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题：北宋词发展的进程_百度作业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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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题：北宋词发展的进程
论述题：北宋词发展的进程
　　词从晚唐五代出现并发展,到宋代达到顶峰.词的第一个繁荣期出现在北宋,同时也涌现出一批一流的大家和作品.从“伶工之词”、“小道”发展到全盛,这其中经历了一个繁杂曲折的过程,北宋词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宋初960年到宋真宗前期1008年.　　这段时期局部战争不断,社会风气和文学风气处于酝酿之中,宋人关于词的认识和创作也处于一个准备阶段.虽然没有大家也没有名作,但格局清晰明显,时间较长,可以归为一个时期,称为沉寂期.　　北宋前期词坛的沉寂从宋初960年到宋真宗前期1007年近五十年的时间是北宋词的前期.这一时期,在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局面之后,社会正处于一个休养生息并逐步走向经济复苏的阶段.但这时期的词坛却基本是沉寂的.　　这时期从事词的创作的文人常见于各种宋词选本的也不过七八位,词作大约几十首,相对于浩繁的宋词来说,这段时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是宋词的一段真空,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又称之为沉寂期.不过,其时实际上已有几位跋涉者在默默的耕耘,为新词坛序幕的拉开而预奏着序曲.　　这时期的“词人”有王禹偁,钱惟演、寇准、潘阆、林逋等几位.他们地位各异,遭遇不同,大多以文著称,并不是真正的词人,词仅仅是他们兴致偶来的随笔,数量甚少.潘阆词最多,其《逍遥游》存词也也不过十首.这时期晚唐五代词风盛行,温廷筠、韦庄的花间一派柔婉艳丽的风格霸占词坛,这些词人自然也受其影响.此时晚唐遗风仍然盛行,然而毕竟朝代不同,宋初的词人仍然对词进行了一些探索.　　潘阆就是其中代表性的一位.他的十首歌咏杭州的《酒泉子》为宋初词坛带来了若干清新气息.如：《长忆观潮》,作者在短短四十九字的篇幅中,写出了观潮的盛大场面、钱塘江海潮的万千气象及弄潮儿的过人胆略和技艺,可谓以少胜多,惜墨如金.但宋初词坛本承南唐余绪,大体不脱男欢女爱、伤春悲秋,词在当时仍然主要是应歌的,并未真正进入士大夫的生活.潘阆一反词坛软媚婉约的词风,以观潮题材入词,实在是一种大胆的尝试,是对传统词疆的突破.全词追忆观潮旧事,在纷繁的观潮场面中突出潮水的气势和弄潮儿的超绝技艺,气势豪迈,雄浑奔放,完全没有了花间词的胭脂气,在充斥着浅斟低唱的宋初词坛,确是难能可贵的,也反映宋初词人为改变五代词风所作的努力.　　第二个时期是从真宗后期1009年到宋仁宗1063年.　　澶渊之盟换来长期的和平,真宗此时得病,不再忙于战事,文治却颇有成效,终于使北宋一代进入经济繁荣期.后继的仁宗重用人才,致力于兴民事业,社会继续发展,经济的繁荣稳定为词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词迅速发展起来,又可称为活跃期.　　首先是出现了大量的词人,有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等大家为代表,又有范仲淹、王安石等成就特殊的词人；其次是词的数量大增,仅柳永就有近二百首词,晏殊有一百三十余首,晏几道更是多达二百六十余首,其余的词人也大多是十几首到几十首不等.因此无论词人的数量还是词作的数量都是北宋前期潘阆、林逋等人所无法比拟的.同时,词的思想内容有所开拓,词风有所转变,各个方面都开始了尝试.　　柳永是北宋的第一个专业词人.柳永,字景庄,初名三变,一生不得志,只做过县令、盐场大使、屯田郎一类的官,整日出入青楼,饮酒作乐,最后潦倒而死.作为一个落魄的文人,柳永显然没有苏轼那种豪放豁达的胸怀,所以他的词也显得有点“落魄”.柳永的词虽然在题材内容上并无大的突破,但他对词的贡献却是巨大的.　　首先,柳永率先大量创作慢词,增加了许多新调,改变了唐五代以来小令一统词坛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平分秋色,齐头并进,这是柳永对词的最大的贡献.　　其次,柳永是继南唐李煜之后进一步把词的抒情趋向朝着自我的内心世界回归,不再做旁观者的描述,而是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感情,情真意切.这是柳永的另一个重大贡献.　　此外,柳永注重追求通俗化、市民化的审美效应,适应普通民众的审美趣味和消费特点,也是柳永对词的贡献.　　晏殊和欧阳修是北宋词坛的大家.晏殊生于991年,欧阳修生于1007年,虽然二人年龄相差近二十岁,但一个是太平宰相,一个是朝中重臣,经历相似且有师生关系,所以他们的词作风格有着极大的相似,词史上合称“晏欧”他们都继承了晚唐五代柔婉的词风,但摒除了那种猥俗和过浓的脂腻.　　范仲淹和王安石是富有创新性的词人.范仲淹的词境界阔大,将词的艺术视野延伸到塞外边城,让白发将军和戍边征夫昂首走进词的世界,开豪放之先河,成为豪放词的真正源头,对后来苏轼豪放词风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王安石词风与范仲淹类似,词虽然不多,但意境开阔,感慨深沉,音调高昂,打破了五代以来的绮糜之风,具有独特的风格.　　总体来说,北宋中期的词坛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诸多词人的努力及所取得成就对后期词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点：第一是柳永大量创作慢词,使词的篇幅加长有利于感情的抒发,对后期豪放词的兴起起了推动作用；第二是范仲淹的边塞豪情和王安石的宏大气势融入词中,打破了婉约词的网笼,最先扯起豪放词风的大旗；第三是单纯个人抒情词作的出现,把词从单纯的描写引向了个人抒情,题材更加广泛,境界更加升华,为豪放词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第三个时期从英宗1064年至靖康之变之前的六十余年.　　