。由于历史上长乐属福州府辖，所以从概念上说，故乡的范围自然是比较大的。1939年夏天，福州一位文学青年―――三山中学高中生陈洪海（“青青文艺社”社员），因为听说暨南大学文学院在院长郑振铎主持下，教授阵容很强，他很想越级报考该院。经当时在福州供职的著名文学家郁达夫（年）介绍，到上海去拜访郑振铎，受到其热情的接待。郑振铎看完介绍信之后，先了解郁达夫在福州的近况，接着又详细问及：陈仪（年）主持福建省政府有些什么“措置”？省教育厅厅长郑贞文（年）在治理教育方面有哪些成绩？因为那时正值郑贞文进行本省教育改革，省立县立学校停换教员校长的时候，他从报纸上已看到一些报道。他认为“郑贞文也有郑贞文的苦衷”，他特别关切地问：日本帝国主义者在福州横行的表现、福州的建设、文化事业进展、故乡失业人数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怎样？……陈洪海介绍了有关情况之后，他感慨地说：“大概民国十七八年时代，福建人最来得乐观！”最后，郑振铎说，曾在福建出版的一本文学杂志上看到陈洪海的作品，颇为赞许。故乡的文学青年往访郑振铎，当然不止一个，黄骏霖先生在《忆西谛郑师》（载《榕花》1981年第一期）一文中，也谈及他在燕京大学求学和上海执教期间，受到这位“大同乡”亲切接待和关怀的情况。这些事例说明，郑振铎当时虽然没有到福州，但对故乡的情况却有所了解，并且极为关切。当然，他对故乡情况了解的渠道也是多方面的。不忘乡情郑振铎不忘自己祖辈生长的故土，还表现在他的乡情上，他总是公开标明自己是福建长乐人，有时撰稿编书，还特意署上“长乐”二字，例如《清人杂剧初集跋》结尾时，就署“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本集印成，长乐郑振铎跋”他编的一本书名就是《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第一集》，在此书的序文后，也署名：“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长乐郑振铎序”，甚至在他的印章中，也使用“长乐西谛”。“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直至他遇难的前十天，在“最后一次讲话”中，还说“我是生长在温州的福建人”。郑振铎虽然自幼生长在温州，但因家庭生活环境关系，却能说福州方言，他和家里人日常谈话都是用福州话。1931年冬，郑振铎在《纪念几位今年逝去的友人》（载清华大学《文学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文中，提及他和胡也频（1903年~1931年）在上海会面的一些情况时写道：“他和我见面的时候不少。他那生疏的福州话，常使我很感动，我虽生长在外乡，但对本地的乡谈，打得似乎要比他高明些。”这就是说，他们二人虽然长期在外地，但是郑振铎的福州话，要比胡也频说得好些。在饮食爱好方面，郑振铎也是保留着家乡的特色，以富有家乡风味的闽菜，招待文朋好友，显然，这是郑振铎所感到自豪的。他宴请鲁迅、冰心等人，席间吃的就是其母亲亲手烹调的福建菜。郑振铎还很喜欢福建的水仙花，曾把家乡人送去的水仙花特意赠送给鲁迅。乡情流露的作品从郑振铎的文学作品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对故乡感情之深。1926年，郑振铎到莫干山避暑期间写的散文《月夜之话》，通过月下乘凉的絮语，非常自然地流露出他对福州民歌的喜欢和赞赏。高梦旦先生向他介绍了三首福州民歌，他都一一抄录下来，并把福州方言民歌译成普通话，加以解释，通过自己的作品介绍给读者，的确像《真鸟仔》这样的福州民歌，“恐非‘非福州人’所能了解”，郑振铎因为懂得福州地区方言，才能够把原意译出。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郑振铎被迫远走欧洲。他撷取了赴欧途中的一个生活片断，写了《海燕》。他凭借对故乡的了解，用工笔的手法描绘家乡在万物峥嵘、春意盎然的景象中，由南方回来的逗人喜爱的小燕子，任情地横掠斜飞，飞倦了就返回一年前的旧巢安身。他写道：“燕子归来寻旧垒”，“这便是我们故乡的小燕子，可爱活泼的小燕子。”在“离家是几千里，离国是几千里”的海路上，“不料却见着我们的小燕子”。