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过的童鞋说说自己的看法就好~大家互相探讨一下而已~
三本都看过，正在读第四本 奇石。不同意有些人把他的写作只看成“外国人看新鲜而已” “没有深度”，因为视角本身就有力量，写人性的地方也很动人。至今记得他在寻路中国里 写浙江一个工厂招女工时，不足年龄的女孩想办法进厂的一幕，不是所有带着好奇心看中国的人都能写到这个层面的。我们可能看惯了宏大叙事，要哭要死的作品，或者通篇喷观点的文章，何伟是完全不同的路子。我在美国读书，实习时帮老板看了两本美国人类学者写的作品，其中之一是写变革中的巴勒斯坦传统文化和音乐，觉得这种写作国内还是少有的。
谢邀。&br&&br&我最喜欢《江城》。&br&&br&&p&看到许多答案都说《江城》最好，各有理由。对我而言，最打动人的是他文字中的隽永之美——&/p&&br&&blockquote&&i&涪陵有许多搬运工，人们把他们称为“棒棒军”——手持竹棒的劳务大军。通常，在冬天，棒棒军的队伍尤其庞大，因为这是乡下的农闲时节。但像他们这样的人其实哪儿都不缺，不声不响，无处不在，有点诡异。他们三五成群地站在卖彩电的商店门前，目不转睛地盯着一大墙电视屏幕。若是碰上老外坐在街边小摊吃东西，立马就会有十来个棒棒军围拢过来看个究竟。要是码头上哪儿在吵架，他们也会围过来，穿着蓝布衣服，手里拄着竹棒，听得津津有味……如果没有一群棒棒军围观，那交通事故也就不算真正的交通事故。他们是一群悄无声息的人——有时即使是最惨不忍睹的事故，也唤不起他们开口的欲望——他们不出面干涉。他们只是在看。&/i&&/blockquote&&br&&p&（翻译者是李雪顺，他也出现在《江城》中，被描述成一个年轻的、野心勃勃的英语教师。原文很美，李雪顺的翻译也很好。）&/p&&br&&p&看完《江城》，我还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念头——我想要认识何伟。因为这个来自美国的观察者，本身就是江城故事的一部分，他的存在和江城本身一样富有魅力、引人深思。同时，他是一个书写中国的记者，是非虚构写作领域的大师。22岁的我手捧《江城》，一遍又一遍地拆解、默念、朗诵……希望通过这种“逆向工程”，去寻找非虚构写作的秘密。那时我想，如果蒙幸与他相识，得几句点拨，那该多好。&/p&&br&&p&我在网上搜何伟，发现不少照片里，他抿着唇，双眉微蹙，脑袋侧向一边，仿佛在思索，又仿佛在困惑。&/p&&br&&img src=&/9c634cf5c5c7da49b74df6b41277b8cf_b.jpg& data-rawwidth=&4288& data-rawheight=&2848&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4288& data-original=&/9c634cf5c5c7da49b74df6b41277b8cf_r.jpg&&&i&这是我拍的哦，他真的大部分时候都是这个表情，实在太好抓拍了。&/i&&br&&br&今年9月，何伟来中国，这个梦想实现了。我（厚着脸皮）跟随他从上海到北京，巡游、讲座、签售、采访。当他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才发现，只要他听别人说中文，都会露出这种表情。何伟27岁来到中国时，只在他所服务的“和平志愿队”的紧急培训下，学过不到二十个汉字。随后，在他的坚持下，涪陵师专派了两名老师教他中文。从1996年起，何伟断断续续在中国待了十多年，一直用中文独立采访，理论上，他对这门语言的使用应该很熟练。&br&&br&但转念一想，又哑然失笑。何伟在书里说过，和中国人打交道，有的时候需要一点“创造性口吃”。这样，人们对他就会更有耐心、更宽容。装傻不仅能够博取同情，有时还能戏弄别人，他和涪陵师专的一个王老师互相看不顺眼，对方有一次奚落他中文不好，结果被何伟的中文老师厉声喝止说“何伟听得懂你在说什么”。何伟在书里写，“目的已经达到，我快活极了”。&br&&br&&p&他是这么做自我介绍的：“我身上有三个人，一个是彼得·海斯勒，何伟要笨一点儿，普罗托斯就是……”每说一个名字他就把手压低一点，说“普罗托斯”的时候手已经低到了膝盖以下。普罗托斯是他的英文名Peter在阿拉伯语里的发音。2011年，他跑去了埃及，以42岁的高龄开始学习阿拉伯语。&/p&&br&&p&距离我着魔一般日日夜夜看《江城》，已经过去两年了。如果说这两年里我有什么长进，那就是我意识到自己幻想过的场景——得到名师的几句点拨，顿时大彻大悟突飞猛进——实现的概率几乎为0。因为归根结底，这是一种希望走捷径的懒汉思维。&/p&&br&&p&但是但是，能够获得这个让他面授机宜的机会，还是让我兴奋不已。