这一时期边境战乱又起,社会弊病十分突出,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然而内忧大于外患,词人们经历了太多的坎坷之后反而激起了创作欲望,苏轼、秦观、贺铸、周邦彦等大家辈出,佳作纷呈,北宋词进入了繁荣期.　　北宋后期词坛的繁荣从1068年开始,北宋历史进入后期,大宋王朝表面的繁荣已经是日薄西山,然而宋词却迅速繁荣起来,达到了词的第一个高峰,出现了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等一流的大家及其一流的作品.　　这时期的词人并没有亲眼看到宋朝的灭亡,内忧大于外患,他们更多的体验到的是命运的坎坷、人身的失意和仕途的不幸,他们大都是在文坛上有盛名而政坛上无高位的失意文士,因此这个时期的词主要表现的是个体生存和人生失意的苦闷.此时期词人大致可分为两个群体.一是以苏轼为领袖、以黄庭坚、秦观、晁补之、李之仪等为代表的苏门词人群以及与苏门交往亲密的晏几道、贺铸等.二是以周邦彦为领袖的大晟词人群,晁冲之、曹组、万俟咏等属之.　　苏轼独树一帜开宗立派,师法其词的有晁冲之、黄庭坚等人；秦观俊逸精妙,自成一家,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周邦彦被认为是宋词的集大成者,对此的形式格律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贺铸、晏几道也各有自己的特色.这种大家崛起和流派纷呈的局势确切的表明宋词已经进入繁荣期.　　苏轼是北宋创造力最强、影响力最深远的词人,他以文坛领袖特有的胸襟和悍然不顾一切的气魄对词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开拓和变革.他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北宋中期词坛的婉约缠绵之风,“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苏轼是一个一贯不合时宜的人物,性格豪放,敢于直言极谏,先是和王安石为首的革新派发生矛盾,后又和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意见不和.坎坷的人生遭遇和沉重的仕途打击使他有着对生活和时代的深刻体验,词便成了他表达这种感情的工具.特别是乌台诗案后,苏轼唯恐连累别人,不敢与人交往,不敢随意为文作诗,但唯有词还可以自由吟唱.　　苏轼作词,颇有李白作诗之风,注重抒情,任凭感情的恣意爆发而不注重格式及炼字用句,当然,这与柳永慢词对词的格式的开拓创新是分不开的.同时北宋中期纯粹个人抒情词的出现及范仲淹豪放词风的影响再加上个人极高的天赋,使苏轼最终完成了宋词词风的根本转变,这是他对词的最大的贡献.　　总体上说,苏轼对词风的变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既向创作主题内在的情感世界开拓：将只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变为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只表现爱情之词变为表现性情之词；又朝外在的生活世界、时空场景拓展：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官场应酬、闲居读书、躬耕、射猎、游览、洗澡等日常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表现了大自然的壮丽图景.其《江城子•密州出猎》、《浣溪沙•麻叶层层》、《临江仙•夜饮东坡》等大量词作都表现了苏轼词表现功能的开拓.另一个是苏轼拓展了词的艺术境界.正是由于扩展了词的表现功能,从而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扩展了词的时空境界,提高了词的艺术地位,把词堂堂正正的引入了文学艺术的殿堂.也正是在苏轼之后,诗尊词卑的观念逐渐得到扭转、改变,词体的文学地位逐步得到认同,词由音乐的附属品、文人游戏的“小道”、“末技”渐渐的变成了一种具有独立性的与诗并驾齐驱的文学体裁.　　黄庭坚、晁补之同属“苏门四学士”之一,其词受苏轼影响很大.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创者,其文学成就主要在于诗,其词也有一定的名声.他的词一部分比较婉美,几同秦观,但另有一部分却有出格之嫌,具有豪放之气.黄庭坚在不少人批评苏诗词的情况下,继承了苏轼的词风,为苏词的进一步扩大影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又对南宋的豪放词起了一定的启迪作用.与黄庭坚同时的晁补之是苏轼词风的又一继承者.晁氏为人,才气飘逸,又曾在宦海沉浮,多次被贬,加上他接受了苏轼的影响,词风很近苏轼.特别是他的“隐居“词,如《摸鱼儿•买陂塘》等,在上继东坡,下启稼轩方面有着某种桥梁作用.　　同为苏门弟子,秦观在词上的成就却远远超过同门甚至欲胜其师,后人更把他尊为北宋婉约词派的代表.秦观词数量不如柳苏,内容上也无大的突破,但他却把前代婉约词的短、长两派各自的长处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情韵兼胜”的词风,这是他对词的最大的贡献.慢词容量大,长于铺叙,但结构单一疏散,过于直露；小令语言含蓄,结构缜密,意境深婉,但体制短小,韵味有余而容量不足.秦观则以小令词的长处弥补慢词创作的不足,从而达到了“情韵兼胜”的艺术效果,即感情真挚,语言优雅,意境深婉,音律谐美,符合词体的本色和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此外,秦观遭遇坎坷,又杂有个人的贫困和爱情的悲剧,政治上更是遭受到沉重的打击,因此秦观词中的“情”不仅有愁情、艳情,还有他的身世之情、贬谪之情、失意愤恨不平之情——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使类型化的情感中带有个性化的色彩,改变了传统艳情词的基质.这正是秦观词在感情内容方面胜过前代婉约词的显著特点,盛传一时的《满庭芳•山抹微云》就是这种特点的最好体现.　　贺铸与晏几道均属苏门之外,二人的词内容风格上差别很大,但俱同苏门人来往密切,在词作上都力求自成一家且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贺铸是一位性格颇为奇特的人物,词如其人,也显得相当的不同凡俗.贺铸是一位兼具豪放与婉约之风的词人.他性格豪放,为人近侠,又受苏门词影响,词风颇近苏轼.