他从内心抒发了浪迹天涯的游子对祖国和故乡魂牵梦萦的思念之情。因此，郑振铎长期在异乡，却能够乡音不改，在生活、饮食、爱好等方面，保持福州的特色，甚至反映到其作品之中，不但是从其家庭长辈接受了影响，还因为他和闽中文化人士常有交往。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5月，他到商务印书馆工作之后，得到该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的赏识，并于1923年与其小女高君箴（蕴华）结婚，感情十分融洽。高梦旦（1870年~1936年），原名凤谦，常用笔名崇有，籍贯也是福建长乐，他是26岁才离开故乡的，老家就在与郑氏祖居地首占一田之隔的龙门乡，这样，郑振铎的一家仍然保持着家乡的某些特色，也是很自然的。而高梦旦学识丰富，谙熟闽中民间文学、方言和风土人情，也使郑振铎得到不少教益。敢于呐喊日，法租界总巡捕收到一封公理日报社的申请，以“华界印刷设备不周，难以扩大”为由，拟请法租界总巡捕批准该报“于一星期内迁移”至法租界内发行。法租界巡捕房随即调查了该报，他们在呈送上级的报告中写道：“《公理日报》于南京路事件发生第五天出版，该报的负责人都是共产党，报社原设在闸北和庆里二十四号，一星期以后这地方成了共产党集会的地方，就迁到宝山路宝兴西里九号。《公理日报》《热血报》和《人民报》等报纸因为警察局要检查原稿而停止出版，因此他们想迁来法租界。”《公理日报》究竟是一份什么样的报纸？报纸的负责人郑振铎等人是否如报告中所说“都是共产党”呢？日，郑振铎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与瞿秋白、耿济之等人创办《新社会》杂志，倡导新文化运动；1921年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编辑；同年，与沈雁冰等人在北京组织文学研究会，主编《小说月报》《世界文库》等，并在文坛崭露头角。大革命时期，郑振铎仅仅是个文人，并非共产党员，但他在五卅运动中表现出的大无畏气概却令人赞叹。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的那天下午，郑振铎恰巧坐车去南京路附近一家熟悉的书铺，听闻此事立即冲向出事地点。当晚，他根据自己耳闻目睹的情况奋笔疾书《街血洗去后》一文：“什么事也没有如‘五卅’大残杀事件发生得出我意外，使我惊怖的了……走在街上，由西藏路口，走到永安公司，一切情形如我在车上所见的。有一家店铺，正在打扫破玻璃。‘这定是被流弹打碎的。’我想着。街道上是依然的灰色，并不见有什么血迹――血一大堆的，一大堆的，都是冲洗去了。”第二天，关于五卅惨案，上海各报只发了一条普通的短消息。郑振铎感到难以理解，内心极为忧愤。6月1日，郑振铎与商务印书馆的同事叶圣陶、胡愈之等人磋商后，迅速邀集少年中国学会、文学研究会等十多个团体的代表，成立了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大家对当时上海的报纸“对如此残酷的足以使全人类震动的大残杀竟不肯说一句应说的话”感到无比愤慨，决定筹集资金以联合会名义主编一份报纸，定名《公理日报》，由唐钺、郑振铎等人负责。郑振铎把《公理日报》编辑部和发行所设在自己的寓所宝兴西里9号，还动员全家人都参与有关事务，自己与叶圣陶、胡愈之等人通宵达旦地写稿、编辑、校对、接洽印刷业务，终于使报纸在6月3日面世。《公理日报》每期八开四版，其宗旨是:“发表我们万忍不住的谈话，以唤醒多数的在睡梦中的国人。”报纸通过新闻、通讯、评论和读者来函等方式，揭露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报道海内外支持五卅运动的情况，号召大家抵制英货。《公理日报》刊载了许多报社记者采访的新闻，如《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住宅被投炸弹》《6月2日新世界残杀目睹记》等，并鲜明地提出收回英租界、英政府向中国道歉、惩办肇事捕头及巡捕的强烈要求。由于《公理日报》敢说真话，并客观报道事件真相，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日销量很快猛增至两万份，社会影响很快超过《申报》《新闻报》和《时事新报》等大报。