所以我还是问了他：“您能告诉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记者吗？”&/p&&br&&p&何伟的答案挺令人意外的。他说，别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原来Peter Hessler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曾抓狂于自己怎么就写不出好作品来。那时他在牛津读硕士，“那个环境太舒服了，语言相通，文化也挺像的，可你知道我干了什么吗？”&/p&&br&&p&他说：“我总是在抱怨，不习惯英国的天气，讨厌那里的食物……直到离开后我才发现，这种思想上的狭隘和封闭，使我错失了了解英国文化的机会。”为此，他痛下决心，决定从一个完全不了解的地方重新开始。在来中国之前，他没有学过中文，对中国也没有研究。只是在坐火车游历世界的时候，路过北京，决定留在这里，“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和时代”。&br&&/p&&br&&p&他通过这种最极端的方式抽离自己所熟悉的文化和环境，在这之后，他最大程度地发挥了人的敏感性和观察力。因此，我们才看到了《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看到了一个我们熟视无睹的中国。所以，2011年，当他觉得自己在中国的生活越来越自在的时候，也决然地抽身而出，前往埃及，在“最不舒服的环境中”，成为了埃及革命和战争的观察者。&/p&&br&我问他，《江城》中有让你遗憾的部分吗？何伟说：《江城》的文字远不如《甲骨文》和《寻路中国》纯熟。可是“关于这本书所传达的东西，我一个字都不想改”。对于写作，他从不提责任和使命，只是说：“你可以想一想，（非虚构写作）是一个多么漂亮，多么值得追求的东西啊！不要放弃。”&br&&br&我想也是，《江城》已经拥有了不朽之美的很多特性。而美本身，已经包含了许多、许多的意义。在《江城》中，我最喜欢这句话：&br&&br&&blockquote&&b&我满足于这个职业，也认识到它所具有的局限性。不过，我仍然对我所做的努力有所期待，那就是，希望他人能从文字的美感中寻找到一点永恒的真实。这是我对这份工作的信念：真实是永恒的，不受日常生活所累。&/b&&/blockquote&&br&&br&&img src=&/ce10f0f7a30baa34cdfac9_b.jpg& data-rawwidth=&720& data-rawheight=&540&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720& data-original=&/ce10f0f7a30baa34cdfac9_r.jpg&&&i&最后就是上个图咯。&/i&
谢邀。我最喜欢《江城》。看到许多答案都说《江城》最好，各有理由。对我而言，最打动人的是他文字中的隽永之美——涪陵有许多搬运工，人们把他们称为“棒棒军”——手持竹棒的劳务大军。通常，在冬天，棒棒军的队伍尤其庞大，因为这是乡下的农闲时节。但像…
如果你对老百姓的故事很感兴趣，你可以选择River Town。但是，如果你对人类学，民族学和历史特逼得感兴趣，你更要选择Oracle Bones。最后，如果你对记者学和现代的中国更感兴趣，你应该选择Country Driving。&br&&br&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personal stories, choose River Town.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anthropology and history, choose Oracle Bones.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journalism and contemporary China, choose Country Driving.&br&&br&虽然何伟三本书都有他独特的风格，而且他在每一本里会疵疵地描述很多中国人生活的小细节，不同的读者这三本书的观众会受欢迎。&br&&br&Although all of Hessler's books have his tongue-in-cheek sarcasm and impeccable eye for detail, each of his novels are directed towards different kinds of audiences.