其代表作《六州歌头•少年侠气》“是宋词中的第一首真正称得上是抨击投降派、歌颂杀敌将士的爱国词篇”同时,贺铸的词又“另有一种伤心说不出处”,比如其悼亡词《鹧鸪天》,从中流出的丰异的至情令人为之心动.晏几道是晏殊之子,虽为宰相后代,却因家道中落,仕宦连蹇,成为时代生活的落伍者、孤独者.在苏门词人高唱“大江东去”的时候,他却沉溺于自己用词构筑的狭小的世界里,步武于“花间”,流连于女性王国.他的恋情世界是一个纯真执著近乎圣洁的审美的情感世界,其用情的至真至痴是其他词人所不能相比的.但除此之外,他的词在内容上并没有开拓,艺术技巧上精雕细琢突破不大,没有明显的特色.　　周邦彦是宋词的“集大成”者,由此可看出他在词史上的地位,尤其他对宋词特别是婉约词艺术技巧方面的规定与完善对词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周邦彦一共作词一百三十二首,多作于后期,其总体的风格就是典雅精工.他的词内容和体裁并无大的开拓,但其典雅精工的美学风范却把宋词推向了审美的顶峰.周邦彦对于词艺的规范化主要在于章法结构、句法炼字和音律三个方面.变直叙为曲叙,将顺叙、倒叙、插叙错综结合,时空结构上体现为跳跃性的回环往复式结构,章法严密结构多变；善于融化前人诗句入词,浑然天成犹如己出；在音律方面更是建立了严格的规范.“大晟词派”的诸多词人大都重形式、重音律,精心炼字而忽视了题材的开拓.　　北宋后期词坛,婉约与豪放两种词风并行发展,各有自己的特点和成就.这时期,苏轼和周邦彦应该是其中贡献最大的两位.苏轼在内容题材方面进行改革,使词真正成为一种文学体裁；周邦彦则在艺术技巧方面进行努力,在某些方面形成了一套固定格式芙蓉泛舟--南康肖中语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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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轼和辛弃疾豪放词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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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主要通过分析几个不同的方面来阐述苏轼和辛弃疾豪放词的不同特点以及风格。首先直接结合词人生活的社会背景，词人的生活经历来说明其不同。然后结合其作品风格的不同，写作手法的差别等一系列的内容来最终突出其不同点在哪里。
&&& 关键词：苏轼 辛弃疾 豪放词
在中国古代豪放词史上有两位重要的大家苏轼和辛弃疾。作为豪放词的代表，他们在中国词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并称为苏辛。但是他们的豪放词却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特点。
一、苏轼和辛弃疾的生活经历对创作豪放词的影响
苏轼和辛弃疾豪放词的创作必然会受到他们所处的社会背景的影响，但是最主要的却是受他们的个人的生活经历影响。
首先苏轼生活的北宋社会有着严重的内忧外患，积贫积弱严重影响着北宋的发展。词的发展愈来愈广阔，主要体现在社会功用方面。而到了辛弃疾所处的南宋社会，民族矛盾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状态，在继承北宋词发展的基础之上，词在创作题材和创作风格上都有了明显的变化。
&&&& 其次苏轼和辛弃疾的生活经历影响着他们创作。苏轼自小就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其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自从退出仕途后，他就把全部的经历放在对苏轼与苏辙的教育上。其母亲程氏也有知识并且深明大义，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所以苏轼自小就奠定了良好的学识和文学修养，为日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苏轼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思想，他二十二岁中进士，二十六岁有中制科优入三等，这些成就都来源于苏轼心中奋发图强，立志在仕途的生活中有一番成就的结果。苏轼这个人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敢于进言。在王安石变法时他持反对意见，在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反对意见，结果遭受多次的排斥打击。苏轼这一生政绩卓越，灭蝗救灾，抗洪筑堤，不论遇到什么事，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为老百姓，为国家的社稷多做些事。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努力，才华横溢，一心一意为国家着想的人，其仕途却充满了坎坷。苏轼在四十五岁时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在五十九岁时，又被贬到惠州。在六十五岁时又一次被贬到儋州。但是苏轼的三次被贬并没有影响他的奋斗，苏轼没有像很多文人那样在遭受一系列的仕途不易后选择放弃隐居，而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保持着乐观豁达的精神，奋力进取，建立丰功伟业。在被贬黄州时，苏轼曾到黄州东南三十里的沙湖游玩，途中遇雨，而雨具先行，同行的人个个狼狈不堪，而他却从容不迫，泰然自若。写了一首词，叫《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
&&&&&&&&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肃且余行，竹杖芒鞋轻胜马，