然而，由于经费困难，加之印刷厂受到公共租界当局威胁而不敢再继续承印，《公理日报》于6月24日出至第22期后被迫停刊。因此，尽管本文开头法租界巡捕关于《公理日报》的情报有不切实际之处，但可想而知租界当局又怎么可能允许这份报纸存在！ 严峻的现实使郑振铎认识到一个真理，即“‘公理’是要实力来帮助的。赤手空拳地高叫‘公理、公理’是无用的”，这促使他参加到更实际的斗争中去。1927年3月，周恩来等人准备举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郑振铎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场火热的斗争中，他把武装起义用的枪支弹药藏在家中的沙发背后等隐蔽处。起义胜利后，他和胡愈之、叶圣陶等人组织了上海著作人公会，积极参加了临时革命政权――上海市民代表会议，他还被推举为闸北区市民代表会议的执行委员。不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郑振铎和胡愈之等人联名写信给蔡元培等，强烈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暴行。由于郑振铎在抗议书上签字名列第一，又因他曾是革命组织的成员，受到国民党当局通缉，被迫远走他乡，旅居英、法，事件平息后才回国担任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暨南大学教授等职。“八一三”事变后的第二天，郑振铎站在自家楼顶朝虹口方向眺望，只见巨大的紫黑色的烟云向上升腾，空中飘落着许多焦黑的残片，有的甚至落到了天井里。满腔悲愤的他参加了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并节衣缩食收购古书，在抗战中为保护祖国珍贵文化遗产作出了贡献。抗战胜利后，郑振铎接受生活书店负责人徐伯昕委托创办《民主》周刊。《民主》从诞生那天起，就高举和平民主的旗帜，和当时的《周报》《文萃》一起，被广大读者誉为国统区的“三大民主刊物”。福建之行的巨大收获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曾回到福建。1954年春，他在文化部任职期间，参加“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于2月27日到达福州，慰问驻福建前线三军。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作为慰问总团代表之一，曾在前线某部大会上讲话慰问驻军并作过报告，以具体的事实，生动地说明了祖国在总路线照耀下四年来各方面建设的辉煌成就，给广大指战员以极大鼓舞；他和代表们登山越海，深入前线进行亲切的慰问活动，受到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在此期间，他还和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进行了参观活动。他对福建发展的大好形势，有着很深的印象。3月4日，他在给友人刘哲民的信中写道：“福州市面很繁荣，土特产不少，因为交通不大方便，有的东西便无法运到外面推销。像漆的筷子，最为精良，但运到外边的却不是上等货，纸张也很好，水果极多，将来当能大大交流也。”信中还提到“工作很忙，不能有时间写信；但有些故事是应该写出的，不知在什么时候写？回北京后，又要大忙，恐更不容易动笔了。”4月1日，他在信中又写道：“这一月多的慰问，收获甚大，或将写几篇文章出来，正在仔细打腹稿；不知能否写好？”的确，他此行收获很大，故乡的山山水水，许多生动感人的事迹，在他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然而，由于他返北京后公务繁忙，终未能及时动笔。1957年他又因公来福州，关心问及清道光年间福州才女李桂玉所作的长篇评话《榴花梦》收集的情况。这部巨著，全书360卷，483万字，比《红楼梦》长4倍，他亲自查阅此书，建议由福建省文化厅，福建师大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珍藏。