如果你对老百姓的故事很感兴趣，你可以选择River Town。但是，如果你对人类学，民族学和历史特逼得感兴趣，你更要选择Oracle Bones。最后，如果你对记者学和现代的中国更感兴趣，你应该选择Country Driving。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personal stories,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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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的中国三部曲，哪部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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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路中国》中的他，情的一面也是《寻路中国》不同于其他纪实类文学的一面，很容易就代上自己的价值判断，他觉得自己非常后悔，海斯勒在这两本书中，也许是因为更加年轻的缘故。这事让我觉得很震撼，也来自于阅历，不应该进行这样的争吵云云（有点记不太清了）。但是何伟却在《江城》中写道，这本书绝对不仅如此，何伟的形象更加偏重于“温和”，何伟从来不会妄加评论。可是如果他们到了更大的年纪后。面对于写一个国家。阅读时可以看出。要是换个作家来说，他只记录生活的细节。这种纪实类的文学，只进行最为客观的描写，我希望他们能读《寻路中国》，私以为，而且特别是在三岔那一段，我会先给初高中的孩子推荐《江城》，吵完以后，举个例子吧。我印象很深的是书的最后一两节中。甚至还会让人很期待他们下一次的重逢。”的经历，可以看得出明显的成长，他喜欢涪凌，这两本书，纪录了一件何伟偶尔和当地人吵架的过程。而相对于《江城》时期的何伟，我觉得何伟在这本书中。此外，我考取了中国驾照，与他本人所受的教育以及良好的性格是分不开的，希望他们能够先被情感染，我们阅读这两本书。如果要在“感性”和“理性”之间选择。他对于中国显然还是陌生的，然后才去搜集和与自己价值判断相符合的一面。应该说，他也竟然抛去也许以前存在过的中国的既定印象，中国毕竟又发展了，让人深深感动，都会让人处于一种不断感动之中，先不做评论，也是一种警告”，而何伟不一样，喜欢三岔，寻路中国在后，自己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这句广告语，比如“非常可乐是中国人的可乐，能够再写一些故事出来，包括何伟与学生们的一系列交流，在此后的七年中，何伟与魏子淇一家的点点滴滴。这种成长也许来自于年龄，因为这些年，但是我不得不说，结果何伟当时占了上风，体现的更多的是理性，如果要在“感性”和“理性”之中进行选择，感觉不输给任何刻意编造出来故意煽情的电视或电影。而这，但是何伟没有。而《寻路中国》则是他“2001年夏天。江城是海斯勒在长江边的小城的经历，是他于1996年至1998年间以“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生活于此，也还曾有机会阅读，他的其他生活记录等，同时也考查的是作家本身的人品，这种本来就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真为何伟感到高兴。当然，对我们来说，在看完那件事情的纪录后（鞋匠无理取闹后）。何伟的“情”没变，江城在前，对于生活的观察和态度，最打动我们的地方，本来天朝这一块土地就够神奇了，我们中国人写这种熟悉的东西。如果我以后能作一个人民教师，特别是周遭可爱的一面。印象中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句子，能从他的笔下感受到他真心的喜欢这周围的一切，不外乎一个“情”字。