&&&&&&&&&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 在&穿林打叶&的风雨中，他拄着竹杖，披着蓑衣，穿着草鞋，迎着风雨，潇洒的任意而行。不必担心大雨淋湿衣服，更不用担心前路漫漫长途，只相信风雨过后，给予他的必是&山头斜照&。苏轼就是这样，不论怎样的痛苦经历，他必然能在苦闷压抑中寻找到积极乐观和信念。再看看辛弃疾他的生活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辛弃疾生长于金人占领区，自幼就决心为民族复仇雪耻，收复失地。他二十三岁南归之初，只被任命为小小的江阴佥判，六年后官职虽逐步升迁，但都是在地方任职，使他无法在职任上有大的建树和作为。四十二岁时辛弃疾又被弹劾罢职，闲居江西上饶带湖十年；五十二岁起复为福建提刑，三年后又被诬陷落职，然后再度赋闲八年，此后一直没有真正的进入仕途，六十八岁时含恨而终。辛弃疾不同于苏轼，辛弃疾人生理想是驰骋疆场，在战场上博取功名，他有很强的军人气质。在其词《鹧鸪天》中有这样几句话&人无同处面如心。不妨旧事从头记，要写行藏人笑林。&是那么鲜明的用词来表现自己的行藏出处和内心的精神世界。
二、结合作品来看苏轼和辛弃疾豪放词风格的不同
首先苏词在豪放中蕴含着旷达清远之意，表现着自身在这浑浊之世中的飘远独立，清远高洁之感。如苏轼的《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肃且余行&&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用直接省净的语言来表现自己在宦途中的自贞自洁，并不受政治，仕途坎坷不顺的影响，更能以乐观豁达的心态来面对生活官场。而也正是这种坎坷不顺的仕途的之路，让苏轼见识到了各种各样的事物，人，山水，开拓了苏轼的视野心境，让苏轼的词在豪放中蕴含了一种清新自然，旷达清脱的情感。读之苏轼的豪放词给我们带来那种激越澎湃的感觉是其他词所不能比的，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读起来是那么朗朗上口，行云流水，慷慨激昂。而辛词在豪放中却饱含着深深地英雄豪迈的爱国之情和国破家亡的悲愤之情，蕴含着苍凉，雄奇，沉郁的风格。这一点与苏轼的旷达，激昂的风格截然不用。
其次，苏轼和辛弃疾在仕途生活中的不顺影响着他们的创作。苏轼曾经被贬三次，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过程中苏轼并没有消极失望，而是在这样的消极痛苦中寻找寄托与希望，在精神上摆脱现实的苦难，从而达到精神上娱乐的状态。如苏轼的《明月几时有》中有这样几句话，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几句话是那么鲜明的表达了词人的心灵感受。在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中，词人无法摆脱现实的苦难，却以另外一种乐观的心态在虚拟的世界中寻找自己，解脱自己，从而在现实生活中达到愉悦。还有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与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都是借古来表达自己，却给人以不同的感受。
《念奴娇&赤壁怀古》，长江东流，千百年来无数英雄尽追逐。那千古的大战周郎用计火烧曹兵的赤壁之战至今仍为人所称颂。陡峭不平的石壁直插入浩瀚的天空，惊人的波涛拍打着险绝的江岸，卷起千千层层的浪花，江山是如此的美丽，那千古的英雄愈发的壮丽。遥想三国周公瑾，智慧与美貌并具，又有小乔那样的贤妻，手里拿着羽毛扇，头上戴着青丝帛的头巾，谈笑之间，曹操的无数兵船就葬身火海之中。这故国的战场，给予我太多的愁思，感觉人生恍如一场梦，愁思虽缭绕心头不如拿来一杯酒，让我与江上的明月共饮同醉吧！这样豪迈壮阔，慷慨激昂的情感借怀念英雄，壮美的古战场巧妙的抒发了出来。那风度气魄是多么的雄伟阔大，词人始终不曾放弃，心怀梦想，傲视古今。
辛弃疾在仕途生活中同样坎坷，阻碍重重。但是辛词却表现出了更多的悲愤痛苦之感。在国破家亡等的境地里，辛弃疾无法独善其身，他渴求保家卫国，收复失地，但统治者的腐败无法让他实现抱负，在这种理想与现实矛盾的境况里，辛弃疾无法排解郁气，他又没有苏轼那样洒脱的情怀，从而常常在其词中呈现出那种挣扎痛苦之感。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的江山，孙权那样的英雄很难再找到，当年的舞榭歌台仍在，英雄人物却随着岁月的流逝早已不复存在。长满草树的普通小巷，人们说那是那是刘裕曾经住过的地方，回想当年，他领军北伐，收复失地时是何等的威猛，然而刘裕的儿子刘义却好大喜功，仓促北伐遭到对手的重创。我回到南方已有四十三年，看着中原仍然记得扬州路上烽火连天的情景，怎么能回首啊！行宫外竟然有百姓在祭祀，乌鸦啄食祭品，人们过着社日只把他当作神邸一样来供奉，而不知道这里曾经是皇帝的行宫。还有谁问，廉颇老了，饭量还好吗？词中运用了很多古人的典故来抒发自己最真实的情感，流露出英雄迟暮壮志却始终未酬，才华不受赏识，英雄更加无用武之地的无奈情怀。那种悲愤痛苦之情喷薄而出，产生了极大的感染力和艺术力。特别是结尾一句话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更是借此来表达词人自己的垂暮之年的痛恨国破家亡山河破碎，而我却白发苍苍了，面对这样的人生，词人痛心疾首又无法排遣，只能吟出一首首悲壮之歌。
三、苏轼和辛弃疾豪放词写作手法的差别
苏轼和辛弃疾在豪放词写作手法上也有很大的区别，苏轼以诗为词的写作方法，使诗与词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而辛弃疾以文为词的写作手法更是大大开拓了词的意境和发展。而这两个人在写作豪放词又有那些不同的地方值得我们我们关注呢。首先，苏轼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有外在形式的差别，但是他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是一致的。苏轼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变革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金人元好问说苏轼词是&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例如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已经完全抛弃了男女柔情的爱情之词，真正表现了苏轼希望驰骋疆场，保卫祖国的豪情之志，更加把自己的真性情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从本质上说，苏轼的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成一种独立的抒情文体。再看辛弃疾的以文为词，他是在苏轼以诗为词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将古文辞赋中常用的章法和议论，对话等手法移植于词。而且，其豪放词中有大量用经用典，这样使辛弃疾的豪放词更加独特。在豪放词史上，辛弃疾所创造和使用的语言最为丰富多彩，其内容也更加博大精深，表现方式千变万化，这些都构成了稼轩词多样化的艺术风格。在两宋词史上，辛弃疾的作品数量最多，成就地位也最高。就内容境界，表现方法和语言的丰富性，深刻性，创造性和开拓性而言，辛弃疾都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也说&苏辛并称。东坡天趣独到处，殆成绝诣，而苦不经意，完璧甚少。稼轩则沉着痛快，有辙可循。南宋诸公，无不传其衣钵。&