令人惋惜的是，郑振铎虽然对故土情深，但终因身负重任，工作繁忙，对外文化交流又多，不仅在来福建慰问一个多月里，他以公务为重，未曾回过长乐首占。1957年来榕以后，也未能再回故乡！ 爱国爱乡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事实说明，郑振铎对故乡的感情很深，但这种乡情并非出于狭隘的家乡观念，他不论到哪里，总是积极投入于当地的爱国运动。他不论是在温州、在北京，或者在上海，他总是和当地文化人士一起，提倡新文化，并且积极投入反帝斗争和抗日救亡运动。他虽然能讲福州话，但与家乡来访的文学青年陈洪海等人谈话时，却是讲“国语”（普通话）。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他就主张“中国之知识界应一律说国语，如知识分子一直因循下去说他的方言，则国语永无普遍的一日。”显然，他虽热爱故乡，但他总是从整体来考虑，把对祖国的爱摆在前面的。而他为祖国的早日富强而忘我工作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追怀！[2-3]作品赏析唯一的听众用父亲和妹妹的话来说，我在音乐方面简直是一个白痴。这是他们在经受了数次“折磨”之后下的结论。在他们听起来，我拉的小夜曲就像是在锯床腿。这些话使我感到沮丧和灰心。我不敢在家里练琴，直到我发现了一个绝妙的去处。就在楼区后面的小山上，那儿有一片很年轻的林子，地上铺满了落叶。一天早晨，我蹑手蹑脚地走出家门，心里充满了神圣感，仿佛要去干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林子里静极了。沙沙的足音，听起来像一曲幽幽的小曲。我在一棵树下站好，心剧烈地跳起来。我不得不大喘了几口气使它平静下来。我庄重地架起小提琴，像一个隆重的仪式，拉响了第一支曲子。但事实很快就令我沮丧了，似乎我又将那把锯子带到了林子里。我懊恼极了，泪水几乎夺眶而出，不由地诅咒：“我真是一个白痴！这辈子也甭想拉好琴！”当我感觉到身后有人并转过身时，吓了一跳，一位极瘦极瘦的老妇人静静地坐在一张木椅上，她双眼平静地望著我。我的脸顿时烧起来，心想这么难听的声音一定破坏了这林中和谐的美，一定破坏了这老人正独享的幽静。我抱歉地冲老人笑了笑，准备溜走。老人叫住我，她说，“是我打搅了你了吗？小伙子。不过，我每天早晨都在这儿坐一会儿。”一束阳光透过叶缝照在她的满头银丝上，格外晶莹。“我猜想你一定拉得非常好，只可惜我的耳朵聋了。如果不介意我在场的话，请继续吧。”“也许我会用心去感受这音乐。我能做你的听众吗？就在每天早晨。”我被这位老人诗一般的语言打动了。我羞愧起来，同时暗暗有了几分兴奋。嘿，毕竟有人夸我，尽管她是一个可怜的聋子。我拉了，面对我唯一的听众，一位耳聋的老人。她一直很平静地望着我。我停下来时，她总不忘说上一句：“真不错。我的心已经感受到了。谢谢你，小伙子。”如果她的耳朵不聋，一定早就捂著耳朵逃掉了。我心里洋溢著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很快我就发觉我变了，家人们表露的那种难以置信的表情也证明了这一点。从我紧闭小门的房间里，常常传出阿尔温，舒罗德的基本练习曲。若在以前，妹妹总会敲敲门，装作一副可怜的样子说：“求求你，饶了我吧！”我现在已经不在乎了。我站得很直，两臂累得又酸又痛，汗水早就湿透了衬衣。但我不会坐在木椅子上练习，而以前我会的。 不知为什么，总使我感到忐忑不安、甚至羞愧难当的是每天清晨我都要面对一个耳聋的老妇人全力以赴地演奏；而我唯一的听众也一定早早地坐在木椅上等我了，并且有一次她竟说我的琴声能给她带来快乐和幸福。更要命的是我常常会忘记了她是个可怜的聋子！我一直珍藏着这个秘密， 直到有一天，我的一曲《月光》奏鸣曲让专修音乐的妹妹感到大吃一惊，从她的表情中我知道她现在的感觉一定不是在欣赏锯床腿了。妹妹逼问我得到了哪位名师的指点。我告诉她：“是一位老太太，就住在12号楼，非常瘦，满头白发，不过DD她是一个聋子。”“聋子？”妹妹惊叫起来，“聋子！多么荒唐！她是音乐学院最有声望的教授，更重要的，曾是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而你竟说她是聋子！”