他和所有类似于介绍其他国家的作者不同，考查的不仅仅是作家的写作水平，中国生产的产品真是糟透了。首先。我和我朋友都极度喜欢这两本书，年轻的何伟在我印象中更加偏重于“感性”的一面，也许就直接上来一句。书中常常有各种各样精妙的句子出现。他意识到。虽然他是外国人，既是一种赞美。他从不妄加评价什么，但是这一次，我驾车漫游于中国的乡村与城市，我心中的第一想法只是。在《江城》中甲骨文还未出中文版。按照梁文道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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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何伟回到中国，三个词语嗡嗡作响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本刊记者 吴琦
编辑 杨潇 郑廷鑫
何伟在活动上进行演讲，并与读者交流
本刊记者 吴琦 &发自北京 &编辑 杨潇 郑廷鑫 &
一、大规模接见
何伟来了。自2011年以来，他已经在中国内地出版了3本书，这是他第一次大规模“接见”自己的读者——有读者评论，他走的是“群众路线”，写的是新时代的“红宝书”。中国人直言不讳对他的喜爱和崇拜，他们拿着英文版、繁体字版、简体字版的何伟作品，排在长队里等待签名，像是捧着不同版本的写作圣经。即使已经提前得知在北京、上海8天的行程里，自己要面对十几家媒体专访，几乎每天都有公开活动，何伟仍然对自己受到的欢迎感到惊讶。每次他都需要在人群中间劈开一条小路，才能走到所有目光的中心。这种时候，他会露出慌张的表情，像一只兔子走错了森林。
在单向街书店演讲之前，他先躲在会场旁边的小黑屋里吃饭。门没有闭紧，书和目光不时从门缝里钻进来，想看他一眼，请他签名。其中包括一位《北京青年报》的记者，白天刚采访过他，再来追问几个问题，其中包括，“到底怎么定义非虚构写作？”“你是什么星座的？”何伟是双子座，“我也是属鸡的”——他补充。但前一个问题很难说清，旁边的张彦（Ian Johnson，自由撰稿人）替他回答：“偷别人的故事，然后卖钱。”
“当明星的感觉怎么样？”趁他吃饭的时候我问。这只兔子赶快把眼神移开，指向他的朋友张彦，“他才是真正的明星，他是美国的篮球明星。”这个笑话并不好笑，他只好改换策略，“他以前是我的老板，在《华尔街日报》，我说的是真的。那时候，我找不到工作，他给我的工资是一个月500美金，我说的是真的。”他好像很怕因为自己前面的玩笑而影响后面这句的真实性。“一个失败的美国人，”张彦又补了一句。
为了发放此前另一场公开活动的门票，主办方要求报名者通过邮件提交他们想见何伟的原因，一千多封邮件的内容总体上可以用柴静的推荐语来概括，“何伟写出了我熟视无睹的中国，和那种亲切的酸楚。那个酸楚就是剧变的实质——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心灵没有归属，不管你知不知觉，承不承认。”报名者中有人夸何伟的文章写得像柴静，但邮件中还有许多比抒情更有趣的内容，比如有人吐槽，“国内现在变化太快了，实际他写的生活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一位明显是女性的读者羡慕他的婚姻——他和夫人张彤禾是“最好的婚姻状态”，还有人惊呼，“他吃老鼠了！！！”这是何伟的新书《奇石》中一篇短文里的情节，也是他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被人谈论，然后记录下来。”何伟在《江城》里记述过他初到中国的样子，那是1997年。当时的涪陵人关注他的鹰钩鼻、蓝眼睛——实际上是淡褐色的，还有他的水杯，他的笑声，他踱步的样子。“我好想生活在美国这样的地方，可以拥有你们那样的自由。”一个英文名叫瑞贝卡的大三男孩私下告诉何伟。“除了骚扰，中国人对外国人总会有些好奇和迷恋”，这是他当时的总结。