&& 苏轼和辛弃疾同为豪放词的杰出代表，他们对豪放词的贡献都是巨大的，独一无二的的，不论缺少任何一位对豪放词无疑都是重大的损失，而且绝对是不完整的。苏轼的&一蓑烟雨任平生&，是多么的豁达，给多少文人以精神上的解脱。辛弃疾的&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样的豪言壮语，喊出多少有理想有抱负的志士内心的声音。无论是对古人还是对今人来说，苏轼和辛弃疾历来都是被人们所称道所喜欢的，了解苏轼豪放词也就必然谈到辛弃疾豪放词，他们是一体的，不可分离的。总之，苏轼豪放词中的清新洒脱是其个人气质的极大展现，辛弃疾豪放词中的沉郁豪迈是其爱国情怀的最直接的表露。不论是什么样的风格，都是最直接的感情的流露，从而汇聚成词史的河流，绵延流淌。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
[2]郭向群：中国历代名人传丛书，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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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芝国 邓丹：豪放词赏读，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8年版。
[5]王水照 朱刚：苏轼诗词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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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上网,理智发言豪放词派 -
豪放词的繁荣并非偶然，丰富的素材、完备的理论以及众多的创作实践，是它兴起主要原因。
一、广阔的社会生活，为豪放词的繁荣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宋代是积贫积弱的朝代。宋代采用分散臣僚权力的办法，大力标榜文治，重文轻武，优礼文人，并进一步发展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宋代迅速形成了以文人为主体的国家政权。文人的生活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经历也必然拓宽了他们文学创作的题材范围。宋初的范仲淹《》，词中的边塞风光，军旅生活，以悲凉而为慷慨，正是文人丰富的社会生活的体现。
北宋神宗年间社会变革，是当时社会矛盾的产物，表明宋王朝是处在必须改革而又改革不了的困境中。北宋末年，宋金联合发动的灭辽战争，充分暴露了宋王朝的腐败和孱弱。于是，辽亡后不久，金贵族政权的铁骑便大举南侵，吞并了整个中原地区，徽钦被掳，高宗南渡，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二次南北朝时的分裂局面，南宋前期，是剑与火的时代，血与泪的时代，恨共仇的时代，且不谈其间宋金双方曾有过若干年、若干次空前烈的拉锯战，保卫战和进攻战，即使在宋向金称臣称侄，岁贡银绢，屈膝求全的和平时期，以爱国将领、士大夫和人民为一方，以误国甚至卖国的昏君、庸君、奸臣为另一方，战与和，战与降的斗争始终不曾止息，面对国家的危亡，民族的耻辱，人民的苦难，只有是具有正义感的词人，谁还能“镇日偎翠依红，？谁还能整日介雕琢章句锱珠宫商？他们不期然地集合到苏轼的旗帜下来，拨动，叩响铁绰板，放开关西大汉的粗嗓门，高歌抗战，高歌北伐，词坛的天平急剧向“豪放派”一侧倾倒。宋词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就是由这批爱国词人蘸着自己动脉中沸腾的血液写成的。
二、完备的理论体系，为豪放词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范仲淹宋初的范仲淹出，豪放词才真正成为文人词的一种自觉的创作倾向。北宋后期，神宗朝的改革家步武范仲淹，从理论角度向“词须合乐”的世俗观念发出了挑战。他说：“古之歌者，皆先有词，后有声，故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词却是永依声也。”（宋赵令田寺《侯鲭录》）这句话是“以破为立”，“”的创作纲领，已然音在弦外。他提出的理论解放了词体，打破了“诗言志”而“词言情”的题材分工，冲决“诗庄词媚”的风格划界，松开了束缚着词的音乐枷锁。
词坛高手苏轼不甘落后，他在词的改革的道路上比王安石走得更远。他“豪放，不裁以就声律”。（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因此，他只把词当作一种句读不葺的新体诗来作。他在词里怀古伤今，论史谈玄，抒爱国志，叙师友谊，写田园风物，记遨游情态……他的词真正做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信”，（清刘熙载《艺概》）“如行云流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苏轼《答谢民师书》）他是豪放派当之无愧的奠基者。
辛弃疾把词的改革推向了高潮。他那般浑厚苍莽之气，那支雄奇奔放之笔，不但曲子里缚不住，就连词里最起码的，也无法范围了。在他面前，苏轼的“以诗为词”都显得过于保守，他干脆进一步解放了词体，“”。从此散文句法也进入了词的领地。正是理论上的不断创新，豪放词在北宋末年到南宋中期达到了巅峰。
三、众多的词人创作，为豪放词的兴起提供了恒久的动力。“豪放词”的发韧之始，应追溯到宋初的范仲淹。其后神宗朝的改革家王安石世，以《桂枝香o登临送目》、《浪淘沙令o伊吕两衰翁》之类刚健的怀古咏史词显现其政治长才，豪杰英气。词坛高手苏轼在词里或表现为平冈千骑，锦帽貂裘，挽弓射虎时的激昂慷慨，或表现为，吟啸徐行时的开朗旷达，或表现为长路酹目，故国神游，缅怀英杰时的的沉郁悲凉，或表现为长路思荼，荒村叩荆，试问野人时的随和平易……佳作层出不穷。