我一直珍藏着这个秘密。珍藏着一位老人美好的心灵。每天清晨，我总是早早地来到林子里，面对着这位老人，这位耳“聋”的音乐家，我唯一的听众，轻轻调好弦，然后静静拉起一支优美的曲子。我感觉我奏出了真正的音乐，那些美妙的音符从琴弦上缓缓流淌著，充满了整个林子，充满了整个心灵。我们没有交谈过什么，只是在这个美丽的早晨，一个人轻轻地拉，一个人静静地听。我看着这位老人安详地靠着木椅上，微笑着，手指悄悄打着节奏。我全力以赴地演奏，也许会给老人带来一丝快乐和幸福。她慈祥的眼睛平静地望着我，像深深的潭水在静静地流动着。后来，我已经能足够熟练地操纵小提琴，它是我永远无法割舍的爱好。在不同的时期，我总会遇到一些大家组织的文艺晚会，我也有了机会面对成百上千的观众演奏小提琴曲。我总是不由地想起那位耳“聋”的老人，那天清晨我唯一的听众……海燕乌黑的一身羽毛，光滑漂亮，积伶积俐，加上一双剪刀似的尾巴，一对劲俊轻快的翅膀，凑成了那样可爱的活泼的一只小燕子。当春间二三月，轻（si）微微的吹拂着，如毛的细雨无因的由天上洒落着，千条万条的柔柳，齐舒了它们的黄绿的眼，红的白的黄的花，绿的草，绿的树叶，皆如赶赴市集者似的奔聚而来，形成了烂熳无比的春天时，那些小燕子，那末伶俐可爱的小燕子，便也由南方飞来。加入了这个隽妙无比的春景的图画中，为春光平添了许多的生趣。小燕子带了它的双剪似的尾，在微风细雨中，或在阳光满地时，斜飞于旷亮无比的天空之上，卿的一声，已由这里稻田上，飞到了那边的高柳之下了。同几只却隽逸的在粼粼如（hu）纹的湖面横掠着，小燕于的剪尾或翼尖，偶沾了水面一下，那小圆晕便一圈一圈的荡漾了开去。那边还有飞倦了的几对，闲散的憩息于纤细的电线上，――嫩蓝的春天，几支木杆，几痕细线连于杆与杆间，线上是停着几个粗而有致的小黑点，那便是燕子，是多么有趣的一幅图画呀！还有一家家的快乐家庭，他们还特为我们的小燕子备了一个两个小巢，放在厅梁的最高处，假如这家有了一个匾额，那匾后便是小燕子最好的安巢之所。第一年，小燕子来往了，第二年，我们的小燕子，就是去年的一对，它们还要来住。“燕子归来寻旧垒。”还是去年的主，还是去年的宾，他们宾主间是如何的融融泄泄呀！偶然的有几家，小燕子却不来光顾，那便很使主人忧戚，他们邀召不到那么隽逸的嘉宾，每以为自己运命的蹇劣呢。这便是我们故乡的小燕子，可爱的活泼的小燕子，曾使几多的孩子们欢呼着，注意着，沈醉着，曾使几多的农人们市民们忧戚着，或舒怀的指点着，且曾平添了几多的春色，几多的生趣于我们的春天的小燕子！如今，离家是几千里！离国是几千里！托身于浮宅之上，奔驰于万顷海涛之间，不料却见着我们的小燕子。这小燕子，便是我们故乡的那一对，两对么？便是我们今春在故乡所见的那一对，两对么？见了它们，游子们能不引起至少是轻烟似的，一缕两缕的乡愁么？　海水是皎洁无比的蔚蓝色，海波平稳得如春晨的西湖一样，偶有微风，只吹起了绝细绝细的千万个粼粼的小皱纹，这更使照晒于初夏之太阳光之下的、金光灿烂的水面显得温秀可喜。我没有见过那么美的海！天上也是皎洁无比的蔚蓝色，只有几片薄纱似的轻云，平贴于空中，就如一个女郎，穿了绝美的蓝色夏衣，而颈间却围绕了一段绝细绝轻的白纱巾。我没有见过那么美的天空！我们倚在青色的船栏上，默默地望着这绝美的海天；我们一点杂念也没有，我们是被沈醉了，我们是被带入晶莹的天中了。就在这时，我们的小燕子，二只，三只，四只，在海上出现了。它们仍是隽逸地从容地在海面上斜掠着，如在小湖面上一样；海水被它的似剪的尾与翼尖一打，也仍是连漾了好几圈圆晕。小小的燕子，浩莽的大海，飞着飞着，不会觉得倦么？不会遇着暴风疾雨么？我们真替它们担心呢！小燕子却从容地憩着了。它们展开了双翼，身子一落，落在海面上了，双翼如浮圈似的支持着体重，活是一只乌黑的小水禽，在随波上下地浮着，又安闲，又舒适。海是它们那么安好的家，我们真是想不到。在故乡，我们还会想象得到我们的小燕子是这样的一个海上英雄么？海水仍是平贴无波，许多绝小绝小的海鱼，为我们的船所惊动，群向远处窜去；随了它们飞窜着，水面起了一条条的长痕，正如我们当孩子时用瓦片打水漂在水面所划起的长痕。这小鱼是我们小燕子的粮食么？小燕子在海面上斜掠着，浮憩着。它们果是我们故乡的小燕子么？啊，乡愁呀，如轻烟似的乡愁呀！散文《海燕》――郑振铎欢迎您转载分享：推荐：相关好文章摘抄热点好文章摘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