17年过去，这种“外国友人综合症”仍在以某种方式延续。不同的是，读者们不再用“洋鬼子”、“大鼻子”、“哈罗”这样的字眼来称呼他，他们像是见到了老朋友，亲切地问起他和书中人物的近况。很多人专门去过他书中的涪陵、丽水、三岔，结识了他的采访对象。《甲骨文》中一个维吾尔族中年人波拉特得到了最多的提问，读者关心他移民美国的计划到底成功了没有。何伟回答，“他现在是美国的公民，在华盛顿。我最后一次碰见他是三四年前，他过得还可以，但是孤孤单单的。他在美国汽车公司工作，有收入，有保险，没有结婚，因为在华盛顿有一些维吾尔族人，但都是男的。”
很多人愿意用英语和何伟交谈，至少也要夹杂几个英文单词。这是在有外国友人出席的公共活动中常见的。有一些人英文水平极好，流利程度不亚于中文，而另外一些，显然还处在英语学习的初级阶段，更像是找个场合练习口语。来看何伟的外国人也是这样，有的可以讲中文，有的不行。一个打着耳钉的外国男孩在开场前不停地抖腿，何伟开口之后，他立刻用英文对旁边的女孩说，“我一个字都不听懂。”“你想走吗？”女孩问。“你不是要签名吗？”男孩反问。重复了好几次之后，两人起身从人群里钻了出去，我幸运地得到了他们空出来的座位之一。这是另外一种误会——他们大概以为这会是一场双语活动，很适合异国情侣一起出席。
何伟说中文的时候像是含着枣核，总是不恰当地在每句话的结尾处加一个“的”字。出版社为他准备了翻译，当他流露出迟疑的表情，这位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女孩就会上前几步，准备帮忙，但何伟一般很快反应过来，她又退回去。这个情景让我想起书评人云也退写过的一篇对《奇石》的书评，题目是《故事一点点飘来，何伟远在天边》，稍作改动，就可以用来形容这个场景：翻译一点点飘来，何伟近在眼前。他最近3年都住在埃及，学阿拉伯语，关心那里的考古和政治。之所以坚持写作异国，是因为前一辈的非虚构作家快把美国写尽了，何伟在发展中国家看到了机会，中国的发展速度、埃及的政治变革——这些变化是世界的新东西。
回答有些问题时，他的标准答案是，“我的看法不是很重要，说中国什么好什么不好，不是我的工作。”或者索性反问对方，然后掏出自己的笔记本，反客为主进入采访状态。有人问新书名字为什么叫《奇石》，是否意在影射奇形怪状的中国，他回答，只是觉得Strange Stone英文发音比较好听——也可能是他不愿承认这重隐喻。有人问，你怎么看待当今中国传统的失落、迷失的信仰、空虚的幸福感，他不接招。只要他一提到某些敏感词，不论是时间还是地名，就会产生并非出于他本意的幽默效果。甚至，他只要一开口，哪怕对着话筒“喂”一声，现场就发出笑声。他好像早就预感到了这一幕，在第一本书中给出了他的答案，“我理解他们的这种敏感——就我读到的20世纪90年代晚期国外媒体刊载的中国报道和故事，我大都不大喜欢。我觉得它们对这个国家的理解很肤浅，对中国人的描写也非常干瘪。在那些故事中，一切都显得灰暗而忧伤，而涪陵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幽默、生机和活力根本就找不到。我希望自己写的跟他们有所不同——但我拿不准，中国人是否也会这样认为。我想，他们可能会把它当成又一本由不了解中国、戴有色眼镜的外国人写的书，因此视而不见。”
“您对转基因怎么看？”媒体群访中，一位记者提问。何伟终于需要请翻译来解释“转基因”这个词，然后说，“在埃及，我更怕的是枪炮、暴力，而不是食品。有吃的东西，我都高兴。”“转基因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现在很严峻，在中国也是如此，您难道不关注吗？作为一个美国人。”女记者右手支着下巴，旁若无人，直勾勾地盯着何伟。“您会吃转基因的东西吗？”两缕卷发挡住了她的脸，她拿出电视主持人专访时的样子，继续请对方表态。何伟只好说，“我不是一个担心太多的人。”群访结束后，他才忍不住用英语跟朋友说了一句脏话，“那简直是我从未担心过的事情。”
2012年，何伟、张彤禾夫妇与双胞胎女儿在埃及
二、群众路线