初期，李清照避乱南奔，经历了国破家亡、夫死一系列变故，在思想上有一个飞跃，能从一己的遭遇，反映时代的忧患乱离和南渡后人们的典型情绪，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和一定的爱国主义精神，突破了北宋婉约的内容。她在《永遇乐o落日熔金》中表达对故乡的怀念和对现实的深忧，曲折地反映出作者的爱国之心。南宋末刘辰翁说：“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
、等站在抗金最前列的将相首先发出了呼喊。李纲的咏史组词，一看便知是送呈御览的，旨在借古讽今，鼓励君王亲征，反对逃跑主义。有词以来，人但以“小道”目之，而李纲竟用如奏章，耸动“天听”，词的政治地位“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了。岳飞的词作虽不多，但都与抗战有关，字字珠玑。尤其那“壮怀激烈”的《满江红》，光昭日月，气吞山河，不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在近代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严峻斗争中，也曾教育和鼓舞过千百万人。
从创作的数量和质量、思想性和艺术性几方面结合起来看，张元斡与张孝祥当属南宋初期的杰出代表。张元斡以一曲《贺新郎o梦绕神州路》被削除官爵，遭秦桧诬陷。这首词是送胡铨的，胡铨上书请斩秦桧，谪往福州签判。张元斡不顾个人安危，写这首词送给他，并与之饯别。这不仅表现了词人刚正不阿，坚持正义的斗争精神，而且通过独特的艺术构思，抒发作者的“之气”，构成了沉郁悲壮的词风。《四库全书提要》称其“慷慨悲凉，数百年后，尚想其抑塞磊落之气”。孝宗朝“”失利后，投降派重新得势，遣使向金人求和，张孝祥悲愤地在建康留守宴上赋《六州歌头》，致使大臣张浚伤心离席。清著名词论家刘熙载读二张词，由衷地感叹道“词之兴、观、群、怨，岂下于诗哉！”词至爱国，其体自尊。
怒潮排空的南宋爱国词潮，至辛弃疾出而上升到了巅峰。辛氏青年时在北方沦陷区即组织义军，献身抗金复国大业。南归后，却始终不得朝廷重用，屡官屡罢，壮岁被投闲置散于乡里达二十余年之久，北伐宏图蹉跎成空。其将才相略既无处发挥，一腔忠愤，遂尽托之于词。无论高楼远眺，寒窗夜读，抑旅途书壁，归隐题轩；无移官留别，赠行，抑元夕观灯，中秋赏月；无论遣兴写怀，举杯祝寿，抑抚今，谈史谈史论经，他那以恢复中原为己任的豪情壮志，那因受昏庸无能的统治集团压制排挤打击、长期郁积而成的一肚皮不合时宜，时时处处一触即发，，不让荆轲《易水》；引吭高歌，肯数刘季《大风》；浩叹沉吟，无非，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由于他是来自北方的“归正人”，备受猜忌，动辄得咎，颇有些复杂的感情，过激的言论不便于直接吐露；又由于他饱读诗书，胸藏万卷，学问博大精深，不满足于前人用滥了的陈辞熟套，于是他便在词里大量用典，用生典、僻典，《论》、《孟》、、《左氏春秋》、《南华》、 、《史记》、《汉书》、《世说新语》、李杜诗，拉杂运用”。（清《莲子居词语》），这也是稼轩词的一大特色。此后，词人还有陈亮、刘过、刘克庄、、文天祥等，皆为忧国事歌，为豪放派之余声。宋代文人关注生活，积极投身社会变革；高歌抗战，反对外来入侵，正是他们强烈的爱国思想推动了豪放词的兴起。豪放词也以其独特的魅力，给后世以深远的影响。
豪放词派 -
萌芽与发展
豪放词派豪放词的前驱是范仲淹，北宋时期的苏轼在词史上开创性地发展了豪放词，在内容和形式上均做出了突破。南宋时期的辛弃疾极大地继承了豪放词风，他传奇般的个人经历和家国民族大义深深地影响着他对词的创作，形成了雄浑、慷慨的豪放风格，其词注重“豪”。豪放派的形成与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范仲淹写《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发豪放词之先声，可称预备阶段。第二阶段：苏轼大力提倡写壮词，欲与、曹元宠分庭抗礼，豪放派由此进入第二阶段即奠基阶段。当时学苏词的人只有十之一二，学曹柳者有十之七八，但豪放词派毕竟肇始于此。南宋词论家王灼说苏轼作词“指出上天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张炎《词源》将“豪放词”与“雅词”对举。沈义父《乐府指迷》说：“近世作词者不晓音律，乃故为豪放不羁之语，遂借东坡、稼轩诸贤自诿。”上述诸条都可印证此说。第三阶段：苏轼之后，经贺铸中传，加上靖康事变的引发，豪放词派获得迅猛发展，集为大成。这是第三阶段即顶峰阶段。这一时期除却产生了豪放词领袖辛弃疾外，还有李纲，陈与义，叶梦得、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等一大批杰出的词人。他们相激相慰，以爱国恢复的壮词宏声组成雄阔的阵容，统治了整个词坛。第四阶段：代表词人有刘克庄、黄机、戴复古、刘辰翁等。他们继承辛弃疾的词风，赋词依然雄豪，但由于南宋国事衰微，恢复无望，风雅词盛，渐倾词坛及豪放词人粗风等原因，豪放派的词作便或呈粗嚣、或返典雅，而悲灰之气渐趋浓郁则是当时所有豪放词人的共同趋向。
豪放词派 -
豪放派的特点，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和字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然而有时失于粗疏平直，甚或涉于狂怪叫嚣。北宋黄庭坚、晁补之、贺铸等人都有这类风格的作品。南渡以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陈与义、叶梦得、朱敦儒、张孝祥、陈亮、刘过等人承流接响，蔚然成风，辛弃疾更成为创作豪放词的一代巨擘和领袖。豪放词派不但“屹然别立一宗”（《四库全书总目》），震烁宋代词坛，而且广泛地沾溉词林后学，从、金直到，历来都有标举豪放旗帜，大力学习苏、辛的词人。
豪放作为文学风格，见于司空图，杨廷芝解释豪放为“豪迈放纵”，“豪则我有可盖乎世，放则物无可羁乎我”（《诗品浅解》）。可见豪放的作品当气度超拔，不受羁束。北宋诗文革新派作家如、王安石、苏轼、都曾用“豪放”一词衡文评诗。第一个用“豪放”评词的是苏轼（《答陈季常书》），他还开始写作打破传统词风的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等，颇引人注意。据南宋俞文豹《吹剑续录》载：“东坡在玉堂，有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这则故事，表明两种不同词风的对比，隐然把苏词看成可与相抗衡的另种流派。