何伟来了。他刚喝了一听可乐，穿着格子衬衣、军绿色的阔腿裤、登山鞋，单肩背着一个双肩包，一副标准的美国中部人的样子。他是刚旅行回来吗？有人悄悄议论。他大学时就开始自助旅行，横穿欧亚大陆，后来长期居住在中国、埃及，为了写作而旅行。这身装扮已经成了他的个人标志，甚至有网友评论，一个好记者都是像他那样，永远背着双肩包。跟在他后面上台的是清华大学副教授刘瑜，主办方在筛选的时候，已经拒绝了许多专程为刘瑜而来的报名者，但人群中依然蹦出一句粉丝的呐喊——“女神！”
只有参加GQ杂志主办的活动时，何伟才穿上西装、皮鞋，打上领带，不如商界、娱乐圈的名流们穿得讲究，但比中国作家、记者们体面得多。活动一结束，他就立刻找地方把这身行头脱掉，换上之前那一套，穿着短裤，走出人群。这让我想起他初到四川涪陵时的一段轶事，学校正好举办欢迎长征徒步队员的集会，安排何伟和市长、党委书记坐在主席台上，还要起立合影。他本来是准备出去郊游，穿着短裤和T恤，这下只好红着脸，“努力把两条光腿藏在桌子底下”。
他有很强的“混”的能力。在中国住了14年，学会给人递烟，陪人喝酒，该出手时就出手。他不喜欢采访精英，因为“我语言水平不高，知识分子不愿意跟好笨的外国人谈话，在埃及也是这样，所以我不找知识分子谈。”农村来的人对他更有耐心。何伟说，有一些埃及人的受教育水平很高，能讲三四门语言，但他们从未去过上埃及，那里主要是农业区。何伟在演讲中反复说起一个垃圾清理工，他能根据捡来的垃圾分辨主人的职业和收入，听说何伟懂中文，他拿着一个写了几个汉字的药瓶来请教他，何伟告诉他，那是一瓶伟哥。“他是我最好的老师。他是文盲，不认字，但他的听力特别好，观察力很强。”他将成为何伟正在写的埃及故事中的主人公之一。
这次主办方请来的对谈嘉宾，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精英。“中国的底层真的有那么奇妙，能给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吗？我对此有点怀疑。”刘瑜说。她认为，中国的底层是整齐划一的，知识分子从整体上应该予以同情性的理解，但这不包括其中那些“理性的无知”——用保持无知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的人。她原本笑着称呼“何伟老师”，最后还是决定改口，叫他“何伟同学”。
何伟没有选择学术写作的原因，就是他不喜欢那些自我论证的理论和互相缠绕的句子，他更习惯于讲故事。就连回答问题时，他也总是用故事作为答案，像一个巨石朝他滚过来，他默默地捡起一块小石头丢回去。他发现中国人不善于讲故事——“他们不希望成为被关注的中心，很少纠缠于兴味盎然的细节”，而美国的搬家工人、酒吧的过客很容易跟他聊起私人话题，尽管他们的话不能全信。
主持人问他，怎么回应刘瑜。也许他没有听懂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对不起。”这次他连石子都懒得扔。
“人家可能不想听到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看法。”话过三巡，刘瑜又回到这里。这当然是一句玩笑，背后却清晰可见两条路线的分离。
何伟其实也是一个标准的精英，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英文和写作，在牛津大学获得英语文学硕士。遇到中国同行，他最关心的是他们最近在读什么书，有什么人写了好作品。“一般来说，我读虚构的作品更多，”何伟说，他能从中汲取更多关于结构和风格的营养，而“很多记者写得不是太自然”。他更愿意用作家来形容自己。《江城》《寻路中国》两本书的豆瓣评分都在9分以上，超过了他所仰慕的杜鲁门o卡波特、菲茨杰拉德等作家的作品。平均销量20万，也是非常傲人的成绩，虽然比不上柴静。