豪放词派 -
北宋时期的苏轼在词史上开创性地发展了豪放词，在内容和形式上均做出了突破。他的豪放词风飘逸、高旷，注重“放”，以其个人才华把诗的立意带入词的天地。这是和他个人的学识修养、胸襟抱负、仕途坎坷及所处的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南宋时期的辛弃疾极大地继承了豪放词风，他传奇般的个人经历和家国民族大义深深地影响着他对词的创作，形成了雄浑、慷慨的豪放风格，其词注重“豪”。辛词反映了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表现了他恢复中原的豪情壮志，也展现了他失意时消极颓废的情绪。苏、辛二人是宋词史上的两座丰碑，他们的词都有着极高的艺术水准，虽同属豪放词却既有共同又有不同。
苏轼苏轼（公元年），北宋文学家、书画家，眉山（今属四川）人，字子瞻，号东坡。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后苏轼登上仕途，早年曾一度反对王安石推行新法，被谏官李定等人以讪谤新法罪逮捕入狱，即“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充团练副史。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他又激烈反对，特别是废除免役法。之后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他又一贬再贬，最后到儋耳。元符三年（1100年）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此年行至常州病卒，追谥“文忠公”。苏轼豪放词特有的飘逸高旷并非来无根由的，外因取决于他一生仕途的坎坷。尽管一贬再贬而浮沉不定却终身在任，这磨砺得他为士意志消沉而少争，但始终还保留达观的积极心态。在中“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此三句明写自然气候，但也委婉地暗示自己已经受得起政治斗争的风风雨雨，展望前途仍然抱有乐观的心态。苏轼的个人经历与性情、思想状态决定了他开豪放一派是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和人生积淀的。
独特风格苏轼是位伟大的文学家，他文学表现的形式和内容是多种多样的，单就所开创的豪放词内容而言，他“以诗为词”，把诗的题材、立意带入词的天地，开创性地培植出豪放一派。他的词注重“放”，意境极其高远，格调异常清新，在词史上起到继往开来的作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他的一首秋咏月兼怀亲人的抒情之作，又极好地表达了他丙辰（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知密州时的个人状态：
水调歌头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圆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此词上阕从月亮起兴，借传说中的月宫境界发出天上人间的疑问，由此萌生“我欲乘风而去”的遁世念头。继而又担心“高处不胜寒”，觉得人间的美好胜过天上。在这潇洒的文字里蕴藏着他思想上“遁世”与“入世”的矛盾。他所表达的内容深刻地揭示了他对的理解，以致字字行行如此飘逸隽永。“转朱阁”三句，从眼前月光的转移，逐至心中的“照无眠”，概括出天下人间的别离苦，也寄寓了怀念子由的手足深情。结尾两句仍旧表达了他达观、积极的处世态度，基调是健康的，展现了他仕途坎坷却任意沉浮的心态。这于相隔数年后，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谪居黄州所作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的“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朗”是相差无几的，但在内容上却相差较大，而是抛却蟾宫转至人间琐事。
这首词是苏轼高旷、飘逸豪放风格聚集的代表之作。特意选取的“水调歌头”词牌和镶嵌的内容都充分地表达了他在知密州时“欢饮达旦，大醉，作词篇，兼怀子由”与“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心态。此作完美地展示了他的心态，是他在个人趣味上积极地宣泄了心中的郁闷之情；当然，也较完整地体现了他对人生的渴读。这种对生活的渴读与深思，正是他豪放词的骨肉。他收放自如，驰骋纵横，任意天地而不拘一格。这种豪中展望的“放”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游赤壁时所作的《念奴娇·大江东去》，吊古伤怀，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个人才华和豪放风格。
念奴娇o赤壁怀古念奴娇o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此词写于他四十七岁时，不单描绘了赤壁的雄伟景色，而且豪情激荡地歌颂了古代英雄的业绩，抒发了他壮志难酬的不平之气，开拓了词的意境,使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词上阕以“大江东去”开篇，豪气十足地展现了赤壁风起浪涌的开阔意境,感慨深沉，起笔不凡,将浩荡之江流与千古之人事并收笔下以派遣。千古风流人物也被大浪淘尽,更何况是一般人呢？于是，他释然，对生命有所感悟，心绪顿时明澈。接下来的词叙更是撼人心魄，不仅描绘出周瑜的英雄形象，更倾注了自己追慕的敬意和向往。结尾的“人间如梦”照应开头的“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点明了消极悲观不是人生的真谛，超脱飞扬才是生命的颂歌。既然人间世事仿佛一梦，何妨将尊中之酒洒落在江心明月的倒影之中，脱却苦闷，从有限中创造无限，创造人与自然气化和谐的艺术之境。这种心境和他的“前后赤壁赋”所展露的情怀等同，只不过是换了词的形式来表达，少了深沉而多了飘逸。
苏词的内容所表达的是其对人生的渴读，也是其个人本性自然而然的宣泄，睹物而思，不拘而自旷达。这与辛词不同，辛弃疾更多的是以词炼史。如果说苏词里我们总能看到一位“仙者”，那么在辛词里则更多的看到的是帝王将相类的“志士”。而他们唯一相通的，只是内容所蕴藏的豪放之气。