这次回中国，他最大的感想是，中国人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有反思精神。这其中包括许多具体的夸奖——图书市场很蓬勃，有很多爱看书的年轻人，记者的提问更有水平……这话是明显的客气，因为在和中国媒体人聚会的场合里，他明确表达过对一些同行的鄙夷。他在美国用“傻逼”的拼音注册了一家公司，为同是自由职业的夫妇俩解决医保。他用这个词自嘲，也用来讽刺那些笔力不佳的记者，不管他们是向海外狭隘地报道中国，还是向中国狭隘地报道世界。
何伟的确拥有两种或多种语气。饭桌上谈起妻子张彤禾，他会先说，“她很厉害！”——这在中文语境里听起来不像是对一个好老婆的评价，然后很快补充，“她有思想，独立”——在英语世界中这绝对是一句夸奖。
很难判断他到底是一个主动还是被动的人，他身上有一种游移的调和的气质。待人客气，又保持距离。不习惯成为主角，但也不怯场。很多真实的观点和情绪不会轻易表露，更不会写进书里。频繁提问，但很难判断他想从你身上获得什么。他写中国，中国记者也前赴后继地写他——像一场远距离马拉松式的恋情。我主动向他缴械投降，他反过来替我出主意，“你可以创造。你可以说，做演讲之前，亲眼看到他和他的朋友张彦在房间里吸毒。”小黑屋里又爆发出一阵笑声，所有人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好故事。他很少笑，这倒完全符合讲笑话的标准，逗别人笑的时候自己千万不能先笑。他计划给《纽约客》写一写他这次重回中国的经历，我听了又惊又喜，赶在他之前，先把这个细节用在这里。
《江城》的结尾，也就是何伟那次中国之旅的结尾，他事无巨细地记述了那次告别——最后一顿饭，和人们的谈话，天气，城市的雨景，学生们来送他上船，“他们大多盯着江心，哭了起来。”他的描写渐渐变得柔情而浪漫，唯独只字不提自己的情绪。为了求证这个细节，我也成为逼问何伟的中国记者之一，我想知道他到底哭了没有。他支吾了半天，仿佛这是一个重要的秘密，然后才委婉地说，“我可能哭了，但是我的同事没哭，他比我厉害。”在《寻路中国》里，他同样没有写出他与魏子淇一家的告别，据说那时他更伤心，痛哭了一场，尽管他内心确信自己肯定会再回来。现在他回到北京，回想当时离开涪陵的心情，“我是特别悲伤的。因为过得好幸福的。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回去的。”
何伟和读者合影
三、个人主义
何伟来了。张博文已经等了他很久，前两场活动的报名他都错过了。傍晚开始的活动，他中午就赶到现场，而且有人比他更早，专门请了一天假，一早就来了。从顺义、通州坐两小时地铁赶来的人不在少数，还有一些来自更远的天津、上海、杭州，他们坐着、站着，把何伟团团围住。张博文帮自己大学笔译课的裴老师占了一个位子，两人坐在角落里。
这是何伟这次“衣锦还乡”的最后一场公开活动。他的状态不错，原定20分钟的演讲，讲了40分钟。这份演讲稿他已经用了不下4次了。提问环节，裴老师想请何伟把原稿送给她，她告诉何伟，她在自己的课上推荐他的作品，很多学生的毕业论文就以他为题，还有一位因为看了他的书，决定去考研读新闻系。
其实张博文一直都对新闻有兴趣，只是高考填志愿时被家长劝住了。他们认为新闻这一行门槛太低，对就业不利，最后报了对外经贸大学的会计专业，差3分没被录取。实际上他考得不错，除了北大清华复旦人大几所大学以外，考取其他学校没有太大问题，但对外经贸大学那一年的分数线比往年提高不少，让这个原本保守的选择，突然成了冒险。志愿填报过程是高考这辆过山车的最后一节。张博文被调剂到北方化工大学英语系。“学这么多年，肯定就是想考个好成绩，”在一个理工科学校，文科专业总显得边缘，张博文刚进校时有一段时间陷入了自我封闭。
“感觉他不是特别外向，有点木讷，”终于见到自己的偶像，张博文说，他认为何伟在书里更加幽默一些。他从小喜欢篮球，原本只想做一个体育记者，读了何伟之后，发现还有许多可以写，就像何伟写姚明，写的不只是体育。“成功的运动员无一例外都要离乡背井——一旦表现出色，你就要离家外出——而在迁徙的过程中总会失去某些东西。”这话用在从黑龙江来北京上学的张博文身上，同样贴切。“他写的比说的好，”张博文感觉，“毕竟是商业活动，准备不会太充分，演讲内容给我的触动不是很大。还是读他的书吧。”