辛弃疾生平简介辛弃疾（公元年），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人，生于南宋，他出生时他的家乡已被金统治者占领了十二年，人民生活艰难。
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年仅二十二岁的他便组织了一支两千多人的队伍，参加了山东耿京领导的拥有二十五万人的农民抗金起义军。耿京委任他“掌书记”。他认为散处在金人后方的起义军应该和南宋朝廷联系，以便战时配合。于是耿京派他去和南宋朝廷联系。当他完成了使命北返时得知耿京已被叛徒张安国杀害，他就约集了起义军首领王世隆、等率领五十名骑兵，奔袭济州，闯入有五万人的军营中，活捉了张安国，并策动在济州的耿京旧部近万人反正，跟着他渡江南下。渡江以后他把张安国交给朝廷，审明罪状，斩首示众。这一英勇行为，他一生常引以为豪。正因为此，在词作上总能看到收放自如、慷慨雄浑的“豪”。这和苏轼的“放”是有本源区别的。南渡后他主张抗战，曾先后上奏朝廷提供防御和进攻恢复中原的策略但未被南宋朝廷采纳。从二十三岁渡江以来，到罢官闲居上饶，二十年间不断受到投降派的排挤，南宋朝廷只让他在江苏、安徽、湖南等地做地方官。此间曾上表朝廷指责地方官吏聚敛之弊，反映百姓的困苦之状，要求皇帝深思致“盗”的原因而革新政治。这不但未被采纳反而触怒了南宋统治集团，结果他被调职。虽然他不能担任军事要职，但他并不灰心，一直没有放弃恢复中原的志愿和行动，积极从事备战的工作。这些都表现他不畏权贵、坚持抗金的精神。
独特风格辛弃疾极大地继承了豪放词风，他传奇般的个人经历和家国民族大义深深地影响着他对词的创作，形成了雄浑、慷慨的豪放风格，其词注重“豪”。辛词反映了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表现了他恢复中原的豪情壮志，也展现了他失意时消极颓废的情绪。
辛弃疾在词里总能恰当地用典而借古喻今，切合时事和身世，达到贴切而自然，从而给我们展示了他“豪”且雄浑慷慨的词风。不得不提的是《》是同年同地之词，又是一首借怀古评史、对屈辱苟安的南宋朝廷表示痛心和不满。虽然全篇没有一句直接指斥南宋朝廷的话，但意在言外，发人深思。以高潮的艺术水平达到以词说史的效果，慷慨、雄浑且沉郁悲凉。国家危难时，辛弃疾将心中的意气借词而发，寄托豪迈慷慨之志，这种直干九宵之“豪”与苏轼任意天地之“放”形成鲜明的对照。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
楚天千里清秋，秋无际。遥岑远目、，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声鸿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鲙、儘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盈盈翠袖，揾英雄泪。
《水龙吟o楚天千里清秋》是辛弃疾南渡后于1174年写在健康。当时他在政治上不得意，只能借游山玩水，，胸中壮志难伸颇是郁闷，从而此词的内容也是表达此类情怀。上阕写楚天千里、水天相接的清秋景色，由此引发他的愁思。这愁是给南宋朝廷的，“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说明胸怀壮志而又无可奈何的郁闷心情。下阕用典抒发自己无人能解的“登临意”，批评那种“求田问舍”鼠目寸光的庸人，随即感慨自己年老，又不屑如此，只好唤取“红巾翠袖”来消磨壮志。最后几句虽是蘸着颓废的牢骚，却依旧充斥着豪气充盈，坼天裂地，将平身不得伸展的志愿表达得淋漓尽致。
辛弃疾的是他在开禧元年（1205）年任镇江知府时作，时年六十六岁的他登上镇江的北固亭，面对大好河山，追慕古代英雄，感叹自己恢复中原的雄心壮志已不能实现，从而抒发内心的忧愤。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草，封狼居婿，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尤记、。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鸦社灶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首词先写满眼大好河山，追念到曾经活跃在这里的两位历史人物：一是北御强敌、内固国本的孙仲谋；一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刘寄奴。赞扬他们的英雄气概，也就是对南宋朝廷苟且偷安的谴责；追慕他们的英雄业绩，也就是对自己壮志难酬的慨叹。他对北伐的主张是，既要武力抵抗，又不可急躁冒进。这一主张也从下阕得以体现。然而结尾三句，借古人廉颇自比，充分说明了他抗金的壮志，同廉颇为赵献身的精神一样到老不衰，但处境却不如廉颇。
二人比较小结
苏轼和辛弃疾在豪放词上的异是大于同的，苏轼作为彻底的文人和豪放词的创导者其豪放词重在“放”——任意在天地间驰骋纵横的“放”，高旷、飘逸，是其个人趣味上次积极的宣泄以及对人生的渴读。苏词的内容大多展现的是他对人生的渴读与阐释，正是由于他的本性和对独特的理解所导致的，从而在他词的字里行间能看到一位智慧的“仙者”在或吟或叹。而辛弃疾始终是位爱国志士，国危家难时的南宋其词豪放偏倚在“豪”——直干九宵一鸣冲天的“豪”，雄浑、慷慨，这正是其着眼于国家安危大局而对现实不满后的发泄。在他融经炼史以典抒怀的词里，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一位不屈的“志士”，虽然他南渡后的生活内容里并未得志。所以，就苏词和辛词的内容而言是有较大差异的，而共同的地方则是借助词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情怀；对于各自的词风来说，区别恰恰就在于——辛词豪放在“豪”，而苏词豪放于“放”。
苏轼和辛弃疾豪放词是有相同和差异的。相同处在于他们把个人的才华和性情通过词较完美地展示出来，苏轼开创豪放派词风，辛弃疾极大地继承和发展了它。他们词风的异同是由他们的学识、志趣、经历以及所处的宋代特殊的历史、社会和人文环境共同造就的。总而言之，苏轼豪放词重在“放”，是高旷、飘逸的；辛弃疾豪放词重在“豪”，是慷慨、雄浑的。二人既有共同也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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