张博文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读完何伟的中国三部曲英文版，读得比老师还快。每本都花掉人民币近百元。泛读课上要求每周读一本原文小说，狄更斯一类的经典，他都是在网上找电子书，或者复印，但何伟的书被他归入值得收藏的那类。一来文字简练，可以提高英语水平；二来，对他日后从事记者这个行业有所激励——他好像羞于用“新闻理想”这样的字眼。
考研期间，他在论文库里读到一篇有关中国国家形象的博士论文，里面把何伟的书作为一个反例，论证外国人对中国的偏见，又是以《奇石》中那篇讲吃老鼠的《野味》为例。他当然不同意这样的评价，他觉得何伟对中国人充满感情。背诵新闻史、新闻理论、传播学等专业课之余，他读完了张彤禾的《打工女孩》，也是英文版，他希望通过阅读来巩固自己的英语水平。面试时，他又特意提到《纽约客》，他是这本杂志的固定读者，通过淘宝订阅了全年的电子版——才几十块钱。这让老师们感到惊讶，因为它不属于新闻专业里的主流媒体。何伟知道，有许多中国读者是通过淘宝认识他的，他签书的时候总会问，你们的书（英文版、繁体字版）从哪儿买的？他刚刚拜访完一位做这门生意的淘宝店老板。
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校园里再次见到张博文，他已经报到入学，现在是国际新闻专业的研究生。今年是这所学校的60周年校庆，校园里的许多路都重新挖开、铺过，新生也提前入学，参加庆祝活动的准备。前一天，校庆晚会刚刚结束，他在学校报告厅看了现场直播。晚会从晚上8点持续到凌晨两点，从时长和阵容上都堪比春晚，许多活跃在电视上的主持人、明星都回到母校的舞台。“这种文艺活动，更多的是场面上的东西，”张博文说，他对电视媒体没什么兴趣。何伟用文字记下的普通人的故事，更让他感到共鸣。话说到这里，邻座来了一男两女，男孩用手机帮两位女孩拍了合影，然后玩起了手机里的扑克游戏。
何伟的观察是：“个人主义在中国越来越明显，年轻人经常会说出自己的想法和打算。”张博文也是其中之一，他很上进。本科时就考过了专八，差一分就得了优秀，现在计划找一家外国媒体实习——此前他因为要考驾照，错过了《华尔街日报》的实习生招聘。何伟给他签完名之后，嘱咐他“好好学习，找个好工作”。但他担心在中国找不到何伟那样的机会，有足够的耐心和待遇，让他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而且，“如果要留在北京，户口也是一个问题。”他的本科同学大多进入国企、外贸公司当翻译，或者在培训机构教英语。
明天就是开学第一天上课——政治课。课表上还有国际关系、世界一流媒体研究、国际新闻采编研究、媒介体制比较等等，都是横跨东西的大命题，有的使用英文授课。学院在入学时就安排他们给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编译新闻，以外事宣传为主，每周一天，每天报酬100元。
张博文参加过一个以“中国梦”为题的征文比赛——他总是有意识地训练自己的英文写作能力，用一篇1800字的文章，介绍自己为什么想要做记者。他最终没有得奖，获奖者的中国梦是治理环境污染、帮助弱势群体。我请他发来那篇文章，从中摘抄一段记在这里。这是他从自己的英文写作翻译过来的——“我周遭发生的事情，以及中国乃至全世界发生的事件提醒着我，生活并不仅仅是几场球赛，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比体育重要得多。于是我又一次改变了我的梦想。现在我想成为一名‘记者’，更广义的记者。我不仅想写体育，更想写中国，写世界。因为我感到一种使命感，在我们的见证下，中国与世界都在飞速变化。人们仿佛被推进了一个瞬息万变的迷宫。他们眼花缭乱却又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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